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绍良 · 2020-04-12 · 来源：乌有之乡

毛泽东倡导的“大同境域”是一种成功地完成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在逐步消灭阶级剥削、阶级压迫的前提下，实现人性解放、人人平等、社会公正公平，通过不发达阶段到达较发达阶段的发展，达到世界范围内“天下为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状态。

中华大同世界理想由空想到科学的根本转变

萧绍良

几千年来，在中国自进入私有制阶级社会、充满剥削和压迫以及劳动人民不断反抗斗争的历史上，许多仁人志士都进行了不懈的思考和探索，都一再提出并推崇了中华大同理想，毛泽东受此熏陶，影响颇深，并给于一系列重要创新和发展，实现了中华大同理想由空想到科学的根本转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正是在批判地继承中华传统大同理想和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创立了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政治纲领，动员和组织起全国各族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改造和建设，并对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建设的理论与实践进行了一系列的艰辛探索和创新建树,使中华大同理想逐步成为光辉灿烂的伟大现实。

一、中华大同理想的历史源渊和变革

从春秋战国时期的文人学者，历代农民起义领袖，到近代的洪秀全、康有为、孙中山等先行者，都对中华大同理想作过精辟阐述，所以大同理想在中国社会发展历程中影响深远，进步知识分子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大同理想的熏陶。毛泽东作为深谙中华传统文化之精要的大思想家，也早在青年时期承继了追求美好理想社会的中华传统大同理想。如他在1917年8月23日写给黎锦熙的信中曾说过，孔子“立太平世为鹄”，“大同者，吾人之鹄也”[①]。随着毛泽东接受、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将其“大同”理想由空想转变为科学，确定为共产主义理想目标，并进行了一系列艰辛探索和实践。

(一)批判地继承和发展中华传统大同理想

大同的哲学理念源自《易经》和《道德经》，“万邦来朝，天下大同”是往圣先贤的理想。儒家重要经典《礼记》中的《礼运》篇就描述了“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理想境界。毛泽东最初接受的是以儒家经典为主的私塾教育，随着成长，博览群书，古代《礼记·礼运》篇论述的“天下为公”的理想社会使毛泽东产生了对“大同”世界的萌想。毛泽东积极发展了洪秀全“均贫富”的太平天国理想。从《井冈山土地法》中的土地“共同耕种，男女老幼平均分配”，到1950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其中所规定的“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再到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农业合作化运动，都表现出对洪秀全理论的承继和发展。毛泽东还传承并寻找实现康有为、梁启超所构想的世界大同之途径，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用马克思主义的语言来表达《大同书》主要理论，即一切生产资料归全世界人民共同所有;全球统一计划经济;按劳分配，如农业劳动者收入约分十个等级，工商业劳动者收入约分二十个等级;取消现存国家，成立全球政府，重新划分行政区域。甚至微观至家庭，其中也有‘去家界’具体的操作建议。康有为采用国学的语言如‘去财产界限’，与马克思主义的公有制不谋而合，早于十月革命而提出。虽然他出身于封建社会，但留学归来，站在全世界的高度，主张的是全球社会主义类型的经济社会模式。”仰慕大同世界的个性解放与公正公平，把封建统治阶级的压迫工具——“国家”列为恶魔，正是因为毛泽东受到《大同书》中对理想社会的政治、社会生活、工农业生产乃至家庭与婚姻等等的具体描写所影响。所不同的是，康有为寄希望于封建统治阶级的帝王进行自上而下的变法维新，因而“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成为空想。毛泽东则指出，实现共产主义大同理想世界“唯一的路是经过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这就是说，只有通过共产党领导人民大众革命，推翻封建地主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夺取政权，进而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通过社会主义阶段进行不断的探索、创新和发展，才能到达共产主义大同理想世界。

(二)基于“三民主义”创立共产主义革命的政治纲领

孙中山把大同作为他的理想，试图按照他的三民主义建国，毛泽东当时也深受孙中山“三民主义”精神的鼓舞。毛泽东曾经说过，他最初是在学习了《共产党宣言》等著作后，建立了对共产主义的信仰的，而且自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1924年，孙中山将以往的三民主义进一步阐释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认为“共产主义是三民主义的朋友”。毛泽东在承继新三民主义的基础上进一步制定了新民主主义的三大基本纲领：一是坚持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纲领，即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建立一个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其关键是建立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体以及民主集中制的政体。毛泽东声称：“一九二四年孙中山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中的革命的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这三个政治原则，同共产主义在中国民主革命阶段的政纲，基本上是相同的。”二是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纲领，即没收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官僚资产阶级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其关键是走孙中山倡导的“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之路。三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纲领，即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其关键是推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这也同孙中山谆谆嘱托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扶助农工”等理论是一脉相承的。

毛泽东认为，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后开始的共产主义革命运动，是一个长期的分阶段的历史过程。它在民主革命阶段除了与三民主义有相同的部分外，又有高于三民主义的四大优点：一是共产主义的全部民主革命政纲中有彻底实现人民权力、八小时工作制和彻底的土地革命纲领。二是共产主义于民主革命阶段之外，还有一个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因此，于最低纲领之外，还有一个最高纲领，即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制度的纲领。三是共产主义的宇宙观是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四是共产主义者是理论和实践相一致的，即有革命的彻底性。“由于这些不同，共产主义者和三民主义者之间就有了差别。”

作为共产党人追求的最高纲领即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制度的施政纲领究竟是怎样的前景呢?毛泽东在1949年6月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对新中国的蓝图及人类进步的远景进行了勾画：未来的新社会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让位给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给人民共和国。这样就造成了一种可能性：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毛泽东在这里指明了实现大同理想世界要分成三个阶段：一是确立人民共和国，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主义社会。二是运用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力量，实现向社会主义过渡并逐步建立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三是仍运用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力量，实现向共产主义过渡并建立共产主义社会。并且指出了两个根本标志，一是不平等的阶级对抗的消灭，从而为实现社会平等公正创造根本的政治条件。二是全世界的大同，而不仅是一国的大同。显然，毛泽东这种实现大同社会的发展模式构架是基本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及共产主义发展阶段论的，其合理性已为新中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实践所证明并将在未来的实践中继续得到证明。

二、毛泽东对通往“大同境域”道路的探索和开辟

毛泽东根据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明确指出：“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必须分为两步，其第一步是民主主义的革命，其第二步是社会主义的革命，这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革命过程。”“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而一切共产主义者的最后目的，则是在于力争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后完成。”为此，毛泽东带领共产党人和革命者在战火纷飞的残酷环境下不畏艰难险阻地展开了从理论到实践的英勇探索，为“使人类进到大同境域”， “努力工作，创设条件，使阶级、国家权力和政党很自然地归于消灭”而带领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和共产党持续不懈地奋斗，努力引领和开辟正确道路。

(一)通往“大同境域”革命道路的探索和开辟

“五四”运动以来的中国民主革命随着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已不是旧民主主义，而是属于新范畴的民主主义，这种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为实现这条总路线，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积极开展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艰苦探索和开辟。

1、探讨建立统一战线的策略

首先，争取国共两党合作，建立无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阶级组成的国民革命联合战线。毛泽东对于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将旧三民主义发展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建立三民主义同共产主义的统一战线，实现国共两党的第一次合作，称赞此为“聪明的孙中山”明智之举，并将新三民主义定为第一次国共两党合作、举行北伐战争的国民革命联合战线的理论基础。其次，抗战爆发后，又积极争取蒋介石和国民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认定“三民主义为抗日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同时强调坚持独立自主原则，争取共产党在统一战线内的领导权，针对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动摇性采取既联合又斗争的策略。

2、探索和开辟适合中国国情的民主革命发展道路

大革命失败后，幼年的中国共产党深受“共产国际”的影响，照搬了俄国十月革命的模式，搞城市暴动，结果脱离实际，纷纷失败。1927年9月，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准备进攻长沙受挫后，正确地分析了中国军阀割据的国情和敌强我弱的形势，果断地决定放弃攻打长沙的冒险计划，于10月中旬到达井冈山，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有了井冈山这块自给自足的革命根据地，就为毛泽东实践他的“大同世界”理想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毛泽东强调公平分配土地的理论，从农村土地改革入手，亲自起草制定了《井冈山土地法》。这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部土地法，其主要内容包括：没收一切土地归苏维埃政府所有，并以农民个别耕种、农民共同耕种、苏维埃政府组织模范农场耕种三种方式进行分配。分配后的一切土地禁止买卖。除老幼病残没有耕种能力及服务公共勤务者以外，其余的人员均须强制劳动。土地分配以乡为单位，以人口或劳动力为标准，男女老幼平均分配。实行“耕者有其田”，农民既有自留地又有集体合作经济，大家过着安稳的太平日子。同时，在政治上强调保护人民民主权利。实施公平分配土地和保护民主权利制度的结果，使苏维埃政府赢得了当地人民群众的极大拥护。毛泽东在井冈山开展土地革命的同时，积极开展武装斗争，保护革命政权。他总结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理论，在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基础上，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的理论，成功地走出一条中国特点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

3、提出完成中国民主革命任务的法宝

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曲折前进和革命浪潮迭起，毛泽东敏锐地洞察到，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党的建设是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并认为其中最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正如毛泽东指出的：“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统一战线是实行武装斗争的统一战线。而党的组织，则是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这种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目的在于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和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人民民主共和国，进而系统地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并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各种运动的行动指南。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的经验证明，由毛泽东创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体系是指导中国革命发展的科学理论。

4、探索和开辟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

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是一种过渡的而又不可移易的必要形式，在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和国家成立后，又必须进行社会主义的革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党中央按照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和《共同纲领》的精神，带领全党和全国人民认真实践新民主主义的社会构想。经过三年的国民经济恢复以及“三反”、“五反”运动，又及时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即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一化三改造”的总路线，体现了变革生产关系与发展生产力的有机统一，是一条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同时并举的路线。在实行这种第二步革命时，毛泽东于1955年《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讲话中，提出了“先集体化，后机械化”的理论，形成了先通过组织农民互助合作实现集体化，然后在集体经济的基础上，逐步实现农业生产的机械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农业发展道路，创造性地运用并发展了列宁的农业合作化理论。

(二)通往“大同境域”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和开辟

随着三年国民经济恢复和社会主义改造的顺利完成，在全国一片大好的形势下，我们党关于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设想和部署，无疑都是正确的，特别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提出和确定，既指明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方向和道路，又明确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要求和原则，从而极大地调动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建设热情、积极性和创造精神。既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又要做到多、快、好、省，这个部署和要求是积极可靠、周到而科学的，但是党内不少领导人急于改变“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淡忘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既急于求成，头脑发热，又脱离实际，盲目蛮干，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未经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探索，就轻率地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实行高指标、强迫令、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甚至出现人为的干挠和破坏，使全国既呈现一派经济过热、表面繁荣的景象，也出现违背常规和原则的人为破坏现象。如大炼钢铁中弄虚作假，大量砍伐森林等破坏生态平衡的行为，导致了经济秩序和生态环境的严重恶化，为后来的三年自然灾害埋下了祸根。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发生“左”倾错误和挫折，毛泽东率先发觉，挺身而出，力挽狂澜，艰辛纠错。他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多次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亲自给六级领导干部写信，艰难带领全党认真思考，强调实事求是，既及时总结和吸取经验教训，又继续探索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和途径。在领导纠正“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左”倾错误时，毛泽东提出了不能搞特权，不能剥夺农民，不能超越发展阶段，反对“两个”平均主义，肯定和号召发展商品生产，强调遵守价值规律和做好综合平衡，既要积极可靠，又要留有余地，以农轻重为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等理论和措施，逐步使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迈上正常轨道，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也为后来的继续探索做了开创性的工作，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三)通往“大同境域”的实现条件

毛泽东认为，要实现共产主义大同世界理想，就必须争取做到：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和共产党持久地“努力工作，创设条件，使阶级、国家权力和政党很自然地归于消灭，使人类进到大同境域。”结合毛泽东的一系列有关重要论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来整体考察，使我们体会到，其蕴含如下深刻的理论和策略内容：

1、通往“大同境域”的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

以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和共产党为主体的统一战线。实现这种大同世界理想的领导力量是工人阶级及其共产主义理论体系亦即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共产党，依靠力量是以工人阶级为代表的广大劳动人民。不仅团结国内各族人民的力量，还要团结全世界人民的力量，充分发挥国内统一战线和国际统一战线的作用。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前夕，结合当时的国内国际形势，总结的革命经验主要有两条：“(一)在国内，唤起民众。这就是团结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结成国内的统一战线，并由此发展到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二)在国外，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和各国人民，共同奋斗。这就是联合苏联，联合各人民民主国家，联合其他各国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结成国际的统一战线。”

2、通往“大同境域”的时间条件和实现手段

通过相当长时期的努力工作，创设条件。毛泽东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多年以来，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一切这些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在这个新社会和新国家中……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为建立一个政治上自由、经济上繁荣和文化上文明的新社会新国家以及实现条件，毛泽东认为不仅要充分发挥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权力的作用，“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专政的国家权力，就是这样的条件”，还要作相当长时期的准备。新中国的成立虽然实现了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但经济文化非常落后，还远未实现国家的繁荣和人民的富裕，创设消灭阶级、消灭国家权力、消灭政党的条件则需要长期的努力奋斗。因此，毛泽东早在建国前夕就告诫全党，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固然不易，然“巩固这个胜利，则是需要很久的时间和要花费很大的气力的事情。”在全国胜利后，要预防“不拿枪的敌人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要坚持“两个务必”，即“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3、通往“大同境域”的前提条件和政治消亡

前提条件是彻底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使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以致阶级、国家权力和政党很自然地归于消亡。这就是说，首先，要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使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在此基础上消灭一切阶级差别、阶级对立，包括旧式分工，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和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其次，“随着阶级的消失，国家也不可避免地要消失。”“国家不是‘被废除’的，它是自行消亡的。”也就是说作为阶级统治压迫工具的国家机器将随着阶级被彻底消灭而失去其存在的必要性，从而自然而然地自行消亡，尽管仍需存在一定的社会经济管理组织机构，发挥管理和处理社会公共事务的职能。最后，随着阶级对抗和国家暴力机构的必然消失，作为阶级政治集团的政党也将失去维护政治统治的必要，从而也自然而然地自行消亡。这些条件和目标，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全世界劳动人民共同努力，各国各民族同步持久共同奋斗方能实现。

4、通往“大同境域”的空间条件和实现途径

空间条件是使全人类进入到大同境域。大同境域就是共产主义社会境界。毛泽东认为：“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整个理论体系，同时又是一种新的社会制度。这种理论体系和社会制度，是区别于任何别的理论体系和任何别的社会制度的，是自有人类以来，最完全最进步最革命最合理的。”要使全人类进入到大同境域宜采取什么样的实现途径呢?综合毛泽东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科学理论，可作这样的理解，宜采取三条基本实现途径。

第一是，引导全人类进入到大同精神境域，即用共产主义科学理论武装人们的头脑，促进全人类树立共产主义的文化意识和道德情操，从思想上进入共产主义精神境界。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全体社会成员都具有高度的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质，人们的精神境界极大提高，完全超越了“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成为大公无私具有高尚情操和优秀品德的新人。共产主义社会不仅实现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而且是全社会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共产主义精神境界是一个逐步逐渐培育提高的历史过程，共产党人应当以身作则，使党持续带领和教育人民，用共产主义的科学理论即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人们的头脑，帮助人们树立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为追求共产主义精神境界而不断提高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质，不断增强人们为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自觉性、积极主动性和创造精神。

第二是，争取让全人类进到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大同社会境域，即争取让全人类彻底解放而广泛开展共产主义革命运动，进入共产主义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进到大同境域意味着人类的彻底解放，不仅是工人阶级的解放、一国的解放、各民族的解放，而且是全人类的解放，使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到“自由王国”，从而使人们成为自然界的主人、社会关系的主人和社会意识的主人，“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一劳永逸地摆脱一切剥削、压迫以及阶级差别和阶级斗争，就不能使自己从进行剥削和统治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的奴役下解放出来。”彻底战胜资本主义，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并在将来最终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彻底解放全人类，这既是无产阶级的伟大历史使命，同时需要全世界劳动者阶级联合起来，共同努力奋斗，共同为消灭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不合理的社会制度而积极投身革命运动，为此做出持久而不懈的努力。

第三是，鼓舞人类为进入幸福的大同社会而共同努力、共同享受，即推动人类共同为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创造和享有物质技术条件。毛泽东指出：“中国也只有进到社会主义时代才是真正幸福的时代。”由共产主义低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再进一步发展到高级阶段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生产力高度发达、人民更加幸福美满的社会。然而，实现共产主义是一个长期的实践过程，需要世世代代人们的长期而艰苦的努力奋斗。毛泽东曾提醒我们，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应当认识到，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我们开辟了到达理想境界的道路，而理想境界的实现，还要靠我们的辛勤劳动和创造。只有在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的物质技术基础上相应地变革生产关系、进而变革上层建筑，同时相应的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才能推动社会由低级到高级的可持续发展。我们不能脱离实际，急于求成、急躁冒进，而应当在推进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积极创造共产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上，促进本国的文明进步乃至世界的文明进步，尽可能团结中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充分调动全中国各族人民乃至全世界各国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合力推动历史的车轮滚滚向着共产主义迈进。

毛泽东对共产主义有着坚定不移的信念。他统观整个世界而明确指出：“惟独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磅礴于全世界，而葆其美妙之青春。中国自有科学的共产主义以来，人们的眼界是提高了，中国革命也改变了面目。”

三、正确对待毛泽东对大同理想的重要探索及其深远意义

毛泽东终身努力读书学习，致力于革命和建设事业，并且动员和带领全家参加革命和建设事业，不怕千难万险，不惜牺牲性命，做出光辉榜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实现共产主义大同世界理想而努力奋斗。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基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情，用毕身的精力，无数的牺牲，前赴后继，勇往直前，开创性地探索、发现和开辟了从经济文化落后国家通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大同世界的发展道路，确实来之不易，后来者理应格外珍惜，倍加努力。我们应当努力学习，深刻思考，科学地理解大同世界理想之要义，高度重视其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继承其遗志，不懈奋斗，开创未来，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一)应当科学理解和评价毛泽东对大同理想的探索

首先，对中华传统大同理想应该加以扬弃。

中华传统大同理想，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不可避免地既有积极的因素，又有消极的成分，我们应当像毛泽东所指出的那样，“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在封建社会的条件下，人们针对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和地主剥削制度弊端，提出“均贫富、等贵贱”的理想就已经是很高的标准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条件下，康有为的《大同书》继承儒家传统政治思想中的“仁爱”思想、“公羊三世”说和“大同小康”理想，并用西方近代民主思想加以发展和改造，形成了独具特点的“博爱”哲学、“三世”进化论和“大同”社会理想。同时，又对儒家传统政治思想中的“圣王”政治和君主专制理论、等级观念、宗法观念进行了否定和批判。这种对于儒家传统政治思想的扬弃与康有为的学术渊源、《大同书》复杂的理论来源，以及康有为对西方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现实及其帝国主义的初步认识有着密切的联系，是难能可贵的。但是还难以认识到生产资料的地主私有制、资本私有制，及其基础上相继产生的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及其帝国主义社会的阶级本质，以及阶级斗争发展的必然前途。这同资本主义日益成熟而走向帝国主主义腐朽没落的社会条件下，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及其与高度发达社会生产力发展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理想则相差甚远。

第二，对毛泽东提出的共产主义革命纲领及其道路的探索理应充分肯定和坚定拥护。

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在同国内外反动派的斗争中逐步创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体系、人民民主专政及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以及社会主义革命、改造、改革、建设的理论和宝贵精神财富，为建立新中国、向社会主义过渡和建设社会主义，并为实现共产主义指明了正确方向，提供了极其重要的理论指南和实践经验，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历史意义，我们必须充分肯定其历史价值和实践意义，在进一步探索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转变的伟大革命斗争中，继续发挥其指导作用，并且同否定、歪曲和反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及其大同理想的修正主义反动思潮进行永不调和的坚决斗争。

第三， 把总路线、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等正确的理论和实践经验，同脱离实际、急于求成、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等“左”倾错误以及敌对势力人为破坏严格区别开来。

1958年1月，毛泽东明确指出：“中国经济落后，物质基础薄弱，使我们至今还处在一种被动状态，精神上感到还是受束缚，在这方面我们还没有得到解放。要鼓一把劲。”“现在要来一个技术革命，以便在十五年或更多一些时间赶上和超过英国。”[②]“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我们所说的大跃进，就是这个意思。”[③]这是全党一致拥护的大跃进理论和决策，是实践证明了的真理。大跃进运动的实践中虽然出现了一些令人痛心的“左”倾错误和敌对势力人为的破坏，但从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发展史来看，其重要地位和伟大成就是不可否定的。大跃进毕竟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实现了“超常规”“跨跃式发展”。而且“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前30年在不太长的时间里迅速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奠定了快速发展的坚实基础，此后40年来使我国国民经济继续快速发展，迈向富强，这都是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大跃进!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仅用了几十年时间就走完了西方国家几百年才走完的路!这就是惊人的大跃进!是铁的事实，不容否定!

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中，根据农民群众不断发展的愿望和首创的新鲜经验，为探索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所作出的一项重大决策。毛泽东曾经指出：“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农民的经济是分散的，根据苏联的经验，需要很长的时间和细心的工作，才能做到农业合作化。没有农业合作化，就没有全部的巩固的社会主义”。[④]农村人民公社“以队为基础，三级所有”，把政治民主与经济民主有机结合起来，更好更有效地实行了民主集中制。人民公社的事情有大有小，有急有缓，分别由公社、大队和生产队进行民主讨论，集思广益，分级集中决策，既能灵活有效地干小事，也能集中力量办大事，灵活机动，潜力无穷。既有利于农林牧副渔和工业化全面发展，也有利于实现农业机械化和现代化。华西村、南街村和周家庄等一批至今坚持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制度、现代化建设、不断致富的事实就是典型写照。

第四，对毛泽东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发展道路的探索应当在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中继续坚持其正确方向和道路的基础上不断总结经验，开拓创新，争取更大更有效的发展。

对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探索中许多合理的今天仍需要借鉴的宝贵理论，我们应当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和态度，认真加以科学对待。对其“进入大同境域”的基本思路应当科学理解，即对其发展道路的基本途径、实现的条件和手段应当积极的响应，并做出积极的努力;对具体实践中的具体措施还必须结合面临的现时国情、时代特点、国际环境、矛盾状况、发展要求，选择适当的策略;对未来的发展前途还必须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地探索和综合创新。改变初衷，改道或倒退是没有出路的。

第五，对毛泽东倡导的“大同境域”可以作为理想信念加以推崇和坚持，但必须从实际出发，实事求实，坚定方向，顺序渐进，更加稳步有效地前进，争取更加伟大的成就。

毛泽东的“大同境域”，其理想境界轮廓既源于又高于古代和近代特别是康有为在《大同书》中描写的大同景象，是值得我们继续追求的远大理想，其具体途径和措施还需要在未来社会实践中进一步加以探索和完善。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大量残存着旧社会的意识形态、不良习惯和旧制度遗迹、社会生产力还比较落后、制度还不够健全完善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可以而且应该将它作为追求的目标和前进的动力，一步一个脚印，坚实有效地开拓前进，既不可脱离实际，急于求成，急躁冒进，也不可迁就私利，迷失方向，走回头路。

第六，对毛泽东的大同世界理想应作系统地、辩证地、整体地、发展地把握，且不可形而上学、偏面僵化地对待。

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中国化的科学体系，是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科学社会主义智慧的结晶。对于毛泽东大同理想应统观毛泽东前后一系列理论以及党中央的集体智慧，并结合革命和建设实践的检验加以系统概括、理性抽象和历史证明，对其真理性的认识理应毫不迟疑地纳入科学体系范畴，绝不能随意否定或曲解。断章取义只会曲解原意，僵化理解只能固步自封，照抄照搬只会脱离实际，忽视理论的科学价值只会埋没真理，盲目地多走弯路。正确的科学态度理应是全面理解，系统、辩证、发展地把握，基于实践的坚持与发展相统一，回归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真谛。

(二)应高度重视毛泽东大同世界理想探索的指导意义

第一，为我们探索和坚持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提供了科学指引和宝贵经验。

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善于把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成功地开辟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制定了适合中国国情的新民主主义建设的总路线和革命纲领，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胜利。同时，在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完成后，毛泽东又及时提出要进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找到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道路。尽管这种探索和实践是艰辛的，不断前进的，也遇到了一些曲折和挫折，尚待继续进行时，但也是难能可贵的，毕竟启迪和激励着当代及后来共产党人明确方向，继续探索而进。

第二，为我们继续构建和不断发展社会主义理想社会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和有力的鞭策。

社会主义理想社会既有浓厚的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底蕴，又有马克思主义的指引。追求理想社会、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平等共享，是中国人民世世代代所梦寐以求的理想境界，我们应当从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中发掘宝贵的精神财富，通过“古为今用”，弘扬传统中华优秀文化，还应当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指引。社会主义理想社会的构建，应当实事求是、求真务实，应当从解决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实际问题的需要出发，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形成和完善中国的社会主义理想社会发展模式。社会主义理想社会是实现共产主义“大同世界”的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理想社会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是实现共产主义“大同世界”的前提和基础。我们应当也只能制定作为共产主义“大同世界”低级阶段的纲领和方案，而不能超越阶段。如我们现在还需要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不能过于注重享受;只能倡导人的全面发展而不能过早地提出社会自由发展的要求;只能倡导按劳分配而逐步按需分配，不能要求立即全面实行按需分配;只能基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既不能实行单一的社会公有制，也不能全盘私有化;只能在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文化传统的基础上，持续搞好全民族的社会主义文化教育;必须重视意识形态领域里的矛盾和斗争，耐心细致地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坚持社会主义文化革命，抵制和反对资本主义私化、西化思潮的侵袭，与生产资料私有制观念决裂，树立大公无私的思想意识，使人们不断提高科学文化水平，逐步树立社会主义乃致共产主义的思想觉悟和道德情操，防范帝国主义“和平演变”和“颜色革命”，杜绝犯复辟资本主义的颠覆性错误。

第三，为我们探索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通往未来社会主义较高阶段以及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道路奠定了理论基础。

毛泽东在研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指出：“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比前一阶段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在我们这样的国家，完成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艰巨任务，建成社会主义不要讲得过早了。”这就要求我们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及其为向共产主义过渡创造条件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要牢记毛泽东主席“两个务必”的谆谆教导，作长期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思想准备和持续不懈的努力。

总而言之，毛泽东倡导的“大同境域”是一种成功地完成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在逐步消灭阶级剥削、阶级压迫的前提下，实现人性解放、人人平等、社会公正公平，通过不发达阶段到达较发达阶段的发展，达到世界范围内“天下为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状态。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这种理想状态的实现路径进行了艰苦卓绝的长期探索和努力奋斗，逐渐形成了由一系列宏伟目标、基本纲领、总路线、主要步骤、基本途径、方针政策等组成的具有中国特点社会发展道路的基本框架，为推翻长期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以及向社会主义过渡，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也为我们进一步完善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以及探索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过渡的发展道路奠定了理论基础。[⑤]

[①]《毛泽东早期文稿》第89页，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

[②]《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50页。

[③]《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341页。

[④]毛泽东：《论认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82页。

[⑤]资料来源：王遐见:《论毛泽东对大同世界发展模式的探索》，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