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郭松民  独立评论员郭松民

导读：尘埃变成大山，正是共同体解体的结果。讽刺的是，发明“时代的一粒的尘埃，落在个人身上就是一座大山”这句话的人，也正是推动共同体社会解体的卖力鼓吹者之一。未来，要防止“尘埃”变成“大山”，不要让“轻如鸿毛的事也变得难以承受”，我们要认真考虑重建各种小共同体，变已经沙化的社会为共同体社会。

郭松民 | 尘埃，为什么会变成一座山？

原创 郭松民  独立评论员郭松民

作 者：郭松民

编 辑：南 方

“ 最重要的是，我们对世界的看法也被这场疫病永远地改变了。”

01

无论如何，很多人的生活被这场疫病永远地改变了。

最重要的是，我们对世界的看法也被永远地改变了。

原本看上去稳定的生活、牢不可破的联系，一夜之间就暴露出脆弱的一面。

生产过剩的丰裕社会好像突然消失了，没有想到会遭遇短缺，没有想到会如此无助。

就像小说《三体》描述的那样，不能被质疑的公理失效了，坚实的大地像稀粥一样荡漾起来。

未来，我们还能像以前那样充满信心地面对这个世界吗？

02

前几天，李文亮医生被新冠病毒夺去了生命。

他的死，在网上激起了巨大波澜。

不能否认有某些势力想推波助澜以达到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但也必须承认，大多数为李医生的去世而震惊、而难过的网友，他们的情绪是真实的。

这种“真实的情绪”，就是蓦然发现，生活居然如此不堪一击，李文亮就是我们自己。

不是吗？夫妻双方都是医生，令人羡慕，有房有车，父母身体都不错，有了一个孩子，正准备要第二个孩子，生活看起来是如此充满希望！

但是，伴随李医生下班后几声轻轻的咳嗽，这一美好的图景就被粉碎了。

幸存者当然可以再出发，但再出发的生活还能像此前一样吗？

03

晚近四十年，中国社会的一个巨大变化，就是出现了一个数量不小的中产阶层。

一线城市的中产阶层，生活水平已经堪比西方。

他们自鸣得意，自认是社会中坚，出国旅游、在网上发议论的，主要是这些人。

但也和西方一样，这个阶层非常脆弱，缺乏安全感。

李医生的去世，唤起了这个阶层自哀自怜的情绪，导致一种被米兰·昆德拉称为“灵魂的虚肿症”的情绪型传染病大爆发，以至于“滔滔不绝的汹涌感伤最终上升到了崇高的地步，体验感伤也就是体验崇高”。

有人把这种不安全感概括为一句话，“时代的一粒的尘埃，落在个人身上，就是一座大山”。

04

尘埃就是尘埃，为什么会成为一座大山？

或者，更直截了当地问：安全感是怎样丧失的？

基础性的原因，就是社会的原子化，个人丧失了共同体的庇护。

这里的共同体，指的是小共同体。

大共同体，比如国家仍然是存在并且是强有力的。只是，当“尘埃落下”时，小共同体的帮助与庇护，才更为直接、有效。

近代以来，从社会层面看，小共同体经历了一个重组、解体的过程。

传统宗法社会中，家族是最基本的小共同体。

但宗法社会的家族共同体，具有两面性，一方面，提供保护和安全感，另一方面，也是一种压迫性、束缚性的力量。

随着中国社会矛盾日渐尖锐，越到后来，压迫性的一面就越突出。这一点，在鲁迅先生的小说《祝福》、巴金的《激流三部曲》中都有很深刻的表现。

因此，对青年来说，五四以来的时代主题就是“冲出封建家庭”，宗法社会的家族共同体逐渐解体。

但是，青年在摆脱封建家庭束缚之后，很快就随着革命的洪流加入了“革命大家庭”。

毛主席领导的党和人民军队，提供了新的命运共同体。

在这样的共同体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正如毛主席所言：

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我们的干部要关心每一个战士，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

推荐大家看一部电影《英雄儿女》。这部电影非常形象的诠释了什么叫“革命大家庭”，其中的军政治部主任王文清，既是一位严格的首长，也像父亲一样关心着年轻战士们。

05

新中国成立后，革命大家庭的传统，逐渐演变为由无数“单位共同体”组成的社会主义共同体社会。

无论城市还是农村，每个人都是“单位”的一员，生老病死都由单位“托底”。

这种状况后来被讽刺性地称为“铁饭碗”，但个人的安全感却大大增强了。

个人与单位共同体的关系，在2019年的电影《地久天长》中也有表现。

平心而论，这种单位共同体也有压迫性、束缚性的问题，如存在“管、卡、压”，干部多吃多占的现象等；

在新中国的前三十年，毛主席一直在用极大的努力领导人民群众和这种现象做斗争，包括提出和推广“鞍钢宪法”。

九十年代以后，“单位”基本解体，仅在公务员系统和少数央企保留。

绝大多数人在失去单位共同体之后，无法进入新的共同体，而重建传统宗法社会的家族共同体也是完全不可能的，唯一能够依托的就是越来越小的“小家庭”。

这样的“小家庭”乃至原子化的个人，在变幻莫测，风险性大大增加的现代社会，恰如一叶扁舟航行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一遇风浪就难免倾覆了。

06

尘埃变成大山，正是共同体解体的结果。

讽刺的是，发明“时代的一粒的尘埃，落在个人身上就是一座大山”这句话的人，也正是推动共同体社会解体的卖力鼓吹者之一，而这句看似悲天悯人的感慨，却在有意无意之间，把人们由于无助而产生的激烈情绪，引向最后的大共同体。

疫病过后，我们还要这样不安全地继续生活吗？

我们还要继续大力推进医院的私有化吗？还要把撤销人们最后的保障作为“激励”手段吗？

那样的话，共和国，这个最后的大共同体，也会陷入危险。

原来的“单位共同体”是在效率的名义下被解体的，今天，能不能在安全的名义下，在新的基础上重建？

按照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安全需求仅高于生理需求，是很低的需求，走到这一步了，难道还要继续拒绝反思吗？

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尘埃才不过仍然是尘埃，而不会变成大山。

郭松民 | 再谈“尘埃”变“大山”：共同体与安全感

原创 郭松民  独立评论员郭松民

作 者：郭松民

编 辑：南 方

“ 如沐春风，坦然愉悦，还是如临如履，战战兢兢？”

01

昨天，谈到“单位共同体”，很多年轻的朋友不太明白，今天略作解释。

当年的“单位共同体”，在城市以“国营企业”为主要形式，在农村以“人民公社”为主要形式。

“国营企业”，大约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被悄悄地改成了“国有企业”，一字之差，意义却天差地别。

“国营企业”的含义是，企业为全民所有，国家仅仅是经营者，经营好了是义务，经营不好要问责。当然，更不能不经过全民允许就把企业送给私人。

“国有企业”就不一样了，既为“国家所有”，则“国家”就可以随意处置了。

九十年代，正是国企“改制”大规模展开的时候，改“国营”为“国有”的人深谙“名不正则言不顺”道理。

说的稍远了，继续聊“国营企业”。

02

“国营企业”对当年的工人来说，并不仅仅是一个“领工资的地方”，还是工人的生活共同体、文化共同体。

一家国营企业的“标配”，在理想状态下，不仅要有车间、仓库，还要有食堂、俱乐部（包括图书馆和进行文艺演出的地方）、澡堂、托儿所、医务室等等，一些大型国营企业，还有附属学校、武装部和民兵营等，到了七十年代，“七二一工人大学”也兴起了。

简言之，一个劳动者日常生活所需要的一切，在这样的“共同体”中，基本都可以得到满足。并且，企业也基本没有权利开除工人。

这种状况，八十年代以后被经济学家诟病为“企业办社会”。

当年国企之所以发展成了劳动者的“命运共同体”，变成了“社会”，是基于如下理念：

1、资本主义社会是“资本”凌驾于“社会”之上，靠榨取社会养肥自己；社会主义社会则要建立起“社会”对“资本”的驾驭与统治，把社会从资本的压榨下解放出来；

2、劳动者是企业的主人，他们所享有这些权益与保障，是做为“主人”权利的具体体现；

3、社会主义要追求人的全面发展，而不是把人变成生产利润的工具，变成“单向度的人”。

与这种状况相对应的文化，则提倡“以厂为家”、“爱厂如家”。

今天，对大多数劳动者来说，这样“共同体”已经不可想象。劳动者和企业的关系变成了相互博弈的关系，本届奥斯卡的获奖纪录片《美国工厂》对此有生动表现，大家可以找来看一看。

企业也不再关心“人的全面发展”，工人不过是一种“资源”，即“人力资源”，和“土地资源”、“工具资源”等并列，只有在能够为企业带来利润的情况才有存在意义。

毋庸讳言，当年的国营企业并不是完美的，发展的过程中也充满了矛盾和斗争，但其存在的各种问题可以通过强化管理、增强劳动者主人翁意识以及民主权利的方式逐步改善。

在下面这幅出自工人画家之手的油画《沸腾的钢城》中，做为企业的鞍钢被表现得像纪念碑一般雄伟、像圣地一样充满激情，可见工人对工厂的感情。

关于这些，大家也可以参阅著名作家曹征路的小说《那儿》，也可以看看电影《钢的琴》。

03

人民公社的情况，和国企有很大不同。

国企是全民所有制，公社是集体所有制。

五十年代后期，经过一系列艰辛探索之后，公社所有制形式被确定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即以生产队（约略相当于今天的自然村）为基本的所有制单位。

这种状况，主要是考虑两个因素：

第一，  当时共和国的任务是快速工业化，国家要通过“剪刀差”从农村提取剩余发展工业，还没有到“城市反哺农村”的阶段；

第二，  农村发展也不平衡，“队为基础”可以防止相对富裕的村庄的财产被平调到比较贫困的村庄。

但按照毛主席的构想，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公社的所有制水平也要逐步提高，最终跨入全民所有制，使农民和工人一样也享受国家保障。

当年有一种说法：“社会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金桥”，指的就是这种构想。

关于人民公社在平整土地、兴修水利、创办社队企业、提高粮食产量等方面的贡献，限于篇幅，这里不展开了。

从社会进步的角度来看，依托人民公社的财力支持，逐渐在农村普及了中学教育。这使得中国在八、九十年代能够凭借大量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人口，承接西方的制造业转移，实现经济腾飞。

此外，依托人民公社的支持，普及了赤脚医生制度，改变了农村千年以来缺医少药的情况，大大提高了人民的健康水平。

对社员来说，人民公社也提供了必要的保障（尽管受制于经济发展水平，保障水平还比较低）。失去劳动能力的社员，可以被纳入“五保”， 即，保吃、保穿、保医、保住、保葬（孤儿为保教）。

由于城乡居民背后都有自己的“单位共同体”做依托，其安全感远高于原子化、沙化的市场社会。

04

我在昨天谈到，从获得安全感的角度来说，制度是基础性原因，但还不是全部原因。

还需要什么呢？价值观与文化。

当一个社会把为人民服务确立为核心价值观，形成“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和“助人为乐”的社会氛围，每个人的安全感就会大大增强。

“为人民服务”的价值观，也会柔化、润滑制度所必然带来的冷漠与无情。

比如一个医生，下班时间到了，这时有人求医。依照制度，他可以走了，但是，如果他一心为病人着想，他就不会对病人置之不理。

推荐大家看一部电影《今天我休息》。

应该说，在毛泽东时代，这样的社会氛围已经基本形成，人民群众在学雷锋，干部在学焦裕禄，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很高。

“雷锋出差一千里，好事做了一火车”，这意味着他帮助了很多陌生人，而这些陌生人也坦然地接受了他的帮助。

这和我们今天乘车时，广播反复提醒“不要接受陌生人提供的饮料，食物，不要向陌生人透露自己的信息”完全是两种感觉——前者令人如沐春风，坦然愉悦；后者则如临如履，战战兢兢。

05

米兰·昆德拉写过一本在中国颇有知名度的小说《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

这句话的意思是，生命中有太多事，看似轻如鸿毛，却让人难以承受。

这次疫情，很多人可能会刻骨铭心地体会到这一点。

未来，要防止“尘埃”变成“大山”，不要让“轻如鸿毛的事也变得难以承受”，我们要认真考虑重建各种小共同体，变已经沙化的社会为共同体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