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祥  来源：《党的文献》2019年第2期

[摘要]

1949年 6月至 8月，刘少奇率团秘密访问苏联。这次出访的目的，一是向斯大林介绍中国革命形势、斗争经验和新中国的筹建情况，同联共（布）中央直接交换意见；二是取得苏联对新中国政治、经济、外交各方面工作的理解和支持；三是消弭中苏两党之间的一些隔阂，为新中国与苏联建交和毛泽东访苏作准备。在访问中，刘少奇既有坚定的原则性，又有高度的灵活性，带领代表团成功完成中共中央赋予的重大使命，在为即将成立的新中国赢得苏联承认，为新中国经济社会建设与发展争取宝贵支持和大量援助，为“一边倒”外交方针的实践创造有利条件等方面取得了重大成果。这是当时中共在国际舞台上开展的一次出色的政党外交，集中展现了刘少奇高超的外交艺术和科学理性处理问题的能力。

[关键词 ]刘少奇；中苏关系；新中国；“一边倒”；政党外交

[中图分类号 ] D231 [文献标识码 ] A

1949年 6月至 8月，刘少奇受中共中央委托，率团秘密访问苏联。随着苏联解体和冷战时代的结束，相关档案、回忆录和访谈录陆续出版。本文拟依据相关文献资料对 1949年刘少奇访苏的缘由、成果作出一些分析和评价。

一、刘少奇秘密访苏的缘由

1949年 4月人民解放军攻占南京，新中国成立在即。毛泽东、刘少奇等对建国大计、民族前途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和谋划。同联共（布）中央直接交换意见，取得苏联对新中国政治、经济、外交各方面工作的理解和支持，是建立新中国的一项重要准备工作。虽然1949年 1月底斯大林特使米高扬在西柏坡的访问增进了两党的交流和了解，但米高扬“只是带着两个耳朵来听的，不参加讨论决定性的意见”（《周恩来传（1898-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8年版，第 824页。），双方只就相关政策性问题互换意见，诸多问题并未达成实质性共识。因此，中共中央决定组成以刘少奇为团长的代表团，去苏联秘密访问。这次访苏的内容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一）向斯大林介绍中国革命形势、斗争经验和新中国的筹建情况。

中国革命选择了不同于苏联但符合我国国情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中国革命的胜利让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看到了希望，而苏联是既感到钦佩又存在困惑。钦佩的是，中共仅凭小米加步枪竟然战胜了飞机和大炮；困惑的是，中共到底循什么路线、依什么方式、靠什么力量取得胜利？中共领导下的新中国将向何处发展？纵览刘少奇访苏的50天，通过与斯大林的会谈以及提交的报告可以看出，他始终注意阐述中国革命经验，介绍两国革命区别，解释中国革命性质与实质。

7月 4日，刘少奇在《代表中共中央给联共（布）中央斯大林的报告》中系统介绍了中国革命形势和新中国的筹备情况，不仅使联共（布）对中共的大政方针有了进一步了解，同时也得到了斯大林的理解和肯定。

关于革命形势，刘少奇指出，不论是从占领的国土面积、解放人口的数量和大城市的数量看，还是从敌我力量对比看，“中国人民革命战争，现已在基本上取得了胜利，不久就要取得完全的胜利”，“中国革命的胜利，已经是没有疑问的了”，而且“除开军事上的胜利而外，我们在政治上也已取得完全的胜利”。（《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 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2页。）他同时指出：“世界无产阶级与人民民主力量，特别是苏联，给予中国人民的帮助，是中国人民取得胜利的决定条件。”（《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 1册，第 3页。）在斗争中，中共还取得了组织反帝民族统一战线、土地改革、武装斗争以及建设马列主义政党等经验，这些经验对其他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很有用。

关于新中国的筹备情况和国体、政体等，刘少奇主要从五个方面作了介绍：一是准备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并成立联合政府，通过共同纲领，选举中央政府，决定国旗、国徽、国歌等。二是新中国将是“以无产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三是新中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形式将是“人民代表会议制”，与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制既近似又有区别。四是在相当长时期内人民民主专政“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及国民党残余势力的矛盾和斗争”是主要的，而专政内部各阶级、党派间的斗争仍“处于次要的服从的地位”。五是为了对付外部敌人和克服落后现象，新政权“还要和民族资产阶级实行必要的和适当的妥协与联合”，那种认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便立即成为主要矛盾，工人与资本家的斗争，便立即成为主要斗争”的说法不正确，是“危险的冒险主义的政策”。（《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 1册，第 4-7页。）

刘少奇对中国革命形势和关于新中国的介绍，深化了斯大林对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的了解，获得了苏联方面的赞扬与肯定。斯大林在阅读刘少奇提交的书面报告时连续批了十五个“对”字。（参见《刘少奇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8年版，第 594页。）在 7月 27日的会谈中，斯大林还表示：“我说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成就，苏联人及欧洲人要向你们学习，并不是奉承你们，不是说客气话。西欧人由于他们骄傲，在马克思、恩格斯死后，他们就落后了。革命的中心由西方移到了东方，现在又移到了中国和东亚。”“关于马克思主义，在一般的理论方面，也许我们苏联人比你们知道得多一些，但把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则应用到实际中去，则你们有许多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刘少奇传》（下），第 597页。）

（二）寻求苏联援助和国际支持，为即将成立的新中国争取有力援助。

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没有国际援助，任何国家的革命都不可能取得胜利”，“中国革命也是一样”，“没有各国无产阶级，首先是苏联的援助，巩固是不可能的”。（《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2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年版，第196、197页。）关于苏联对新中国的援助问题，双方一直在进行不间断磋商。到刘少奇访苏时，双方求援与授援意向已经基本明确，刘少奇的主要任务是具体落实援助项目，并进一步谈判磋商需要继续的长线项目。

在 7月 6日给斯大林的信中，刘少奇提出向苏联学习党和国家建设经验的希望，包括学习国家组织、经济计划与管理、文化教育以及党和群众组织机构设置和管理职能的确定；请苏联为新中国办一所像莫斯科中山大学一样的专门学校，派各方面的教授到中国工作，帮助中国培养管理国家的干部；帮助新中国训练海空军干部、提供扫雷艇和打捞船只以及海岸设防等；帮助解放新疆；中苏通邮、通车、通海运、通航空和中苏文化交流等问题。（参见《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 1册，第 23-27页。）这些援助项目不仅确定得比较快，而且执行得也很迅速，为新中国的国家建设和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消弭中苏两党之间的一些隔阂，为新中国与苏联建交和毛泽东访苏作准备。

虽然长期以来苏联对于中共领导的革命运动给予同情和支持，但斯大林还是对中共了解不深，信心不足，甚至在一些问题上抱有疑虑。1948年 2月，他在同保加利亚、南斯拉夫领导人谈话时曾承认：“我已经在一件这样的事情上做错了。这就是中国。当时我不相信中国共产党人会取胜。我那时认为美国人将全力以赴扑灭中国的起义。我曾劝说毛泽东，最好是与蒋介石和解，与蒋介石建立某种联合政府。我甚至把中国代表团召到莫斯科来。代表团来了，听取了我对他们讲的一切，照中国的习惯，他们都面带笑容，直点头。然后走了。他们回去后，毛便开始发动一场革命大攻势，最后取得了胜利。你们看，我也会犯错误。”（﹝南斯拉夫﹞爱德华·卡德尔：《卡德尔回忆录（1944-1957）》，李代军等译，新华出版社 1981年版，第 130页。）

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共面临的迫切现实问题是：新中国诞生后如何迅速与一些国家建立外交关系，获得国际承认；如何防止帝国主义武装干涉，保障国家的安全；如何取得外国对新中国经济恢复的必要援助等。在当时的国际条件下，美国已同中共处于尖锐对立状态。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争取苏联的帮助。出于对新中国前途命运的考虑和世界形势发展的判断，在对两党关系全面分析梳理的基础上，中共认为，虽然苏方有一些疑虑，但不占主流，只要方法得当，最大限度排障解难、释疑除虑是有可能的。

刘少奇于新中国成立前夕秘密访苏，是中共综合分析形势后着眼长远和全局审慎采取的一个重大外交步骤。刘少奇在访问中增信释疑，强调新中国将在国际事务中与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站在一道。他还转达了毛泽东希望在中苏建交后公开访问苏联的意向。斯大林则在 7月 11日晚中苏双方举行的正式会谈中表示：“中国政府一成立，苏联立即就承认你们。”（《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 1册，第 33页。）他还说：中国政府成立，两国关系建立后，毛泽东就可以来，如果毛泽东还不便来，苏联可以派代表团到中国去。（ 参见《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 1册，第 34页。）

在双方第一次会谈后的第三天，即 1949年6月 30日，毛泽东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公开表示，苏联“在列宁和斯大林领导之下，他们不但会革命，也会建设。他们已经建设起来了一个伟大的光辉灿烂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共产党就是我们的最好的先生，我们必须向他们学习”，新中国将“倒向社会主义一边”。（《毛泽东选集》第 4卷，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第1481、1473页。）

二、刘少奇秘密访苏的成果

刘少奇成功访苏，在增进中苏两党了解，推动化解两党存在的一些隔阂，赢得苏联对即将成立的新中国的支持等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果。

（一）取得苏联和斯大林的支持，为新中国经济建设和国际地位提升等提供了助力。

由于中苏两党关系的深化和发展，斯大林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和苏联国家战略利益考虑，对刘少奇在访问中提出的援助请求，给予了支持和帮助，并对一些关系全局的重大问题提出建设性意见。

政治上，刘少奇对新中国国体、政体等的谨慎阐释得到了斯大林的理解和支持，这增强了中共选择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的信心与决心。其一，斯大林不仅认为新中国选择的国体是对的，而且认为在地方政府服从中央政府条件下不实行过分的中央集权也是对的，但需注意发生分裂的可能。（参见《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 1册，第 33页。）其二，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与东欧的资产阶级不一样，斯大林认为，中共同民族资产阶级开展合作并吸收他们参加政府是正确的。（参见《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 1册，第 31页。）其三，在新中国成立的问题上，富有国际斗争经验的斯大林提醒中共要抓住时机，尽快成立政府。“国家不可长时期无政府”，“否则外国可能利用这个机会进行干涉，甚至联合干涉，那样就被动了”。（师哲：《米高扬来华与刘少奇访苏》，《国际新闻界》1993年第 1期。）中共认真听取了斯大林的建议。

经济上，苏联决定按照 1%的年利率向中共提供 3亿美元贷款。这笔贷款在当时是非常可观的，“两党之间类似这样的协议在历史上尚属首次”。对于 1%的年利率，斯大林解释道：“这是因为中国的情况与西方民主国家不同。在西方民主国家那里没有战争，经济也比较稳固；而中国还在进行战争，经济持续恶化。因此，对中国应当按照更优惠的条件提供大量援助。”关于专家援助，斯大林答应了中共提出的急需项目帮助和专家支援的请求。他还明确指出，“如果发现我国专家中的个别人有不良行为，请你们通知我们……我们不容许苏联专家对待中国专家和中国人民采取傲慢和轻视的态度”，并要求给苏联专家拟定一个条例，“使他们不致得罪中国专家”。（《关于刘少奇访苏的俄国档案文献》，《党史研究资料》1998年第 2期。）在待遇上，他要求苏联专家领取和中国同等工程师一样的薪资。

军事上，海军方面，斯大林表示，“中国应当有自己的舰队。我们准备帮助你们建立舰队”。空军方面，斯大林答应帮助中国建立飞机装配修理工厂，向中共提供“最新型的歼击机”等。在解放新疆问题上，斯大林认为中共不应拖延进军时间，否则会引起英国人的干涉。（参见《关于刘少奇访苏的俄国档案文献》，《党史研究资料》1998年第 2期。）

文化教育上，斯大林同意派出费辛科和菲里波夫两位专家协助中方建立一所像莫斯科中山大学一样的学校。这所学校就是后来的中国人民大学，于 1950年 10月在北京举行开学典礼，培养了大批建设人才和管理干部。斯大林还同意了刘少奇提出的关于加强中苏文化联系的请求，并让有关部门接洽讨论，逐步实施。（参见﹝俄﹞列多夫斯基：《斯大林与中国》，陈春华等译，新华出版社 2001年版，第 120页。）

在会谈中，刘少奇对斯大林给予的帮助表示感谢。他说：“这些帮助体现在中国生活和工作的各个方面。并感谢向中国提供的异常优惠的条件，这在历史上是没有过的。”（《关于刘少奇访苏的俄国档案文献》，《党史研究资料》1998年第 2期。）上述援助项目的落实，对新中国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尽快恢复国民经济，提升军事实力和水平、维护国家安全稳定，提高文化教育水平等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二）为新中国“一边倒”外交方针的实践创造了有利条件。

根据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出于维护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安全考虑，中共在谋划未来新中国的对外关系时，把同苏联的关系置于重要地位，并逐渐形成了“一边倒”的外交方针。一是在两大阵营对立局势下，不允许新政权采取中立或“骑墙”态度。正如毛泽东指出的，“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的二十八年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毛泽东选集》第 4卷，第 1472-1473页。)。二是中共和联共（布）都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有着共同的信仰和事业，长期以来苏联对于中共领导的革命运动给予同情和支持，所以中共认为：“我们在国际上是属于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的，真正的友谊的援助只能向这一方面去找，而不能向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去找”(《毛泽东选集》第 4卷，第 1475页。)，中苏“应该站在一条战线上”(《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26册，第 197页。）。三是此时美国已同中共处于尖锐对立状态，不仅拒不承认中共的合法性，而且在远东推行遏制中国政策。出于对美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的警惕，应当把同苏联的友谊通过法律或条约的形式确定下来，这样“帝国主义者如果准备打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请好了一个帮手”（《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4年版，第 132页。）。

刘少奇访苏是中共“一边倒”外交方针在行动上的表现。在访苏期间，刘少奇不仅和斯大林进行了深入沟通，还带领代表团的同志进行了多方面的工作，比如与苏联同志进行座谈等。这些举动传递了即将成立的新中国对苏联友好的外交信号，在实践上深化了中苏两党的关系。

刘少奇访苏解决了一系列先期问题，为其后中苏两国关系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1950年 2月，《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刘少奇在庆祝宴会上指出：“这个条约及其他协定的签订，使我们中国有了自己的在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伟大的同盟国，从而就巩固了中国人民已经取得的胜利，使中国被破坏很严重的人民经济将很快地恢复与发展起来，同时，也极大地加强了以苏联为首的世界和平、民主与社会主义的力量，因而增加了远东和平与世界普遍安全的保障。”（《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 1册，第 511页。）

需要明确的是，“一边倒”是指国际战略态势上的“一边倒”，是以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为前提的，而决不是放弃独立、处处事事都依附他国，更不是去做附属国。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毛泽东就明确宣布：“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毛泽东选集》第 4卷，第 1465页。)新中国成立以后，他又反复强调：“我们支持苏联，但错误的东西不支持”，“我们要学习苏联，但首先要考虑到我们自己的经验，以我们自己的经验为主”。(《毛泽东文集》第 7卷，人民出版社 1999年版，第387、389页。)这也是中共在外交政策中坚持的一条重要原则。

三、几点认识

刘少奇 1949年对苏联的秘密访问，是当时中共在国际舞台上开展的一次出色的政党外交，成果丰硕，影响深远。回顾这段历史，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一是中共通过持续努力，推动中国革命形势发生根本变化，这是促使斯大林重视刘少奇的来访，并表示支持新中国成立的根本原因。

中国革命的胜利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结果，其中有许多宝贵经验值得他国学习和借鉴。至 1949年 5月底刘少奇出访前，解放区的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57%，解放的县级以上城市占全国的 51%，人民解放军发展到 390万人，而国民党军队包括后方机关只剩下 150万人，其中“稍有战斗力的”只有 20万人左右。在军事上，解放战争已基本取得胜利。而在政治上，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陷入被动和孤立，中共则取得完胜。（参见《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 1册，第 1-2页。）

在 1949年刘少奇与斯大林的数次会谈中，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给予高度评价，赞赏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等领导人在政治上的成熟”（张文和：《走出国门的领袖——刘少奇》，河北人民出版社 2001年版，第 34页。）。他对过去干涉中国革命进行了自我批评：“我们干扰过、妨碍过你们，我为此感到内疚。”（《伍修权同志回忆录（之三）——外交部八年（1950.1-1958.10）》，《中共党史资料》1982年第 4期。）斯大林还建议中共将自己在斗争中取得的经验介绍给其他国家，“在国际革命运动中，中苏两家都应多承担些义务，而且应该有某种分工……中国今后多担负些对殖民地、半殖民地、附属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方面的帮助，因为中国革命本身和革命经验会对它们产生较大的影响，会被它们参考和吸取”（ 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九州出版社 2015年版，第 298页。）。

据亲历者师哲回忆：“我亲眼看到，斯大林对少奇是信任和尊重的，他从来不主动提出讨论和解决哪些问题，每次会见都聚精会神地倾听少奇的每句话，体会少奇的语意和心情，并对少奇的意见多次表示同意和赞赏。斯大林根据中方要求或愿望进行商谈，提出意见、建议或指出解决的办法。并且他不准别人插手，以免横出枝节。因而在会谈中从未有过误会或不愉快。”（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 302页。) 斯大林之所以对中共表示尊重和钦佩，根本原因在于中共通过持续努力，推动中国革命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人民革命战争的基本胜利使中共和即将成立的新中国在斯大林心目中的地位大大提高，同时也使他十分重视刘少奇来访，并为访问成功最大限度地创造条件、提供便利。

二是斯大林在与刘少奇的会谈中，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提出了一些建设性意见。

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一些问题有着较为深入的研究，写过不少相关内容的文章。他根据苏联国内建设经验向中共提供的一些参考性建议，具有较强的实践指导意义。刘少奇访苏期间，斯大林与他进行了多次会谈，并对中国革命和建设提出了不少建设性的意见。

比如，关于制定宪法问题，斯大林赞成中共用《共同纲领》作为临时宪法，但建议新中国成立后要进行选举并通过宪法，因为“如果现阶段不制订宪法，敌人可能向群众说：你们没有进行选举，人民政府不是人民选举产生的，是不合法的政府；二说你们没有宪法，共同纲领不是全国代表通过的，你无法管理国家”（何光国：《人民公仆刘少奇》，中国工人出版社1997年版，第 345页。）。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中共把制定宪法提上了日程。1954年 9月 20日，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国的民主法制建设有了一个重要的良好开篇。

再如，关于恢复经济和生产建设，斯大林提出，“你们有很好的法宝，就是帝国主义要和你们做买卖”，“你们可以先和他们做买卖，再谈承认问题”（张文和：《走出国门的领袖——刘少奇》，第39-40页。），“谁不承认中国，中国在贸易上就不给它任何优惠”（﹝俄﹞列多夫斯基：《斯大林与中国》，第 112页。）。在发展速度上，斯大林指出：“经济发展有自己的规律性”，“超越阶段是极其困难的”，“迈过大的步子，会把国民经济搞乱”，造成虚假壮观，掩盖潜在失调和困难。 （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 301页。） 经济建设不仅需要技术条件和机器设备，还要有经验丰富的领导、有教养的干部和熟练的工人等，这决不是口头号召和政治动员就能解决的，所以斯大林建议发展经济要从现实基础做起，踏踏实实稳步前进，每一步都要建立在切实可靠的基础之上。针对中国一穷二白的现状，斯大林提出，可以充分利用旧社会留下来的专家和技术人员为建设服务，比较可靠和经济的办法是不轻易丢弃看起来落后的经济和企业。（参见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 302页。）他还建议中共要学会利用战争间隙大力搞好经济建设，发展生产，建设国防，“要利用各资本主义国家的矛盾，发展中国同各国特别是同苏联及东欧各国的通商贸易”（张文和：《走出国门的领袖——刘少奇》，第 39页。） 。总之，只要步骤方针对了，就可以加快发展步伐。斯大林同时指出，“后来居上者是合乎发展规律的，愿中国人民奋力前进，赶上和超过苏联” （张文和：《走出国门的领袖——刘少奇》，第 35页。），“愿你们很快取得完全的、彻底的胜利！”（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 302页。）

三是这次访问集中展现了刘少奇高超的外交艺术和科学理性处理问题的能力。

毛泽东之所以亲自点将，由刘少奇率团进行这次影响深远的高规格访问，一是因为他在党内担任重要领导职务，可以代表党中央同苏联高层和斯大林直接对话，有助于双方沟通交流；二是因为刘少奇理论水平和党性修养高，能力素养和组织观念强，既有坚定的原则性，又有高度的灵活性，不仅对毛泽东思想理解深刻，熟知各项政策的来龙去脉，同时又具有高超的外交艺术和扎实的工作作风，对重大问题驾轻就熟、应答自如、规范得体；三是因为刘少奇此前曾在莫斯科东方大学求学，后来又以中国工会代表团团长的身份赴莫斯科出席赤色职工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对苏联情况较为熟悉，便于开展工作。

刘少奇在与斯大林的交流中始终持谦虚真诚态度，沟通务实高效，并娴熟运用外交策略妥善解决问题。他向斯大林所作的书面报告，对斯大林希望进一步了解的问题给予了恰当说明，对斯大林不愿深谈的问题也采取了不失原则但让人容易接受的表述。报告不仅客观公正、实事求是地向斯大林表明中共的立场和观点，而且以商请的口吻进行表达，尊重和重视斯大林及联共（布）中央对中共的工作和政策意见，因此，斯大林感到代表团的报告十分清楚、明确，进一步增强了对中共的信任，为访问营造了良好的氛围。刘少奇还坚持求大同存小异的做法，带领代表团在访问中虚心求教、多看多学多问，从而做到有理、有利、有节，使访问收到理想的效果。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多元化背景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协同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为 17BKS128）

﹝作者李祥，南京审计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江苏南京 211815﹞

原载：《党的文献》201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