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桂松  来源：云阿云•舆论斗争

编者按：从美国到中国，从西方到东方，资本主义自私自利的本性决定了它必然是人民的公敌，它的反动，黑色，垃圾，专制，残暴与反人类罪行从来没有改变。买办资本的本性决定了它的洋奴哲学，爬行主义与投降主义。所以毛主席为什么要搞文化大革命，并且一再告诫和提醒人民：“千万不要忘记阶级和阶级斗争”，对党的基本路线“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子思：应该惊慌的是他们，而不是中国！

子思2020-04-29 来源：观察者网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子思】

自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开始以来，尤其是自从疫情“震中”转移到了欧洲和美国之后，令人匪夷所思的选择现象即开始出现。

选择之一，正如英国《柳叶刀》期刊近日的一篇社论一针见血指出的，就是“将金钱凌驾于生命之上”：在救人与救市之间，在保护国民健康与保护经济之间，在减少感染和死亡人数与减少停工停产时间之间，国家的政策制定者们一直在选择后者而不是前者。美国联邦政府正在催促各州尽快重新开放，而此时的美国，全美累计确诊人数已超过100万例，每日新增和每日死亡人数分别为中国2月份最高值的5倍和4倍。

选择之二更为荒诞，可以称之为“将反中凌驾于生命之上”：宁肯承受巨大人口牺牲的风险，也决不照搬中国抗疫的成功模式和经验；宁肯贻误抗击疫情的黄金时机，也决不停止指责和追责中国；宁肯本国遭受巨大损失，也决不与中国开展合作；宁肯加重疫情对本国的打击，也要采取最终能够打击到中国的政策措施。

疫情之下芸芸众生脆弱的生命，不仅被金钱这个经济考虑所凌驾，还被反中这个政治考虑所凌驾，只排在优先顺序的第三位，结果当然就是残酷的。截至4月28日，全球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例超过了300万例，死亡超过21万例，西方国家中美国的灾情最严重，接下来第二到第六分别是西班牙、意大利、法国、德国和英国。

戴口罩本应该是一件很简单的事。美国媒体上周报道了波士顿两家医院的观察实例：自从要求医院中所有人员一律戴口罩之后，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人数下降了一半还多。

获得这个实例并不难，疫情爆发已有4个多月，医院院内感染的情况每天都在大量发生，早一天人人戴口罩，早一天减少确诊病例至少一半。但不知道到底是出于金钱的经济考虑还是出于反中的政治考虑，总之，一律戴口罩这个政策直到今天仍未在西方国家中普遍实行。中国政府发布《公众科学戴口罩指引》是2月5号，从那时开始一律戴口罩的政策一直严格执行到现在。这个现实似乎恰恰成了西方国家拖延实行或者完全不实行同样政策的一个反面理由。

另据报道，南太平洋岛国萨摩亚，在中国援萨医疗队的帮助下，全面吸收了中国的抗疫经验和措施，结果是，这个全国医生不足百人、只有一家综合性医院的岛国，截至4月26日继续保持着新冠病毒无一例确诊的记录，成为世界上屈指可数的未遭受疫情打击的国家。

不敢想象，如果这个资源匮乏的贫弱小国盲目相信欧美国家，亦步亦趋跟着走，甚至也与中国对着干，结果将会是怎样？

看起来西方国家中有这么一股势力，自疫情发生以来他们就一只眼紧紧盯着经济，另一只眼紧紧盯着中国，偏偏对疫情造成的生命丧失视而不见。当然，他们会将造成如此多死亡人数的责任强加到中国头上，也一定将经济损失的责任强加到中国头上。

4月25日被媒体曝光的美国共和党参议院委员会57页备忘录，再次证明存在这样一个隐秘的决策选择。备忘录建议共和党候选人应该利用新冠疫情的各个方面来攻击中国，包括污蔑中国“掩盖”病毒导致疫情爆发、指责民主党人“对中国太温和”、宣扬共和党人将“推动制裁中国的计划，理由是后者涉及传播病毒”。

被“黑金中心”操纵的共和党激进右翼黑幕重重，没有最黑，只有更黑。

以自由之名

将金钱利益凌驾于生命之上，将政治斗争凌驾于生命之上，虽然是一种隐秘的选择，但却是在公开的理论之下公然推行的。这个公开的理论不是别的什么，一如既往，还是自由。

自由一词，不得不承认，的确是政治哲学用语中最有魔力的一个词，有点像麻将牌里的“百搭”，可以放在不同的语境当中，组合成各种不同的意思。

民众们热爱这个词，作为个人，每个人都喜欢无拘无束、自由自在。例如到目前为止一直坚定推行“群体免疫”实践的瑞典，新冠肺炎的病亡率已经高达12%，位列北欧国家之首；但民众们并不因此而责难政府，反而单方面地沉浸在自己正在充分享受自由的想象当中——阳光、空气、开放空间、自由活动……并不顾及因为扩大传染而导致更多人失去健康这个自由的反面。

当然，精英们更加热爱这个词。如果想要凭借现有特权地位追逐更大的财富和权力，还有什么比不受任何制约、随心所欲地强取豪夺更美好的事呢？例如位于全球财富金字塔顶尖的那1%人口，他们本身不需要冒着感染病毒的风险去工作，而且有着最好的安全隔离和健康保障措施，当然最希望各国的劳动力大军都“自由”地接受“群体免疫”理论，不惜牺牲自己的健康和生命去努力维持企业运转，以确保经济正常运行，最后由他们来自由地攫取超额利润。

同样都是追求自由，但很显然，这两种追求的结果却是对立的。现实是，当精英们追求财富和权力的自由到了不顾一切的程度时，民众们不要说自由，连基本的生存权都将失去。

卡尔·波兰尼是很早就关注到不同自由之间对立问题的思想家之一，他认为在一个复杂社会中，一旦自由成为咄咄逼人的行动刺激因素，就会出现好的和恶的两种自由。

就恶的自由方面，波兰尼列出的有“剥削他人的自由，或获得超额利润而不对社会做出相应贡献的自由，阻止技术发明用于公益事业的自由，或发国难财的自由”。他认为，市场经济虽然产生了好的自由——如良心自由、言论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个人选择工作的自由，但也要为上述那些恶的自由负责。

波兰尼提出这个问题是在1944年，但后续的发展却转到了事与愿违的方向上。3年后的1947年，哈耶克等人的朝圣山学会诞生了，他们的新学说随后演变成了一种可以为恶的自由做有力辩护的新自由主义理论。

计划和控制受到攻击，被认为是对自由的否认。自由企业和私人所有权被称为自由的核心。据称，任何建基于其他基础之上的社会都算不得叫自由社会。由管制所创造的自由被指责为不自由；它所提供的公正、自由和福利被贬斥为奴役的伪装。（波兰尼Karl Polanyi，1954）[1]

这种自由理论有利于谁是不言自明的，借助这种理论的掩护，聚合了全世界最大的自由企业和私人寡头的“资本国际”在二战后的和平时期顺势而起。

哈耶克和弗里德曼分别于1974年和1976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撒切尔和里根分别于1979年和1980年上台执政，这些都是“新自由主义革命”爆发之初的标志性事件。从此之后，贯穿着新自由主义精神的各种观念创新、制度创新、模式创新大行其道，在此后的几十年时间里彻底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的面貌。

为恶的自由进行辩护并为恶行提供掩护的各种“黑论”，就是在这个大背景下成批出现的。也就是在这个时期，“资本国际”中的激进右翼发明出了一种比亲自参加竞选更为高级的参政方法，即通过设立“政治银行”将金钱投入到政治活动当中，将政客们当作“表演剧本的演员”，然后由智库和学术机构“为剧本提供题目和台词”。（迈耶Jane Mayer，2016）

巨量金钱持续投入的结果，是一个由三个层级构成的庞大的私人政治系统的崛起，它的三个层级分别是：1）作为“黑金中心”的核心层，由众多私人基金会组成；2）作为“黑论”生产基地的中间层，由得到资助的智库和学术机构组成；3）将“黑论”传播出去并造成影响的外围层，由得到资助的媒体和政客组成。这样一个私人政治系统，隐蔽而且高效，不仅独立于政府系统，而且在一些重大的问题上与政府系统为敌。

撒切尔首相的名言，“没有社会，只有个体的男人或女人以及他们的家庭。”就是一个经典的“黑论”。里根总统的名言，“政府不能解决我们的问题，政府本身就是问题。”也是一个经典的“黑论”。到底是什么东西如此不喜欢社会组织，如此不喜欢政府呢？当然就是私人资本和私权力。资本希望世界上由资本权力控制一切、影响一切，不希望看到民众的社会组织权力和各国政府的公权力对资本权力形成制约。于是，世界各地“黑论”风行，从学术到媒体，从思潮到文化。

但私人政治系统的三级结构却是在幕后运作的，从“黑金”到“黑论”之间的链条是看不见的，在“新自由主义革命”盛行的近几十年里，大多数人并不觉得自己的思想观念受到了某个权力中心的改造和控制，反倒不知不觉间将这种意识形态当作了解释和理解世界的一种常识。大卫·哈维写道：

人们甚至没有考虑到，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可能正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哪怕有大量证据显示经济精英和金融利益集团不断插手思想生产和意识形态生产：通过资助智囊团、投资培养技术官僚、出钱指使媒体。（哈维David Harvey，2007）

“黑论”的要害，就是将自由的理念篡改为“仅仅是对自由企业的鼓吹”，以自由之名，行掠夺之实，行压榨之实。这意味着“那些其收入、闲暇和安全都高枕无忧的人拥有完全的自由，而人民大众仅拥有微薄的自由，尽管他们徒劳地试图利用自己的民主权利来获得某种保护，以免遭那些有钱人的权力的侵害。”（波兰尼Karl Polanyi，1954）从此以后，好的自由迅速丧失，而恶的自由横行霸道。

“黑论”杀人，该当何罪？

恶的自由横行霸道，“黑论”的大行其道，靠的就是“言论自由”旗帜的掩护。疫情灾难之下，西方部分媒体和政客，继续在“言论自由”旗帜掩护下，忙不迭地发表各种为了资本利益、为了党派斗争而牺牲民众生命的“黑论”，于是，人们就看到了本文开头时描述的各种匪夷所思。

中国政府一再提醒西方各国政府，疫情当前各国应该携手合作一致对付新冠病毒，但是这些媒体和政客还是置若罔闻，继续我行我素。因为如前所述，他们实际上并不代表本国政府，更不代表本国民众，而是属于背后的那个被资本控制的私人政治系统。

对于这个私人政治系统来说，疫情发生之后最大的“政治正确”并不是保护国民健康、抢救民众生命，而是拯救自由企业和攻击中国政府——拯救自由企业是因为这正是私人政治系统得以建立的基本目的，攻击中国政府是因为当今世界只有唯一成功的人民共和国中国才是这个服务于“资本国际”的私人政治系统的最根本的对立面和最强大的对手，中国的成功本身就构成了对它的最大威胁。

这就是疫情期间“黑论”频出、反中言论愈演愈烈的根本原因。

反中言论愈演愈烈造成了一个印象，似乎很多国家都在不约而同、目标一致地攻击中国。这也引起了国内舆论界的紧张情绪，不明白为什么中国一方面成为了全球抗疫最大的物资供应国和经验输出国，另一方却遭到越来越多的追责甚至定罪？难道整个国际社会都变成了非要吃掉东郭先生的恶狼？

其实事实并非如此，表面上声音很大很多，好像代表了世界上很多国家和人民的意见，其实根本不是，只要沿着发出“黑论”的媒体和政客背后那条资金赞助链条一路查下去，就不难发现那个总的中心，因为这些机构和个人都在不同形式上（包括物质上和精神上）属于“资本国际”那个庞大的私人政治系统。

所以，真正躲在黑暗中的一小撮是他们。郑若麟老师和边芹老师的文章和著作多年来都在致力于揭露这个黑暗系统的内幕，非常值得重视。郑老师认为，西方“自由的”大众传媒，无论是报道本国事务还是外国事务，都有一套自己的“媒体现实”，与真正的生活中的现实相距甚远。“问题是，媒体这个巨大的权力被掌握在谁的手中呢？它所制造的“媒体现实”又对谁有利呢？答案是不言而喻的……所以，资本（财团）才是西方的真正主人。”[2]

代表公权力的政府被视为“问题本身”，国家和社会的命运统统交给了代表私权力的私人政治系统，而这个系统表面上标榜言论自由，实际上早已用“媒体现实”代替了真正的现实，在这种情况下，西方国家民众对于本国政府在应对疫情方面的表现，还能有什么指望呢？正如乔姆斯基日前在接受采访时所说：

政府本来可以介入的，但是却被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宣称的那个甚嚣尘上的信条所禁锢了，即“政府不能解决我们的问题，政府本身就是问题”。于是什么事都做不了。[3]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接受大资本家的政治捐助次数众多、数额巨大的事实举世皆知，当他像复读机一样不断重复着“北京掩盖了疫情”、“没有及时向世卫通报疫情，也没有分享所有信息，隐瞒了病毒的危险性”时，人们能够相信他多少呢？

法国总统马克龙一边呼吁西方社会不能因为抵抗疫情，就完全放弃自身的自由，一边攻击中国在处理新冠病毒疫情中“存在灰色地带”，强调“显然发生了一些我们并不知道的事情”，是真的天真，还是要把那个默认的“政治正确”进行到底？

无论到底是什么情况，现实是残酷的，就在这些政客和媒体人连篇累牍重复他们的“黑论”之时，西方国家民众的生命损失，继续以数倍于中国疫情高峰期间最多人数的规模在持续增加。这就无异于杀人了。

不过，历史早有见证，恶的自由一直就是在杀人中推进的。比利时利奥波德二世国王犯下骇人罪行的刚果殖民地被命名为“刚果自由邦”，小布什发动的伊拉克战争被命名为“自由议程”，当然今天这场应对疫情的“战争”也不例外，无论是出于经济考虑的国内政策，还是出于政治考虑的对外政策，美西方国家也必定是以自由的名义进行推进。

而这种并不考虑民众生命和健康的“自由”事业，也必定伴随着杀人。

现实是：如果没有中国，没有中国这种真正的“以人民为中心”、将人民群众的生命和健康置于首要考虑的抗疫模式，原本这个世界也就只能按惯例接受西方国家的领导，并采用西方这种伴随着杀人的“自由”模式进行抗疫，无论结果如何，也只能是用轻飘飘的“这就是生活”一句话带过，还能有什么别的选择呢？

但是当今时代毕竟不是西方一统天下的时代了，中国的抗疫“人民战争”通过极为“硬核”的总体战、阻击战为世界展示了另一个可能结果。于是蓬佩奥们惊慌了，他们所代表的那个私人政治系统整体上惊慌了，自从它崛起之后还从未输过的国际舆论战，却很有可能随着疫情的进一步发展而被灾难的严重程度逼成一次滑铁卢式的惨败！

他们怎能不惊慌？！

参考资料：

[1]转引自（美）大卫·哈维著，王钦译《新自由主义简史》-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12月

[2]https://www.guancha.cn/ZhengRuoZuo/2019_10_29_523084.shtml

[3]http://www.cwzg.cn/theory/202004/57079.html

网友精彩点评

guan_15836698891443

非常好的文章！

揭露了国际资本统治下的西方世界真相。

国际私人基金会——>智库/学术机构——>媒体——>选票政客。

中国抗疫的成功，让国际资本感到了恐慌，所以从政客、媒体、智库各种反中言论风起云涌。

老陈Cl

在人类这场重大疫情灾难面前，西方尤其是美国政客，第一选择经济利益，第二选择更狠反中，第三选择选票利益，第四才选择防疫措施，不尊天道不以苍生为念的结果，俩字: 反智。

风月同天

西方普世价值下的民主自由人权普遍存在这种挂羊头卖狗肉的情况，我们的理论家们需要从本质上瓦解这种普世价值神话，否则我们永远在最根本的政治理论构建上存有短板，在咄咄逼人的西方语境下落荒而逃。我们迫切需要建立一套真正的人类的普世价值，打破西方对普世价值的居高临下的话语权。

我们的政府官员、智库学者一旦涉及到普世价值方面的争论时，往往会比较心虚，有被人捏住尾巴的感觉，我们要从这里打开突破口。跳出西式思维，用更广阔的几千年的中国文明的视角，参考人类学、心理学、政治学、经济学、哲学等多学科研究，找出对人类生存和未来具有更大的前瞻性指导性的普世价值，并且加以大力普及推广。我深信，人类的未来在于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明与现代文明的有机结合，而不在于殖民掠夺资本攫取的一神教通知下的西方文明。

人生

子思老师，非常不赞同你的观点（标题），自疫情开始到现在，惊慌的恰恰是中国，而不是他们，从1月发现到现在，国人基本都是如临大敌，封城、封村、封路等等，无人机、志愿者、测温、二维码等，凡是能想到的各种措施都一一实行，就不说几万医护支援了，咱就按普通人的角度、经历来说，直到今天，虽说复工了，还是要小心翼翼，听说那里有个疑似，都有点心慌，中国奉行人命关天，生怕出一点点事，官员更是如此，否则就有百姓得病、官员免职的风险。再说国外，疫情刚开始的时候，或许多少有点慌张，几个月过去了，现在已经习惯了，民众也淡定了，虽说也下令封城，但民众该玩玩，该闹闹，集会、抗议一点都没少，他们惊慌吗？起码表面看不出来，西方官员也是如此，上到总统、总理，下到普通官员、律师、牧师等，都表现的非常淡定，确诊数量、死亡数量多或少，好像和他们没有关系，他们还是一如既往的宣传健康人不用戴口罩，医疗物资非常充足、赶着复工等等，有人质疑的话，甩锅给中国就行了。他们有一丝一毫的惊慌吗？你只是按国人的思维模式，觉得他们应该惊慌而已，错了、大错特错。他们信奉自由，这个所谓的自由，其实就是甩锅、推卸责任的自由。甩锅给你、你反对的话，肯定扣上打击言论自由帽子，西方本质就是这样。别指望他们能改。

郭嘉任敏

我么也不要盲目对国内疫情控制乐观，谨防小人狗急跳墙。还有我们近四十年走的经济发展道路，出现了多少资本家，这些资本家有多少不受政府控制已经跟西方资本财团穿一条裤子。我们的路任重道远，永远把老百姓利益放在第一位，才是长治久安的生存之道。

人生的天与地

《资本论》第二十四章“所谓原始积累”第七节中的注释中，有这样一段话。原文如下：“《季刊评复论员》说，资本会逃避动乱和纷争，是胆怯的。这当然是真的，却不是全面的真理。像自然据说惧怕真空一样，资本惧怕没有利润或利润过于微小的情况。一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会制非常胆壮起来。只要有10％的利润，它就会到处被人使用；有20％，就会活泼知起来；有50％，就会引起积极的冒险；有100％，就会使人不顾一切法律；有300％，就会使人不怕犯罪，甚至不怕绞首的危险。如果动乱和纷争会带来利润，它就会鼓励它们。走私和奴隶贸易就是证据。

山水壹婴

资本专制国家的政府不代表资本集团的利益就是失职。资本专制国家必然以人民民主国家为敌，人民获得民主之时，就是资本专制国家灭亡之日。

方方“战友”梁艳萍被调查，感谢她“带货”，下一个是谁？

作者：红色小兵  来源：红色小兵

导读：面对这样一个人，一个站在人民共和国讲坛上却不断输出逆向种族主义思想的害人虫，我们希望，湖北大学在深入调查这些言论的基础上，真能依纪依规进行严肃处理。另外，在此我们要特别提醒湖北大学，这个调查梁艳萍的调查组中千万不要有湖北大学文学院院长刘川鄂，不要有邹贤敏，更不要有湖北大学校长谢红星。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一丘之貉。

今天小编看到一个好消息，被方方首先“连累”出来的，后被广大网友扒出各种邪恶言论的梁艳萍教授被湖北大学调查了。

4月26日22:22， @湖北大学 官方微博，发布情况说明，表示关于网友反映该校文学院教师梁艳萍在其个人社交平台发布有关不当言论一事，学校已经成立了调查组。

其实早在4月24日00:07 湖北大学就曾发表过情况说明，对比这两个版本，我们能发现一些秘密。

1、梁艳萍发布不当言论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而且学校曾经对她进行过严肃批评教育。但最新版本的表述是，有网友反映梁艳萍发布“不当言论”，但学校官方还没有认定这到底是不是“不当言论”。

2、梁艳萍当年曾作出过检讨，曾删除一些不当言论，但可以想见这都是假的，她内心深处并不知悔改。

3、最新的版本提到了成立调查组一事，显然增高了一个级别。

4、原来的版本更加坦诚，对广大网友表示了感谢，并表示将进一步强化师德师风建设，加强师生思想引领；而这些在最新的版本中都没有了。

我们不知道湖北大学到底经历了什么，是因为有压力还是因为表述不当，但终究这个最新的版本还在保留着，湖北大学毕竟已经成立了调查组，这对广大网友来说就是一个胜利。

这也是一个多月以来，在批判方方的网络斗争中，网友取得的第一个实质性的胜利。

在全国网友愤怒声讨方方给外国人“送炮弹”、“递刀子”之时，湖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梁艳萍(微博名@漫游者粒子)，却不顾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发表了《直面对冲，迎头相撞是方方》的文章，力挺方方并得到了方方的大力转发。

梁艳萍说方方敢于突破道貌岸然的攻击与包围，方方是直击的方方，人文的方方，大写的方方。

梁艳萍大骂批评方方日记的人是像流氓病毒一样在寻找宿主，那些挥舞着十八般兵器喊着骂着扑向方方者和跟从者，可耻之极！

“我们，别无选择”——看来，方方与梁艳萍的关系绝非一般，她们既然已经摆出决一死战的架势，广大网友怎么可能临阵退缩呢？

在此，我们要特别感谢方方，没有方方的“带货”，我们根本关注不到一个小小的梁艳萍。

后来，广大网友跟随着方方提供的关于梁艳萍的线索，挖出了一个反gong反hua支持港du的中国大学的大教授。

梁艳萍骂学生是“爱国婊”。

梁艳萍支持参拜靖国神社，支持日军侵华，赞扬慰安妇制度。

梁艳萍支持港du台du。2019年11月8日，港du坠楼死了，梁艳萍在朋友圈为港du默哀……

梁艳萍开口闭口支na支na，仇视自己的祖国，在70周年大庆大家都在唱《我和我的祖国》时，她咬牙切齿地发朋友圈说：“和他妈须臾不可分割的是什么？”

面对这样一个人，一个站在人民共和国讲坛上却不断输出逆向种族主义思想的害人虫，我们希望，湖北大学在深入调查这些言论的基础上，真能依纪依规进行严肃处理。

这种严肃处理包括但不限于：开除学校教师资格，取消退休金，公开道歉……

我们希望，湖北大学能及时调查清楚，及时通报调查结果，而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只在内部做了处理。

我们还希望，梁艳萍的问题不论涉及到谁，都应该严肃处理，相关领导也应该承担一定责任。

我们还希望，如果调查到梁艳萍确有实际上的支持港du的行为，应该将相关证据交于公安部门处理。

另外，在此我们要特别提醒湖北大学，这个调查梁艳萍的调查组中千万不要有湖北大学文学院院长刘川鄂，不要有邹贤敏，更不要有湖北大学校长谢红星。

为什么呢？

一是刘川鄂和梁艳萍是一丘之貉，他在《为方方三辩》说，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方方的封城日记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刘川鄂的代表作是《中国自由主义文学论稿》，思想倾向显露无遗。湖北大学文学院出了梁艳萍这样一个人物，院长刘川鄂难辞其咎。

二是湖北大学教授邹贤敏力挺方方，他说方方是以人道主义为信仰的作家。

三是身为湖北大学校长的谢红星，在给学生们上思政课时的办公室中竟然供奉着法器，他既然不相信马列主义，那么还有什么资格给学生们上思政课呢？谢校长，不如直接出家去吧，梁艳萍的调查工作，就不劳您大驾了。

小编写到这里时，特别感叹，我们的学校，什么时候变成这样了？

方方的确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她的背后遍布着媒体界、教育界、文艺界的“朋友”，甚至是“战友”。正如网友们所说：在方方的周围，不止一个梁艳萍，应该有一个不小的蟑螂窝……

特别是在教育界，这个问题更加突出，危害性也更大。

很难想象，在我们的高校中，这样一批带有各种邪恶思想，对中华民族那么仇恨，对社会主义祖国那么痛恨的人，他们会培养出怎样的学生：

厦门大学的易中天，在《武汉铆起，马屁精滚开》中，表达了对方方的支持。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王家新在《致敬方方的六十篇日记》中说，方方不仅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也为我们的文学多少挽回了几分高贵和尊严。

同济大学教授陈家琪在《夜读冯天瑜新启蒙说访谈与方方日记》中说，应该向方方女士学习，敬佩方方，心中还因此暗暗看不起自己了。他们这批人，还在宣传所谓的“启蒙”，他们延续的依然是西方自you派要“启蒙”的思路，他们以高高在上的心态，指责中国人说：你们都是愚民，都需要启蒙——这早已经是老掉牙的东西了。

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苗怀明在《话说方方日记——以文学经典和善良人性的名义 》中说：那些咒骂、谩骂方方的人将她逼成了英雄——方方是应该在秦桧旁边陪跪还是应该被宣传成英雄，这是需要每个中国人思考的问题。

同济大学教授朱大可，更是鼓吹方方独自建造起一座虚拟的互联网哭墙，并提供了一种罕见的中式奢侈品——真相。难道方方一系列造谣的东西都可以放过吗？中式奢侈品，难道中国人都在说假话吗？

武汉大学教授冯黎明在《方方日记，我们在看》中，将方方与鲁迅相比，说真正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

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唐翼明，称赞方方是“最出色的战地记者”。

华中师范大学教授戴建业说方方的日记是宝贵的武汉封城“信史”。

……

我们希望国家教育部门能看到这些言论，在最高领导已经要求要加强高校马克思主义意s形态教育的当下，难道不需要一些动作吗？

我们真的希望，国家教育部能管一管力挺方方的那一大批大学教授、专家，他们力挺这样一个人，到底出于什么目的呢？

今天，力挺方方的那些人曾经的黑历史、黑言论已经被扒出来很多了，有关学校还要继续装聋作哑吗？

难道人民大学、同济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南京大学等学校，不该向湖北大学好好学一学吗？

我们希望公安检察部门，依据有关法律规定，调查方方。1月底去找方方约稿的到底是什么人，是什么人在鼓捣个方方出书，方方到底和与境外势力有着何种勾结，请将全部事实公布出来。

我们希望湖北省作协能调查方方在担任作协zhu席期间，是否领取了三份高薪，这是否涉及职务犯罪？

我们希望武汉江夏区有关部门，能调查方方在藏龙岛上千平米小产权房别墅问题，土地使用手续是否齐全，方方有没有贿赂已经被关进去的腐败分子，这中间还有什么猫腻？方方是否构成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同志们，让我们继续努力，今朝“围点打援”，他日“直捣黄龙”，誓将那一群“害国之马”彻底消灭尽！

红色小兵

2020年4月27日

评邓小平的买办资产阶级经济思想

高 路　　常 戈

《红旗》1976年7期

邓小平在经济建设方面的谬论很多，其中贯穿着一条黑线，那就是：对内代表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争夺国民经济的领导权，要把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变为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对外搞投降卖国，妄图把我国变为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半殖民地。这实质上是一种买办资产阶级的经济思想。

为了复辟资本主义，邓小平抛出了“三项指示为纲”的反动纲领，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和与它相适应的一套方针、政策。他背着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在经济领域重搞“条条专政”，推行“马钢宪法”那一套，其目的就是要用资产阶级专政代替无产阶级专政，使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变质为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经济。

早在一九五六年，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中就提出，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加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要“在中央的统一计划下，让地方办更多的事“，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但是，刘少奇、邓小平同毛主席的指示大唱反调，长期拒不执行这个正确方针，却对帝国主义的托拉斯那一套推祟备至，大搞“条条专政”。经过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摧毁了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广大群众和革命干部奋起造了“条条专政”的反，推动了毛主席这一正确方针的贯彻落实。文化大革命以来，我国南粮北调、北煤南运局面的开始改变，南方地区煤矿、石油、天然气资源的不断发现，地方小钢铁、小化肥、小水泥、小机械、小水电等工业的蓬勃兴起，产量成倍增长，一些中小城市依靠大办地方工业进入了新兴工业城市的行列，等等，都证明了毛主席关于“有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的指示是完全正确的。它对于多快好省地发展国民经济，具有极其重大而深远的意义。邓小平重新工作后，旧病复发，重搞“条条专政”，借口“集中统一”领导，要把所谓“关键性的为全国服务的需要全国组织协作的企业”“收上来。照此办理，全国绝大多数大型企业以及同它们协作配套的中小型企业就要统统“收上来”。这就必然扼杀地方和广大群众的积极性，破坏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邓小平搞这一套，充分说明他顽固地对抗毛主席关于发挥两个积极性的方针，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继续推行修正主义路线，要走帝国主义托拉斯的老路。

邓小平在经济领域推行“条条专政”，是为了在政治上搞修正主义，搞资产阶级专政的需要。“条条专政”是同党的一元化领导相对立的。所谓“条条专政”，无非是由中央主管部门中的少数人直接对企业发号施令，实行垂直领导，各个“条条”自成系统，一通到底，取消党中央和地方党委的经济大权，排斥各级党委的一元化领导。“条条专政”上不谋于中央，下不谋于地方，对中央闹分散主义，搞“多中心”’对地方、对群众搞专制主义，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经验表明，搞“条条专政”有利于走资派自上而下地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去年受邓小平搞“条条专政”影响越大的部门，右倾翻案风就刮得越厉害，走资派的复辟活动就越嚣张，这决不是偶然的。

邓小平重搞“条条专政”的目的，是要把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整顿”掉。搞“条条专政”必然把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分割成为一行一业“条条”的“私产”，使部门、行业之间壁垒森严，分工如分家，甚至以邻为壑，互相拆台，把部门之间的关系变成资本主义的竞争关系。搞“条条专政”就会不顾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综合平衡，片面强调“条条”本位的需要，破坏全国经济的合理布局，破坏资源的综合利用，阻挠跨“条条”的社会主义大协作。总之，“条条专政”从根本上违背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政治挂帅的原则，违背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全局观点和群众观点，破坏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破坏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的发展。所谓“条条专政”，究竟由谁来专政呢？显然，在邓小平心目中就是由党内的走资派和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技术专家来专政。他提出“整顿的核心是领导班子”，一心要把“不要怕第二次被打倒”的走资派安插在各个部门，就是代表党内外资产阶级妄图篡夺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权。可见，由邓小平控制的“条条”来“整顿”经济，就是要搞资本主义的生产集中和垄断，要贯彻他那一套专家治厂、利润挂帅、物质刺激、生产第一、技术至上的修正主义货色，否定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路线、政策，扩大和强化资产阶级法权，改变我们企业的社会主义方向和道路，使社会主义经济变为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经济。

邓小平在国民经济管理体制上复活“条条专政”，在企业内部推行“马钢宪法”那一套，对工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这是他搞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的两个方面。毛主席在一九六四年就指出：“管理也是社教。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邓小平一贯对抗毛主席关于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的指示，顽固地推行他那条以工人阶级为敌的修正主义路线。他公开鼓吹“依靠工农兵是相对的”，根本不把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当作主人翁，否认他们有管理经济的权利。他对工人阶级在文化大革命中批判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经营管理原则和规章制度的革命行动，极端仇恨，一重新工作就迫不及待地进行反攻倒算。他不仅要把过去对工人群众实行“管、卡、压”的一套全部重新搬出来，而且叫嚷要“从严”。这充分暴露出他就是毛主席所尖锐批判的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的总代表。企业执行什么路线和领导权掌握在哪个阶级手里，决定着企业实际上归哪个阶级所有。按照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搞下去，企业的领导权必然掌握在走资派、党内资产阶级手里，他们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力，大量侵吞和挥霍工人阶级创造的财富，骑在工人群众头上作威作福。这样，社会主义企业就会名存实亡，变成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的企业。

邓小平这一套并不是他的什么创造发明，而是从苏修那里贩来的，是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所谓“经济改革”的翻版。为了发展官僚垄断资本主义，苏修大力推行以物质刺激、利润挂帅为核心的所谓“经济新体制”。他们大搞技术至上、专家治厂，由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一手操纵国民经济的领导权。他们的企业条例明文规定，经理有权出卖、转让或出租企业的生产资料，有权招收和解雇工人，对工人可以为所欲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在企业之上，又通过中央主管部——生产联合公司两级或三级体制，进行垂直领导，实行“条条专政”。这些联合公司规模庞大而且集中了企业几乎所有的管理职能。苏修叛徒集团就是这样通过推行“经济新体制”，加紧对全国企业实行垄断和统治。苏修的现实是一面镜子。它使我们清楚地看到，社会主义经济一旦变为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对广大劳动人民将是多么深重的灾难。今天，苏联的劳动人民政治上无权，经济上受剥削，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被苏修吹嘘为“福利计划”的“九五计划”已经宣告破产，工业增长率连年下降，农业搞得一团糟，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比例严重失调，广大工农群众同一小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矛盾日益尖锐。这一切，使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危机不断加深。邓小平想步苏修的后尘，其结果只能严重破坏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把社会主义经济搞垮，哪里还谈得到把我们的国民经济搞上去？哪里还有什么社会主义的现代化？

毛主席指出，在中国的历史条件下，凡是顽固地要走资本主义路线的人，“他们实际上是准备投降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人”。邓小平正是这样。他认为搞经济建设，搞四个现代化，中国人不行，社会主义制度也不灵了，只能依靠“引进外国技术装备”，来“加速工业技术改造，提高劳动生产率”。为此，他提出了一个所谓“大政策”，主张同外国“订长期合同”，由外国资本家供应“最新最好的设备”，用我国生产的矿产品去“偿付”。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祟洋媚外、投降卖国的“大政策”。

搞经济建设，是依靠本国人民的力量，自力更生，还是祟洋媚外，依赖外国，这是两条根本对立的路线。毛主席教导我们：“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邓小平完全背叛了毛主席提出的这条路线。他的所谓“大政策”，实际上是反对把经济建设放在中国人民自己力量的基点上，而以“引进外国技术装备”为立足点。这充分说明他搞的还是“白猫、黑猫”那一套，“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要不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这不仅是经济问题，而首先是政治问题。垄断先进技术设备，利用经济实力卡住对方脖子，进行敲榨勒索，渗透扩张，这从来是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控制和掠夺别国的重要手段。在今天的世界上，一个国家如果经济上不能独立自主、自力更生，那么，它在政治上就不可能是独立的，或者这种独立是不巩固的，就有可能被两个超级大国所控制。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方针的指导下，根据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需要，按照平等互利的原则，引进某些外国技术和设备，是完全必要的。但是，绝不能把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希望寄托在这一点上。如果象邓小平所主张的那样，不是自力更生为主，而是单纯依靠引进外国技术，抄袭外国设计，搬用外国工艺，仿制外国设备，那就只能永远踩着洋人的脚印亦步亦趋，跟在洋人屁股后面爬行，其结果不仅不可能赶超世界先进水平，而且将使我国的技术发展以至整个国民经济处于外国垄断资本的控制之下。垄断资产阶级的一些经济学家，胡说什么工业落后国家只有依靠帝国主义的技术才能“起飞”，而顶着共产党员称号的邓小平的主张竟然同这种谬论如此合拍，岂不是莫大的讽刺！这当然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说明邓小平的经济主张完全适应了帝国主义的需要。

苏修《真理报》曾经鼓吹，用苏联的资源作抵押品，去“吸收国外资金和经验，以便将来得以用建设项目生产出来的一部分产品清偿所借的贷款”。邓小平的“大政策”，和苏修的办法正是一路货色。其实质就是出卖我们的自然资源和国家主权，变相借外债。邓小平还无耻地吹嘘他的“大政策”有三大“好处”：一能出口，二可带动技术改造，三可容纳劳动力。这是什么样的“好处”？！无非是外国垄断资本家出钱，出设备，我国出人力，为帝国主义掠夺我国自然资源．榨取我国人民的血汗大开方便之门。这样的“好处”，中国人民在解放前早就领教过了。按照邓小平这个投降主义的“大政策”搞下去，我们的国家只能一步一步地沦为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原料供应地、商品市场和投资场所，不仅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要完全丧失，而且民主革命的成果也将化为乌有。邓小平代表外国大资产阶级利益，充当帝国主义买办的丑恶嘴脸，不是暴露得淋漓尽致了吗？

近百年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企图依靠帝国主义提供技术和贷款来发展经济，使中国富强，只是一种幻想。清末的洋务派曾经鼓吹所谓“借债兴利”，认为只有用国家资源作抵押，向帝国主义国家大量借款，“仿行”外国技术办工业，才是中国“自强之机”和“安身立命之端”。事实恰恰相反，正是他们的这一套完全适应了帝国主义倾销商品、输出资本、瓜分中国的需要。洋务运动不是什么中国的“自强之机”，而是使中国越来越陷于民穷财尽；不是什么“安身立命之端”，而是使民族危机日益加深。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曾经有一部分人热衷于搞“实业救国”。他们把工业不发达看作是中国贫穷落后的根本原因，认为只要大规模地发展工商实业，就能使中国由贫弱变为富强。他们没有彻底反帝反封建的勇气，幻想不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而发展资本主义工业。但是，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双重压迫下，“实业救国”论者的命运不外两种：或者失败，幻想一概破灭或者投入帝国主义的怀抱，和买办资产阶级殊途同归。邓小平其人在青少年时代就有所谓“实业救国”的思想。几十年来，他的资产阶级立场和世界观根本没有触动。随着革命的不断深入，他的资产阶级反动本性就越来越暴露。邓小平从反对社会主义革命，搞复辟倒退，到继承买办资产阶级的衣钵，搞投降卖国，其结果必然落得和历史上的洋奴买办一样可耻的下场。

“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这是中国人民经过长期革命斗争得出的历史的结论。中国的独立和富强，中国人民的自由和幸福，离开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离开了无产阶级专政，离开了社会主义道路，只能是一句空话。革命正在改变一切，革命能够改变一切。只要我们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坚决依靠和充分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力，我们就一定能够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化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向着共产主义的伟大目标继续前进。

读后感与编者按：

资本主义自私自利的本性决定了它必然是人民的公敌

从美国到中国，从西方到东方，资本主义自私自利的本性决定了它必然是人民的公敌，它的反动，黑色，垃圾，专制，残暴与反人类罪行从来没有改变。买办资本的本性决定了它的洋奴哲学，爬行主义与投降主义。所以毛主席为什么要搞文化大革命，并且一再告诫和提醒人民：“千万不要忘记阶级和阶级斗争”，对党的基本路线“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中国如果不是习近平主席上台，在中美如此吃紧的态势斗争下，现在这个中国还在不在都是一个大疑问号？如果没有提前布局“一带一路”“亚投行”“南海种岛”，没有进行大规模的军改，政改，反腐败，党政军作风建设，没有军民融合，面对疫情，国际国内重大压力，中国的买办阶层会怎么样？我可以毫无疑义的断言：中国早就全面投降美帝国主义了，早就沦为半官僚半资本主义半殖民地了，老百姓就倒了大血霉了，遭大殃了！！！

就是在经过习近平主席8年掌舵的今天，在教育领域，文化领域，宣传领域，金融领域，医疗领域，司法领域，转基因领域，学术领域的意识形态斗争还非常激烈，还有非常大的买办势力，腐败分子和第五纵队势力在那里大张旗鼓，摇旗呐喊，振振有词：方方事件，鲍毓明性侵少女事件，中兴事件，华为事件，“永居条例”事件，“禁食狗肉”事件，长期否毛非毛事件，美国围剿中国索赔事件等等，无一不体现文宣领域，意识形态领域的失职渎职行为，无一不体现中国国内有个配合美国钳制中国的利益共同体。

幸得中国人民有一个伟大的领袖习近平主席，有一批真正的共产党人，有一批真正为国为民的知识分子，有一大批觉醒了的民众，有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因此，走资派，买办汉奸再想得逞已不可能。中国人民必将胜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将胜利！中国社会主义必将胜利！而最终必将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必将胜利！全世界民族大团结必将胜利！

中国共产党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全世界民族大团结万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