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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3月7日，随着人们对新冠疫情愈发担心，纽约肯尼迪机场国际出发大厅变得几乎空无一人。图：Spencer Platt—Getty Images

地缘政治衰退时代的全球新冠危机

伊恩·布雷默（Ian Bremmer）

传统衰退的首要法则是，不要谈论衰退。这其中有某种逻辑在；经济衰退不只基于潜在的经济数字，还包括消费情绪。仅仅是谈论衰退，就有令人们张皇失措的倾向，令衰退的打击事实上更可能到来。但另有其他类型的衰退，我们谈论得不够多。同样的法则并不适用。

每隔七八年，经济周期就会经历繁荣和萧条阶段。这种情况发生得相当频繁和规律，以至于我们已经为经济周期的出现确立了一个技术定义，即连续两个季度的负增长。一次经济衰退的严重程度可以各不相同（参见2008年金融危机），但涉及金融市场时，存在一个易于识别的模式，投资者和政策制定者可利用该模式指导他们的决策。经济衰退的频率和规律性还使得专业人士可以开发出工具，用来应对随之而来的难免后果。

全球政治的运行也是有周期的，但其自然历程不是持续七八年，而是历经数代人的时间展开。关于某次地缘政治衰退，没有技术上的定义，而且它们发生的频率极低，以至于没有既定的规则可预示其到来。对每个地缘政治的萧条周期，必须有不同应对方式，这是特定时代和特定挑战的产物。我们今天面对的挑战是，美国领导的那个世界秩序正走向解体，又缺乏全球领导力量介入并取而代之。

我们生活在一个零重力（G-Zero）的世界……其后果是地缘政治的衰退。在一个地缘政治衰退的过程中，全球政治的分崩离析会激化而不是帮助缓解全球风险。

人们广泛认为，唐纳德·特朗普当选为美国总统和英国投票退出欧盟，是推动我们步入这一全球政治新时代的引爆点。但这些事件并非全球政治衰退的肇端，毋宁说是其逻辑结果。一段时间以来，这个世界一直在朝着这个全球政治功能失调的时代疾驰，其间不乏促成因素。四个因素尤为凸显，在这个世界能开始走出零重力之前，其中每一个最终都必须加以直面：

国内政治。伴随当今世界发达工业化民主国家中“我国优先”政治兴起的，是民主国家国内政治机构合法性的丧失，其效应溢出至国际领域。就民族主义何以在全世界兴起，已有很多著作阐述（包括我自己的）。简单答案是不平等不断加剧，更长的答案则更为复杂。一些人指责全球化及其造成的经济混乱; 另一些人指责移民、难民和人口的自由流动; 再有一些人指责社交媒体的兴起和随之而来的政治混乱。不论原因为何，或者更准确地说，不论是哪些原因在共同作用，最终结果都是，许多一度负责领导全球的国家都出现了严重的政治两极对立。这些国家现在产生的领导人不只公开批评整个自由民主模式和随之而来的基于规则的多边主义，往往还积极谋求对它们加以削弱。

国际政治。当着那些二十世纪最发达、经济上最为成功的民主国家在二十一世纪努力应付攸关它们生存的真切危机之际，有些国家积极采取行动，进一步削弱这些国家的力量。俄罗斯首当其冲。冷战结束三十年后，俄罗斯正寻找各种方式破坏西方的稳定，同时增进自身的地缘政治财富。尽管俄罗斯的破坏性过去几年间显而易见，但中国作为一个真正经济大国的崛起，才真正扰动了那一世界秩序，令其步入变局。

中国并不满足于在一个战后由美国领导的世界秩序之中兴盛发达；它希望重塑世界，以更好地反映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并已着手这样做。它创办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与西方支持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竞争。它为一带一路倡议提供资金，实施了历史上最具雄心的国际计划。一带一路是一个庞大的基础设施项目网络，旨在将货物和商品高效运输至北京，同时将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命运与中国的持续崛起绑定。但中国不是一个自由市场的民主国家;其经济和政治影响力方面的崛起，从根本上讲令全球自由市场以及为应对国际体系固有的无政府状态而建立的政治机构复杂化了。中国的崛起，无论是否有意为之，都从根本上动摇了当今世界的地缘政治。

国际体系的结构。这带来了一个相关问题，即世界当下已有的为帮助管理全球政治并协助全球协调而设立的多边机构不再合乎需要。它们在二战后应运而生，当时非常适用，且准确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权力结构。但眼下已经过去七十五年，世界已经变化了，可这些机构没有。例如，作为二战的战败国，德国和日本没有获得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 今天，相较于其他常任理事国，它们相对的稳定和政治领导力想必是非常受欢迎的。建立北约是为反击来自苏联的威胁; 苏联已不复存在，且相较于崛起的中国和网络恐怖主义的潜在破坏力，俄罗斯的核威胁微不足道。还有无数其他的例子，都指向同一个结论：今天的多边机构在应对二十一世纪的挑战方面不够灵活。倘若缺乏严肃的结构性改革，这种情形只会越来越严重。

美国的冷漠。最后，美国主动退出全球领导地位的决定不能被夸大。回顾过去可知，那是一个酝酿已久的举动：随着战争失败的政治和经济成本不断上升，美国人越来越觉得，美国在军事和其他方面代表其他国家承担了太多责任。那一直是一个令人信服的观点，虽然有争议。是的，美国为维持那一国际体系的运转付出了很多，可那也是一个旨在使美国受益并优先考虑美国利益的国际体系。但现实是，在贝拉克·奥巴马领导下，美国早就开始让出全球领导地位，并在特朗普领导下加快了这一进程。不过，别搞错了：美国人完全可以不去充当应对全球问题的急先锋，因为凭借金钱、食品和能源方面的独立性，以及科技实力，他们是最不受全球问题影响的国民（与加拿大、墨西哥这两个国家和两个大洋为邻，同样有所裨益）。

至少在新冠病毒登陆之前，那就是美国人的算计。只要美国依旧与全球问题相对隔绝，美国人和他们选出的领导人就可以辩称，对世界有利的东西未必对美国有利。眼下，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同处在一条船上。对美国而言，这是一个展示真正全球领导力的机会。美国仍然拥有最优秀的科学家和最多的资源可以支配。遗憾的是，迄今为止的迹象表明，事情正在向相反的方向发生。而且，地缘政治的衰退愈发严重，至少现在我们可以谈谈了。

（作者是美国专栏作家、政治风险咨询机构欧亚集团总裁，同时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本文由《时代》杂志网站3月13日发布，原题“We Are in a Geopolitical Recession. That’s a Bad Time for the Global Coronavirus Crisis”。听桥，勉力译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