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擎  文化纵横

刘擎 | 华东师范大学世界政治研究中心

本文由《澎湃新闻·上海书评》(shanghaishuping)首发

【导读】

告别2019年，一个年代(decade)落下帷幕。新世纪迈进第三个十年，世界的面容仍晦暗不清。混沌与动荡经年已久，大变局中的人们或许不再惊慌，但却难以辨识，更无从把握自身的“时代精神”。当云集的欧洲政要们谈论着“冷战终结”的意义，与此同时，“新冷战”的言说已经甚嚣尘上。福山所谓已经“终结”的历史斗争似乎正重新开启。但当下的现实世界遍布着汇聚的反例：英国脱欧、美国退守、WTO上诉机制失灵，NATO成员争议四起，经济和政治的民族主义勃兴、分离主义、反移民和排外浪潮的汹涌、贸易争端的加剧，以及全球化的衰落（似乎只有中国仍然积极推进全球化，并畅想人类的共同命运）。在过去的一个年代，我们见证了历史方向的逆转，分裂与离散开始主导时代潮流。人们讲述着各自不同的“小故事”（历史），而“大写的历史”及其目标似乎已消失隐匿。当此变局，2019年的西方思想发生了哪些变化？

本文作者自2003年起撰写西方思想界的年度综述评论。本文的网络版分为上“世界变局”、中“欧美风云”、下“思想前沿”三篇发表，并略去部分内容和文献注释，由《澎湃新闻·上海书评》首发，感谢授权，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诸君思考。

上：世界变局

序言

近身的世界

告别2019年，一个年代（decade）落下帷幕。新世纪迈进第三个十年，世界的面容仍晦暗不清。混沌与动荡经年已久，大变局中的人们或许不再惊慌，但却难以辨识，更无从把握自身的“时代精神”（Zeitgeist）。可谁还会在乎老黑格尔的陈旧概念？既然历史目的论早已被时尚思想抛弃，时间之矢也就无所谓确定的方向。

柏林墙倒塌三十周年，德国在11月举办系列纪念活动。福山在柏林墙遗址前接受《德国之声》采访，他对“历史终结论”毫无悔意，并坚信“推倒柏林墙的精神长存”。云集的欧洲政要们在谈论“冷战终结”的意义，而与此同时“新冷战”的言说已经甚嚣尘上。已经终结的历史斗争似乎正重新开启。

可是“End”一词不只是“终结”还有“目标”的涵义。福山自己说过，他也是在双重意义上将这个词写入他的书名，因此“历史终结论”也就是“历史目的论”。黑格尔和马克思相信，时间是一个矢量，世界历史有其方向，终将达成人类共同的目标。福山只是这个思想传统晚近的继承者，他认为在历史观的意义上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并声称这是中国人不太容易误解他的原因（可是他偷换了马克思确定的最终目标！这解释了为什么中国人不会喜欢他）。现实进程中的历史“故事”远未终结。但福山的问题是，我们何以能就此断定世界历史（人类的故事）不会有共同的目标？

因为共同的目标依赖于汇聚或趋同的经验证据，福山曾坦言他受到上世纪中叶“趋同理论”（convergence theory）的影响。但当下的现实世界遍布着汇聚的反例：英国脱欧、美国退守、WTO上诉机制失灵，NATO成员争议四起，经济和政治的民族主义勃兴、分离主义、反移民和排外浪潮的汹涌、贸易争端的加剧，以及全球化的衰落（似乎只有中国仍然积极推进全球化，并畅想人类的共同命运）。的确，在过去的一个年代，我们见证了历史方向的逆转，分裂与离散开始主导时代潮流。人们讲述着各自不同的“小故事”（历史），而“大写的历史”及其目标似乎已消失隐匿。

政治理论家沃尔夫（Alan Wolfe）在《新共和》发表书评，为福山的新书《身份认同》（Identity）而惋惜，断定这是昙花一现的著作。他赞叹三十年前的那部名著，称之为“大观念”之作，虽然论点错误，却石破惊天、足具份量。正如马克思哪怕错了，也不会是“次要的后李嘉图主义者”。沃尔夫哀叹当下缺乏大观念著作，期盼那种能在纷乱谜团中为人辨析引导性线索的作品。

但大观念之作再次出现了。著名经济学家米兰诺维奇（Branko Milanovic）在9月出版新著《唯有资本主义》（Capitalism, Alone），阐述当今世界已汇聚在同一经济体系中，它的语汇成为世界各地的通用语言。米兰诺维奇的论题像是打了对折的终结论，砍去了福山版本中的自由民主制，留下资本主义经济作为世界体系的框架。他论证指出，目前最主要的冲突与竞争汇聚在这个体系内部，只是发生在其东西两种变体之间，“自由优绩制的资本主义”（liberal meritocratic capitalism）以及“政治的资本主义”（political capitalism）。两种形态都有各自特点的缺陷，但处在同一体系之内，它们共同的演化将塑造未来几十年的世界历史。这个体系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和利润，但在社会平等和道德状况方面相当令人堪忧，这正在侵蚀健康的自由主义价值观及其政治理想。或许，目前的现状只是通向更好世界的道路中一段崎岖坎坷的阶段，正如十九世纪粗鄙资本主义的改良过程。但这种进步可能没有历史必然性。

姑且不论他使用的范畴是否恰当，米兰诺维奇在分裂与离散的潮流中提出了一种汇聚的论述，这与人们的现实感大相径庭。我们熟知的常识是“冲突导致分裂和离散”，“共通才会汇聚和融合”。这位经济学大师似乎缺乏常识。

然而，人类的大历史恰恰（主要）是一部“冲突而汇聚”的历史，更确切地说，是一个“经由冲突，达至共通，终于汇聚”的故事。这是林肯南北战争和战后重建的故事，也是欧洲经由二战、战后和平进程，最终走向欧盟创立的故事。

当下的冲突与离散趋势，恰恰因汇聚本身而起。全球化过于迅即，也过于紧密地将原本相距遥远的生活方式联系起来，纳入同一个复合相互依赖的体系，可称之为“近身的世界”。但这个世界并不是一个“地球村”（麦克卢汉只说对了一半），而更像是“地球城”，汇聚的人们来自不同的“村庄”，带着千差万别的方言、习俗与信仰。差异让生活变得丰富多彩（这是许多人偏爱城市的原因），但也埋伏着冲突的隐患。

疏远的人们可以漠视差异，在遥遥相望中和平共存。但在近身的世界中，彼此迂回和缓冲的灰色地带大大收缩，差异更可能引起分歧，矛盾难以调和，冲突容易加剧（从前完全无法想象，某个运动员的一条推文就足以激发抗议和反弹，掀起一场话语对抗的风暴）。于是，“脱钩”成为一个似乎现成的选项。

但我们很难离开这个近身的世界，或者付出的代价不可承受。正如厌恶城市的人们在踏上返乡之路后，很快会发现记忆中的乡村已面目全非，越来越深入地被织入了城市之网。无论在积极或消极的意义上，相互依赖的进程仍然在不断加深。在米兰诺维奇看来，这是唯一仅存的世界。

在这个意义上，离散并不是汇聚的反题，只是汇聚不良的应急症候。因此，“受不了你，却离不开你”（Can’t live with you but can’t live without you）这句流俗的台词正是我们“时代精神”的侧影，我们完全可能只是处在“冲突而汇聚”的曲折进程中。是的，历史是有方向的，但并不直线前行，黑格尔和马克思都这样说。

但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不会同意。他相信冷战之后的自由国际秩序只是“大幻觉”（The Great Delusion），至多是短暂间奏，世界再次回归冲突的时代，这是政治的常态。这位现实主义理论大师声称，在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的每一次交战中，几乎都是民族主义获胜。他甚至提出了哲学论证：自由主义失败的缘由在于其个体主义的哲学基础，但这是错误的哲学，因为人类“天生就是社群动物”（他邀请了亚里士多德来点赞），必定依赖于共同体而生活。

不过，按照这位理论大师的“政治哲学”，人类至今还会生活在宗族、部落至多是封建王国的政治社群之中。对于部落人而言，民族国家（更不用说欧盟）完全是妄想的乌托邦。如果人类可以突破部落，走向民族国家“想象的共同体”，那么为什么“想象”必定到此为止？为什么民族国家是政治共同体唯一和最终的形式？米尔斯海默对当下国际冲突的洞察并没有错，但这是依赖特定时代条件的历史政治学解释，本不必用半吊子的哲学伪装成一个“大观念”。

无论如何，这个时代在经验意义上呈现出离散与汇聚的双重性，或许很难断言哪一种才是大趋势。谁知道历史有没有方向？说不定古人说的对，历史是循环的，而历史的线性进步只是启蒙哲学家的幻觉。但是，今天让人们汇聚的力量不只是美好事物的吸引。全球气候危机，极端主义势力对安全的威胁，高新技术发展的多种挑战，以及在世界大部分地区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所有这些都不是民族国家能够单独解决的问题。即使在负面的意义上，人类也分享着共同的命运。汇聚不必因为彼此喜欢，而是因为面对着无法独自应对的共同问题，这要求在竞争中保持对话与合作。

那么，“新冷战”是无可避免的吗？有人相信甚至期待“注定一战”，因为《左传》早就说过“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可是，后来陆九渊又说“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中国的传统智慧是如此丰富，让离散与汇聚都会有据可循。但如果米兰诺维奇是对的，如果双方已经处在同一体系之中，那么“新冷战”将是一场（与旧冷战完全不同的）“世界内战”，这大概需要在哈贝马斯所说的“世界内政”（Weltinnenpolitk）的框架中才得以恰当理解以及应对。

未来会怎样呢？中国智慧也穷尽了不同的可能：“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是高明的见解。但罗贯中没有读过《人类简史》，看不清长久而缓慢的变量。在大尺度历史的研究考察中，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发现“合久必分只是一时，分久必合才是不变的大趋势”。

脆弱的新共识：

美国对华战略的分歧

“你听到的撕裂声，是两个巨大经济体开始脱钩的声音。”名作家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感叹着。他曾期许一个不断“变平”的世界，而今却惊讶于它日益醒目的折痕。《金融时报》将“脱钩”（decoupling）选作年度词汇，因为“美中关系的蜕变可能是我们时代最重要的经济事件”。

变迁的节奏出乎意料的迅即。“新冷战”之说不久前还像是可疑的传言（一年前BBC文章的标题称之为“耸人听闻”），到了2019年已被许多论者当作既定的事实。

“中美国”（Chimerica）一词的发明者弗格森（Niall Ferguson）教授坦言，“在短短一年间，美国人对中国力量增长的恐惧骤然上升。曾经只是少数危言耸听者的立场，现在成为华盛顿的新正统。”他3月在《星期日泰晤士报》发表文章，反省自己“读了太多的基辛格”（作为基辛格“钦定”的传记作者），而忽视了老朋友艾利森（Graham Allison）教授警告的“修昔底德陷阱”及其“注定一战”的前景。他相信，“虽然我们未必注定要打一场热战，但我们肯定是走上了一场冷战之路。”

他12月在《 纽约时报 》 的文章正式宣布 ：“中美国”所描述的伙伴式共生经济关系已不复存在，第二次冷战在 2019年已经开始。他认为，新冷战未必是坏事，肯定好过默许对方接管世界，而且还有可能缓和美国内部的政治分歧。至于美国能否再次赢得冷战，弗格森完全没有把握，因为今天中国带来的挑战远非昔日的苏联能够相比。他预期“这场新冷战会变得更冷”，而且将会比特朗普的任期长久得多。

面对剧变的节奏，聪明的弗格森凌乱得露出了机会主义的底色。而矢志不移的理论大师米尔斯海默则如少年般容光焕发。从其名著《大国政治的悲剧》问世以来，他一直几乎孤独地呼喊着“狼来了”，十八年之后终于等到了他期待的“狼”，也迎来了“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的荣归时刻，将在国际政治理论中重新压倒充满幻觉的自由主义理论。七十二岁的米尔斯海默2019年在世界各地（包括中国）“巡演”布道：“自由国际秩序”（如其近著的书名所言）是“大幻觉”，只可能在一个自由国家主导的单极世界中短暂存活，而中国的崛起打破了单极格局，注定会导致新的竞争与冲突。

这里没有什么是非对错，而是国际政治“零和博弈”的冷酷逻辑使然，大国必定会伺机扩张，寻求区域霸权，进而引发大国间冲突。因此，冷战后的自由国际秩序“从开始就注定失败，因为它包含着自我毁灭的种子”。8月在澳洲“独立研究中”（CIS）举办的辩论中，当被问及“新冷战”是否会来临，他明确回答说“我们已经在新冷战之中了”。在著名学术刊物《国际安全》春季号发表的论文中，米尔斯海默意味深长地写下一行小标题：“The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1990-2019”，以墓志铭的格式宣告了这个秩序的寿终正寝之年。

年底传出消息，中美即将签署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但这个好消息既来得太迟、似乎也不足够好，安抚焦虑尚可却难以振奋人心。2020年伊始，《经济学人》推出了封面专题“两极分离”，告诫人们，“不要被贸易协定所迷惑”，因为“地球上最大的裂变”正在发生，“两个超级大国的分裂将会完全改变世界经济，而代价之高难以想象”。

无论以“新冷战”还是“脱钩”来判定当下的势态，都暗示着中国与美国的激烈竞争乃至对抗将成定局。但是，过去三十年的历史见证了太多论断，起初言之凿凿，转瞬过眼云烟。焦虑不安的时刻很容易对盘根错节的脉络失去耐心，并将仓促的惊人之语误作深刻的洞见。

美国的对华政策将会转向全面的“遏制”（containment）战略吗？这取决于对中国的认知。冷战之后西方对于中国的发展存在三种主要的论述：崩溃论、演变论与威胁论。它们相互竞争，此消彼长地占据主导地位。崩溃论者不相信中国会发生亲西方的改变，但将赌注压在中国发展的有限时效性。每年都有分析家考察中国经济的结构性危机以及政治隐患，预言这种高速成长不可能长期持续，最终会走向崩溃。演变论者认为，中国在进入自由国际秩序之后，必定被这个秩序所约束和塑造，终将实现和平演化，虽然未必走向“西方化”的道路，但至少能够与西方维持互补合作、良性竞争以及和平共存。而威胁论坚信，中国强劲的崛起以及反西方立场都不可能改变，因此迟早会对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构成严重的威胁。

如今在华盛顿的精英看来，“崩溃”希望渺茫，“演变”遥遥无期，于是“威胁”便成为关于中国的主导性论述。但需要指出的是，崩溃论和演变论虽然衰落却没有灭绝，若今后卷土重来也不会令人意外。

那么，弗格森所谓的“华盛顿的新正统”是什么呢？近两年来，一种“新共识”在西方政界与思想界流传：美国以往基于演变论的对华“接触”（engagement）战略失败了。不断崛起的中国并未按照西方所期望的那样，温和地融入美国创立并主导的国际秩序，而是成为挑战这个秩序的“修正力量”，已经造成了严重的威胁。因此，现在应当放弃过去温和的接触战略，代之以更为强硬的方式以“规制”中国，这是美国发起贸易战的理论基础。许多评论家认为，这是当下美国分歧严重的两大政党精英之间罕见的（甚至唯一）的共识，也是美国外交界、智库以及学术界许多人士的共识。

然而，这种共识会是可靠的吗？老基辛格曾对共识问题有过评论。在二战之后，美国卷入的大多数（对朝鲜、越南、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战争，最初都获得了两党广泛的支持共识，但“随着战事的发展，国内对战争的支持开始瓦解。然后达到了一个转折点，退出战略变成了主要的辩论议题”。他就此总结出一个原则性的教训，“如果进入战争只是为了最后有一个退出战略，那么当初就不应该在那里开始。”这是基辛格2011年在威尔逊中心一次演讲的开场白。八年之后，在中国贸易谈判僵持的时刻，基辛格再度访问北京，他这番洞见格外令人回味，对中美双方都是如此。如果发起“新冷战”最终只是为了停战，那么今天就不应该开始。

当前华盛顿的新共识很可能是短暂而脆弱的。至少，在2019年的大量相关讨论中，已经出现了许多质疑的声音。首先，三十年来美国的对华政策是否可以化约为单纯的接触战略？其次，这种政策是否真的完全失败？最后，也更重要的是，什么才是恰当的替代性选项？在笔者看来，一个未被明述却更为致命的反诘是：即便接触战略的失败是一个事实，这本身在逻辑上并不意味着其他选项（比如“围堵”战略）将获得成功，或者不会导致同样的甚至更加严重的失败。这种深层的不确定性，塑造了当前各种对策提案的竞争性、尝试性和暂时性的基本特征。

实际上，目前的所谓共识主要是消极性的，就是承认必须反省以往对华战略的失误，但并未达成关于“应当如何应对中国挑战”的积极共识。正如蓝普顿（David Lampton）所指出的那样，当接触政策已经不复存在，就会出现对于引导性政策的竞争。

在混乱的争议中，我们仍然可以辨识“强硬派”与“审慎派”的不同取向，他们在如何认识与应对中国的问题上存在明显的分歧。

强硬派的基本取向是坚定“对抗中国”，在媒体、智库、国会和白宫中都有其代表，有些是传统的鹰派人士，也有些是幻灭后的演变论者。最近一个值得关注的动向是重启“当前危险委员会”（Committee on the Present Danger）。这是冷战年代旨在对抗苏联威胁的组织，在里根执政时期影响力达到顶峰，委员会中有几十名成员出任国家安全顾问和中央情报局局长等职务。但随着苏联的衰落和解体，这一组织已经名存实亡，只是在2004年为防范伊斯兰极端主义势力有过短暂的活跃期。2019年，在特朗普的前首席战略师班农（Stephen Bannon）的策划和主导下，这一组织再度复活，目标是针对“中国的威胁”。

据《纽约时报》报道，班农、参议员克鲁兹（Ted Cruz）、前众议院院长金里奇（Newt Gingrich）等人出席了4月的开业典礼。当他们呼吁“警惕中国”时，全场起立鼓掌。班农宣告：两个大国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决定性事件，百年之后，人们将因此记住我们”。文章指出，委员会认识到当今美中经济的一体化程度，这使得来自中国的威胁不同于苏联。但为应对这一威胁，华盛顿政府正越来越多地求助于各种冷战手段。

有趣的是，威胁论也可以和崩溃论发生新的联姻。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 Larry Kudlow）在 7月 16日接受辛克莱广播公司（ Sinclair Broadcast Group）的一次访谈中比较了中国和苏联，表示在贸易战中一直有一种意图彻底终结威胁的“潜流”。但究竟如何处理当今中国与昔日苏联的差别呢？破解不了这个难题，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仍是游荡的幽灵，无法复活为围堵战略的升级版本。

实际上，强硬派推动的对策方案并不那么成功。很难说“当前危险委员会”在塑造对华政策中能发挥什么作用，正如一位被解雇的总统顾问还能有多少政策影响力一样可疑。班农与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Peter Navarro）是“脱钩”战略的始作俑者和积极推手。但沈大伟（David Shambaugh）注意到，即使在特朗普政府内部，对此也存在着矛盾的观点和声音。副总统彭斯在10月24日威尔逊中心的演讲中声称，“时而有人问及，特朗普行政当局是否在寻求与中国脱钩？答案是绝无此事！”直截了当地否认这会是政策的选项。与他一年之前在哈德逊智库发表的所谓“新铁幕演讲”对比，彭斯似乎显露出相对温和的转变。而国务卿蓬佩奥10月30日在哈德逊研究所的演讲，表现出比彭斯一周前演讲更为强硬的基调，但在强调中美政治价值观冲突的同时，也指出双方存在着“共同之处”，容留了“有条件缓和”的回旋余地。

显然，华盛顿仍未确立清晰一致和稳定的对华战略。许多智库正跃跃欲试。“国家亚洲研究局”（NBR）11月发表的报告《部分脱离》（Partial Disengagement），试图为美国在与中国的经济竞争中提供新的全面战略。报告颇有新意的标题暗示着脱钩与接触的某种折中，但纵观其四个要点会发现，基本取向是脱离远远压倒接触。这同样会陷入脱钩战略的困境。主撰稿人之一在接受路透社的访谈中透露，他们着力传达的要点是，美国必须联合欧洲等盟友共同应对中国的挑战，但当前外交政策却走向疏远和失去盟友的歧途。

NBR的报告并没有引起多少反响。要求特朗普注重“统一战线”的呼吁早就不绝于耳，蓬佩奥本人也曾在布鲁塞尔的演讲中呼唤“高尚国家的联盟”。但强化欧美同盟的紧迫需求总是会受到“美国优先”的牵制。12月初纪念北约成立七十周年的峰会再次表明，特朗普难以达成兼顾两者的平衡。对于这样一个民族主义者总统来说，国际统战事业几乎是不可能的使命，这也使他很难像强硬派期望的那样“坚定地应对中国”。

《纽约时报》的文章评论说，“对于美国能够或应该做些什么并没有什么共识”。美国领导人仍然在面对两难的选择：“继续接触的道路，会使美国容易受到经济和安全的威胁”，但走向脱离（disengagement）的道路则“可能削弱两国经济，甚至有一天可能会导致战争”。

强硬派的政策努力并不那么成功，但卓有成效地提升了威胁论的声音，掀起新一轮对中国的“红色恐慌”。与此同时，中国互联网上强劲的民族主义与反美话语也传到美国。在这种交互的影响下，美国公众对中国的态度正发生明显变化。皮尤（Pew）研究中心8月13日发布的调查显示，美国人对中国持负面（unfavorable）看法的比例从一年前的百分之四十七跃升为百分之六十，而表示好感（favorable）的比例仅为百分之二十六，这两项指标都创下了（自2005年开始这项调查以来的）历史新纪录。

面对这种趋势，许多审慎的人士表达了自己的担忧与不满。《华盛顿邮报》7月3日刊登一封致美国总统和国会议员的公开信，题为“中国不是敌人”，由哈佛荣休教授傅高义（Ezra Vogel）和前驻华大使芮效俭（Stapleton Roy）等五位中国问题专家撰写，同时有九十五位来自学术界、外交政策界、军界和商界的知名人士签名联署，其中包括十多位最具声誉的中国研究学者。公开信表示“深为关切”美中关系的急剧恶化，认为这有损于美国和全球的利益。作者虽然对北京感到不安，但同时认为“美国的许多行动直接影响了两国关系的螺旋式下滑”。公开信提出七点陈述，旨在纠正现行对华政策的取向。

公开信指出，美国对于中国造成的严峻挑战需要予以“坚定和有效的回应”，但目前对待中国的方式根本上是事与愿违的（counterproductive）。作者认为，应当避免夸大中国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主导者的可能。中国并不是“经济敌手或生死攸关的安全威胁，需要在每个领域予以对抗”。许多中国精英人士相信“对西方采取温和、务实和真诚合作的方式有助于实现中国的利益”，而华盛顿的敌对立场会削弱这种声音的影响，反而助长了民族主义。

美国无法有效地延缓中国的崛起而不损害自身，如果迫使盟国与中国为敌，最终会被孤立的是美国自己而不是中国。作者建议通过与盟友合作保持威慑，并与中国共同加强危机管控来处理安全风险。同时，敦促采取竞争与合作平衡的策略应对经济以及全球性的国际问题。最后作者指出，联署公开信的人数之多表明，“并不存在单一的华盛顿共识——支持对中国采取全面的敌对立场。”

这封联署公开信受到媒体广泛的关注，意味着反对强硬派的审慎观点正在集结并进入公共舆论。但这并不是一时兴起的立场宣示，而是来自学术界（尤其是中国研究领域）许多学者基于长期研究的见识与判断。哈佛大学教授江忆恩（Alastair Iain Johnston）在《国际安全》秋季号发表研究论文《秩序世界中的中国》，通过对经济和安全等多个领域中的证据考察指出，那种判定“中国是挑战国际秩序的修正力量”的主流观点缺乏可靠的经验检测，而依据这种判断来制定对华政策是草率的。傅高义最近在与日本学者加藤嘉一的对话中指出，那些宣称接触战略失败的美国人对中国没有深入的理解。他们低估了市场开放和国际化对中国变迁的作用。西方的中国问题专家从不相信接触外部世界会让中国放弃自己的文化，但认为这会对成千上万的中国人造成深远的影响。

加州大学谢淑丽（Susan Shirk）教授多次指出“反华版本的红色恐慌”是有害的，将会破坏两国人民之间仅存的善意。她与夏伟（Orville Schell）教授共同主持完成一份关于中美关系的研究报告，题为“路线矫正”（Course Correction），在2月发布。报告没有回避来自中国的挑战及其风险，也对中国一些相关政策提出了坦率的批评，但他们反对美国转向新的遏制政策，主张需要更新而不是放弃以往“基于原则立场与中国接触”的战略，建议适时调整对华政策中合作、威慑和施压的权重分布，以“巧妙的竞争”（smart competition）将中美关系带入更具合作性和稳定性的轨道。

同样，著名政论家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也主张，需要坚持“接触加威慑”的对华战略。他在最新一期《外交事务》发表长文《新中国恐惧》，已经引起学术界和智库的热烈反响。作者指出，强硬对抗中国的所谓“新共识”源自对中国挑战的恐慌，但这种恐慌感是严重误判历史的结果。首先是对国际自由秩序真相的误判。这个秩序自始至终都存在例外的挑战和破坏力量（有些甚至来自美国自身），因此从不是完美的秩序（早已有人戏称其为“既不自由、也非国际，而且无序”）。它从未有过真正的“黄金时代”，但也没有传言中的那种衰退，因为其核心属性——和平与稳定——至今仍然在发挥作用。中国就处在这个秩序中，并没有摧毁它的意图和能力。其次，“新共识”误判了美国对华战略的历史。自尼克松时期以来，美国从来没有奉行过单纯的接触政策，始终与威慑并用。这个战略的宗旨也不是企图让中国演变为“西方式的自由国家”，而是约束中国的国际行为，就此目标而言，以几十年的历史尺度来评估，这个战略并没有失败。扎卡里亚批评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在《百年马拉松》中所构想的中国“意欲统治世界的秘密计划”。从中苏结盟到分裂，从“文革”到市场化改革至今，“如果这是一场马拉松，它已经历了一些奇异的扭曲和转向”，足以终结整个“秘密计划”。基于误判和恐慌的对华政策注定是自相矛盾的、不可行的或者代价高昂的。扎卡里亚认为，如果华盛顿能够保持冷静，耐心继续奉行接触加威慑政策，就有希望将中国变成一个“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这是更明智的政策选择。

联署公开信、谢淑丽等人的报告以及扎卡里亚的文章，都反映出审慎派构想另一种战略选项的努力，实际上是对以往接触战略的更新改造。这种选择试图克服强硬派的简单鲁莽与代价过高的冒险，但也对政策制定者与实施者的判断力和灵活性提出了相当高的要求，其可行性还取决于中美双方沟通互动的诚意与效果，因此具有较大的实践难度。强硬派与审慎派都意识到新的挑战，彼此的分歧与竞争在于何种战略才具有现实可行性和有效性。

面对中国崛起的新趋势，在“恐慌的”强硬派与“不安的”审慎派之外，过去那种乐观而友好的“亲华派”（panda huggers）已经所剩无几。值得中国欣喜的是，毕竟还有马丁·雅克（Martin Jacques）这样的老朋友在发声。新年前夕，雅克在《卫报》网站发表文章，题为“过去十年属于中国，下一个十年亦将如此”，宣告我们将会看到“以西方为中心的国际体系将继续分崩离析，同时，中国主导的国际机制影响力将与日俱增。这个过程将是不平坦的、不可预测的，有时是令人忧虑的，但最终是不可抗拒的”。自从2009年出版《当中国统治世界》以来，雅克先生始终站在“唱盛中国”的最前列。他的论述如此激昂与鼓舞人心，必将载入“讲好中国故事”的史册而被后世铭记。

无论如何，传说中既成事实的“新冷战”无法照搬旧冷战的剧本重演。

如果接触不再可靠、遏制无法适用，而脱钩代价过高，那么华盛顿的“新共识”注定是脆弱的。特朗普的矛盾在于，既不愿在经济方面脱离与中国的相互依赖，又想在技术等领域构筑壁垒。两者都符合美国利益，但要两全其美则需要一个更杰出的剧本。在此之前，现成的只有“受不了你，也离不开你”的通俗剧台词。

美国也很难组建一个联合对抗中国的同盟。欧洲外交关系委员会（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最近的民调显示，大多数欧洲人（包括百分之七十四的德国人、百分之七十的瑞典人和百分之六十四的法国人）在中美冲突中宁愿保持中立。欧洲不可能割裂与美国长久的纽带关系，但也无法承受削弱与中国的贸易关系（平均每天高达十亿欧元的贸易值）。很难想象在一个全面脱钩的对峙格局中欧洲会何去何从，这也需要一个非凡的剧本。

中美贸易谈判漫长而曲折的过程，预示着两国关系可能进入一段僵持与拉锯的时期。在新年之初，欧逸文（Evan Osnos）在《纽约客》发表长文《美中较量的未来》。他在两国各界进行大量采访后得出结论说，最可行的未来是“一种不稳定的共存”，这种共存建立在双方都欲求“斗争而不毁灭”的关系基础上。这是一个平庸但可信的剧本。不过欧逸文做出了警告：“对每一方而言，最大的风险是盲目，源自无知、傲慢或意识形态的偏见……为了避免灾难发生，双方都必须接受迄今为止尚未接受的真相：中国必须认识到为寻求掌控而过度扩张所引起的愤怒，而美国必须调整适应中国的存在。”最后他指出，美国要迫使中国回到过去的位置就太天真了，现在要做的是“与中国未来的道德愿景展开竞争”。

这就是一个近身的世界，它构成了这幕戏剧的背景，没有谁能够独善其身。但这未必是一个坏消息。悲观的展望依赖于陈腐的默认假设：文明传统是永恒的，国民性是凝固的，因此价值、制度和组织方式是难以变革的。

但这个假设是错误的。回顾过去半个世纪的中国历史，许多惊天动地的变革在之前完全难以想象。2月中旬在中美贸易新一轮磋商之后，人民网和新华网等官媒都转发了一篇公号文章，其中写道“美方提出的一些结构性诉求，乍一看似乎咄咄逼人，但仔细想想，很多何尝不是我们深化改革开放进程中正要做的？”这是挑战引导变革、冲突促进汇聚的可能性之光在社会微观层面的投影。

在宏观的视野中，文明从来是彼此遭遇的，始于隔膜与误解，经由漫长反复的竞争和冲突，伴随艰难的对话和理解，促成相互塑造和转变，最终得以汇聚在一个求同存异、和平共存的近身世界，虽然远不是“天下大同”。

或许，世界历史在当代最宏伟的戏剧正拉开帷幕，只是没有现成的剧本。

中：欧美风云

美国

弹劾总统与政治分裂

预兆早已显露，美国政局会经历波澜汹涌的2019年。从年初创下“政府停摆”最久的历史记录（长达三十五天），到年底特朗普成为史上第三位被众议院弹劾的总统，伴随着政治裂痕的日益深化，两大政党之间的分裂尤为突出。

弹劾总统是一项基于宪法原则的行动，实际上与党派斗争的逻辑紧密交织。12月18日众议员对弹劾案的投票几乎完全由党派身份所决定，民主党主导的众议院不出意料地通过对特朗普的弹劾。那么，在提交共和党占多数的参议院审理时，弹劾指控几乎没有可能获得三分之二多数的六十七张赞成票。然后，特朗普会宣告他从一场政治迫害中幸免遇难，或者粉碎了一次阴谋政变。

一场毫无悬念的弹劾行动为什么会开启？两党精英都诉诸宪政原则为自己的立场辩护，也都指控对手在玩弄“党派政治”。对特朗普“滥用权力”与“阻碍国会”的两项指控都依据宪政语言。但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Mitch McConnell）在弹劾后演讲抗辩说，这是美国现代历史上“一次最仓促、最不深入和最不公平的”弹劾。他诉诸“降低总统弹劾门槛的危险性”，这是一个正当的宪政理由，但指控民主党的弹劾企图“蓄谋已久”却显得荒诞，在逻辑上一项指控是否成立与指控者是否蓄谋完全无关。更为反讽的是，他在谴责众议院弹劾证据不足、仓促草率的同时，却拒绝在参议院审判中传唤证人出庭和文件调查，试图迅速完成一次更加仓促草率的判决。

那么，在党争如此激烈的背景下，还有希望践行法治要求的程序与证据原则吗？众议院的听证与辩论过程呈现出显著的“后真相效应”：在民主党议员看来“确凿的证据”，对共和党议员来说只是“传言”而已。然而，“后真相效应”也与证据的品质成反比。假如累积的证据接近尼克松“水门事件”的确凿程度，那就可能终结后真相的游戏。众议院议长佩洛西（Nancy Pelosi）暂缓将弹劾指控呈递参议院，以此要求参议院确立一个更充分和公正的审判程序，同时也在期待新的证据浮出水面。

《纽约时报》12月29日发表长篇报道，披露了特朗普不顾“有违国家利益”的告诫，坚持冻结对乌克兰军援长达八十四天的过程与内幕细节，以及在五角大楼和白宫官员之间造成的冲突与困扰，读来惊心动魄。这也许仍然算不上最确凿的证据，但正如《华盛顿邮报》一篇评论所指出的那样，这会对麦康奈尔“迅速而无痛的弹劾审判”计划造成巨大的压力。1月6日报道，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John Bolton）表示，如果被参议院传唤，他愿意出庭作证。

许多评论者相信，弹劾争斗是2020年总统大选的前哨战，两党都试图以此争取中间选民。“FiveThirtyEight”网站发表一份综合多家民调数据的分析报告显示，公众对弹劾的态度有所变化。在众议院启动弹劾程序之前，反对率始终高于支持率，从9月底之后支持率超过反对率并保持微弱优势（截至新年1月3日支持率为百分之四十九点四，反对率为百分之四十六点八）。与此同时，对总统的认可率几乎不受弹劾的影响（波动幅度在百分之二以内），截至新年1月3日认可率为百分之四十二点五，不认可率为百分之五十三（与2019年7月31日的数据完全相同）。

党派立场不仅体现在对弹劾总统的态度，也是影响政治取向的首要因素。皮尤（Pew）研究中心最近发布的民调表明，在美国公众三十种政治价值的取向与分布中，党派分野是区分政治态度最主要的分界线，远远超过年龄、性别、种族与族裔、教育水平和宗教等因素的影响（12月数据）。而“党派反感”（Partisan Antipathy）变得比以往更加强烈，也更加个人化（10月数据）。

许多人对政治分裂深感忧虑，《纽约时报》专栏作者布鲁尼（Frank Bruni）9月25日发表文章，题为“为什么弹劾特朗普令人恐惧”。他认为弹劾行动虽然正当，但其政治后果却是可怕的。它将强化政治对抗和两党斗争，进一步激怒原本就易怒的特朗普，却不可能将他罢免，这会使美国陷入完全不可预测的疯狂状态。而弹劾即便能揭露特朗普被忽视的罪恶，也不可能改变选民立场，因为“特朗普的本色一开始就显而易见”。在当今政治部落主义的格局中，有人相信“看见了一道反常的彩虹”，有人确信是在“凝视黑暗”。布鲁尼认为“正义之事与明智之事并不总是相同的”，暗示当下最迫切的目标是弥合而不是撕裂分歧。

弹劾是政变吗？

康奈尔大学政治学教授佩平斯基（Thomas Pepinsky）也认为“弹劾争斗要比你想象的更为可怕”，但做出了与布鲁尼不同的判断。他10月底在Politico杂志发表文章，引入“政体分裂”（regime cleavage）概念，其标志是“对于政治体制本身的基础发生冲突”，这远比其他政治分裂（政策分歧、左右之争或族群身份矛盾等）更加危险。“在面临政体分裂的社会中，越来越多的公民和官员相信，规范、制度和法律可以被忽视、颠覆或取代”。他指出，美国已经显示出政体分裂的征兆：两党对弹劾问题相持不下，分歧已从政策领域转变为“政治合法性”问题，在政治话语中将对手贴上“非美国、不忠诚，甚至叛国”的标签。而将依据宪法秩序弹劾总统的行动等同于“政变”，对行政权的制约遭受质疑，立法机构职能的行使被视为非法，则是政体分裂最清晰的迹象。

佩平斯基认为，在美国政治尚未被政体分裂耗尽的情况下，更有必要认真对待这场弹劾的宪政意义。他期望经由弹劾案的考验与洗礼，让分裂的公众重新肯认共同的民主政体原则、捍卫法治和维护三权分立，最终恢复宪政秩序。否则，美国有可能陷入全面的政体分裂。在那种情况下，“不可能选举出一位能够‘结束华盛顿的混乱局面’的总统，因为分裂的双方都会将对方视为非法和非民主的。选民将会失去对民主本身尚存的信念。在最坏的情况下，总统及其支持者完全不对国会负责，而其反对者则彻底拒绝总统的合法性”。

这篇文章受到《华盛顿邮报》等多家报刊的关注援引，反映出对分裂危机的共同感受。几篇评论文章都提到一种令人畏惧的前景：假如特朗普在下届大选中失败，特别是双方得票率接近的情况下，他和支持者们会接受选举结果的正当性吗？不要忘记，甚至在2016年胜选的情况下，特朗普仍然拒不承认希拉里·克林顿获得了更多的大众选票（popular votes），指控那是“作弊”的结果。那么，如果争取连任的竞选失败，特朗普的支持者有可能走得多远？

《新共和》11月6日发表文章，题为“民团总统”（The Vigilante President），描述了特朗普的“硬核支持者们”（hard-core supporters）已经准备以暴力对付敌手的可怕景象。特朗普自己多次含蓄地炫耀拥有这样一群支持者：“他们是执法人员、军人、建筑工人，为特朗普而骑行的摩托车手们……这些人都是硬汉（tough people）。”他说自己很希望他们保持和平的方式，但后来又说，“他们通常不会玩硬的，直到他们走到某个特定的地步，到那时情况就会非常糟、非常糟”。这是特朗普在2018年竞选活动和接受媒体采访中谈到的。他在暗示自己留着一张威胁性的底牌。

2020年的大选结果会怎样？如果特朗普默许或鼓励那些硬汉必须开始“玩硬的”了，那么情况会有多糟？会发生暴动最终导致宪政危机吗？这种前景让人不寒而栗，却并非不可想象。

在过去的一年间，特朗普一如既往地不断刷新人们对总统职位的想象。比如，他会在意加拿大电视台在播放老电影《小鬼当家2》时删去了他当年客串路人的七秒钟片段，并为此公开指责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实际上这是电视台2014年开始常用的剪辑版本（为节省播出时间删去了几个无关情节的片段）。但这类“外交小事”又何足挂齿，只要想一想特朗普可以在知会五角大楼、国务院或白宫幕僚之前，直接在推特上发布重大的国家安全决定，更不用说他连绵不断炫耀自夸或侮辱谩骂的推文……“所有这些都发生在今年，甚至都不是他被弹劾的原因”，《纽约客》资深作者格拉瑟（Susan B. Glasser）如是感叹。她因为每周撰写“特朗普的华盛顿”专栏而无法摆脱“难以言表的折磨”。一位德国朋友为她提供了一个新造的德文词来抒怀，竟然有三十三个字母之长，其简化版是“Trumpschmerz”（特朗普痛）。格拉瑟将此选作自己的年度词汇，写下岁末的专栏《特朗普痛之年》。

可是，何必计较这些细枝末节？许多支持特朗普的民众，会同时声称“虽然并不喜欢他这个人”。格拉瑟这样的“白左”知识人困于自己道德洁癖的执念，因此无法理解政治评价的要义所在：是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和政绩，而不是其个人道德操守或行事风格。

果真如此吗？圣诞节前一周，福音派旗舰杂志《今日基督教》（Christianity Today）发表社论，呼吁罢免特朗普，引起轩然大波。社论将“道德”置于核心，指出特朗普的所作所为不仅违宪，而且“几乎是一个在道德上迷失和困惑之人的最佳范例……对于许多不顾其污损的道德记录而继续支持特朗普先生的福音派人士，我们可以这样说：记住你是谁，以及你侍奉的是谁”。

苏利文（Andrew Sullivan）对此评论说，“终于，有福音派媒体以简洁的语言说出了真相”。他所指的真相是：“品格很要紧”（character matters）——不仅在道德的而且在政治的意义上是重要的。“这一直是保守派的原则，却在崇拜的骚动中被抛之不顾。”苏利文自诩为“欧克肖特式的保守主义者”，年轻时曾担任《新共和》主编。这位立场多变的知名评论家，12月在《纽约》杂志网站发表犀利的文章，笔锋直指政治家的品格议题。

在苏利文看来，正是巨大的品格缺陷，使一位出色的竞选者在胜选后错失良机，并成为猖獗独断的总统，最终走向被弹劾的命运。2016年竞选时期，当其他候选人还在继续“僵尸般的政治和经济”陈词滥调，特朗普却通达了“许多美国人的积怨和焦虑”，因此脱颖而出。想象一下，如果他能在这个基础上制定总统议程，通过一项基础设施建设的法案，结合对中产和工薪阶层的税收减免，他会获得很高的支持率并轻松获得连任。如果他能有一毫秒的谦逊，承认自己作为新手会犯错，或者能有一丁点的宽宏大量，奇迹就会发生。即使到今天，如果特朗普承认，现在意识到他与乌克兰总统的电话涉嫌“越界”，那么我们会身在一个不同的世界。

然而，所有想象中的“如果”都没有发生，苏利文就此总结出两个核心教训：第一，“特朗普主义在这个国家拥有真正的支持基础”，包含着一些必须回应的需求；第二，特朗普本人完全没有能力回应这些需求，“他是一个如此不稳定、恶毒、具有破坏性的自恋者，以至于威胁到整个政府体制”。因此，这场弹劾在根本上事关特朗普的品格：“他是如此深刻和独特地不适合他担任的职位，如此蔑视他曾宣誓要捍卫的宪政民主，他的核心品格是如此败坏，以至于他与法治之间的冲突会引发危机，只是简单的时间问题。”对于这样一个人置身于椭圆形办公室的事实，“如果我们的民主制度还尚存一丝生命，那么弹劾是不可避免的”。

特朗普不可能在参议院的弹劾审判中被罢免，而且他还有可能在2020年大选中获胜再执政四年。民调显示，在登记的选民中，有百分之四十六的人无论如何都不会投票给特朗普，同时有百分之三十四的人会无条件地投票支持他，还有百分之十七的选民将对比权衡民主党的候选人来决定自己的投票。这个比例结构在过去一年中几乎保持不变，甚至在几个“摇摆州”也是如此。多数专家预计，在2020年11月将会有一场旗鼓相当的激烈竞争。

共和党当中始终存在一个反对特朗普的少数派，他们曾在2016年呼吁“绝不要特朗普”（never Trump），现在发起了反对特朗普连任的“林肯计划”（the Lincoln Project）。12月18日，四名保守派精英联名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题为“我们是共和党人，我们决心击败特朗普”。他们声称自己仍然坚持“保守派（或古典自由派）”的立场，虽然与民主党人存在许多政策分歧，但“我们共享的对宪法的忠诚，要求一种共同努力”。他们发起林肯计划的目的，是要阻止特朗普及其追随者“对法治、宪法和美国精神的伤害”。

很难估计林肯计划会有多少影响。共和党建制派对特朗普的疑虑与不满由来已久，但在2016年大选前，他们就决定接受一项“与魔鬼的交易”，因为这个闯入共和党的政治素人给出了难以拒绝的回报，不只是共和党内无人匹敌的选民支持率，而且在更深远的意义上，是对美国联邦法院系统转向保守派的决定性改造。

马库斯（Ruth Marcus）在其新著《最高的野心》中指出，特朗普在2016年竞选中，很早就公布了一份保守派法官的名单，他预告在当选后将从中提名联邦法院的法官。对于保守派来说，这是一个具有诱惑力的承诺。而且特朗普兑现了这个承诺，执政三年多以来，在共和党掌控的参议院支持下，他提名并通过任命了一百五十八名保守派的法官进入联邦各级法院，包括两名最高法院大法官、四十四名联邦巡回法院法官，以及一百十二名联邦地区法院法官。相比之下，奥巴马两届任期内只任命了五十五名巡回法院法官。

因此，无论特朗普是否会被罢免或能否连任，他已经留下了史无前例的、将会影响美国政治几十年的政治遗产。

欧洲

新的雄心与危险

巴黎圣母院在大火中倾覆，这个四月成为欧洲“残忍的季节”，混合着“记忆与欲望”，交织为无数缅怀的诗文。

明星哲学家莱维（Bernard-Henri Lévy）适时地献上一篇颂词（Ode），他在旁征博引与词不达意之间费力寻思，写下这一象征性事件的启示：“燃烧中的巴黎圣母院提醒我们，我们历史和遗产的脆弱，我们建成的事物并不牢靠，以及千年欧洲作为艺术故乡的有限性。”至于如何面对未来，莱维引用雨果的名言作答——“时间是建筑师，但人民是工匠”。

这是告慰却不是回答，因为“时间”这位建筑师已经隐匿了那幅蓝图。曾经召唤人心的“欧洲精神”，曾在柏林墙倒塌之后鼓舞了千万人“重返欧洲”的梦想，以及欧洲一体化的实践，如今都变得面目不清、前景不明。

彷徨的欧洲，在欧盟整体目标与成员国各种诉求之间左右摇摆，也在中美纷争的大变局中难以抉择：美国正在疏离的盟友，或者中国的潜在新伙伴，或是更具自主性的欧洲。这种格局深藏着悖谬的陷阱，它呼唤心怀使命感的政治家登场，引领欧洲开拓未来，但同时将会以过于严苛的考验摧毁他们。

默克尔深知这种考验的分量，她即将在2021年秋季卸任。马克龙显示出责无旁贷的雄心，他对欧洲的危机有足够清醒的认识吗？《经济学人》11月9日刊登封面报道《马克龙看世界》，并在网站上发表对他长篇访谈的全文。

马克龙坦言，英国脱欧的曲折过程、美国在战略上的背弃以及欧盟事业进展的举步维艰，“这在五年之前都是难以想象的”。他深信，欧洲正处在“悬崖的边缘”：“存在相当大的风险我们将会在地缘政治的意义上消失，或者至少我们将不再掌握自己的命运。”而走向悬崖的命运始于1990年代，从那时开始，欧盟专注于市场的扩张与规制，却逐渐失去了自身的政治目标。这在美国提供的安全保障下，造成了一种永远稳定的幻觉。但随着美国从欧洲和中东的逐步撤退（始于特朗普就任之前），连同其新的保护主义，欧洲的脆弱性便暴露无遗。他警告说，“当世界从基于规则的全球秩序转向由实力强权政治所决定的秩序，欧洲正面对近乎生死存亡的时刻。”在美国背弃和中国崛起的背景下，“如果欧盟不能将自己理解为一种全球势力，那么将会消失”。

为应对这种危险，马克龙认为需要确立“欧洲主权”：这是欧洲战略性的集体能力，以捍卫欧洲的利益（包括安全、隐私、人工智能、数据、环境、工业和贸易等等）。困难是显著的：欧洲内部的分歧、英国脱欧造成的困境、德国联合政府的功能失调与经济疲软，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政治僵局……所有这些障碍以及他对时局的黯淡分析，似乎都未能动摇这位总统的信心，“一种神奇的而且无疑是过度的对自己可以有所作为之能力的信心”。

这种信心并非毫无基础。马克龙是具有宏大视野且精力充沛的外交家，上任以来对五十多个国家进行了一百零一次访问（包括两次出访中国），他能从容不迫地应对特朗普的威慑，并积极调整和促进与莫斯科以及北京的关系。毕竟，他领导的法国是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也是一个核武大国，其军事影响力从欧洲延伸到太平洋地区，而且法国目前的经济发展也相对平稳。就国内政治而言，马克龙及其政党拥有强大的行政权力，并在议会中占据多数席位。他的国内声望也开始恢复，支持率仍然不高（百分之三十四），但至少回到了“黄背心”抗议运动之前的水平。

马克龙正积极推动“欧洲干预倡议”（European Intervention Initiative），这是多国（包括英国）组成的联盟计划，以便在危机中共同行动。他还提到了德国倡导的“欧盟防务合作协议”（pesco），以及用于资助军备研发的欧洲防务基金（金额高达一百三十亿欧元）。所有这一切都是“为辅助北约而设计的”。他对北约“脑死亡”的批评引起了轩然大波，但这表明在集体安全问题上他与默克尔的观点相近：欧洲人“可以依靠他人的时代已经结束”。

马克龙的“欧洲主权”抱负可能实现吗？《经济学人》在导引文章中提出了诸多质疑。以防务为例，二十七个欧盟成员国很难一致同意去建立一个功能完备的武装力量。波兰与波罗的海国家对于疏远美国而寻求与俄罗斯缓和的想法心存警觉，而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国家正陷入自身的内部困境，无暇顾及一个宏伟的全球愿景。

的确，历史上很多次要让欧洲成为全球性势力的呼唤最终都落空了。马克龙的欧洲理想很容易受到批评，被视为哲学家不切实际的“幻想”。这位四十一岁的年轻总统坚信，这一次必定有所不同。他实际上在恳请欧洲的政治同僚们想象：“如果坚固的美国同盟不复存在，欧洲如何能在一个危险的世界中繁荣兴盛？”马克龙值得一个严肃的回应。

英国在痛苦的思考后做出了选择：面对纷乱复杂的局面，决定抽身而出。“脱欧”并不是脱离欧洲，而是摆脱欧盟体制的束缚，以某种“光荣孤立”的姿态与欧洲大陆保持有弹性的距离。三年多以来反复推倒重来的方案，曲折多变的辩论、谈判和拖延，已经让英国人精疲力竭。不堪忍受的人们终于被约翰逊（Boris Johnson）的竞选口号击中：“搞定脱欧！”（Get Brexit Done）

12月12日的议会选举成为英国保守党新的高光时刻，以三百六十五个席位获得下议院的绝对多数，这是1987年以来保守党取得的最大胜利。工党作为第二大党在选举中失去了六十个席位，遭受了1983年以来最惨重的失败。脱欧淹没了其他许多政策议题，是工党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但工党领袖科尔宾（Jeremy Corbyn）本人“不可信任”的舆论形象也举足轻重，这也不只是右翼媒体对他“污名化”的结果。科尔宾在脱欧问题上犹疑不决，在党内未能有效整合激进左翼和中左立场的成员，在党外也难以凝聚已经多样化的亲和工党的选民。工党的竞选方案包含从环境到医保的众多议题，显得庞杂混乱而焦点不清。在根本上，布莱尔和布朗的“新工党”改革路线，在受到金融危机的重创之后一直未能真正复苏。近十年来，工党试图重新调整自身的意识形态定位，但在构想左翼的社会经济政策方面缺乏真正具有创造性的突破，这是工党面临的更深层也更困难的挑战。

约翰逊在胜选演讲中宣告：脱欧是“英国人民做出的不可辩驳、不可抗拒、无可争议的决定”。虽然这位首相并没有兑现最初承诺（完成脱欧的期限从10月底被推迟到新年1月底），但无论如何他不再会陷入反复辩论的泥沼。约翰逊做出了新的承诺，在2020年底之前达成与欧盟新的自由贸易协定，而大部分专家和外交家都对此表示怀疑。

过去的难题并没有消失，约翰逊像特蕾莎·梅一样承诺了脱欧的三项目标：（1）英国所有地区离开欧盟单一市场和关税同盟；（2）爱尔兰岛内，不设置爱尔兰共和国与（属于英国的）北爱尔兰地区之间的边境检查；（3）英国内部，不在北爱尔兰和其余地区之间（爱尔兰海两岸）设置贸易边界。但是，这三项目标在逻辑上无法同时达成，有学者称之为“脱欧三重悖论”（The Brexit Trilemma），也是让脱欧方案久拖不决的难点之一。

真正解决这个难题需要至少放弃其中的一个目标。如果坚持兑现脱离单一市场和关税同盟的承诺，就必须要么阻隔南北爱尔兰（在欧盟体系下）已经享受的自由通行，其代价是北爱尔兰的民族主义反弹；要么在爱尔兰海设置边界，这将损害英国主权的完整性。

约翰逊并没有打破三重悖论的魔咒，他目前的方案是对北爱尔兰地区做出特殊的复杂安排：将关税同盟与单一市场分开处理，让北爱尔兰与英国共享关税区，但仍然与爱尔兰共和国留在单一市场，因此在爱尔兰海设置了海关检查。彭博社的新闻评论说，这是让北爱尔兰在两个体系中“各站一只脚”。

北爱尔兰的内部分歧由来已久，在宗教信仰上有新教徒与天主教徒，在政治上有坚持归属英国的联合派（Unionist），以及主张整个爱尔兰统一的民族主义派（Nationalist）。彼此间长期的冲突在欧盟体系中得到了有效的缓解，但重新被脱欧议程激活。

议会选举之后，利物浦大学汤戈（Jon Tonge）教授在《外交政策》发表文章指出，约翰逊的权宜之计没有消除脱欧与爱尔兰和平难以兼容的忧虑。近年来北爱尔兰的民族主义者要求爱尔兰统一的呼声逐渐强劲，在当地民众中获得的支持也越来越高。最近一次独立民调显示，爱尔兰统一的支持与反对率几乎相同（百分之四十六对百分之四十五）。相反，联合派的民主统一党（DUP）开始从权力中心走向边缘。这次议会选举后，在北爱尔兰地区的当选议员中，联合派的议员史无前例地成为了少数。虽然要想实现爱尔兰统一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总体趋势有利于民族主义者。

与此同时，民族主义也在苏格兰地区再度兴起。反对脱欧、要求独立的苏格兰民族党（Scottish National Party）在这次选举中赢得了苏格兰地区五十九个席位中的四十八席。《纽约客》报道透露，该党领袖斯特金（Nicola Sturgeon）表示，她将致信约翰逊首相，要求再次举行脱离英格兰的公投，“给苏格兰一个选择，去寻求另一种未来”。她此前曾多次呼吁，苏格兰最好的未来就是成为“一个平等独立的欧洲民族”。

早在选举前一个多月，纪思道（Nicholas Kristof）就在《纽约时报》的专栏文章中批评约翰逊的政策会激发分离主义浪潮，并想象了一种黯淡的前景：“破裂的大不列颠将不再伟大，最终留下的只有英格兰。”这个图景或许过于悲观，而《经济学人》的一篇评论更值得重视，文章将脱欧的冲击概括为“三个D”：“分裂、损害与削弱”（divide, damage and diminish）。在2020年，随着英国失去其作为欧美之间桥梁的角色以及中国在世界增强的影响力，约翰逊首相谈论的“全球性英国”的愿景将会受到前所未有的考验。

远离美国的欧洲可能比人们想象的更加危险，德国是一个容易被忽视的隐患。这如何可能呢？二战后的欧洲和平已经持续了七十多年，野心勃勃而令人畏惧的德国早已脱胎换骨，被驯化为温良无害的新德国。思想史家阿什（Timothy Garton Ash）甚至说过，如今在德国四处可见的是“平庸之善”。但卡根（Robert Kagan）表达了怀疑：“果真如此吗？这是唯一可想象的德国吗？”他在《外交事务》（5/ 6月号）发表文章《新德国问题》指出，自由国际秩序的瓦解以及欧盟内部矛盾的加剧，将会改变德国及其在欧洲的作用，致使“德国问题”有可能旧病复发。作为著名的政治历史学家和战略顾问，卡根的博学与雄辩让人很难低估这种危险。

所谓“德国问题”是指它对欧洲和平带来的威胁。德国领土辽阔、人口众多，又位于欧洲的心脏地带，在1871年统一之后就具有足以打破欧洲均势格局的力量，并引发了两次世界大战。二战结束后，美国主导的欧洲和平建设规划特别重视解决德国问题。外交家凯南曾提出，某种形式的欧洲一体化是“唯一可能的方案，来解决德国与其余欧洲国家的关系问题”，而这只有在美国的安全承诺保障下才可能实现。

欧洲一体化的方案成功了，德国告别了其曲折而耻辱的过往，转变为世界上最自由和平的民族。但卡根提醒人们切勿忘记，和平的新德国也需要有利的外部条件支持才能够持续，正如旧德国的转变。他赞同小说家托马斯·曼（Thomas Mann）的一个观点，善恶主要不是所谓“国民性”问题，而取决于外部事件：“并不存在两个德国，一善一恶。邪恶的德国只不过是善良的德国陷入了不幸与罪恶，因而是误入歧途并走向覆灭的善良德国。”因此，维护弃恶从善的新德国，依赖于有利的国际环境，这包括四个要素：美国的安全保障、全球自由贸易体系、民主化浪潮，以及对民族主义的压制。这些要素共同的作用，迫使和鼓励德国，从军国主义中解放出来，致力于经济和技术发展，并深刻肯认了自由与民主的价值，抑制了民族主义的倾向，获得了和平与繁荣，最终“埋葬了旧的德国问题”。

但是，形成这些良性要素的历史环境既非寻常也未必永久持续。2009年欧元区危机爆发，在欧盟内部造成了裂痕，开始了新的恶性循环。德国主张的紧缩政策遭到希腊和意大利等国的反弹，还出现了反德“共同阵线”的话题，而德国人对要“资助他人的挥霍享乐”而心生怨恨，萌发了受害者意识。这种局面可以说是十九世纪末欧洲内部冲突的“地缘经济版本”。

如果争端仅止于经济层面，并不值得特别担忧。然而近几年的变化则不再能让人保持信心：整个欧洲出现了民族主义的兴起，部分地区民主政治开始衰退。特朗普在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对峙中选择支持后者，他抨击欧洲的中右派与中左派的国家领导人（包括默克尔、马克龙和特蕾莎·梅），而赞赏民粹主义、非自由派的右翼领袖（匈牙利的欧尔班、法国的勒庞、意大利的萨尔维尼和波兰的卡钦斯基）。美国还在反对全球自由贸易体系，而这是巩固欧洲和德国政治稳定的体制。此外，英国脱欧也会对欧洲均势造成负面影响。特朗普公开质疑以往美国承诺提供的安全保障，这将迫使德国和欧洲为防卫自主而发展军事力量。这些趋势意味着，遏制德国问题的战后秩序已经开始松动，所有四个有利要素如今都不再可靠。

也许危机感是多余的，也许德国战后的变化是如此深刻，再也无法逆转。但也有可能，“自由平和的德国人也难以抗拒那些塑造历史的巨大力量”。右翼民族主义的另类选择党（AfD）如今已经跃居联邦议会的第三大党，其领导者宣称已经厌烦了德国人“对内疚的崇拜”，并将移民问题归咎于被他们称为“二战获胜方的傀儡”的德国政要。如果某个政党能够以更主流、更温和的方式支持这种情绪，很有可能会找到自己的执政之路。在未来几年，德国可能将身处一个再度民族主义化的欧洲，形形色色崇尚“鲜血与土地”的政党可能掌权。在这种环境中，德国人能够抵御自身的民族主义回潮吗？实力政治曾主导欧洲大陆长达千年，如果其他欧洲国家最终走上这条道路，那么即便是最为自由的德国（哪怕仅仅出于自卫）也很难不加入其中。如果今天的德国是自由世界秩序的产物，那就必须思考在这个秩序瓦解的时候会发生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