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蒋健2020-05-28 来源：观察者网

蒋健|全国政协委员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主任医师

导读

有些科学家抱着宁肯无药治疗也反对运用中医药进行治疗的态度，认为那不科学，结果在等待科学还结果出来之前，很多病人除了支持疗法、纠正水电解质平衡、吸氧以外，没有别的治疗药物，岂非白白等死？

中医药临床效果不错，为什么不让使用？再说了，一边运用中医药治疗，一边该进行支持疗法就进行支持疗法，该吸氧就吸氧，也不影响你西医治疗，我真搞不明白为什么他们还反对运用中医治疗？武汉方舱医院及其他医院结合中医药治疗以后，重症化率和死亡率都减少了，那些懂得随机、双盲、大样本、多中心临床试验的科学家当然也懂得“大数据”及“真实世界”的研究观察方法也能够证明药物的有效性，却故意对此闭口不谈。

西方留学经验造成了部分科学家的民族虚无主义，作为研究药物的科技人员，自主研发不出创新西药，过了专利期的仿制药有时还做不出生物等效性来，还出来拼命反对中医中药，不知道按的是哪套逻辑？

中医药防治传染病的历史源远流长且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而且在)在新冠肺炎患者的救治过程中，中医药疗效尽显。观察者网就加强中医药防治传染病应急体系建设等一系列问题，采访了正在参加全国两会的全国政协委员、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主任医师蒋健。

（采访 观察者网/武守哲）

观察者网：很高兴有这样一个采访您的机会。您在提案中着重提到，疫情之后应及时总结中医药防治新冠病毒肺炎临证经验，作为历史性学术著作保存流传下来，希望由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牵头组织一流专家成立一个编撰委员会。您觉得这个编撰委员会应该如何面对“中医存在不同流派的多种诊疗方案”，采取何种编撰方法，才能“形成相对比较统一的权威认识”？

蒋健：我国几千年的历史当中，有不少关于大瘟疫流行之后产生的学术著作，多由医家学者个人总结当时经验独立完成的，如汉朝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清朝的吴鞠通的《温病条辨》等等，为后世抗疫及传染病诊疗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是宝贵的学术遗产。

2003年中医药抗击SARS病毒的成功经验，很遗憾当时并没有得到及时地总结汇总，时间一久，将渐渐被遗忘。把对瘟疫诊疗的过程记录下来，是中医药随时代发展而不断进步的重要证明，这对中医药的继承和发扬都是非常重要的；必要时，编纂成书的内容完全可以作为现在中医院校的教科书。至于中医流派问题，自古以来就有，通往罗马的路不止一条。但毕竟还是有主流、有分支的区别，比如此次抗疫，有“国家队”也有“地方队”，不同的省份比如说在安徽省、江苏省、浙江省、甘肃省等等，地方中医对同一疾病的不同阶段，存在一些大同小异的治疗方法，我认为可以兼收并蓄。

我们中医有个说法叫“三因制宜”：因人制宜，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即同样一个病，但因为性别年龄不同，因为体质不同，甚至因为地方气候不同，所以具体的治疗方法也应该有所不同。同为新冠病毒肺炎疾病，武汉患者可能偏于湿重，在广州可能偏于热重，治疗用方用药会有所不同。在编纂中医药抗击新冠病毒肺炎诊疗书籍的时候，基于这个“三因制宜”，除了介绍“国家队”的诊疗方法外，也可以介绍地方上的经验；治疗方法可以是传统中药汤剂，也可以是不同剂型的中成药，还可以包括针灸推拿康复方面的内容，都可以写进去。

中医的诊疗方案和西医是不一样的。西医是千人一面的，而中医则会根据人的不同体质、不同症状开出药方。比如同样感染新冠状病毒的患者，有的人便秘，有的人腹泻，所以治疗方案当然是不一样的。当然你也许可以说，中医没有统一的方子是一个弊端，其实相反，这未必不是中医的一种优势。所以，主流和一些“非主流”的方法都编写进去，百花齐放，没什么不好，可以提供后人去实践、去证明，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中医就是这么发展起来的。

观察者网：您指出，在非疫情期间“构建我国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研发体系架构”尤为重要，需要一个“由国家和各地防控指挥部及体系内的常设机构”，那么这个常设机构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的关系应该怎样协调？

蒋健：湖北武汉是全球新冠病毒肺炎第一个重度爆发区，后来成了一个全球性的大流行病。我们看到，无论是核酸和抗体检测试剂的研究开发以及疫苗的研发等等，美国都非常快，有后来居上的趋势，我们要承认他们的科研实力还是很强的、反应是很快的。

从这一点来看，我们是否也应该利用我们国家举国体制的优势，举全国之力搞集中而快速的研发？我国一些研究院所机构平常大多各自分散各自为政的，如果设一个或数个常设研究机构，平时和P3、P4实验室以及和CDC有关传染病的研究室、研究基地加强合作，是否能够更快地出科技成果？这是我所热切期待的。

2003年SARS疫情过后，有关研究就差不多也就停顿了下来，应该汲取此教训。有关传染病常设研究机构应该和院校的有关研究机构密切合作，平时人才储备、仪器设备采购，科研经费俱应充足，密切跟踪世界上任何地方的新发突发传染病，进行及时跟踪研究。科技部对此要有一个优先考量。

把“战时”和“非战时”的情况结合起来，以便一旦有大规模的疫情爆发，使我们不仅能在社会体制上占优势、而且在科研上也同样能够快速的作出反应。科技创新是一个国家的核心竞争力，何况是事关人民群众健康的大事。创新药物的研发也是这样。

不能平时对传染病不重视，一旦出现了突发性疫情，缺乏一支能打歼灭战的科技队伍，既缺人才，也缺相应的科学研究的硬件，这种情况一定要加以改变和扭转。

观察者网：新冠疫情爆发之后，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成为民众广泛热议的话题。您敏锐地关注到了“加强我国非人灵长类动物模型研究”这一议题。灵长类动物到目前为止没有列入农畜系列，在《畜牧法》和《动物防疫法》的条规中，灵长类动物的养殖、运输经常性地处在一个模糊地带，您对灵长类动物的临床科研和相关措施的配套有没有具体的建议？

蒋健：我觉得在法律上是没有什么问题的。疫情爆发以来，很多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都提出来今后要禁止吃野生动物。现在我要讲的是用于医药学研究用的动物实验，除了大白鼠、小白鼠、兔子等外，我们有时需要灵长类试验动物，如猴子和猩猩。涉及病毒入侵机理研究及疫苗的研发有时需要这类高级别灵长类动物模型，是低级别动物所不能替代的。

目前我们国内灵长类动物研究所也是有的，但灵长类动物的数量、质量以及平时的管理都是不够的，能够进行灵长类动物实验的研究院所也是不够的。灵长类动物的饲养条件与管理是十分苛刻的，其居住环境、温度湿度、饮食的要求甚至比人的要求还要高。

另外再谈谈动物伦理学问题。用灵长类动物来做实验，这是全世界都在做的。在实验的过程当中，别说灵长类动物，哪怕是一个小白鼠，我们做实验的时候都会要求不能让它发出痛苦的声音，就这个问题，我们肯定要按照相关动物伦理法规定来进行。

这就又回到我们的研究硬件和CDC关系的问题上去了，还涉及到动物的来源和饲养条件硬件是否达标。灵长类动物需要能够在应急的情况之下供医学、药学研究所用，这一块我们确实还存在欠缺。

观察者网：我看到的一些资料显示，咱们国内养殖的灵长类动物的数量、存栏率还是可以的，但有一大部分卖到了国外。

蒋健：我们总是把很多好的东西都卖到国外去了，当然背后可能有出口创汇因素。总的来说，我们确实要储备足够有质量的灵长类动物，用来做临床研究，而不要老是从经济上考虑，这样是没出息的。

观察者网：根据西方媒体多家报道，新冠肺炎疫情在美国大规模爆发之后，美国各地的中草药馆、中医馆的草药受到美国普通民众的认可和追捧，您是否认为，此次新冠疫情会加快中医走向全世界的步伐？

蒋健：面对这样一个新突发传染病，几乎还没有一个大家公认有效的药物来进行治疗，瑞德西韦也好，羟氯喹也好，目前还没有经过循证医学证明确凿有效，因为我们面临的是一个全新的，未知的病毒，在我们国内的方舱医院，采用了我们中医药或中西医结合疗法以后，重症化率和死亡率都有显著下降，充分证明中医药是有用的、有效的。

国内外医学界的一些科学家，他们认为判断药物是否有效，必须要经过随机、双盲、对照、大样本、多中心的临床试验验证，这是没错的。但是，类似这次新冠病毒肺炎疫情来势凶猛，作为新发突发传染病，根本来不及让你有足够的时间进行随机、双盲、大样本的临床试验。

这次湖北武汉疫情爆发之后，我们国家大概有数百个中西药物同时进行临床试验，结果收治不到那么多的病人，许多试验无果而终。有些科学家抱着宁肯无药治疗也反对运用中医药进行治疗的态度，认为那不科学，结果在等待科学还结果出来之前，很多病人除了支持疗法、纠正水电解质平衡、吸氧以外，没有别的治疗药物，岂非白白等死？

中医药临床效果不错，为什么不让使用？再说了，一边运用中医药治疗，一边该进行支持疗法就进行支持疗法，该吸氧就吸氧，也不影响你西医治疗，我真搞不明白为什么他们还反对运用中医治疗？武汉方舱医院及其他医院结合中医药治疗以后，重症化率和死亡率都减少了，那些懂得随机、双盲、大样本、多中心临床试验的科学家当然也懂得“大数据”及“真实世界”的研究观察方法也能够证明药物的有效性，却故意对此闭口不谈。

西方留学经验造成了部分科学家的民族虚无主义，作为研究药物的科技人员，自主研发不出创新西药，过了专利期的仿制药有时还做不出生物等效性来，还出来拼命反对中医中药，不知道按的是哪套逻辑？

我作为中医，我认为中医确实可以通过清热解毒、祛湿化痰、活血化瘀或增强抵抗力，能够改变机体的微环境，能够改善喘憋、咳嗽、发热、腹泻、便秘、食欲不振等等症状，至于这种机体微环境的改变或症状的改善对于祛除病毒究竟是通过什么样的机理，实话实说，还不是很清楚。自然界有许多现象还不是很清楚，人类不也在地球上生存得好好的吗？你就是明白了年级大了黑发会变成白发的机理所在，你不还是从黑发变成了白发吗？

中医不能包治百病，也有一些中医因为水平不够治不好病，但是决不等于说中医药不能治病。方舱医院的中医药实践就是个“大数据”“真实世界”，全国各地中医医院门诊的中医药实践也是个“大数据”“真实世界”。在上海，外国留学生来学中医药的为最多。中医中药在欧美这次疫情中受到欢迎，难道他们都是上当受骗了？

但中草药是否能够借这次疫情进到欧美的主流，这个不好说。作为一个药物进入另一个国家，需要走一整套严格程序。比如在美国，就需要FDA（药品食品监督管理局）的认定批准，欧盟也有相应的机构来批准认定，才能以药物的身份上市。现在的情况是，不管外国政府是否批准准许，中医中药包括针灸在国外民间都有一定的市场，而且这个市场不是越来越小，而是越来越大。

此次疫情会对中医药的推广能起到积极正面的作用，但如果就此下结论说中医药就可以走向世界的话，恐怕还为时过早。

观察者网：新冠肺炎流行性病学还带来了“供血安全”问题。您是如何看待“血浆疗法”这一利用康复者血浆中针对新冠病毒的特异性抗体，可以迅速识别并捕捉病毒，激活体内的补体系统清除病毒这一疗法？

蒋健：有两个概念，一个血浆疗法；血浆疗法是利用了已经得过新冠肺炎的患者的血浆（患者已经属于恢复期的痊愈了），其中有抗体，在疫苗一时研发不出来的情况下，可以把血浆当做一个治疗的药物来看待。

血浆疗法的运用到现在已经有很长的历史了，就是利用已经恢复的患者血液中的抗体，注射到刚刚患病的身体里面去，起到一个辅助治疗的作用。

输血安全是另一回事。健康的人把自己的血献出来，给那些需要输血的人。献血的人需要查肝肾功能以及肝炎病毒、艾滋病毒等等，以保证用血安全。

现在凭空出来了一个新冠病毒，其中有一些人群属于隐性感染者，他表面上没有得过病，但说不定他身体里面携带了阳性的病毒，但没有发病症状。

感染过新冠肺炎病毒的人所产生的抗体也分两种，一种是IgG的，一种是IgM的。IgM通常表示新近受到感染，IgG抗体是表示既往受到感染。

过去我们献血的时候，要查肝肾功能和肝炎病毒艾滋病毒，现在面对一个新冠肺炎病毒，其血液抗体阳性是否可以献血？这个还需要进行大量的研究与观察。

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曾经有一种病叫输血型肝炎，就是因为当时大家对那种病毒还没有分离出来，对它的本质还没有看得很清楚，导致受血者出现了丙型肝炎，在国外叫C型肝炎。

后来我们弄明白了，C型肝炎是能够通过血液传播的。所以现在我建议那些新冠病毒的痊愈者，或者隐性携带者去献血时，不仅要检测其IgG和IgM抗体，还要搞清楚这些抗体阳性的临床意义，不能光凭经验就判断哪一种血是肯定安全的，还需要作大量的流行病学调查，才能把这个问题搞清楚。这主要是考虑到献血的安全性问题。

观察者网：蒋教授，再问您最后一个问题。可否谈谈您对新冠病毒疫苗研发前景的展望？西方国家也在加快研发步伐，目前已经形成了疫苗国际“军备竞赛”的势头，有些政治化了。

蒋健：这个病毒什么时候能完全消失我们还不太清楚，最好的办法就是把疫苗研发出来。据我目前所知，在疫苗研发方面，我国与欧美发达国家属于第一梯队，起步早，研发水平相对来说也比较高。您说这相当于“军备竞赛”也不为过，这不仅涉及到经济上的因素，也展现着一个国家的科研实力和面对新发传染病的应对能力。

研发疫苗讲究速度。RNA病毒疫苗相对来说比较难研发，因为它会发生变异，不太稳定。病毒一旦变异了以后，疫苗就不一定完全匹配管用。所以，疫苗的研发速度是非常重要的，首先涉及到巨大的经济利益；第二，代表国家科研实力；第三，趁着病毒还没有变异之前投入预防使用，要快。研发疫苗是最要紧的事情，可以省却很多的医疗资源。所谓传染病的“防治”，有了疫苗，就可以控制在“防”的阶段而非治疗的阶段。

所以这依然涉及到了我们国家突发性公共卫生研发体系这一根本性问题，这就又回到了刚才提到的老问题上了。

观察者网：感谢您抽出时间接受我们的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