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何平  文化纵横

【导读】

自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全球化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威胁。面对这一跨越国界、阶级、文化的世界公共卫生危机，人们呼吁全球合作、共度难关，但一些国家却采取保护主义政策来排外自保，这些现象都严重阻碍了国际团结协作对抗疫情。疫情过后，我们将面对的是更为恶劣的全球化退潮，还是对全球化的全面反思？

本文作者认为，全球化退潮的现象只是暂时的，但我们也不可能再回到过去以欧美为主导的全球化模式了。中国以及许多新兴国家的未来发展仍仰赖于全球合作、共同发展，然而，在“贸易战”“文明冲突论”等充斥着意识形态偏见的流行话语里，全球化进程带来的真正挑战——全球经济融合与全球政治协调的不平衡与不匹配、全球化红利与全球化成本的不均衡分配等问题却被掩盖了。真正解决这些问题，需要的是更为有效的全球治理架构。无论是“西方中心主义”，还是“中国中心主义”，都无益于构建一种超越“霸权主义”逻辑的全球新秩序。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所包含的对具有包容性和平等性的发展道路的探索，或许将成为中国在全球化时代所肩负的世界历史使命。

本文节选自《超越陷阱：从中美贸易摩擦说起》(当代世界出版社2020年版)，感谢作者授权原创发表，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诸君思考。

人类命运共同体：

探索超越“霸权主义”逻辑的全球新秩序

▍当代中国的“世界意识觉醒”

中国人与近代世界秩序的初步接触，是在现代武力的巨大压迫之下进行的。在西方文明的巨大冲击下，原本支配着中国人思想的“天下秩序”逐步崩解；在外部武力的直接威胁下， “天朝上国”的自满迅速转化为“保国保种”的生存焦虑。从此，外部世界不再是“蛮夷之疆”与“化外之地”，而是强有力的他者。中华文明也不再是世界之中心，它只是众多文明之一。这种危机感激发了古老文明体内部强烈的救亡意识。

此种意识是在过去的辉煌与当下的困境的强烈对比之下产生的，是一种极为强烈的集体激情。它有利于凝聚人心和积蓄力量，但也容易激化为对自身传统和外部世界的怨恨与悲情。这种集体激情成为近代塑造中华文明新主体——新的民族、新的国家、新的政党——的重要条件。然而，它同样也需要一个相对漫长的时间历程来消化与激情伴生的怨恨和悲情。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仅仅只是一个开始，中华民族重新塑造和中华文明政治体的现代转型，将是一个漫长而艰巨的历程，是一个在与外部世界的复杂互动中不断自我定义和自我革新的动态历程。

2010年以来，随着中国国力的进一步增长，不论是思想界还是普通民众，对中国自身传统、中国发展道路的自信都在迅速增长。在思想界，关于“中国道路”“中国经验”的讨论不断展开，力图突破一元化的、以西方为中心的现代化历史叙述；在大众文化产品领域中，也出现了《战狼2》《流浪地球》这样具有较强主体性意识的现象级文化产品，激发出了普遍的民族自豪感。以上现象也遭遇到了一些激烈的批评甚至是反对。抛开一般的情绪性反应，值得重视的批评和反对意见大致可以总结为以下两种理由：

其一，民族自信心的过度膨胀会带来狭隘的民族主义，导致中国与西方、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对抗性风险加剧；

其二，中国自身的实践并没有突破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普遍性经验，而且，随着中国的进一步发展，中国社会也将日益与西方或国际社会趋同，当代中国自身社会问题的解决，也需要学习和复制西方国家摸索出的制约资本主义问题的政治经验和社会价值。

对于第一种批评意见，确实可以加以吸收，根本问题就是必须处理好“民族复兴”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中国的民族复兴，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历史上的“大国崛起”，因为只注重自身利益与荣耀的“大国崛起”，势必因为搅动传统利益格局而带来“霸权争夺”的新动荡。

对于第二种批评意见，则需要进一步加以分析，关键在于对“普遍性”的理解。而对“普遍性”的理解，往往与世界史叙事存在深刻关联。19世纪以来，世界史叙事（包括政治史、社会史、思想史）主要以欧洲、美国的历史事件和人物为内容，亦即所谓的西方中心论的世界史叙事，此种中心论叙事的物质基础在于，欧美区域是近代生产力革命的中心区域，并对世界其他区域产生了主导性影响。普遍性叙事层面的“中心—边缘”结构与物质生产力层面的“中心—边缘”结构存在相互支撑的关系。到了今天，此种形成于19世纪的世界史意识或世界秩序观，依然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观念结构，与当代世界的复杂演化进程并不匹配，也促使人们探索和思考新的政治和社会运转模式。

20世纪中后期，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很多学者开始反思传统世界史叙事和世界观结构的局限，不仅仅包括来自非西方国家的思想家，也包括西方内部的思考者们，他们都逐步意识到，要增加对非西方文明、非西方国家的历史梳理，并由此创新世界史叙事，建立一种与全球化相匹配的全球史视野。此种新兴的全球史研究思路，可以提供很多新颖的史料和解释视角，有助于帮助我们开阔视野。但是，我们不能放弃自主性思考，因为在全球史研究背后，存在着对世界秩序原理的探寻和追问，存在着人类行动主体对理想秩序的期待和想象。从这个意义上看，对当代世界的整体性认知，绝非仅仅是一种属于学术精英的“知识生产”与“知识创新”，也是对于所有行动主体而言必须参与的最根本性的“政治实践”。

因此，对于当代中国而言，我们亟需一种“世界意识”的深度觉醒。一方面，这是因为“中国”需要在世界之中被重新加以理解。随着中国深度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中国与世界的边界越来越模糊，此种不确定性导致了共同体意识面临危机，碎片性的认同观念与利益、族群、地域等要素纠缠在一起，进而影响着国家的政治统一。另一方面，这是因为全球性的变局正在对所有国家产生深刻影响。20世纪中叶以来，以信息化、金融化为代表的新型服务业正在改变着工业化时代的经济运行规则，生产形态发生着新的变革。这些新的变革，将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以往的产业分布规律和经济运行规则，在多大程度和何种意义上改变国际政治经济结构和人们的日常生活，不仅取决于技术突破的方向，也取决于类似于行动主体对于技术方向与政治社会治理的博弈、取舍与协调。

这样一种“世界意识觉醒”，意味着中国的思考者和行动者们，既要跳出西方中心主义又要避免简单的反西方中心主义的逻辑，对动态、多元、东西交融的复线世界历史进程有着更为自觉的认知与参与，对中国利益与全球利益的互动结构有着更为深刻的理解与促进。这样一种“世界意识觉醒”，包括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建立对外部世界进行系统性认知的自主意识，不仅仅是知识精英“开眼看世界”的知识性积累，也包括普通民众对外部世界直观性、参与性的经验体会，以及建立在直观经验与理性分析基础上的公共知识生产体系。

第二个层次，建立对世界进行总体性认知的自主意识，包括对作为推动世界变局的主要力量——物质生产形态变迁的认知和理解，集中体现为政治经济学层面的积累和突破。

第三个层次，是建立对世界秩序的批判性认知与建构性想象的自主性意识，此种意义上的世界秩序构想，是建立在前两个层次认知基础上的，不是“一厢情愿”式的“空想”，而是现实的“理想主义”——对旧有世界秩序的些许改善都是值得追求的。

这样一种“世界意识觉醒”，其现实的契机是中国正在深度参与和影响全球化进程。2013年以来，随着中国推出“一带一路”倡议、建议“亚投行”等国际战略新思路，标志着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从被动地融入世界秩序到开始主动地布局，将自身发展与世界发展结合到一起；从对西方现代化、全球化理论和经验的迷信，到自觉分析现代化、全球化的多元性、复杂性面向。此种思路转变，启发着所有中国人对中国与世界的相互影响进行新的评价与定位，并在更深刻理解全球化变局的基础上，共同探索塑造更理想的世界秩序的可能性。

▍全球化：从欧洲中心、美国主导到新世纪变迁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1992年中国市场化改革加速以来，中国的主流人群对世界的认识和理解，经历了一个巨大的转变，即从全球社会主义革命和世界解放的理想图景，转变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长期共存，甚至是融入西方主导的“主流国际秩序”体系。“全球化”成为此种观念和思潮的集中体现。“全球化”过程及其观念在中国的展开，与中国加入WTO（世界贸易组织）的历程相互重叠。

“全球化”这一概念，与自由贸易、全球市场、全球生产链这些经济领域的实质性内涵密切相关。也因为如此，全球化与现代资本主义体系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继承关系。现代资本主义体系诞生于欧洲，欧洲各政治实体开启的殖民化进程、工业化进程与民族国家化进程相互缠绕、相互支撑，最终依靠强大的物质生产能力和社会组织能力建立起对非西方世界的巨大优势。此种欧洲中心国际秩序的特点在于，具有普遍主义诉求的国际法体系与欧洲中心的世界资本主义支配结构存在着复杂的互动。它建立在欧洲国家内部实力的相对均衡与欧洲国家相对于外部国家巨大的实力差距的基础之上。如果欧洲国家内部出现不均衡发展态势，或是欧洲外部国家出现爆发性增长，这一国际体系的稳定性就会遭遇重大挑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正是其不稳定性的集中体现。

如何超越此种欧洲中心的国际秩序，列宁和威尔逊分别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角度提出了改善旧秩序的新构想。其中的共同之处，是引入“民族自决”原则改善欧洲殖民体系带来的巨大不平等。尽管二者对“民族自决”的实质内涵和行动边界存在重大差异，但两种构想及其政治实践对于改善非欧洲国家、广大殖民地地区的国际地位和生存环境无疑具有重大意义，也对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起到了重要的激励作用。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中心的资本主义国际秩序，被两极世界格局取代，而以民族自决原则和主权国家形式平等为基础的联合国体系，成为两极格局的接榫点。表面上看，两极格局似乎意味着世界的分裂，但与欧洲中心的国际秩序相比，两极格局下的世界政治经济融合的深度却依然在加强：一方面，资本主义体系的融合程度加强，原本受到殖民帝国体系分割的资本主义国际市场，在去殖民化的背景下反而更加开放，从两次世界大战中受到教训的西方国家，逐步建立起一系列范围更广、层次更高的机制加强相互之间的内部协调；另一方面，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影响下，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地区的国家独立化运动持续推进，并开启工业化、现代化进程。在两极格局下，资本主义国际一体化和社会主义国际一体化都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是，社会主义国家无论在资本积累、技术积累、资源条件和治理经验方面，都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存在着巨大差距，社会主义国际体系在内外的巨大压力之下走向解体，原本的社会主义国家乃至广大发展中国家被纳入全球市场经济体制，美国主导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开始真正覆盖全球范围，建立起一种全球化秩序。

1970年代中后期，中美关系重新定位之时，也是世界市场进一步扩张之时。改革开放更是中国主动追求加入世界市场和融入世界秩序的象征。西方世界对中国的接纳，来自于它们对于可以引导中国进行转变的自信：经济上融入世界市场进行的自由化改革，需要政治上为削减交易成本而进行的政治民主化作为后续。

与欧洲中心的资本主义支配结构相比，美国主导的全球化秩序并没有将其主要精力投入到发动殖民战争上，也没有通过直接的领土占领和直接统治来建立领导地位，而是采取相对间接的手段，更多地通过生产力优势、技术优势、金融优势以及军事威慑力和国际规则主导权来扩张其全球影响力：在物质层面，全球化不仅仅意味着贸易的全球化，也意味着生产过程的全球分布，意味着投资和金融的全球化，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突破构成其基本条件；在理念层面，全球化意味着通过普遍抽象规则和双边、多边协议而形成的资本、技术、资源等的自由流通和自由交换，国际标准、国际协定和国际组织是其得以实现的支撑力量。从表面上看，这些生产结构、投资结构、国际标准和国际组织具有开放性，对不同国家、组织和个体普遍开放；实际上，生产结构和投资结构中的主导权，以及全球化规则的制定权，依然掌握在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政府、跨国企业和跨国资本手中，可以作为强权制造封闭性的手段。因此，这一阶段的全球化秩序，尽管与欧洲中心时代相比更为进步，尽管与两极时代相比更具开放性，但其内在结构的民主性与平等性依然存在巨大问题。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日益深入，逐步出现两个趋势，开始出现全球化进程与全球化秩序的不平衡与不匹配问题。

第一，从国际分工和国家间发展层面，出现了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崛起。具有一定工业基础、教育基础和社会组织基础的非西方国家，如中国、印度、土耳其、越南、印尼等国依靠自身的劳动力优势、社会组织优势承接来自西方国家的生产链条外移浪潮，逐步成长为全球生产链条中的制造业聚集地，另一些国家如俄罗斯、巴西、中东国家、非洲国家，则因为制造业聚集国家需求上升以及不具备资源定价权的特征，而一度享受到资源产品价格上涨的红利。尤其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后，由于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经济的快速增长， “南方国家”与“北方国家”在世界GDP中的占比差距不断缩小，甚至出现了大致平衡的趋势。这一趋势对以“南北国家实力差距”为基础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等）造成了严重冲击。

第二，以跨国公司（如苹果公司）、跨国金融投资集团（如黑石、黑岩公司）、非政府组织等新的权力主体不断成长壮大，冲击着国家这一传统权力主体。以跨国资本和跨国企业为例，在全球经济竞争的背景下，它们可以通过对投资流向的控制、对尖端技术和知识产权的占有、对供应链体系的终端控制，分享和占据很多原本由国家所享有的权力，甚至不断侵蚀国家的权力基础。这些新权力主体，在很大程度上还缺乏相应的“政治性”与“公共性”——由于资本的私人属性、盈利属性和全球流动属性，这些新权力主体无法与其驻在地的多数公民建立一种“责任—保护”关系，而是在为“客户”、“投资者”和“代理人”带来巨大利益的同时，瓦解各国内部原本存在的社会结构与权力结构的脆弱平衡，资本的全球流动性使其获得了更大的议价能力，复杂的国际分工体系使得劳动者的联合远比大工业时代更为困难，因此，全球性的贫富差距扩大和国家的资本化愈发严重，动摇和影响了国家的文化和政治认同，也使得既有政治形式的整合能力受到严重削弱，各国普遍出现政治共同体危机。

以上双重趋势对于过去一段时间以来全球化进程的主要推动力量——美国，造成了巨大的现实与观念冲击。一方面，由于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的高速发展和南北国家经济差距的缩小，美国社会对于其全球领导力的自信心受到严重影响。并且，面对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要求改革不平等国际经济治理体系和治理结构的呼声，美国精英层更多地感受到的是对于美国主导地位的威胁和对于这些国家“没有承担国际责任”和“搭便车”的愤恨。另一方面，由于新权力主体的快速膨胀和对社会结构的深刻冲击，美国国内部分经济和政治精英为了迎合在全球化过程中受损的蓝领阶层、传统白领阶层，力图以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再工业化政策对全球化红利进行再分配，重塑美国社会。但是，若要真正解决美国国内的政治和社会分裂，势必需要对跨国企业、跨国资本这些权力主体进行有效治理，改变其权力与责任不匹配的基本状况，这不仅会触及作为美国式自由的核心理念，如“企业自由”等等，还会受到美国政府与跨国企业、跨国资本存在深刻的相互需求的客观制约，例如美国企业在其他国家的知识产权利益的实现，需要以美国的政治与法律威慑力（如 “长臂管辖权”）为条件，使得政府针对跨国企业、跨国资本的监管和限制很难持续，还会出现更深度的联合。因此，在美国国内推行实质性改革的目标很难实现，更为现实的行动则是基于内部多种力量的博弈与平衡之后，把造成全球化红利分配不平衡的原因归结于外部，归结于诸如中国这样目标相对明显的“替罪羊”。

进入2019年，美国针对以中国为代表的贸易伙伴出台了一系列限制和打击政策，随之而来的连锁反应被人们视为国际局势进入了某种贸易战的对抗状态。美国官方人士中甚至出现了以“文明冲突”来看待当前中美关系的言论。随着“全球化”乐观情绪的消退， “霸权主义”的逻辑也再度展现在中国人面前。然而，我们既要意识到霸权主义的存在，又不能以“成为新霸权”的姿态来反对“霸权”，在“大国争霸”的历史轮回中泥足深陷。从欧洲中心时代到美国主导的全球化时代，国际秩序中时常出现霸权转移的逻辑。但是霸权格局也存在深刻的问题：尽管“领导国家”提供的规则秩序具有一定的开放性，具有一定的普遍主义倾向，但它也不可避免地受到该国内政治结构的影响，受到该国国家利益的制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样的国际秩序是“领导国家”内政秩序某种程度的外化。尽管在一定时期内，这一“领导国家”的国家利益与其他国家、国际秩序的整体利益具有相互匹配、相互促进的作用，但更容易出现“领导国家”将一国私利凌驾于他国利益之上的问题。更为严重的是，当这些“领导国家”的内部治理也出现重大危机，如出现社会撕裂、阶层分化、治理失效、不平等加剧等问题时，其所主导的国际秩序也会因此受到严重扭曲。比如当前美国挑起的贸易争端问题，美国针对中国采取的限制性政策，与其说是为了解决问题，不如说是为了转移矛盾。在“贸易战”或“文明冲突论”的舆论尘嚣中，全球化进程带来的真正挑战被掩盖了，如全球经济融合与全球政治协调的不平衡与不匹配、全球化红利与全球化成本的不均衡分配问题。真正解决这些问题，需要的是更为有效的全球治理架构，而传统的霸权秩序非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使问题加剧。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对霸权秩序的真正超越，不仅仅需要在物质生产领域具备制约霸权的实力基础，还意味着我们必须想象与探索一种不同于西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扩张经验的国际交往原则的可能性。超越西方经验，不能只是简单地回归到中国经验，从“西方中心主义”滑向“中国中心主义”，在旧有的逻辑中循环。“一带一路”倡议正提供了这样一个既超越西方经验，也超越单纯的中国经验的现实契机。

尽管当前各种以反全球化姿态出现的保护主义、极端主义声浪此起彼伏，但是，作为全球化负面效果的全球性社会、政治与生态危机，势必无法依靠闭关锁国或是以邻为壑的方式加以解决，而是需要一种更具平衡性、更具包容性以及更高层次的全球化与全球协作加以克服。“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构想，则代表着突破传统相对静态、固化的文明中心论叙事和世界秩序想象，发展出一种全球史叙事与全球新秩序的可能性。它也进一步提示我们，从亚欧非这一世界岛的整体视野出发，重新认识世界历史的复杂性、多元性与交汇性。

▍“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全球新秩序的想象

2013年以来，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日益获得全球性关注。“一带一路”倡议，既反映着中国国内的资本实体、商业主体和民间力量“走出去”的客观需求，也是保证国家安全、统一的现实要求，更是中国扩大对外开放、促进共同发展繁荣、改善全球治理体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想追求。因此，“一带一路”倡议不能仅仅延续自由贸易那种简单重复资本、商品输出的旧有思路和传统逻辑。若是如此，中国不但会面临来自沿线国家内部复杂局势的风险和压力，还必然会面对来自西方国家的反对和阻挠。“一带一路”倡议，必须成为一种调动中国与周边国家、各国企业、广大民众多方力量参与的共同事业；“一带一路”倡议，必须超越单纯的经济效益逻辑，包含政治、文化、社会交流与协调的多元性诉求和多重性面向，作为改善全球治理结构的多层次实践；“一带一路”倡议，必须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来指引，而不是重复美国式全球化秩序的旧有逻辑，需要通过推动经济合作实现真正的互利共赢，实现国内不同地域社会的平衡发展与国际地缘经济的版图优化，通过实行“共同富裕”、跨国产业配置、区域一体化，努力实现对全球秩序的改善与“再平衡”。

在“一带一路”倡议中， “一带”涵盖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和“一路”指涉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都与“丝绸之路”存在着密切的联系，这绝非仅仅只是一种历史想象的简单重复，而是体现了一种以“丝路”、以亚欧非世界岛为出发点的整体性世界视野。作为世界岛的亚欧非大陆，在长达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曾经是人类迁徙与聚散、冲突与交流、战争与协作的壮阔舞台。尽管掠夺与征服也曾无数次地在此上演，但是，一条将亚欧非连接在一起，互通有无、互利互惠的“丝绸之路”也陆续存在了两千余年；尽管在过去的数百年间， “丝绸之路”代表的古典秩序曾经被西方主导的重商主义和殖民主义世界秩序覆盖和替代，但随着工业生产能力普遍提升、南北差距的缩小、各国各地区的相互需求日益增长，这种以互通有无、互联互通为基本内涵的国际秩序观，或许将会以“一带一路”倡议的实践形式，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得到实施和探索，也有可能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指引下，在更高层次上得以弘扬和发展。

“救亡图存”时代，我们需要一个具备抵抗性、具备明确疆域边界、具备明确国民识别标准以支持“民族国家建构”的民族主义历史叙述，而这种历史叙述，也因为社会主义的普遍性视野而得到引导，具有国际主义的面向——民族解放与世界解放的相互成就。20世纪后期，随着社会主义事业在世界范围内遭遇挫折，国际主义对民族主义的引导也受到影响。相比较而言，今天的我们对中国历史和传统的理解，更应该突出中国传统的开放性、包容性等特征。我们需要更为明确地意识到，大一统中国的普遍性、多元性、复杂性也被今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所继承，这些构成了当下中国突破西方的典型现代性模式的重要资源。对于已经具备相当国力基础的中国而言，对边疆区域、对非中原区域、非汉族文化的理解和把握，有助于摆脱游牧与农耕、汉族与异族、中国与西方决然对立的历史观念和文化情绪，帮助我们建立包含中国性、亚洲性和西方性在内的新传统。而之所以具有这种可能性，与中国本身具有的两个复杂特质密切相关。

第一，中国的国家概念中包含着复杂的平等观。中国在漫长历史中形成的“家—国—天下”多元一体的复杂国家概念与欧洲民族国家概念相比，更具丰富性，包含着不同于同质性平等观的更为复杂的平等观念。如前文所述，以公民、社会和文化的同质性为基础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在以多元性、异质性、复杂性为特征的全球化时代已经疲态尽显。而中国的国家形态，尽管在近代以来一度经历过“伪装成民族国家”的过程，但其内在特质与民族国家形态并不一致，它更具复杂性和多元性。19它自身当然存在一些问题，但同时也有着更多的可能性。

我们过去对于“大一统”历史的叙述，更多强调的是“书同文、车同轨”的一面，今天，对“大一统”的理解和解释，更应该强调的是游牧与农耕、中原与边疆在丰富中华文明上的正面价值，强调“大一统”背后的多元性与平衡性。正如同汉族本身就是一个不断融合而成的民族一样，我们今天更应该发掘中国国家内部既具有多元性，又具有包容性的大一统结构。这个包容性的“大一统”，意味着是对“平等”这一基本原则的重新定义:它不是西方意义上的同质性、排他性的平等，而是如费孝通所言的“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意义上的平等，保持差异，又能保持统一。这种平等不能是自由主义意义上的形式上、法律上的平等，也不仅仅是简单的分配平等，而是发展机会与发展权利的平等。这就要求，我们需要重新去理解国内政治中平等的问题，探索以共同发展为原则的国际交往新模式；我们需要认识到各地区经济发展阶段与社会文化的差异性，以此形成对于发展权平等的保障。延伸到世界秩序上，就是要反思和跳出现有的建立在原子化的个体观之上的同质性的社会和政治制度的同质性平等观。从这个角度来看，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意味着要去探索一种具有包容性的、平等的发展道路的可能性，需要思考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如何理解平等、如何重新解释平等和如何实现平等的问题。这或许将成为中国在全球化时代所肩负的世界历史使命。

第二，中国的国家形态具有介入生产的能力。传统中国就已经形成一套以复杂庞大的官僚体系来组织经济活动运行的机制，这是一种人为主导而非市场主导的分工体系。尽管这种分工可能存在很多不合理之处，但此种分工和组织能力的存在本身，就代表着国家可以不完全依赖商业逻辑创造社会的信用运行机制。今天，在欧美式的信用国家机制由于金融危机和福利制度难以为继而普遍面临信用危机的背景下，中国依然可以依靠执政党和政府的组织能力来维系创造社会机制，依然可以通过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等形态介入生产环节，维系经济发展。在今天，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倡导者，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可以发挥引导作用的物质基础在于掌握着生产领域的结构性优势——强大的工业生产能力和大规模的资本持有量。中国处在世界经济结构的节点上，不仅连接着作为资源提供者的发展中国家，也连接着作为主要消费者的发达国家。与此同时，在中国与东亚、东南亚国家之间逐步形成一个以中国为核心的生产链条网络，亚洲地区开始成为世界性的生产基地。如果中国能从与周边国家的交往中找到既促进他国发展也有利于我们发展的分工结构，就可以逐步探索落实“共同发展”的承诺。“共同发展”所追求的，就是根据区域内不同国家、地域、民族的不同发展阶段、不同任务和不同挑战，以差异性的工业化布局、产业布局来推进区域经济的一体化。

对中国所具有的上述两大特质的认识，还需要放在以“丝绸之路”为代表的古典国际秩序背景下加以分析。以“丝绸之路”为代表的古典国际秩序，与现代世界秩序相比，显得更为自发和缺乏建构性，表面上似乎缺乏系统性和明确性，也不能排除战争、暴力和纷争的影响。但是，与现代世界秩序相比，它依然具备突出的优势和特征，其根本在于，“丝绸之路”作为多元文明交汇、冲突与共存的历史舞台，见证过各种形式的文明中心论的起落消长，有助于我们摆脱单一的文明中心论视野的限制，超越非此即彼的文明冲突论历史观，更为宏观地看待人类文明冲突与融合的历史趋势。现代世界秩序，经历了从欧洲中心到美国主导的转变历程，尽管此种中心论或主导论有着物质生产的中心地位作为支撑，但依旧不可避免地出现将世界的部分经验、部分历史抽象为整体性、普遍性规律的内在冲动。欧洲古典时代希腊文明与波斯文明的冲突，欧洲基督教文明与亚洲伊斯兰文明的冲突，都对欧洲人的历史记忆造成了巨大影响，并且固化为“西方与东方”对立的世界历史和世界秩序想象。在西方文明因为工业革命、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而建立起对非西方世界重大优势的历史阶段，西方国家、西方精英和民众拥有强大的自信，认为西方代表了历史普遍性的方向，认为非西方必然会和西方世界趋同，西方化与现代化被视为同一趋势。在非西方国家也取得重大发展的当下，此种自负有所消退，但西方部分精英和民众又退回到西方与非西方“文明对立”与“文明冲突”的历史想象中，这种在自负与焦虑之间来回摆荡的社会与历史情绪，实际上恰恰是封闭心态的集中体现。

因此，我们在今天回顾“丝绸之路”的古典秩序，并不是要从中找到可以直接运用的国际交往原则，并不是要将“丝绸之路”过度理想化，而是要调整我们看待世界历史的视野局限和心态局限，而是要在全球化时代重塑我们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维。这不仅丰富我们对世界历史的理解，也重新定义我们对中国传统内涵的理解。

今天，在全球化的趋势下，人类社会需要探索空间更广、层次更高的政治协调与整合形态，来应对由于跨国企业、跨国机构成长所造成的政治保护机制的失衡问题，来应对由于全球化红利分配不平衡带来的全球性的阶层分裂问题，来应对全球化带来的超大规模信息、人员流动问题，来应对新技术、新产业、新生产方式对社会和政治结构的冲击问题。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对新的全球化理念的构想，不仅意味着需要探索多元共存的古典国际秩序在更高层次上的实现，也意味着必须超越旧有的西方现代化理念、全球化理念内在封闭性，意味着必须实现对开放性的更深层次的理解。最为关键的是，这种探索，不能停留在纯粹的学理层面，而是需要依托无数行动者复杂的实践过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与全球化深度相融的历史进程，同时也是一个中国历史叙述重新书写和国家观念重塑的历程，它指向未来，又以未来定义当下和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