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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松民 | 谈武汉保卫战

郭松民 · 2020-02-12 · 来源:微博@郭松民

预防为主和市场逻辑是不兼容的,因为在一个市场化的医疗体制下,“预防”简直等于要消灭利润来源。从一切为了人民健康考虑,向社会主义的、公有制的医疗体制回归,是唯一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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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以武汉为中心抗击新型冠状病毒的斗争,如果用军事术语来表述的话,不妨称为武汉保卫战。

去年12月,宣布发现新型冠状病毒,属于外围接触战;1月23日,宣布“封城”,意味着保卫战已经进入了白热化阶段,病毒已攻破城防,登堂入室,形势严峻,武汉危在旦夕。

现在,武汉全城已进入战时状态,中央也从各地调集精兵强将驰援武汉,深信在不久之后的春暖花开时节,一定能够战胜猖獗一时的病毒。

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明白,当不得不进行“保卫战”的时候,实际上意味着在防疫问题上已经丧失了战略主动权。 尽管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但代价和成本无疑将相当惊人的。

也许,我们现在就应该思考:在经历了2003年抗击SARS之役17年后,为什么再次陷入了几乎完全相同的被动局面?

这里就存在一个医疗卫生工作的基本思路问题。

02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

新中国的前三十年,医疗卫生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以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水平,用很低的成本,使人民的健康状况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

到50年代末,也就是新中国成立刚刚10年左右的时间,天花、鼠疫、霍乱、性病等烈性传染病就基本绝迹,血吸虫病、丝虫病、钩虫病、疟疾等几种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的疾病,也得到了有效的防治,婴儿死亡率大大下降,人均寿命急剧增加,人口也开始迅速“膨胀”了。

新中国取得如此巨大的历史性成就,原因是多方面的,要详细论述,需要一部鸿篇巨制。 这里只谈一点,就是毛主席提出的“预防为主”的方针。 这一方针在战胜血吸虫病的斗争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03

血吸虫病在中国流行数千年,就像瘟神一样威胁着农村广大劳动人民的生存。 儿童被传染血吸虫病后,会影响发育甚至成为侏儒;妇女被感染后,多数不能生育;青壮年感染后,就丧失劳动力以至死亡。 解放初期,血吸虫病在我国南部及长江沿岸一带蔓延,病人达1000多万。不少疫区人烟稀少,田园荒芜,还出现了许多无人村。

江西省余江县是当时血吸虫病的重灾区。 1919年到1949年先后有29000多人死于血吸虫病,42个村庄濒临毁灭,原有500多户,2200多人的荐头村,在解放时只剩下了8户。

毛主席非常重视血吸虫病的防治。1953年就批示“血吸虫病危害甚大,必须着重防治”,并向全国人民发出“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的号召。

但是,应该用什么样的战略战术战胜血吸虫病?

当时,一些专家和卫生系统的领导干部认为,农村缺乏足够的现代医疗设备,因此,重点应当是在县城开办正规的现代医院。显然,这是一种消极防御的策略,不仅成本很高,为当时中国当时的经济条件所不允许,并且也无法根本改变在血吸虫防治方面的被动状态。

但这种政策对卫生系统是有好处的,他们可以获得大量投资,安排大量干部。

毛主席认为,还是要积极防御,用人民战争的方式解决问题。

1955年,中共中央成立了防治血吸虫病领导小组,直接领导全国的血防工作; 1957年4月,中央发布《关于消灭血吸虫病的指示》,形成了全国动员的格局。

04

血吸虫的传播主要通过人畜粪便。

从原理上看,消灭血吸虫病有三条途径:一是消灭钉螺,血吸虫便无处存身;二是科学处理粪便,切断血吸虫繁衍传播的途径;三是人畜不接触水和钉螺密集的地区,就无从感染血吸虫病。

江西省水利部门曾在余江县狮子岩边修建水渠,施工中开垦新沟的泥土把旧沟填平了。后来发现,新沟里完全没有钉螺,旧沟里的钉螺也都成了空壳。

1955年,江西省血吸虫病防治所又进行了一项实验,发现土埋三个月后,减少钉螺接近四分之三。 有了科学依据之后,余江人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埋螺工程,主要方法就是开新沟填旧沟。 从1955年冬到1958年春,余江县共填平老沟347条,长382华里,开新沟87条,长334华里,填旧塘503口,搬动土方416万立方。

钉螺只有米粒一般大小,繁衍能力极强,一对钉螺一年可繁殖25万只,想要彻底消灭非常困难。 为了消灭钉螺,全县群众都被发动起来,每人带着一双筷子、一个小桶到疫区捡螺。小学生们唱着《我是血防战线上的小哨兵》,每人平均捡螺2两。余江血防战实验组几天之内捡回的钉螺,统一集中到一间8平方的房间里,足有两尺厚。

此外,余江县还发动学生在疫区宣传普及卫生知识,走家串户教会农民使用药物处理粪便,或收集粪便统一处理。在疫区范围内,耕牛禁止下水,家犬全部宰杀,切断一切传染途径。与此同时,在农民家门口开设医疗点,进行免费治疗,农忙时节还派医疗组下地治疗,医药费减收或免收。

1958年,余江县血吸虫被全部消灭,并保持了30多年未复发。

余江县的胜利仅仅是全国血防战线的一个缩影。 到1958年底,即大跃进的高潮中,全国血吸虫病人由解放前的1169万,断崖式下降到84万人,12个流行省份已有5个省先后消灭了血吸虫,433个流行县乡区有260个达到传播阻断标准,63个乡达到传播控制标准。

1958年6月30日,毛主席看到余江县消灭血吸虫的报道后,“浮想联翩,夜不能寐。微风拂煦,旭日临窗,遥望南天,欣然命笔”,写下了旷世名篇《七律·送瘟神》,抒发自己欣慰的心情。

其中“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一句,无疑是对单纯依靠专业技术人员,消极防御的批评;而“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则表达了对动员起来的亿万人民的高度信任。

05

今天,要消灭新型冠状病毒,防止在不确定的将来第三次出现“保卫战”这样的被动局面,中国仍然要拿起“预防为主”和“人民战争”这两大法宝。

这里需要强调的仅仅是一点——

预防为主和市场逻辑是不兼容的,因为在一个市场化的医疗体制下,“预防”简直等于要消灭利润来源。

市场化的医疗体制无法对此产生积极性,是可以预料的。

从一切为了人民健康考虑,向社会主义的、公有制的医疗体制回归,是唯一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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