丑牛 · 2020-04-14 · 来源：乌有之乡

“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中国人民不但可以不要向帝国主义者讨乞也能活下去，而且还将活得比帝国主义国家要好些”。这话不是实现了吗？这才是百年来世界最大的变局！

百年大变局：中国朝东

丑牛

东是东风，也是毛泽东。

中美贸易战打响后，“百年来未有之大变局”一下成为热门话题。“变局”是什么?没有人说清楚，大概是美国引领的“自由化”“全球化”要翻盘吧。特朗普重提了一个门罗主义的口号——“美国优先”，翻得最厉害的是“中美蜜月”，前国务卿佐利克倡建的“中美国”，卿卿我我的余音未了，现总统一翻脸：“中国是最大的威协国家”。真个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中国一时措手不及，有的人还以为这是美国总统的“误判”，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中美两国可以避开修昔底德陷阱。《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最表“爱心”：奉劝美国的议员们，不要误解中国共产党，把对苏联共产党的认识，加在中国共产党身上。《环球时报》所指的苏联共产党是哪个时期的共产党，是列宁、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共产党，还是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时期的共产党，赫鲁晓夫——戈尔巴乔时期的共产党是和帝国主义“和平共处”的，特别是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受到美国官方的热捧。至于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和哪个时期的苏联共产党不一样呢?这话太敏感了，《环球时报》心知肚明，不好说。

无论你怎样的“劝郎(朗)归”，郎(朗)决不回头，而且对“夫妻关系”，“命中注定的夫妻”不屑一顾，在谈判桌上，死死卡住中国的脖子。我们看看第一阶段协仪签字仪式的视频，特朗普的神采飞扬，中国特使的嗫嗫嚅嚅，我想起当年朝鲜停战协定签字的场面：美国将军说：“这是一个美国将军第一次在没有取得胜利的战争协议上签字”。这一次是中美两国角色的互换。中国共产党和列宁、斯大林领导的苏联共产党的确不一样，它参加的是一场资本的角逐。是世界资本主义周期性危机暴发后，美帝国主义要维持其垄断地位向其它国家转嫁危机，中国首当其冲，成为最大威协国家。

这是一次世界的大变局，但并不是百年来未有之大变局，百年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这决不是第一次。

百年前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是由一场资本主义大的危机引发，争夺殖民地。大战的结果是，反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运动兴起，爆发了1917年的十月革命，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诞生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1929年又一次更大的资本主义危机暴发，引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帝国主义列强间要重新瓜分世界，结果是在东欧、在亚洲诞生了一批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中国革命的胜利，鼓舞了全世界被压迫民族求解放的斗争。“亚、非、拉人民要解放!”之歌，响彻全世界。中国提出了一个响亮的口号：

“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革命风暴席卷全球!中国成为世界革命的中心。

这是世界百年又一次大变局。

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由美国出钱、出武器，国民党反动派出人，在中国打了一场“剿共”的反革命战争。结果是彻底地失败了。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洗刷了从鸦片战争以来的百年耻辱，把帝国主义赶出了中国，美帝国主义不甘心他们的失败，由当时的国务卿艾奇逊写了一篇《美国与中国关系》的白皮书，白皮书无可奈何地供述了侵略中国失败的历史，还提出“卷土重来”的战略。艾奇逊说：“中国悠久的文明和民主个人主义终于会再显身手，中国终于会摆脱外国的羁绊，对于中国目前和将来一切朝着这个目标的发展，我认为都是应当得到我们的鼓励”。毛主席在批《白皮书》和艾奇逊的四篇文章中，用了很多的篇幅来剖析艾奇逊的这一阴谋，并号召中国的一些爱国的民主个人主义者提高警惕。我们今天重提《白皮书》，是要大家在今天“中美关系”的激烈冲突中，认清美帝国主义的本质。不是已经有一批公知们、大V们，沦为美帝国主义的“第五纵队”了么?有人在网络上重新发表《丢掉幻想  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这对目前的斗争，仍然是战斗的檄文，批判的武器。

不幸的是，在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艾奇逊的这个“战略”却大获成功，斯大林去世后，赫鲁晓夫攻击、污蔑斯大林的“秘密报告”，打开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大门，被压抑的民主、自由、个人主义的知识分子像雨后春笋般的出土，最有影响的是《日瓦戈医生》事件。《日瓦戈医生》是著名作家帕斯捷尔纳克写的一部小说，小说中的主人公日瓦戈医生，是个民主个人主义者，小说写了他在参加十月革命前后的兴奋、彷徨、挫折和失望。小说的主调是对十月革命的否定。作家把书稿送到苏联作协办的刊物《新世界》，编辑部不仅拒绝刊登，还回信对他的作品进行谴责。作家把手稿寄给他的意大利朋友，这位意共党员立即翻译成意大利文出版，美国联邦调查局得到了这本书，如获至宝，翻译成英文大量印刷，并用各种方法把俄文版偷运至苏联境内，这本书立即获得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

一大批“民主个人主义者”、“自由化的知识分子”，几乎完全控制了苏联舆论平台，对搞垮苏联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匈牙利暴乱事件，是由“裴多菲俱乐部”组织的，一看名称就知道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组织——“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匈牙利事件，吹响了东欧崩溃的前奏曲。

苏联解体，东欧的沦陷，都是共产党的自我毁灭，杜勒斯们称之为“和平演变”。帝国主义者为赢得的胜利，欣喜若狂。名扬全球的时代评论家福山，写了一本书：——《历史的终结》，美国总统尼克松写了一本书：——《1999，不战而胜》，美国的大智囊人物布热津斯基写了一本书：——《大失败——二十世纪共产主义的诞生和死亡》。所有资产阶级的媒体，一致宣告：“资本主义的民主、自由是人类的永恒”。

这是世界百年来又一次的大变局。

中国为什么没有变?(有变，没有大变)。艾奇逊们寄以厚望的“民主个人主义者”曾蠢蠢欲动，《苦恋)曾拍成电影，《河殇》电视系列片，放了几集就一片喊打，被迫停播，像帕斯捷尔纳克那样的作家也出现过，还风光过，莫言的反革命、反共的作品也曾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比帕斯捷尔纳克还幸运，穿着不伦不类的燕尾服，走进金色大厅，讲着他半土半洋的故事，但他不敢讲在他的作品中，日本侵略者的人道，血腥还乡团的仁爱，土改是二流子抢劫勤劳致富者的财产，是把寡妇作为浮财分给光棍……这些故事从哪里来的?虽然共产党管意识形态的高官赞扬他“把中国文学引向世界”，但民间却一片喊打：“把这个家伙驱逐出军旅作家的行列!”并终于把他身上的军装剥掉。

为什么苏联变了，东欧变了，中国却不变?有毛泽东领导的两个十年的斗争：第一个十年——(1956——1966)是围绕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中苏两党展开了一场大论战：我们所处的时代，是帝国主义走向衰落，社会主义革命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取得胜利的时代，还是“没有战争，没有军队，没有武器”和平共处，天下大同的世界?在已经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国家，还存不存在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和斗争，还存不存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还存不存在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颠覆的危险，还存不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

参加这场论战的吴冷西同志在晚年写了一部书：《十年论战》，在论战中，新华社发了《两论》《九评》，今天读来，很有现实意义，因为这场斗争，并未结束，还摆在我们面前，苏联不是被颠覆了么?中国的资本主义复辟不是差不多了么?

中苏论战因赫鲁晓夫下台而告一段落。毛主席又在中国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如果说中苏论战，中国举的旗帜是“反修”，那未“文化大革命”举的旗帜就直接“反资”，“文化大革命”开始，就有一条最响亮的号召革命的语录：“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党敢于发动群众向自己党的错误路线开火，但为了人民的江山万年长，为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为了党不变修，国不变色，他在晩年重上井冈山，选择了这条艰险之路。在“文化大革命”之火点燃后，他回到了自己的家乡韶山冲，在韶山脚下幽深的“滴水洞”里，与世隔绝。在这十多天里，他在想什么?从他离开“南方的一个山洞”到了“白云黄鹤的地方”，写给江青的信来看，他思考的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坦率地剖陈了自己，有些猴气又有些虎气，他预想自己前途，会当共产党的钟馗，会跌得粉碎，最后，他引了两句老话：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文化大革命结束数十年后，人们回望这段历史，不正是他当初的设想么?在他临终前，他把文化大革命当成他一生做的两件大事之一，他嘱托身边的同志：“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

主席去世，一抔之土未干，真个是“血雨腥风”，上百万人投进了监狱。他一生办的第二件大事，用党的名义，被定性为“十年浩劫”“民族灾难”。他真的“跌得粉碎”，去毛化、非毛化一直到丑毛化;他真的当了中国共产党的钟馗，左派、右派都用他的话来打鬼。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

怎样改?“打左灯 向右转”。

怎样开?“跟着美国走的都富起来”。

如是：中国发展经济的道路是两个“毫不动摇”。美国一再声明：中国的改革开放与美国的利益攸关。这边厢是“最大的发展国家”。那边厢是“最大的发达国家"，两厢情愿，“中美国”呼之欲出。这真是：“举世劳民同主子，人类从此入大同”。

这也算是世界百年里的一次大变局。

人算不如天算，中国“拨乱反正”了么?恰巧相反，造成了建国以来最大的动荡局面。

改革开放扬帆远航的第一站是小岗村实行“大包干”，开始远航就触了礁，“一年跨过温饱线，二十年难进富裕门”，二十年、三十年仍然如此。2000年，一直在农村拼搏了二十年的一位乡党委书记李昌平写了一本书：《我向总理说实话——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2016年，湖南省的一位老作家贺振扬，把远航四十年的农村变化，编写了一部长卷：《庶民之优——中国三农问题扫描》，扬帆远航的天下第一村，带领中国农村“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所不同的是，不向地主交地租，2-4亿青壮年劳动力全部沦为“制造大国”资本家的奴仆。“农民工”、改革开放后形成的新阶层，构成血汗工厂的主力军和后备役。超经济的剥削和压迫，比如连年的讨薪受到镇压，促成“农民工”由一个社会阶层成为工人阶级，并成为中国工人运动的主体。2018年，深圳发生的“佳士事件”，是由农民工要求组建自己的工会遭到镇压所引起，并立即得到学生组织的声援与合作。运动虽然被镇压下去，但它的历史意义，不可泯灭，令人深思，从中国共产党建立以来，农民一直是革命的主力军，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第一条仍然写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个国家的政府却镇压农民工运动，我们共产党人能不反思吗?

发生在2012年的“乌坎事件”，更令人震惊，两万多乌坎村民，集聚广场，撵走了“两委”(支委和村委)，选举了自己的“两委”。他们为何暴力夺权，他们在广场上举起的旗帜是《还我土地》，他们反对政府把土地卖给资本家，他们“夺权”后，立即把土地收归集体所有，是共产党把农民组织起来，搞合作化，土地归集体所有，又是共产党提倡分田单干，将土地流转到资本家手中“规模经营”，农民沦为打工仔，农民能不反抗吗?我们共产党人能不反思吗?

中国工人阶级命运更悲惨，国企改制，三千五百万工人下岗，下的是什么岗?由国家主人公变成雇佣劳动者，变成资本家购买的商品，能生产剩余价值的奴仆。几乎所有的国企改制都遭到工人阶级的抵抗。

2005年襄阳轴承厂的万名工人，佔领了襄江大桥，阻断了通往西北、西南的铁路枢纽，先是调来周围的武警部队想驱散工人，没有成功，由省政府常务副省长带领的公安、司法等部门的领导人与工人进行“对话”。公安厅长开头宣布工人占领大桥非法，为首者应到公安部门“自首”。为首者居然当场接过公安厅长的话筒问道：“厅长大人，你说从古到今，从中到外，堵路都是犯法的，请问：二七大罢工的领袖林祥谦犯不犯法?犯了哪家的法?”工人还指着厂领导人的鼻子，“你们企图阻挡工人游行进襄阳市区，滚开!你们离工人越来越远!和资本家越来越亲!”

稍后发生的“通钢事件”更激烈，在省委代表主持的谈判会上，工人把口出狂言——“你们口口声声称‘通钢人’，告诉你们，不出三年，要你们通钢人都姓陈(掠夺通钢的民营企业家的姓)”的资本家活活打死。

中国共产党是由工人阶级的先进份子所组成，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怎么和自己的阶级对立起来了呢?沒有一个共产党的领导人正视这个问题，承认这个问题，更不用说能回答这个问题。

一个反共的外国人看得很清楚，他就是我在上文中提到的布热津斯基，他在《共产主义就这样进行着历史退却》一书中写道：

“在指导中国进行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复兴过程中，共产党统治者们自己也在经历一场指导思想方面的重大变革，他们的主要观点，甚至他们的政治语汇变得愈来愈不像一个自称代表了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政党所应有的东西，而更像一个代表了正在中国兴起的商业阶级和致力于现代化的政党的特点"。真不愧是美利坚的大智囊，他把改革开放中共产党的变化说透了。

对中国共产党的这一大变化，党内大多数是反对的。2001年，在纪念党的诞辰80周年纪念会上，党的最高领导人在讲话中，把党的性质说成是“三个代表”，随即在党的16大上，说资产阶级分子也可以参加共产党，资产阶级也是共产党的社会基础，一批老同志办的刊物《中流》、《真理的追求》等对“三个代表”论和“资本家可以入党”论，进行不点名的温和的批判，就这样也逃不过惩罚，两个杂志同时被查封，这还不打紧，连写文章的人，也受到监禁。著名的军旅作家魏巍被监禁在总政大院家中，由解放军“看守”。我亲历了这一事件的片段。在武汉，我与李尔重老很熟悉，来往很密切，他写的许多文章手稿，都交给我整理、校对、打印发出去。突然，尔重失联了，他的家人也不知他的去向。有一天，我接到一个神秘电话，问我能不能进省委大院，我说：能啊，凭“记者证”。他说：明天上午九点，你坐在二号楼前的花坛边，有个人问你：“你坐这里干嘛?”你回答：“累了，休息一会”。然后就随这人走。我很纳闷，省委二号楼是机要楼，由武警守卫，我怀疑是不是“诱捕”，但随即否定，谁敢在省委大院武警戒备的地方下手呢!第二天我去了，果然有一位老者走近，我照着电话中的“对话”搭讪，随他进了戒备森严的二号楼内，在二楼左边的尽头处，走进一个套间，尔重正在外间等着我，我紧握他的手，不肯放下，我看到他处境的艰难，他却轻松地说：“我又成地下党了!”随即我把我所知道的北京情况，特别是魏巍的处境告诉他，他冷冷地一笑，口中念道：“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他告诉我：住省委二号楼，是省委领导同志亲自安排的。

随着风声紧急，他又失联了，过了几天，他从鄂西清江上的隔河岩水库给了我电话，说在大山深处休养，再过了十多天，他回到武汉，给了我一部手稿——《论社会主义革命——批仨代表》。这是对那位倡导“资产阶级分子也可以入党”权威的反击，站在他背后的，不仅是一大批党的“老革命”“老左派”，老省部级官员，还有更大的一批体制内的党的官员。一批杂志封了，更多的左翼网站兴起来，不仅有老左派的，还有新左派的，不仅有党内、还有军内的、新闻界的、文化界的，不仅有中央的，还有更多更广泛的地方的，群体的……。

他们打败了“新西山会议”派。“新西山会议”是国务院委托前发改委主任高尚全组织的一次改革座谈会。会上竟提出了“共产党是个非法组织”，竟提出了改革的前途是“台湾模式”。

他们打败了《炎黄春秋》大佬们发起的“民主社会主义运动”。《炎黄春秋》的社长在香港宣布：“我们的团队是囊括了退下来的部级高官。”这话不完全假，但不堪一击。

他们打败了2008年的“08宪章运动”，这个运动由一百多位社会精英、公知、大V组成，发表了“08宪章”，要在中国推行“普世价值”的政治体制改革，一时，南北呼应(广州——北京)，连共和国总理也发表讲话：“普世价值不是西方所独有”“在我任上，要为政治体制改革而奋斗，至死方休”。

他们打败了美国驻中国大使在北京坐阵指挥的“茉莉花革命”。

他们打败了国务院高官于幼军对“文化大革命”的全面攻讦，2015年，国务院文化部的高官于幼军在文化大革命五十周年到来前，在广州中山大学开办反文革的大讲堂，总题目是《错误的理论  荒唐的实践》，全讲二十余万字，第一讲的题目是：《我有任务让大家自觉拒绝文革》，哪知第一讲就讲砸了，听者发问：“于幼军先生，谁给你任务?”于幼军马脚毕露，草草收场，临阵脱逃。引起了网上一片叫阵声，在2016年“5·16”前展开了一场对文革的大论战，反“文革”方出阵的虽都是赫赫有名，几个回合，都偃旗息鼓，拥“文革”方却越战越勇，越战阵容越大，连国外的一些著名学者也参加进来，逼得《环球时报》连发三篇社评，大喊：“停、停、停”。

他们打败了由中共中央党校党建理论权威提出的“共产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怎样转?共产党是领导市场经济的党!”的谬论。

群众性的斗争，空前的激烈，每年，百人以上的群体性事件上万起，除了上文提到的几起典型的重大事件外，有些群体性事件的性质恶劣，骇人听闻。

太原发生的农民工讨薪、警察把讨薪农妇掐死一案，震动全国，由农民工抢拍的一张照片，成为经典，一位矮胖的警察，把被他掐死倒在脚下的农妇的头发踩在脚底，他昂首挺胸，对死者不屑一顧。活生生的一幅“法西斯”。全国城乡，声讨警察暴力，声援受害农妇周秀云一家。

发生在鄂西大巴山深处野三关小镇上的邓玉娇杀人案，轰动全国。邓玉姣是野三关小镇“休闲城”的服务员，一天镇招商办主任邓贵大领着几个客商来此“休闲”。他拿着一叠钞票搧打邓玉娇，把邓玉娇逼倒在一座沙发上实施强暴，情急中邓玉娇抽出身上的水果刀把他刺死，拿起电话，自己报警。警察说她是故意杀人，群众说她是“正当防卫”。这消息一传出，许多人都不顾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到野三关来营救烈女。警察只好把邓玉姣转到恩施市的精神病院，并把她捆绑在病床上。网上有人说这是托尔斯泰《复活》的“复活”，事件发生在2009年，共和国已建立六十年，怎么回到了俄罗斯的沙皇时代!?

生在山西洪洞县的“黑砖窑”事件，更令人沮丧，十里长的“黑砖窑”，很多都是“奴隶”工。全国四百多失去亲人的家庭，组团来这里寻找失踪了的亲人，被警察阻挡，记者进去一查，真是“人间地狱”，未成年的孩子，像牲口一样的圈住，像牲口一样地在皮鞭的驱赶下干活。更让人惊诧的是，这些黑砖窑的主人，许多是基层的党政干部，共产党员成了奴隶主。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全国上下一片声讨中，国务院召山西省长进京汇报，得出的结论是：“用工不当”。五台山上的和尚听了连连唸叨：“阿弥陀佛，善哉善哉!”

改革开放以来，最广泛的群众运动是什么?毫无疑问：“毛泽东热”。改革开放是从“批毛”“非毛”“反毛”开始的，毛主席的像，从各个公共场所，党政机关会场、办公室揭下来，毛主席的塑像被推倒铲平，毛主席的著作，在书店下架，毛主席语录，报刊禁用，想不到的是，几乎在此反毛的喧嚷中，毛泽东热悄然而起，你要人们唱《走进新时代》，人们却高唱《我们走在大路上》，你要人们唱《春天的故事》，人们却高唱《毛主席来到咱农庄》，你拆毛主席像，我建毛主席纪念堂，你想把毛主席搬回，韶山，纪念堂前的瞻仰队列，越摆越长，每年的“12·26”韶山冲人山人海，人们为他守夜，几十万人同吃长寿面。一位历史学家说：“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亘古奇观。”

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的政客们，面对此“红流”胆战心惊，总想阻挡、扑灭，但天不从人愿，越阻挡，越汹涌，越激流!我是亲历了无数次的这种场面，2018年“12·26”武汉工农兵在武昌毛主席农民运动讲习所举行毛主席诞辰纪念会前夜，我住所的前后院都有人放哨、盯守，我一出门，一批人围了上来，拦住我的车子，我恼了，对他们说：“我去农讲所纪念毛主席，犯了什么法?”没人吭声，我对司机说：“开车”，一批人跟着车走了几步，也没人阻拦，到了农讲所，这批人早就站在农讲所大门前，长枪、短炮(照像机、摄像机)对着我，大门前的马路上，一长串红、蓝、绿、黑、白的车子排列成阵(红是消防车、蓝是警车、绿是武警车、黑是防暴车、白是救护车)。纪念会正在进行时，突然高音喇叭齐开放，让你对面讲话也听不清，纪念会被迫中断，这时，一位参会的农民拿起了扩音喇叭，对着农讲所的办公室喊话：“农讲所的人听着：你们如果再骚扰，我们农民就进城来占领农讲所。这里是毛主席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你们镇压农民，我们有权占领。这一喊，高音喇叭立刻停了，纪念会开完，我们列队走出农讲所，在大门口，有人指着站在门廊下的一个人说：“他就是指挥开高音喇叭的人”。有人就对着他啐了一口，他愤愤地对我们发牢骚：“我知道，在你们心目中，我就是一条狗!”我立刻感到他的处境，掏出了一支烟，对他说：“老师傅，错怪你了”。真是“无巧不成书”，“不是冤家不碰头”，到了餐馆吃饭，紧临一桌，坐的全是在农讲所监管我们的警察，他们也正在指手画脚地议论我们，我拿着一支空酒杯，走到他们的桌前，领头的警察有些惶惑，以为我要来询问他们，我说：“今天大家辛苦了，我来讨杯酒喝”。这一讲，大家都轻松了，领头的警察要服务员再加上两道菜，招待“老革命”。我说我不是什么“老革命”，和你们一样，是个当兵的，我当的是毛主席的兵，今天来讨杯酒，是想同大家一起，为我们的伟大统帅毛主席干杯!大家正有些犹豫时，我向身边一位最年青的警察碰了杯，这小伙子一饮而尽，说了一句语惊四座的话：“跟着毛主席干革命!”赢得了一片掌声。

我是从世纪初美国发生“911”事件的那一年，参加组织纪念毛主席诞辰的活动的，多次是由对抗转为理解，去年“12·26”鄂、豫、陕、赣四省红色网友会师韶山，我在纪念会上作了演讲：《来了，咱们的领袖毛泽东!》有些话，很敏感，一走到台下，自称“省直机关干部”的五位同志走到我跟前，夸奖我讲得好，还要与我合影留念。这是一个好兆头，我想或许不久，体制内的同志也要纪念“12·26”了。

回想前不久的国庆七十周年盛典中，我们看到：毛主席回来了：在国庆到来之时，北京香山革命纪念地开放，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同志在参观中讲了“三个缅怀”，第一个缅怀是：“发扬‘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的革命到底精神”。这句话的前半句引的是毛主席的诗句，是毛主席南京解放时所写，后半句引的是毛主席为新华社写的一九四九年元旦献辞的题目——《将革命进行到底》。

盛典的头一天，是烈士纪念日，中央领导同志到毛主席纪念堂，向毛主席坐像三鞠躬。

盛典阅兵的领头车上，是毛主席曾经领导的立下战功队伍的战旗。

盛典游行的行列“坚持毛泽东思想”的方阵，独领风骚。

改革开放以来，这算是头一次。我们不要忘记，改革开放正是从反毛、批毛开始的。

帝国主义也帮了我们的忙，从“和平与发展”的梦中醒来，从“全球化”的陷阱中挣脱，从“跟着美国走的都富起来”的歧路回头，从“救美国就是救中国的”幻觉中清醒。夫妻关系在哪里?“中美国”在哪里?“相向而行”在哪里?“战略伙伴关系”在哪里?

一场瘟疫的来临，帝国主义的狰狞面目毕露，隔岸观火、落井下石、造谣诽谤、封锁围堵、四处煽风、八方点火、一门心思唱衰中国，哪知今日中国，已非“中美国”之中国，也非“美国梦”的中国，而是毛泽东归来的中国，凭着社会主义，凭着毛泽东思想，不到两个月，就把瘟疫撵走。反观美国，疫情到来却一片恐慌、一片混乱。特朗普扬言：及或死它十万，也算成功。这真是：机关费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

台湾民进党的大佬叶耀鹏先生对世界形势的判断比较客观，他说：

“世界正经历百年难得的大变局，许多人都对这个变局发生疑问，难道世界上的两个大国需要经历‘修昔底德陷阱’，双方比拼一场不可吗?可一场疫情发生后，发现并不需要。大自然很微妙，用微小到找不到的病毒来检测你们的能力，测验你们的制度”。

“值得注意的是，在当前疫情蔓延的时刻，世界的许多囯家已经选择与中国站在一起，相信中国能帮助他们渡过难关”。

叶耀鹏先生没有说明，为什么许多国家选择和中国站在一起，中国在疫情检测中，为什么胜过美国，因为中国坚持了社会主义制度，坚持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

七十年前，在中国革命即将取得胜利的前夜，在西柏坡举行的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讲话的结尾讲道：

“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中国人民不但可以不要向帝国主义者讨乞也能活下去，而且还将活得比帝国主义国家要好些”。这话不是实现了吗!

这才是百年来世界最大的变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