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复辟资本主义的总纲

——《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剖析

程越

（《红旗》杂志１９７６年第４期）

伟大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正在乘胜前进。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提出的“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受到了毛主席和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深刻批判。毛主席指出：“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毛主席的指示从根本上指明了“三项指示为纲”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否定党的基本路线，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实质。

有少数人曾经认为，“三项指示为纲”只是一个“提法”问题。那么，好，现在让我们再来看一篇在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指使下炮制的文章。此文题为《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以下简称《总纲》），它以更露骨的语言，彻底暴露了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抛出的“三项指示为纲”，是一个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纲领。

（一）

《总纲》一开头就提出要把在今后２５年实现“四个现代化”作为党的奋斗目标，接着就提出了“三项指示为纲”。文中写道：“三项指示”“不仅是当前全党、全军和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而且也是实现今后２５年宏伟目标的整个奋斗过程中的工作总纲”。这样一个概括，尖锐地表明了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抛出的“三项指示为纲”，完全是为了对抗毛主席关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示，否定我们党的基本纲领和基本路线。

包括今后２５年在内的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我们全党全国人民的根本任务是什么？这在我们党的《章程》《第一章　总纲》中有明确的规定：“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纲领，是彻底推翻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党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为了实现我们党的这个基本纲领，毛主席提出了我们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这就是：“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提高警惕。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因此，不仅当前，而且包括今后２５年在内的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我们全党全国人民的根本任务，不能是别的，只能是为实现我们党的基本纲领，贯彻执行我们党的基本路线而奋斗。我们要不要发展国民经济呢？要不要分两步走，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呢？当然要，但这只是为实现我们党的基本纲领而应该完成的一项任务，虽然是一项宏伟的任务，但不是我们党的根本任务，更不是我们党的全部任务。本来“四个现代化”是在谈到发展国民经济这个任务时作为一个规划提出来的。但是《总纲》却偷天换日，把实现“四个现代化”，当作当前和今后２５年各项工作的一个大前提提出来，要我们各项工作围着这个前提转。这充分说明，在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看来，当前，今后２５年，以及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唯一的任务是搞生产建设，什么阶级斗争，什么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统统都不要了。这就彻底否定了我们党的基本纲领，彻底篡改了我们全党全国人民的根本任务和前进方向。

《总纲》在提出这个不讲阶级斗争、不讲社会主义革命的大前提后，笔锋一转，说什么“三项指示为纲”，不仅是当前，而且包括今后，是今后２５年中“各项工作的总纲”。这样，它就荒谬地把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等重要指示，篡改成只是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服务的东西。这是彻头彻尾地歪曲毛主席的指示。玩弄折中主义和诡辨术的人是反对辩证法的，是不讲辩证逻辑的，但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及其《总纲》却连形式逻辑都不讲，连个推理都没有，只是用“不能割裂的统一整体”为借口，硬搞出与一个“三项指示为纲”，并立刻变成全党全国今后２５年中“各项工作的总纲”。这不是强加于人吗？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正是用这种手法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否定党的基本路线，炮制出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根本对立的、与毛主席的指示毫不相干的修正主义纲领。

《总纲》全文从所谓实现“四个现代化”开头，又以实现“四个现代化”为结束，这决不是偶然的。这里提出的是一个十分重大的问题，即中国今后的历史路程包括今后２５年应该如何走？我们认为，我国现在正处在一个重要的历史发展时期：是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建设起更加繁荣昌盛的伟大社会主义国家，逐步迈向共产主义；还是搞修正主义，复辟倒退，走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老路？今后几十年必然是这样两条道路、两种前途进行激烈斗争的时期。为了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我们必须为实现第一种前途、反对第二种前途而斗争。而党的基本路线就是实现这个目标的唯一正确的路线，是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的生命线。所以，毛主席一再指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和阶级斗争”，对党的基本路线“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既然要以“三项指示为纲”来取代党的基本路线，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那他就是要走第二种前途，反对第一种前途，他的所谓实现“四个现代化”，其实只是他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一张蓝图。对于这条修正主义路线，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当然是要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的。

（二）

“三项指示为纲”难道真的是包括了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吗？完全是假的，是骗人的。人们只要看看《总纲》是怎样歪曲和反对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指示，就可以明白修正主义者所玩弄的把戏了。

前年，毛主席作了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指出：“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毛主席在谈到社会主义制度时说：“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毛主席指出：“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因此，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毛主席这些指示的主要内容，是强调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对于反修防修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为我们进一步指明了无产阶级专政下在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两个方面继续革命的方向。可是，《总纲》在谈到理论问题的指示时是怎么说的呢？它对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指示的主要内容，即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问题，完全抛在一边，甚至连一句话都没有提到。对资产阶级法权这个有关产生新资产阶级的土壤和条件的问题，对主要危险是修正主义问题，对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问题，对走资派的问题，在《总纲》中都消失得无影无踪。这清楚地表明，所谓“三项指示为纲”，完全是为了歪曲和取消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歪曲和取消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

取消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实际内容，表明了走资派的资产阶级本质。毛主席最近一针见血地指出：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毛主席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指出了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所犯的路线错误及其煽起的右倾翻案的思想根源和阶级根源。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正是害怕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限制他们所喜欢的资产阶级法权，触动他们的资产阶级立场和世界观，迫不及待地抛出“三项指示为纲”，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歪曲和篡改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来保护党内外资产阶级的利益。那些挂着“共产党人”招牌，实际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人，在马克思主义革命锋芒面前，怀着本阶级即将灭亡的恐惧，总是千方百计地歪曲、阉割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内容，磨钝它的革命锋芒，使之适合资产阶级的需要。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及其《总纲》不正是这样干的吗？

事情是不是到此为止呢？不是，那些否认以阶级斗争为纲，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的人，从来只是要“熄灭”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从来不“熄灭”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进攻。《总纲》在反对阶级斗争的同时，杀气腾腾地向无产阶级进攻，正是表明了阶级斗争的这个特点。

我们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告诉我们：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主要危险是修正主义，革命的对象是资产阶级，重点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总纲》却怎么说呢？它打起反对极“左”的口号，说什么现在的主要问题是，有这么一些“反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敌人，继承林彪的衣钵，总是把我们的革命口号接过去，加以歪曲，加以割裂”，他们“把党的好干部和先进模范人物打下台”，甚至说“这种斗争就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集中表现”。

《总纲》在这里使用了“反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敌人”这样一个名词，却故意掩盖它的阶级内容。这是指谁呢？是指党内走资派吗？不是。《总纲》对党内走资派这一概念，如同阿Ｑ对自己头上的疮疤，不仅自己讳莫如深，也不喜欢别人提。是指地、富、反、坏、新老资产阶级分子吗？也不是。因为《总纲》明确说明了这些人不在“反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敌人”这个概念之内。其实，从他们认为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就是违背了“三项指示为纲”这个“不能割裂的统一整体”来看，这里所谓“把革命口号加以割裂”的“阶级敌人”，就是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中国共产党人，就是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把坚持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的一切革命的人们宣布为“阶级敌人”。他们在文章上这样写，在实践中也是这样做的。他们把林彪极右的修正主义路线改为极“左”，这样，就可以用“继承林彪的衣钵”一类语言来攻击一切批判修正主义即右倾机会主义的革命人民，攻击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而把刘少奇、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都当作宝贝供起来。什么“继承林彪的衣钵”（一点也不继承刘少奇的衣钵！），什么“把我们的革命口号接过去，加以歪曲，加以割裂”，这种胡风式的语言，对于地、富、反、坏、新老资产阶级分子，以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和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帐的人来说，完全可以心领神会，为说出了他们的心里话而高兴。

《总纲》还攻击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说什么“把党的好干部和先进模范人物打下台”。这完全是造谣诬蔑。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说过：“对老工人，对有经验的干部，一定要落实好政策，因为运动一来往往伤害了这一部分人。”《总纲》说的那些话正是从这里抄来的。“运动一来”这句话，把我们党进行过的历次重大路线斗争都包括在内了，也就统统予以抹杀了。请问：从批判陈独秀、李立三、瞿秋白、罗章龙、王明、张国焘到批判高岗、彭德怀、刘少奇、林彪，每次“运动一来”都“伤害了”有经验的老干部和老工人吗？都“把党的好干部和先进模范人物打下台”了吗？这不是对我们党在毛主席领导下进行的历次政治运动包括文化大革命的歪曲和诬蔑吗？在这里，《总纲》完全暴露了它把矛头指向毛主席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反动面目。我们说，“运动一来”是要“伤害”人的，但决不是“往往伤害”有经验的老干部、老工人，而是要“伤害”那些“老”修正主义路线头子，“伤害”他们所推行的错误路线。如果不同他们的错误路线斗争，我们党就不能发展，就不能带领全国人民从民主革命胜利地进入社会主义革命，也就不能继续前进到共产主义。正因为“运动一来”要“伤害”修正主义路线，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才为此而感到悲伤，要为之翻案，要把我们党的历史倒过来写。但这只能是痴心梦想！

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帐，要以他的“三项指示为纲”在各个领域进行复辟活动，是很猖狂的。他一再叫喊“整顿”。怎么“整顿”呢？《总纲》说得明确：要用“三项指示为纲”来“整顿各方面的工作。工业要整顿，农业要整顿，交通运输要整顿，财政贸易要整顿，科学技术要整顿，文化教育卫生要整顿，文学艺术要整顿，军队要整顿，党也要整顿。”好家伙，九大“整顿”！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从党内到党外，从地方到中央，统统不行，统统要“整顿”，点滴不漏，简直是天罗地网。我们说某个方面的某些工作需要整顿，那是为了进一步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方针政策，把工作做得更好。而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要进行的这种包罗万象“整顿”是什么呢？我们通过教育、科技、艺术、卫生等领域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已经看得很清楚，他就是要用“整顿”来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帐，回到刘少奇、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上去。他要搞全面“整顿”，就是要全面反攻倒算，就是要全面复辟资本主义。

如果象《总纲》说的，有人“打着反修正主义的旗号搞修正主义，打着反复辟的旗号搞复辟”，那么，这正是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及其鼓吹“三项指示为纲”的《总纲》的自画象。

（三）

在政治和经济、革命和生产的关系问题上，《总纲》也是对毛主席的指示大肆歪曲和篡改。它根本不谈经济领域的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革命，而是把发展国民经济纳入了修正主义唯生产力论的轨道。

大家都知道，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虽然基本完成，但并没有全部完成。在已经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部分，也还存在改造与反改造，复辟与反复辟的尖锐斗争。在人与人的关系方面、分配方面，都还有继续深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

因此，我们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时候，搞好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也就是说，要抓阶级斗争这个纲，抓革命，促生产。《总纲》反对“抓革命，促生产”的正确方针，因而极力攻击文化大革命以来是“只讲政治，不讲经济，只讲革命，不讲生产，一听到要抓好生产，搞好经济建设，就给人家戴上‘唯生产力论’帽子，说人家搞修正主义”。这种攻击，恰好暴露出《总纲》坚持修正主义唯生产力论的反动立场。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广大革命群众运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开展了对刘少奇、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的革命大批判，包括对他们贩卖的唯生产力论的批判。这种大批判，是无产阶级粉碎资本主义复辟的阶级斗争。这就是《总纲》所诬蔑的“只讲政治，不讲经济，只讲革命，不讲生产”。但是，大量生动的事实表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我国生产力发展的强大动力。人民群众对修正主义路线的批判，对唯生产力论的批判，推动了社会主义生产的大发展，结出了丰硕的成果。人民群众为刘少奇、林彪一类戴上了“修正主义”、“唯生产力论”的“帽子”对不对呢？很对！这两顶“帽子”很合适，万万不能摘掉！列宁说得好：“否定修正主义是为了掩饰自己的修正主义。”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及其《总纲》否定对修正主义唯生产力论的批判，就是为了继承刘少奇、林彪的衣钵，继续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和唯生产力论。

说我们“只讲政治，不讲经济，只讲革命，不讲生产”，这无全是混淆是非，颠倒黑白。试问：八亿人民依靠自己的力量有饭吃，有衣穿，建立起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国民经济体系，粉碎了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经济封锁和讹诈，这是“不讲经济”、“不讲生产”吗？吃着人民群众种出的粮食，穿着人民群众做成的衣服，坐在人民群众建造的房子里，发出这种所谓“不讲经济”、“不讲生产”的昏话，简直是对我们党，对长期战斗在工农业生产第一线的广大群众和干部的无耻诽谤！

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唯生产力论的分歧，根本不在要不要抓生产，要不要搞好经济建设。马克思主义从来重视生产力的发展，但是，马克思主义也从来认为，生产力的发展离不开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的改革，只有抓革命，才能促生产。生产关系调整好了，就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道路。人是最重要的生产力。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政治挂了帅，人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就必定能促使生产突飞猛进。而唯生产力论则是不要阶级斗争，不搞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的社会主义革命，把发展生产作为唯一的决定性的东西。这才是问题的实质。如果象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鼓吹的那样，埋头搞生产，搞建设，不讲阶级斗争，不讲革命，让修正主义上了台，资本主义复辟成功，那么发展起来的经济、生产和“四个现代化”，都会变成压迫、奴役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物质力量。所以，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后就一再提醒党和人民：“我们十分之九的注意力和实际活动都是而且应当是放在这个基本问题上：推翻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政权，根除资产阶级复辟的任何可能性。”

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及其《总纲》这样起劲地攻击别人“不讲经济”“不讲生产”，他真的是热心社会主义生产吗？不！他热心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是破坏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破坏生产力。他心目中的“搞好生产”，实际上是要恢复资本主义那一套，这在《总纲》关于企业管理的论述中暴露得很清楚。《总纲》说，随着生产和技术愈来愈发展，“规章制度就会愈来愈严密，愈来愈要求人们严格地遵守这种规章制度”，“不但资本主义社会是这样，社会主义社会是这样，将来共产主义社会也还是这样”。

这种论调完全否定了规章制度的阶级性，完全否定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我们知道，规章制度是反映人们在生产中的关系的，有鲜明的阶级性。资本主义社会经济部门的规章制度，是压迫 、榨取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血汗的制度。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是社会的主人。我们主张依靠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建立适合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规章制度。我们反对无政府主义，也反对对工人和劳动人民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管、卡、压”。毛主席亲自批示的“鞍钢宪法”，就是社会主义企业规章制度应遵循的基本原则。《总纲》对此只字不提，却大喊大叫要建立“愈来愈严密”的规章制度。资本主义经济部门的规章制度确实是十分严密、十分严格的，工人们连拉屎撒尿也得计算时间，如有超越，就要受到各种惩罚。《总纲》居然把这种规章制度说成是超阶级、超时代的东西，说不但资本主义社会是这样，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也是这样。这不是主张复辟资本主义又是什么？这不是主张专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政又是什么？联系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其它种种言行，就更清楚地看到，他抛出“三项指示为纲”，把发展国民经济也当作“纲”，就是为了贯彻他那条“不管白猫黑猫”，不管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要资本主义不要社会主义的修正主义路线。

（四）

“三项指示为纲”，是用马克思主义的词句、折中主义的手法炮制出来的。它是一个虚伪而又反动的修正主义纲领。作为宣扬“三项指示为纲”的《总纲》，也反映了这样的特征。

它是一个在理论上十分贫乏，在手段上十分恶劣，支离破碎、东拼西凑、逻辑混乱、思想矛盾的大杂烩。但它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和批判“三项指示为纲”的反动实质，从这一点来说，它是一份难得的反面教材。

深入批判“三项指示为纲”，对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坚持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有重要的意义。

一个政治纲领，可以是长期的论述，也可以是简单的概括。但无论前者或后者，它总是包括着是马克思主义还是修正主义的原则问题，包括着坚持还是反对无产阶级政党理论基础的问题。无产阶级革命导师从来十分重视无产阶级政治纲领的原则性和纯洁性，总是旗帜鲜明地同各种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纲领作不调和的斗争，从政治上、思想上对它们进行深入、彻底的批判，给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指明正确的方向。马克思在批判《哥达纲领》时就说过：“我的义务也不容许我即使只用外交式的沉默方法来承认一个我认为极其糟糕的、会使党堕落的纲领。”当机会主义者杜林冒出来反对党的理论思想基础的时候，恩格斯就打算批判杜林，马克思坚决支持这一想法，恩格斯便毅然地“把一切都搁下来去收拾无聊的杜林”。

在有关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的问题上，必须采取严肃的战斗的态度。因为理论基础问题上的错误观点或口号，都会由此而彻底背离马克思主义，走上修正主义的斜路。当赫鲁晓夫提出“和平过渡”的修正主义路线时，毛主席就尖锐地指出：“十月革命还灵不灵？还可不可以作为各国的模范？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的报竌告说，可以经过议会道路去取得政权，这就是说，各国可以不学十月革命了。这个门一开，列宁主义就基本上丢掉了。”当刘少奇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提出所谓“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时，毛主席就觉察到这是否认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主要矛盾，否认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原则问题，指出：“忘记十几年来我党的这一条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就会要走到斜路上去。”当林彪抛出“天才论”这个修正主义理论纲领时，毛主席及时揭露了它的反动本质，指出：“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人的知识（才能也属于知识范畴）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这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种世界观的大是大非问题，号召全党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同林彪的修正主义划清界限。今天，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抛出的“三项指示为纲”，同样不是一个简单的提法问题，而是涉及到是否坚持我们党的基本纲领和基本路线的问题，涉及到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还是复辟资本主义的问题。为了坚持马克思主义，保卫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基础，不使它受到篡改和歪曲，我们必须战斗，必须对“三项指示为纲”进行彻底的批判。我们相信，通过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通过对“三项指示为纲”的彻底批判，我们的党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必将更加迅猛地向前发展，必将取得更大的胜利。

（《红旗》杂志１９７６年第４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