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团日报社2018-11-01兵团精神研究课题组

兵团精神的实践主体

兵团精神研究课题组

兵团精神存在于兵团人的追求之中，体现于兵团人的行为之中。在兵团60多年的形成发展过程中，有许多不同的人群加入进来，成为“兵团人”的一分子，共同推进着兵团事业、创造着兵团精神，他们都是兵团精神的实践主体，都以自己的精神特质丰富和发展着兵团精神。在这些兵团精神的实践主体中，具有较为独特的精神特质、对兵团精神的形成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实践群体主要包括军垦创业者、支边青壮年、知识青年和新职工等，他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兵团精神的形成发展起到了非常突出而重要的作用。

一、军垦创业者

军垦创业者是指驻疆人民解放军中开展军垦事业并集体转业到兵团的人群，共计17.5万人。他们是新中国屯垦戍边事业的开创者和兵团事业的奠基者，是最早的兵团人。

包括三个部分：

一是以王震将军率领进疆的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第二军、第六军大部；

二是由新疆国民党起义部队改编的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二兵团全体官兵；

三是由三区革命军整编的人民解放军第五军大部。

在军垦创业者中，还有一个特殊的人群，即进疆参加建设的女兵们，包括“八千湘女”、山东女兵等，被誉为第一代“戈壁母亲”，她们工作中巾帼不让须眉，生活上承担了更多责任，体现了更多中国妇女的传统美德，她们使从战火硝烟中走来、充满铁血豪情的军垦创业者多了一份母性的光辉。

军垦创业者保留了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为兵团事业的发展和兵团精神的形成提供了不可多得和极其宝贵的价值资源。一是具有人民解放军的整体风貌。在军垦创业者的精神素质中，起主干作用的是第二、六军。虽然也有国民党起义部队和民族军，但他们都是在王震等老一辈革命家高风亮节的感召和带领下，在具有人民军队光荣传统的二、六军思想政治工作干部的宣传和带动下，在积极投入新疆大生产运动中，成为驻疆人民解放军不可分割的整体，共同高扬起由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传承下来的人民军队革命精神。二是历经中国革命精神的洗礼。他们为革命、为人民、为新中国立下了不朽功勋，对革命、对事业信念坚定、忠心赤胆，纪律严明，敢于克服一切困难、不怕任何牺牲去争取胜利，有着在强大敌人重重围困中、在极端艰苦恶劣条件下开创革命事业的智慧和力量，他们亲自参与缔造了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中国革命精神，这是人民军队听党指挥、服务人民、英勇善战的优良传统的精神写照，也是革命事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力量源泉。三是他们的前身三五九旅是南泥湾精神的代表和军垦精神的开创者，是人民军队克服任何艰难险阻的屯垦军魂和我们党屯垦史上的丰碑，直接孕育了兵团精神。兵团人习惯称自己为“三五九旅的传人”，张仲瀚在《老兵歌》开篇就说：“兵出南泥湾，威猛不可挡。身经千百战，高歌进新疆。”王震将军为一师题词“生在井冈山，长在南泥湾，转战数万里，屯垦在天山”。一师阿拉尔市还建有三五九旅屯垦纪念馆，这些生动地说明了兵团同三五九旅的传承关系。四是王震等革命家的直接领导、组织动员、身体力行和率先垂范，锻造了军垦创业者的优秀品格。一支部队的精气神是由首任军事主官缔造的。军垦创始人王震将军忠诚于党、无私无畏，勇挑重担、迎难而上，尊重人才、善于创造，情系边疆、脚踏实地，在七届二中全会上主动请缨来到艰苦落后的新疆，以强烈的奋斗和进取精神规划着新疆的美好蓝图，去世后，子女按照遗愿将他的骨灰撒在了天山之巅。他的高风亮节，始终感召、激励着军垦创业者和后来的兵团人，铸成兵团精神之魂。五是听从党的召唤、解放新疆、开发新疆、服务新疆各族人民的强烈愿望。早在转战陕西、解放大西北时，王震将军曾问张仲瀚愿意去“天府之国”四川，还是去荒凉落后的新疆？张仲瀚回答说：“新疆是亟待开发的地方，那里的少数民族兄弟急需汉族人民帮助。不管新疆之行多困难，新疆之战多残酷，我宁愿穴居野外去开垦荒地，让戈壁变绿洲，而不愿到富饶的四川盆地去吃现成饭。”这些都是构成兵团精神的重要元素。

军垦创业者是兵团精神不可磨灭的开创者和奠基者，他们以军人严明的纪律观念、巨大的牺牲精神和强烈的大局意识创立了兵团精神，以一种异常鲜明的群体特征独步于屯垦戍边的精神殿堂，创造了屯垦戍边的新业绩，为后来的兵团人树立了英雄的榜样。一是他们来源、结构、文化背景单一，行为方式整齐划一、步调一致，有利于迅速形成鲜明的群体精神特征。他们虽然脱下了军装，但始终认为自己还是军人，始终以自己是一名革命军人而自豪，他们的行为始终有着异常强烈的军人特征，始终保持着长期战争锻炼出来的忠于祖国、忠于人民、服从命令听指挥、不惜任何牺牲去夺取胜利的优秀品质，这使他们成为人民军队革命精神向兵团精神转化的天然实践者。二是他们为兵团奠定了热爱祖国的光荣传统。军垦创业者们有着军人强烈的保边守土意识，张仲瀚有诗赞曰：“十万大军出天山，且守边关且屯田。塞外江南一样好，何须争入玉门关。”他的《老兵歌》写道：“江山空半壁，何忍国土荒”“祖国需要处，皆是我家乡”“兵团多健儿，未离手中枪。边关烽烟起，重新上战场”。这些诗句深刻抒发了军垦创业者们热爱祖国的深厚情怀。三是他们为兵团人奠定了无私奉献的精神丰碑。军垦创业者们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兵团成立时，二军五师、六师作为井冈山时期红六军团特别是后来三五九旅的基础，中央军委有意保留这样一个有长期光荣战斗历史的二军建制，但在部队指战员们的主动要求下，二军除四师外，全部就地转为生产建设兵团。军垦创业者中的戈壁母亲们更兼具花木兰的风采和我国妇女负重、忍耐、牺牲、奉献的美德，她们的行为进一步诠释了无私奉献的内涵。四是他们为兵团人树立了艰苦创业的崇高典范。军垦创业者们是在环境极度恶劣、条件极为艰苦的情况下白手起家、改天换地开创兵团事业的，他们将艰苦创业这一精神品质发挥到了极致。他们贡献出自己微薄的军饷、菜金、津贴和转业费作为集资兴业的启动资金。他们住地窝子、喝涝坝水、自制工具、人拉肩扛，以忘我的劳动，在亘古荒漠中书写了创世纪的辉煌篇章，展示了人类创造力和奋斗精神的奇观，展示了艰苦创业的强大精神力量。五是他们为兵团人树立了开拓进取的良好风范。他们以戈壁滩上建花园、把新疆建设成塞上江南的美好蓝图激励自己，以新中国屯垦戍边事业的开创者要求自己，想方设法创造条件去克服困难、夺取胜利；他们不迷信国外权威，创办了新疆最早的机械化农场，在国外专家称作“植棉禁区”的玛纳斯大面积植棉获得高产，在阿克苏垦区建成全国唯一的长绒棉生产基地，在一张白纸上描绘了崭新的未来，通过创造性的实践，把中央创立兵团这一伟大创举转化为现实的创造性成果。六是他们通过言传身教和传帮带作用将凝聚的精神价值一代代传递下去，使兵团精神不断发扬光大。军垦创业者们为兵团事业打上了鲜明的精神烙印，虽然后来有大量来自五湖四海的支边青壮年、转业军人、知识青年、新职工等加入进来，人数远远多于他们，但后来的人在很多情况下是以个体进入兵团的，需要适应和融入军垦创业者们的集体生活中，遵从军垦创业者们奠定的兵团精神这一共同的规范，因而很快成为接受了军垦创业者优良传统的新军垦战士，将军垦创业者创立的兵团精神传扬下去。

二、支边青壮年

支边青壮年是1954年兵团成立以后直到1975年兵团解体期间迁入兵团的人口群体。1958年至1974年，兵团人口净迁入总数为105.8万人，其中支边青壮年占到60%以上。

包括三个部分：

一是国家有计划地组织支援兵团的内地劳动力和转业军人，即计划支边人员；

二是国家由于三年自然灾害而安排来兵团的移工就食人员；

三是由于自然灾害以及内地人多地少矛盾而自发来到兵团的内地青壮年，即“自动支边人员”。

此外，由于当时国家鼓励生育和军垦第二代进入人口生育高峰，这一时期兵团子女也是重要的人口因素，他们的行为耳濡目染地受到支边青壮年的父辈的影响，有着同父辈相同的时代和人文特征，因此可以归入到支边青壮年的精神类型之中。

支边青壮年带有很深的时代烙印和多样化的群体精神面貌，他们带着这些重要的时代特点和群体特征加入到兵团屯垦戍边事业的实践中。一是文化社会背景的多样性和更强的群众性。支边青壮年来自五湖四海、全国各地各民族，与军垦创业者的不同是，支边青壮年有着更浓郁的省籍情结、乡土情结，有更明显的地域、方言、风俗特征，生活阅历、生活习惯、文化背景、来兵团的原因也不一样。他们的大量进入成为比重较大的兵团人口群体，打破了由军垦创业者们构成的军人色彩浓厚的单一社会形态，使兵团成为具有丰富的文化多样性和更强的群众性的社会。二是视角的开放和融合性。支边青壮年来到兵团，主要是一种自愿行为，是自愿报名和在个人的强烈要求下来的，更愿意了解、适应其他地方，更向往换一种生活方式。因此，他们普遍抱有一种更加开放的心理和视野，对其他省份的人有更多的包容和理解，通过夫妻、亲戚、朋友关系特别是子女交往等，带来兵团社会新的融合和分化，体现了兵团社会的开放和快速融合特性。三是有较强的吃苦耐劳精神和忍耐性。吃苦耐劳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中华民族精神十分鲜明的特点。支边青壮年中这种特点更加突出。他们多数人来之前都有到一个新地方吃苦的心理和思想准备。他们来到兵团的时候，正是兵团事业大发展的时期，是作为主要的一线劳动力引进的，主要承担了开荒挖渠修水库等繁重劳动，这使他们吃苦耐劳的精神得到了更充分的展现。四是受时代影响大。支边青壮年落户兵团有很强的政策因素，特别是国家计划援疆人员要求政治上追求上进、生活上相信组织、工作上能够吃苦。同时，当时的社会采取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加上兵团本身就是一个政治取向很强的组织，使得支边青壮年自觉把政治作为个人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呈现出一种注重政治标准、依托单位、更易受到当时社会思潮的影响等特点。

支边青壮年是兵团精神不可替代的继承者和普及者，他们以吃苦耐劳、丰富多样和适应性强的品性丰富了兵团精神，他们大量加入并承担起兵团精神新实践的主体地位，保证了由军垦创业者奠基开创的兵团事业和兵团精神迅速发展壮大。一是支边青壮年赋予了兵团精神以突出的群众性特色。由军垦创业者们开创的兵团精神，更多地体现出一种军人特别注重的纪律和牺牲精神，难以作为对普通群众的要求。但支边青壮年在适应军垦创业者们创造的兵团生活的同时，又用自己群众化的理解和新的实践使兵团精神突破了单纯的军人特色，成为一种能够为普通群众所接受并实践的重要精神现象，这是支边青壮年的重大功绩。二是支边青壮年通过一些重大事件升华了热爱祖国的情感。支边青壮年的活动同我国边境多事之秋紧紧相连。1962年“伊塔事件”后，兵团以支边青壮年为主体，组建了“三代”工作队，赴事发地区开展代耕、代牧、代管工作；随后又在边境沿线不宜生存的地区组建边境农场带，成为屯垦戍边的国防屏障。在数十年时间里，他们在敌人的枪口下生活工作，牢牢地坚守着国家的每一寸领土，涌现了孙龙珍等爱国英雄。通过这些重大事件，支边青壮年将兵团精神中“热爱祖国”的特质推向了新的高度。三是支边青壮年传承弘扬了无私奉献的美德。支边青壮年来到兵团后，迅速成为兵团进军荒漠、实现事业大发展的主力军。在这一过程中，由于实行“边勘探，边设计，边开荒，边绿化，边建场”，还要节约粮食上缴国家和支援灾区等，导致生活非常困难。但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支边青壮年们仍然以高昂的斗志，完成了国家交给兵团的各项任务，支撑了兵团事业的大发展，这是军垦创业者无私奉献精神在新的条件下的继续和发展。四是支边青壮年传承弘扬了艰苦创业的风采。支边青壮年是兵团大发展时期的主要一线劳动力，在这一时期，兵团在天山南北开展了垦荒造田和兴修水利的高潮。其中重点开发了南疆的塔里木和北疆的莫索湾。在这些成就中，支边青壮年承担了主力军的角色，使军垦创业者艰苦创业的传统得到了很好的传承。五是支边青壮年传承弘扬了开拓进取的作风。以支边青壮年为主体支撑起来的兵团事业大发展时期，将军垦创业者们开创的兵团事业推向了一个新的层面，基本奠定了兵团事业的规模和布局，成功应对了“伊塔事件”等重大事件。这里面，充分体现了兵团在利用形势、抓住机遇上积极进取的态度，体现了兵团对屯垦和戍边的探索和开拓，使兵团精神中的开拓进取具有了新的更加宝贵的含义。六是支边青壮年将兵团精神更深入地凝聚到兵团体制之中。支边青壮年来到兵团的时期，是兵团制度建设和体制变动最迅速的时期，在这一过程中，支边青壮年总结吸收了军垦创业者们的成功经验，巩固了思想政治工作、农业科技推广等制度，探索形成了“五好”连队建设的新经验，使兵团精神更加支持配合兵团体制机制，作为一种制度化、常态化的精神成果得到保存和发扬。

三、知识青年

知识青年是在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响应毛泽东1955年提出的“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和1968年提出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号召，来到兵团的重要人口群体，时间从20世纪50年代末至1975年兵团体制撤销前。这一时期，兵团共接收、安置知识青年12.67万人，其中上海知青9.7万人。1965年周恩来曾在石河子接见了上海知青代表。

知识青年最重要的特征就是有一定的知识并充满理想与活力，这不仅在兵团而且在当时的全国也是很独特的。一是知识青年有一定的知识储备。知识青年是以“知识”作为最鲜明的群体特征而获得社会角色的。但当时城市经济还不能充分吸纳新中国普及教育制度培养的大批中学毕业生，特别是知识青年相对于广大农村地区而言非常稀少，使得知识青年在社会中成为一种很难融入社会其他群体而又对自身的社会价值有很高期望的独特群体，只有依靠知识作为沟通社会、展示精神特质的渠道和桥梁。二是知识青年有着很强的社会理想和社会责任。社会责任和社会理想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知识青年同当时社会其他群体相比更多地传承了这种改造社会的理想和传统。同时新中国刚刚成立，社会组织结构孕育着强大的变革张力，知识青年作为一种游移性的群体，很容易用他们独特的眼光看到社会的不足，更增强了他们对社会责任感。但由于知识青年尚未走入社会，还不能很好地处理改造社会和适应社会的矛盾，普遍存在着一种理想高于现实、期望高于行动的缺点。三是知识青年充满朝气和热情。他们是社会的新生力量，刚刚走出校门、踏入社会，就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积蓄了青年人特有的朝气和活力，对自己的未来充满自信和憧憬，怀抱着满腔的真诚去对待社会和人生，渴望在社会上大显身手、实现自身价值。这种朝气和热情，使知识青年碰到适宜的环境和条件，很容易迸发出惊人的能量，展示出巨大的精神价值。四是知识青年更具有群体自觉。知识青年们普遍怀有一种对知识的自信和优越感，怀有一种对“知识青年”群体的认同感，这使他们很难融入其他社会群体，但同时也使他们对其他知识青年有着更强的亲近感，更容易以一种“同气相求”的感觉进行交流和沟通，在同类中寻求情感和心灵的安慰。因此，知识青年们的认识和感触更容易在同类中传递，更容易获得群体的支持，更懂得运用他们群体的力量表达诉求。这种群体自觉如果发挥得好，会使他们更容易作为一个群体发挥出作用、展示出精神的力量。

知识青年是兵团精神不可缺少的宣传者和提炼者，他们以蓬勃的理想热情、强烈的自觉意识、对知识素质的高扬丰富了兵团精神；他们给兵团带来了新鲜血液，运用他们同内地家庭的联系承担起了宣传兵团精神的桥梁纽带作用。一是他们承担了用兵团精神教育武装职工群众的重任。曾受到周恩来总理接见的上海知青杨永青回忆说：“从总体上看，上海知青在边疆这段时期是作出了贡献的，尤其在兵团教育战线上贡献是最突出的。在兵团多少老师都是上海知青，毕竟文化程度高，很多是高中生，大学肄业的也有，我们很多同志本身是高中生，当老师，最后他培养出来的学生都上了大学、读研究生，成了硕士、博士了，所以在这方面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兵团精神能够得到提升和不断传承，知识青年功不可没。二是他们用报国和创业热情丰富了热爱祖国的内涵。知识青年从小生长在大城市，有许多从未离开过家庭，如上海青年自觉自愿、争着抢着要从生活、物质、文化条件在全国首屈一指的上海到遥远的新疆农场参加劳动，这本身就是一种爱国热情的体现。他们在兵团“三代”工作、建设边境团场和民兵值班中承担了重要工作，展示了他们热爱祖国的情操。三是他们有意识地将奉献同事业和理想结合起来，为无私奉献加上了“为理想、为事业而奉献”的新注解。有许多知识青年响应国家的号召，把支援边疆作为改造自己、锻炼自己机会，来到兵团主动要求去落后地区、去基层一线，在艰苦的环境中磨炼自己，主动克服生活关、劳动关、思想关，在非常落后的环境中坚持下来，受到基层各族职工群众的欢迎，涌现出了上海知青李梦桃、姜万富等先进典型代表。四是他们自觉把知识同事业结合起来，赋予了艰苦创业以“知识创业”的新含义。1963年到1965年，上海有6.5万名知青来到兵团，3年间共有3万多人次荣获五好工人、生产能手、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五好干部等称号，2000多名成为农业拖拉机手和其他农业技术人员，2800多名被提名为各级干部，5000人参加了共青团，700多人参加了共产党，出现了一批应奋、鱼珊玲式的先进青年标兵和植棉能手田增芳、养猪模范王焕兰、技术革新标兵王玉山等代表人物。五是他们有意识地运用知识改变环境、改造社会，为开拓进取增添了新的科技含义。知识青年来到兵团，积极在团场、连队举办文化夜校、农业科学研究小组、技术训练班、组织理论学习小组等，组织歌颂新事物新生活的业余文艺演出队，帮助扫除“文盲”，把自己的知识传播给职工，活跃了兵团的政治、文化生活和民兵等工作，带动了团场移风易俗，成为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和新科学技术的阵地。荣获优秀科技工作者等称号的天津知青王春苔就是一个优秀代表。

四、新职工

新职工是在1992年我国开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程中，在农民工外出打工潮的背景下，落户兵团的群体。

包括三个部分：

一是为改善经济条件而自愿落户的群体；

二是由于疆内行政管辖关系的调整而集体迁入的人群；

三是一些贫困地区进行移民脱贫或因水利工程修建等原因而进行有组织的人口迁移等。

新职工有较强的经济意识、注重自身利益，具有农民的吃苦耐劳精神，这使他们同兵团其他社会群体有明显的不同。一是具有较强的市场观念和开放意识，但扎根意识不强。新职工是改革开放大背景下的产物，是农民工离乡进城潮的一部分。虽然他们进入兵团的具体原因、时间和条件各不相同，但初衷都是为了改变自身的经济状况、获得更好的预期回报，同历史上传统的“走西口”更加接近。他们在长期的流动中树立了较传统兵团人更强的经济意识、市场意识和开放眼光，不愿意固守在一个地方，时刻注意寻找更具有发展机会的新环境。二是具有较强的吃苦耐劳精神。新职工多数来自内地一些偏僻落后、发展条件和机会受很大限制的农村地区，有些地方只能进行移民脱贫，但他们却能够长期坚守在那里。因此，他们更具有中国农民传统的吃苦耐劳、安土重迁的精神。同时，作为农民工的一部分，他们因缺乏谋生技能主要靠出卖劳动力和繁重的体力活谋取生计，从事过各种艰苦的职业和行业，这些职业和行业是一般城市人不愿意从事的、比较危险繁重、报酬又低的工作，这些经历使他们成为最具有吃苦耐劳精神的群体。三是集体意识和纪律意识相对较弱。新职工主要是经济移民，他们对个人利益更加看重，而对集体利益的关心相对较弱，不喜欢受到约束，对严格的管理不适应。他们到兵团后，团场的管理转变为指导和服务为主，土地、生产资料等实行承包，明晰到户，职工对生产过程比较自主，不愿意受到集体的约束。四是文化水平相对较低，家庭负担较重。新职工多来自于比较落后的农村，特别是西部贫困地区，教育非常落后，常因贫困导致子女中途辍学。一些团场过去修的比较好的文化场馆和群众活动设施由于职工队伍结构的变化而降低了使用率。

新职工是兵团精神不能回避的传承者和实践者，他们以突出的经济意识、市场意识、开放观念和吃苦耐劳精神丰富着兵团精神，成为新的历史条件下传承弘扬兵团精神的重要实践主体。一是新职工弥补了兵团一线劳动力迅速减少的趋势，使兵团精神继续拥有了实践者。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地区差别的扩大、老职工进入退休高峰，兵团出现了大量人才外流、老职工退休、知青返城、兵团子女因为就学和进城打工等原因离开团场的现象，导致兵团劳动力人口、特别是团场一线劳动力迅速减少，使兵团精神的传承缺少相应的实践主体。新职工的大量加入，填补了这一缺口和不足。二是新职工是兵团精神在新世纪新实践的现实承载者。他们承担了兵团事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主要建设工作，推进“三化”建设、处理“三大关系”、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等，都主要依靠他们。只有通过他们的实践，通过使他们成为由兵团精神武装起来的新型兵团人，将党和国家赋予的职责使命化作他们的自觉追求和最深层的情感，兵团才能完成新时期的改革发展目标。三是新职工赋予了兵团精神更突出的群众性特征。兵团事业要获得持久和长期发展动力，离不开广大群众、特别是普通群众的自觉自愿参与和投入。新职工是在一个没有外加政治要求的市场经济时代、从完全个人化的决策出发落户兵团的，他们同兵团精神的完全融合，是兵团精神具有充分的群众性、能够在群众中完全生根发芽成长的具体标志。同时，新职工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也会用他们的行动丰富兵团精神，将兵团精神对普通群众的吸引力和感召力充分发掘出来。四是新职工赋予了兵团精神更突出的市场经济特征。党政军企合一的特殊体制同市场机制的关系是兵团当前改革面临的重要课题。处理这一关系，迫切需要兵团人更加解放思想、加大改革创新，在这一过程中，新职工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在兵团率先从事市场性较强的工作，更积极、主动地利用市场，在兵团起到了转变观念和带头作用，强化了兵团开拓进取的意识，促进了兵团精神同市场经济的结合。五是新职工是建设屯垦戍边核心价值观、巩固兵团精神精髓的重要实践者。由于坚持不懈地开展兵团精神教育，近年来在新职工中也涌现了一批先进典型，如十师一八六团副团长郭斌等。新职工是兵团最主要的群体，发挥兵团特殊作用、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是中央对兵团的新要求，也是兵团维稳戍边核心价值观的灵魂。要使中央的新要求转变成兵团人的自觉追求和核心价值观，离不开新职工的创造性实践。

来源：兵团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