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国强 江帆  来源：瞭望智库

2月23日，中国科学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院长陈国强，副院长江帆等上海交通大学的专家团队在《中国科学：生命科学》杂志发表评述文章《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下的思考》，分析了这次疫情应对中暴露出的短板和不足。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健康时报”（ID：jksb2013），原文首发于2020年2月23日，标题为《重磅！上海交大专家总结了这次疫情的10大反思！第一条就指出疫情向公众报告不够及时》，不代表瞭望智库观点。

1．国家重大公共卫生疫情向公众报告不够及时有度, 初期科学防控预案缺乏

文章指出，据1月29日来自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武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机构发表于《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的回顾性病例分析论文《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在中国武汉的初期传播动力学》报道，2019年12月中旬密切接触者之间就已发生人际传播，而在2020年1月1日，当地公安机关先后对包括医务人员在内的8名发布“华南水果海鲜市场确诊7例SARS”人员以“散布谣言”为依据进行处理。据随后各方公布的报道显示，此后的1月1~11日已有7名医务人员感染，12~22日，又有8名医务人员感染，但是，有关部门依然在2020年1月10日向公众报告“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14日报告“不排除有限人传人”。

文章认为，在这3~4周防控初期的‘误判’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公众甚至是医务工作者的警觉和防护意识，进而加大了后阶段疫情防控的难度。直到2020年1月20日，钟南山先生才公开宣布这种疾病呈现了人传人的特点。

文章同时指出，国家卫生部门和疾病防疫部门应该在“内部知情期”就制定科学合理的防控预案，既要有最好的预期，也要做最坏的打算。平时防患于未然，才能防大患于未至。从实际情况来看，这次疫情防控早期的预案是缺失的。

2．公共卫生和疾病防控体系建设与经济发展不相适应

文章指出，2003年SARS之后，我国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一度受到重视，但是，随着时间的延长，公共卫生体系建设意识开始淡化、甚至没有得到真正重视和有效落实。

首先，公共卫生总体规划和顶层设计仍较薄弱，公共卫生体系改革尚处于初期阶段，甚至还没有破题。文章指出，SARS疫情后小汤山医院关闭运行，仅上海保留了因SARS疫情而开始建设的临床公共卫生中心(期间，多次面临转型的问题)，多数城市包括武汉，普遍出现识别和应对重大突发传染病能力不足的问题，难以在应对突发疫情中发挥专业主导作用。

其次，公共卫生与医疗机构的分工协作机制不全、联通共享环节欠缺，存在“防控-治疗”分离的问题。文章表示，在此次疫情发生早期，临床医生从个案诊治中已经感觉到问题的严重性及人传人的可能性，但是却没有一支专业高效的公共卫生队伍能够在第一时间深入现场，进行细致、缜密的流行病学调查和及时确诊问题。

第三，我国公共卫生体系的教学科研和实践的执行功能分属于高校公共卫生学院和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由此导致公共卫生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存在分割。

第四，全国大多数地区在公共卫生方面的财政投入少，公共卫生在体系(软、硬件)建设层面的投入低，公共卫生人才流失严重。文章指出，从公卫人员配备数量上看，中国CDC只有大约2100名员工，对比只有中国人口四分之一的美国CDC的24000名员工差距明显。

同时文章还指出另一个问题，由于预防医学等公共卫生专业毕业生的待遇普遍不高、公共卫生人员职称晋升相对困难、成就感和社会地位较低。这些因素导致公共卫生专业的生源质量存在较大的问题，毕业后转行的比例很高。

3．应急响应机制难以应对威胁人民健康的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

文章指出，本次疫情发生后，多个省市在第一时间启动了“一级响应”，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疫情的进一步扩散和蔓延。但就全国范围而言，疫情来势之凶猛，远超预期，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的公共卫生事件响应机制尚不足以应对严重威胁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文章表示，面对疫情突袭，病毒的检测与分离环节暴露出的诸多问题，尽管现有的技术发展能够确保在最短时间研发出病毒检测试剂盒，但是平时作为三类医疗器械的检测试剂盒需要几年时间才能正式上市。在突发疫情来临时，如何启动应急程序，在确保检测质量及生物安全的前提下以最快速度将检测权限下放到有资质的医疗机构成为了疫情防控的核心问题之一。

文章表示，此次疫情暴发后，因为流程尚不清晰，出现了符合资质的医疗机构迟迟无法获得检测资质，大量疑似病人积压给临床工作带来巨大压力，而疾控部门由于短时间研发生产的检测试剂质量“良莠不齐”，样本采集标准化程度不高等问题难以将检测权限下放。在这个过程中，双方的沟通与协商机制在早期不够健全，影响病毒感染者的早期筛查和确诊，成为延误诊断的“堰塞湖”。

此外，文章还指出，疫情发展过程中应急启动医疗机构分区诊疗、全面隔离确诊与疑似病例、有效切断传播途径的举措显得力不从心。一方面，传染病医疗资源储备不足问题突显，以武汉市为例，户籍人口及常住人口共1400万，而专门的传染病医院仅金银潭医院和肺科医院两所，床位共900余张，0.64床/万人，远低于我国传染病医院床位数按城市非农业人口1.2~1.5床/万人设置的标准。与此同时，武汉市综合性医院内传染科体量非常有限，更缺少可在突发情况下快速改变用途，“平战结合”的感染病房。疫情防控战一旦打响，医政管理部门难以在第一时间组建有效的防控“预备队”。

4．科技创新成果基于临床问题导向的针对性不强, 数据共享及转化应用渠道不通畅, 缺乏相关安全等级实验室

文章指出，虽然国家自“十一五”开始就布局实施了传染病重大专项，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缺乏对重大传染病发生、发现、确定的系统性整合式全链条研究，仍严重存在论文导向的问题，多数研究成果不能对传染病的快速有效防控起到关键技术支撑作用。

其次，针对传染病的药物和疫苗研发体系建设、能力建设、资金有效投入和人才储备滞后。

第三，相关基础研究成果及时向临床诊治应用的转化渠道不通畅，数据共享公开的文化尚未有效形成。虽然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等基础研究部门在这次疫情中较快取得了系列成果，如快速获得病毒序列并建立RT-PCR实验室诊断方法，但未能及时推广至当地医院的临床诊断治疗中，其原因主要在于国内研究成果和临床工作转化渠道脱节，并且未公开发表的成果在国内难以得到重视和及时推广。另一方面，中国科研工作者在数据共享方面的文化氛围一直难以建立。临床研究数据各中心之间难以共享，临床、基础及公卫数据难以共享整合，各方把持自己的数据，合作共享机制与氛围均未有效建立。在这次疫情暴发中，尽管我国科学家第一时间发布病毒基因数据得到国际社会认可，但是在后续病毒在人群中的进化数据分析中，中国学者数据公开的速度远低于国外学者，而这对于全球合作联合对抗病毒变异风险具有重要意义。

第四，缺乏高安全等级医学研究实验室。文章指出，以美国为例，所有高水平大学医学院和医院基本都配备BSL-3实验室，但据统计目前我国共有BSL-3实验室43家(包括兽医农业领域7家)，其中国家和各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所属28家，科研机构所属6家，高校所属9家。高校中建有能够从事非兽类病原研究的BSL-3实验室的只有武汉大学、浙江大学、中山大学、复旦大学和中国医科大学5家，而且规模和对外交流合作共享的范围都极为有限，远远无法满足科研需要。

5．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医疗供给和战略储备不足

文章指出，本次疫情显示，在应对新发突发特大传染病疫情时，我国各地战略储备普遍短缺，主要表现在应急医疗服务人员和场地提供、应急医疗物资储备和生产方面。

首先，应急医疗服务提供方面，我国各级传染病医院承担主要的救治职责，但由于传染病医院医务人员的日常培养缺乏综合导向，科室设置缺乏包括外科、产科、儿科、预防等多个综合功能科室建设，导致医务人员对多人群、多症状、复杂疾病的临床诊断和综合治疗能力较低。与此同时，虽然自2018年开始，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明确规定二级以上医院要设“感染病区”作为辅助，但现有综合性医疗机构感染病区专业设施与能力建设，尚不能在突发大规模传染病疫情发生时有效形成体系救治患者。现有医学培养体系中，专、精的专科化人才占据主导地位，而全科人才及多脏器、复杂疾病处置的医学人才相对不足，使得医疗服务在重大公共卫生以及灾难应对上显得力不从心。

医疗物资的储备机制方面，面临重大疫情我国各个省市在公共卫生应急投入、相关医疗物资既有储备、产能储备等均存在重大短板。导致在这次疫情中，包括武汉在内的多地均出现口罩、护目镜、防护服、检测试剂的短缺。

而在美国则由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卫生部门联合管理国家医疗战略物资储备，能为可能的疫情充分、快速、有效提供包括疫苗、药品、器械、易耗品等在内的战略储备，迅速应对各类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6．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暴露出的一些干部专业化能力不足及缺乏循证决策能力的短板

文章指出，疫情暴发后，作为政府管理体系中最专业的各级卫生管理部门干部显然是重中之重，一方面需要对所在地的卫生疫情有整体了解及防控布局，同时需要及时向地区主要领导作专业汇报。如果医疗卫生条线的领导缺乏专业背景显然难以“勤能补拙”，尤其在疫情发展迅猛的压力下，没有专业背景的卫生主管部门领导在巨大压力下更加容易暴露出难以应对的短板问题。此外，地区主要领导是公共卫生事件中的指挥主体，在公共卫生事件萌芽阶段的早期判断与应对上，极为需要第一时间组织专家团队提供决策建议(而不是一味等中央专家组的意见以及疫情的国家正式发布)。武汉作为国内临床医疗、公共卫生及病毒研究最豪华的专业阵容所在地，此次专业团队在当地政府早期疫情判断及应对决策过程中的作用似乎没有得到最大发挥，是需要深入思考与反省的。

7．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舆情应对和舆论引导能力存在较大缺陷

文章指出，疫情发生以来，任何与疫情有关的事件，从训诫风波、论文风波、发布会风波、领导口误风波、蔬菜风波、双黄连风波、免职风波、红会风波再到李医生风波，都获得了数倍于平常的关注度，也暴露出我们在应对重大突发事件中的舆情能力不足。

首先，舆情应对理念落后。以“封、堵、防”为核心的旧有舆情治理理念既不能及时杜绝舆情危机的发生，更可能因为应对“失语”造成次生舆情危机的产生，致使民众产生负面社会心态。

其次，舆情应对能力不足。如发布会风波、红会风波两起风波后续引发的舆情效应对政府公信力产生较大冲击，而其背后则反映出当前作为治理主体的各级政府、相关机构并没有把舆情应对能力的提升摆在足够重要的位置。

第三，“体制内舆论场”和“民间舆论场”分歧日甚。主流媒体在很多时候重点关注更加全局和宏观的疫情防控问题，而社交媒体不设门槛，很大程度上表达不满抗议，甚至发布造成公众恐慌的谣言。及时澄清事实，公布实情，消除谣言应该远比简单的“删帖”更有正面效果。

8．疫情发生后“次生灾害”研判和应对体系有待加强

文章指出，2003年的SARS疫情对当年的经济走势形成了明显冲击，在疫情最为严重的二季度GDP增速较一季度回落2个百分点。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转型发展的关键时间，可以预见的是，本次疫情也一定会对中国经济形成十分巨大的下行压力。交通运输、住宿餐饮、旅游娱乐等服务业首当其冲，第三产业增速将较上年底出现较大程度的回落；疫情导致的返工延迟、农民工推迟返城等因素将对第二产业的增速产生明显拖累。

因此，如何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或降低此类“次生灾害”的影响，提前研判未来走势和进一步加强应对体系建设显得尤为重要。

9．生态文明理念缺位, 野生动物市场监管乏力

文章指出，有数据显示目前70%的新发传染病，均来源于野生动物。

尽管我国相关执法机关在禁止野生动物非法捕猎、繁育、运输、买卖和走私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效，但是由于理念缺位和市场监管乏力，国内依旧存在公然销售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以及以食用为目的非法捕猎、运输、买卖等乱象，正是由于对野生动物保护不力，导致了本次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的出现并最终成为全国性公共卫生事件。野生动物交易市场存在的因素有源于民众“吃啥补啥”的落后饮食健康观念和存在饮食猎奇的心态，更重要的是野生动物市场监管乏力，对违反者的惩罚力度不足，目前《刑法》和《野生动物保护法》等都对于食用少量的“三有动物”(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和普通的野生动物缺乏规定或者规定不足，因此制裁的范围和力度有限。

10．民众的公民素质和科学素养亟待提升

文章指出，在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主旋律中，却确实夹杂着一些不和谐的杂音。公安部刑侦局的报告显示，目前全国已有超过20名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故意隐瞒病例，山东潍坊的一名患者刻意隐瞒个人旅行史和人员接触史，致68名医务人员被隔离；福建一名患者明知自己来自武汉，却对群众谎称来自菲律宾，未按规定进行居家隔离，还几次参加宴席，导致7人感染新冠肺炎、近千人被要求居家观察。

此外，在疫情防治时期制造和贩卖假口罩、恶意造谣或发布误导信息、盲目抢购各类物资、聚集性病例、歧视武汉人等也时有报道。上述问题的发生，有些是因为民众的科学素养和健康素养不足，对传染病缺乏应有的认识；有些是因为社会公德的缺失，缺乏对社会秩序、他人生命的尊重；有些是因为法制观念的缺失，缺乏对法律应有的尊重。这些不仅会造成疫情的扩散、危害人民的生命健康，也使得公共财产遭受损失、社会秩序遭受破坏，表明我们国家在提升公民素质的这条道路上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