原创 清和社长  智本社

编者按：洋洋洒洒一万余字，还是新自由主义那一套，不能说作者水平有问题，而只能说历史的列车滚滚向前，被逼着往死路上奔跑。资本主义的末路全世界都看得明白，但就是被强大的力量往前推，国运2020，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将意味着什么？将以何种形势收场，每一个中国人都要保持特别警惕和清醒的头脑。

中国的改革开放首先是理论问题，理念问题，然后才是实践问题；没有最先进的创新思想和理念，何来大规模的超越和实践。尤其是在金融，教育，文化，法律领域完全是毫无灵魂的照抄西方，照抄美国，并且是抄美国和西方最失败的垃圾理念和相关管理制度。完全是“第五纵队”带路党的“沉船”思路。

因此，改革开放首要条件就是“识人用人”的问题。首先要改革的就是人事管理制度问题，把人用好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就会发挥得好，把人用错了，带来的问题就是“死循环” 。

美国搞乱世界的本事大家都见识过了，美国强大的情报体系，强大的第五纵队体系，强大的舆论操控体系大家都见识过了，新自由主义的亡国理论也见识过了，但就是该变不了，为什么？最主要的恐怕还是来自于美国和西方的压力，来自于内部利益集团，第五纵队和带路党的压力，但归根结底还是因为缺乏“四个自信”。

国运2020 | 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原创 清和社长  智本社

文 | 清和  智本社社长

送别了动荡的2019年，迎来了不确定的2020年。

我曾在《国运2019 |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写道：

“2019年，中国正在临近新旧时代演进、内外激流碰撞的巨大历史漩涡。”

不知从何时起，每年我们似乎都面临“变局”、“颠覆”、“挑战”，内心的焦虑被一遍又一遍的贩卖。

究其原因，我们始终未曾明白，这个时代，处在人类历史演进的哪个阶段，2020年，又行进到何处；这个国家，在历史变迁中将走向何方，我们微弱的身躯，又将如何自处。

同治十一年五月，李鸿章在《复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中说：

“臣窃惟欧洲诸国，百十年来，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中国，闯入边界腹地，凡前史所未载，亘古所末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我皇上如天之度，概与立约通商，以牢笼之，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国，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

作为晚晴时期最富争议的人物，李中堂把准了历史的脉搏，但未能扼住国运的咽喉。此后，百余年，整个国家，一代又一代人，都卷入巨变不安的洪流之中。

从人类历史演进的角度，自李中堂兴办洋务以来，中国开始进入“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向以交易为生的市场经济国家转型。百年以来，中国国运浮浮沉沉，改革开放将国家转轨推入深水区。

从全球化浪潮的角度，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基本已吃完全球化技术扩散红利及全球化市场红利，正临近“马尔萨斯陷阱”与“中等收入陷阱”。

以历史巨眸、国际视野观察，危机与机遇并存，我们会发现：

2020年，中国处在“历史性跨越”的关键节点上，每一个人的财富、前途及命运，都在这一历史性、全球化的宏大叙事中激荡。

本文继《国运2019 |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后，探寻2020年中国国运，思考个人前途。

本文逻辑：

一、历史性跨越：中高收入与陷阱

二、全球化生存：中美共识与分歧

三、改革性增长：中庸策略与歧途

01

历史性跨越

中高收入与陷阱

自远古时代以来，人类经历了三种生存方式的切换：强权掠夺、计划控制与自由交易。

在计划控制时期，欧洲建立了城邦经济，中国发展自耕农经济。这两种农业计划经济催生了一整套宗教、道德纲常及国家机器，诞生了政治学、伦理学（道德哲学）及宗教。

每一种生存方式的切换，都伴随着一次脱胎换骨的国家转轨及社会革命，可定义为“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在16世纪左右，欧洲城邦经济逐渐衰落，城镇开始兴起，原有的社会体系开始瓦解。百年之前，中国打开国门，以“夷”为师，从农业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

从计划控制为生到交易为生，人类经历了几百年的切换，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包括无数次经济危机、社会动荡及两次世界大战。欧洲及亚洲部分国家还使用农业计划的方式搞经济，以国家的力量发展工业计划经济，付出了巨大的试错成本。

以交易为生，需要承担风险，需要足够的勇气。自由市场击溃了原有计划控制的那套体系，催生了近代科学、经济学、现代政治学及新的国家治理模式。

中国这一“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不幸被日本入侵而打断。后来，中国开启了工业计划经济模式。40年前，中国接续了百年之前开启的“大变局”，大力发展市场经济，中国大步流星地从计划控制为生切换到交易为生。

如今，中国行进到这一历史性转型的关键节点——经济下行与贸易战叠加，结构性改革与新秩序重构叠加。所以，把视距拉长到千百年，中国正处于向第三种生存方式切换的关键时期。

目前，除了朝鲜等少数国家，绝大部分国家都正在向市场经济国家转型。只有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加拿大、瑞典、尼德兰等20多个国家成功完成了切换。二战后，只有日本、韩国、新加坡、以色列等寥寥数国加入到这一发达经济体阵营。

墨西哥、阿根廷、智利、菲律宾、南非、巴西等不少国家，都在国家转轨过程中“夭折”，掉入了“中等收入陷阱”。这种高开低走、停滞不前的转轨现象，值得中国警惕。

除了欧美几个头部国家，其它国家的经济增长得益于全球技术扩散红利。市场开放，引进技术，经济快速增长。这就是后发优势。

当技术红利消失，经济陷入衰退。其中，最根本的问题是，这些国家在开放市场时，切换到以交易为生时，没有相应地建立一整套制度体系。

最终，落后的制度滋生了庞大的既得利益者，阻碍了经济进一步发展，甚至破坏市场交易，试图重回强权掠夺与计划控制时代。以交易为生的人相信市场，以强权掠夺与计划控制为生的人，不相信市场，甚至打压市场，他们相信权力的逻辑。

所以，“中等收入陷阱”本质上是制度陷阱，或者叫既得利益者构建的陷阱。

这些国家凸显后发优势后，很快便暴露后发劣势。后发劣势，是美国经济学家沃森提出的。2002年，已故经济学家杨小凯在北京演讲时，使用这一概念，说明落后国家善于模仿技术，而不模仿制度，因为制度模仿容易遭到既得利益者的反对。

米塞斯就曾指出：“东方民族没认识到他们最需要的并非西方的技术，而是产生这些技术的社会秩序，他们最为缺乏的是经济自由和民间的原创力，但是实际上他们只是寻求工程师和机器，东西方的差距在社会和经济制度。”

米塞斯道出了当年大清灭亡的根本——“西学为用，中学为体”，只开放不改革。

如今，事实越来越清楚，当技术扩散红利消失，人口红利消失，经济增速自然下滑。这种衰退具有周期性，属于技术扩散性周期。

东亚经济迁移呈现明显的“雁型结构”，增长与衰退皆如此。日本技术扩散性的增长拐点在1968年，1974年世界石油危机后增速明显下滑，在80年代进入中低速，到1990年泡沫危机后彻底进入低增长。

韩国技术扩散性的增长拐点在1991年，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增速下滑，千禧年后进入中低速，2008年金融危机后基本进入低增长。

中国的技术扩散性的增长拐点在2010年，此后经济增速换档下行，如今正处于技术扩散性周期下滑通道。这时该怎么办？

根据他国经验，似乎有两条路可选：

一是逆周期调节，通过货币刺激、债务扩张，增加基建、房地产投资，避免经济快速下滑。在托举经济的过程中，试图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发展高科技产业。

这种方式，非常符合人们的美好愿望，但过于理想主义。货币刺激和债务扩张，导致资产泡沫膨胀，债务高企，金融风险大增，甚至引发经济增速断崖式下跌。同时，房地产及资产泡沫，对技术创新、高科技产业及实体制造具有挤出效应。

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通过这种方式度过难关、拿到发达国家入场券，反而因此加速滑入“中等收入陷阱”，如阿根廷、巴西、土耳其。

二是深化体制改革，发力制度建设，投入基础教育及基础科研，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世界上，成功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都是制度上有所作为、大胆作为。

以韩国为例。1988年韩国举办汉城奥运会，这是韩国第一次站在世界舞台上，也是改变韩国国运的关键事件。由于举办奥运会，韩国处于聚光灯下，国内的反对党趁机搞改宪运动，组织百万人走上首尔街头抗议。韩国军政府在世界聚光灯下无法强制镇压，被迫接受宪改方案，采用总统直接选举制。

金斗焕下台后，韩国第一位非军人总统金泳三执政，标志着韩国军政府的独裁统治被终结。虽然韩国政体及财阀经济依然存在一些问题，但是这是韩国历史上政治改革的关键一步。正因为这一关键改革，韩国经济才能一直延续，保住了经济增长的果实，还实现了经济结构转型升级。

再看日本，日本的现代国家制度由三个时期铸造：明治维新、二战后及泡沫危机后。1990年泡沫危机后，日本通过了《中央省厅等改革基本法》，修改了保险、信托、金融交易、证券等几乎所有金融相关的法律。

不仅如此，日本政府在泡沫危机后，实施了多期《科学技术基本计划》，发力于基础科研，支持日本在化学、核电、机器人、清洁能源、精密制造等产业发展。日本这几十年经济增速低迷，但却休养生息、完善法制、苦练内功、励精图治。

再看如今的中国。2019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我国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结构性、体制性、周期性问题相互交织，‘三期叠加’影响持续深化，经济下行压力加大。”

在经历了冲突交汇的2019年，中国经济出现此消彼长的局面：周期性下行与改革性增长。只有针对结构性、体制性的改革带来的增长，才能真正摆脱技术性扩散周期的下行。

在这个关键节点上，中国要避免既得利益者假以货币刺激、托举经济之名，行捍卫私利、拖延改革之实；要避免既得利益者以顺应民意、保障就业之名，行混淆视听、浑水摸鱼之实。

国家领导人多年前就说过：“现在触动利益往往比触及灵魂还难。”可见，改革已进入了深水区、攻坚期，到了要动固有利益格局的关键期；改革不仅会触动利益而且要触动灵魂。

再结合人类生存方式的第三次切换，你会发现，中国正在向“以交易为生”的市场经济转轨，处于“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攻坚期——制度性改革。

2019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预计将接近100万亿元人民币、人均将迈上1万美元的台阶。中国正式迈入中高等收入国家。2020年，是中国脱贫攻坚决战决胜之年，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之年。

在这一关键时期，只有制度性改革才能避免国家在迈入中高等收入时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只有制度性改革，才能守住过去四十年的经济成果，参与到下一轮的国际秩序重构之中；只有制度性改革，才能帮助中国从政策性经济走向市场性经济；只有制度性改革，才能帮助中国从半封闭经济体走向全球化经济体。

百年之前，中国开启“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向以交易为生的市场经济国家转轨。过去四十年，中国在经济上已取得阶段性成就。从2020年开始，中国临近“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性跨越——以自然国向法治国转型。

只有从自然国过渡到法治国，这个国家才真正在“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实现历史性跨越的伟大创举。

2020年，中国精英当以历史巨眸、国际视野，将这一历史性跨越作为新的立国战略，借助国际变局、秩序重构之契机，力推触及既得利益、触及灵魂深处的制度性改革，旨在跨越事关中国国运及前途的“制度陷阱”。

这是2020年中国精英的历史使命与国家担当。

02

全球化生存

中美共识与分歧

2020年，是中国“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关键之年，是实现历史性跨越的机会之年。

若不抓住契机，深化制度性改革，那么机会窗口则可能关闭。这个机会窗口主要有两个方面，对外是中美贸易战下的国际秩序重构，对内则是市场出清中的“刮骨疗毒”。

2019年收官之际，中美达成了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在知识产权的执法力度上、技术转让的公平性上、金融服务的市场准入上、货币及外汇的透明度上，中美之间达成了共识。

这次协议达成，最大的利好是降低了中美硬脱钩的风险，避免了贸易摩擦、加征关税、金融战进一步升级。

预计在2020年春节后，中美会启动第二阶段的谈判，谈判的重点将是第一阶段协议的落地问题——知识产权、技术转让、金融服务、货币外汇以及结构性改革。可以预见，2020年中美贸易谈判将更加深入与复杂。

通过这两年的博弈，我们逐渐了解了这个对手。美国到底要干什么？要遏制中国？似乎过于“修昔底德”。要中国发展自由市场？似乎过于“古典主义”。这个跟中国做了40年生意的合作伙伴，为何就突然翻脸了？

这是因为美国自己在搞结构性改革。

特朗普上台后，推动了国内的结构性改革，试图修正里根大循环。过去，美国建制派和华尔街构建的里根大循环，是一个经济结构失衡、扩大贫富差距、制造债务危机的国际秩序。在美国国内，经济结构失衡，贫富差距扩大，金融业繁荣，制造业衰落，贸易赤字和政府赤字持续扩大。2008年金融危机，正是这一秩序难以为继的表现。

美国选民，尤其是蓝领工人，试图通过选票诉诸于政治来改善自己的生活。美国部分精英阶层与底层民众形成了共识，试图改变这一失衡的国际秩序。

美国是一个全球开放经济体，又是国际秩序的重要建立者，美国政府搞大规模的结构性改革，其实就是改革国际经济秩序。

特朗普政府上台后一系列“反常”的举动，都是向原有的国际秩序开刀，试图打破建制派、华尔街金融界、跨国公司的全球利益链条。过去的国际秩序土崩瓦解，新的国际秩序尚未建立，中国最能够感受到这种新旧交替的震荡。

美国搞结构性改革，打破原有的利益链条，重构国际秩序，定然要与其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重新确立贸易关系、市场规则、合作条款。这就产生了中美贸易摩擦。

结构性改革，应该是中美两国的共识。失衡的里根大循环，给全球带来了经济结构性问题与贫富差距问题，美国、中国、韩国都未能幸免。

以韩国为例，美韩经贸关系其实是“华尔街+韩国财阀”。华尔街金融界是受益方，韩国财阀也是受益方，但是韩国国民对财阀颇为不满。

又以沙特为例，美国与沙特阿拉伯的经贸关系，其实是“华尔街+阿拉伯石油巨头”。阿拉伯石油巨头以美元结算，依靠出口石油创汇，然后用外汇购买美债、美国金融资产，支持华尔街金融业。

在中美经贸关系中，中国制造正好与美国建制派、金融界、商业界形成利益互补，构成了“华尔街+中国制造”模式。

与韩国财阀经济、阿拉伯石油经济不同的是，中国借助后发优势发展制造业，产业及国民受益更加广泛，财富增长的覆盖范围更大。美国华尔街资本投资中国制造业，广大农民工、私人企业参与其中，从中受益。

但是，中美贸易依然存在里根大循环中的结构性问题。我们来看看中国的结构性问题。我曾经指出，中国存在城乡二元结构、资本二元结构、竞争性与行政垄断性二元结构、国际市场与国内市场的二元结构。其中，国际市场与国内市场的二元结构是首要的突出性的结构性问题。

过去，在里根大循环中，中国放开了部分市场与政策，与美国建制派、华尔街金融界、跨国公司组成了全球产业链与利益链，在国际竞争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形成了自有特色的经济体系以及增长方式：

通过汇率管理、资本管制以及行政性市场准入制度构建了一个相对封闭的国内市场——守闸门；

在这一相对封闭国内市场中，通过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实现财政赤字货币化融资，配合土地和银行国有化制度，推动基建、房地产和制造业大规模投资，形成中国尤其是近十年强劲的增长动力——加杠杆、强刺激、调节奏。

利用人口政策、有管制的汇率政策、产业政策、行政性低薪制度、环保政策、知识产权相关政策，形成人口红利、低汇率红利、知识产权红利、环境红利、全球化产业转移及技术转移红利，创造了大规模的廉价商品及出口创汇，源源不断地输向美国及全球，促进中国成为“世界工厂”，构建了覆盖全产业的初级工业体系，同时积累了全球最大规模的美元外汇——高增长、高外储、高储蓄。

通过国有企业体制以及行政性市场准入制度，形成一个封闭性、限制性竞争市场，包括银行、金融、石油、航空、铁路、电信、电网等等，构建了一个相对完整的重型工业体系，积累了大规模的国有资产——高国储、稳财政、稳市场、稳就业。

特朗普政府指责中国出口补贴、国有企业不正当竞争、知识产权保护不力、强制技术转让、干预外汇、刻意压低工人工资等，但问题是，为什么过去几十年美国人都能容忍？

原因是，过去里根大循环中，中国这套经济体系，让美国建制派、华尔街金融界以及跨国公司受益。

中国虽然存在国有企业及非竞争领域，但是在开放性竞争领域，跨国公司获得不少优惠政策。中国的劳动工资低、工作环境有待改善、存在出口补贴、产业补贴，但是廉价出口商品对华尔街金融界的冲击最小。

相反，中国商品大量出口到美国，美国跨国公司及金融界收益最大。一方面跨国公司在中国投资设厂，大赚美国市场的钱；另一方面中国出口创汇而来的大量美元，通过购买美债的方式回流美国，华尔街金融界乐见其成。

中国的美元，如何回流到美国，对美国的经济结构影响不小。若以进口商品的方式，这将有利于美国制造业及产业工人。不过，中国采取官方结汇的方式，央行外汇管理局持有绝大多数美元，同时采购大规模的美债，有利于美国金融业及华尔街。

如今，美国建制派失去了白宫掌控权。美国制造业及蓝领工人支持的特朗普政府，希望改变过去建制派、华尔街金融界及跨国公司与中国的经贸关系及利益链。

特朗普的就职演说指出了里根大循环的社会痛点：

“长久以来华盛顿的一小群人攫取了利益果实，代价却由人民承受。华盛顿欣欣向荣，人民却没享到财富。政客们塞满了腰包，工作机会却越来越少，无数工厂关门。建制派保护的是他们自己，而不是我们国家的公民。”

所以，美国对中国发动贸易战，与中国重新协商贸易关系，是美国国内矛盾的外部化，也是美国结构性改革、重构全球秩序的重要一步。

特朗普这一国家战略构筑在“政治正确”之上，不管特朗普是否连任，中美是否构建新的贸易关系，美国政府都会继续推进结构性改革和新秩序构建，试图扭转产业失衡、贸易失衡、贫富差距扩大的局面。

如今，美国阻挠WTO上诉机构正常运行，WTO规则改革势在必行，焦点在解决产业补贴、知识产权和强制技术转让问题，以及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及差别待遇上。WTO规则改革，可能对中国当前的经济体系及增长方式构成冲击。

除此之外，美国、加拿大、墨西哥、日本及欧盟正在倡导并推动“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国际秩序构建。若“三零”国际贸易秩序形成，中国又没能在这次协商中与美国达成最终的双边协议，那么中国将面临二次入世的风险。这意味着中国再次融入全球化新秩序的机会窗口关闭。

所以，2020年是中国融入全球化、共建新秩序的机会窗口。中美贸易战，对中国来说是挑战，也是机遇——是中国倒逼改革、扩大开放的机遇，是中国成为全球化国家的机遇。

如今，美国在搞结构性改革，中国也在搞结构性改革，结构性改革是中美两国的共识。中美贸易摩擦的谈判最终指向结构性改革。美国的结构性改革等同于国际秩序重构（包括与中国重新商定贸易关系）。中国与美国的贸易谈判，重新商定贸易关系，其实是最大的、首要的结构性改革。

2020年，中美之间的分歧不是结构性改革，而是确定怎样的贸易关系，构建怎样的新规则，如何“找到一个让我们都变得富有的方法”。

更具体来说，中国的结构性改革到什么程度，才能既能避免与美国脱钩，建立新的贸易关系，加入新的国际秩序；又能避免过度开放、过快改革带来的外溢性及非经济风险；还能抑制经济快速下行，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为科技创新、高质量发展蓄力。

这是2020年中国精英的现实重任与艰巨挑战。

03

改革性增长

中庸策略与歧途

每一次全球化大退潮之时，都是全球秩序重构之际。这次国际秩序重构，美国向太平洋丢下一块大石，波浪冲击到对岸的中国。

大致的逻辑是，美国结构性改革同等于国际秩序重构，国际秩序重构波及中国结构性改革。如今，中国结构性改革，既是内部改革问题，又是对外开放问题。

中国当以此危机契机，全面深入地推动久拖不决的结构性改革。这也意味着中国现有的经济增长方式将被改变：

在全球开放经济体中，中国积累的高储蓄、高外储、高国储三大压舱石可能松动，资本管制、汇率管理、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产业政策将受到掣肘，守闸门、加杠杆、强刺激、调节奏作用被大大削弱，高增长、稳财政、稳市场、稳就业的效果组合也可能被瓦解。

这也说明现有的经济增长方式，存在明显的结构性问题，已不再适用于全球化发展的方向。

越早深入改革，越早做好准备，按照计划与步骤开放金融、放开竞争，越能够抵御国际新秩序、新竞争带来的冲击与风险。

2019年底，中国经济学界因“保六”展开激烈争论。这场争论说明，中国精英对通过刺激政策保增长依然保有幻想。更有理想主义者认为，中国可以一边刺激保增长，一边推进结构性改革。这种想法，与“轻松减肥”无异。

改革，是一项艰巨的挑战，是触及利益与灵魂的艰难事业。若继续在货币及财政刺激中赚得钵满盆满，谁还有动力改革。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之所以能够推动暴风骤雨般的改革，原因是中国从上到下保持着对经济增长的渴望。若在货币盛宴的酒池肉林中自嗨，谁还有动力通过改革来促进经济持续增长。事实上，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货币大潮，极大地伤害了中国精英改革的决心与动力。

“一边刺激性保增长、一边改革性促增长”的理想主义，只会贻误改革良机——对外错失参与国际秩序重构的机会，对内错失市场出清、经济转型的机会。

过度使用逆周期调节的结果是，经济没有了周期。经济没有周期，并不是意味着经济持续增长，而是突然面临断崖式下跌。一再拖延结构性改革的结果是，锁死经济风险。锁死经济风险，并不是意味着经济平稳增长，而是可能与国际硬脱钩。

所以，刺激性保增长，还是改革性促增长，是2020年中国精英面临的客观选项。这道选择题，其实没有折中选项，但中国精英最可能选择的却是折中选项。具体我们看以下关键领域：

一、房地产走势及价格

房地产，是中国的国家信用基础。中国的广义货币是土地本位，地方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是房地产。土地与房地产，构成了中国财政信用及货币信用的基石。

我们有一整套政策，如资本管制、外汇管制、土地国有、房地产调控、户籍制度及学位房制度等，支撑房地产价格及国家信用。

不过，中美贸易战之后，随着金融逐步开放，原有的经济增长方式面临转型，房地产的信用支撑地位面临泡沫性风险。

所以，中美贸易战及金融开放，成为预判2020年及近些年中国房地产走向的重要维度。

2019年，中国面临经济去房地产化、房地产去泡沫化的挑战。中国精英最终接受了一种折中方案：稳字当头——稳房价、稳地价、稳预期——上限为金融开放风险，下限为保增长及土地财政。若房地产价格继续上涨，不但会增加挤出效应，还可能制约金融开放的步伐，增加外溢性、输入性风险。

中央层面削弱了房地产在经济政策中的重要性，将房地产调控权下放到地方政府，严控银行资金流向房地产。

地方层面行使调控权，维持房价及地价稳定，保持土地财政增收，保持经济稳定增长。

2020年，中国的房地产时代过去了。这主要指房地产价格大涨的时代过去了，房地产造富的时代过去了，房地产作为经济增长龙头的时代过去了。

对内，房地产演变为保增长、稳增长的工具；对外，房地产成为外溢性风险、金融开放风险的雷区。所以，维持房价稳定，起到保增长与防风险的“双重功效”。

2020年，稳房价政策将延续，各地房价将出现明显分化，地方政府大概率会放松调控以托举房价；房价一旦上涨过快，又会压一压。

二、金融开放及改革

金融开放已经迈出了实质性步伐，中国在2019年推出了外商投资法，降低了金融准入门槛，推动利率市场化，强化汇率自由化。预计在2020年，金融开放将是中美第二阶段谈判的博弈焦点。

事实上，金融领域的结构性改革，事关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以及中国民营经济的前途。

在现有的经济体系中，金融政策（资本管制、外汇管制）起到守闸门的作用。若金融逐步开放，内外市场的结构性壁垒被击溃，内陆河与太平洋相连，现有的政策性经济（产业政策、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将难以发挥作用。

在国内，金融领域结构性问题，形成突出的信贷歧视，导致货币传导机制不畅，私人企业融资难、融资贵。这一问题很大程度上掣肘了货币政策。货币政策稍微紧缩，私人企业立即陷入流动性困境，可能引发违约潮。

金融领域的结构性问题，原因在利率非市场化以及国有银行体制。利率市场化改革以及放开国有银行竞争，可以冲击信贷市场的结构性壁垒，降低信贷歧视和私人融资成本。

行长听市场而不是听市长，信贷市场遵循价格机制而非权力逻辑，这才是真正的结构性改革。

值得注意的是，若继续使用宽货币、宽信贷保增长，只会掩盖信贷歧视及传导机制问题，恶化信贷结构性问题。短时的增长及麻痹的阵痛，换来的将是更严重的债务问题及金融风险。

2019年，央行公开市场调节得到高度强化，信贷市场的灵活性被紧信贷限制，货币政策调节空间被大大压缩。

2020年央行试图提高利率市场的灵活性，以降低公开市场调节的压力。预计，2020年中国将继续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利率将进一步下调，试图与国际金融周期并轨。

三、开放市场及国企改革

在过去的里根大循环中，中国形成了竞争性与非竞争性二元结构市场。如今，中国正在打开非竞争性领域，私营企业及外资企业将进入。

2019年底，《关于营造更好发展环境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在电力、电信、铁路、石油、天然气等重点行业和领域，放开竞争性业务。开放市场准入，降低私人资本的歧视，引入竞争机制，才能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

很多人不明白，为什么结构性、体制性改革能够促进增长。经济增长根本上源自技术创新，技术创新源自自由市场。结构性和体制性改革旨在打破行政垄断、竞争性壁垒及行业门槛，通过引入自由竞争，让市场配置资源。

过去四十年，中国经济增长主要来自制度性改革启动并激活了市场机制。如今，过去改革释放的空间已不足，未来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非竞争性领域改革——启动市场和释放资源。

预计2020年，金融、电力、电信、铁路、石油、天然气等非竞争领域的市场准入改革，将是中美谈判的重点。

非竞争领域的改革，对产业政策（尤其是产业补贴）优化和国企改革具有倒逼作用。过去，产业政策，尤其是巨额产业补贴的弊端日益显现，国企混改进展缓慢。如今开放市场，浪潮扑面而来，以相对残酷的方式荡平市场，还市场以公平性与竞争性。

这一领域的改革，对内将释放更多的权益与资源给市场，促进中国经济良性增长，是触及利益与灵魂的重要改革；对外将降低中国受到“不公平优势”及“不当竞争”指责的压力，是中国融入全球化竞争秩序的关键改革。

四、制造业及技术创新

过去四十年，中国经济增长源自制度性改革释放的各种红利——全球化技术扩散红利、人口红利、法律红利等。如今，红利消退，一切归零，增长还得依靠技术创新。

经济结构转型升级，表面上是淘汰旧产业、落后产能，其实是技术的迭代升级。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最大的问题是，大力推行“腾笼换鸟”政策，导致过度、过早的去工业化。

技术的迭代与创新，是一个艰难漫长且需符合自然科学规律的过程。扎实的基础教育、巨额的基础科学投入、低泡沫的金融环境、完善的法治环境、自由的思想市场及开放的竞争市场，都是技术创新必不可少的条件。即便如此，在基础性创新层面，还要加上时代机遇与运气的成分。

目前，非竞争性领域的进入壁垒，是中国技术创新之路的高墙。上游基础技术领域乃国之重器，但这一领域基本处于限制性竞争与封闭之下。在中国，航空航天、核能核电、通讯技术、船舶重工、油气勘探及开采、发电机及电网等有着相当高的政策性准入门槛。

很多人说，中国私企缺乏To B，问题的根源就在此。这无疑极大地断送了中国技术升级及演进之路，也阻碍了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之路。

所以，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制造业的产业迭代及技术创新，缺的不是资金，而是对非竞争领域的准入改革，对金融领域的信贷歧视改革，对学术及思想市场的“破天荒”般改革。

总之，改革没有捷径，改革不能有任何的理想主义。

这是2020年中国精英的路径选择与决策参考。

总结

若从千百年人类历史演进的角度，我们会发现，2020年处在中国“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关键节点上。这个关键节点，近百年史上只出现过三次，每一次都在推动中国向以交易为生的市场经济国家转型。

若从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角度来看，2020年处在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节点上。这个关键节点，过去十年似乎一直都存在，但这一次在内部经济下行与外部贸易战的叠加冲击之下。

2020年，风物长宜放眼量，中国精英当以“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为时代使命，历史性跨越为新的立国战略，抓住内外交叠的机遇，迎接反对势力的挑战，推动触及灵魂的改革，融入全球化、参与新秩序构建，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经济发达的制度性国家与全球化国家。

2020年，若重燃八九十年代的改革之火，以理性的态度参与国际竞争，说明我们抓住了时代赋予我们这代人的机遇，肩负起了历史赋予我们这代人的责任。

2020年，若依然在平凡中度过，亦或是在群氓运动中度过，说明我们正在失去什么。

不确定的一年已经开启，我想，我们这代人最需要的品质，中国最需要的品质，便是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