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三千年之大变局到世界五百年之大变局的历史大转折

文章来源：明人明察  作者：尹国明

我们这代人确实是站在了从“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到世界“五百年之大变局”的转折点上。

和一百多年前那代人相比，我们是幸运的一代，有机会见证这个伟大的过程。

一百多年前的前辈们面对的是国家沉陷的危机，亟待解决的是民族救亡。从1840年开始，终于在1949年完成。

我们这代人，首先要解决的是如何让中华民族回到世界之巅的问题。实现民族复兴，至少应该回到世界第一的位置。

这是民族主义者都比较能够认同的目标，而且，这个世界第一，还应该是全面的第一，既是全能冠军，又是很多领域的单项冠军。

这样，才能符合很多国人对于走向“星辰大海”目标的期待。唯有超越汉唐在当时世界上的地位，才能配得上复兴二字。

但于社会主义者而言，这还是不够的，这应该只是最低的目标，而且是之一。

只有民族复兴和人民自由幸福结合在一起，才是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完整目标。

人民英雄纪念碑碑文第三段内容：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自由幸福就是结合在一起讲的，民族的复兴和人民的自由幸福也应该是我们目标的一体两面。

自由不是指西方自由主义的那种以资本的自由为主轴展开的劳动者只有出卖劳动力的自由，而是马克思说的自由：每个人能够自由全面发展。

马克思主义者才是真正的追求人的自由。人的自由是以人民的解放为前提。为什么我们的军队起名叫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使命不仅仅是解决民族独立和民族复兴问题。

没有实现人的幸福自由这样的目标，民族复兴的前景固然也很宏大，但未必会持久。达到世界规模的第一，还只是在同一文明层次的胜出。我们应该对自己的目标提出更高的要求。

我们的自信应该建立在对西方近现代文明的全面超越上，而不是通过刻意的贬低西方近现代文明去实现，既看到西方近现代文明的问题，也要承认其具有历史进步意义，还要看到西方近现代文明领先的历史暂时性，这才符合辩证法。

对西方文明崇拜到迷信的程度，不足取：把西方文明贬低到一文不值，也有违客观。

西方近现代文明就是资本主义文明，西方近现代文明不只是具有地理和文化涵义，而且也有制度涵义，随着资本主义的诞生开始，在美国这里已经达到顶峰，然后开始盛极而衰，并以美国的衰落为主要标志。

西方现代文明的两大高峰，前为英国，后为美国，美国是英国的替代者，又是继承者，隶属同一种文明。

英国是旧殖民时代的霸主，建立起“日不落帝国”的版图，美国是新殖民主义的代表，成为一段时间内的全球唯一超级大国，全球主要的黄金水道、全球最具有战略意义的地方都有它的军队，美元是世界货币，主要的定价权掌握在它手里，美国话语权纵横天下。

美国沿着英国走向辉煌的路达到巅峰，也必然会沿着英国衰落的路而走向衰落。

到美国这里，再也没有更大的人口规模，更大的内部市场，来容纳更高的生产力了，衰落就是必然的。

继续美英的文明模式，我们的影响力未必能够做的比它更好，最多只可能有量的超越，但难有质的提升；而且，还容易沿着美英的道路走向衰落，甚至更大可能是止步在崛起途中。

我们需要在规模超越美国的同时，避免美国内部的那些问题，才能让我们能够更容易的超越，也能让实现超越之后的领先具有持久性，而不是昙花一现。

中国为什么能够在5G方面开始领先于美国。其中既有人口和市场规模的因素，更有制度的因素。

其中既有人口和市场规模的因素，更有制度的因素。

西方的制度设计是一切为了资本而展开，而资本的所有追求就是一个：追求个体利润最大化。至于给社会带来多少成本和代价，资本是不愿意考虑这些问题的。

在资本看来，在人口密度大的地方建设网络才有利润，才有意义。人口稀少的地方，那是亏钱的，亏钱的事资本没人会愿意干。

所以无论美国还是欧洲，网络都不可能跟中国这样从城市普及到农村，信号还都可以保证，因为中国的电信业主体是市场化媒体笔下“全是问题和毛病”的国企，才能够把信号覆盖到地处边缘的人口聚集区域，让全国人民享受到技术和产业进步的成果是国企的社会责任。

别小看这一点，网络信号不能普及到每个人群聚居的地方，一个直接结果是电商的规模会受到抑制，美国和欧洲的电商以及配套的快递业也没中国这么发达，与这个不无关系。

电商的发达，也会产生新的需求以及由此产生很多新的行业、职业和岗位，对网速的要求会更快。

美国对5G的需求没有中国这么迫切，人口规模和电信商的私有性质，这些都限制了本国5G产业和商业化，也会延缓向信息化和智能化社会的晋级。

借一斑以窥西方社会的全豹。

人类的产业升级，大体有一个趋势，是对人口和市场规模的要求越来越大。汽车时代，全球有竞争力的汽车商至少可以有几十家。

中国十亿级别的人口规模，同一个领域的新经济，有实力的竞争者数量越来越少，一个行业也不过两三家领导者企业，有些细分行业甚至就是赢者一家通吃。

中国之外那么大的新经济市场，也基本上被美国那几家巨头通吃。新经济没有足够的人口规模是不可能的。

这方面中国的优势是美国不能比的，西方发达国家的总人口也最多可以跟中国一个国家的人口数量比，西方分裂的市场无法跟中国统一的大市场相比。

这里还有一个因素，也不得不提一下。资本主导造成的贫富悬殊，很多人口只能满足基本生活需求，有足够支付能力的消费人口比例高低与财富分配的两极分化程度直接相关。

本来就是人口劣势的人口数量，会因为两极分化严重进一步缩小了本国的市场规模。本来是人口优势的国家，也会因为贫富悬殊，让市场容量优势不那么明显。

所以，本人一再强调新中国的制度优势，原因正在于此。如果这个制度坚持的不够，学习西方，过于重视资本和市场的作用，也会出现贫富悬殊，影响我们把人口优势更充分地转化为市场规模优势的程度，而这是创造更多优势的基本条件。

总之，我们就凭保留的一部分制度优势，让中国从5G开始，甚至从4G时代，开始超越有着更雄厚教育条件和技术基础的美国。

西方每个国家单独拿出来，在人口和市场方面的劣势，都无法撑起新经济对市场空间的需求。

这个使命，只有中国这样的人口和市场规模能够完成。当然，如果没有制度方面的优势，那么人口规模并不会当然的会产生优势，比如印度。

这还是需求端的分析，供应端也是这样。中国为什么拥有现在世界上唯一的全产业链?有些地方虽然还竞争力比较弱，但不是没有。

随着分工越来越复杂，产业链越来越拉长，需要有更大的劳动人口才能满足。中国十几亿的人口规模，才能承担起“世界工厂”的角色。

当然，我们不能满足于这个角色，我们需要通过产业提升，进入发达国家的产业领地，勇敢的充当“发达国家的粉碎机”。

总之，站在人类新经济的入口，只有中国才能承担起带领世界实现文明飞跃的历史使命。

西方命运首先看美国，而美国正在全球收缩。这一收缩趋势，美国在叙利亚问题上的进退就表现的很明显了。

虽然美国对中国看上去还是咄咄逼人，但那只是全球收缩战略中的重点进攻，是从全球布局向重点布局转变，以前美国是全球布局、可以全球保持攻势的国家，现在越来越力不从心，只能选择重点目标进行重点防范。

学过现代史的人，都知道1947年蒋介石军队对解放区的进攻开始从全面进攻转向重点进攻。现在的美国，在全球棋局内，面对中国，也差不多就是这个局面。

2020年的世界，就是一个放大版的1947年的中国。

自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从来没有距离复兴的目标这么近过，能够实现目标，说简单也很简单，就是一点：自己不犯颠覆性错误。

如果具体分解一下，那主要就是三点：不能过度私有化、不能金融自由化，不能政治全盘西化。

我们在从“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关键：道路和制度自信一文中，论证过：中国成功的首要前提条件，就是不能实行西方的体制，不能走西方的道路。

只要中国能坚持“四个自信”，中国就能够带领世界创造更高的人类文明，同时带领东方文明再次兴起。

如果说西方近现代文明从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到大航海时期的西班牙，再到资本主义全球贸易时代的荷兰，都是为工业革命的到来创造历史条件，接力棒终于到首先完成工业革命的英国，后经过美国，西方近现代文明达到最高峰。

如果说西方领先于东方的近现代文明就是资本主义文明，那么中国再次超越西方最强盛国家的，只能是通过社会主义道路来实现。

在地理意义的东方，能够带领东方文明复兴的这个角色就只能由中国来承担了，没有第二家，中国暂时不可能从其他东方国家手里接棒。

其他的国家，或者人口规模太小或者技术生产力条件太弱，并不具备参与最高级别竞争的综合能力。

总之，东方文明逆转西方文明，就看中国能不能崛起。同时，以中国的体量和中国人的雄心，也不可能仅仅满足于自己的崛起。

疫情的来袭，虽是我们都不愿意见到的，但不得不承认，因为这次疫情，世界将会以更快的速度完成历史大转折。

新加坡在这方面的感觉比较灵敏。李显龙现在和三年前，表现的更加亲中。最近针对美国利用疫情污名化中国的行为，李显龙说：“艾滋病是从美国发源出来的，大家也没有叫它‘美国性病’，也没有要赔偿”。“不管病毒是哪个国家先出现的，都是一个世界性公共卫生事件，不是国与国关系事件”。

3月29日，在接受美国CNN新闻的直播采访时，主持人与李显龙谈到了美国在危机中的世界领导力。

当主持人问：“假如这场危机中，没有美国领导世界，世界还能自发组织、走出危机吗？”

李显龙的回答是：“在过去几十年的类似情况中，世界曾受益于美国的领导力，但假如美国改变了行为模式，那么，我们或许会以其他形式解决危机。”

话外之音是，美国的领导地位已经并不是不可取代的。放在以前，李显龙是不会说这种话的。

基辛格最近也说：这次疫情将永远改变世界秩序。“当新冠病毒大流行结束时，许多国家机构将被视为失败”，哪些国家机构有可能被视为失败？当然首先是应对疫情无力的西方国家政府以及他们的体制。

中国在抗击疫情中的的整体表现，优于西方国家，这主要是新中国体制和西方体制PK的结果，中国体制的优越性经过最苛刻的检验。

这让中国人更加自信。从制度到文化，四个自信，一个都不能少。

与中国相反，这一次疫情敲响了西方体制先进论的丧钟，造成了西方制度合理性危机。

一旦谈到保卫战，说明西方就要开始转入整体的防守了。

进攻的一方还需要保卫战吗？何况，还上升到制度这个层面。

只有西方统治精英最清楚他们的这套体制是建立在谎言的基础上，是在沙子上面建筑的楼阁，经不起敲打，完全靠媒体话语权的洗脑式宣传，让自己的人民暂时失去了思考能力。

现在，西方疫情还在继续扩大深化，至于疫情的尽头是什么，他们不知道。因为未知，所以更加恐慌。因为恐慌，所以就会更疯狂的利用其优势话语权向外转嫁责任和成本。

从开始盼望疫情变成中国的切尔诺贝利事件，到现在担心会变成自己的制度信任性危机，不过是短短两个多月的时间。

中国靠自己的制度拯救自己于危难，西方的体制却不能给西方普通民众提供这份保护。

除了依靠媒体话语权力量，加大对本国民众的洗脑强度，别无他法。

即便如此，骗人的东西，也只能骗人于一时，不能骗所有人于永远。

尤其是在西方之外，距离西方中心国家距离越远，这种欺骗可持续的难度就越大。

在中国，这种欺骗越来越没有了市场。

中国经过华为、香港事件之后，从爱国被嘲笑到现在精神外国人都开始夹着尾巴说话，这才用了多长时间？

对世界也是如此。中国人已经从西方体制优越的幻觉中整体清醒过来，世界范围对西方体制的崇拜还能持续多久呢？

当体制的光环不再，以此为基础的西方软实力就会崩盘，西方话语霸权也会看到了自己的末日。没有了软实力的保护，西方的真实实力就会裸泳。

西方的硬实力早就随着去工业化而捉襟见肘，令他们恐惧的是，这种趋势还在继续。

因为去工业化的内在动力是资本逐利，资本制度不改变，去工业化就不可能停止。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说中国要不能走西方道路的重要原因。

只要中国不否定新中国创建的基本体制，东西方文明交替，这是历史趋势，这是世界大势。疫情只是加快了这一进程。

也因此，升级后的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的大博弈会提前上演。

这不以中国人的良好愿望为转移。我们要做的只能是做好准备，迎接可能到来的一切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