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绍光：疫情之下我们为何会有这么多“想不到”？

恐怕是西式思维作怪

作者：王绍光  来源：观察者网

王绍光|清华大学教授，香港中文大学荣休教授

导读

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将加速全球数百年未有的大变局，如何理解世界新变局？如何重构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如何看待危险、挑战与危中之机？

5月8日下午 ，由清华大学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研究院和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共同主办的“新冠疫情与世界大变局”专题线上研讨会圆满举行。会议由清华大学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研究院首席专家、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教授主持，分“新冠疫情与全球经济、治理变局”和“新冠疫情与全球秩序变局”两个分论题展开。

研讨会精彩内容将陆续在观察者网刊登，本文为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苏世民书院特聘教授王绍光在研讨会上致辞并发言，以下为全文内容。

【文/王绍光】

昨天电视里面听一个医学专家的比喻比较好，这次疫情，武汉、湖北和全国开始打的是一个遭遇战，然后才是阻击战。我觉得遭遇战这个词很好，即在没有料想的情况下就突如其来的碰上了一场战斗，它与阻击战不同，后者是已知敌人来袭的情况下开打的。现在疫情得到了一些控制，即使有第二波反弹的话，也不会变成遭遇战，更多的可能是阻击战。

战斗、战役或者是战争总会有结束的时候，可能我们离结束的日子越来越近。问题是，结束以后情况会变得更好吗？新的世界格局会变成什么样？我觉得有非常多的不确定性。我看最近各个智库开的会都和疫情以后的国际格局有关，大概已经开了无数场会。

从历史上来看，战争之后的情况不确定性往往比战争期间可能还要更大。作为开场白，我先讲一下自己的小小感想。这场疫情以后的情况会更多像一战以后到二战之间的战间期（Interwar period），还是更像二战结束以后的状况？

其实，不管是哪一种状况，都会出现大量难以预料的事情发生，是很麻烦的事情。一战结束的时候大家都很高兴，作为战胜国，中国人有理由高兴。但1919年初召开的巴黎和会，却将德国强占的山东半岛主权转交给日本，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愤怒，引发了“五四运动”。不仅在东亚，欧洲发生的很多事情，也可能出乎很多人的意料。1922年，墨索里尼领导的法西斯运动席卷意大利；1929-1933年，世界范围的经济大萧条；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占东北三省全境；1933年，希特勒在德国上台。后来，法国元帅福熙因此回顾说：“这不是和平，而是20年的休战”。

二战结束后也是一样，开始大家非常高兴，就跟疫情结束后，我们大家会很高兴一样。但是，二战刚刚结束，1945年10月9日，奥威尔首次使用“冷战”一词；1946年3月5日，英国首相丘吉尔在“和平砥柱”演说中使用“铁幕”一词；1947年3月12日，时任美国总统抛出“杜鲁门主义”，摆出一副与社会主义阵营势不两立的架势，奠定了战后几十年的世界基本格局。

所以，疫情结束鼓励值得庆贺，一定会出现一个短暂的高兴期，但是接下来的世界格局会变成什么样子？这就要听接下来各位的发言。

在这里，我讲一点我的一些最新想法，即关于深度不确定性的思考。

我最近写了一篇关于深度不确定性的文章，它依据确定性的程度把各种各样的事件分成三大类。

一类叫确定性事件，就是“已知之已知”，即决策者已经知道那些已知的东西。用我们日常的话来讲，可以叫做“曾想到”。2017年美国出了一本书，很快翻译成中文，而且在中国的影响可能比在美国还大，叫《灰犀牛：如何应对大概率危机》。“灰犀牛”事件就是一种确定性的事件，它有三个特征：1）可预见，2）大概率，3）影响巨大，虽然“曾想到”，但终究被人忽略了。

第二类是一般不确定性，就是“已知之未知”：我们虽然不知道未知的是什么东西，但是我们已经知道存在这些未知的东西。用日常的用语来讲，这种情况叫“没想到”。2007年出版过一本题为《黑天鹅》的书，“黑天鹅”事件也有三个特征，第一是出乎意料，第二是影响巨大，第三是事后可以理解的，这个东西是可以想到的，但是当时“没想到”。

最近几年，谈论“灰犀牛”或“黑天鹅”的人不少，但我觉得人类还要意识到另一种可能性，即深度不确定性，它指“未知之未知”，即有些因素我们连它们是未知的因素都不知道，用日常的话来讲，这种情况叫“想不到”。它既不是“灰犀牛”事件，也不是“黑天鹅”事件，我把它比喻成“陨石来袭”，一颗巨大的陨石从天而落，砸在地球上，可能对地球上所有的生物，包括人类造成巨大的影响，据说恐龙就是因此而灭绝的。

“陨石来袭”事件也有三个特征：第一个叫不可预见，第二是小概率，第三是影响超大。这次的疫情就属于这类事件。同样，1918年前后发生的所谓“西班牙流感”与本次疫情后的世界变局恐怕也属于这类事件，它们的共同点是很多情况具有深度不确定性。下面，我就分三个部分来讲。

“西班牙流感”与这次新冠肺炎相似点很多。对比这两次疫情，有些东西是可以确定的。比如口罩的作用。这次疫情初期，欧美很多国家的人不愿意戴口罩，仿佛戴口罩是过于谨慎的东方人的习惯。其实，在互联网上稍作搜索就会发现，“西班牙流感”肆虐时，欧美国家人戴口罩的照片比比皆是，而东亚人戴口罩的照片很难找到。口罩当时在阻止疫情传播方面起到的作用是非常巨大的。此外，保持社交距离的作用也是巨大的。有人对比过当时美国两个城市的情况，一个是费城，一个是圣路易斯。费城开始忽略了保持社交距离的重要性，疫情期间举办过一次大型集会，结果死亡人数一下子就上去了；但是，另一个城市圣路易斯做得很好，所以很快压平了疫情上升的曲线救压。这是100多年前确确实实的教训，值得人们面对当前疫情时牢牢记取。

不过，即便过去了100多年，到今天为止，当年的大流感还有很多的不确定性。

首先，零号病人找不到。疫情到底发源于何处？仍是众说纷纭，不确定。主流说法是美国，也有人说是英国，近年来也有人把矛头指向中国，也不排除还有其它可能的源头，但基本可以排除，不是西班牙。

其次，病原体不完全确定。1918年大流感之后，一直到1933年才有科学家分离出一个H1N1流感病毒，但是现在仍有学者试图重建当年流感病毒的起源。

第三，病亡人数也是不确定的。最低的估计是1700万人，最高的估计是9000万、甚至1亿人，两者相差七八千万人。感染的人数当然更多，有人估计，当时世界三分之一的世界人口受到感染，而受到感染的人口里面大概有五分之一和十分之一的人死去。这也是估计，不完全确定。

第四，1918年的大流感对短期和长期的世界经济的影响不确定。如果回看统计数据，两种情况是比较确定的。一是出现了去全球化的趋势。比如，1918年以后，商业和金融全球化的指数都呈下降趋势。如果使用其它全球化指数，情况也大同小异。二是经济增长率下滑。如果对比世界各地区1918年前几十年与后几十年的人均GDP增长率，前者一般都比后者高。直到1950年代出现新一波全球化以后，经济增速才再次提高。然而，我们并不能据此得出结论，1918年的疫情是造成这两种情况的原因，因为在此前后，还有很多其它事情发生，比如战争、经济危机、社会危机等。所有这些因素的影响难分难解，不确定。

这次的新冠肺炎也有很多事情我们是想不到的，也具有深度不确定性。

比如说这次疫情的损失之大，很可能大于很多战争造成的损失。以死亡人数为例，到现在为止，美国这次疫情的死亡人数已经超过了越战、朝鲜战争的死亡人数，仅仅低于二战与内战的死亡人数。未来疫情在美国会怎么发展？按照一些学者的模型模拟，美国这次疫情最终造成的死亡人数可能接近二战的死亡人数，这都是我们以前不可能想到的事情。

经济损失也是如此。有人估算过中国2003年SARS造成的经济损失，大概是千亿级的。但是这次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损失肯定是万亿级的。去年中国的GDP总量是将近100万亿，损失1个百分点就是一万亿，损失几个百分点就是好几万亿。昨天看了最新的报道，欧盟2020年的GDP可能会下降7.4%，是欧盟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所以，从世界经济的重型区看，这次疫情的威力是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

新冠肺炎的防控情况也出现了很多“想不到”。

先看中外对比。有些国家与地区的医疗体系据说比中国大陆好得多，但这次防控疫情的结果十分出乎意料，我们以前都很难想象。比如说福建省人口比台湾地区多，但福建省的确诊和死亡都比台湾少。台湾一直把自己鼓吹成世界上抗疫的典范，但是我们福建省比他们表现好得多。深圳市人口比香港特区多得多，但确诊和死亡数量比香港少。

另外，苏州市比新加坡人口多得多，表现好得多。武汉市比纽约市表现好得多，湖北省比纽约州好得多，尽管武汉与湖北人口比纽约市、纽约州多得多。湖北省周边的四个省，河南、安徽、江西、湖南都比很多国家要大得多，它们有很多来自湖北或武汉的流动人口，防疫照说很难，但它们的表现比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好得多，而这些国家往往被国际媒体看作这次抗疫的明星国家，它们也都自认为表现得不错。最后，跟欧美所有国家相比，中国整体表现很好，这其实是我们以前想不到的。

不仅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中外比较有很多“想不到”，外国与外国的比较也有很多“想不到”。比如说越南、老挝、古巴这些地方，要比欧洲国家（如瑞典、丹麦、挪威、比利时）表现好得多，这些都是我们以前不可能想到的事情，因为不管从人均收入来比，从医疗体制来比，从福利水平来比，后者都据说比前者强得多，但是现在这些社会主义国家表现的都比欧美的所谓福利国家好很多。

还有一个对比我们可能也想不到：非洲整体其实表现的非常好。非洲有13.4亿人口，比欧洲大得多，但是非洲现在的感染人数仅仅占全球感染人数的1%左右。很多人以为这是因为非洲的检测能力不足，真正的感染情况可能很严重。但据研究非洲问题的专家介绍，非洲疫情也许的确没那么严重，因为非洲历史就是当地人民与疫情作战的历史，他们积累了大量抗疫的本土知识，这次派上了用场。

全球比较，如果以每百万人新冠肺炎的死亡率作指标，在全球140个有数据可查的国家里面，头20位除了伊朗以外几乎全部都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即便如果按新冠肺炎确诊患者的死亡率来看，排在中国前面的至少有十多个最发达的国家，包括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这些国家，这都是我们想不到的。

问题是，我们为什么会想不到？这里面其实有很多值得深思的东西。对解释世界，欧美有大量看似很“科学”、“合理”的说辞，我们自己以前往往不假思索地全盘接受下来，变成自己思维框架。但是这次疫情撼动了这些貌似“科学”、“合理”的假设，激发我们对它们进行深刻的反思。比如疾控体制、公共卫生体制、医疗体制在防控大规模疫情方面的作用到底有多大？是否还有其它很多东西在防控疫情方面可以起到更大的作用？行为模式是不是很重要、思维方式是不是很重要？文化传统是不是很重要？尤其是这次中国和欧美国家比较，也许告诉我们，社会政治体制比什么都更重要。将这些“想不到”的事情想清楚、说清楚是我们接下来应该做的事情。

疫情之后的世界会出现什么样的大变局？现在恐怕谁也说不清，因为涉及太多的“想不到”。很具讽刺意义的是，今年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报告》以全球价值链为主题。疫情还没有结束，已经有很多人讨论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的未来，不少人对此忧心忡忡。其实，在疫情之前，全球价值链未来就已经蒙上了一层阴影。相比前40年，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全球价值链占全球贸易的份额不仅没有增长，反倒有所下降。这次疫情很可能会雪上加霜，导致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的断裂。尽管有人比较乐观，有人比较悲观，各有各的道理，但总体上，大家也许都同意，这方面具有深度的不确定性。

现在据2049年，我们还有大概30年，这其间世界格局变化的不确定性我觉得会是非常大。讲到去全球化，还是再全球化，最近还有一个人提了一个说法，叫慢全球化。世界银行的《2020年世界发展报告》已注意到，过去十余年已经呈现慢全球化的趋势。疫情会不会让慢全球化变为去全球化？如果出现去全球化，它恐怕不仅仅是经济上的脱钩，不仅仅是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的脱节，还可能在政治上出现一些情况。比如最近在西方已经有政客提出来要在中国周边拉上一道“铁幕”。“铁幕”的说法是丘吉尔1946年3月份提出来的，当时人们还沉浸在二战胜利的狂欢之间，然而“铁幕”的预言不久变为了一道真实“铁幕”。“冷战”的说法是1945年10月份，二战刚刚胜利时，《1984》那本书的作者奥威尔提出的，当时很多人“想不到”冷战最终会变成残酷的现实，并持续了几十年之久。

面对深度不确定性，我们不能忽略去全球化的可能。总之战斗、战役、战争结束之后，往往会出现具有深度不确定性的局面。这次疫情之后，恐怕也不会例外。会不会出现一个我们十分不愿意看到的局面？我们当然看到最好的结果，但与此同时，一定要准备应付最坏的结果。谢谢各位。

网友精彩点评

一叶Z秋

让人无法想象的是，一贯羡慕西方国家医疗福利制度的中国人，在新冠病毒这个照妖镜下，看到了美国西方国家这些曾经那么美丽的孔雀退了毛，只剩下了让人恶心的屁股在没完没了的拉稀。曾经冠冕堂皇的民主自由和尊重人权统统化作一阵青烟飘荡在天空，让无依无靠的弱势群体在群体免疫春风中凋零，在自由女神的庇护下装进了死尸袋里，让他们的人权见了上帝。直到这时，那些有家可归的中国人赶紧往家跑，那些无家可归的华侨只能自求多福了；才知道中国社会制度是心系普通大众的，才知道美国西方国家对人权的尊重是尊重什么人的人权了。

挺进大别山

和一战二战不同的是，战火结束和重建的时间不一致！我们已经开始重建了，它们才刚到战火焦灼阶段，而且看情况还会出现大的反复，离结束还有很长的路。这个时间差将会是世界发展的关键点！尤其是欧美在疫后还要面对汹涌而至的金融危机，比08年更恐怖。这套组合拳下来，债台高筑的西方经济将摇摇欲坠，中产和底层的消费水平将极大幅度下降，企业破产潮不可避免，印再多的钱恐怕也难救。而我们却有相对完善的产业链和最大的市场，利用时间差从容稳定经济，它们要是搞铁幕冷战我们就另起炉灶，产业升级，没有中国的救助它们没几个能走出金融危机的，正好一网打尽！

弦歌雅意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这一点，不必否认。

大概率会出现战争，但是世界大战的风险比较小。

最可能出现的是局部有限战争及代理人的战争！

你强大了，抵御风险的能力自然要强得多。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

建立更加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也是我们长期以来就已经在润物细无声中进行一件事情！

看山还是山

大概率事件：

1.美国衰落（因经济，因疫情，因内乱）

2.中国崛起（因体制，因经济，因一带一路，因人类命运共同体）

3.利益格局大重组（大难来临各自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