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纵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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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柳昕 | 利物浦约翰摩尔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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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全球秩序的变化，始终影响着中国的对外政策和自我定位。冷战结束和改革开放，一度塑造了“韬光养晦”的对外策略。但近年来国际局势剧变，叠加新冠疫情的冲击，使得“韬光养晦”的空间越来越窄。本文认为，中国又一次站在了历史的十字路口，必须重新思考对外战略，但这必须建立在两个基础上：深入细致地认识西方世界，并且清晰地识读中国的历史与现实。然而令人忧虑的是，今天的中国人在这双重认识上还存在一定的智识误区。本文指出，一方面，特朗普当政以后，美国内部陷入了自南北战争以来最大的宪制困境和政治社会撕裂之中，而“跨大西洋联盟”也因特朗普的孤立主义和美国优先政策而逐渐分化乃至破裂。但在中国主流话语里，无论是美国还是整个西方世界，仍是铁板一块的。作者认为，一个宪制困境中的美国和一个分裂的跨大西洋联盟，其实是中国发挥主体性、参与重塑国际秩序的重要战略机遇。如果仅对西方抱以简单化认识，无疑不利于抓住并充分利用这一机遇。另一方面，解读中国传统时的方法危机，对毛周时代外交智慧的遗忘，乃至如今浮嚣网络的“入关论”，都显示出我们的自我认识也面临着危机。面向未来，作者认为，一种建立在孤立主义思维上的对政体与文化多元性的尊重，并非是全球秩序的真正出路；我们对国际事务的认知，自我观念的塑造，以及外交政策的演化，都理应回归到“管控差异性”的基本思维之中。

本文转自“经略网刊”(jingluewangkan)，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诸君思考。

梦游者的后院：我们如何自处

柳昕

“我们不是谁”和“我们是谁？”

当前疫情对中国国际事务与外交最大的挑战，无疑是那个从建国以来就被反复提问的议题：

我们是个什么国家，我们在世界的位置是什么？

这个问题对于中国的国际学界以及政策界从来不是新鲜事，早在2006年，国内便有学者提出了中国国际事务中的“背景意识”问题。自建国以来，我们的国家定位经历了“一边倒”“反霸反修”“参与多极世界”直至本世纪初的“和平崛起”，背景意识的变迁不仅是政治话语的变迁，更是不同对外政策取向以及外事工作体制的变迁。中国外交并不是时代的聋人，每个阶段都会听到来自世界和国内的问题。这个世界对中国的发问方式定义了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身份意识。80年代的现代化（民主化）议题曾经是那一代中国学人与外事人员的日常功课，我们被迫回应西方对中国政治体制的演变冲动，亦必须反复解释中国参与国际事务的基本动机。整个建国后的中国外交政策与对外关系演化，似乎已经成熟地回应了“中国不是什么”的问题。譬如中国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共产主义国家，并没有在中苏分裂之后简单地倒向西方；中国也不尽然是所谓的“发展型国家”。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用过去40年的成就努力消解与西方“现代化”话语之间的张力的同时，西方知识界也经历了对中国发展模式及对外关系思维的升级过程。中国国家性质与国际定位的复杂性，不仅仅是中国学人与外交思维的基本困惑，也是西方世界面对“后革命时代”乃至“改革深水区”的中国所面临的重大知识困境。

对于中国对外关系的研究与参与者而言，“中国”内外身份的模糊恰好重合了中国崛起的重大世界史时刻——新冠病毒疫情消解了“韬光养晦”外交策略的持续可行性。疫情进展的离奇情节迫使中国重新理解自身的国际乃至世界史身份。这一“被迫进取”来得似乎不是时候，也未必如中国精英层所愿可以“准备好了再出发”。2020这个离奇时刻，交叉了美国建国以来最重大的宪制危机以及西方跨大西洋联盟的分裂。过去40年深度嵌入全球化的成功经验，构造了“改革开放”作为当代中国最重要的宪制话语，使得中国不得不在既有的背景意识的紧身衣之外寻求自身全球性角色的重构。此重构的根本意义在于：

中国必须要在逆全球化的国际公共思潮下寻求支持全球化的话语，同时也必须在西方各国依旧困惑的背景下，完成一个全新的未知的全球领导者的想象。

必须指出，在任何一次划时代变革之前，人们永远是以梦游者的姿态从客厅走入后院，在有人点燃院落的灯火之前，我们只能运用既有的知识与价值理性尽可能的描摹黑暗中院落的景致与地形。

令人担忧的是，我们既有的知识与价值理性无论从世界史还是社会政治史的维度而言，都显得极不丰沛。我们过去70年背景意识的塑造强于否思，却拙于认定。与所有有着后殖民经验的国家一样，我们自我身份的建构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否思“他者”，即反复地叙述“我不是谁”。我们说服了自己不是苏联式的社会主义，不是西方式的自由民主，不是扩张性的帝国主义霸权，也不是任何一种形式的国际秩序挑战者。

在建构一个西方的“他者”以定义自我时，他者的话语只有越连贯、越整全，自我的意象才越明晰。这类似于美国在定义冷战的对手“共产主义”和后冷战时期的恐怖主义时都倾向于把对手描述得铁板一块高度连贯。我们过于相信西方社会的同质性，认为这一现象的对立面即是我们自己，这不仅是智识上的无能，也是战略上的危机。

否思的传统以外，我们曾经试图摸索出一套正面论述中国国家及对外关系身份的叙事系统。这似乎是中国的历史文化遗产所必然导致的思维路径，不仅文本资源丰厚，政治上还充满正当性。然而正如识读西方的困惑与痛苦，自我识读有时候是一个更加困难的过程。纵然有相当一部分西方知识精英加入了协助我们自我识读的志业，我们也不得不承认，中国历史抑或是我们识读中国历史的方法充满了结构性的危机。哲学家赵汀阳提出了备受西方推崇的“天下体系”，作为一种基于宇宙观的抽象制度设计，天下体系充满了想象力的魅惑，却从来不能给人以实践理性上的确信。更危险的是，基于天下体系的抽象宇宙观去反观中国政治演化史，现实的张力导致的巨大的不适往往让天下体系的推崇者们退缩到一种保守的规范性思维的后院中。简单来说：

我们希望未来的世界是怎样的，并不能够消解人们基于简单现实政治推论而产生的顾虑。诉诸传统的努力经常会导致越论述越困顿。

我们必须问三个最重要的理论与经验问题：

到底什么是西方？这关系到我们越否思越破碎的自我想象。

到底什么是中国的传统？最后，我们要采取哪些话语？

无论我们就前两个问题得出什么结论，第三个问题的答案必然要在演化与磨合中获得。

什么是西方？

谁是西方？这是一个异常庞杂的问题。生活在当代的中国人往往会非常敏感于西方人分不清传统与现代的中国，然而我们很少有要分清西方的智识自觉性。近日，环球时报总编在社交媒体上攻击英国外交大臣蓝韬文（Dominic Raab）,斥其为无耻的西方政客，“美国主子教你的”。这种英美不分你我的浆糊思维，如果不是故意，就是历史与国际见识缺乏的结果。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并非向来没有意愿和能力分辨西方世界的内在多样性。中国的官方媒体过去十年间实际上做过不少有益的引导和开拓，早在2006年，央视便制作了《大国崛起》一类的纪录片，态度诚恳，语气谦逊；随后也有《纽带》一类记录西方汉学探索中国的题材，言辞中甚至充满了感激与共情之意；殊为不易的是，该片不仅梳理了西方汉学的演进脉络，还敏锐地提出了日本近代面对中国时“内外”身份转化的模糊与灵活性。中山大学西学东渐文献馆常年编有《西学东渐研究》期刊，史学水平优异，掌握史料全面，系统性地组织学人研究过沿海地区绵密精细的中外相互依存案例。然而当我们看到主流的对外宣传口径上依旧充斥着“西方反华势力”这类大而化之的帽子，我们有理由相信我们的国际想象中依旧缺乏认知西方的自觉性。

对我们的对外关系而言，西方世界的多样性究竟意味着什么？古希腊修昔底德与希罗多德史学之间的巨大张力告诉我们两大军事集团对峙带来的结构性冲突仅仅是国际体系演变的一种可能性，“修昔底德陷阱”未必是任何带有实证基础的科学假设，而仅仅是西方人塑造自我的粗粝隐喻。纵然有北约的组织建制，我们也不能断然将西方社会视作一个组织有序的军事集团。对修昔底德陷阱的笃信来源于我们缺乏对西方世界的历史社会学理解，症结有二：

我们既看不到特朗普政权给美国带来的结构性、宪制性危机会令一切基于“修昔底德陷阱”的讨论变得不合时宜；我们同时也未能看懂一个更加漫长的跨大西洋联盟的分裂给中国带来的战略机遇。

川普这个民粹政权带给美国的不仅仅是一个看似更具侵略性的外交政策姿态，更可能是美国自南北战争以来从未遇到过的宪制危机。不可否认的是，美国的宪法虽然明文规定了权力分立的政治体制，但美国政治过去200余年运行平稳，大部分依赖于精英层和公民社会之间复杂的社会契约关系以及州与联邦之间的权力分层。这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制度框限，更是一个社会文化上的精神默契。川普粗暴地砍杀华为，点名列出中国企业“实体清单”，实际上是对普通法精神的全面践踏。从禁穆令到如今的没收绿卡，实际上是在一次次地挑战联邦政府与高等法院之间的权力平衡。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历史上并非没有遇到过当司法与行政出现矛盾的“制度盲点”（例如70年代的水门事件，小布什年代的特丽·夏沃安乐死案），每次得以过关都依赖精英层一以贯之的精神默契。

川普并非是任何意义上的传统精英，他的品性，态度和政治训练都表现出了对美国宪制的抵触与反感。早在参议院否决了川普弹劾案时，川普便发出推文，暗示自己要执政到天荒地老。这不禁令人浮想联翩：假如疫情的失控的确威胁到了他的连任，他会不会真的没收掉今年11月的大选？果真如此的话，加州、俄勒冈州和华盛顿州达成的“美西互保”，就不再是简单的针对疫情的权宜之计，而是实实在在的、南北战争式的宪政危机。对于中国而言，纵然美国朝野都已经把中国定位为今后唯一的重要战略对手，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把整个美国社会定义为战略对手。我们必须了解的一点是，一个没有川普的美国，毕竟更加有利于中国的国家利益，毕竟更有清晰可见的规则以管控各类国际风险。

美国已然不是雅典或者罗马共和国，更不能在任何意义上代言目前的西方世界。对于中国的国际与对外事务作业人员而言，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目前西方世界变化的最核心中期趋势（conjuncture），这一趋势毫无疑问便是“跨大西洋联盟”的分裂。一个宪制危机中的美国和一个分裂的跨大西洋联盟，是中国发挥自身主体性重塑国际秩序难能可贵的战略机遇。

必须指出的是：欧洲国家纵然在短期内无法摆脱对美国和北约的传统军事依赖，也大多与日俱增地感受到了美国衰落带来的跨大西洋联盟的政治负担。法国总统马克龙，意大利总理孔蒂早早的就宣布了参与“一带一路”的决心。英国前首相卡梅伦让英国成为了第一个加入了亚投行的西方大国。这自然是中国日益增加的影响力的佐证，然而危险的是，欧洲大国向中国靠拢会在不经意间被草率地解释成一种简单的经济相互依赖——他们要的只是中国的好处。当欧洲国家最近因为疫情问题与中国发生了一系列可大可小的外交摩擦时，我们的外事人员会特别习惯性地陷入到传统的“他我”思维当中，认定这是西方价值观念作祟，同时也认定我们和欧洲人无法达成任何有效的政治互信。

看似简单的经济依赖，实际上本身就包含着“外交革命”的重大社会基础。在美国放纵的单边主义阴影下，回到国家间的经济依赖，无关乎全球化话语的正当性，似乎是一种最大程度上的回归常识。19世纪英国实业家理查德·科布登（Richard Cobden）曾经说过：“捍卫我们的国家利益就要保护我们的商业，如何保护我们的商业，那只能靠我们的制造业。”在贸易帝国的灵活性与延展性之外，科布登不仅不相信任何意义上的权力均衡，也不相信在美洲及东亚部署更多的海军能够带来任何意义上的安全感。这似乎提示了我们贸易关系本身的牢固性，抑或是、纵然贸易并不一定能带来更紧密的社会联结，军事存在带来的安全是一种更加于事无补的自诩为理性的“粗糙的工具理想主义”。当我们面对欧洲与英国时，有理由相信，我们的制造业与商业，是一个比北约更加可靠的底层安全机制。

那么，究竟为什么还会有“西方反华势力”？我们真的观察过他们是谁，从哪里来吗？更重要的是，他们到底是不是依附于“修昔底德陷阱”的结构性的存在，抑或仅仅是希罗多德史书里的“历史的肇事者”？

英国的经验似乎可以告诉我们点什么。疫情在欧洲蔓延之后，英国执政党内有35个国会议员开始连篇累牍的提出“清算中国论”（reckoning of China）。他们在媒体上的表达方式分享了川普的语法，其中的领头人托马斯·图根哈特（Tom Tugendhat）自从英国边境部队退役之后，长期在英国的极右翼媒体每日邮报（Daily Mail）和电讯报（Telegraph）上发表措辞辛辣、逻辑混乱的文字，他的倾诉对象无疑是受教育程度较低的英国中下阶层白人（这些人并不如图根哈特本人一样拥有英法双重国籍）。

然而图根哈特的背景却并没有他表现出来的那么“深得民心”，甚至可以说，针对华为的35人逼宫，并不存在于绝大多数英国人的日常生活当中，而仅仅是跨大西洋联盟最后一丝脆弱的联系。这一运动的组织基础是英国两个有着海外背景的智库，保守学者阿兰·门多萨（Alan Mendoza）牵头的亨利·杰克逊协会（Henry Jackson Society）和保守媒体人迪恩·哥德森（Dean Godson）牵头的“政策交换”智库（Policy Exchange）。前者几乎是美国国会保守势力在英国的附随组织，言论民粹激进，是英国国内唯一煽动向中国讨要新冠病毒赔款的智库。阿兰·门多萨本人观念保守，言行冷酷乏味，毫无生活趣味和幽默感，但却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政治动物”。所谓向中国追讨赔款似乎是他个人一个疯狂的政治表演。

而政策交换智库口吻相对温和。哥德森本人是英国资深的保守媒体人，他的智库因为与保守党内阁办公大臣迈克尔·戈夫（Michael Gove）的联系，言辞上稍显克制。最近该智库举办了“疫情国后的中国政策”，邀请了前英国外相威廉·黑格参与发言。黑格本人的口吻不算客气，然而却比门多萨等人歇斯底里的煽动来得克制。作为资深外交官，黑格反复强调，解决新冠疫情和其他全球治理危机不能缺少中国的参与，并且一再肯定了中英关系的重要性；但他同时指出，英国对中国的依赖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英国的“战略独立”，要求英国在贸易上重新导向更加遵守西方规则的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至于华为是否会损害英国的国家利益，华为如何影响了英国的“战略独立”，黑格一直顾左右而言他。事实上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的智库早已确信，华为并没有情报职能，中国官方也断然不可能赋予华为情报职能。黑格无法明说华为的5G项目对国家安全的确切影响，基本上是南希·佩洛西式的“商业引入中国制度”的简单推论。然而重要的也未必是黑格的言论，而是上述两个智库背后的资金来源。显而易见，这两个智库背后都是有着澳大利亚背景的对冲基金。他们的重要金主，澳大利亚人迈克尔·辛泽（Michael Hintze）是知名对冲基金老板，此人居然出生在中国的哈尔滨，他的人生信条便是“每一次危机都是发财的机会”。

亲川普的澳大利亚资金链是英国一系列针对华为的议会运动的首要推手，我们必须清楚的是：这一“垂死的大西洋联盟”的价值观念在英国根本不是主流。政策交换智库的迪恩·哥德森本人是坚定的右翼工会运动支持者，这种运动排斥外来投资，排斥自由贸易和移民，以白人劳工的福利为上，实际上也是川普甚至是早期斯蒂芬·班农（Stephen Bannon）经济政策的思维底色。在工会大多是工党的传统阵地的英国，右翼工会没有市场。然而政策交换智库与澳大利亚的对冲基金提供了右翼工会和白人民粹进入英国公共生活的快速通道。因为迈克尔·戈夫的私人关系，右翼学者，图根哈特的好友，伦敦大学国王学院教授保罗·布伊（Paul Bew）得以进入唐宁街智囊团。由上述两个智库推动的35个国会议员的运动实际上并无广泛的民意基础，也根本不是英国外交政策传统的题中之意；这个运动得以在英国的政策领域潜滋暗长直至蔓延到唐宁街，是川普-澳大利亚一线的保守政治与地缘观念的产物，然而我们必须谨慎乐观地看到：这一运动所依仗的英国国内力量，总归是保守与不合时宜的。

管理分裂的大西洋联盟是中国外交在未来漫长时期内的重要功课。我们甚至可以说，这个功课做不好，中国便难以把自己旷古烁今的工业能力转化成真正可持续的国际影响力。美国的离奇衰落与突然休克让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分裂的西方，而大西洋联盟的分裂并不是一个全新的历史进程。川普在白人传统基督教价值观和孤立主义之间的举棋不定，决策失灵，以及川普与欧洲精英们性情脾胃上的差异早已决定了跨大西洋联盟的脆弱。关于多边主义的式微与美国时代的终结，国内知识界也并非从来没有耳闻，美国学者查尔斯·库普乾的名著《美国时代的终结》早已译成汉语，这已不是一个简单的学理问题。

“天下”与“入关”？

美国在梦游中走入了川普制造的宪制危机，而当中国面对这一历史情景时，并没有表现出太多的从容与自信。我们的学界谈论了多年的天下体系，和谐世界，儒家国际关系理论，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不仅大多不符合科学哲学规律，且大多具有实践理性上的空洞。疫情之后甚嚣尘上的“入关论”，让我们见识了花团锦簇的天下体系背后的智识和伦理黑洞。无论入关论的起源是一代年轻人的躁进抑或是某些自媒体的恶意煽动，其背后的知识社会学问题不可不察。

入关论的前提假设是一个错误的国际观，意即整个西方都与中国为敌，如同那个食古不化的大明王朝。后金人不能偏安自保，只好以我为主改天换日。上文已经表述过，除了川普，西方世界和中国并没有根本的战略冲突，这似乎与中国部分民众常年阅读环球时报所产生的直觉有违——然而国际事务的洞见不靠直觉。

恰恰相反：入关的隐喻不仅理论上不符合常识，实践上也是危险的。

清兵入关并非是国际关系理论意义上的霸权更替，而是中华文明进入明清一代之后越来越败劣的内部下行。清王朝在核心价值观中比起明朝似乎并没有什么明显的优越感。如果熟悉新清史的思维脉络，我们会发现整个大清王朝似乎沉浸于一个痛苦的循环之中：一方面必须维系满洲作为采集游牧民族的部落身份认同，另一方面又必须处理帝国复杂的边境少数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与军事张力。事实上清朝从来没有成功地解决这个问题，也谈不上对明代败劣的宫廷政治有何种意义上的升维。甫一入关便是扬州十日和嘉定三屠，要解决朝廷和文官集团的矛盾还要来一场血雨腥风的祈祥政·变，这都不是一个现代文明所可以默许的政治隐喻。入关言论的兴起，表明我们民族的自我识读与认知已经到了危险的境地。

我们究竟何去何从？

到底“人类命运共同体”要如何变成实践上的原则与方法，以及最终塑造出如同丘吉尔“三个荣耀圈”（Three Majestic Circles）一样可以持续演化的身份意识？

最直接简洁的思维方式似乎并不遥远，毛泽东的两个中间地带，周恩来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似乎都是中国对外关系中伟大的思想传统，然而却极容易被人视为那是中国外交在实力不济情况下的权宜之计（曾经短暂出现过的《中国不高兴》一书便极其拙劣地试图摆脱周恩来外交思想的框架）。毛周时代外交思想的智识高度，实际上展现出了与中国当时国力与国际地位不相称的成熟，比起更像是弱者思维的“入关”，毛周的外交思想似乎是中国更应该秉持的、与世界领导者地位更加符合的大国外交思想。

两个中间地带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非只是一个简单的互不干涉内政，一种建立在孤立主义思维上的对政体与文化多元性的尊重并非是全球秩序的真正出路。艾森施塔特提出过轴心时代文明多样性导致的“多元现代性”观念——然而这些不同版本的现代性之间终究是孤立的，长久的孤立必然会导致亨廷顿意义上的文明冲突。简单多元并非是国际政治与世界史的现实，认知到了差异性，更重大的议程在于“管控差异性”。贾斯汀·罗森博格（Justin Rosenberg）这位可能是当代最后一位国际理论大师告诉我们，世界制度的现实除了“多样”，更重要的性质在于“不均衡与合并发展”（Uneven and Combined Development），我们无法阻止朝贡体系与资本主义现代性相“合并”——纵然有人坚定地认为朝贡体系是更加良善而稳定的国际秩序。我们对国际事务的认知，自我观念的塑造，以及外交政策的演化，无一例外要回归到“管控差异性”的基本思维方式当中。

在这个梦游者的后院要如何自处？加西亚·马尔克斯是对的，“这个世界很新，许多事物都没有命名，只能用手指去指”。20世纪最伟大的德语诗人里尔克（Rainer Maria Rilke）曾经说过，你承担起了创造的使命，承担起了它的重负与伟大，就要自己先成为一个完整的世界，在自身和自身联结的世界里得到一切。这或许是我们得到上述一切问题的答案之前，所必需抱持的基本心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