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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最需要打倒的是买办资本主义

作者:李桂松  来源:云阿云•反颜色革命

编者按:中国最需要打倒的是买办资本主义,这里面包括权贵资本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腐朽资本主义和反动资本主义。这些个叛党夺权,乱臣贼子,祸国殃民分子不到中国人口的5%,他们的人财物都主要在以美国为主的敌对势力西方国家手里。他们之所以心之念念要与美国合作,无非就是为了保住自己个人和家族利益,什么“中美夫妻论”,什么“中美关系核心论”,无非就是卖国论。

警惕对美斗争中的机会主义倾向

李樊 · 2020-04-17 · 来源:乌有之乡

千万不要把买办资产阶级的利益暗藏在中国的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的外衣下去跟美国谈论中美关系的大局

警惕对美斗争中的机会主义倾向

李樊(2020年4月17日星期五)

4月14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公开宣布断供世界卫生组织,并责难世界卫生组织有太多的“以中国为中心”,指控“世界卫生组织工作不力,跟中国一起造成疫情在世界泛滥”,扬言要调查问责世界卫生组织。同日,特朗普竞选团队发出募资请求,呼吁支持特朗普连任“以帮助其向中方追责”。

福克斯新闻4月15日援引多位消息人士的话宣称,美国政府怀疑新冠病毒是因为武汉病毒研究所安全措施松懈而意外泄漏,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回答福克斯提问时表示,美国政府正在进行彻查。

面对美国方面步步紧逼的对华进攻,我国外交官只是表示病毒起源是科学问题,留待科学家和医学家的研究来回答,眼下各国应该协力合作抗疫。

与此同时,国内官媒要么默不作声,要么发表社论,认为特朗普政府甩锅中国虽然十分恶劣,但也只是特朗普的选战策略。言外之意可以包容理解,不必当真在意,只要大选过后,此事就能消失,眼下这些都无碍他们心心念念的中美合作大局。

近日有媒体报道称,日本经济刺激计划细节公布,拨款扶持日本企业从中国撤离。此外也有媒体报道,当地时间4月10日,美国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接受采访表示,美方希望尽可能多的美国公司回流,美国政府将为美国公司支付从中国搬回的费用。对此,国内舆论反响颇多,有欢迎美国日本等外资企业撤离中国的,有担心他们撤离的。

4月16日下午,商务部公布了多项关键调查数据,证明中国仍是外商投资兴业的热土,外国投资者持续看好中国的市场和营商环境,在中国长期经营发展的信心和决心没有改变。尽管疫情对在华外资企业造成一定影响,但中国没有也不会出现大规模外资撤离情况。当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格局不是哪个人、哪个国家能够随意改变的。全球供应链只有在开放、合作的环境下才能实现效率和安全。

时至今日,看到这般应对,我们感到非常汗颜。美国国务卿彭佩奥单是今年就已经多次在公开场合发声,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列为是比恐怖主义对他们威胁还要厉害的最大的危害,当作他们的头号敌人。他们正在采用各种可能的手段持续不断地向中国发起疯狂进攻,榨取中国财富,抹黑中国形象,鼓动中国内乱,支持分裂中国,企图最终肢解中国,危害中国国家安全和人民利益。对此,我们中国人都看在眼里,恨在心里,很多国人都忆起毛主席曾经的教导: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面对美国的威胁和攻击,我们只能应该像武松打虎那样振作精神,提高勇气,坚决迎战,而不能抱有任何别的幻想或侥幸心理。

可是,看看我们的媒体舆论导向,看看我国相关部门的表态,我们真的非常担心。一种机会主义的绥靖心态弥漫在我国官媒舆论的上空,让人非常不安。对美国缺乏清醒的认识,没有坚决迎战的意志和态度,仍然是表露出恋恋不舍地哀求人家跟你合作共赢好下去的一副媚态。

为什么会如此呢?究竟怎样看待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呢?

千万不要把买办资产阶级的利益暗藏在中国的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的外衣下去跟美国谈论中美关系的大局,中国的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在于维护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维护中国的独立自主和民族尊严,维护国家的经济安全和产业自主发展,维护中国的国家统一和人民幸福。可是,我们得要承认一个现实,由于几十年来的亲美思潮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实际发展,在我国产生了一个依靠“中美合作”获取巨大利益的买办资产阶级集团,他们依附于美国的垄断资本,大量财产和家属亲人都已转移到美国。他们掌握着中国很多地带的实际权力和资源,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领域拥有强大的影响。他们非常害怕中美脱钩,他们在事实上成了美国要挟中国的人质,他们只会千方百计地欺骗国人而在实际上屈服于美国的要挟和勒索。他们总想着通过给美国输送经济利益以求换得美国暂时保全他们的位子和面子,所谓破财免灾,花钱消灾。他们内心里想着,只要拥有权位,能够继续与美国合作共赢下去,他们就毫不在乎中国的国家独立自主和民族尊严,也不会在乎国家的根本利益和人民利益。他们常常高唱中美合作的论调,将合作共赢当作是中美关系的大局,甚至是唯一出路,甚至有人还会说中美合作是中国的核心利益。这些险恶的论调,是对国家根本利益和人民利益的可耻背叛。

编者按:中国最需要打倒的是买办资本主义,这里面包括权贵资本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腐朽资本主义和反动资本主义。这些个叛党夺权,乱臣贼子,祸国殃民分子不到中国人口的5%,他们的人财物都主要在以美国为主的敌对势力西方国家手里。他们之所以心之念念要与美国合作,无非就是为了保住自己个人和家族利益,什么“中美夫妻论”,什么“中美关系核心论”,无非就是卖国论。

张宏良:方方问题的复杂性和我们的基本立场

作者:张宏良 发布时间:2020-04-15来源:民族复兴网

(根据张宏良同志在复兴网微信群聊天记录整理)

本来今天想和学生群谈谈左派这个称呼的由来,既然刚才有人提到方方问题,我们不妨今天就专门谈谈方方问题。主题是提醒大家通过方方问题来看当今中国政治的复杂性。正好学生群的同志们也都在这里,也让这些年轻同志了解一下当今中国政治的复杂状况。

关于方方问题,现在越来越引起了网民的普遍关注。这是一件好事情。可以说改革开放40年来,方方日记是所有汉奸当中最严重的一个典型。其标志就是它为美国等西方国家起诉中国在提供伪证,这个伪证对中华民族的伤害,超过了40年来任何一个汉奸的行为,这就是网民越来越痛恨的地方。估计在疫情问题上随着起诉中国的反华浪潮越来越高,大家对方方的痛恨和批判方方也会越来越強烈。这是一件好事情,是一场爱国主义的教育运动。

不过我们今天所要谈的问题,不是方方本身的问题,而主要是提醒大家通过方方事件,来认识中国社会政治的复杂性,认识各种政治力量在方方问题上的态度,也就如同我们此前五评方方事件所讲的那样,主要让大家认识方方事件所反映的社会问题的本质,而不是为了批方方而批方方,把方方完全当做一个个人现象来评判,把一切问题都归咎于方方的个人品质,从而掩盖方方事件背后所反映的阶级本质和历史性质。

大家只要仔细观察就会发现,目前在批判方方的问题上,有三个值得关注的特点,只要了解了这三个特点,你就会知道方方问题绝不是那么简单,绝不是单纯的爱国主义和卖国主义之间的斗争,也并非仅仅是左右两派之间的斗争,而是有着十分复杂的政治背景,是各种政治力量斗争的综合反应。

第一个特点,就是有些人只批方方,为了批方方而批方方,把一切问题都归咎于方方的个人品质,绝不涉及方方事件所反映的社会问题。比如方方手机照片造的谣言最大,已经完全触犯了刑律,可是警方却至今不闻不问,把方方完全变成了法外之人,这究竟是为什么?是谁在背后起保护作用?又是为什么宁可公然践踏法律也要保护方方?方方作为厅局级干部又是谁任命的?为什么要任命这样一个反毛反共的人担任武汉作家协会主席?为什么支持方方的人都是党内体制内的高官名流?为什么几乎所有传统媒体和资本控制的网络媒体,全都像西方出版社和媒体一样站在方方一边?方方为什么敢在这个国难时期公开和共产党叫板,特别是在方方日记已经成为西方反华势力妖魔化中国和起诉中国的“证据”时,仍然没有任何人任何机关干预这件事情?而我们这些质疑方方的文章,却被媒体控制的平台,删除得干干净净?显然,所有这些国内国外的为什么凑在一起,表明了这绝非是一个偶然事件,并且制造这个事件的幕后黑手就在中国。为什么那些批判方方最积极的的五毛党,却没有一个人一个字去追究这个问题?

上面所有这些为什么,无论其中哪一个为什么,都比方方本身更加重要?为什么那些五毛党和个别左派投机客,就是避而不谈方方事件背后的所有这些为什么?而只是抓住方方一个女人死缠烂打?这主要是那些五毛党和个别左派投机客的个人品质和政治品质决定的。一方面,就个人品质来讲,他们只批方方而不涉及方方背后的社会问题,一是可以在左翼群众和爱国网民中捞取名声,披上更大的羊皮;二是可以向有关方面领赏和获得文章打赏,实现一石双鸟的利益;三是只打方方而不涉及方方背后的问题,就不会有任何风险,这也是许多左派五毛党愿意打死老虎,打小老虎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就政治品质来讲,那些批判方方的人唯恐一旦涉及到方方背后的问题,会引起他们主子的不高兴。这就涉及到了下面第二个特点。

第二个特点,就是大家只要仔细观察一下,那些批方方的人和那些支持方方的人,实际上是同一个主子养活的两拨人。西方哲学只懂得相辅相成,而东方哲学的伟大就在于还懂得相反相成。批判和支持双方的两拨人就是相反相成。一方面,那些批判双方最激烈的人,恰恰是那些前一时期网络大V进机关,网络大V进学校,网络大∨进军营,网络大V进警营的那些人;再看另一方面支持方方的那些人,又恰恰是央视嘉宾和各大媒体名流并且是出入各个学校做报告的人。这两拨表面看上去不共戴天的人的经费,全都来自于同一个地方,弄不好甚至连签字都是同一支笔。

既然他们背后是同一个主子,所以根本政治立场是完全一致的,就像马克思所揭露的那样,资本家在竞争中是你死我活的关系,但是面对工人阶级,却是真正的供给会团体。那些支持批判方方和支持方方的人也是这种关系,虽然批判方方的人更倾向于官僚集团的立场,支持双方的人更倾向于资本集团的立场,但是在对待文革和改革这个当今中国最根本的问题上,他们的政治立场是完全一致的。区别只在于批判方方的人对毛主席是三七开,支持方方的人对毛主席是全盘否定。但是这种区别绝不是对毛主席的否定程度不同——三七开本身也是全盘否定——而是批判方方的那些人既然还要在左翼里混下去,就不敢彻底否定毛主席。

早在十几年前我们就曾经指出,对文革和改革的态度问题是判断一个人政治立场的最根本问题,这个问题决定着人们对其它所有问题的回答。在这个问题上,当今中国右派比左派成熟的地方,就是他们懂得牢牢抓住这个根本问题不放。每当中国出现政治分歧和政治风浪,右派首先死死抓住的就是这个根本问题。眼下那些顶尖企业家联名上书中所抓住的最根本问题,也恰恰是文革和改革的关系问题,由此反映了当今右派在整体上比左派的阶级意识和政治意识更加成熟,对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比左派掌握得更加熟练,更加准确,更加可靠。这也是当今中国右派在与左派的政治斗争中能够占据上风的一个重要原因。

由此可见,今天那些支持方方的人,虽然全都是站在人民对立的一边,都是人民大众的敌人,但是批判方方的那些人,却并非是全都站在人民大众一边,并非全都是人民大众的朋友。那些表面上对方方死缠烂打,批判方方最激烈的五毛党,与那些支持方方的极右分子之间的矛盾,实际上是官僚集团和资本集团之间的矛盾,官僚集团想要捍卫自己的统治,资本集团则是想要夺取官僚集团的统治,他们围绕政治权利所展开的这场斗争,同样是你死我活的斗争。由于他们双方都打着人民的旗帜,而没有打着本阶级的旗帜,这就产生了一种迷惑性,让很多群众特别是爱国群众,会误认为他们其中有一方是代表人民的利益,所以自然就会从两个打架的魔鬼中选择一个作为朋友,只是无论选择哪一个,结果都是损害人民群众自身的根本利益。当今中国精英集团统治的巧妙地方就在这里。这是今天批判方方的第三个特点。

第三个特点,这第三个特点是由前两个特点决定的,就是今天无论是那些批判方方的五毛党还是支持方方的极右派,都把我们左翼力量视为他们不共戴天的敌人,无论如何都要把我们置于死地。只是相比之下,那些五毛党比那些右派对我们的仇恨更加强烈。这是因为我们是毛派,毛派与文革联系在一起,而文革对中国官僚集团留下的噩梦,超过了任何一个政治集团。所以代表官僚集团利益的五毛党对我们的仇恨,是无一复加的最刻苦仇恨。而那些极右派对我们的仇恨,则是与对共产党的仇恨一样,主要是来自于对共产二字的仇恨。但是由于在右派看来,官僚集团容易撼动,而作为共产党核心力量的毛派难以撼动,所以也同样把我们当成了不共戴天的最主要敌人。所以包括这次企业家上书在内的历次右派上书,他们要求一举铲除的总是左翼力量,而从来没有要求铲除那些批判方方的五毛党。可见在“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最首要问题上,右派远远比左派更加清醒。

在目前这种由官僚集团、资本集团和人民大众的三角架构所决定的错综复杂的政治关系背景下,绝不能套用那种“敌人的敌人就是我们的朋友”的简单逻辑,而应该意识到敌人的敌人有可能还是我们的敌人,甚至是我们最危险的敌人,否则,我们就有可能被敌人所利用,糊里糊涂充当敌人的炮灰。所以,我们毛派共产党人,我们左翼力量,一定要认清敌、我、友的不断变化,掌握斗争的主动权,不断利用敌人的矛盾,而不能被敌人所利用,更不能为敌人当炮灰。方方为美国等西方国家提供伪证,损害民族利益,我们必须要坚决批判,还要把对方方的批判变成一场爱国主义教育运动。但是同时我们也一定要认识清楚,特别是让群众认识清楚,那些批判方方的五毛党和那些支持方方的右派,都是一些勾结美国等西方国家损害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反动势力,他们之间不存在谁爱国谁卖国的问题,既不是爱国主义和卖国主义之间的斗争,更不是左右两派之间的斗争。无论他们哪一方在卖国主义方面跑在前面,我们都可以利用另一方去揭露和反对他们,让人民大众认清他们反华反毛反人民的卖国主义真面目。

现在对我们左派来说,面临的主要威胁是五毛党,而不是右派。因为右派打不过我们,不是我们的对手,这一点中国和世界各国不一样。包括苏联东欧在内的世界各国左派都打不过右派,而唯独中国的右派打不过左派。这并非是中国左派特别优秀,而是因为毛主席生前为右派设置了不可跨越的天然障碍,就是文化大革命。右派只要反文革,他们就没有群众,没有群众他们就没有力量,就不是我们左派的对手,过去我们在左右力量那么悬殊的情况下能够打败右派,能够把右派发动的“颜色革命”变成“无人革命”,就是因为右派没有群众的结果。现在中国右派除了文革这个障碍之外,又多了一个拥邓这个障碍,他们就更加不是我们的对手了。现在这次方方事件右派能够卷土重来,不是右派自身拥有了更大力量,大家也不要抱怨上面抱怨中央,而是因为五毛党打着左派旗号欺骗人民,祸害人民,把一些老百姓赶到了右派一边。可见这次是五毛党帮助右派卷土重来的。

大家可以回顾一下。近些年来,在所有热点事件问题上,那些五毛党无一不是站在群众的对立面上,在徐纯合事件上说徐纯和该杀,在周秀英事件上说周秀应该杀,在雷洋事件说雷洋该杀,在张扣扣事件上说张扣扣该杀,李文亮事件上说李文亮该死,民工讨要工资说民工该镇压……正是因为五毛党打着左派旗号,疯狂地反大众反人民反革命,最终败坏了左派的名声,造成了人民大众对左派的误解,最终把越来越多的老百姓赶到了右派一边。这次方方日记能够迷惑那么多老百姓就是五毛党打着左派的旗号长期反大众反人民的结果。早在10年前我们就讲过,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打败左派,目前五毛党也是伪装成左派才暂时打败左派的。目前左派就像孙悟空一样,大闹天宫10万天兵天将没有对手,可是最后差点死在假扮美猴王的六耳猕猴手里。孙悟空最后找到了如来佛才辨别出了真假美猴王,才打死了六耳猕猴。现在中国左派也必须找到一个如来佛,才能辨别出真假左派,才能战胜五毛党,实现社会主义的伟大复兴。这个如来佛就是人民大众,我们必须要让人民大众首先是让左派群众知道,那些也在高喊毛主席万岁的五毛党绝不是左派,他们是中国左派和中国人民最凶恶的敌人。

只要中国人民能够认清了五毛党和左派的区别,认清了那些打着左派旗号到处招摇撞骗的政治骗子,那么中国左派就一定会重新恢复当初打击茅于轼、打击毕福剑以及历次左右较量时的群众优势。当年茅于轼反毛遭到群众的网络打击,右派组织不起任何反击;后来毕福剑反毛遭到群众打击,右派同样组织不起一个群众反击。当时茅于轼反毛得罪了群众,惶惶不可终日,最后不得不求助于警方的保护,因为右派组织不起任何群众的“民主力量”来保护茅于轼。为什么现在情况会发生逆转,网上那么多人支持方方呢?就是五毛党打着左派旗号胡作非为、欺压百姓的结果。就像当年铁道游击队打得日本鬼子一点办法都没有,可是后来组建了一个假铁道游击队,就差点儿把铁道游击队置于死地。今天中国左派的被动状况,就是党内腐败势力组建五毛党这个假左派的结果。所以我们才说当前五毛党是左派的主要敌人。

正是因为当今中国社会政治矛盾的复杂性,经常会出现打乱仗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大家一定要牢记一个原则,就是一定要以我们左派为主,不要轻易跟着任何一方跑,特别是不要丢掉自我去搞什么统一战线。现在五毛党特别是左派五毛党最迷惑左派群众的一句话,就是假借毛主席的名义说什么“政治就是把我们的人搞得多多的,把敌人搞得少少的”,结果就是忽悠老百姓跟着各种各样的力量跑,最终让左派完全失掉了自我,失掉了方向。所以我们一定要记住,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坚持以我们为主,只有以我们为主才有统一战线,只有以我们为主,才能在任何时候都掌握斗争的主动权,才不会迷失斗争的方向,变成腐败势力和资本势力的炮灰。比如在官僚集团与资本集团发生矛盾的时候,必须坚决打击勾结美国、肢解中国的资本集团,避免出现血流成河的分裂局面。但是,我们必须要站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立场上来打击具有汉奸性质的资本集团,推动中国向着社会主义方向转变,而不能站在官僚资产阶级立场上,去维护腐朽反动的官僚贪腐势力。否则,我们就是对人民的犯罪,对民族的犯罪。

以上就是我们关于方方问题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

2020年4月15日。

张宏良微信文章,微信号:zhanghongliang100

张宏良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zhl010

奇闻共与析——辛子陵观点反动,揭露的却是事实!

作者:反颜色革命  来源:云阿云•反颜色革命

编者按:奇闻共与析——无产阶级的叛徒、反毛反共急先锋、复辟资本主义的吹鼓手辛子陵又一奇谈怪论《中共必须大规模地让利于民,才能继续保持执政党的地位》面世了。虽然观点反动,但揭露的却是事实。虽然他打着“为民请命”的旗帜,极具有欺骗性,但也反映了官僚资本主义,权贵资本主义,腐朽资本主义与反动资本主义“狗咬狗”的客观事实,并且已经到了“水火不相容”的地步,只是作为无产阶级的95%以上的人民大众可不能当看客,更要行动起来打倒汉奸卖国贼,打倒“走资走修”的当权派。

驳辛子陵《中共必须大规模让利于民才能继续保持执政党地位》一文中的反动观点

作者:前卫战士 2015-10-30来源:红歌会网

昨天在家翻阅资料时,无意中看到了2010年春节(2月22日21:56) 辛子陵在上海与朋友座谈时的一篇讲话稿。这个讲话稿的题目是:《中共必须大规模地让利于民,才能继续保持执政党的地位》。看了这篇长达一万五千余言的讲话稿,联想当前社会上时不时地冒出的一些似曾相闻的奇谈怪论,使我猛然醒悟过来,喔,原来这些家伙依然在弹奏着辛子陵五年前的那些老调。真是根深蒂固,黔驴技尽。想想,觉得很有必要将这篇讲稿广布于众。奇闻共于析,让大家看看这些反党、反毛、反社会主义的走资派、资改派们的真实面目。由于讲稿很长(附后),为了便于大家能耐这性子读完它,特写了这篇导读。

无产阶级的叛徒、反毛泽东的急先锋、复辟资本主义的吹鼓手辛子陵又一奇谈怪论《中共必须大规模地让利于民,才能继续保持执政党的地位》面世了。辛子陵这次的怪论变换了手法。因为他打着的是一面“为民请命”的旗帜,极具有欺骗性。但是骗子总归是骗子。尽管他化了妆,面目有所改变,但却藏不住他骗子嘴脸。三句话不离本行,说着说着就吐出了他心底的“真言”。

第一、他认为还是资本主义好,是资本主义救了社会主义。他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3600多亿增加到2009年的33.5万亿,翻了几十倍,这个成绩怎么来的?有人说,这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是官话、假话。实情是社会主义经济走到了崩溃地边缘,不得已改弦更张,在共产党领导下,发展私有制,发展资本主义,实行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救了社会主义。出于政治上的需要,社会主义旗帜不能丢,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辛子陵是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班底人马,他这样直言不讳地道白,点出了我国改革开放的真实目的,就是要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只不过是一个幌子。为了维护资本主义,辛子陵竟不顾总设计师的颜面,如此大胆的撕下面具,自我暴露,确实“直率”到了令人“敬佩”的地步。

第二、他认为现在社会上出现的种种弊端,都是社会主义制度、都是共产党造成的,都是中国共产党的罪过。辛子陵说:“社会主义在解决公平问题上有探索,资本主义在解决效率问题上有成就。两者必须结合,变成一个新东西,才能建成一个现实的、缺陷最少的社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这样一种实践,一种探索”。辛子陵认为:“我们现在的主要问题是,只改经济,不改政治,效率上去了,但公平出了问题,(公平出了问题,什么意思?辛子陵前面说了,社会主义在解决公平问题上有探索,资本主义在解决效率问题上有成就。公平出了问题,自然是社会主义出了问题)所以,“导致了权贵集团的孕育、诞生、成长和坐大,他们占有了经济发展的太大的份额,导致改革共识的破裂。这就走到了改革初衷的反面”。辛子陵分析:“未来几年的政治决战是:或者是党内改革派制服权贵集团,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实现共同富裕,实现公平正义,中国走向现代化和民主化;或者权贵集团制服改革派,在中国建立比现在还要厉害的专制统治。进一步剥夺压榨人民,两极分化进一步加剧,民怨沸腾,民变蜂起,引发一场暴力革命”。既然辛予陵认为,现在中国共产党内分为毛派和改革派,现在掌权的自然是改革派。那么“导致了权贵集团的孕育、诞生、成长和坐大”的责任当然应当是由党内的改革派负责。但是,辛子陵在这里却偷换概念,一转笔把矛头指向了中国共产党,指向了社会主义。认为“导致了权贵集团的孕育、诞生、成长和坐大,剥夺压榨人民,两极分化进一步加剧,民怨沸腾,民变蜂起,引发一场暴力革命”的原因是中国共产党、是社会主义制度。在辛子陵看来,这个党已经臭不可闻了。那么,怎么办呢?只有改名,“改为人民党或者社会党”。辛子陵认为,“改变名称是党自救,自赎的唯一道路。为了证明他的这一英明的观点,辛子陵列举了大量的事实。辛子陵声言:“根据中央的考察、调研,不能说全部,也有百分之九十的省、市二级党委已经变质,至少有百分之八十的党政一把手是不称职,不合格的"。他说:“我们的中央委员会,准确地说,是他的多数,不能反映党心民心,跟全党已经不是一条心了,跟全国人民已经不是一条心了”党的中央委员会,都是这样了,可见这个党确实是有问题了。辛子陵还说:“建国以后,党逐渐变质了,前30 年是专制独裁,饿死3755万人,后30年经济搞上去了,出现了严重的、大面积的、不可遏止的贪污、腐败”。"共产党这件衣服上沾满了血泪和污秽。它不代表工人农民,也不代表资产阶级,成为权贵集团自利性的组织,可以说已经人心丧尽”。辛子陵还说:“权贵集团和共产党搞在一起了,穿一样的衣服,在公开场合说一样的话,都念邓、三、科这一本经,你很难分清谁是共产党的改革派,谁是权贵集团成员”。所以他要取消共产党,建议把共产党改名为人民党或者社会党(声言这是邓小平生前提出的);

第三、他主张实行西方国家的两党轮流执政的制度。在中国如何实现两党轮流执政的制度呢?辛子陵宣称“中国的两党制只能从中共分裂中产生”。为此,辛子陵指出:“在党的改造过程中,可以允许毛派分裂出去单独组党”。“建立毛派共产党和改革派共产党”。真是丧心病狂到了极点!为了达到他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公然明目张胆地提出要分裂中国共产党,搞垮这个有九十多年历史,经历了艰苦卓绝的斗争,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解放了全中国,让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的中国共产党。辛子陵之流,你们扪心自问,你们的所作所为能对得起高举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为实现党的宗旨、为建立新中国而前仆后继英勇牺牲了千千万万革命先烈们吗!

第四、辛子陵提出了 “子陵救党三策”。辛子陵说:“一年12 万起群体性事件,这就是列宁说的那种人民大起义临近的标志。上层统治阶级不能照旧统治下去了,下层广大被统治阶级压榨的不能照旧生活下去了。面对烽烟遍地的政治局势,集训县委书记和县公安局长,准备镇压是下下策。上策是平息民愤、化解民怨、挽回民心。没有革命性的改革,就会有比改革更加难以承受的革命。这是最后的机会了”。于是,就在这党和国家危难的时刻,辛子陵挺身而出,提出了救党三策。其实它提出的“救党三策“也不是什么新货色。归结起来,他的“救党三策”其要义无非是:第一搞西方的三权分立。他认为没有三权分立,没有制衡监督,“三光”的局面,即“官位卖光、财政的钱花光、看中的女人搞光”就难以抑制。在他看来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搞西方国家的那一套:搞议会制;取消一党专政,搞两党轮流执政制,搞所谓的西方民主、人权。第二要进一步扩大私有化,将国有资产按他设计的步骤,逐步逐级地分给民个人,使人人都拥有股份。看,这是多么高明的一招啊!表面上看,好像他在为民请命,冠冕堂皇地在为人民谋取利益,使人民得到了实惠,然而实质上,他是要通过这种方式彻底地把现有的公有经济全部瓦解(多么险恶的用心啊!)。第三进一步加大迈向资本主义的步伐。为此辛子陵这个江湖郎中便开出了上述一大堆所谓的“治国良药”。这哪里是在救党,这分明是要彻彻底底搞垮共产党,搞垮社会主义啊!

听其言、观其行,可以清楚地看出辛子陵根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根本不懂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假马克思主义者。如果说他曾经是共产党员的话,那也是混进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是共产党的叛徒。既然辛子陵对共产党如此厌恶、如此仇恨,那你辛子陵,为什么不退党还要赖在党内呢?其险恶目的就是要搞垮共产党。因为他深知,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看来我们在批判文章一开始给他戴的那几顶帽子真是恰如其分。如果说这篇奇文还有什么可取之处的话,那就是他对当代社会所作的淋漓尽致的揭露和批判。可惜他的反动立场糟蹋了这些文墨。他一方面大肆鼓吹资本主又,一方面又大声疾呼“作为一个执政党的党员,我关心百姓的疾苦;作为退休老干部,我关心党的兴亡”。为什么中国社会今天会发生那么多令人切齿痛恨的事情!?其社会根源明明摆在我们面前,辛子陵在他的讲话中也十分具体地讲述了权贵集团从八十年代开始是如何一步步形成的、做大的,我们的党、我们的各级干部从八十年代开始是怎样一步步走向堕落、一步步丧失民心的。而这个过程都发生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那就是说是改革出了问题。用邓小平的话来说: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1985年P139);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一靠理想二靠纪律才能团结起来》1985年P110一111)。我想邓大人的这些话,辛子陵不会忘记吧。既然邓小平早就提出了评价改革开放的标准,如果他还活着的话(只要他不在自食其言)也不会否认这个结论的,那你辛子陵为什么却要装聋卖哑视而不见呢?!这只能说明,辛子陵是别有用心的,是从心眼里仇视共产党、仇视毛泽东的。想想,其实这也并不奇怪,因为他的反动立场决定了他必须这样做,这样想。他的反动立场也决定了他找不到,永远也不可能找到问题的真正根源。

附:辛子陵2010年春节在上海与朋友座谈时的讲话

有机会跟上海各界朋友们见面非常荣幸。正值春节,先给大家拜年。

宋朝的政治家和文学家范仲淹说过两句话:“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作为执政党的一员,我关心百姓的疾苦;作为退休老干部,我关心党的兴亡。这是我今天谈话的立场。后面我揭露的党的阴暗面可能是骇人听闻的,但我是为了救党。帮助党走出改革共识破裂,社会危机加深,执政合法性丧失的困局。

政府崛起,人民没有崛起

世界经济危机发生以来,中国经济一枝独秀。中国GDP已超日本成为 “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在20国首脑会议上中国领导人扬眉吐气。法国总统萨克齐说:“中国是推动世界经济复苏和发展的重要力量。”

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由1978年3600多亿增加到2009年的33.5万亿,翻了几十倍,这个成绩怎么来的?有人说这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是官话,是假话。实情是社会主义经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不得已改弦更张,在共产党领导下,发展私有制,发展资本主义,实行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救了社会主义。出于政治上的需要,社会主义旗帜不丢,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因为我们原来是计划经济,在冷战时期属于社会主义市场,没有和世界资本主义市场搅到一起,或者说陷入不深,所以,世界经济危机一来,中国受到的牵连较小,哪里是什么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我们乐观一下是可以的,但要清醒。1840年中国的GDP是英国的六倍,天下第一,但中国开始走下坡路。所以今天天下第二也不值得骄傲,不标志崛起。不管中国经济总量处在第几位,我们的人均GDP仍居世界百位以后,按联合国‘一天收入低于1美元’的贫困标准,中国还有约1.5亿贫困人口。1.我们的人民是世界最穷的,连拉美、非洲都不如。把国民工资收入加在一起,占国家的GDP的比重,欧美最高,大约55%,南美38%,非洲20%,而中国是8%。2.中国的最低年收入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5%,全球排名159位,最低工资甚至低于32个非洲国家。3.中国的崛起是政府崛起,人民并没有崛起。

中国的经济危机才刚刚开始,才进入情况。经济危机并不像台风一样在沿海登一下陆,就转头走了。世界经济危机后劲大得很。目前对中国最大的打击是外贸出口萎缩了,急剧减少。中国的经济增长,74% 依赖出口。4.去年出口对GDP的贡献是-3.9%。我们的商品卖不出去了。许多民营企业,一些制衣厂、制鞋厂、玩具厂就倒闭了。所以我们的经济要转型,由外向型转为内向型,要在国内找到市场。

从朱镕基当总理时就说经济要转型,要由外向型经济转为内向型经济,但一直转不过来。为什么?百姓穷,没有购买力。像我们深圳那些玩具厂、服装厂,广交会上没订货了,就只能倒闭。2008年我国共有6.7万家规模以上的中小企业倒闭。其中仅纺织企业就有2000万工人失业。向内向型经济转变成为空谈,在政策上又回到计划经济时代,用大搞基本建设的办法,去保8%的经济增长率。如果农民家庭有能力给孩子买几十元、上百元的玩具,有能力过年时人人都买套新衣服穿,就有了汪洋大海般的玩具市场和服装市场。6.7万家民营企业一家也不用倒闭。在中国,摆脱经济危机的根本出路是让农民富起来。

现在中国经济的瓶颈是找不到市场。一个欧洲市场,一个美国市场,原来是我们的大户。人家不买我们的东西了,我们急得团团转,在世界面前充阔佬,派出采购团到欧盟买东西,出手就是130亿美元。实际上是希望人家投桃报李,是去找市场。我们去买过东西的国家,像英国、法国、德国、西班牙,并没有回报,并没有派采购团到中国来。我们九亿农民如果富起来,等于欧盟(4亿多人口)那样两个世界市场,等于美国(不到3亿)那样三个世界市场。我们自己有这样大的市场,不知道培育利用,到国外拉关系说好话,满世界找市场。

看看美国汽车大王福特是怎样为自己开辟和创造市场的,会对我们有启发。

福特在1913年引入新的装配线,极大地提高了汽车产量。1914年他主动地把工人的工资翻了一番,由每天二至三美元提高到五美元。九十多年前日工资五美元是很高的工资,累积起来工人的年薪是1825美元,而1913年,一部福特T型车的售价是440美元。工人一年的工薪可买四辆汽车。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到1986年,福特公司工人的实际工资增加了12倍以上。福特的经营理念是:“汽车不应该只属于少数富人,而应该让每个人都买得起”。福特没有依赖出口,没有向欧洲的王室贵族,亚洲的军阀官僚,南美的部落酋长,推销他的汽车。他的一双眼睛,盯着自己的工人,盯着美国的老百姓。他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福特的这一套政策被称为财富革命。要想找到市场,先要人民富起来。

政府好像没意识到这个问题。为了“保8”,国家投资4万亿救市,10万亿信贷,不是扶持那些倒闭的或将要倒闭的民企,都给了国企,给了铁路、公路、机场,还有给了房地产业。于是,上项目,铺摊子,搞基本建设,当年的GDP就上去了。靠钢筋水泥创造GDP,2008年是57%,2009年是70%。 2009年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接近90%。现在,生产能力已经过剩了。据1月份统计,有10个行业产能过剩。中国粗钢过剩率达到43%,过剩量约为2.5亿吨;水泥过剩率达到24%,过剩量为4.8亿吨;在粗钢过剩中,大型国企贡献率为76%;在水泥过剩中,大型国企贡献率为63%。到2013年初,新投资的项目如果有40%形成生产能力,中国的产能过剩率将达到200%。因为形成生产能力不等于产品有了销路,产品没销路就是生产经济危机。像安徽阜阳市,修了个飞机场,但没有飞机起落,没有客流,成了赔钱货,因为运营要养一大批职工,还有各种行政开支,只好关闭。湖南省长沙为了利用中央政府给“铁、公、机”的拨款,拆除2英里的现代飞行跑道重建。内蒙古新建的鄂尔多斯城仍然是一座空城。截至2008年12月末,全国商品房空置率达60%,面积达2亿平方米。国务院提出2012年以前要新造1530万套平民房子卖给老百姓。还是钢筋水泥开路创造GDP。不解决让人民买得起的问题,盖的房越多经济危机越重。经济危机的根本问题是生产过剩。上项目铺摊子是增加过剩,雪上加霜,是走不出经济危机的。国家投给房地产业9000亿救市。一旦国家托不住底,房地产业资金链断裂,企业停工,大量烂尾楼出现,将出现非常可怕的景象。2009年底全国失业工人4000万,失业率是5%。如果楼市崩盘,全国约有5000万建筑工人,将出现大量失业者。如果有一半人失业就是2500万人。估计2013年将有6500~7500万的工人失业。按每个失业者是四口之家计算,有三亿人口要靠政府救济生活。政府减收增支入不敷出时,就要多印钞票,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匀着吃。接着就是通货膨胀物价上涨。人们到银行排队提款挤兑,银根吃紧。更多的工厂、商店倒闭。更多的人失业,更低的购买力。一切靠高压掩盖的社会问题就会凸显出来。那时中国才进入了真正的经济危机。那才是对政府执政能力的考验。要出现罗斯福那样的国家领导人,才能领导国家走出危机。

中国政府,从毛时代留下的传统,就是舍不得让老百姓富起来。老百姓手里有点钱了,政府就想办法叫你交出来。过去我们是短缺经济,没有经历过以生产过剩为表现形式的经济危机,以为就这样轻松地过去了,这是个天大的错觉。我劝政府未雨绸缪,留点后备,留点钱,应对两三年后的可能出现的大萧条。

经济问题说多了太枯燥。这个问题打个结挂起来。至于怎么开辟内需市场,怎么才能让农民富起来,这是一个大政策,放在后面谈。

中国政治危机比经济危机严重

经济出现危机,政治也出现危机,是不是改革开放搞坏了,搞错了?不是。改革开放纵有一万条缺点也比毛泽东时代强得多,起码没有饿死一个人,在比毛时代人口多了一倍的情况下,取消了票证配给制,保证人人吃饱穿暖,生活达到了小康。这是了不起的成就。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功不可没。社会主义在解决公平问题上有探索,资本主义在解决效率问题上有成就。两者必须结合,变成一个新东西,才能建成一个现实的、缺陷最少的社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这样一种实践,一种探索。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掉了计划经济和公有制,只要能保证公平和正义,还是社会主义;如果丢了公平和正义,就从根本上变质了。我们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谋发展,不丢社会主义旗帜,是要摆脱贫穷社会主义,在更高的社会生产力水平上,实现公平和正义,让人民都过上好日子。我们现在的主要问题是,只改经济,不改政治,效率上去了,但公平出了问题,导致了权贵集团的孕育、诞生、成长和坐大,他们占有了经济发展的太大的份额,导致改革共识的破裂。这就走到了改革初衷的反面。

未来几年的政治决战是:或者是党内改革派制服权贵集团,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实现共同富裕,实现公平正义,中国走向现代化和民主化;或者权贵集团制服改革派,在中国建立比现在还要厉害的专制统治。进一步剥夺压榨人民,两极分化进一步加剧,民怨沸腾,民变蜂起,引发一场暴力革命。

中国权贵集团的形成和发展可分为四个时期:

一、官倒时期。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利用“双轨制”的漏洞,权贵们通过“官倒”即倒买倒卖,把计划内物资转化为计划外物资,赚取差价;或倒买倒卖进出口物资批文,“空手套白狼”,聚敛起第一桶金。

二、包揽大型工程时期。90年代中期以后,通过包揽大型工程虚报成本、出卖国家和工人权益提高优惠条件吸引外资、在进口大型设备中收取回扣等手法非法牟利。例如:在国家的和省一级工程中,就有高达40~60%的工程款流进了他们的口袋。1998年以来,中国开始兴建高速公路,平均每公里国家支付1亿200多万元,而实际仅需7000万元,权贵们每公里攫取了3200万元。这样的高速公路共有16000公里,仅此一项,承包工程的权贵就掠夺5120亿元以上。

三、国企改制时期。中共十五大以后国企改革的路子是 “抓大放小”,大企业引进私人资本和外国资本,实行股份制;小企业实行私有化。问题主要出在中央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以后的国企改制中。地方政府认为“经营者持大股”是国有企业推行股份制中“最有效的股权配置方式”。《浙江工人日报》2002 年8月7日发表新华社记者关于国有中小企业改制的调查报告:《“新百万富翁”震荡大江南北》。我们看一位董事长的自述,可知“新百万富翁”是怎样“一夜之间”产生的:

具体确定为国家保留22.5%的国有股;董事长占22.5%的股份,即1125万元;职工持股会占20%;外来法人股占35%。这样,我就成为了名义上的“千万富翁”。我的1125万元股份,除自己积累50万、向亲朋好友借200万以外,第一块是经营者才能奖金100万元,第二块是技术奖励150万元,第三块是职务配股250万元,第四块是政府以期股注入的方式出让375万元,而这375万元期股实际上是以现金分期付款的方式买断国有资产存量,靠分红的钱还。这几年我经常受邀请到上海、山东、四川等地作报告,反复讲经营者持大投,不是千年等一回,而是一万年才有一次机会。

这位董事长交了好运,市政府给了他875万。主事的官员能够统一认识把这笔钱给他而不是给别人,这是幕后交易的结果。他当然要通过巧妙的方式给官员们送钱,把这个人情还回去。国企改制因为没有民主监督,基本上都是由各级政府官员黑箱作业,导致腐败丛生。通常是政府参与设计公司管理机构,寻找经营者,为国企资产作价,甚至承担部分债务。由于较大的国企资本存量大难以卖掉,就干脆由主事的官员将其从“全民所有”“界定”为内部人所有,在内部人中又指定改制后的“经营者持大股”。这种类型的改革被称为“界定”式的改革。所谓“界定”,说穿了就是行政划拨,这就给官商勾结发“改制财”留下了广阔的运作空间。如果主持者是个贪官,为了国企脱困提高经济效益而改制的这本“经”就被彻底念歪了。在巨大的利益唾手可得的诱惑下,官员们很难洁身自好。只要在领导集团内部按权力身份把利益摆平,政府、人大和党委一路绿灯通过,大家既有了资本,又有了政绩;既合乎政策,又合乎法律。于是形成了受现行制度和政策法律保护的所谓“利益集团” 。在这种体制下个别人洁身自好是很难的。假定班子里成员每人200万股份,十个人九个人拿了,就一个人坚持原则不拿,这个人就很难在这里继续混下去。他就成了异类。 “怎么,你准备揭发吗?你准备将来上级查处时当坚持原则的代表吗?”先找个理由把他淘汰出局。这就是所谓逆淘汰制,在整个风气坏了的时候,当清官很难,许多不是很坏甚至比较好的干部是这样下水的。在处理权贵集团的时候要把这部分人分化出来。

现在权贵集团坐大,成了党的心腹之患。他和共产党搞在一起了,穿一样的衣服,在公开场合说一样的话,都念邓、三、科这一本经,你很难分清谁是共产党的改革派,谁是权贵集团成员。

四、买官卖官时期。这是权贵集团的恶性发展。2001年6月15日,中纪委、监察部召开新闻发布会,揭露了原沈阳市市长慕绥新、常务副市长马向东案件。这个案子的特点是开了买官卖官的先河,有人写成纪实文学《新官场现形记》。在辽宁沈阳查处的慕马案中,涉及16个人是“第一把手”,市长、法院院长、检察长、财政局长、国税局长、土地局长、物价局长、烟草专卖局长、建委主任、国资局长等要害部门的第一把手纷纷落马,新华社记者描述说,“一把手”的腐败行为直接影响了一个地区和一个单位的风气。市长收局长们的钱,局长就收处长们的,处长再收科长的,从而形成了“对上送,对下收”的潜规则。买官卖官在一些地区和部门已经司空见惯,“官市”极其火曝。黑龙江韩桂芝、马德买官卖官案涉及领导干部900多人,有多名省级干部,上百名地市级干部。在马德任书记的绥化市,有50多个部门领导和70%的县级领导卷入买官卖官生意。国家级贫困县河南上蔡县原县委书记杨松泉,把官位像古董一样明码标价,财政局长40万元;人民医院院长30万元;各乡党委书记6万元至10万元不等。安徽和县原县委书记杨建国,更是把官帽生意做到了极致,从乡镇到县直机关,大到镇长小到妇联干事全部明码标价出卖。依靠这些党棍官僚治国安民,建设和谐社会,无异于缘木求鱼。

官场商业化,必然导致官员劣质化、流氓化、黑社会化。这些官员身上不仅没有一丝一毫共产党人或国家干部的正气,而且完全丧失了做人的底线。赃官徐其耀,有“教子书”一封,深刻揭示了权贵集团的世界观:

要不知疲倦地攫取各种利益。有人现在把这叫腐败。你不但要明确的把攫取各种利益作为当官的目的,而且要作为唯一的目的。你的领导提拔你,是因为你能给他带来利益;你的下属服从你,是因为你能给他带来利益;你周围的同僚朋友关照你,是因为你能给他带来利益。你自己可以不要,但别人的你必须给。记住,攫取利益这个目的一模糊,你就离失败不远了。

现在揭露出来敛财最多的贪官是广东省政协主席、前公安厅长陈绍基,双规后查出他有20本化名存折,涉案金额总计人民币20亿元。据揭发,最近被双规的深圳市市长许宗衡亲口讲过:“现在没有关系根本上不去,我到这个地步不知花了多少钱呀!我就是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当上这个市长(据说为了当这个市长他花了3000万),我已经投了不少资了,现在已经豁出去了。好多企业家为了我当市长,都愿意豁出老本。这些人出钱帮我当官,我得还债呀。”为了还债,他卖官开出的价格是:“一名区的正职不低于1000万;大集团(企业)正职不低于800万;一般局长在500~600 万之间。”

清末卖官,最大是候补道,地司一级官员,是个社会身份,无俸禄,很少有人能补到实缺。现在卖官是实职,有人花3000万买市长、省长做,居然做成了。在清朝,巡抚这一级官员花多少银子也买不到的。共产党的天下,腐败是没有底线的。

脏官们道貌岸然的背后,除了敛财,就是搞女人。

新华社报导,贪官95%都有情妇,60%以上的腐败案与二奶有关。有好事者根据真人真事制作“全国二奶排行榜”在网上传播,有九个“奖项”,揭露了这些赃官的惊人的腐败:

“数量奖”授予包养146奶的江苏省建设厅长徐其耀,就是写“教子书”,把贪污作为当官唯一目的的那位;

“素质奖”授予重庆市委宣传部长张宗海,常年在五星级酒店包养漂亮未婚本科女大学生17人;

“学术奖”授予海南省纺织局长李庆善,记载性爱日记 95本,制作标本236份;

“青春奖”授予四川乐山市长李玉书,20个情人年龄都是16到18岁;

“管理奖”为安徽宣城市委副书记杨枫夺得,妙用MBA知识有效管理77名情人;

“挥金奖”得主深圳沙井银行行长邓宝驹,给他的“五奶”一人,800天挥霍1840万元,平均每天23000元;

“团结奖”得主福建周宁县委书记林龙飞,被称为“三光书记”:官位卖光、财政的钱花光、看中的女人搞光。其“团结”事迹是与22名情人举办群芳宴,选出一位芳中之最,颁发佳丽奖,奖金30万元。

“和谐奖”得主是海南省临高市城管大队长邓善红,有 6个情人,生了6个孩子,对此原配夫人根本不信;

“干劲奖”得主是湖南省通信局局长曾国华,面对5位情人立誓:保证到60岁时,每人每周性生活不少于3次。

问题的严重性在于,以上这些极坏的典型已不是个别现象。五十步与百步之间的贪腐官员已经占了多数。原中纪委书记吴官正在中纪委会议上说:“根据中央的考察、调研,不能说全部,也有百分之九十的省市二级党委已经变质,至少有百分之八十的党政一把手是不称职,不合格的”

请大家注意这个数字:百分之九十的省市两级党委已经变质,百分之八十的党政一把手不合格,这是吴官正讲的呀!省市两级党委班子,人数可能就是几千人,但这就是操纵我们国家运转的那只看得见的大手呀!十个指头坏了八九个,这双手还能依靠吗?还能信赖吗?

十七届四中全会上,胡温将领导干部公示财产的阳光法案提交全会,竟然被否决了。这件事给了我极大地震动。阳光法案反映了党心民心,如果全党公决,或全民公决,都会通过的。被否决的事说明,我们的中央委员会,准确地说是他的多数,不能反映党心民心,跟全党已经不是一条心了,跟全国人民已经不是一条心了。这些反对阳光法案的中央委员还是我们的人吗?还是我们选出来的代表吗?作为一个老党员,我动议:十八大选举,凡拒绝向全国人民公布财产者,不能当十八大代表,不能当中央委员、候补中委和纪委委员的候选人。省、市、县换届选举也应该如此。

走笔至此,我这个老党员不由得仰天长叹,为国家腐败至此一哭!为党堕落至此一哭!现在的县委书记们不是焦裕禄了!试问吴邦国委员长,在林龙飞这样的县委书记领导下,这个县怎样 “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统一”?没有三权分立,没有制衡监督,就统一成了周宁县那样一种“三光”的局面,即“官位卖光、财政的钱花光、看中的女人搞光。”党都这样子了,还奢谈党的一元化领导的优越性,还奢谈政治体制改革是党的自我完善,就只能等着被人民推翻了。

权贵资产阶级的人数,据《远东经济评论》2007年第4期报导:至2006年3月底,内地私人拥有财产(不包括在境外、外国的财产)超过5000万以上的有27310 人,超过1 亿元以上的有3220人。亿元以上的90%是高干子女,有2932人,他们拥有资产20450亿元人民币,平均每人6.7亿元。如果放大一些他们的社会基础,家有千万(人民币)以上的权贵集团人数约有500万人。但在13亿中国人民面前,他们是微末的小数。在7000万党员面前,约占7%。

问题积累到今天,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同权贵集团的矛盾。权贵集团造成四大恶果:首先是分配不公平,贫富两级分化使社会矛盾尖锐化,从根本上破坏了和谐社会的基础;第二是借助政治权力强势垄断,以发展壮大“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为掩护,实行“国进民退”,蚕食和鲸吞民间财富;第三是反对“耕者有其田”,把土地垄断在自己手里,成为压迫、剥削农民的“红色地主”;第四是形成了一个拼命反对民主宪政的特权利益集团,以批判普世价值和两个“绝对”关闭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大门,使政治改革陷入今天的困境和僵局。权贵集团是中国共产党的掘墓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掘墓人。

实行三大新政,完成拉动内需的战略转变

迎接三年内必将深化的经济危机

以胡温为核心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必须亮明旗帜,表明与权贵集团决裂,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才能知所趋处,知所依归。要发动党内93%的健康力量,发动13亿人民的力量,形成绝对的政治优势,治服权贵集团的反抗,用经济和法制手段解决权贵集团的问题。蒋介石败退台湾,政治上第一个大动作是甩掉官僚资产阶级,启用党内和本地才俊,十年生聚,十年教训,蒋经国开启报禁和党禁,走民主宪政的道路,为国民党中兴奠定了基础。不摆脱权贵集团的挟制,共产党只能在33万亿GDP的陶醉中灭亡。

一年12万起所谓“群体性事件”,这就是列宁说的那种人民大起义临近的标志。上层统治阶级不能照旧统治下去了,下层广大被统治阶级不能照旧生活下去了。面对烽烟遍地的政治局势,集训县委书记和县公安局长,准备镇压是下下策。上策是平息民愤、化解民怨、挽回民心。没有革命性的改革,就会有比改革更加难以承受的革命。这是最后的机会了。

现在常提康乾盛世,我们看看这两位封建时代的政治家是怎样治国安民,使一个满族政权赢得合法性的,就知道共产党的政权怎样才能够重新取得合法性,得到民心的认可。康熙在位的62年间,不同程度地减免全国的租赋有 500多次,折合白银达1.5亿两,相当于清朝四年多的财政收入。乾隆在位60年,曾先后五次免除过全国所有州县的一年赋税,执政期间免除的赋银超过3 亿两。康乾时代的个人税赋只有当时英国个人税赋的三十分之一。康乾两朝向人民让利多少呢?朝廷12年的财政收入。如果比照一下,我们一年的财政收入是6万亿,12年就是72万亿的概念。不让百姓富起来,老百姓不会承认你是盛世的。胡温新政有过免除农业税的创举。为了重建政权的合法性,胡温新政的手面要宽些再宽些,小恩小惠,救济性的惠民政策是不够的,要有大手笔,要敢于让全国人民富起来。干了这件事,你们就超过了毛泽东,也超过了邓小平。

编者按:奇闻共与析——无产阶级的叛徒、反毛反共急先锋、复辟资本主义的吹鼓手辛子陵又一奇谈怪论《中共必须大规模地让利于民,才能继续保持执政党的地位》面世了。虽然观点反动,但揭露的却是事实。虽然他打着“为民请命”的旗帜,极具有欺骗性,但也反映了官僚资本主义,权贵资本主义,腐朽资本主义与反动资本主义“狗咬狗”的客观事实,并且已经到了“水火不相容”的地步,只是作为无产阶级的95%以上的人民大众可不能当看客,更要行动起来打倒汉奸卖国贼,打倒“走资走修”的当权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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