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桂松  来源：云阿云•反颜色革命

这些判断，何其准确！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于5月4日至26日在北京召开。5月16日，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指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这个日子，何其神奇！23年后的同一日，即：1989年5月16日邓小平会见戈尔巴乔夫，两位领导人宣布，中苏两国关系实现了正常化。随着两国关系的正常化，中苏两党的关系也实现了正常化。5月16日至18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苏共中央总书记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应邀对我国进行了正式访问。

何其讽刺！两个最大社会主义国家领袖在两个半小时的“超长”会见中，兴致勃勃的就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中苏两个最大共产党国家的领导人，居然在研究如何铲除社会主义制度?这不能不说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千古奇观！不过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历史上从没有两个皇帝坐在一起来研究如何铲除皇权?没有两个资本主义总统坐在一起研究如何铲除资本主义制度，而只有两个最大共产党的领袖会坐在一起研究如何铲除社会主义?

结论：改开就是一场“和平演变”

否毛非毛是从改开开始的，国企私有化是从砸三铁，砸人民饭碗开始的，台毒，疆毒，藏毒，港毒是权贵资本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腐朽资本主义，买办资本主义和反动资本主义结出的“硕果”。无论是在“邓大人”“小矮人”的胡赵废物时代，还是在“戏精”，“影帝”猪瘟时代，给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灾难，“夹着尾巴跑了的帝国主义，又夹着皮包回来了”，官僚资本家，买办资本家和汉奸卖国贼们都富裕起来了，而95%以上的“主人公”们却遭大难了。

计划生育，断子绝孙，少生6个亿；国企私有化，砸三铁让当家做主人的主人公们向资本家讨饭吃；运10大飞机项目，红旗牌汽车项目，无人机项目，核工业项目等高科技项目统统下马；甩包袱，私有化，双轨制，特供，官倒，部队经商，国企下岗，“造原子弹的不如造茶叶蛋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须刀的”，“读书无用论”，“毕业即失业”，住房，医疗，教育“三座大山”透支了几代人的生计。

吹牛逼啊，吹牛逼啊，从《春天的故事》，吹到“世界第二”；从“猫论”，“摸论”吹到“改开总设计师”；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到“韬光养晦”，“跟着美国走的都富了”，“中美夫妻论”，“中美关系核心论”，都是一些什么狗屁理论，又哪来的“设计”，如果硬是要说“设计”，那就是“设计”了中国人民，“设计”了中华民族，“设计”了一个又一个卖国理论；“设计”了一个又一个美帝国主义的“灯塔国”形象，“设计”了一个又一个“慈善又爱国爱民”的资本家人设。

只要没瞎眼，就一定看得出来资本主义必将灭亡，社会主义必将胜利！只要没瞎眼，就一定看得出来毛主席的伟大和文化大革命的必要！只要没瞎眼，就一定看得出来改开就是一场“和平演变”，就是乱臣贼子谋权篡位，叛党夺权，祸国殃民的中国“巨变”。

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是伟人，经不起历史检验的是“小人”。任何叛党夺权，祸国殃民，乱臣贼子，不管在当时如何得逞，媒体如何粉饰，最终只能落得个遗臭万年的结局；无论他们把子女，家族财富转移到哪里，最终都得加倍吐出来，遭到最彻底的清算！！！

邓小平与戈尔巴乔夫两个半小时的超长会见

2008年06月22日 11:22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关键词：戈尔巴乔夫，邓小平，中苏关系

封面|邓小平会见戈尔巴乔夫

1989年5月15日至18日，苏共中央总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戈尔巴乔夫对我国进行了正式访问。邓小平同志与他举行的会见，宣告了中苏关系正常化的最终实现，是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事件之一。

外长互访为高级会见做准备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苏联解体，中苏关系这段历程相对比较短，只有42年零86天。其中，有过不长的美好年代，但更多的是不堪回首的岁月。1988年秋天，随着牵制中苏关系正常化的“三大障碍”逐步得到消除，特别是柬埔寨问题的解决开始有了眉目，作为这一“正常化”标志的中苏高级会见自然就被双方摆到了议事日程上来。

中苏双方商定，两国外长于1988年12月初、1989年2月初先行互访，为中苏高级会见做准备。

中苏两国外长已经有30多年没有来往了。在20世纪80年代，他们只是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曾见过几次面。因此，钱其琛外长把这次出访苏联看得很重，称之为“破冰之旅”。对于姗姗来迟竟达几十年之久的这次中苏外长互访，两国高层自然寄以厚望。

1988年12月1日，钱其琛外长到达莫斯科，开始对苏联进行为期三天的正式访问。这是30多年来中国外交部长首次踏上苏联的领土。中苏两国外长着重就早日彻底解决柬埔寨问题交换意见，并达成了一些共识。

2日，戈尔巴乔夫在克里姆林宫会见了钱其琛外长。这是他作为苏共中央总书记，继1985年春、冬两次在莫斯科会见李鹏副总理以后，第三次会见重要的中国官方人士。此时的戈尔巴乔夫才不过五十七八岁，但入主克里姆林宫已快四年。当时，他正在大力推行旨在使苏联摆脱“停滞”困局的“新思维”。中苏关系正常化即将实现；苏美关系没有太大的波折；东欧“改制”的苗头虽已显露，但戈尔巴乔夫自信仍可维系“华约”集团于不散。他见到钱外长时，在轻松的气氛中，滔滔不绝地讲，国内改革、苏中关系、国际大势，都谈到了，给人一种“春风得意”的感觉。

在交谈中，戈尔巴乔夫主动说:对于苏中之间过去发生的一些事情，苏方“也有过错”。这是在长达1小时40分钟的会见中，戈尔巴乔夫所说的最有分量的一句话。听得出来，此话不是随便说说的，而是经过深思熟虑、有备而讲的。苏联最高领导人正式向我方承认有过错，这在中苏关系史上是比较少见的。

谈及中苏高级会见时，戈尔巴乔夫还主动表示，出于种种考虑，他准备前往北京。鉴于在这次会见前，双方已就越南从柬埔寨撤军时间表这一关键问题取得了一致意见，钱外长便顺势转达了中国领导人欢迎戈于1989年访华的邀请。参照他的表述，苏方与我方还达成了以下共识:中苏高级会见是指邓小平同志与戈尔巴乔夫的会见。

就这样，戈尔巴乔夫1989年正式访华，与邓小平举行高级会见一事便正式定了下来。

1989年2月，邓小平在上海会见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图为会见结束时他应客人请求在俄文版的《邓小平文选》上签名。

1989年2月2日至4日，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对中国进行了回访。这是新中国成立40年以来，到我国进行正式访问的第一位苏联外交部长。他是苏联最高层第三四号人物。

中苏两国外长就早日彻底解决柬埔寨问题继续交换意见，又达成了一些新的共识。

由于小平同志4日将在上海会见谢瓦尔德纳泽，中苏两国外长便于3日一起飞抵沪。在会见中，老人家说出了已成为“世纪经典”的八个大字:“结束过去，开辟未来”。他还扼要点明了:与戈尔巴乔夫见面时，大体上讲些什么，怎么讲。后来，小平同志与戈尔巴乔夫会见时所发表的那篇运筹帷幄达三年多、成竹在胸的“5·16谈话”，便是他与苏联外长这次谈话的深化与扩展。

谢瓦尔德纳泽在交谈中说，戈尔巴乔夫建议5月15日至18日访华，两国外长已经谈了这个问题。他显然是想打个马虎眼，让小平同志先确认戈访华的日期，使之成为既成事实，然后避开苏方依然感到有点棘手的柬埔寨问题。小平同志当即识破了苏联外长的这个小计谋，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两位外长的谈话还未结束，希望你们继续工作。老人家还幽默了一句：访问日期由两位来定，“我听你们指挥”。

2月6日，双方发表了关于柬埔寨问题的声明，同时宣布戈尔巴乔夫将于1989年5月15日至18日正式访问中国。

有位智者曾精辟地指出，中苏外长互访标志着两国关系实现了“半正常化”。

将近20年过后回想起来，在这一去一来的两国外长互访中，我方与苏方就柬埔寨问题谈得很艰苦。在这里，我想举两个例子来加以说明。

钱外长访苏期间，在戈尔巴乔夫将要会见他的头一天晚上，双方就柬埔寨问题长时间进行磋商，但总是谈不拢，卡在一个关键问题上。第二天清晨4点来钟，钱外长因国外的环境特殊，“无法运筹于帷幄”，只好顶着莫斯科严冬零下20多摄氏度刺骨的寒风，同两位主要顾问，在那堆满着雪的宾馆院子里“遛弯”，“决策于穹庐”。此时，其他随行人员还在梦乡。我跟随钱其琛同志在莫斯科谈判多年，记得很清楚，以“遛弯”这种独特方式进行内部沟通，乃“家常便饭”。

在苏联外长访华之初，双方本来就已商定，关于柬埔寨问题的声明和戈尔巴乔夫访华的日期同时发表和宣布。但是，商定戈访华日期后，苏联外长却突然变卦，不愿发表关于柬埔寨问题的声明。为此，钱外长与他在北京谈，在上海也谈，在从沪返京的包机上亦谈，在首都机场贵宾室还在谈，坚决要求苏方信守诺言。

钱外长后来忆及这次外长互访时曾说过，那三四天在莫斯科和北京，“几乎夜夜无眠”。

两个具有政治含义的礼仪安排

在中苏高级会见的准备工作中，我印象比较深刻的还有两个具有政治含义的礼仪安排:

其一，对苏联人仍以“同志”相称

在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之前，中共与苏共无论在口头上，还是在书面上，均以“同志”相称。在新中国成立后很短一段时间内，中苏双方在书面上曾互称“先生”。 毛泽东主席1949年底至1950年初第一次访问苏联时，苏方在公开报道中就称他为“先生”。听说，国内有些人当时对苏方这一做法感到不可理解。对此，我求教过长期主管对苏工作的余湛副外长。他解释说:这只是一种策略考虑，以免西方怀疑我国是苏联的“附庸”。为此，双方事先有专门约定。1950年2月，《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之后，这个问题就不存在了，双方在书面上就改以“同志”相称。

在赫鲁晓夫执政时期，双方以“同志”相称。赫1964年下台后，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对苏联人是否仍以“同志”相称，便成了一个比较敏感的政治问题，但我们也没有称其为 “先生”。1969年春夏在两国边境地区发生严重的流血冲突后，当年9月11日，周恩来总理在首都机场会见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时，第一句话就是:“你好吗，柯西金同志？”戈尔巴乔夫1985年入主克里姆林宫之后，双方都希望使中苏关系由冷转暖，而且，两国实际上依然承认彼此的社会主义性质。于是，对苏联人是否称“同志”，问题就不像过去那样敏感了。在小平同志请人给戈尔巴乔夫所带的口信中，对他就以“同志”相称。

尽管这样，鉴于中苏关系长期严重恶化，在戈尔巴乔夫来访及此前的两国外长互访时，对苏联人究竟以何种敬语相称，还是作为一个问题提了出来。有些人认为，对苏联人可以称“同志”，因为苏联仍然是个“社会主义国家”，在那里执政的依然是共产党。但有些人则指出，中苏对立、对抗了20多年，甚至还兵戎相见过，党际关系早已中断，彼此间毫无“同志” 情感可言。

对苏联人究竟如何称呼，最后是这样定的:在访问日程表、宴会请帖上，称戈尔巴乔夫及其他苏联人为“同志”；在会见、会谈中，不妨也称一两次“同志”，但不可过于频繁；在新闻报道中，对苏联人一般以职务相称。

写到这里还应提一下，小平同志1989年5月16日会见戈尔巴乔夫时，在讲完“结束过去”后说:“目的是让苏联同志们（着重号为笔者所加）理解我们是怎么认识‘过去’的”。

1991年8月25日，戈尔巴乔夫宣布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职务。他便成了我们称为“同志”的最后一位苏联最高领导人。

其二，与苏联人见面时“不拥抱”

谈及与戈尔巴乔夫访华有关的问题时，小平同志曾特别交代:与苏联人见面时，只握手，不拥抱。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礼仪问题，它具有明显的政治色彩。

小平同志是我党对外关系的决策人之一，与苏共及其他共产党的领导人多次举行过谈判。他对国际共运的历史十分了解。见苏联人时“不拥抱”，这是老人家针对20世纪下半叶那段曲折的国际共运史和中苏关系史有感而发。“不拥抱”这三个字形象地勾勒出中苏关系未来的定位:睦邻友好合作，而不是20世纪50年代的那种结盟“抱团”。

后来我听一位苏联朋友说，中方礼宾人员曾把这一提醒特意透露给苏联驻华大使馆，特罗扬诺夫斯基大使又立即将其报告了戈尔巴乔夫本人。1989年5月16日10时，戈尔巴乔夫见到邓小平同志时，确实没有忘记这一“提醒”，只与这位中国最高领导人握手。不过两人握手的时间相当长，有位朋友看电视直播时掐着手表算了算，整整35秒钟。

口译工作的特殊安排

对于小平同志与苏方客人会见时的口译工作，外交部领导做了周密安排。记得1989年元旦一过，钱其琛外长就对我说，谢瓦尔德纳泽外长来访时，小平同志要见他，可考虑安排一位精通俄语、经验丰富的老同志当翻译，同时也让一位年轻有为的翻译在场“见习、见习”。过后不久，他指定了这两位高翻的人选。

大约在3月下旬，钱外长又特地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交代了一项不太寻常的任务。他说:小平同志2月初与谢瓦尔德纳泽外长交谈时，听苏方译员百订林讲的汉语感到比较费劲。老人家很快就要会见戈尔巴乔夫了，要想个办法，让他所说的每句话都能够清清楚楚地传译给小平同志，以便老人家听起来不再感到费劲。我听后提出了两种方案:

一种方案是:小平同志说的话由苏方译员翻，戈尔巴乔夫说的话则由我方译员翻。这种口译方法在20世纪50年代比较常见，但后来很少用了。况且，我担心苏方译员译小平同志的话时，翻得不够全面和准确。

另一种方案是:中苏两位最高领导人所说的话，由我方译员一个人翻译。但苏方未必会接受这种办法，因为在国际上有条不成文的“规定”，大国领导人相互交谈时，如遇语言不通，则“各翻各的”（由本国的译员翻译本国领导人所说的话）。在近20年中苏会见、会谈的口译实践中，都是这样做的，无一例外。

钱外长赞成后一种方案。他说，要努力与苏方人员沟通好，讲清楚这是“一次性的特殊安排”。我与苏方人员几经沟通后，对方终于对这种“一次性”安排的“特殊性”表示理解和尊重。于是，钱外长便指定外交部俄语界的后起之秀宫建伟作为邓戈会见的唯一翻译。

写到这里，顺便说一个小插曲:5月16日10时一过，小平同志与戈尔巴乔夫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入座前的两三分钟，我与苏方主翻百订林作为双方的主要记录人，在两位领导人所坐的沙发后面的椅子上坐了下来。百订林故作“怒”状，操着一口并不太生硬的“京腔”，用手轻轻捂着嘴冲着我说:“我早就猜到，肯定是你这小子给我使的坏，剥夺了我今天在头儿面前显摆（指给戈尔巴乔夫当翻译）的机会！”我跟“老百”很熟，即使在中苏关系最为艰难的日子里，我们两人也保持着一种不错的个人关系。于是，我立即挑了几个挺“油”的俄文词，给他回敬了过去，汉语的意思是:“您也忒会‘抬举’人啦！您的忠实仆人（俄语的自谦词，常用于熟人间开玩笑）哪儿来的这份能耐！？”

历史性的握手

邓小平同志与戈尔巴乔夫的会见定于5月16日10时整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开始举行。

8时20分，我与两名高翻宫建伟和张喜云，因为怕堵车，早早就离开了钓鱼台国宾馆前往人民大会堂。当时因为情况特殊，我有一次乘车在这不到8公里的路段上，走了足足一个半小时。可是，怎么也没想到，才过了一刻钟，我们一行就来到了人民大会堂东大厅。5月16日是个特殊的日子，我们今天走得这么顺，也许是“天助”吧！

9时10分至20分，李先念、姚依林、吴学谦、阎明复等领导同志和钱其琛外长陆续来到了东大厅。他们握手寒暄后，都默默地坐下，等候即将举行的历史性会见的主角——邓小平同志的到来。

往事并不一定都如烟，重要的历史“镜头”会永久留在人们的脑海里。中苏间整整40年的风风雨雨、恩恩怨怨，此刻，一幕幕似乎在我眼前“回放”:

——从十年友好，到十年对立，再到十年对抗，直至兵戎相见，双方的伤亡都很惨重。由于“冷战”转入“热战”，盟国成了敌国，“本是同根生”，却“相煎”一二十年，双边关系几乎陷入“山穷水尽”的绝境。

——20世纪70年代末，小平同志复出后，着手实行强国富民、缓和世界局势、与各国友好合作的务实政策。调整对苏关系这一影响战略全局的大事，自然也就进入到他的视野中。差不多与此同时，苏联与美国争霸已经力不从心，逐步从对外扩张的顶峰往下跌，从而被迫实行战略调整，也开始思考如何缓和对华关系。这两大因素客观上使得双方“相向而行”，中苏关系“绝处逢生”因而也就露出了一些曙光。

——勃列日涅夫传来“绝唱”（去世前发出改善中苏关系的信号），小平同志通过多种渠道作出回应，并采取高屋建瓴、坚持原则、稳健灵活、锲而不舍的对策。

——在小平同志的不懈推动下，经过长达六年异常艰难的中苏政治磋商，苏联最高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在苏联威胁中国安全这一关键问题上的态度，终于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下决心卸掉支持越南侵略柬埔寨这个历史大包袱，从而消除了牵制中苏关系正常化的最大障碍。

经过异常艰辛的十年对话，“山重水复”已达一二十年之久的中苏关系，终于迎来了“柳暗花明”……

9时35分，小平同志在女儿萧榕同志的陪同下来到了东大厅。李先念等领导同志纷纷上前与老人家握手问候。小平同志频频举手、点头向在场的人员致意。他老人家都快85岁了，可精神还是那么矍铄。小平同志十分安详。曾听人讲过，每次在大战前夕，胸中自有雄师百万的邓政委，总是那样“心静如止水”。还听人说过，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当被迫害致重残的爱子来到江西小平同志的身边时，老人心里虽滴着血，可神态却显得异常沉静。

小平同志安详地坐着，话不多，但有一句我一直记得。老人家告诉大家:请人给戈尔巴乔夫带口信以来，在这三年多时间里，“就想着今天怎么样跟他谈”。遵钱外长之嘱，我除了要记录小平同志会见戈尔巴乔夫时的谈话外，还要记下老人家在会见前的内部谈话内容。我这是第一次“零距离”站在这位伟人的身旁，感到无比兴奋与自豪。望着他那安详的面容，我心里想，老人家也许在这最后一刻，还在思考着过一会儿“怎么样跟他谈”。

9时45分，贵宾车队离开国宾馆18号楼。礼宾司司长江康根据通过步话机传来的信息，不断地向站在会见大厅正门内侧的小平同志，报告着贵宾车队来人民大会堂的“行踪”。我站在小平同志的身边，只听得老人家频频地说:“噢，出钓鱼台啦，好！”“噢，过西单啦，好！”萧榕同志和小平同志的助手先后对老人家说:与戈尔巴乔夫握手的时间最好长一些，好让记者们拍电视、照相。

9时55分，车队过了六部口。我们在东大厅的人员被告知:从此刻起，中央电视台开始向全世界直播邓戈会见的实况，要大家注意举止仪容。听一位“老礼宾”说，这种电视直播在我国外交史上尚属首次。

10时差一两分钟，小平同志破例到东大厅正门外迎客。此时，已在那里等候多时的中外记者，黑压压地一大片站在又宽又高的大梯子上，有些人的脑门儿几乎顶到离地面十几米的天花板。

10时整，戈尔巴乔夫来到小平同志跟前，中苏两位最高领导人的手握在了一起。一二百盏镁光灯顿时闪成一大片“银色火海”。

结束过去 开辟未来

10时过了三四分钟，宾主入座。小平同志一开始就表示，中国人民真诚地希望中苏关系能够得到改善。他建议利用这个机会宣布两国关系从此实现正常化。接着，小平同志开门见山地指出:“我们这次会见的目的是八个字:结束过去，开辟未来”。他说:现在结束过去，过去的事情完全不讲恐怕也不好，“总得有个交代”。对于中方的看法，“不要求回答，也不要辩论”，“可以各讲各的。”

小平同志扼要地回顾了列强侵华的历史之后，花了四五十分钟时间，着重谈中俄、中苏关系，回顾了近一二百年来两国关系的演变。

小平同志指出:沙俄“侵占”了150多万平方公里中国领土，从中国“得利最大”，“以后延续到苏联”。“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

小平同志谈及20世纪60年代的中苏论战时，说自己是“当事人”之一，“扮演了不是无足轻重的角色”。他指出，经过20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现在我们也不认为自己当时说的都是对的”。对于这场大论战的是非，我国从未作出过正式表态。在会见中，小平同志代表我们国家首次作出了这样的评价，我当时听到后顿时为之一震，亲身感受到老人家的实事求是和光明磊落。

小平同志指出:从60年代中期起，中苏关系恶化了。苏联在中苏边界陈兵百万。对中国的威胁从何而来？中国“很自然地”“得出了结论”。

小平同志强调：历史账讲了，这些问题就“一风吹”，“把重点放在未来”。

中苏关系正常化包括两国、两党关系的正常化。两国当时依然承认彼此的社会主义性质。在会见中，小平同志花了将近20分钟时间专门谈发展马克思主义和建设社会主义两大问题。他指出:马克思去世以后100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他还说：各国必须“根据自己的条件”建设社会主义；“固定的模式是没有的，也不可能有”；“墨守成规的观点只能导致落后，甚至失败。”在苏联正面临着复杂局面的紧要当口，小平同志特意与戈尔巴乔夫谈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我领会，这是有很深用意的。这表明老人家热切期盼苏联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能不断发展，“十月革命”这面旗帜能在十月革命故乡的上空继续飘扬下去。

两个半小时的“超长”会见

12时整，会见已进行了整整两个小时。小平同志此时谈兴还正浓。过了大约四五分钟，萧榕同志递上了一张纸条。我坐在老人家后面的椅子上，纸条上写的五六个字看得一清二楚。女儿这是在提醒父亲:会见的时间已过。但小平同志连看也没有看一眼，就把条子推到了茶几的一边，继续兴奋地谈着。可以感觉得出来，萧榕等同志在那里干着急，紧接着还有四场大活动呢，而且还是一环紧扣着一环:下午1时小平同志午宴，2时、5时戈尔巴乔夫分别与中国总理、中共中央总书记会谈，7时总书记晚宴。

12时20分，萧榕同志又递上了一张纸条，提出午宴时再边吃边谈。老人家还是没有理会，继续在谈着。只是大约过了10分钟之后，小平同志才拿起一张条子看了看，略带歉意地说:“哦，时间过了，人家在催我呢！好吧，现在就吃饭去，好在等一下子还可以边吃边谈。”

12时30分，中苏高级会见结束，历时2小时又30分钟，比原定的“超长”会见时间还超出了半个小时。

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三大上辞去了党中央和中顾委的领导职务，这次是以“中央军委主席”和“国家军委主席”的身份会见戈尔巴乔夫的。1989年9月4日，与戈尔巴乔夫会见后不久，小平同志就致信中共中央政治局，“恳切希望中央批准”他辞去“现任职务”。老人家保留了上述两个职务到与戈尔巴乔夫会见，这表明他对与这位苏联最高领导人举行会见，共同宣布中苏关系实现正常化的热切期盼与高度重视。

下午将近1时，小平同志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设宴款待戈尔巴乔夫。双方参加宴请的官员很少，气氛十分庄重。这次午宴与此前的会见一样，显得特别不同寻常。中苏两位最高领导人继续就共同感兴趣的问题进行交谈。

邓戈会见后不久，萧榕同志有一次宴请苏联客人时让我去作陪。她将我介绍给苏方客人时说，她与我都是邓戈会见的“见证人”。席间，萧榕同志回忆起邓戈会见的情景时对我说，她父亲为了这次会见准备了好几年时间，那天见到戈尔巴乔夫特别高兴。中苏关系最终实现了正常化，老人家感到十分欣慰，与他谈了两个多小时还不愿打住，随后，午宴时也在谈，一直兴致勃勃的。

三年准备的一篇大“文章”

钱外长预见到小平同志与戈尔巴乔夫的谈话将是我党一篇“重要的历史文献”，事先便专门交代我和两位俄语高翻，要聚精会神地把老人家的谈话“全部”、“如实”地记录下来。

我把小平同志的谈话逐字逐句地记了下来，连个语气词都不落下。会见后，我立即又逐字逐句地将其还原成会谈记录。记录整理出来后回过头一读，感到这是一篇绝妙的文章。它立意高远，大气磅礴，论证充分，结论中肯，逻辑性强。每个字、每句话，宛如照片上扫描出来的每一点、每条线，都早已“照相制版”，“刻印”在老人家脑海里（借用季羡林赞姜椿芳语）。谈话中所提到的大量中外史实，时间、地点、人物、国别、事情经过，样样都极为准确。这篇“文章”不是写出来的，也不是照稿读出来的，而是“即兴”讲出来的，小平同志当时手头连一张小纸片都没有。

事后的这十八九年来，每每忆及此次谈话，自己对这位伟人的崇拜之情便油然而生:这篇滴水不漏的大“文章”，小平同志似乎是一字一句地“背” 出来的，那时老人家已经是八十有五的高龄！我想，这不仅是由于小平同志的记忆力惊人，而且是因为他为了这次会见，足足准备了三年多时间。正如老人家所说的，这三年多以来，“就想着今天怎么样跟他谈”。为了一次谈话，花上了上千天时间进行那么认真、充分的准备，这在古今中外恐怕是不多见的。

拜见长辈 毕恭毕敬

在此次中苏高级会见中，据我观察，戈尔巴乔夫对小平同志是很尊敬的。

5月15日中午12时，戈尔巴乔夫飞抵北京。这是继赫鲁晓夫1959年9月30日到北京参加中国国庆十周年活动后，苏联最高领导人30年来首次踏上中国的领土。他在首都机场发表了一篇颇有亲和力的谈话。他说:苏中两国有个一模一样的民谚:“百闻不如一见”。对于中国的改革，真可谓已经是“百闻”了。今天，我与拉伊萨·马克西莫芙娜（戈尔巴乔夫夫人）正是为这个“一见”而来的。我将同中国的领导人谈谈，与老百姓聊聊，尽可能多看看。

16日上午10时刚过，戈尔巴乔夫在小平同志的陪同下步入人民大会堂东大厅时，表情显得有点紧张。他一边落座，一边打开随身带的手提箱。一支笔突然从箱内掉落在地，发出小小的响声，我坐在他的后面却听得一清二楚。戈尔巴乔夫当场对这个小“闪失”显得有些尴尬，连忙弯下腰去捡起那支笔，定了定神后庄重地说:“我们政治局全体都赞同您那句著名的话”（即“结束过去，开辟未来”）。

坐在这位曾震撼过世界的“传奇人物”身旁，戈尔巴乔夫的崇敬之情显而易见。他一直聚精会神地听老人家在讲，不时边听、边记、边点头，连连说:“对”，“是的”，“同意”，“完全赞同”。他偶尔也插插话，比如，当小平同志忆及三年前请人给他带口信时，他“幽默”了这么一句:“三大障碍”——三年时间，正好一年解决一个。当小平同志谈及对中俄、中苏关系一些问题的看法时，戈尔巴乔夫或者声称，苏方对此有不同意见，但今天不准备争论；或者表示，这些年没有白过，弄清楚了不少问题。看着坐在前面只有半米远的戈尔巴乔夫，我脑子里突然闪出了这么一句:在一位85岁高龄的长者跟前，一个58岁的“后生”毕恭毕敬！

面对俄中关系三四百年的风风雨雨和苏中关系三四十年的恩恩怨怨，戈尔巴乔夫讲了三层意思，对小平同志有关中俄、中苏关系的谈话做出了回应:一、对俄中、苏中关系中某些问题的成因，苏方有自己的看法；二、对两国间在不太久远的过去所产生的某些问题，苏方“也感到有一定过错和责任”；三、同意过去的问题就讲到此为止。

应该说，戈尔巴乔夫这番话说得还是比较得体的。谈到中俄、中苏关系的历史时，小平同志虽然从负面角度点了“沙俄”、“苏联”的名，有些话说得还相当重，但戈尔巴乔夫没有进行争论。如前所述，他于1988年底曾向往访的钱其琛外长承担了苏方对苏中关系恶化的责任。但是，他这次当着小平同志的面说出了苏方“也感到有一定过错和责任”，我觉得，这显示出对改善两国关系的某种真诚愿望。

对于中国当时在政治生活中遇到的一些困难，戈尔巴乔夫在公开场合采取了一种高姿态。他曾对记者说，对于中国内部的事情，他“不能充当裁判”。还说，中国有关各方正在进行对话，希望他们能够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大约两年过后，一位曾经跟随戈尔巴乔夫到中国访问的苏联朋友在莫斯科对我说:戈尔巴乔夫到北京是去“朝见”邓小平的。他在内部曾说过，邓小平传奇的一生充满着智慧，在邓小平面前，无论从哪方面看，他都是个“小字辈”。

向李鹏总理汇报邓戈会见情况

邓戈会见一结束，我遵钱外长之嘱，去钓鱼台国宾馆向下午2时就要与戈尔巴乔夫举行会谈的李鹏总理汇报。李鹏总理一见面就告诉我，他已经知道，小平同志今天兴致很高，同戈尔巴乔夫谈了很长时间。他还说，老人家为了这次谈话，准备了好几年时间。

李鹏总理让我先扼要汇报小平同志与戈尔巴乔夫谈话的主要内容，之后再“细细地”讲小平同志是怎么说的，戈尔巴乔夫用俄语又是怎么讲的，还说:“最好采取对话的形式讲”。当我汇报到小平同志谈及俄、苏侵占中国领土，历史账讲完后一风吹，并对中苏大论战作出评价时，李鹏总理把小平同志所用的一些词、所说的一些话复述了几遍，有时还让我再重复一下。

当我汇报到戈尔巴乔夫说，对苏中关系过去的一些事情，苏方“也感到有一定过错和责任”时，李鹏总理用俄语重复了好几遍，并问我ВИНА（过错）这个词，俄语说得是否很重？我答道:“这个词与汉语的‘咎’字差不多，‘过’、‘错’两层轻重意思都有。我觉得，戈尔巴乔夫刚才对小平同志这样说，话讲得还是比较重的。”

戈尔巴乔夫作为一个历史人物，其功过是非自有后人去评说。不过，他的中国之行顺应时代的潮流和中苏两国人民的愿望，完成了一项重大的历史使命，这在中苏关系史上“应当被浓墨重彩地记上一笔”（钱其琛同志语）。但是，中苏关系正常化之所以能够得以实现，两国间新型关系之所以能够得以确立，主要应该归功于邓小平同志的英明决策和多年的不懈推动。这位伟人的这一历史功绩是值得大书特书的！

戈尔巴乔夫最敬佩邓小平：但我们那没有邓小平

法制晚报2013-12-14 13:49

中国第九任外交部长李肇星首部外事回忆录——《说不尽的外交》

对于我们这些外交官来说，最难弄懂也最该弄懂的一个事件就是苏联解体。一个超级大国竟在短短几年内土崩瓦解，不禁令人感慨万千。事情得从戈尔巴乔夫说起。

2004年6月初，我随胡锦涛主席访问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和乌兹别克斯坦。刚到波兰的第二天便得到消息，美国政府将于11日为不久前去世的前总统里根举行国葬。胡主席指示我作为他的特使代表中国政府出席葬礼。乘班机去已经来不及了，幸好波兰总统克瓦希涅夫斯基很热情，让我和波兰政府特使、前总统瓦文萨一起搭乘波方专机前往华盛顿。这架专机就是2010年5月10日失事的波兰总统卡钦斯基那架飞机。

我同秘书张昆生和瓦文萨一起乘坐图–154客机去参加里根的葬礼。到了华盛顿后才知道，参加里根葬礼的来宾还有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等。

华盛顿的活动结束后，我要赶回去继续参加胡主席的欧亚之行。那时，胡主席代表团已经离开波兰，我们也不好意思再搭乘波兰政府的专机，就坐了国际航班。

我把包放好，坐下来一抬头，发现戈尔巴乔夫也坐在里面。他显然也看到了我。1989年5月他作为苏共中央总书记访华会见邓小平同志时，我也在场。他好像对我还有点儿印象，通过翻译主动与我打招呼。

我当然很高兴与这位前苏联领导人聊天。开始几分钟，我们聊了一些轻松的话题。我心里想，当年的超级大国苏联那么快分崩离析，冷战就那么稀里糊涂地结束了，难得有机会与直接当事人见面。我很客气地对戈尔巴乔夫说：“我很荣幸与阁下见面，不想失去今天这个请教机会。多年来，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中国朋友一直特别想知道，为什么那么大的苏联，那么强的社会主义大国，在短短的几年内就解体了？主要原因是什么？”为了避免让对方尴尬，我特意补充了一句：“这个问题不太外交，您可以回答，也可以不回答。”

戈尔巴乔夫犹豫了片刻，面色凝重地说：“关于这个问题，我想告诉你的是，在各国领导人当中，我最敬佩的是邓小平先生。而我们那里没有个邓小平。”说完，戈尔巴乔夫再也没有往下说什么。他这句话有什么含义？只能让人们去猜测了。之后，我们又找到一些轻松话题聊了很久。

苏联的电视机是专门给苏联的敌人生产的

与戈尔巴乔夫的巧遇，把我带进了那段难忘的历史。

苏联曾经是一个令人向往的国度。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在短短一二十年时间里就成为欧洲第一、世界第二强国，在冷战时期成为两极世界的一极。后来苏联的变化却出人意料。苏联不但没有完成建设现代化国家的历史性任务，反而在同资本主义世界的竞争中掉队。在国内，国民经济的发展陷入停顿，各种社会矛盾日益突出，党和政府失去越来越多民众的支持和拥护。在国际上，苏联经常搞大国沙文主义，导致社会主义阵营分化，后来发动了侵略阿富汗的战争，在国际道义上陷入被动。

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出任苏共中央总书记，他打着“新思维”的旗号开始改革，试图彻底摒弃过去的政治体制，建立“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1988年底，我随钱其琛外长去苏联访问的时候，苏联的改革已经如火如荼，任何有趣的话题都不会比谈论改革来得更热烈。

有一次，我和我的苏联陪同驱车从100多公里以外的地方赶往莫斯科。这位苏联朋友50多岁，担任中层干部多年，读过不少书，英语讲得好，待人热情，言谈幽默，看问题尖锐。我们一路侃大山。这位苏联朋友总是把话题转到改革上。他说，苏联老百姓对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给中国老百姓带来的实际利益了解得并不充分，但传到这里的消息已经足以让人羡慕了。我说，我们改革10年步子的确迈得不小，但也遇到了一些困难。

他不让我说下去，拍拍我的手说：关键是你们手里已经拿到了实实在在的东西。苏联改革的决心也很大，而且越来越大。在大城市，在思想理论方面，改革的气氛很浓。问题是，普通工人和农民还没有得到什么明显的实惠，而实惠是最贴近人心的东西。

我记得，戈尔巴乔夫那次在会见钱其琛外长时，语气轻松、滔滔不绝地讲到国内改革、苏中关系、国际大势，谈了很长时间。戈尔巴乔夫自信地说：整个社会主义世界都在经历着一场大变革。苏联的改革正在加速。过去搞过几次改革，结果是半途而废，主要是旧的行政体制、老的思维方式使之无法进行下去。所以，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实行民主化，加强苏维埃的作用，改革管理机制。我们走在正确的道路上，要继续往前走。

在苏联改革之初，外交部一位领导听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说过这样的话：戈尔巴乔夫先搞政治体制改革，不知道这个冒失鬼最后结果会是什么样子。不改善老百姓的生活就触及上层建筑，搞得好不容易，搞不好很危险。果不其然，改革没几年，苏共的执政党地位就摇摇欲坠。国内积蓄已久的民族矛盾爆发，15个加盟共和国全部通过主权独立宣言。苏联经济陷入全面停滞，人民日常生活用品的供应出现了严重短缺。这些都是戈尔巴乔夫始料未及的。

苏联解体前，我去过苏联两次。那个时候，凡是到过苏联的人，回国时大多会带两种礼物，一种是呢子大衣，十多美元一件，不少人一次就买好几件。另一种是俄罗斯套娃。不是不想买别的，而是没有别的好东西可买。这种娃娃，我们中国人称为“套娃”，就是娃娃套娃娃，俄语称为“玛特廖什卡”。在俄罗斯乡村里，“玛特廖娜”是最常见的姑娘名字，“玛特廖什卡”是“玛特廖娜”的昵称，而这两个名字又源于拉丁文的“母亲”。它与套娃的特征颇为贴近，都寓意着旺盛的生命力、健康壮实的身体和人丁兴旺的后代。传统的套娃造型大多是一个圆脸农村姑娘（也有人说是俄罗斯大婶）形象，红扑扑的双颊，大大的眼睛，红红的小嘴，略带微笑，身穿绣花衬衣和长马甲，系着围裙，有浓郁的俄罗斯民族色彩。木头娃娃的腰部可以打开，里面套着一个稍小的娃娃，再打开，又套一个，一般为连续套5至8个的，还有的能连续套十几个，其中最里面的那个娃娃，甚至小到像黄豆般大小，可是依然须眉毕现、栩栩如生。

苏联高科技发达，能把人送上太空，但苏联的发展又是畸形的，轻工产品匮乏，远远不能满足民众的消费需求。俄罗斯人很有幽默感，颇能苦中作乐。一个中国学者讲了个故事，说有一次他在莫斯科时路过一家电视机商店，看到里面都是俄罗斯生产的笨重的黑白电视机。他好奇地进去望望，陪同他的苏联朋友拉了他一下，说：“你可千万别买这家伙，它说不定会爆炸。我们这儿流行的说法是，苏联的电视机是专门给苏联的敌人生产的。”

那个时候，中国驻苏使馆工作人员经常提醒赴苏出差或工作的朋友，从北京来的时候最好多带些日用品。从事中俄民间边贸的人还有清晰的记忆：那时苏联的小朋友几乎没有什么零食吃，会攒很多其他的东西跟我们换泡泡糖。当时，苏联老百姓期盼改革最好能先让他们的餐桌发生实质性变化。

就是这个实力上曾经和美国平起平坐的超级大国——社会主义苏联，在戈尔巴乔夫执政仅仅5年后，就从地球上消失了，真是“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对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国际上至今仍然众说纷纭。是非曲直，只能由历史去作结论。可以肯定的是，我们中国人有理由庆幸有小平同志这样伟大的领导人。难怪戈尔巴乔夫在20年后说他最敬佩邓小平先生。

改革背离了“完善社会主义”的宗旨和轨道

我曾利用各种机会向30多位外国领导人请教他们对苏联解体原因的看法，得到的回答涉及上层腐败、信仰异化、言行不一、法制不健全、经济体制僵化、贫富悬殊、民族政策不好、与美争霸失败等等。一位多次访问过苏联的美国前国务卿说，苏联比美国经济落后，但苏共领导人拥有的豪华轿车和别墅比美国总统多。2009年我参加全国人大与俄罗斯国家杜马的交流活动时，一位前苏共党员心情沉重地告诉我：苏共在有35万名党员的时候夺得政权，在有550万名党员时打败希特勒，在有近2000万党员时失去政权……

俄罗斯有人说，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是戈尔巴乔夫在1985至1990年间实施的政治经济改革缺乏深思熟虑；苏共的危机促成了苏联的崩溃；民族矛盾激化也加快了苏联的解体。政治斗争、民族矛盾和社会问题相互交织，相互影响，使得苏联解体不可避免。

戈尔巴乔夫1991年5月对到访的江泽民总书记说：苏联在坚持社会主义的前提下，对所有制、政治和民族等政策进行了全面改革。俗话说，不要惊动睡觉的人。而他们恰恰把睡觉的人都惊动了，把魔鬼从瓶子里放出来了。这说明，戈尔巴乔夫当时可能已经意识到自己推行的改革出了问题，但他已无力回天。

一位中国专家说，戈尔巴乔夫上台以后，看到苏联社会问题成堆，便对社会各方面进行改革，这个思路是对的。但改革逐渐背离了原来“完善社会主义”的宗旨和轨道，最后葬送了社会主义。

还有人说，从俄国历史看，每70至80年要衰败一次，只有改革才能重新振兴。1999年12月31日，叶利钦总统在辞职演说中称：“我已完成了一生中应做的最重要的事情，俄罗斯永远不会回到过去。”叶利钦的接班人普京总统曾说，苏联解体是20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灾难性悲剧，谁不为苏联的解体感到惋惜，谁就没有良心；谁要想着再重新回到苏联，那是没有头脑。

苏联解体，毁灭的是一种特定的“社会主义”模式，而不是社会主义理念。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再次表明，马克思主义没有过时。

2011年12月25日，《人民日报》就苏联解体20周年发表评论说，苏联解体是20世纪最具震撼力的事件之一。印有五角星和镰刀锤头的红旗在克里姆林宫上空悄然滑落，割断了一个大国苦难与辉煌交织的历史。

作为一个外交官，我认为苏联最不该做的傻事就是在国际上搞大国沙文主义、霸权主义，把中国、南斯拉夫等国家推向自己的对立面，还入侵阿富汗，自己最终付出了沉重代价。它至少应该知道中国人民又善良又勇敢。自称信仰马列的苏联当权者也至少应知道马克思年轻时就赞扬过不怕穷、不怕死的阿富汗人民曾击败一个“日不落”帝国的入侵……

俄罗斯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产生过托尔斯泰、高尔基等伟人。俄罗斯有一句名言：“别哭了，莫斯科不相信眼泪。现在不该哭，而该行动。”这也是前苏联电影《莫斯科不相信眼泪》中的一句经典台词，不断激励俄罗斯人民拼搏奋进。

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政府开始引入西方的改革方案，实施“休克疗法”，推行私有化，经济几乎崩溃。1998年，俄罗斯又经历了一次比较大的金融危机。经过几年的困难与转型，在俄罗斯人民和几届政府努力下，到新世纪初俄罗斯经济终见曙光。普京总统上台后，纠正了90年代机械搬用西方经验的错误做法，积极探索符合俄罗斯国情的改革与发展道路。

这两年，我去俄罗斯时发现，莫斯科越来越漂亮，傻大黑粗的商品和苏联时代的老汽车几近绝迹。俄罗斯套娃也不断有新的变化。套娃人物造型已超出传统村姑的范围，演艺明星、球星甚至领袖人物，都成了套娃的形象。这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俄罗斯社会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变迁。

这几年去过俄罗斯的同事回来都说，古老的俄罗斯变化快，真是一年一个样。这体现在社会的方方面面。从戈尔巴乔夫时代到叶利钦、普京、梅德韦杰夫时代，再到第二个普京时代，俄罗斯经历了一个衰落、恢复、重振、复兴的过程，走过一些弯路，但注意吸取教训，经济已经进入相对稳定的发展期，国力明显恢复。近年来，俄罗斯在依托传统能源资源和军工产业的同时，更加重视创新，道路越走越宽。

俄罗斯幅员辽阔，资源丰富。世界上只有在一个国家能够找到门捷列夫化学元素周期表里几乎所有的元素，那就是俄罗斯。它潜力巨大。冷战结束20多年后，俄罗斯又走上振兴之路，好像应验了中国人的一句老话：“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我对中俄友好的前景充满信心。

《说不尽的外交》是中国第九任外交部长李肇星的首部外事回忆录。作者全面回顾了自己近半个世纪的外交生涯，记录了与各国政要的私人交往、应对各种外交问题的丰富经验，并首次披露美国炸馆事件、“9·11”恐怖袭击、中美汇率博弈等重大外交事件背后的内幕。李肇星还用质朴幽默的语言，首次公开自己的工作心得：如何在国与国之间做人情；饭桌上有哪些学问；发言人为何要避免说“无可奉告”，不知道答案、忘记答案或答错了该怎么办，如何巧妙地回答各种刁钻问题……

张宏良：戈尔巴乔夫与邓为什么能够一拍即合

作者：张宏良 发布时间：2020-04-17来源：民族复兴网

——对《1989年戈尔巴乔夫与邓对话》的点评

中苏两个最大共产党国家的领导人，居然在研究如何铲除社会主义制度?这不能不说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千古奇观！不过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历史上从没有两个皇帝坐在一起来研究如何铲除皇权?没有两个资本主义总统坐在一起研究如何铲除资本主义制度，而只有两个最大共产党的领袖会坐在一起研究如何铲除社会主义?

那些左派五毛党也就是左派内部那些红色精英，为了掩盖这个问题的真正原因，避免暴露他们同样是打着左翼旗号在摧毁左翼力量的反革命真面目，总是把这个问题归咎于戈与邓的个人品质。其实这并非是个人品质决定的，而是因为新生事物发展不成熟，最初必然要采用旧事物的发展形式，因而在早期必然会被旧事物所改变，不断形成反复的结果。

社会主义革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要消灭所有剥削关系，让老百姓当家作主的革命。但正是因为是第一次，找不到自己的革命形式，只能采取以往历史上那些剥削阶级革命的旧形式，选择一个精英集团来领导革命。虽然所选择的这个集团是红色精英，宣誓要为穷人打天下，让穷人坐天下，而不是为自己打天下。但是一旦坐了天下以后，就与历史上所有革命成功的精英集团一样，变成了剥削和压迫人民的统治阶级。

可是，由于这个红色精英集团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打着人民当家作主的旗号。所以人民大众自然就会要求他们兑现承诺，做人民的公仆，而不是做人民的主人。如此以来，这个红色精英集团就会和人民大众形成新的你死我活的阶级对立，从而使原有的社会主义体系，社会主义旗帜，社会主义口号，变成新的阶级统治的绊脚石。于是，如何铲除这个新的绊脚石，便成了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精英集团的阶级共识。戈尔巴乔夫与邓一拍即合的阶级基础就在于此。

只是邓所拥有的是东方智慧，远远超过戈尔巴乔夫的西方智慧。戈尔巴乔夫的西方直线思维方式，决定了他是通过公开消灭这个党和这个制度，来铲除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这个绊脚石的。而邓拥有的相反相成的东方思维方式，决定了他是利用这个党和这个制度的组织和信仰力量，来铲除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这个绊脚石的。显然这个方法比戈尔巴乔夫的方法更加有效。所以邓成了领导核心，而戈尔巴乔夫则成了历史弃儿。特别邓的方法一旦遭遇到那些有觉悟的共产党人和劳动人民的反抗，可以让那些高喊马克思主义口号的人，用无产阶级专政的力量去镇压掉这些反抗，从而能够达到以往剥削阶级从来没有达到过的一石双鸟的作用。

这就是邓远远高于戈尔巴乔夫的地方，这就是东方智慧远远高于西方智慧的地方。当年在如何解决社会主义的问题上是如此，今天在如何铲除左派的问题上同样如此。那些顶尖企业家也就是大资本家所代表的西化派，同样采取了戈尔巴乔夫直线式的西方思维方式，要求一举铲除中国左翼力量，斩草除根，不留后患。可是那些具有东方智慧的徒子徒孙，却采取了他们祖师爷“用假佛去真佛”的传统方法，穿上左派的袈裟，高诵毛主席的经文，通过把左派变成五毛党的办法，来彻底消灭左派对中国社会的积极影响。

谈到这里或许有人会问，最近几十年来，为什么总是右派具有东方智慧?左派的东方智慧在哪里?这恰恰是我们今天所要解释的问题。因为最近面对右派越来越占上风的局面，一些人总是指手画脚，挑鼻子挑眼，指责左派这也不对，那也不行，好像只有他们这些什么事都不干的人最高明。所以需要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问题。其实当今左派内部五毛党占上风，也就是那些邓派换装而来的红色精英占上风，仍然是当今左派不成熟的结果。马克思讲，任何人都只能在既定的条件下创造历史，而不可能摆脱既定的历史条件来创造历史。

幼苖只能给人带来希望，而不可能马上带来果实。这是幼苗的生长特点决定的，与栽培技术是否正确没有任何关系。幼苗要开花结果，总得需要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要付出代价，付出劳动，付出牺牲。过去资产阶级革命经常讲，自由之花是鲜血浇灌的;其实社会主义革命之花同样是鲜血浇灌的。不经过斗争，不经过付出，不经过牺牲，又怎么可能让那些左翼群众能够辨别出谁是复兴社会主义的真正毛派，谁是打着毛主席旗号在充当反动势力的走狗呢?

连毛主席那样慧眼如炬、洞若观火、明察秋毫的一代大佛，都能够被那些反动官僚所蒙骗，我们又怎么可能要求现在的左翼群众能够看出那些被大家口口声声尊称为“老师”的红色大佬，实际上是一些仇恨人民、随时准备屠杀人民的反革命刽子手呢?如果革命和反革命的“真假美猴王”这么容易辨别，那也就不可能出现戈尔巴乔夫这样的共产党总书记，不可能出现邓了。革命有革命的逻辑，革命有革命的因果。这是不能随便选择的。

大家一定要清楚，新生事物在成长阶段所付出的代价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只能尽快缩短这个时间，尽快成长起来，但是我们却不能抱怨，不能幻想跨越这个阶段。历史上旧事物打击新生事物的最厉害杀手锏，就是利用新兴事物自身的不成熟来改变新生事物。

2020-04-17

张宏良微信文章，微信号zhanghongliang100

张宏良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zhl010

关联阅读：

欧福钦随戈尔巴乔夫会晤邓小平

来源:瞭望东方周刊

1959年，欧福钦结束在中国的7年任期后回国。20世纪50年代是中苏关系最热络的时期，欧福钦发自中国的报道被《真理报》频频刊登。然而，进入60年代后，随着中苏两党、两国关系恶化，昔日热门的中国话题在苏联已不受关注。欧福钦改学日语，并随后去日本工作了7年。

进入80年代后，中苏关系逐渐解冻。戈尔巴乔夫于1989年5月访华。苏联代表团成员名单中，欧福钦的名字赫然在列。这一次，他的身份是负责参与起草相关文件的专家。

此次访问的重头戏当然是85岁的中共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与58岁的戈尔巴乔夫举行的高级会晤。邓小平为这次会晤确立了主题---“结束过去，开辟未来”。

欧福钦对记者回忆，他参加了戈尔巴乔夫与邓小平的会晤，但“我们没有被请出去，我只听到戈尔巴乔夫对邓小平说:‘我们应当用推土机把这个陈旧的共产主义政治体系推平，然后所有改革才能够进行下去，否则所有一切都将掉进沙堆里’”。

对此，邓小平回答道:“现在我们和您正行驶在一条乡间土路，也就是计划经济。它是坑坑洼洼的，但已经被车轧平了。而右边有一条高速公路，也就是市场经济。我们需要从现在这条路转向那条路。为了能够转过去，必须牢牢掌握方向盘，而您建议去掉方向控制!那么，您怎么将汽车从这条道路转向另外一条呢?”

欧福钦说:“我觉得，邓小平很睿智，因为在向市场经济过渡时，尤其需要国家调控。可惜的是，苏联70年间，我们没有保存全国人民辛苦创建的财富。”

读后感与编者按

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是伟人，经不起历史检验的是“小人”

这些判断，何其准确！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于5月4日至26日在北京召开。5月16日，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指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这个日子，何其神奇！23年后的同一日，即：1989年5月16日邓小平会见戈尔巴乔夫，两位领导人宣布，中苏两国关系实现了正常化。随着两国关系的正常化，中苏两党的关系也实现了正常化。5月16日至18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苏共中央总书记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应邀对我国进行了正式访问。

何其讽刺！两个最大社会主义国家领袖在两个半小时的“超长”会见中，兴致勃勃的就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中苏两个最大共产党国家的领导人，居然在研究如何铲除社会主义制度?这不能不说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千古奇观！不过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历史上从没有两个皇帝坐在一起来研究如何铲除皇权?没有两个资本主义总统坐在一起研究如何铲除资本主义制度，而只有两个最大共产党的领袖会坐在一起研究如何铲除社会主义?

结论：改开就是一场“和平演变”

否毛非毛是从改开开始的，国企私有化是从砸三铁，砸人民饭碗开始的，台毒，疆毒，藏毒，港毒是权贵资本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腐朽资本主义，买办资本主义和反动资本主义结出的“硕果”。无论是在“邓大人”“小矮人”的胡赵废物时代，还是在“戏精”，“影帝”猪瘟时代，给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灾难，“夹着尾巴跑了的帝国主义，又夹着皮包回来了”，官僚资本家，买办资本家和汉奸卖国贼们都富裕起来了，而95%以上的“主人公”们却遭大难了。

计划生育，断子绝孙，少生6个亿；国企私有化，砸三铁让当家做主人的主人公们向资本家讨饭吃；运10大飞机项目，红旗牌汽车项目，无人机项目，核工业项目等高科技项目统统下马；甩包袱，私有化，双轨制，特供，官倒，部队经商，国企下岗，“造原子弹的不如造茶叶蛋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须刀的”，“读书无用论”，“毕业即失业”，住房，医疗，教育“三座大山”透支了几代人的生计。

吹牛逼啊，吹牛逼啊，从《春天的故事》，吹到“世界第二”；从“猫论”，“摸论”吹到“改开总设计师”；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到“韬光养晦”，“跟着美国走的都富了”，“中美夫妻论”，“中美关系核心论”，都是一些什么狗屁理论，又哪来的“设计”，如果硬是要说“设计”，那就是“设计”了中国人民，“设计”了中华民族，“设计”了一个又一个卖国理论；“设计”了一个又一个美帝国主义的“灯塔国”形象，“设计”了一个又一个“慈善又爱国爱民”的资本家人设。

只要没瞎眼，就一定看得出来资本主义必将灭亡，社会主义必将胜利！只要没瞎眼，就一定看得出来毛主席的伟大和文化大革命的必要！只要没瞎眼，就一定看得出来改开就是一场“和平演变”，就是乱臣贼子谋权篡位，叛党夺权，祸国殃民的中国“巨变”。

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是伟人，经不起历史检验的是“小人”。任何叛党夺权，祸国殃民，乱臣贼子，不管在当时如何得逞，媒体如何粉饰，最终只能落得个遗臭万年的结局；无论他们把子女，家族财富转移到哪里，最终都得加倍吐出来，遭到最彻底的清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