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桂松  来源：云阿云•舆论斗争

编者按：对方方这种蛇鼠一窝严重政治事件，毛主席会怎么做？一是炮打司令部，揪出背后“大老虎”；二是改组党委；三是思想改造与劳动改造；四是整风，每隔3-4年一次整风；五是唤起民众，“大鸣大放大字报”。在毛主席年代的“胡风案”与《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反击斗争中，毛主席说，我们同资产阶级右派打了一仗，人民的觉悟有所提高，而且是相当大的提高；每一个城市都有一些右派，这些右派是要打倒我们的。对这些右派，现在我们正在围剿；右派否定人民事业的成绩，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右派就是要倒转这个方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第三条，右派说不要共产党领导。“这次反右派斗争的性质，主要是政治斗争。”“右派是很好的反面教员。毒草要锄掉，牛鬼蛇神不好，要打倒。”

扒扒方方那一窝蛇鼠，悟悟几十年之怪状根源

作者：为什么会这样啊 发布时间：2020-05-07来源：民族复兴网

清朝有一本小说，叫《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说明明是人间社会，却到处横行着虫豸，蛇鼠，魑魅，它们欺压良善，愚弄百姓，表面上装得无比关爱穷人，实际上却干着吃穷人骨头都不带吐渣子的事情，它们说着要消灭贫穷，实际上它们就是贫穷的根源，因为它们整天算计的就是穷人那点血肉。小时读这本书的时候，暗自庆幸，幸好毛主席领导穷人们消灭了这些专害穷人的蛇鼠，让如此怪异又恐怖的现象，成为了历史。

谁曾想到，在毛主席去世后，那些道貌岸然的蛇鼠们又逐渐的死灰复燃，这一把邪火，一烧就是几十年，越烧越大越演越烈起来。

远的就不说了，咱们就说被好些“教授”“专家”等“人物”尊为“良心”的方方，通过“巧妙”的方式，把本属于公家农场的土地用来建起上千平的豪宅大屋，那些农场的工人们是否有安居之所，方方们毫不在乎，但这却丝毫不妨碍它道貌岸然的却对着诸多身无立锥之地的穷人说，“我是为你们争取居住的权利，我是为你们呼吁平等的制度，啊，我是一个多么有良心的人啊，你们要感谢我”，如果你真信这种人有一颗纯净的良心的话，那就说明你只有一滩浑浊的脑子。

写《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的作者，假如活到今天看到方方们这一窝蛇鼠的话，会觉得当年他目睹的那些魑魅魍魉比起方方们来说，真不算什么怪现状了，甚至可以说是还有点良知的了。为什么这么说，大清那些身居高位的蛇鼠们。它们这边压榨着百姓，那边起码还要感谢一下皇恩浩荡，还要发自内心的说一句大清江山万万年啊，因为它们的权势那是清廷给与它们的，没有大清衙门给它们撑腰，它们什么也不是，早就被百姓打死了，虽然它们干的也是把大清拆梁拔柱的活，而今天方方们这一窝蛇鼠，沾着体制的光，享着体制的福，食着体制的俸禄，却天天骂着体制，必欲推倒而后快，这种疯狂的无耻，中国历史上真没有过。

历史上有过招摇过市的老鼠吗?历史上有过躺在粮库里吃香喝辣还要想方设法的把粮库推倒的老鼠吗?而且还是公开说的。

今天的方方们总是说体制有问题，我想了想，这也算是它们难得的一句实话，体制内出现了这样一窝毫无顾忌的吃里扒外的货色，难得还不算是严重的问题吗?我也要说，这个问题几十年了，该解决了，这些疯狂的蛇鼠们就是问题所在!

这真是一个大问题，因为这帮硕鼠个头都不小，拉出来还都是一条“响当当的好汉”，或是“叫兽”，或是“知名”作家，还有名牌大学里的头头，啧啧，就是这样的一批“党员”，方方一站出来张嘴，它们就帮着呲牙，我们看看它们的嘴脸。

先说一个叫上海村妇的，在其微博中对毛主席极尽讥讽。

就下面这个

你能想到吗，竟然是上海社会主义学院教授，我真是活见鬼了，这个学院成立于1958年，其办学宗旨就是为了向人民传播马列、毛泽东思想的，说得再直白一些，他们就是靠这个吃饭的，然而就这个货色，却穷尽心思的歪曲毛主席，你如果不认为毛泽东思想是真理，你赖在专门教授毛泽东思想的学院里干嘛?自己都反对的东西却要依靠来吃饭，怎不呛死你?

还跟着别人来嘲笑年轻人是“小粉红”，这脑子是不是有病，你敢在你的学校里对你的学生这么称呼吗?你的学生，那可是你们这些货色嘴里最正宗的“小粉红”了，一边教着学生，一边侮辱着自己的学生，这种怪现状历史上有过吗?

就这样的货色，一边讥讽着中国共产党缔造者之一的毛主席，一边还恬不知耻的写论文教育学生要“政党认同”，“政治认同”，这种无耻嘴脸历史上有过吗?

再来扒一扒这个叫吕效平的，还曾经担任过南京大学中文系的总支部书记，自己身为党员，却对一口一个“你档你府”的，看不上不愿意待你倒是滚出来啊，别弄脏了别的党员不好吗?可惜人家就是这样的死不要脸，这号人物，这种不要脸的精神历史上有过吗?!

不仅如此，还“你国”，既然是我们的国家不是你的国家，你赶紧麻溜的滚出去到你向往的国家去不好吗?呃，就是这样的不要脸。

再看看这位叫杨骏的，也是“为人师表”的教授

公开侮辱中国共产党党旗，一件本应该令国人肃然起敬的呵护国旗的义举，被这厮用来引申侮辱党旗，

更是恶毒的公开侮辱为共和国捐躯的烈士们也是“鬼子”

侮辱中国梦的理念

它们这都是些什么东西啊，既然这么不待见中国，为什么要死皮赖脸的赖在中国不走呢?不走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要赖在这里赚五毛而已，他们才个个都是货真价实如假包换的五毛，这群货色，贼喊捉贼的勾当，那叫他们玩得一个炉火纯青!

还有这个叫王小妮的，也是作死的行家，简称作家。

它对毛主席可谓是恨之入骨了，把毛主席比作被西方强盗杀死的卡扎菲

还有这个叫李鸣生的，这个来头也不小，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的副会长，令人惊愕的是，其人竟然还是一名军人，穿着由毛主席缔造的人民军队的制服，却对毛主席诸多非议，我真是想不通这些人为什么都不长脸呢?!

这个家伙可谓是老奸巨猾，明明对毛主席颇多非议，却又不敢公开说，阴阳怪气的，请看，

转发各个公知的歪曲毛主席的言论，被删除的内容是公知们一贯歪曲的毛主席说的要感谢日本让中国人民觉醒的话。

转发说民国最好的话，民国好你加入解放军做甚?做人还有点志气吗?

阴阳怪气的暗示毛主席反复无常

转发某些畜生不如的东西对毛主席的造谣

就这样的作家，在其微博上直接用充满性意味的语言赞美日本女优

身为党员，却吹捧被因为严重违纪开除党籍的刘病雁

在他的微博上互动的，几乎都是曾经那些臭不可闻的公知，什么李承鹏，赵克罗，薛蛮子，陈丹青等，还有那个历史发明家猿疼飞，就这样的人，三观能正吗?

至于那个已经被湖北大学公开表态要调查的恨国女梁艳萍

公开以蔑称来诋毁中国

还有很多，都是此类，我就不一一扒了，就是这样一群三观扭曲，境界低下，公德全无，私德不检的人，齐刷刷的站出来力挺方方，说他们是一窝蛇鼠，难道还有什么不对的吗?

这些人，哪有一个堂堂正正的人?作为一个堂堂正正的人，从不屑于隐瞒自己的政治立场，这些人，在讲台上道貌岸然人模人样的，讲台下却阴阳怪气龌龊肮脏，这连普通的老百姓都知道一个正派的人要表里如一，而这些人，还都是从事着塑造人的灵魂的职业。想一想都不寒而栗呀，被他们这种两面三刀的小人所蛊惑的人会是什么样，我们的社会又有多少这种人呢?

而就是这样品质的一群人，这些年身居重位，影响深远，毫不客气的说，中国社会道德滑坡，与这些人有很大的关系。

可是，是谁让他们占据了社会的话语权，明明这样的一群人，从未真正树立过共产主义的信仰，也对我们的政府与人民毫无感情，可是为什么这样的一群人却能逐年的在政府机构和高等院校步步高升，权势日重，最终形成了一股恨共去中的洪流?我这么说，绝不是像那个方方那样无耻的给人扣帽子，这些人，假如还是个人的话，假如他们还敢手扶着自己那颗心的话，就知道我说的是事实，绝没有对他们歪曲。

身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身居共产党政府的重要位置，却对共和国的缔造者毛主席肆意的诽谤侮辱，对共产主义信仰以及社会主义制度拼命的贬诋毁，这些玩意，到底是怎么上来的?!是谁给他们推到了台前去散播歪理，幕后的推手到底是谁?!

一个执政集团，对这样的一群人推举，提拔，让他们具有广泛的影响力与话语权，而这群人的奋斗目标，就是为了怂恿煽动更多的人来埋葬这个执政集团，如果不是亲身经历，我真是想象不出这种在中国五千年历史上都未见过的扭曲。

其实吧，谁也不用揣着明白装糊涂，无论台前还是幕后的这些人，他们的根本目的，就是想把属于全体中国人的公有制中国，变成只属于少数权贵的私有制中国，他们之所以要附着在这个体制内，是因为毛主席以及老一辈的共产党人建立的这个体制，就是不允许出现凌驾于人民之上的权贵的体制，只要这个体制存在一天，这些附着在体制上的妄想成为权贵的蛆虫就会寝食难安，因为他们知道中国人民早晚会依据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宪法名正言顺的清算它们化公为私的恶行，这就是这些年一切怪相的根源。

方方们的恨与怕

原创 至道学宫  至道学宫

图丨推墙挖根还乡团文艺的代表作《软埋》

文丨白云先生

疫情期间，关于方方这个人，和她的日记，引起了巨大而广泛的争议。很多留言也一直问，能不能谈谈方方。今天，我们来写一写这个事。

方方和她的日记，有什么值得谈论的价值吗？其实并没有。先看她这个人，作为一个人，她对自己的国家和同胞，充满仇恨，希望我们失败，希望我们死的人越多越好。这样的品行，是不可以称之为人的。可见，作为一个人，方方不具备被谈论的价值。就她做的这些事，她不应该活跃在公众的讨论中，而应该去坐牢才对。

作为一个女人，她满脸横肉，丑陋粗野，凶恶狰狞，肮脏卑劣，面目可憎，由内而外的通体都散发着乌烟瘴气的恶臭味道。如果给她装上两根獠牙，你甚至分不清楚她到底是一个女人，还是一头母野猪。在一个女性身上，所散发出来的和美好有关的一切，她表现出来的都是极端反面的丑恶。所以，作为一个女人，她不具备被人谈论的价值。

再看她的作品，作为一个作家，她的文字很脏，和她的人一样脏。并且，她的文字不美，文笔没有文采，就和她的人一点都不美一样。还有，她的文字，没有丝毫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衡量作品好不好，是有标准的。首先，文字得干净。其次，文笔要优美，要流畅，要通透，还要有文采，读起来能给人通透脊背的快感。再次，文章里面，要有能给人启迪的价值。也就是古人讲的文以载道，你得言之有物，得对这个世界，做出更高的思想抽象和价值提炼。要不然，你浪费了别人的生命，阅读你分泌出来的垃圾，这是图财害命的行为。

如果一个人，以写作为职业的话，她的文字很脏，作品没有可读性，读起来只是让人觉得恶心，思想上也是向下的堕落，缺乏任何价值。这是对这个职业的侮辱和亵渎。也是对读者的伤害。所以说，方方的作品，也不具备被谈论和价值。不要说评论了，连被谈论的价值都不具备。

打个比方，我们站在太空中俯瞰地球，你问怎么看一座山脉，怎么看一条大河，这都是可以谈论的事情。如果你问，泰山山脚下的一颗狗尾巴草，草叶子下面有一只虫子，请谈论一下这个虫子，这就没有被谈论的价值。方方这个人和她的作品，从它们的价值来看，都好比是这个不值得被谈论的虫子。想必很多人都有这个看法。

那当整个社会都在谈论方方的时候，大家到底是谈论什么呢？大家谈的是爱和恨。反对方方的人，表达的是对我们这个国家和人民的爱。支持方方的人，表达的对我们这个国家和人民的刻骨的恨。除了仇恨，还有恐惧，他们对这个国家和人民展现出来的，越来越强大的力量，充满了绝望般的恐惧。而爱和恨的背后，又是一场空前的舆论战争。这才是真正值得谈论的东西。

方方和支持她的那些人，他们到底为什么这么仇恨自己的国家和同胞呢？他们的恨到底从何而来呢？我们国家强大了，本应该是好事，为什么他们反倒会感到恐惧呢？他们为什么要帮助美国人，开辟内线战场，发起内线战争，进攻我们的国家呢？接下来，我们来深入的谈一谈。

毛主席带领人民翻身闹革命，打下来了新中国。所以新中国是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权。后来的几十年，在到底谁才是国家主人这个问题上，产生了比较大的分歧。我们国家前进的路线上出现了偏差。

一些利益集团认为，这个国家不应该人民当家作主，而应该是一小部分利益集团来当家作主，把这个国家瓜分掉。而且，他们也已经这么做了。如果一小撮人当家作主，怎么对待我们国家人民当家作主这个政治根基呢，那就得把这个政治体系彻底打倒，打倒这种思想，同时还要打倒人民。

大家看到了没，这是水火不容的尖锐矛盾。仇恨就来自于这里。表现这种思想的比较典型的文艺作品，就是方方的《软埋》。在这本书里面，方方全盘否定了土改，全盘否定了解放战争，全盘否定了新中国的立国之本。把人民全面负面化，把土改负面化，而地主则全面变成了正面的形象。还认为，人民对以前的地主犯有血债和原罪，理所应当的把国家还给他们。

这是方方一贯的手段，用虚构替代现实，用颠倒黑白的文艺手法，用充满主观恶意预设立场的激烈情绪的叙述手法，消解真实的历史，蒙惑愚蠢，攻击和瓦解我们的政治体制。

真实的历史是，地主还乡团极其残暴，无恶不作，令人发指，疯狂残忍的报复人民。他们活埋了很多人，轮奸妇女，对人民动用拔舌头的酷刑，还把人浑身割烂，扔进烧的火红的锅里，管这个叫做穷人翻身。对几岁的小孩子也不放过，把小孩用铡刀铡成好几段。残杀无数群众，幸存下来的年轻人，就抓壮丁去送死。地主还乡团，光用铡刀就铡死了无数的群众。地主还乡团用活埋和铡刀对付群众，是他们当时的普遍手段。由此可见，地主还乡团，对新中国，对人民，心里的刻骨仇恨有多么的强烈。

如果方方们手里有枪杆子，掌握国家暴力机器，可以肯定的说，一些反对他们的网友，早就被他们用铡刀铡成好几段了。

方方在《软埋》中，刚好是写反了。人民对地主的审判，也只是分了他们的地，从未这么残忍过。

现在，新版本的当代地主还乡团回来了，人民不答应怎么办，重提以人民为中心，不忘初心的执政党不答应怎么办？如果谁敢不答应，他们就推翻这个国家，让江山易色。这个图谋和主张，也被方方写在了一本书里面，这本书是《万箭穿心》。这是一本映射谋逆造反的书。

《万箭穿心》大致的情节是这样的，映射武汉作为中国的心脏，风水不好，因为四省通衢，各个方向的通道，都指向武汉，指向中国的心脏，如同万箭穿心的格局。

以前主角夫妇住旧房子的时候（隐喻旧社会），生活比较太平安稳，换了新房子（隐喻从旧社会搬进了新中国），然后就各种不顺利，后来男主人公马学武死了。隐喻新中国治理不好我们这个国家，最后必须走向崩溃。男主人公死了之后，女主角李宝莉先是被一个暴发户（隐喻既得利益者）玩弄感情，进而被骗，并没有得到利益集团的谅解，只能用一生来还债。后来这本反书经过艺术化的处理，改编成了电影。

这本反书写的很大胆且疯狂，但是映射的又非常的隐秘。美国肺炎瘟疫，为什么敢从武汉下手，为什么中国的当代还乡团，敢从我们的地理心脏下手搞推墙，为什么湖北会成为带路党的大本营，因为他们一直都在谋划这一切。因为他们一直在准备推翻这个国家。要杀死一个国家，从它的心脏上插刀子才是最狠的。他们也是这么做的。如果这个国家，有人敢站出来捍卫人民的利益，他们就把这个国家也一起推翻和打倒。如果谁敢阻挠他们瓜分这个国家，继续压迫人民，他们就让我们新中国万箭穿心，推翻我们这个国家。

巧的是，这本书出版于2013年换届时期。这是在警告谁呢？方方这个前台的炮手，背后的司令部到底是谁？这个嚣张至极的小丑，文学造反的吹鼓手，她背后的后台又是谁呢？大家细想想，是不是觉得毛骨悚然呢？

《软埋》是说，利益集团要当家作主，还要让人民向地主谢罪，利益集团统治中国瓜分中国，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万箭穿心》是说，谁敢不答应，他们就打倒谁，他们就把墙推倒。

讲完了中国谁当家作主的事情。在世界谁来当家作主这个事情上，方方认为我们中国人只能被压迫，只能给外国人做奴隶，我们永远不能翻身。所以她极其的仇恨我们这个国家，和我们的同胞。因为我们国家，在追求复兴，要带领世界各民族推翻美国霸权统治，大家都能当自己的家，做自己的主。

一旦中国人民推翻了外国人的压迫，接下来必然也会推翻国内利益集团的压迫。因为外国人是他们最大的武装保护人，利益集团，只有挟洋建威挟洋自重，给外国人做买办做傀儡，勾结外国，才能长期压迫中国人民。新中国一开始，中国人站了起来。后来的几十年，又再次跪下了。现在，我们要再次站起来。美国发起了生物恐怖主义第三次世界大战，中国人能不能再次站起来，在此一举。所以，方方们一定要镇压中国人民对外国人的反抗。维护他们内外联合压迫中国人欺负中国人的社会秩序，这就是她写武汉日记的出发点。这是他们恨的一面。

他们非常恐惧，如果中国对外推翻了外国人的压迫，对内推翻了利益集团的压迫，中国人再次站起来了，他们就会失去一切。这是他们怕的一面。

在国内，中国人要接受利益集团的压迫，给他们做奴隶。在国际上，我们中国人民还要给外国人做奴隶，接受外国人的殖民，永远不能翻身。这是国内外的双重压迫。这就是一个作家，和一个傀儡群体的可怕的世界观和价值观。

国内一套吃人集团，国际上也有一套吃人集团。他们两者是同盟的关系，而且国内的吃人集团，是国际吃人集团的走狗，是他们的傀儡。所以，一旦我们和外国人发生冲突，国内的这些走狗，马上就会现出汉奸伪军的原形。在戕害和压迫中国人这件事上，他们是天然的同盟者。国内的娱乐圈，教育圈，文化圈都是被殖民的敌占区，正所谓枪杆子未动，笔杆子先行。笔杆子打赢了，顺理成章的就可以夺取枪杆子。他们里面支持方方的人非常多，因为他们都是汉奸伪军。

我们的防疫大战胜利了，正常人都应该欢呼鼓舞的庆祝胜利才对。方方则是阴狠狠说了一句，只有结束，没有胜利。这显然是来自敌人的口吻。而且伪军还特别的嚣张，居然打出来了主场的气势，认为他们才是主场，国家和人民都是客场。汉奸伪军反客为主，对我们发动战争，实在是破天荒的头一回。

这些人嘴里操弄着他们的一套话术，动不动就是中国不准挑战世界文明，动不动就是启蒙价值观，动不动就是自由民主，动不动就是反对宏大叙事。颇能蛊惑很多少不经事的年轻人。这些都不值一提，所谓的世界文明，就是西方的文化土特产对世界各国的殖民。所谓的启蒙价值观，就是用海盗蛮夷的价值观征服各个民族的传统价值观。所谓的自由民主，就是消解各民族的政治认同和民族利益，实现殖民者对世界各国的超国家统治。所谓的反对宏大叙事，就是把殖民地的亡国奴都分割分化起来，防止他们基于文化认同民族利益，再次组织起来反抗西方人的殖民，从而更利于统治他们。

还有，他们把战争的进攻，美化成是对国家的批评，把自己伪装成是国家的异见人士。请问，八国联军对我们的侵略，是不是也只是批评我们呢？汉奸卖国贼通敌卖国，是不是也只是对国家有异见呢？显然不是。他们只是利用了广大网民的善良和单纯，用话术在蒙蔽欺骗大家。一刀刀的捅向国家和人民，刀刀见血，不死不休，这显然不是批评和异见，而是敌我之间的死命搏杀。

大家看明白了吗？这一套套话术，就是汉奸走狗们，灌输给殖民地群众的文化炮弹。听起来一套一套的，其实都是恶毒无比的文化炸弹。请被蒙蔽被蛊惑的人，快醒醒，快站起来保护我们的国家。

同志们，这不是支持谁反对谁的意见之争，这是战争。他们不是我们中的异见分子，也不是我们之中的批评者，他们是我们的敌人。打仗首先就要弄明白敌我关系，不然还怎么打。如果敌人换了身衣服，就看不出来是敌人了，这也是不行的。敌人不管穿什么衣服，他们都是敌人。不要看他们说什么，要看他们是不是背叛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是不是伤害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要看他们是和我们站在一起，还是和我们的敌人站在一起。

现在的战局就是这样，敌人里应外合在攻击我们。我们外线的敌人，是国际上的敌对国家。我们在内线的敌人，是这些汉奸伪军。

这个局面，和当年朝鲜战争的情况比较类似。当时我们也是内外线一起打，国内的反动势力，看美国人打过来了，马上跳出来，里应外合和我们作战，企图一举推翻刚成立不久的新中国。当时我们的战术是，外线御敌于国内之外，对内则是搞镇反。通过这次镇反运动，基本肃清了当时潜伏在国内的汉奸、土匪、特务，以及国民党残余分子。如果不是朝鲜战争，我们当时要肃清这些社会残渣还是挺费劲的，外部的战争，刚好给我们解决内部问题，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这次的情况也是这样，对外我们要坚决的打，要漂亮的打，不能一团和气的搞绥靖，这样国内外联动起来，我们只会越来越被动。一位的退让，只会走向失败，只有进攻，才能赢得胜利。我们展开外线进攻，同时对国内搞新版本的镇反运动。这些已经跳出来的汉奸伪军，以及还没有跳出来的汉奸伪军，都要对他们进行拉网式的大排查大肃清。

对外克敌，对内肃奸，打一场新朝鲜战争。实现内外线的双胜利。朝鲜战争胜利之后，我们实现了对外的总体和平，实现了对内的总体太平。这一次的胜利过后，我们也会得到长久的外部和平环境，和内部的太平，建立起来一个美好的新世界。为了这个伟大的胜利，各条战线上的同志们，请奋勇战斗吧。我们的胜利就在眼前。

《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的序言和按语

毛泽东

（一九五五年五月、六月）

序言

（一九五五年六月十五日）

为应广大读者的需要，我们现在将《人民日报》在一九五五年五月十三日至六月十日期间所发表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三批材料和《人民日报》一九五五年六月十日的社论编在一起，交人民出版社出版，书名就叫《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在这本书中，我们仍然印了胡风的《我的自我批判》一文，作为读者研究这个反革命两面派的一项资料，不过把它改为附件，印在舒芜那篇“材料”的后面。我们对三篇“材料”的按语和注文，作了少数文字上的修改。我们在第二篇“材料”中修改了一些注文，增加了一些注文，又增加了两个按语。第一、第二两篇题目中的“反党集团”字样，统照第三篇那样，改为“反革命集团”，以归一律。此外，一切照旧。

估计到本书的出版，如同《人民日报》发表这些材料一样，将为两方面的人们所注意。一方面，反革命分子将注意它。一方面，广大人民将更加注意。

反革命分子和有某些反革命情绪的人们，将从胡风分子的那些通信中得到共鸣。胡风和胡风分子确是一切反革命阶级、集团和个人的代言人，他们咒骂革命的话和他们的活动策略，将为一切能得到这本书的反革命分子所欣赏，并从这里得到某些反革命的阶级斗争的教育。但是不论怎么样，总是无救于他们的灭亡的。胡风分子的这些文件，如同他们的靠山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国民党一切反对中国人民的反革命文件一样，并不是成功的纪录，而只是失败的纪录，他们没有挽救他们自己集团的灭亡。

广大人民群众很需要这样一部材料。反革命分子怎样耍两面派手法呢？他们怎样以假象欺骗我们，而在暗里却干着我们意料不到的事情呢？这一切，成千成万的善良人是不知道的。就是因为这个原故，许多反革命分子钻进我们的队伍中来了。我们的人眼睛不亮，不善于辨别好人和坏人。我们善于辨别在正常情况之下从事活动的好人和坏人，但是我们不善于辨别在特殊情况下从事活动的某些人们。胡风分子是以伪装出现的反革命分子，他们给人以假象，而将真象荫蔽着。但是他们既要反革命，就不可能将其真象荫蔽得十分彻底。作为一个集团的代表人物，在解放以前和解放以后，他们和我们的争论已有多次了。他们的言论、行动，不但跟共产党人不相同，跟广大的党外革命者和民主人士也是不相同的。最近的大暴露，不过是抓住了他们的大批真凭实据而已。就胡风分子的许多个别的人来说，我们所以受他们欺骗，则是因为我们的党组织，国家机关，人民团体，文化教育机关或企业机关，当着接收他们的时候，缺乏严格的审查。也因为我们过去是处在革命的大风暴时期，我们是胜利者，各种人都向我们靠拢，未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我们还没有来得及作一次彻底的清理。还因为辨别和清理坏人这件事，是要依靠领导机关的正确指导和广大群众的高度觉悟相结合才能办到，而我们过去在这方面的工作是有缺点的。凡此种种，都是教训。

我们所以重视胡风事件，就是要用这个事件向广大人民群众，首先是向具有阅读能力的工作干部和知识分子进行教育，向他们推荐这个“材料”，借以提高他们的觉悟程度。这个“材料”具有极大的尖锐性和鲜明性，十分引人注意。反革命分子固然注意它，革命人民尤其注意它。只要广大的革命人民从这个事件和材料学得了一些东西，激发了革命热情，提高了辨别能力，各种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就会被我们一步一步地清查出来的。

按语（选辑）

（一九五五年五月、六月）

一

宗派，我们的祖宗叫作“朋党”，现在的人也叫“圈子”，又叫“摊子”，我们听得很熟的。干这种事情的人们，为了达到他们的政治目的，往往说别人有宗派，有宗派的人是不正派的，而自己则是正派的，正派的人是没有宗派的。胡风所领导的一批人，据说都是“青年作家”和“革命作家”，被一个具有“资产阶级理论”“造成独立王国”的共产党宗派所“仇视”和“迫害”，因此，他们要报仇。《文艺报》问题，“不过是抓到的一个缺口”，这个“问题不是孤立的”，很需要由此“拖到全面”，“透出这是一个宗派主义统治的问题”，而且是“宗派和军阀统治”。问题这样严重，为了扫荡起见，他们就“抛出’了不少的东西。这样一来，胡风这批人就引人注意了。许多人认真一查，查出了他们是一个不大不小的集团。过去说是“小集团”，不对了，他们的人很不少。过去说是一批单纯的文化人，不对了，他们的人钻进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各个部门里。过去说他们好象是一批明火执仗的革命党，不对了，他们的人大都是有严重问题的。他们的基本队伍，或是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特务，或是托洛茨基分子，或是反动军官，或是共产党的叛徒，由这些人做骨干组成了一个暗藏在革命阵营的反革命派别，一个地下的独立王国。这个反革命派别和地下王国，是以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恢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为任务的。他们随时随地寻找我们的缺点，作为他们进行破坏活动的借口。那个地方有他们的人，那个地方就会生出一些古怪问题来。这个反革命集团，在解放以后是发展了，如果不加制止，还会发展下去。现在查出了胡风们的底子，许多现象就得到了合理的解释，他们的活动就可以制止了。

二

芦甸这种以攻为守的策略，后来胡风果然实行了，这就是胡风到北京来请求派工作，请求讨论他的问题，三十万字的上书言事，最后是抓住《文艺报》问题放大炮。各种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当着他们处在不利情况的时候，为了保护他们现在的生存，以利将来的发展，他们往往采取以攻为守的策略。或者无中生有，当面造谣；或者抓住若干表面现象，攻击事情的本质；或者吹捧一部分人，攻击一部分人；或者借题发挥，“冲破一些缺口”，使我们处于困难地位。总之，他们老是在研究对付我们的策略，“窥测方向”，以求一逞。有时他们会“装死躺下”，等待时机，“反攻过去”。他们有长期的阶级斗争经验，他们会做各种形式的斗争——合法的斗争和非法的斗争。我们革命党人必须懂得他们这一套，必须研究他们的策略，以便战胜他们。切不可书生气十足，把复杂的阶级斗争看得太简单了。

三

由于我们革命党人骄傲自满，麻痹大意，或者顾了业务，忘记政治，以致许多反革命分子“深入到”我们的“肝脏里面”来了。这决不只是胡风分子，还有更多的其他特务分子或坏分子钻进来了。

四

共产党员的自由主义倾向受到了批判，胡风分子就叫做“受了打击”。如果这人“斗志较差”，即并不坚持自由主义立场，而愿意接受党的批判转到正确立场上来的话，对于胡风集团来说，那就无望了，他们就拉不走这个人。如果这人坚持自由主义立场的“斗志”不是“较差”而是“较好”的话，那末，这人就有被拉走的危险。胡风分子是要来“试”一下的，他们已经称这人为“同志”了。这种情况，难道还不应当引为教训吗？一切犯有思想上和政治上错误的共产党员，在他们受到批评的时候，应当采取什么态度呢？这里有两条可供选择的道路：一条是改正错误，做一个好的党员；一条是堕落下去，甚至跌入反革命坑内。这后一条路是确实存在的，反革命分子可能正在那里招手呢！

五

如同我们经常在估计国际国内阶级斗争力量对比的形势一样，敌人也在经常估计这种形势。但我们的敌人是落后的腐朽的反动派，他们是注定要灭亡的，他们不懂得客观世界的规律，他们用以想事的方法是主观主义的和形而上学的方法，因此他们的估计总是错误的。他们的阶级本能引导他们老是在想：他们自己怎样了不起，而革命势力总是不行的。他们总是高估了自己的力量，低估了我们的力量。我们亲眼看到了许多的反革命：清朝政府，北洋军阀，日本军国主义，墨索里尼，希特勒，蒋介石，一个一个地倒下去了，他们犯了并且不可能不犯思想和行动的错误。现在的一切帝国主义也是一定要犯这种错误的。难道这不好笑吗？照胡风分子说来，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革命力量是要“呜呼完蛋”的，这种力量不过是“枯黄的叶子”和“腐朽的尸体”。而胡风分子所代表的反革命力量呢？虽然“有些脆弱的芽子会被压死的”，但是大批的芽子却“正冲开”什么东西而要“茁壮地生长起来”。如果说；法国资产阶级的国民议会里至今还有保皇党的代表人物的话，那末，在地球上全部剥削阶级彻底灭亡之后多少年内，很可能还会有蒋介石王朝的代表人物在各地活动着。这些人中的最死硬分子是永远不会承认他们的失败的。这是因为他们不但需要欺骗别人，也需要欺骗他们自己，不然他们就不能过日子。

六

这封信里所谓“那些封建潜力正在疯狂的杀人”，乃是胡风反革命集团对于我国人民革命力量镇压反革命力量的伟大斗争感觉恐怖的表现，这种感觉代表了一切反革命的阶级、集团和个人。他们感觉恐怖的事，正是革命的人民大众感觉高兴的事。“史无前例”也是对的。从来的革命，除了奴隶制代替原始公社制那一次是以剥削制度代替非剥削制度以外，其余的都是以一种剥削制度代替另一种剥削制度为其结果的，他们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去作彻底镇压反革命的事情。只有我们，只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大众的革命，是以最后消灭任何剥削制度和任何阶级为目标的革命，被消灭的剥削阶级无论如何是要经由它们的反革命政党、集团或某些个人出来反抗的，而人民大众则必须团结起来坚决、彻底、干尽、全部地将这些反抗势力镇压下去。只有这时，才有这种必要，也才有这种可能。“斗争必然地深化了”，这也说得一点不错。只是“封建潜力”几个字说错了，这是“无产阶级和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一语的反话，如同他们所说的“机械论”是“辩证唯物论”的反话一样。

七

还是这个张中晓，他的反革命感觉是很灵的，较之我们革命队伍里的好些人，包括一部分共产党员在内，阶级觉悟的高低，政治嗅觉的灵钝，是大相悬殊的。在这个对比上，我们的好些人，比起胡风集团里的人来，是大大不如的。我们的人必须学习，必须提高阶级警觉性，政治嗅觉必须放灵些。如果说胡风集团能给我们一些什么积极的东西，那就是借着这一次惊心动魄的斗争，大大地提高我们的政治觉悟和政治敏感，坚决地将一切反革命分子镇压下去，而使我们的革命专政大大地巩固起来，以便将革命进行到底，达到建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目的。

驳“舆论一律”*

毛泽东

（一九五五年五月二十四日）

胡风所谓“舆论一律”，是指不许反革命分子发表反革命意见。这是确实的，我们的制度就是不许一切反革命分子有言论自由，而只许人民内部有这种自由。我们在人民内部，是允许舆论不一律的，这就是批评的自由，发表各种不同意见的自由，宣传有神论和宣传无神论（即唯物论）的自由。一个社会，无论何时，总有先进和落后两种人们、两种意见矛盾地存在着和斗争着，总是先进的意见克服落后的意见，要想使“舆论一律”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应该的。只有充分地发扬先进的东西去克服落后的东西，才能使社会前进。但是在国际国内尚有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的时代，夺取了国家权力的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必须镇压一切反革命阶级、集团和个人对于革命的反抗，制止他们的复辟活动，禁止一切反革命分子利用言论自由去达到他们的反革命目的。这就使胡风等类反革命分子感到“舆论一律”对于他们的不方便。他们感到不方便，正是我们的目的，正是我们的方便。我们的舆论，是一律，又是不一律。在人民内部，允许先进的人们和落后的人们自由利用我们的报纸、刊物、讲坛等等去竞赛，以期由先进的人们以民主和说服的方法去教育落后的人们，克服落后的思想和制度。一种矛盾克服了，又会产生新矛盾，又是这样去竞赛。这样，社会就会不断地前进。有矛盾存在就是不一律。克服了矛盾，暂时归于一律了；但不久又会产生新矛盾，又不一律，又须要克服。在人民与反革命之间的矛盾，则是人民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领导之下对于反革命的专政。在这里，不是用的民主的方法，而是用的专政即独裁的方法，即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这里不但舆论一律，而且法律也一律。在这个问题上，胡风等类的反革命分子好象振振有词；有些糊涂的人们在听了这些反革命论调之后，也好象觉得自己有些理亏了。你看，“舆论一律”，或者说，“没有舆论”，或者说，“压制自由”，岂不是很难听的么？他们分不清楚人民的内部和外部两个不同的范畴。在内部，压制自由，压制人民对党和政府的错误缺点的批评，压制学术界的自由讨论，是犯罪的行为。这是我们的制度。而这些，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则是合法的行为。在外部，放纵反革命乱说乱动是犯罪的行为，而专政是合法的行为。这是我们的制度。资本主义国家正相反，那里是资产阶级专政，不许革命人民乱说乱动，只叫他们规规矩矩。剥削者和反革命者无论何时何地总是少数，被剥削者和革命者总是多数，因此，后者的专政就有充分的道理，而前者则总是理亏的。胡风又说：“绝大多数读者都在某种组织生活中，那里空气是强迫人的。”我们在人民内部，反对强迫命令方法，坚持民主说服方法，那里的空气应当是自由的，“强迫人”是错误的。“绝大多数读者都在某种组织生活中”，这是极大的好事。这种好事，几千年没有过，仅在共产党领导人民作了长期的艰苦的斗争之后，人民方才取得了将自己由利于反动派剥削压迫的散沙状态改变为团结状态的这种可能性，并且于革命胜利后几年之内实现了这种人民的大团结。胡风所说的“强迫人”，是指强迫反革命方面的人。他们确是胆战心惊，感到“小媳妇一样，经常的怕挨打”，“咳一声都有人录音”。我们认为这也是极大的好事。这种好事，也是几千年没有过，仅在共产党领导人民作了长期艰苦斗争之后，才使得这些坏蛋感觉这么难受。一句话，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我们每年的国庆节，首先就是庆祝这件事。胡风又说：“文艺问题也实在以机械论最省力。”这里的“机械论”是辩证唯物论的反话，“最省力”是他的瞎说。世界上只有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最省力，因为它可以由人们瞎说一气，不要根据客观实际，也不受客观实际检查的。唯物论和辩证法则要用气力，它要根据客观实际，并受客观实际检查，不用气力就会滑到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方面去。胡风在这封信里提出了三个原则性的问题，我们认为有加以详细驳斥的必要。胡风在这封信里还说到：“目前到处有反抗的情绪，到处有进一步的要求”，他是在一九五○年说的。那时，在大陆上刚刚消灭了蒋介石的主要军事力量，还有许多化为土匪的反革命武装正待肃清，大规模的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的运动还没有开始，文化教育界也还没有进行整顿工作，胡风的话确实反映了那时的情况，不过他没有说完全。说完全应当是这样：目前到处有反革命反抗革命的情绪，到处有反革命对于革命的各种捣乱性的进一步的要求。

*这是毛泽东同志为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而写的一篇文章。

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

毛泽东

（一九五七年七月九日）

三月间，我在这个地方同党内的一些干部讲过一次话。从那个时候到现在，一百天了。这一百天，时局有很大的变化。我们同资产阶级右派打了一仗，人民的觉悟有所提高，而且是相当大的提高。当时我们就料到这些事情了。比如，我在这里说过，人家批评起来，就是说火一烧起来，岂不是疼吗？要硬着头皮顶住。人这个地方叫头，头有一张皮，叫头皮。硬着头皮顶住，就是你批评我，我就硬着头皮听，听一个时期，然后加以分析，加以答复，说得对的就接受，说得不对的加以批评。

我们总要相信，全世界也好，我们中国也好，多数人是好人。所谓多数人，不是百分之五十一的人，而是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在我国六亿人口中，工人、农民是我们的基本群众。共产党里，青年团里，民主党派里，学生和知识分子里，多数人总是好人。他们的心总是善良的，是诚实的，不是狡猾的，不是别有用心的。应当承认这一点。这是每一次运动都证明了的。比如这一次，拿学生来说，北京大学有七千多人，右派只有百分之一、二、三。什么叫百分之一、二、三呢？就是坚决的骨干分子，经常闹的，闹得天翻地覆的，始终只有五十几个人，不到百分之一。另外百分之一、二的人，是为他们拍掌的，拥护他们的。

放火烧身可不容易。现在听说你们这个地方有些同志后悔了，感到没有放得厉害。我看上海放得差不多了，就是有点不够，有点不过瘾，早知这么妙，何不大放特放呢？让那些毒草长嘛，让那些牛鬼蛇神出台嘛，你怕他干什么呢？三月份那个时候我就讲不要怕。我们党里头有些同志，就是怕天下大乱。我说，这些同志是忠心耿耿，为党为国，就是没有看见大局面，就是没有估计到大多数人，即百分之九十几的人是好人。不要怕群众，他们是跟我们一块的。他们可以骂我们，但是他们不用拳头打我们。右派只有极少数，象刚才讲的北京大学，只有百分之一、二、三。这是讲学生。讲到教授、副教授，那就不同一些，大概有百分之十左右的右派。左派也有百分之十左右。这两方面旗鼓相当。中间派占百分之八十左右。有什么可怕呢？我们有些同志， 就有那么一些怕， 又怕房子塌下来，又怕天塌下来。从古以来，只有“杞人忧天”[1]，就是那个河南人怕天塌下来。除了他以外，从来就没有人怕天塌下来的。至于房子，我看这个房子不会塌下来，刚刚砌了不好久嘛，怎么那么容易塌下来呢？

总而言之，无论什么地方，百分之九十几的人是我们的朋友、同志，不要怕。怎么怕群众呢？怕群众是没有道理的。什么叫领导人物呢？小组长、班长、支部书记、学校里头的校长、党委书记，都是领导人物，还有柯庆施同志，我也算一个。我们这些人总是有那么一点政治资本，就是替人民多少做了一点事。现在把火放起来烧，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是希望把我们的同志烧好。我们每一个同志，都有一点毛病，那有没有毛病的呢？“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总要讲错一点话，办错一点事，就是什么官僚主义之类。这些东西往往是不自觉的。

要定期“放火”。以后怎么搞呀？你们觉得以后是一年烧一次，还是三年烧一次？我看至少是象闰年、闰月一样，三年一闯，五年再闯，一个五年计划里头至少搞两次。孙悟空在太上老君的八卦炉里头一锻炼就更好了。孙悟空不是很厉害的人物吗？人家说是“齐天大圣”呀，还要在八卦炉里头烧一烧。不是讲锻炼吗？锻者就是锤打，炼就是在高炉里头炼铁，平炉里头炼钢。钢炼出来要锻。现在锻要拿汽锤锻。那个锻可厉害哩！我们人也要锻炼。有些同志，你问他赞成不赞成锻炼，那他是很赞成的，“啊，我有缺点，很想去锻炼一下”。人人都说要锻炼一番。平常讲锻炼，那舒服得很，真正要锻炼了，真正要拿汽锤给他一锻，他就不干了，吓倒了。这一回就是一次锻炼。一个时期天昏地黑，日月无光。就是两股风来吹：一是大多数好人，他们贴大字报，讲共产党有缺点，要改；另外是极少数右派，他们是攻击我们的。两方面进攻的是一个方向。但是多数人的进攻是应当的，攻得对。这对我们是一种锻炼。右派的进攻，对我们也是一种锻炼。真正讲锻炼，这一回还是要感谢右派。对我们党，对广大群众，对工人阶级、农民、青年学生以及民主党派，右派给的教育最大。每一个城市都有一些右派，这些右派是要打倒我们的。对这些右派，现在我们正在围剿。

我们的革命是人民的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六亿人民的革命，是人民的事业。民主革命是人民的事业，社会主义革命是人民的事业，社会主义建设是人民的事业。那末，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好不好？有没有成绩？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右派否定人民事业的成绩。这是第一条。第二条，走那一个方向呢？走这边就是社会主义，走那边就是资本主义。右派就是要倒转这个方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第三条，要搞社会主义，谁人来领导？是无产阶级领导，还是资产阶级领导？是共产党领导，还是那些资产阶级右派来领导？右派说不要共产党领导。我看这一回是一次大辩论，就是在这三个问题上的大辩论。辩论一次好。这些问题没有辩论过。

民主革命是经过长期辩论的。从清朝末年起，到辛亥革命、反袁世凯、北伐战争、抗日战争，都是经过辩论的。要不要抗日？一派人是唯武器论，说中国的枪不够，不能抗；另外一派人说不怕，还是人为主，武器不如人，还是可以打。后头接着来的解放战争，也是经过辩论的。重庆的谈判，重庆的旧政协，南京的谈判，都是辩论。蒋介石对我们的意见，对人民的意见，一概都不听，他要打仗。打的结果，他打输了。所以，那一场民主革命是经过辩论的，经过长时期精神准备的。

社会主义革命来得急促。在六、七年之内，资本主义所有制和小生产者个体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就基本上完成了。但是人的改造，虽然也改造了一些，那就还差。社会主义改造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制度的改造，一方面是人的改造。制度不单是所有制，而且有上层建筑，主要是政权机关、意识形态。比如报纸，这是属于意识形态范围的。有人说，报纸没有阶级性，报纸不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这种话就讲得不对了。至少在帝国主义消灭以前，报纸，各种意识形态的东西，都是要反映阶级关系的。学校教育，文学艺术，都是意识形态，都是上层建筑，都是有阶级性的。自然科学分两个方面，就自然科学本身来说，是没有阶级性的，但是谁人去研究和利用自然科学，是有阶级性的。大学里，一个中文系，一个历史系，唯心论最多。办报纸的，唯心论最多。你们不要以为只是社会科学方面唯心论多，自然科学方面也有许多唯心论。搞自然科学的许多人，世界观是唯心论的。你要说水是什么东西构成的，那他们是唯物论，水是两种元素构成的，他们是照那个实际情形办事的。你要讲社会怎么改造，那他们是唯心论。我们说整风是要整好共产党，他们中间一些人说要消灭共产党。这一回暴露了这么一些情形。

右派进攻的时候，我们的政策是这样，就是只听不说。有那么几个星期，硬着头皮，把耳朵扯长一点，就听，话是一句不说。而且不通知团员，不通知党员，也不通知支部书记，不通知支部委员会，让他们混战一场，各人自己打主意。学校的党委、总支里头混进来一些敌人，清华大学党委的委员里就有敌人。你这里一开会，他就告诉敌人了，这叫做“起义分子”。不是有起义将军吗？这是“起义文人”。这一件事，敌人和我们两方面都高兴。在敌人方面，看见共产党员“起义”了，共产党要“崩溃”了，他们很高兴。这一回崩溃了多少呀？上海不晓得，北京学校的党员大概是崩溃了百分之五，团员崩溃得多一点，也许百分之十，或者还多一点。这种崩溃，我说是天公地道。百分之十也好，百分之二十也好，百分之三十也好，百分之四十也好，总而言之，崩溃了我就高兴得很。你满脑子资产阶级思想，满脑子唯心论，你钻进共产党、青年团里头，名为共产主义，实际上是反共产主义，或者是动摇分子。所以，在我们方面，看见“起义”的，我们也高兴。那一年清党、清团清得这么干净呀？他自己跑出去了，不要我们清理。但是，现在的情况变了，反过来了。我们把右派一包围，许多跟右派有联系但并非右派的人起来一揭露，他不“起义”了。现在右派不好混了，有一些右派起义了。我三月在这里讲话以后，一百天工夫，时局起了这样大的变化。

这次反右派斗争的性质，主要是政治斗争。阶级斗争有各种形式，这次主要是政治斗争，不是军事斗争，不是经济斗争。思想斗争的成份有没有呢？有，但是我看政治斗争占主要成份。思想斗争主要还在下一阶段，那要和风细雨。共产党整风，青年团整风，是思想斗争。要提高一步，真正学点马克思主义。要真正互相帮助。有什么缺点，主观主义有一点没有呀？官僚主义有一点没有呀？我们要真正用脑筋想一想，写一点笔记，搞那么几个月，把马克思主义水平、政治水平和思想水平提高一步。

反击右派也许还要几十天，还要个把月。右派言论尽这样在报纸上登，今年登一年，明年登一年，后年登一年，那也不好办事。右派就那么多，右派言论登的差不多了，也没有那么多东西登嘛。以后就阴登一点，阳登一点，有就登一点，没有就不登。我看七月还是反击右派紧张的一个月。右派最喜欢急风暴雨，最不喜欢和风细雨。我们不是提倡和风细雨吗？他们说，和风细雨，黄梅雨天天下，秧烂掉，就要闹饥荒，不如急风暴雨。你们上海不是有那么一个人写了一篇文章叫《乌“昼”啼》吗？那个“乌鸦”他提此一议。他们还说，你们共产党就不公道，你们从前整我们就是急风暴雨，现在你们整自己就和风细雨了。其实，我们从前搞思想改造，包括批评胡适、梁漱溟，我们党内下的指示都是要和风细雨的。世界上的事情总是曲折的。比如走路，总是这么弯弯曲曲走的。莫干山你们去过没有呀？上下都是一十八盘。社会的运动总是采取螺旋形前进的。现在，右派还要挖，不能松劲，还是急风暴雨。因为他们来了个急风暴雨，这好象是我们报复他们。这个时候，右派才晓得和风细雨的好处。他看见那里有一根草就想抓，因为他要沉下去了。好比黄浦江里将要淹死的人一样， 那怕是一根稻草， 他都想抓。我看，那个“乌鸦”现在是很欢迎和风细雨了。现在是暴雨天，过了七月，到了八月那个时候就可以和风细雨了，因为没有多少东西挖了嘛。

右派是很好的反面教员。我们中国历来如此，有正面的教员，有反面的教员。人需要正反两方面的教育。日本帝国主义是我们第一个大好的反面教员。从前还有清政府，有袁世凯，有北洋军阀，后头有蒋介石，都是我们很好的反面教员。没有他们，中国人民教育不过来，单是共产党来当正面教员还不够。现在也是一样。我们有许多话他们不听。所谓不听，是什么人不听呢？是许多中间人士不听，特别是右派不听。中间人士将信将疑。右派根本不听，许多话我们都跟他们讲了的，但是他们不听，另外搞一套。比如我们主张“团结——批评——团结”，他们就不听。我们说肃反成绩是主要的，他们又不听。我们讲要民主集中制，要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他们又不听。我们讲要联合社会主义各国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他们也不听。总而言之，这些东西都讲过的，他们都不听。还有一条他们特别不听的，就是说毒草要锄掉。牛鬼蛇神让它出来，然后展览，展览之后，大家说牛鬼蛇神不好，要打倒。毒草让它出来，然后锄掉，锄倒可以作肥料。这些话讲过没有呢？还不是讲过吗？毒草还是要出来。农民每年都跟那些草讲，就是每年都要锄它几次，那个草根本不听，它还要长。锄了一万年，草还要长，一万万年，还是要长。右派不怕锄，因为我讲话那个时候，不过是讲要锄草，并没有动手锄；而且他们认为自己并非毒草，是香花，我们这些人是毒草，他们并不是应当锄掉的，而要把我们锄掉。他们就没有想到，他们正是那些应当锄掉的东西。

现在就是辩论我上边讲过的那三个问题。社会主义革命来得急促，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没有经过充分辩论，党内没有充分辩论，社会上也没有充分辩论。象牛吃草一样，先是呼噜呼噜吞下去，有个袋子装起来，然后又回过头来慢慢嚼。我们在制度方面，首先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第二是上层建筑，政治制度也好，意识形态也好，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但是没有展开充分辩论。这回经过报纸，经过座谈会，经过大会，经过大字报，就是展开辩论。

大字报是个好东西，我看要传下去。孔夫子的《论语》传下来了，“五经”、“十三经”传下来了，“二十四史”都传下来了。这个大字报不传下去呀？我看一定要传下去。比如将来工厂里头整风要不要大字报呀？我看用大字报好，越多越好。大字报是没有阶级性的，等于语言没有阶级性一样。白话没有阶级性，我们这些人演说讲白话，蒋介石也讲白话。现在都不讲文言了，不是讲“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无产阶级讲白话，资产阶级也讲白话。无产阶级可以用大字报，资产阶级也可以用大字报。我们相信，多数人是站在无产阶级这一边的。因此，大字报这个工具有利于无产阶级，不利于资产阶级。一个时候，两三个星期，天昏地黑，日月无光，好象是利于资产阶级。我们讲硬着头皮顶住，也就是那两三个星期，睡不着觉，吃不下饭。你们不是讲锻炼吗？有几个星期睡不着觉，吃不下饭，这就是锻炼，并非要把你塞到高炉里头去烧。

有许多中间人士动摇一下，这也很好。动摇一下，他们得到了经验。中间派的特点就是动摇，不然为什么叫中间派？这一头是无产阶级，那一头是资产阶级，还有许多中间派，两头小中间大。但是，中间派归根结底是好人，他们是无产阶级的同盟军。资产阶级也想争取他们作同盟军，一个时候他们也有点象。因为中间派也批评我们，但他们是好心的批评。右派看见中间派批评我们，就来捣乱了。在你们上海，就是什么王造时，陆治，陈仁炳，彭文应，还有一个吴茵，这么一些右派人物出来捣乱。右派一捣乱，中间派就搞糊涂了。右派的老祖宗就是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发源地都是在北京。北京那个地方越乱越好，乱得越透越好。这是一条经验。

刚才讲大字报，这是个方式的问题，是取一种什么形式作战的问题。大字报是作战的武器之一，象步枪、短枪、机关枪这类轻武器。至于飞机、大炮，那大概是《文汇报》之类吧，还有《光明日报》，也还有一些别的报纸。有一个时期，共产党的报纸也登右派言论。我们下了命令，所有右派言论，要照原样登出来。我们运用这种方式，以及其他各种方式，使广大群众从正反两面受到了教育。比如《光明日报》、《文汇报》的工作人员，这次得了很深刻的教育。他们过去分不清什么叫无产阶级报纸，什么叫资产阶级报纸，什么叫社会主义报纸，什么叫资本主义报纸。一个时候，他们的右派领导人把报纸办成资产阶级报纸。这些右派领导人仇恨无产阶级，仇恨社会主义。他们不是把学校引到无产阶级方向，而是要引到资产阶级方向。

资产阶级和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要不要改造？他们非常之怕改造，说改造就出那么一种感，叫做“自卑感”，越改就越卑。这是一种错误的说法。应当是越改造越自尊，应当是自尊感，因为是自己觉悟到需要改造。那些人的“阶级觉悟”很高，他们认为他们本身不要改造，相反要改造无产阶级。他们要按照资产阶级的面貌来改造世界，而无产阶级要按照无产阶级的面貌来改造世界。我看，多数人，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经过踌躇、考虑、不大愿意、摇摆这么一些过程，总归是要走到愿意改造。越改造就越觉得需要改造。共产党还在改造，整风就是改造，将来还要整风。你说整了这次风就不整了？整了这次风就没有官僚主义了？只要过两三年，他都忘记了，那个官僚主义又来了。人就有那么一条，他容易忘记。所以，过一个时候就要整整风。共产党还要整风，资产阶级和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就不要整风？不要改造？那就更需要整风，更需要改造。

现在各民主党派不是在整风吗？整个社会要整一整风。把风整一整，有什么不好？又不是整那些鸡毛蒜皮，而是整大事，整路线问题。现在民主党派整风的重点是整路线问题，整资产阶级右派的反革命路线。我看整得对。现在共产党整风的重点不是整路线问题，是整作风问题。而民主党派现在作风问题在其次，主要是走那条路线的问题。是走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陈仁炳、彭文应、陆治、孙大雨那种反革命路线，还是走什么路线？首先要把这个问题搞清楚，要把我讲的这三个问题搞清楚：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绩，几亿人民作的事情究竟好不好？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要搞社会主义的话，要那一个党来领导？是要章罗同盟领导，还是要共产党来领导？来它一个大辩论，把路线问题搞清楚。

共产党也有个路线问题，对于那些“起义分子”，共产党、青年团里头的右派，是个路线问题。教条主义现在不是个路线问题，因为它没有形成。我们党的历史上有几次教条主义路线问题，因为它形成制度，形成政策，形成纲领。现在的教条主义没有形成制度、政策、纲领，它是有那么一些硬性的东西，现在这么一锤子，火这样烧一下，也软了一点。各个机关、学校、工厂的领导人，不是在“下楼”吗？他们不要那个国民党作风和老爷习气了，不做官当老爷了。合作社主任跟群众一起耕田，工厂厂长、党委书记到车间里头去，同工人一起劳动，官僚主义大为减少。这个风将来还要整。要出大字报，开座谈会，把应当改正的，应当批评的问题都分类解决。再就是要提高一步，学一点马克思主义。

我相信，我们中国人多数是好人，我们中华民族是个好民族。我们这个民族是很讲道理的，很热情的，很聪明的，很勇敢的。我希望造成这么一种局面：就是又集中统一，又生动活泼，就是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两方面都有，不只是一方面，不是只有纪律，只有集中，把人家的嘴巴都封住，不准人家讲话，本来不对的也不准批评。应当提倡讲话，应当是生动活泼的。凡是善意提出批评意见的，言者无罪，不管你怎么尖锐，怎么痛骂一顿，没有罪，不受整，不给你小鞋穿。小鞋于那个东西穿了不舒服。现在要给什么人小鞋子穿呢？现在我们给右派穿。给右派一点小鞋穿是必要的。

不要怕群众，要跟群众在一起。有些同志怕群众跟怕水一样。你们游水不游水呀？我就到处提倡游水。水是个好东西。你只要每天学一小时，不间断，今天也去，明天也去，有一百天，我保管你学会游水。第一不要请先生，第二不要拿橡皮圈，你搞那个橡皮圈就学不会。“但是我这条命要紧呀，我不会呀！”你先在那个浅水的地方游嘛。如果说学一百天，你在那个浅水的地方搞三十天，你就学会了。只要学会了，那末你到长江也好，到太平洋也好，一样的，就是一种水，就是那么一个东西。有人说在游泳池淹下去还可以马上把你提起来，死不了，在长江里头游水可不得了，水流得那么急，沉下去了到那里去找呀？拿这一条理由来吓人。我说这是外行人讲的话。我们的游泳英雄，游泳池里头的教员、教授，原先不敢下长江，现在都敢了。你们黄浦江现在不是也有人游吗？黄浦江、长江是一个钱不花的游泳池。打个比喻，人民就象水一样，各级领导者，就象游水的一样，你不要离开水，你要顺那个水，不要逆那个水。不要骂群众，群众是不能骂的呀！工人群众，农民群众，学生群众，民主党派的多数成员，知识分子的多数，你不能骂他们，不能跟群众对立，总要跟群众一道。群众也可能犯错误。他犯错误的时候，我们要好好讲道理，好好讲他不听，就等一下，有机会又讲。但是不要脱离他，等于我们游水一样不要脱离水。刘备得了孔明，说是“如鱼得水”，确有其事，不仅小说上那么写，历史上也那么写，也象鱼跟水的关系一样。群众就是孔明，领导者就是刘备。一个领导，一个被领导。

智慧都是从群众那里来的。我历来讲，知识分子是最无知识的。这是讲得透底。知识分子把尾巴一翘，比孙行者的尾巴还长。孙行者七十二变，最后把尾巴变成个旗杆，那么长。知识分子翘起尾巴来可不得了呀！“老子就是不算天下第一，也算天下第二”。“工人、农民算什么呀？你们就是‘阿斗’，又不认得几个字”。但是，大局问题，不是知识分子决定的，最后是劳动者决定的，而且是劳动者中最先进的部分，就是无产阶级决定的。

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无产阶级领导知识分子，还是知识分子领导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应当成为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没有别的出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2]，过去知识分子这个“毛”是附在五张“皮”上，就是吃五张皮的饭。第一张皮，是帝国主义所有制。第二张皮，是封建主义所有制。第三张皮，是官僚资本主义所有制。民主革命不是要推翻三座大山吗？就是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第四张皮，是民族资本主义所有制。第五张皮，是小生产所有制，就是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所有制。过去的知识分子是附在前三张皮上，或者附在后两张皮上，附在这些皮上吃饭。现在这五张皮还有没有？“皮之不存”了。帝国主义跑了，他们的产业都拿过来了。封建主义所有制消灭了，土地都归农民，现在又合作化了。官僚资本主义企业收归国有了。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公私合营了，基本上（还没有完全）变成社会主义的了。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所有制变为集体所有制了，尽管这个制度现在还不巩固，还要几年才能巩固下来。这五张皮都没有了，但是它还影响“毛”，影响这些资本家，影响这些知识分子。他们脑筋里头老是记得那几张皮，做梦也记得。从旧社会、旧轨道过来的人，总是留恋那种旧生活、旧习惯。所以，人的改造，时间就要更长些。

现在，知识分子附在什么皮上呢？是附在公有制的皮上，附在无产阶级身上。谁给他饭吃？就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劳动者请的先生，你给他们的子弟教书，又不听主人的话，你要教你那一套，要教八股文，教孔夫子，或者教资本主义那一套，教出一些反革命，工人阶级是不干的，就要辞退你，明年就不下聘书了。

一百天以前我在这个地方讲过，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现在没有基础了，他丧失了原来的社会经济基础，就是那五张皮没有了，他除非落在新皮上。有些知识分子现在是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他在空中飞，上不着天，下不着地。我说，这些人叫“梁上君子”。他在那个梁上飞，他要回去，那边空了，那几张皮没有了，老家回不去了。老家没有了，他又不甘心情愿附在无产阶级身上。你要附在无产阶级身上，就要研究一下无产阶级的思想，要跟无产阶级有点感情，要跟工人、农民交朋友。他不，他也晓得那边空了，但是还是想那个东西。我们现在就是劝他们觉悟过来。经过这一场大批判，我看他们多少会觉悟的。

那些中间状态的知识分子应当觉悟，尾巴不要翘得太高，你那个知识是有限的。我说，这种人是知识分子，又不是知识分子，叫半知识分子比较妥当。因为你的知识只有那么多，讲起大道理来就犯错误。现在不去讲那些右派知识分子，那是反动派。中间派知识分子犯的错误就是动摇，看不清楚方向，一个时候迷失方向。你那么多的知识，为什么犯错误呀？你那么厉害，尾巴翘得那么高，为什么动摇呀？墙上一蔸草，风吹两边倒。可见你知识不太多。在这个方面，知识多的是工人，是农民里头的半无产阶级。什么孙大雨那一套，他们一看就知道不对。你看谁人知识高呀？还是那些不大识字的人，他们知识高。决定大局，决定大方向，要请无产阶级。我就是这么一个人，要办什么事，要决定什么大计，就非问问工农群众不可，跟他们谈一谈，跟他们商量，跟接近他们的干部商量，看能行不能行。这就要到各地方跑一跑。蹲在北京可不得了，北京是什么东西都不出的呀！那里没有原料。原料都是从工人、农民那里拿来的，都是从地方拿来的。中共中央好比是个加工厂，它拿这些原料加以制造，而且要制作得好，制作得不好就犯错误。知识来源于群众。什么叫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就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归根到底就是群众路线四个字。不要脱离群众，我们跟群众的关系，就象鱼跟水的关系，游泳者跟水的关系一样。

对右派是不是要一棍子打死？打他几棍子是很有必要的。你不打他几棍子他就装死。对这种人，你不攻一下，不追一下？攻是必要的。但是我们的目的是攻得他回头。我们用各种方法切实攻，使他们完全孤立，那就有可能争取他们，不说全部，总是可以争取一些人变过来。他们是知识分子，有些是大知识分子，争取过来是有用的。争取过来，让他们多少做一点事。而且这一回他们帮了大忙，当了反面教员，从反面教育了人民。我们并不准备把他们抛到黄浦江里头去，还是用治病救人这样的态度。也许有一些人是不愿意过来的。象孙大雨这种人，如果他顽固得很，不愿意改，也就算了。我们现在有许多事情要办，如果天天攻，攻他五十年，那怎么得了呀！有那么一些人不肯改，那你就带到棺材里头去见阎王。你对阎王说，我是五张皮的维护者，我很有“骨气”，共产党、人民群众斗争我，我都不屈服，我都抵抗过来了。但是你晓得，现在的阎王也换了。这个阎王，第一是马克思，第二是恩格斯，第三是列宁。现在分两个地狱，资本主义世界的阎王大概还是老的，社会主义世界就是这些人当阎王。我看顽固不化的右派，一百年以后也是要受整的。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上海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注释：

[1]见《列子·天瑞》。

[2]见《左传·僖公十四年》。

反对党内的资产阶级思想*

毛泽东

（一九五三年八月十二日）

这次会议开得很好，周总理的结论也作得好。

现在我们可以看出，在“三反”“五反”运动之后，党内有两种性质的错误。一种是一般性的错误，如“五多”，大家都可能犯，什么时候都可能犯。“五多”的错误也可以变成“五少”的错误。另一种是原则性的错误，如资本主义倾向。这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是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问题。

“三反”“五反”运动，是对党内资产阶级思想的很大打击。但是，当时仅仅给了贪污浪费这方面的资产阶级思想以基本打击，而对在路线问题上反映出来的资产阶级思想并没有解决。这种资产阶级思想，不仅财经工作中有，而且政法、文教和其他工作中也有，中央同志中和地方同志中都有。

对于财经工作中的错误，从去年十二月薄一波同志提出“公私一律平等”的新税制开始，到这次会议，都给了严肃的批评。新税制发展下去，势必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离开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向资本主义发展。

过渡时期，是向社会主义发展，还是向资本主义发展？按照党的总路线，是要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是要经过相当长期的斗争的。新税制的错误跟张子善[1]的问题不同，是思想问题，是离开了党的总路线的问题。要在党内开展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就思想状况来说，党内有三种人：有的同志是坚定的，没有动摇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有一部分同志，基本上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但夹杂着一些非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少数人是不好的，是非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在对薄一波错误思想的批判中，有人说，薄一波的错误是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这是不妥当的。主要应当批判他有利于资本主义， 不利于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思想。 这样的批判才是对的。我们说过，“左”倾机会主义错误，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在党内的反映，那是在和资产阶级决裂时期发生的。在和资产阶级合作的三个时期，就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目前这个时期，都是资产阶级思想影响了党内一部分人，他们动摇了。薄一波的错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犯的。

薄一波的错误，并不是孤立的，不仅在中央有，在大区和省市两级也有。各大区和省市要开一次会，根据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和这次会议的结论，检查自己的工作，借以教育干部。

最近，我去武汉、南京走了一趟，知道了很多情况，很有益处。我在北京，差不多听不到什么，以后还要出外走走。中央领导机关是一个制造思想产品的工厂，如果不了解下情，没有原料，也没有半成品，怎么能够制造出产品？有的东西，地方上已经制成成品，中央领导机关就可以在全国加以推广。比如老“三反”和新“三反”[2]，都是地方上先搞的。中央各部乱发指示。本来中央各部发出的东西，应当是上品，现在是次品，并且有大量产品根本没有使用价值，大批报废。大区和省市的领导机关，是制造思想产品的地方工厂，也要出上品。

薄一波的错误，是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它有利于资本主义，不利于社会主义和半社会主义，违背了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

我们依靠谁？是依靠工人阶级，还是依靠资产阶级？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早已讲清楚了：“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决议还说，在恢复和发展生产的问题上，必须确定：国营工业生产第一，私营工业生产第二，手工业生产第三。重点是工业，工业中的重点是重工业，这是国营的。在我国目前的五种经济成份中，国营经济是领导成份。资本主义工商业要逐渐引向国家资本主义。

二中全会决议讲，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改善工人和劳动人民的生活。有资产阶级思想的人，不注意这一点，薄一波就是代表。我们的重点必须放在发展生产上，但发展生产和改善人民生活二者必须兼顾。福利不可不谋，不可多谋，不谋不行。现在，不顾人民生活，不顾人民死活的干部还不少。贵州有一个团曾经占了农民的大量田地，这是严重侵犯人民利益的行为。不顾人民生活是不对的，但是重点还是要放在生产建设上。

关于利用、限制和改造资本主义经济的问题，二中全会也讲得很清楚。决议上说，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要从活动范围、税收政策、市场价格、劳动条件等方面加以限制，不能任其泛滥。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限制和反限制，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现在，新税制讲“公私一律平等”，这就违背了国营经济是领导成份的路线。

关于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实行合作化的问题，二中全会决议分明说：“这种合作社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在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政权管理之下的劳动人民群众的集体经济组织。中国人民的文化落后和没有合作社传统，使得我们的合作社运动的推广和发展大感困难；但是可以组织，必须组织，必须推广和发展。单有国营经济而没有合作社经济，我们就不可能领导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逐步地走上集体化，就不可能由新民主主义国家发展到将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不可能巩固无产阶级在国家政权中的领导权。”这是一九四九年三月的决议，但是相当多的同志不注意，当作新闻，其实是旧闻。薄一波写了《加强党在农村中的政治工作》的文章，他说：个体农民经过互助合作到集体化的道路，“是一种完全的空想，因为目前的互助组是以个体经济为基础的，它不能在这样的基础上逐渐发展到集体农场，更不能经由这样的道路在全体规模上使农业集体化。”这是违反党的决议的。

现在有两种统一战线，两种联盟。一种是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盟，这是基础。一种是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农民是劳动者，不是剥削者，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盟是长期的。但是，工人阶级和农民是有矛盾的。我们应当按照自愿的原则，把农民由个体所有制逐步引导到集体所有制。将来国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也是有矛盾的。这都是非对抗性的矛盾。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

资产阶级一定要腐蚀人，用糖衣炮弹打人。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有物质的，也有精神的。精神的糖衣炮弹打中了一个靶子，就是薄一波。他的错误，是受了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宣传新税制的社论，资产阶级拍掌，薄一波高兴了。关于新税制，他事先征求了资产阶级的意见，和资产阶级订了君子协定，却没有向中央报告。当时商业部、供销合作总社不赞成，轻工业部也不满意。财经贸易系统的一百一十万干部和职工，绝大多数是好的，有少数人是不好的。这些不好的人又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反革命分子，应当清除；一部分是犯错误的革命者，包括党员和非党工作人员，应当用批评教育的方法来改造他们。

为了保证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功，必须在全党，首先在中央、大区和省市这三级党政军民领导机关中，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倾向，即反对党内的资产阶级思想。各大区和省市要在适当时机召集有地委书记、专员参加的会议，展开批评讨论，讲清楚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

为了保证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功，必须实行集体领导，反对分散主义，反对主观主义。

我们现在要反对主观主义，既反对盲目冒进的主观主义，也反对保守的主观主义。过去，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犯过主观主义的错误，有右的也有“左”的。陈独秀、张国焘是右的，王明是先“左”后右。延安整风的时候，集中反了教条主义，附带反了经验主义，二者都是主观主义。理论与实际不结合，革命就不能胜利。整风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是正确的。这次对薄一波实行坚决的彻底的批评，是为了使犯错误的人改正错误，为了保证社会主义的胜利进行。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也有主观主义。急躁冒进或保守，都是不按实际情况办事，都是主观主义。不反掉主观主义，革命和建设就不会成功。民主革命时期，对主观主义的错误，用整风的办法解决了，团结了全党执行正确路线的同志和犯过错误的同志，大家从延安出发，奔赴各个战场，全党一个劲，取得了全国胜利。现在，干部比较成熟了，水平提高了，希望不要用很长的时期，基本上把领导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反掉，努力使主观与客观相适合。

所有这些问题的解决，关键是巩固集体领导，反对分散主义。我们历来是反对分散主义的。一九四一年二月二日，中央给各中央局、各将领发出指示，规定凡有全国意义的通电、宣言和对内指示，必须事先请示中央。五月间，中央发布了关于统一各根据地对外宣传的指示。同年七月一日，在纪念党成立二十周年的时候，中央发布了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着重反对分散主义。一九四八年，中央发的反对分散主义的指示更多了。一月七日，中央发出了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指示；三月，又发了补充指示。同年九月，政治局会议作了关于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的决议。九月二十日，中央作了关于健全党委制的决定。一九五三年三月十日，为了避免政府各部门脱离党中央领导的危险，中央作了关于加强对政府工作领导的决定。

集中与分散是经常矛盾的。进城以来，分散主义有发展。为了解决这个矛盾，一切主要的和重要的问题，都要先由党委讨论决定，再由政府执行。比如，在天安门建立人民英雄纪念碑，拆除北京城墙这些大问题，就是经中央决定，由政府执行的。次要的问题，可以由政府部门的党组去办，一切问题都由中央包下来就不行。反对分散主义，是最得人心的，因为党内大多数同志是关心集体领导的。对待集体领导的态度，党内有三种人：第一种人关心集体领导。第二种人不甚关心，认为党委对他最好不管，管也可以。“最好不管”是缺乏党性，“管也可以”是还有党性。我们要抓他“管也可以”，对缺乏党性要说服教育。不然，各部都各搞各的，中央管不了各部，部长管不了司局长，处长管不了科长，谁也管不了谁，于是王国甚多，八百诸侯。第三种人是极少数，他们坚决反对集体领导。认为最好永远不管。在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中，强调要严格实行民主集中制的纪律，少数服从多数，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这是多数服从少数，这个少数是代表多数的）。有意见请提，破坏党的团结是最没有脸的。只有靠集体的政治经验和集体的智慧，才能保证党和国家的正确领导，保证党的队伍的不可动摇的团结一致。

在这次会议上，刘少奇说有那么一点错误，小平同志也说有那么一点错误。无论任何人，犯了错误都要检讨，都要受党的监督，受各级党委的领导，这是完成党的任务的主要条件。全国有很多人，是靠无政府状态吃饭。薄一波就是这样的人。他在政治上思想上有些腐化，批评他是完全必要的。

最后一点，要提倡谦虚、学习和坚忍的精神。

要坚忍。如抗美援朝，我们打痛了美帝国主义，打得它相当怕。这对我们建设有利，是我们建设的重要条件。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军队受到了锻炼，兵勇、干智。当然，我们牺牲了人，用了钱，付出了代价。但是我们就是不怕牺牲，不干则已，一干就干到底。胡宗南进攻陕甘宁边区，我们的县城只剩下一个，但我们并没有退出边区，吃树叶就吃树叶，就是要有一股狠劲。

要学习，不要骄傲，不能看不起人。鹅蛋看不起鸡蛋，黑色金属看不起稀有金属，这种看不起人的态度是不科学的。中国是大国，党是大党，也没有理由看不起小国小党。对兄弟国家人民要永远保持学习的态度，要有真正的国际主义精神。在对外贸易方面，有些人骄傲，妄自尊大，这是不对的。要在全党特别要在出国人员中进行教育。要苦学苦干，在十五年或者更长的时间内，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那时，我国强大了，也要谦虚，永远保持学习的态度。

七届二中全会有几条规定没有写在决议里面。一曰不作寿。作寿不会使人长寿。主要是要把工作做好。二曰不送礼。至少党内不要送。三曰少敬酒。一定场合可以。四曰少拍掌。不要禁止，出于群众热情，也不泼冷水。五曰不以人名作地名。六曰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斯平列。这是学生和先生的关系，应当如此。遵守这些规定，就是谦虚态度。

总之，要坚持谦虚、学习和坚忍的精神，坚持集体领导的制度，完成社会主义的改造，达到社会主义的胜利。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五三年夏季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注释：

[1]张子善，曾担任中共天津地委书记，由于受资产阶级腐蚀，堕落成为大贪污犯，在“三反”运动中被判处死刑。

[2]老“三反”，指一九五一年开展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新“三反”，指一九五三年开展的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斗争。

读后感与编者按：

对方方这种蛇鼠一窝严重政治事件，毛主席会怎么做？

对方方这种蛇鼠一窝严重政治事件，毛主席会怎么做？一是炮打司令部，揪出背后“大老虎”；二是改组党委；三是思想改造与劳动改造；四是整风，每隔3-4年一次整风；五是唤起民众，“大鸣大放大字报”。在毛主席年代的“胡风案”与《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反击斗争中，毛主席说，我们同资产阶级右派打了一仗，人民的觉悟有所提高，而且是相当大的提高；每一个城市都有一些右派，这些右派是要打倒我们的。对这些右派，现在我们正在围剿；右派否定人民事业的成绩，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右派就是要倒转这个方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第三条，右派说不要共产党领导。“这次反右派斗争的性质，主要是政治斗争。”“右派是很好的反面教员。毒草要锄掉，牛鬼蛇神不好，要打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