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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李医生失去生命的仅仅冠状病毒吗?

耿来意 · 2020-02-08 · 来源:乌有之乡

造成他失去生命的不仅仅是新型冠状病毒,还有另一种更加顽固的病毒,它的名字叫官僚主义。

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监察委员会调查组已抵达武汉,就群众反映的涉及李文亮医生的有关问题作全面调查。

这是个好消息。

李医生的去世引起了群情激愤,成了一个引起国际影响的悲剧事件,人民需要一个交待。

因为造成他失去生命的不仅仅是新型冠状病毒,还有另一种更加顽固的病毒,它的名字叫官僚主义。

是不是言过其实?

《环球时报》的总编胡锡进同志在李医生去世后写道:武汉市欠对李文亮一个道歉!武汉市的主要官员为什么不在李文亮病重期间去慰问他,为什么不早一些推翻之前对他的态度?我们的一方政府和官员们做错了事情,向受了冤屈的人道个歉鞠个躬,难道就这么难吗?

这难道还不是官僚主义吗?

这就是毛主席发誓要“抛到粪缸里去”的那个“极坏的家伙”——官僚主义。

官僚主义极难对付。

这跟目前流行的这个新型冠状病毒倒有几分相似。毛主席对官僚主义一直是深恶痛绝的,总想把它扔到粪缸里,从战争年代开始,文章里鞭挞,讲话里痛斥,运动中连续打击,不知往粪缸里扔了多少,一直都没有扔干净。毛主席气的不行,以至于从一九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开始,他开始管官僚主义叫作“死官僚主义”了,他说:死官僚主义分子,死也不改,“共产风”一直刮,党的话不听。他们是前两类的间接同盟军,不能说是我们的人,也是敌人。“前两类”都是指的反革命,也就是说,毛主席把官僚主义当成了阶级敌人了。虽然后来毛主席又说他们和第一、二类有所区别,还是人民内部问题,但对“死官僚主义”气愤之情常常溢于言表。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七日,他在济南向中共山东省委负责人曾希圣、谭启龙谈话时说:“河北烂了八个县。必须认识这是反革命分子的复辟,死官僚主义是他们的同盟军,是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对第三类人(死官僚主义分子)一定要从领导岗位拿下来。”一九六一年五月,毛主席在为戚本禹写的材料《关于“调查研究”的调查》批语中写道:“实行官僚主义的老爷式的使人厌恶得透顶的那种调查法,党委有权教育他们。死官僚不听话的,党委有权把他们轰走。”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二日,毛主席在阅薄一波报送的陈正人给他的信和陈正人《关于在洛阳拖拉机厂蹲点的报告》时批注:“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又把官僚主义者划进了敌人的阵营。官僚主义为什么如此顽固?在毛主席看来,“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在我们的党和政府,不但在目前是一个大问题,就是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还将是一个大问题。就其社会根源来说,这是反动统治阶级对待人民的反动作风(反人民的作风,国民党的作风)的残余在我们党和政府内的反映的问题。”因此,只要这种根源不除,官僚主义就有存在的土壤,在一定情况下还会泛滥漫延。一九五七年五月二日, 《人民日报》发表经毛主席审阅的社论《为什么要整风?》。社论说:在革命胜利以后,党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倾向有了新的滋长,许多同志喜欢采取单纯的行政命令的办法处理问题,对于名誉地位和形形色色的特权表现了很大的兴趣,而不愿意深入群众,同群众同甘共苦,坚持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其中有少数人竟至沾染国民党作风的残余,不把工人、农民、学生、士兵、知识分子、民主党派、少数民族的群众看作自己人,不让他们有说话的机会,如果他们说了不满意的话,就对他们采取打击办法。很明显,我们党绝不能允许这种情况继续下去。”

从这个六十多年前的社论中,我们可以看出官僚主义的一些形象表现:喜欢行政命令的办法处理问题,对名誉和特权很感兴趣,脱离群众,不让人说话,用打击的办法不让人说话……

李医生的遭遇,是不是很有些官僚主义的手法呢?

让我们听一听毛主席对官僚主义的那一声声呵斥吧。

“共产党员在民众运动中,应该是民众的朋友,而不是民众的上司,是诲人不倦的教师,而不是官僚主义的政客。”

“凡典型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事例,应在报纸上广为揭发。其违法情形严重者必须给以法律的制裁,如是党员必须执行党纪。各级党委应有决心将为群众所痛恨的违法乱纪分子加以惩处和清除出党政组织,最严重者应处极刑,以平民愤,并借以教育干部和人民群众。”

“如果在地方工作中不批评官僚主义倾向,在军队工作中不批评军阀主义倾向,那就是愿意保存国民党作风,愿意保存官僚主义灰尘和军阀主义灰尘在自己清洁的脸上,那就不是一个好党员。”

“我们队伍中的唯武器论,单纯军事观点,官僚主义、脱离群众的作风,个人主义思想,等等,都是资产阶级的影响。对于我们队伍中的这些资产阶级的东西,也要像打扫灰尘一样,常常扫除。”

“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命令主义、尾巴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骄傲自大的工作态度等项弊病之所以一定不好,一定要不得,如果什么人有了这类弊病一定要改正,就是因为它们脱离群众。我们的代表大会应该号召全党提起警觉,注意每一个工作环节上的每一个同志,不要让他脱离群众。教育每一个同志热爱人民群众,细心地倾听群众的呼声;每到一地,就和那里的群众打成一片,不是高踞于群众之上,而是深入于群众之中。”

“要在我们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中反对官僚主义。现在在不少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中存在着很严重的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现象,这种现象的发生和滋长,是与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的官僚主义分不开的。即以中央一级机关来说,许多部门中的许多领导干部,还仅仅满足于坐在机关中写决议,发指示,只注意布置工作,而不注意深入下层去了解情况和检查工作,使自己的领导常常脱离群众和脱离实际,以致在工作中发生了不少的严重问题。我们要进行大规模的国家建设,就必须克服官僚主义,密切联系人民群众。中央和地方各级领导干部都应该经常地深入下层,检查工作。如果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克服了官僚主义,下面那些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坏现象,也一定会得到克服的。”

“领导者无领导,这是官僚主义者,不是领导者。”

“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烦了,搞官僚主义,见了群众一句好话没有,就是骂人,群众有问题不去解决,那就一定要被打倒。现在,这个危险是存在的。如果脱离群众,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农民就要打扁担,工人就要上街示威,学生就要闹事。凡是出了这类事,第一要说是好事,我就是这样看的。”

“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说革掉很好,应当革掉。”

“我们不是资本家,我们都是国家工作人员,不能老爷式地工作,应当力求避免官僚主义,应当永远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

“我们一定要把领导上的老爷式作风、官僚主义作风、命令主义作风,完全消灭得干干净净。”

“官僚主义这种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坏作风,一年不用扫帚扫一次,就会春风吹又生了。”

官僚主义真是一个坏作风,上祸国,下殃民,于国家,破坏党群关系,干群关系,象这次重大疫情中暴露出来的令群众不满的疫情瞒报等问题,对政府的公信力造成多大的破坏;于民,就象李医生这件事,盲目训诫本已不对,在李医生生病期间,竟然连一个道谦都不给,这种官僚主义老爷作风严重到何种程度?如果李医生得到了道谦,得到了平反,心情会舒畅许多,身体免疫力会增强许多,他才三十几岁,年富力强,谁能说他躲不过病毒的伤害呢?

过去我们听一个相声里说:官僚主义害死人。官僚主义真会害死人的,从这个角度说,它又何尝不是另一种要命的病毒呢?

新型冠状病毒在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终将会被剿灭,疫情终将会被控制,而官僚主义这个病毒呢?是否也会消散呢?

人们期待着国家监察委员会的调查意见,尽管它不会把官僚主义消灭得干干净净,但它也会象一把扫帚,给那些官僚主义者以警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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