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殷金琦2020年03月10日来源：澎湃新闻网

2月24日伊朗德黑兰正在进行一场普通的新闻发布会。对于卫生部副部长哈利奇而言，这种场面已经见怪不怪了，但是旁观者都明显感觉到了他的疲劳。现场人员都看到他不住地擦汗和咳嗽，表情十分痛苦。大家理解他的疲惫，今年2月以来伊朗新冠肺炎疫情以圣城库姆为中心不断向外扩散，危险愈演愈烈。哈利奇每天奔波在抗疫一线，既要接受记者采访，又要与一线救治人员处理防治问题，忙得不可开交。然而坏消息随后传来，哈利奇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之前的流汗、咳嗽其实都是病毒在他体内蔓延的表现。面对这多舛的命运，哈利奇在网络平台调侃称“病毒是民主的，不认识贫穷和富贵”。

确实如此，此次伊朗的新冠病毒已经连连击倒许多伊朗精英。其中包括23名的议会成员，还有伊朗负责女性和家庭事务的副总统玛苏梅·埃卜特卡尔，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委员会主席穆杰塔巴·祖努尔，国会议员马哈默德·萨德吉，德黑兰第13区的行政长官穆尔塔扎·拉曼扎德，库姆市负责疫情管理的最高官员穆罕默德·雷扎·加迪尔等。除此之外，伊朗最高领袖顾问委员会的一名成员和前驻梵蒂冈大使相继因病去世。以上事实表明上到副总统下到地方长官，无论从职位还是从患病数量上看，伊朗精英受到的打击都过于突出。这使人们不得不产生疑问，新冠病毒在伊朗为何如此“反精英”。

一、既患寡又患不均

新冠病毒不同于其他病毒，它传播速度快、传播能力强，这使得它无孔不入，在全世界肆虐。中国的经验表明有效的隔离是阻止病毒传播的关键，隔离的关键在于医院的收治和集中治疗。对伊朗而言，医疗资源的稀缺稀释了社会精英们寻租的可能，有限的医疗资源根本无法满足疫情防治的需求，因此伊朗可能陷入“既患寡又患不均”的尴尬之中。

在《中国新闻周刊》采访过程中，中国前驻伊朗大使华黎明指出，伊朗历史中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疫情，非典、H1N1等疫情都没有在伊朗大规模爆发。因此，伊朗没有任何防控大型瘟疫的经验，有效的防控手段和措施也是缺失的。与此同时，伊朗的医疗水平有限，尽管德黑兰存在一些大型医院，但是更多的仍然是专科医生的小诊所，首都以外的医疗资源则更加稀缺。[1]可想而知，随着病毒的来袭，这些专科门诊将难以应对，因此伊朗不得不在库姆仿效中国经验，建起了伊朗版的“火神山”与“雷神山”医院，也正因为医疗资源的稀缺，卫生部副部长也不得不居家隔离，而非被医院收治。

事实上，资源的稀缺才是分配不均的根源。受美国制裁的影响，伊朗整个国家如同筛子，经济和社会到处都是需要弥补的破洞，经济低迷和分配不公在去年一度引发社会骚乱和政治动荡。而卫生投资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很显然伊朗在这方面投入并不充分。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显示2014年伊朗卫生总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为6.9%，要高于同期沙特的4.7%，但是伊朗GDP仅相当于沙特的一半左右，伊朗人口数量则近三倍于沙特，这一事实反映了伊朗医疗投入的不足。与此同时，伊朗医疗资源的紧张状态也可以从世界银行的数据中窥探出来。2004年到2015年伊朗内科医生人数总体上处于下降态势，在2014年到2015年间，伊朗内科医生比例由每千人1.4862名下降到每千人1.14名。同一时期，伊朗医院病床数量整体上也处于下降态势，由每千人1.6张病床下降为每千人1.5张病床。

以上有限的数据表明，在凶猛的新冠病毒面前，伊朗无论是救治力量还是收治能力都将面临考验。进一步而言，伊朗医疗资源的普遍不足、新冠肺炎病毒的凶恶本性，某种程度上正是病毒直指精英的原因。

二、聚礼政治化的后果

礼拜是伊斯兰教最关键的仪式。无论男女，从青春到年老，所有穆斯林都必须奉行这一宗教义务。在宗教学者看来，尽管礼拜定时打断穆斯林的日常生活，却帮助穆斯林进入一个无需中介、直通真主的境界。在清真寺进行的周五聚礼至关重要，不仅具有纯粹的宗教意义，还具有深远的政治和经济意义。[2]然而另一方面，聚礼也会造成大规模的人群聚集，为病毒的传播创造条件，伴随着悠扬的《古兰经》诵读声，新冠病毒肆意蔓延，危险遍布整个清真寺……

除此之外，伊朗的周五聚礼活动与其他国家不同。伊斯兰革命之后，伊朗建立了政教合一的伊斯兰政权。这一政权具有两个特征，即政治制度的伊斯兰化和伊斯兰宗教制度的政治化。其中最为显著的改变就是聚礼活动的政治化和领拜人的官僚化。自1979年开始伊朗最高领袖霍梅尼不仅亲自任命聚礼的领拜人，还设立领拜人中央书记处，领拜人成为动员人民支持政府的主要力量。1984年领拜人承担了动员人民参与伊朗议会选举的重任，1987年在伊斯兰共和党解散后，领拜人控制的清真寺则成为伊朗社会团结和人民动员的重要组织。[3]

此次伊朗疫情的中心是圣城库姆，当地埋葬着什叶派创始人阿里的妻子、穆罕默德的女儿法蒂玛。被称为“宗教首都”的库姆估计有150多座清真寺，穆斯林民众经常聚集其中，进行礼拜活动。另外当地神学院培养了大批伊斯兰教神职人员，这些人成为伊斯兰政权的中流砥柱，直接负责聚礼活动。与此同时，这些神职人员还是霍梅尼“回归伊斯兰”思想的忠实追随者。霍梅尼认为，“回归伊斯兰”的重点在于引导国家精英遵从伊斯兰教义，而神职人员则需要通过聚礼活动，将这些精英聚集起来，在清真寺中宣讲伊斯兰教义和政治理念，从而监督地方政府和精英阶层。[4]换言之，对伊朗而言，清真寺不仅是宗教圣地，还是政治集会的场所，每逢聚礼日国家精英和普通民众相聚一堂，呼吸同样的空气，也因此平等地遭受病毒的袭击。

三、议会选举的悲歌

2020年2月21日伊朗第11届议会选举正式开始，2月23日伊朗内政部长法兹利宣布参加议会选举投票的人数为2451.2404万人，投票率为42.57%。而此次议会选举结果不出所料，主张对美强硬的保守派力量取得大胜，获得290个议席中的220个，而改革派力量仅取得20个议席，此次议会选举真实反映了伊朗未来的政治走向。

然而，议会选举结束后并非所有胜选者都充满喜悦。其中，保守派成员法蒂玛·拉赫巴尔不幸感染新冠病毒，并于胜选后的3月7日去世。另外，相关报道称目前已有23名议员感染新冠病毒，占议员总数的8%左右。[5]议员感染比例远远高于一般民众。究其原因，与之前的选举活动不无关系。

伊斯兰议会是伊朗的最高立法机构，在伊朗政治生活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具有多元性、竞争性和民众广泛参与的特点，因此成为伊朗各方政治势力激烈角逐的舞台。[6]议会议席按照选区分配，全国207个选区基于选民人数产生一定数量的议席，并单设五个非穆斯林议席。根据伊朗宪法规定，参选人必须是年龄在30到75岁之间的伊朗公民，并且拥护伊斯兰革命、宪法和神权统治，具有一定学历。议员候选人如果是国家公职人员必须辞职后参加选举，教法学家和前文提到的聚礼领拜人禁止介入选举。候选人有20天的竞选时间，竞选方式包括媒体宣传、清真寺聚礼的宣讲和大学的演讲等等。[7]此次议会选举共有7148名候选人参与竞争，毫无疑问，这些人都是伊朗各阶层的精英，他们从2月13日开始选举造势活动，用一周时间向选民拉票。热闹的竞选行动也增加了候选人在病毒中暴露的风险。直到投票前的2月19日，伊朗才报告首例新冠肺炎病例。可想而知，在此之前病毒如同幽灵一般，随着选举活动的不断升温，在这个国家四处游荡。四处奔走的伊朗精英们很容易遭到他们的毒手。

总而言之，此次疫情带给伊朗极大的伤痛，最近的油价暴跌则使伊朗经济雪上加霜。正如哈利奇所说，“病毒是民主的，不认识贫穷和富贵”，席卷而来的病毒直指伊朗精英，使他们遭受与普通人一样的命运。然而，历史如同诗人，不会重复，但是善于押韵。如果不吸取教训，就只能与厄运重逢。

（作者：殷金琦，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2019级博士生，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燕南66”优创团队出品）

参考文献

[1] 李静、曹然：《伊朗疫情坏消息频出：卫生部副部长确诊、死亡率超高、防控经验匮乏》，《中国新闻周刊》2020年3月5日，网址http://www.inewsweek.cn/world/2020-03-05/8633.shtml，上网时间：2020年3月9日。

[2] 萨义德·侯赛因·纳速尔：《伊斯兰教》，王建平译，北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89-91页。

[3] 冀开运、蔺焕萍：《二十世纪伊朗史》，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08页。

[4] 马丽蓉：《清真寺与霍梅尼革命及其影响：伊朗核问题新解》，《阿拉伯世界研究》2010年第13期，第14页。

[5] James Snell, Coronavirus tests Iran’s limits, The Arab Weekly, March 2nd,2020, https://thearabweekly.com/coronavirus-tests-irans-limits,上网时间：2020年3月9日。

[6] 王猛：《伊朗议会政治嬗变的历史透视》，《阿拉伯世界研究》2017年第4期，第4页。

[7] Constitution of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https://wipolex.wipo.int/en/text/332330，上网时间：2020年3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