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法意编译  法意读书

作者：布兰科• 米兰诺维奇（Branko Milanovic）

译者：梁锐

法意导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腾飞有目共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世界发展提供了自由资本主义以外的新方案。信奉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国家开始正视政治经济建设的另一种可能。长期以来，东西方都处于对比和较量之中，近来中美贸易战更是将东西方对抗推至一个高点。人们在观察，谁代表的模式能够成为最终主导世界的模式？本文作者认为，中美竞争是两种资本主义模式之争，美国是自由资本主义，中国是政治资本主义。由于美式全球化的全面危机，自由资本主义的核心信念面临破产，而中国带领亚洲经济发展创造的奇迹，让人们看到了政治资本主义的潜能。作者同时认为，以中美为代表的两种制度都难以统治全球，因为它们存在着掣肘自身发展的内外矛盾。本文节选于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唯有资本主义》（Capitalism Alone），作者布兰科• 米兰诺维奇（Branko Milanovic）为塞尔维亚裔美国籍经济学家，专注研究发展和不平等议题，曾任世界银行研究部门首席经济学家。

本文作者布兰科• 米兰诺维奇

两种不同形式的资本主义体系似乎已在全球的经济竞赛中胜出：一种是西方国家发展起来的自由主义领导的资本主义，另一种是以中国为代表的国家主导的资本主义。然而，无论谁最终赢得胜利，这两种制度都难以统治全球，布兰科• 米兰诺维奇在书中写道。

如今，全球都适用同一条经济原则——通过下放协调权，利用合法的免费劳动力和大量私有资本组织生产获取利润。这在历史上前所未有。在过去，无论是罗马帝国时期、六世纪的美索不达米亚、中世纪意大利城邦或现代的低地国家，资本主义总是不能脱离其他生产方式而存在。这些生产方式包括采集渔猎、奴隶制度、农奴制（农民与土地捆绑在一起，无法为其他人提供劳务），小商品生产（一种由独立手工艺者或小农从事的生产活动）。俄国革命以后，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开始结合，一度在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一的国家内实行。然而，除了一些无法影响全球发展的边缘地区可能还有着其他生产方式，现在只有资本主义被保留下来。

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胜利背后所代表的含义为何，马克思与恩格斯在他们1848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中已经提及：资本主义促进了商品的跨境交换，以及资本、劳动力的跨境流动，特别是当外国利润高于国内时，人们甚至追求这些要素的跨境流动。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世界未来局势的判断至今仍有意义。

因此，在资本主义占主导的拿破仑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并非偶然。在资本主义占绝对优势的今天，全球化的发展也不是偶然。如果当初共产主义战胜了资本主义，毋庸置疑的是，尽管共产主义的创始人信奉国际主义，他们也难以带来全球化。共产主义社会自给自足且信奉民族主义，商品、资本和劳动力的跨境流动难以进行。即使是在苏联内部，贸易也仅仅是为了出售剩余商品或根据双边谈判所确立的重商主义原则进行。这与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的资本主义的内在发展趋势截然不同。

主流地位不可撼动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有着主导的意识形态，认为创造财富不仅值得尊重，而且也是人类生活最重要的目标，这是全世界各阶级人民都认可的一种对生活的激励。人们很难说服一个有着与自己不同生活经验、性别、种族或信仰、思考以及动机的人。但即使是如此不同的二人都不难理解金钱和利润背后的意义。如果我们说，我们希望达成最满意的交易，那对方一定可以很快得出合作与竞争哪一个才是最佳的经济策略。

（用马克思的话说，）基础设施（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政治和司法制度）在如今能够如此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不仅促使资本主义在全球占据主导地位，也使得人们的生活目标更加相互契合，人际沟通更加清晰、简单，因为对话的双方都明白对方追求的是什么。我们生活在一个人人遵守同一游戏规则、了解同一的逐利话语体系的世界里。

这样宽泛的一段叙述需要一些限定条件。毕竟世界上确实存在一些小的群体不以逐利为生，也有人以挣钱为耻。但这些例外都不会影响事物的形态或历史的进程。个人的信仰和价值体系与资本主义紧密相连，并不意味着人们所有的行为总是逐利的。人们某些时候也受利他思想或其他目的驱使而行动。但对于我们之中的大多数而言，如果我们作出某些行为既耗时又费钱，那我们就不太愿意经常这么做了。所以，正如我们会认为，把那些用肮脏手段赚取大量财富，而后捐献少许现金的亿万富翁称作“慈善家”是不对的，把我们偶尔所做的利他行为放大而忽视我们用90%的生命来提高生活标准（主要是挣钱）的事实，然后说我们并不逐利，这也是不对的。

资本主义所取得的巨大成功在于，使得个人的生活目标和整个社会的发展目标紧密结合。绝对支持资本主义的人说，这一成功来自资本主义的“自然性”，即资本主义完美反映了个人与生俱来的欲求——我们渴望交易、渴望获得、追求更好的经济条件和更优渥的生活。然而，除了某些基本需求以外，我并不同意将个人欲求与社会状况剥离开来讨论。人的这些欲求很大部分是社会化的产物，而在本文的语境下，我们的欲求都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的。

过去的哲学家们，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孟德斯鸠等都认为，政治或经济体系与社会的普遍价值观和行为保持和谐关系。这对于今天的资本主义也同样适用。资本主义成功在人们的思想体系中留下深远影响，为资本主义扩张赢取所需的精神层面的助力。政治哲学家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认为，资本主义比其他生产方式更善于创造条件维护自身社会的稳定性，即个人在日常活动中表现出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并由此深化价值观中对于资本主义的认可。

然而，资本主义征服世界是通过两种不同类型的资本主义实现的：在过去的两百年间在西方逐渐发展的自由资本主义，以及以国家为主导的政治资本主义，这主要在中国发展起来，但也存在于亚洲其他地区（新加坡，越南，缅甸）以及欧洲和非洲的部分地区（俄罗斯和高加索国家，中亚，埃塞俄比亚，阿尔及利亚，卢旺达）。

人类历史上，一种社会体系或宗教兴起或占据主导地位往往伴随着同一信条渐渐分裂为不同变体。如今称霸世界的资本主义也并无二致：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两种形式的资本主义。它们不仅在政治和经济上不同，在程度更微小的其他社会领域也存在差异。并且，我认为这两者的竞争并不会导致任何一种形式最终统治全球。

亚洲崛起和世界力量的重归平衡

政治资本主义的经济成功是亚洲崛起的重要因素。亚洲国家兴起不仅仅归功于政治资本主义，实行自由资本主义的印度、印度尼西亚等国家也发展迅猛。但亚洲的历史变革无疑是由中国主导的。

东盟组织可以视为亚洲崛起的一个标志。

与资本主义崛起并夺取全球霸权不同，亚洲兴起有着历史渊源。它使欧亚大陆经济活动的分布大致恢复到工业革命之前的格局。但这一过程有些曲折。西欧和亚洲（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在一、二世纪以及十四、十五世纪大致相同，但当时世界上的这两个地区互不交流，且互不了解。我们现在对两个地区的相对发展水平的了解程度比当时的人们要高得多。

今天，两地区之间的交流是频繁而持续的。两地的居民收入水平也比过去增长颇多。西欧和北美分支，以及亚洲，这两个地区居住着世界70%的人口，同时也是世界80%产量的源地。它们之间的贸易往来、资本流动、人口流动、技术交换、思想交流密切。因为两个系统虽然相似但并不相同，两地之间竞争比其他地区激烈得多。这些竞争可能是一个体系试图施加给另一体系以及世界其他地区的，也可能仅仅是因为被复制的体系比其他体系更容易产生竞争。

这种地理上的平衡结束了西方在过去两个世纪一直保持的军事、政治和经济优势地位。十九世纪欧洲对于亚非地区的优越性在历史上前所未有。

在西方工业革命之前，全球不平等状况并不突出，而且不平等状况大多数居住在同一国家的人的平均收入与不同国家的人的平均收入之间的差异。随着西方的崛起，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从1820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全球不平等程度持续增长，从基尼系数55（大约是拉丁美洲国家现在的基尼系数）到近70（相当于如今南非的不平等程度）。

欧洲、北美和后来的日本收入水平上升（伴随着中国和印度的停滞）是基尼系数增加的最主要原因，此外第一世界国家国内收入水平的不平等也部分导致了不平等的增加。1918年后，世界不平等程度有所下降——这是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大萧条导致西方国家居民收入水平下降。

二战以后，全球不平等达到最高程度，基尼系数约为75，这一状况直到二十世纪最后十年才有所缓解。这段时间里，西方和亚洲（特别是中国和印度）收入差距的扩大速度减少，因为印度独立与中国革命为两个大国奠定了增长的基础。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早期中印与西方的差距一直保持相当，但发达国家仍然占据极大优势：印度和中国的人均GDP仍然低于西方国家的十分之一。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收入差距状况开始改变。中国改革开放促使中国GDP在未来四十年里保持每年8%的增速，中国与西方之间的差距大大缩小。如今，中国人均GDP约为西方国家人均水平的30%至35%，相当于1820年中国与西方之间的水平对比，且明显呈继续增长的趋势（相比西方而言）：这一趋势可能一直持续到两个地区收入持平。印度、越南、泰国、印尼以及亚洲其他地区紧随着中国的脚步发展经济，各国的经济水平都获得提高，尽管经济增长也带来了各国国内不平等状况的恶化（尤其在中国），但这些国家与西方国家收入差距的缩小促进了全球收入不平等状况的缓和。这就是目前全球基尼系数下降的原因。

亚洲国家居民收入水平赶上西方国家水平发生于另一次技术革命（ICT革命）即信息和通讯技术革命期间。亚洲在本次技术革命中抢占了先机。ICT革命不仅给亚洲国家带来了快速发展，并且导致了西方国家的去工业化（这次去工业化与工业革命期间的去工业化并非一回事）。ICT革命尚未结束，但目前它已在数个方面展现与工业革命威力相当的影响力：全球收入排行榜重新排序，国家起起落落，胜负各方在地理上呈现集中趋势。

信息革命是亚洲崛起的主要推动力

两次技术革命实际上极为相似。前一次带来了西方国家的富裕，同时加剧全球不平等状况。后一次则带来了亚洲国家的雄起，并导致地理位置集中国家的收入水平的趋同。我们相信，欧亚大陆和北美地区的收入水平最终将完全一致，未来全球不平等状况也会逐渐减少。（然而，非洲国家的命运仍处于扑簌迷离之中。人口增长速度虽为全球最快，但非洲却没能跟上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

经济的重归平衡并不仅仅是地理上的，也是政治上的。中国经济取得的成功驳斥了西方国家向来的主张：资本主义必须与自由民主政体相匹配。事实上，西方国家如今泛滥的民粹主义和富豪治国也对自由民主政体提出巨大挑战。世界经济的再平衡使人们认真考虑亚洲经验对于经济发展的意义。亚洲经验刷新了被英国经验和亚当·斯密思想所统治了两个世纪的经济发展观。

自由资本主义和政治资本主义目前正在激烈竞争当中，竞赛由美国和中国主导。但即使中国并不“输出”这套资本主义价值观，政治资本主义自身的特征也对其他国家的政治精英具有吸引力：这一体系让政治家掌握更多自主性。政治资本主义所带来的高增长率也让普通民众向往。

另一方面，自由资本主义有着许多众所周知的优点。最重要的一点是，民主制度和法治既有自身的制度价值，同时也能鼓励创新和社会流动从而促进经济发展，从而为社会每一个人提供平等发展的机会。但这套价值体系也蕴含着上层阶级自我延续的特性以及精英阶层与其他阶层的分化，这对于自由资本主义的长期发展而言是最重要的威胁。这既威胁制度本身的存续，也影响着制度对于其他国家的吸引力。

文章来源：

Branko Milanovic, With the US and China, Two Types of Capitalism Are Competing With Each Other, Promarket.org, October 7, 2019.

网络链接：

https://promarket.org/with-the-us-and-china-two-types-of-capitalism-are-competing-with-each-other/

译者介绍:

梁锐，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2017级法律硕士研究生，现为法意读书编译组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