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江宇  共和国经济史

2020年5月23日，总书记在参加“两会”政协委员联组会时明确指出——

（新华社5月23日）在全国政协经济界联组会上，有的委员谈到，要坚持从完善市场机制出发，推动要素市场化配置。总书记在听取他的发言后指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一锤定音：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经过改革实践，我们认识到，决不能不克服市场的盲目性，也不能回到计划经济的老路上去。要努力将市场的作用和政府的作用结合得更好一些，这是一个止于至善的过程。（文字记者：张晓松、邹伟 摄影记者：谢环驰）

有的媒体在传播这段讲话时，只截取其中“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不能回到计划经济的老路上去”这句话，而忽略了“同时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克服市场的盲目性”。

这种断章取义是不符合总书记的思想的。

总书记的一贯思想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尤其是他更加鲜明地强调过——我们是在党的领导下发展市场经济。就是要坚持我们的制度优越性，有效防范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弊端。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创举。我国经济发展获得巨大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我们既发挥了市场经济的长处，又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我们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大前提下发展市场经济，什么时候都不能忘了“社会主义”这个定语。之所以说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要坚持我们的制度优越性，有效防范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弊端。我们要坚持辩证法、两点论，继续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上下功夫，把两方面优势都发挥好，既要“有效的市场”，也要“有为的政府”，努力在实践中破解这道经济学上的世界性难题。

——《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2015年11月23日）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融合。什么叫“融合”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因此，不能用西方市场经济的样子来评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把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融合起来，这才是“有机融合”。

十九届四中全会把“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定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强调政府作用不是回到计划经济，而是发挥我们的制度优势，让市场经济更好地运行。因为市场不是万能的，市场是有盲目性的，这个盲目性就要政府去纠正。

世界上有三种市场经济：

一种是美国倡导的新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已经给世界带来了严重的危害。

一种是许多欧洲国家实行的，可以称为“社会市场经济”，是在自由市场的基础上进行再分配，改进社会公平，但它主要是在分配上做文章，需要很高的成本才能维持社会福利，造成“福利陷阱”。

第三种就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把市场经济嵌入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中，通过发挥公有制、政府宏观调控、产业政策等优势，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用好政府和市场“两只手”，比其他模式的市场经济有更大的优势。同时通过社会主义制度和宏观调控克服市场经济的盲目性、自发性等弱点和消极方面，把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与市场经济的长处更好地结合起来，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新自由主义”主张绝对的私有化、自由化、小政府，一些发展中国家照搬这些教条，结果不仅没有发展起来，反而在全球经济和金融竞争中解除了武装，丧失了经济自主性，最终导致经济和社会危机。

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拉丁美洲，由于放弃了独立自主的经济政策，许多国家变成了单纯的资源输出国，20世纪80年代被拉美学者称做“丢失的十年”。前苏联末期，在美国经济学家的指导下，实行快速私有化的“休克疗法”，一夜之间导致了巨大的贫富分化，瓦解了原有的产业体系，给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困难。

美国等国家利用他们控制的国际组织，向发展中国家大力推行所谓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其实质是让这些国家放弃自己的的经济利益，以便维护霸权主义大国的垄断地位。巴西学者说，该国“不仅工业、商业、服务业，就连银行、电力、石油、公交、水利、邮电、铁路这样一些重要部门，也都私有化了。”西方跨国公司成为最大的并购买家，拉美变得更加依赖国际市场和资本。

21世纪以来，拉美许多国家主张社会公平和正义，反对社会不平等和贫富分化，反思新自由主义，主张社会公平和独立自主发展道路的政党上台执政，对新自由主义造成的后果进了一定的纠正。

为什么社会主义和市场结合起来会更加有利于市场经济发挥作用呢？

一句话，那就是市场发挥作用是有条件的，而社会主义正好创造了这种条件。

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建立需要一定的政治和社会基础，包括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完善的法律、比较公平的社会基础、对风险的保障机制等，这些基础越稳固，市场经济就越容易发挥积极作用，促进经济增长。

一个贫富悬殊、阶层分化的社会，市场机制只会被强势利益集团所操纵，成为掠夺弱势群体的工具。社会公平还能够扩大有效需求，而贫富悬殊的社会往往购买力不足。市场经济还需要一定水平的社会保障，以实现互助互济，减轻自然和市场风险对人们的伤害，除此之外，还需要基础设施、国家安全、社会安定、宏观政策稳定等公共物品，也需要政府来提供。

另一方面，市场经济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会造成许多弊端，造成许多社会问题，不断侵蚀和破坏它所赖以运行的社会基础。社会主义制度有利于让市场机制更好地发挥作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是配置资源的主要机制，这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但市场机制也存在失灵之处，有一些天生的、固有的缺陷，如垄断、负外部性、公共物品提供不充分、信息不对称、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等。这些问题解决不好，就有可能积少成多，从量变到质变，最终反过来对市场机制本身形成“反噬”。

当市场失灵出现时，政府和社会治理市场失灵的措施，包括政府管制、举办国有企业、提供公共产品、实行收入再分配、宏观经济政策等，会缓解市场对社会的破坏、遏制利益集团、缩小两极分化，重新恢复一个比较公平的起点、稳定的社会、有力的保障，从而为市场经济新一轮的发展奠定新的起点，开始一轮新的繁荣。这时的市场经济，已经是新一阶段的市场经济，这种过程还将继续下去。

相对而言，社会主义制度有更强的力量、更多的资源来纠正和防止这些问题。比如，以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最大的负外部性来讲，近年来我国政府集中整治环境污染，取得了很大的成效，蓝天增多了、水清了、树绿了。据有关机构测量，从2000年到2017年，全球新增绿化面积约1/4来自中国，贡献比例居全球首位。这说明，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有效治理市场失灵带来的问题，并能为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健康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

从这个意义上说，市场经济是在否定之否定中螺旋前进的，只有正确抑制其消极作用，才能更好地发挥其积极作用。在历史上，有时候市场有效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有时候市场失灵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只要拓展历史的视野就会发现，一个时期市场的作用大一些，一个时期政府的作用大一些，这都是符合市场经济自身规律的。

和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之所以中国的经济增长比较成功，并不在于中国的市场经济和这些国家有什么区别，市场的运行有自身的规律，这在各国并没有本质的不同，但中国和这些国家不同之处就在于，中国有一个强有力的、努力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党和政府。

在疫情之后，，要更好地在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上做文章，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制度优势，转变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

面对美国在科技领域对我的打压，要加快科技创新步伐，既要发挥市场在配置创新资源、激发创新活力、发现社会需求方面的作用，又要发挥政府在基础研究、共性技术、大规模协同创新、人才培养方面的重要作用，同时还要通过政府和市场的融合，打通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的上中下游通道，让创新资源充分发挥外溢效应、乘数效应。

在投资领域，当前我国很多一般竞争性领域投资已经饱和甚至过剩，大量资金沉淀在银行，找不到好项目。但是在基础设施、环境整治、农村发展、社会事业、尖端技术等基础性、战略性领域，还有大量投资空间，这些领域的特点是投资规模和风险大、回报周期长，单靠市场或者政府，都独力难当。这也需要政府和市场更好地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