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霞飞  来源：《世纪风采》2015年第九期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毛泽东亲自倡导，并在中央政治局一致同意的情况下，于上世纪60年代上半期进行的一场特殊的运动。这场政治运动，不像“文化大革命”那样轰轰烈烈，牵涉面也不像“文化大革命”那样广，用毛泽东的话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只是“洗温水澡”。但是，这一搞数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确实对新中国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毛泽东亲自提议搞的

“社会主义教育”一词，是毛泽东最早提出的。但他提出社会主义教育，经历了教育内容不同的几个阶段。

由于农村合作化运动迅猛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严重不合理的现象，1956年秋收后，不少地方发生了农民“闹社”“退社”的情况。到1957年上半年，一些地区的农民闹事，搞请愿，闹缺粮。毛泽东知道这一情况后感到，农民中间出现这一情况，与右派不同。对待农民，也不能像对待右派一样，而主要是教育的问题。基于上述认识，毛泽东在1957年的青岛会议上提议，要由中央发一个指示，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锋芒主要是针对富裕中农，对他们进行一次说理斗争。根据毛泽东的这一提议，1957年8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较大规模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按此指示精神，社会主义教育的中心问题，是让农民分清是走社会主义道路好，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好的问题，是宣传农业合作化的优越性和对粮食等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的必要性的问题。

庐山会议后，毛泽东针对农村中出现的认为富裕中农是我们在农村中的依靠力量的思想，再次提出要在农村进行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在进行中毛泽东发现，农村干部中强迫命令、虚报浮夸、多吃多占、多记工分等方面的问题相当严重。他决心解决一下这方面的问题。在他的提议下，中央于1961年11月发出了《关于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重点是纠正“五风”，改造坏人当道的“三类队”。

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前后，毛泽东出于对中国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状况的错误判断和反修防修的良好愿望，又想起此前在农村进行的社会主义教育的经验。他要再次运用这个经验。这一时期，在党内也出现了一些新的意见，主要是田家英、邓子恢提出在农村实行包产到户等意见。毛泽东对所谓“单干风”最为敏感。1962年7月18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单独同杨尚昆谈话时，对“单干风”表示了强烈不满。他问，我们“是走集体道路呢？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第二天，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把这一问题正式提了出来，但没有点名批评人。7月20日，毛泽东在同各中央局第一书记谈话时说：“你们赞成社会主义，还是赞成资本主义？当然不会主张搞资本主义，但有人搞包产到户。” 毛泽东认为，之所以有中央一级的干部能提出这一意见，根子在于农村中有一股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自发势力。他坚信：中国农村存在走社会主义道路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1962年8月2日，毛泽东在同华北地区负责人谈话时，明确点出了这一问题。自从这次谈话后，毛泽东就一再宣传自己对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的看法。他在8月3日同西北地区负责人谈话时，在8月4日同西南地区负责人谈话时，特别是8月5日在同华东局负责人柯庆施、李葆华等人的谈话中，强调得更加明确。他说，我前一段时间“周游”了全国一遍，又找许多地方领导人谈了话，感到中国不能搞包产到户，不能搞单干。一这样搞，“半年的时间就看出农村阶级分化很厉害。有的人很穷，没法生活。有卖地的，有买地的。有放高利贷的，有讨小老婆的”。现在在农村，“贫困户、中间户、富裕户各占三分之一”。他还说，现在“有没有阶级呢？我看还有。地主、富农、反革命残余都还存在。农村当中还有富裕阶层，阶层之间有没有矛盾呢？是有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类似敌我矛盾”。

毛泽东的上述认识，对中央其他领导人，对地方各中央局的领导人影响极大。当时中央主要领导人也拥护毛泽东关于阶级斗争的论述。在8月15日中央工作会议的中心小组会议上，各中央政治局委员也肯定毛泽东提出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很及时，很深刻。这又反过来加深了毛泽东对中国阶级斗争问题的估计。

1962年9月，八届十中全会召开。在会上，毛泽东把阶级斗争问题提得更高、更严重。会上中央其他领导人的发言，都赞成毛泽东的讲话。正因为大家意见统一，八届十中全会的报告中，对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作了完整的表述。对于中国的阶级斗争问题，毛泽东当时特别看重的是农村阶级斗争。因此，在八届十中全会后，经毛泽东提议、中共中央决定：要在全国城乡，特别是农村，搞一次普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但是，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后，各地党委按中央的指示，忙于经济调整，忙于抓生产，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件事情，并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可以说，绝大多数省委没有抓这件事。

毛泽东本以为，中央关于在全国城乡搞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决定下发之后，各地就会陆续报上来一些情况汇报材料或者经验材料。不料，一直到1962年底，各地一份这方面的材料也没有报上来。毛泽东感到奇怪。他决定自己亲自下去看一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1962年底至1963年初，毛泽东先后巡视了杭州、南昌、长沙、武汉、郑州、邯郸等地，分别找来所到之处的省委负责人谈话。谈话中，毛泽东不出题目，只让各省委负责人自己汇报。在听汇报中，毛泽东发现，这些省委负责人，绝大多数不谈社会主义教育问题，只有湖南省委书记王延春、河北省委书记刘子厚向他汇报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情况。毛泽东对他亲自提议、经中共中央决定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没有受到重视，感到十分不满。回到北京后，他决定在1963年2月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专门强调一下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

1963年2月毛泽东决定在农村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1963年2月，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开始之前，毛泽东就指示把两份文件印发给与会同志，一份是湖南省委的报告，一份是河北省委的报告。毛泽东还在转发这两份文件时，亲笔写下了这样的批语：“这两个报告，都是好文件，值得引起全国各地、中央各部门的同志们认真研究一下。”2月26日，毛泽东召集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开会。他把湖南省委书记王延春、河北省委书记刘子厚安排前排就座。会上着重谈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问题。他在会上对在农村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目的是这样提的：我们“在农村要加强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要有一套制度防止修正主义”。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统一了全党的认识，大家开始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重视了，也都同意回去后着重抓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但是，许多领导干部对于为什么要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怎么样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还不是十分明确。鉴于此，毛泽东在会议最后一天又一次讲了社会主义教育问题。谈到为什么要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时，毛泽东说：“我们的干部，包括生产队长以上的这些不脱离生产的以及脱离生产的，绝大多数不懂社会主义。他们之所以不懂，责任在谁呢？在我们。我们没有教育嘛，没有教材嘛，没有像‘六十条’这样的东西以及阶级教育。十中全会公报是很好的一个教材。有教材了，教育的方法，还得照湖南、河北现在的办法。”总之，我们搞社会主义教育，就是“干部教育、群众教育”。怎样搞社会主义教育，毛泽东在讲话中只是提出了几个大的原则。他说，搞社会主义教育时，进行干部教育，要保护大多数，“使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同志把包袱放下来，也不是洗冷水澡，也不是洗滚水澡，而是洗温水澡。然后，他们去和贫下中农积极分子结合，团结富裕中农以及或者已经改造或者愿意改造的那些地主残余、富农分子，打击那个猖狂进攻的湖南人叫‘刮黑风’的歪风邪气、牛鬼蛇神”，“要走群众路线，保护大多数干部，又使他们放下包袱，又解决问题”。可见，毛泽东当时还认为对多数农村干部只是一个教育问题，要在教育干部“懂得社会主义”后，团结干部和群众，一起与农村中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斗争，同“刮黑风”的人斗争。他当时乐观地估计，只要五个晚上或者多一点的时间，就可以教育好干部。但对在农村中把资本主义势力打下去，他估计用的时间要长一些，要搞一两年。对农村的阶级斗争对象，毛泽东主张也就是把他们的歪风邪气打下去就行了，“不是把他们个个拿来枪毙”。

这次会议之后，各地纷纷行动起来了。同时，中央、省、地区三级，逐级选派了一些干部下去了解和指导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在毛泽东的推动下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转向了“四清”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全国展开后，各地社会主义教育情况汇报材料纷纷报了上来。毛泽东对这些材料十分重视。他每天都像指导农业合作化时那样，集中精力仔细阅读各地报上来的材料。据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回忆，那个时候，毛泽东一连十几天，很少睡觉，总是坐在办公桌前看材料，批阅文件。当时，毛泽东还提出了一个要求，他要求中央机要部门必须把各地报上来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材料及时送给他阅读，不能耽搁，他外出考察时，有关材料也要急送到他的专列上。

毛泽东在看各地报上来的材料时，发现有三个材料很重要，一个是河北省委的材料，一个是东北局的材料，一个是河南省委的材料。其中，特别引起毛泽东重视的是河北省委的材料。这份材料中第一次提出了社会主义教育要搞“四清”的问题。原来，河北省保定地委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发现农村党员领导干部存在许多贪污盗窃、多吃多占等经济问题，这些问题，概括起来就是：账目不清、仓库不清、工分不清、财务不清。他们认为这些是损害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行为，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反映，是阶级斗争的一种新形式。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他们有针对性地提出，社会主义教育要重点搞“四清”，即清账目，清仓库，清工分，清财务。河北省委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还提到：存在“四不清”的问题，“证明阶级和阶级斗争确实是存在的。两条道路的斗争是激烈的。在生产队开展‘四清’实际具有农村‘五反’性质。这是又一次反击资本主义向集体经济进攻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毛泽东看了这份材料后，很高兴，认为河北省委抓到了问题，有创造性，提出了通过搞“四清”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思路。因此，他当即予以肯定。他说，不搞“四清”怎么搞社会主义？

此后，毛泽东在南下视察时，一再向一些地方党委负责同志推荐河北省委的报告。他到济南时，把河北省委这份报告给山东省委负责同志看了，请山东很好地研究一下。他到南京时，又向江苏省委介绍河北省委在农村开展“四清”运动的经验。到上海后，毛泽东于4月25日，特意向等在那里与他研究问题的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提起河北省、东北局、河南省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经验报告。他说，这几个文件很好，值得注意。在报告中，他特别推荐河北省委关于搞“四清”的报告。他还专门把主持中央书记处日常工作的彭真找来，帮助他一起起草转发这些文件的批语。批示完成后，毛泽东加了标题《中央关于抓紧进行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的批示》，批示落款由“中央”改为“毛泽东”，并于5月20日作为《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附件二下发。从此，全国开始转向以“四清”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毛泽东决定把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搞成一个系统工程

毛泽东把河北等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材料转发到各地之后，发现从全国整体上看，社会主义教育还处在方针不明、政策不清、办法不一的状态。为了正确指导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他打算由中央搞一个决定，全面阐明全国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指导思想和具体的方针、政策、办法，把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搞成一个系统工程。

毛泽东指定由彭真来搞这个文件。彭真、陈伯达及各中央局第一书记组织了一个起草班子，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决定草案”，通称“前十条”）。从5月初到5月中旬，毛泽东在杭州主持召开了一个小型会议，专门讨论、修改“决定草案”。

毛泽东在这个小型会议上，把各地报上来的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经验的报告，分发给与会人员阅读，供讨论、修改“决定草案”时参考。他要求，大家边阅读文件，边讨论，边修改。他说，实际上我们开的是个学习会，先学习，然后谈心得，再写体会，体会成熟了，就是文件上的各条。他自己也是这样做的。会议期间，他再次仔细阅读了各地报上来的社会主义教育经验材料，经过思考，形成认识，在开会时，就谈自己的认识。其他同志也是这样。毛泽东和与会同志开会讨论时的意见，就成为进一步修改“决定草案”的基础。毛泽东主要讲，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就是搞阶级斗争，社会主义教育要依靠贫下中农，搞“四清”的干部要参加劳动等。他还说，虽然我们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搞阶级、阶级斗争，但采取的方法，不是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运动，对干部，我们主要是教育，要团结他们，因此，方法就是使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洗温水澡”，让大家精神愉快。但精神愉快，那是结果，过程中干部要有点紧张，但不是所有的人都那么紧张。有些人实行了退赔，就不戴贪污分子的帽子。吐出来就算洗了手，一不叫贪污，二不叫盗窃，伤人不要过多。十年来，“四清”就没有搞清楚过。“四清”只是人民内部矛盾。我们要用现在这个办法，使多数人洗手洗澡，轻装上阵。要发动群众，打击极少数贪污盗窃分子。

1963年5月10日、11日这两天，毛泽东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什么也不干，专门修改“决定草案”。在两天时间里，他对“决定草案”修改了四稿。

5月11日晚，毛泽东在杭州他的住地召集第三次会议，再对他修改之后的这份文件进行讨论。毛泽东在会议一开头就说，这个文件还是个草案。他对各中央局第一书记说，你们也可以把草案带回去，每个省发一份，开会，议一议。不要让大家对中央的东西先有一个框框。接着，毛泽东在和大家一起讨论时，特别谈到了搞生产和抓阶级斗争的关系问题，强调了要抓阶级斗争。毛泽东还指导干部们怎么看到阶级斗争，他说，阶级斗争现象就像“蚂蚁”，你大踏步走路，就看不见蚂蚁，一蹲下去，就看见了。毛泽东在谈话中还提出了另一方面的问题：我们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定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干部。总之，要搞得稳一点。

在杭州会议后，文件由周恩来带回北京，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讨论后定稿。定稿后报给毛泽东。毛泽东决定5月20日下发。实际上，早在杭州会议之后，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回去就把文件草案转发给各省委第一书记一份了。此后，各省在指导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时，普遍注意了抓阶级、阶级斗争问题。但这样一来，又冒出了另一方面的问题，这就是一些地方搞阶级斗争搞得过了火，出现了混淆两类矛盾，打击面过宽的问题。有的地方还把过去老区搞土地改革时“搬石头”“跳圈子”的办法拿出来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这一情况很快报到中央。毛泽东在一次政治局常委会上提出：搞社会主义教育，不要伤人，伤了人，敌人又搞不准。对“四清”我们过去从来没有搞过，没有经验。要吸取过去的经验。过去有许多运动，搞出毛病，后边还要平反。对干部要说服，说服不通的，就用实际证据再说服。总之，不要蛮干。蛮干，就会搞乱。经他提议，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由邓小平组织一个起草班子，起草一个《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具体政策问题的规定（草案）》（通称“后十条”）的文件。

毛泽东通过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产生了中央有修正主义的估计

《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具体政策问题的规定（草案）》的起草工作持续了三个月左右，到8月底拿出了初稿。这份文件肯定了此前中央有关文件“是一个伟大的具有纲领性的文件”，肯定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中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问题的理论，但主要内容是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一些具体政策问题做出规定。文件提出：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农民群众，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农村干部，绝大部分干部是好的。工作队的任务是给基层干部当参谋，出主意，不能包办代替。搞社会主义教育要同生产工作紧密结合。运动的一些措施，都应有利于生产。这份文件的初稿拿出来后，毛泽东对这份文件进行了仔细阅读和修改。1963年9月6日至27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讨论通过了这个文件。

会议期间，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教育问题又有一些新的思考，但由于没有进行调查研究，他在会议期间没有谈。他是怕影响文件的通过。他决定，中央工作会议通过文件之后再谈自己的新想法。

通过文件之后，27日，毛泽东在会上发表了讲话，主要内容是把意识形态纳入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范围。他说，我们现在搞农村“四清”、城市“五反”，实际上是为在国内反对修正主义打下基础。这中间，包括意识形态方面，除了文学外，还有艺术。现在经济形式已经改变了，是社会主义经济了；上层建筑应该适应这个经济形式，上层建筑的形式也应该有新改变，内容也应该有所改变。不久，毛泽东又进一步提出了在中国要防止出裴多菲俱乐部的问题。他说，中国意识形态领域里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一些文艺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十五年来基本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

毛泽东虽然已经形成了上述想法，但他出于慎重，在印发中央文件时，也略去了这一问题。

由于中央强调阶级斗争，各地在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时，也注意搞阶级斗争，并把他们搞阶级斗争的经验材料上报中央。一直密切关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情况的毛泽东，在阅读大量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材料时，对各地反映的阶级斗争情况十分震惊。他通过对各地上报的经验材料的了解，进一步加重了对阶级斗争问题的认识。与从前相比，他对阶级斗争问题的看法有了质的转变。这体现在他的两个基本估计上。一个基本估计是：现在，已经有三分之一的政权不在我们手中；另一个基本估计是：中央出了修正主义。

对于第一个基本估计，毛泽东是在1964年6月8日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的。社会主义教育问题是这次会议主要议题之一。毛泽东在会上讲话时提出：我们这个国家有三分之一的政权不掌握在我们手里，掌握在敌人手里。对于第二个基本估计，毛泽东实际上是逐步提出来的。早在1962年9月八届十中全会上，就提出了。1962年9月24日，他在一次讲话中提出了“中国的修正主义”的概念。但那时，毛泽东只不过是把右倾机会主义同“中国的修正主义”合而为一，把右倾机会主义改称为“中国的修正主义”，还没有正式提出中国已经有了修正主义的问题。到1964年1月上旬，毛泽东已经认为中国有了修正主义。最早，毛泽东是在批阅中央统战部的一个文件时加写的一段话中，用可能性的口气提出的。他写道：“如果我们和我们的后代不能时刻提高警惕，不能逐步提高人民群众的觉悟，社会主义教育工作做得不深不透，各级领导权不是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而被修正主义者所篡夺，则我国可能要走一段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 1月5日，毛泽东在会见日共中央一位政治局委员时，又一次以可能性的口气说道：“如果我们中国也像苏联那样搞，那么有一天也要出修正主义。我们现在每隔几年要进行一次整风运动。最近我们有两个有关社会主义教育的文件，你可以看一看。人是会变化的，革命者也会发生变化。没有群众监督和揭露，他们可能进行贪污、盗窃，做投机生意，脱离群众。”1月30日，毛泽东在会见越南访苏代表团、新西兰共产党代表团、印尼共产党代表团时，都谈到这个问题。他甚至在会见越南访苏代表团时提出：“如果中国产生修正主义，你们也要反对。”到1964年夏，毛泽东干脆点明了说，中国已经存在修正主义了。但他当时说的中国修正主义，还是指基层。他说，像白银厂，陈伯达调查的小站公社，不是已经有了修正主义嘛！接着毛泽东提出了中央出修正主义的可能性问题。他说，如果中国出了赫鲁晓夫，怎么办？中国出了修正主义的中央，要顶住。不久，毛泽东在6月11日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时提到：比如苏联出修正主义，也是料不到的一件事呀，它就出了嘛。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嘛，它要出嘛。比如中国的牛鬼蛇神，“有鬼无害论”，它要出嘛。他还说，在中国的中央，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出赫鲁晓夫，一种是不一定。1964年12月27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我们这个党至少有两派，一个是社会主义派，一个是资本主义派。”毛泽东提到的我党有两派，实际上已经在说，中央存在问题了。到1965年，毛泽东干脆直接点明：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他在1965年10月10日同各大区第一书记谈话时就提出：中央如果搞得不对，如果出了赫鲁晓夫，你们有小三线就好造反。隔了两天，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中央出修正主义，地方应该造反。

刘少奇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积极推动者，

却与毛泽东发生了严重分歧

在搞社会主义教育问题上，刘少奇本来是与毛泽东看法一致的。特别是在对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的估计上，刘少奇十分赞成毛泽东的观点。而且，刘少奇在毛泽东进一步提出有三分之一政权不在我们手里、中央出了修正主义问题时，也与毛泽东看法一致。但本来拥护毛泽东观点的刘少奇后来却与毛泽东发生了意见分歧。分歧是从刘少奇提出要修改中央通过的文件引起的。

1963年到1964年这段时间，无论是处在中央工作第二线的毛泽东，还是处在中央工作第一线的刘少奇，都十分重视抓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处在第一线的刘少奇，这时特别注重强调干部下去蹲点调查。他派他夫人王光美到河北抚宁县桃园大队蹲点。王光美经过蹲点调查后，搞出了一个经验材料。刘少奇看后，认为很好。当时，刘少奇已经有了这样一个想法：根据中央领导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新经验，中央已通过的文件中一些提法看来不准确，应当对文件进行修改。他向中央提出了这一意见。1964年6月17日，中央书记处讨论了刘少奇的这一意见，决定修改中央文件。这次会后刘少奇下去视察。7月底，刘少奇回北京后根据他了解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新经验，讲了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要“追根”的新观点。8月1日，他在一次讲话中提出：社会主义教育工作队只采用过去开调查会的方法，找人谈话，已经不行了，应该搞“四清”，搞对敌斗争，搞干部参加劳动，发动群众，扎根串连，这样做，你才可以把情况搞清楚。刘少奇还公开讲：已经通过的中央文件是有缺点的，缺点主要是对于强调放手发动群众写得不够，对依靠贫下中农、依靠基层组织，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讲得不够，工作队的任务等问题也讲得不清楚。刘少奇的这个讲话，得到了中央和地方 许多干部的赞同。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由刘少奇亲自负责修改文件。同时决定，中央成立“四清”“五反”指挥部，由刘少奇挂帅。毛泽东也同意这个意见。刘少奇还提议，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也参加修改文件的工作。这一切定下来之后，刘少奇就南下广州主持修改文件去了。田家英在去广州之前的8月4日向毛泽东请示如何修改文件，毛泽东谈了两点意见：一是不要把基层干部看得漆黑一团；二是不要把大量工作队员集中在一个点上。毛泽东提出这两条意见，实际上已经表示出了对刘少奇8月1日讲话的不同意和不满意的情绪。

刘少奇在广州主持修改文件，并未忘记及时向毛泽东报告工作。8月6日，刘少奇从广州给毛泽东写信，向毛泽东提出：改变原先社会主义教育工作以县委为主的办法，采取在省、地委领导下，集中力量搞一个县的办法。这实际上表明，刘少奇还是坚持他在8月1日讲话中所提出的观点，并且对一些县委一级的领导班子也不十分信任了。他提出，县委对一部分社队犯有严重错误的干部和有牵连的人员，常常难以下决心去发动群众加以揭露、批评和斗争，并且给以适当的处理。18日，毛泽东给刘少奇复信，表示完全赞成刘少奇的意见。

到8月17日，文件的修改工作基本完成，写出了一个“修正草案”。这个“修正草案”中，主要是加进了刘少奇在这段时间以来指导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时提出的一系列新观点。19日，刘少奇致信毛泽东并中央，提出把这个草案发给各中央局、省委、地委、县委征求意见，在十月会议时定稿，并请毛泽东和中央审核。

一开始，毛泽东对刘少奇主持搞出来的这个“修正草案”并没有提出什么意见。倒是“修正草案”发到各中央局、省、地、县委征求意见时，有些领导同志提出了一些不同看法。8月20日，毛泽东在北戴河就这个文件征求一些地方领导同志意见时，有的地方领导同志提出：现在，我们已经在搞社会主义教育时铺开了很多点，如果今冬一个地委集中搞一个县，已经铺开的点，大部分都要把工作队从半路上撤回来，贫下中农不满意。毛泽东说，文件我已经批了，中央讨论后下发了，你们又提意见，怎么办？有的地方领导干部提出：是否10月中央工作会议上再议。毛泽东接受了这一意见。他当场给邓小平打电话，告诉他，“修正草案”文件缓发，立即派飞机把大区书记接到北京来开会，重议“修正草案”。但毛泽东随后又表示，他是同意刘少奇的意见的。毛泽东还打电话给正在昆明的刘少奇，请他回北京主持各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刘少奇回北京后，于8月29日至9月1日主持召开了各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刘少奇在会上进一步阐明了自己的意见。各中央局第一书记中，大多数拥护刘少奇的意见。8月30日，毛泽东出席了这次会议并表态说，有分歧，不一致，但不是路线斗争，不是搞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的问题。只是个部署问题、方法问题。我同意少奇同志的意见。但毛泽东同时提出疑问说，派一万多人的工作队下去，倾盆大雨，是不是径流太大？王光美在河北桃园大队实际上是少奇同志亲自指挥，王光美每月汇报一次，河北省就没有一个人能指挥。毛泽东说的这些话，实际上表示了他对刘少奇派很多工作队下去的做法是不同意的。但出席这次会议的同志和毛泽东都同意把“修正草案”和“桃园经验”向全党下发。此后，全国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出现了这样一个特点：社会主义教育工作队（团）的责任加强了，工作队（团）包揽了县的各级组织，并提出“集中力量打歼灭战”。

到1964年底时，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已经搞了一段时间了，毛泽东、刘少奇都认为应该对社会主义教育经验再做一次总结了。于是，中央决定，在12月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上的分歧公开化了。

12月15日下午，中央工作会议开全体会议，毛泽东主持会议。刘少奇在会上就各地社会主义教育问题讲了话。刘少奇的这次讲话，实际上是提出一些问题让大家讨论。刘少奇说，现在，有些地方提出农村新兴富裕阶层问题，有些地方则提出新资产阶级分子问题，农村里是不是不用新资产阶级分子一词，还是叫贪污盗窃分子、投机倒把分子？毛泽东说，农民不懂得什么叫资产阶级，还是叫贪污盗窃分子，他懂得。刘少奇说，社会主义教育工作队骨干力量不够分配，领导不强，是不是需要缩短一些战线？如何缩短？毛泽东说，“缩短容易嘛，你一缩就行了。”毛泽东说这个话，实际上是表示对刘少奇前一段时间搞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做法的不满。刘少奇说，有些地方提出，机关家属里面有恶霸、地主、富农、四类分子。这是个普遍性问题。毛泽东说，也没有那么多，全国几亿人口，那些人总共才几百万，千把万嘛，又是散在各地。清是要清，多是不多，有是有。刘少奇提出要不要对农民自己报上来的隐瞒土地增加征购？毛泽东说，不能征购。要五年以后，在增产的条件下，酌量增加一点。在这次会议上，与会者从毛泽东、刘少奇的一对一答中，已经感觉到二人之间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上是存在意见分歧的。

12月20日下午，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召开。毛泽东主持会议。毛泽东让刘少奇先讲话。刘少奇在讲话中，就他自己指导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谈了自己的看法，而这些看法，都涉及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刘少奇先提出了农村的主要矛盾问题。他说，是不是这样提呢？农村是地富反坏跟蜕化变质的有严重错误的坏干部结合起来跟群众的矛盾？毛泽东显然不赞成刘少奇的看法，他说，地富反坏是后台老板，“四不清”干部是当权派。农村的中心问题是这一批干部，主要是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骑在农民头上，农民不好混，穷得要死。地富反坏已经搞臭了一次了，至于那些当权派，从来没有搞臭过。毛泽东说这个话，实际上是认为，农村主要矛盾是广大群众与少数坏干部（当权派）的矛盾。刘少奇接着说，对当权派，这是头一仗。但他们后头有地富反坏。毛泽东说：漏划地富变成中农，变成贫农，有的当了共产党，因为他漏划了，那也是一种当权派。毛泽东还提出，不要管下层，只提党、党委，“中心问题是整党，不整党没有希望”。他还提出，过去那个“四清”，只是经济，现在，要改一改，改为清思想、清组织、清政治、清经济。刘少奇提出：农村的主要矛盾，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行不行。毛泽东对此没有表示赞成意见，他读了杜甫的一首诗：“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然后说，就是要搞那个大的，大的倒了，那些狐狸慢慢搞嘛，群众知道嘛。群众就怕搞不了大的。抓住省委、地委、县委、公社党委、支部委员会，抓住这个东西就有办法。刘少奇则再次强调：“四清”与“四不清”，这是主要的，当然还有其他的。矛盾的性质，就是人民内部矛盾跟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毛泽东当即反问道：什么性质？反社会主义就行了，还有什么性质？刘少奇回答说，总不是社会主义。毛泽东说，是资本主义性质。还加个封建主义、帝国主义？搞个资本主义就差不多了。刘少奇解释说，政治、经济、思想、组织“四不清”，有人民内部矛盾，有敌我矛盾，问题的复杂性就在这里。毛泽东听后，再没有说话。但二人之间的分歧，已经在全党公开化了。

此后，毛泽东多次对刘少奇表示不满。12月26日，毛泽东过生日，他请一些人在人民大会堂吃饭时，不点名地批评刘少奇说，有些人一摸到一点东西就翘尾巴，这不好。摸到一点不要翘尾巴，摸到两点三点也不要翘。他还批评刘少奇提出的“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党内外矛盾交叉”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指责中央有的机关搞“独立王国”，提出党内有产生修正主义的危险。毛泽东的话，让听到的人感到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分歧已经很大了。大家都感到心情沉重。12月28日，中央工作会议开全体会议。虽然在这次会议上，刘少奇没有再坚持自己的意见，但毛泽东又一次不点名地批评了刘少奇。他甚至拿出两本书（一本是《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会议文件》，一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笔者注），不点名地指责刘少奇违背了党章和宪法。尽管毛泽东没有点名，但参加会议的人都明白，毛泽东这是指刘少奇。1965年1月3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再一次不点名地批评刘少奇。毛泽东说，集中1.5万人搞一个小县，光学习文件就40天，我看是搞了繁琐哲学。一个县28万人口，下去1.5万人，还说人少了，我看是人多了。你只依靠工作队，为什么不依靠那个县28万人。1月5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继续开会，毛泽东又一次不点名地批评了刘少奇。他说，有些人好像马克思主义都是对别人的，对自己就一点马克思主义都没有了，完全否定一切。不是一片漆黑嘛！王光美去的那个大队，我数来数去，贪污上千元的只有四个人，没有第五个人嘛！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这次会上决定，制定一个指导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的文件，题目定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这份文件在会议期间就写出了草稿，然后结合会议讨论中提出的问题，经过充实，拿出了初稿。初稿原有17条，后经补充，扩为23条，这份文件就简称“二十三条”。

在毛泽东多次批评刘少奇的情况下，刘少奇于1月13日下午开了一个党内生活会，请周恩来、邓小平、彭真、贺龙、陈毅、罗瑞卿、陈伯达、李井泉、李雪峰、刘澜涛、宋任穷、谢富治、王任重、魏文伯、李葆华、谭启龙参加。刘少奇在会上主动作了自我批评。刘少奇的态度，使会议参加者深受感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朱德、贺龙也找到刘少奇相劝，希望他顾全大局，要谨慎，要尊重毛泽东。刘少奇接受了朱、贺的意见。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后，刘少奇主动找毛泽东谈话，作了自我批评。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刘少奇的分歧，算是在表面上平静下来了。1月14日，在讨论通过“二十三条”之后，毛泽东表示：“文件定了，那就无事了嘛。”“我放了一些炮，现在问题也解决了。党内搞社会主义教育没有经验，我也没有呀。现在这些经验还不是大家创造的吗？很集中地反映到中央。”

“二十三条”的通过，实际上否定了刘少奇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观点，坚持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观点，是毛泽东和刘少奇争论的一个结论。值得注意的是：“二十三条”中提出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指导思想。而在中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代表是谁呢？毛泽东心中明确认定是刘少奇。

毛泽东和刘少奇，都从防止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防止中央出修正主义的良好愿望出发，都热心领导社会主义教育，试图通过搞社会主义教育，探索出一条在中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反修防修的有效途径。但不幸的是，两人却在指导社会主义教育问题上发生了重大意见分歧。更不幸的是，毛泽东由此认定：在中央的修正主义代表，即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就是刘少奇，他更坚定了中央已经出了修正主义的看法。他认为，再搞社会主义教育已经不能解决问题，必须搞一场更大规模的政治运动，打倒从中央到地方的“修正主义代表人物”。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文化大革命”爆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随之划上了句号。

来源：《世纪风采》2015年第九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