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飞龙 2008-12-15 来源:乌有之乡

导读：就像郎咸平的出现，导致MBO成为一场影响巨大的公共事件一样，因为一个人的出现，有关金融改革的争论，才最终突破媒体这堵高墙，在2008年变成了一个备受普通公众关注的社会话题。这个人，就是在国内已广为人知的爱国学者、中央民族大学金融所所长张宏良教授。

原标题：让每个中国人都滴血的金融改革

俞飞龙 2008-12-15 来源:乌有之乡

新桥控股深圳发展银行，这个一度被媒体誉为“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一个重要标志，“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举动。究竟是由什么因素推动？又将给中国经济环境乃至社会生活带来哪些冲击？这是一个直到今天，整个中国依然在思考的问题，而且，2007年底突起波澜的世界金融市场所释放出来的、至今依然在蔓延的全球性经济危机，放大了整个社会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度。

2000年底，于幼军主政深圳，将针对深圳国企改制的立意主旨、方向、范围向媒体吹风后，经过近两年的筹划，2002年8月，深圳正式出笼了一份详细的“国企改制计划”，虽然在这份计划清单上，并没有出现深圳发展银行的名字，但一个月后，深圳发展银行就对外宣布，“经政府有关主管部门批准，同意美国新桥投资集团(NewbridgeCapitalGroup)作为国外战略投资者进入该行，双方将争取尽快完成此项交易，现正按要求积极进行尽职调查的有关准备工作，将根据调查进展情况及时披露相关信息。”

就此，“中国上市银行外资并购第一案”正式拉开了序幕。

由于事关中国银行业的未来动向，此事据称也引起了一些外国投资者乃至美国银行监管部门的密切关注，并被戴上了一道具有胁迫和勒索味道的枷锁——“由此判断中国政府能在多大程度上履行WTO承诺”，也就是说，于幼军关于深发展的“宏大抱负”，让深发展主动钻进了一个可以让国际资本打“政治牌”、借以要挟和讹诈、以谋求中国核心利益的套子中。

成立于1987年的深圳发展银行，是中国第一家上市商业银行，当时已在全国十多座城市拥有200多家分支机构，总资产接近2000亿人民币。而根据资料透露，与深圳发展银行展开“战略合作”的美国新桥集团，是由美国德克萨斯太平洋集团和美国布兰投资公司（Blum Capital Partners）于1994年在美国德拉维尔(Delaware)注册的私人股权公司，管理的资金总额仅17亿美元，而其母公司德克萨斯太平洋集团（Texas Pacific Group，简称TPG 或 德州太平洋集团）是美国一家私人股权投资公司，由大卫·波德曼、吉姆·科尔特和William S. Price III于1992年创立，管理着300多亿美元的资产，注意这其中的措辞，是“管理”而不是“拥有”。也就是说，无论从业务开展时间长度，还是从资金规模，美国新桥集团都无法与它试图并购的深圳发展银行比肩。

也许正是因为看不出深圳发展银行引进的这个“战略伙伴”的战略性体现在什么了什么地方，国家有关部门曾额外关注这一动议中的购并。而在此过程，深圳发展银行的经营也开始出现了大幅度的蹊跷变化，这种蹊跷变化可以从其每年公布出来的“资本准备率”这一数据得到直观体现。根据上市公司年报，2000年底深发展资本充足率达17.56％，2001年这一数据下降为10.57％，2002年，深发展核心资本充足率5.18％、资本充足率则降为9.49％，2003年，这两个数据继续下降，分别为3.24％、6.96％，2004年，也就是新桥正式入主深圳这一年，深发展资本充足率下降到历史最低，只有2.3%，核心资本充足率也探新低，为2.32%。　　

同时，深发展的利润也在逐年下降，2002年，深圳发展税前利润为5.17亿，2003年，税前利润3.54亿元，2004年，也就是新桥正式入主当年，深发展发出全年预亏公告，称预计当年亏损将超过3.2亿元。

根据1994年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对商业银行实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的通知》规定，商业银行的核心资本充足率应不低于4%，资本充足率应不低于8%，于是，不难看出，这些蹊跷变化带来了这样一个结果：短短两年内，在中国经济处于急剧扩张，金融业务异常景气，光大银行、华夏银行、民生银行均取得不俗业绩之际，地处经济前沿的上市企业——深发展却从一个运作正常的金融机构，快速变成了一家不注资就无法正常运转的商业银行。

虽然在新桥与深发展漫长而充满波折的合作谈判期间，媒体对这一“业界大事”跟踪报道时频繁使用了“较劲、僵持不下、悬而未决”等显示双方存在着“巨大分歧和利益博弈”的字眼，但从深发展此间的业绩曲线变化来看，深发展此举却不但让新桥入主的可能性大增，而且让新桥为这一目标支付的代价更低。这个表面不合逻辑、故意做亏企业的手法，彼时正在全国如火如荼上演的“MBO”中大规模上演。　　

当然，导致这一变化的原因也可能远非如此单一，而更为复杂，甚至动机并不是为新桥进驻开道，而恰好是出于对这一合作的抵触，因对“新桥集团介入的深度超出了大家预期”产生抵触，或出于混水好摸鱼心态，一些业务经办人甚至部门负责人，在合作悬而未决、甚至惹上官司、前途未卜之际，通过贷款等业务进行了大量关联交易，由此导致银行业务量短期剧增，并拉底了银行的资金充足率，扩大了银行风险。如果存在这种情况，那么，2004年3月深发展的一个异常举动就得到了看上去最为合理的解释——该行在出现巨亏的情况下，还从当月起悄然提升了资金交易、财务等一些核心机构员工的资薪，以此安抚人心。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2002-2004期间深发展的蹊跷巨变？虽然一般的研究者和观察者都能判断出，这种变化与深发展引进战略合作者举措之间，肯定存在某种直接联系，但其真实的原因，却可能只有现在身在监狱、时任深发展董事长的周林及少数几个局内人才知晓了。而且也许，仅有十余年风险投资资历、资金实力也并不雄厚的新桥能几经波折、最终入主深发展，也如周林或许做梦都没想到他会很快躺在监狱一样富有某种戏剧性和荒诞性：新桥入主深发展之前，周林历任深发展行长、董事长，2002年，正是由于周林的极力主张和牵线搭桥，新桥才搭上了深发展这条船，但是，一切尘埃落定后，2004年11月中旬，即将赴任深发展新行长的韦杰夫在经过“一个多月的秘密调查”后，亲自向深圳市公安局报案，称有“15亿元贷款被诈骗”。公安局经过侦查，发现这笔巨额违规贷款是由周林亲自经手放出，周林遂锒铛入狱……

在这一过程中，围绕着监管部门发生的几件事，也完全值得再去回味。

2003年12月15日，中国证监会深圳监管局借对深圳发展银行进行了巡回检查，并于　2004年1月18日　出具了一份《关于要求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限期整改的通知》，这份措辞严厉、内容繁复的通知，被一些媒体认为是监管部门在帮助新桥集团扫清谈判障碍，因为，通知中以严厉措辞提到的不足和失当，多为“深发展和新桥磋商中出现的焦点分歧”。

2004年4月12日，银监会主席刘明康在“2004年在华外资银行会议”上称，监管部门已将外资入股比例最高抬升到24.99%，不超过25%就不改变机构性质；单个机构的入股比例也上调到20%。

这一说法不但为新桥入主深发展铺平了道路，而且也给外资随后大肆席卷中国金融资产打开了一扇大门，甚至让一些外国银行随后对中国银行股份的占有胃口被拔高到了“80%”这一难以置信的比例。

正如后来《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在报道金桥入主深发展一事时所说，“事实上，银监会一直在努力为外资银行进入铺垫平台”。

根据2003年颁布的《商业银行法》修正案规定，“变更持有资本总额或者股份总额百分之五以上的股东，应当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所以，如果没有银监会的首肯和配合，外资根本无法撬开中国金融资产的大门。

正是在金融管理部门的积极配合下，2004年5月底，新桥终于以每股3.5元、总支付12.4亿人民币的代价，从深圳市投资管理公司、深圳国际信托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市城建集团、深圳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购得了深发展17.89%的股权，成为深发展第一大股东，由此如愿获登“深发展董事长”之位。

仅支付十二亿出头的人民币，就取得了一家彼时已拥有2000多亿资产的上市银行控制权，这是任何一个智商低于50的人都会梦里笑出声的好买卖。而对中国银行业而言，这种不可思议，贱价出售中国核心资产的动作，仅仅是一个开端。　　

在随后短短两年时间里，在银监会的大力支持和协助下，外资开始了在中国最为核心的战略行业——金融行业——大肆扩张，据知名爱国学者张宏良估计，仅2006年发生在中国金融行业的一系列不可思议的交易，就可能使国有金融资产的损失额高达1万亿人民币。而这，还仅仅只是货币方面的损失，由此损失了多少国家战略价值？将给中国经济运行和市场带来多大的风险？可能更是一个谁也估计不清的天文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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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针对深发展引进战略合作伙伴过程出现的异常情况，有“中国政府政策网络汇总平台”之称的国研网，在2004年上半年曾刊出过一篇取名为“深发展的‘发展迷局’”的反省文章，认为“深发展目前的现状值得深思……深发展的教训表明，上市只是解决公司治理结构的外在推动力，国有企业的通病在许多上市国有企业中同样会有，并且可能更严重。这也从另一个角度给投资者以警示，股份制改造和上市并非国有企业和国有商业银行走出经营困境的灵丹妙药，投资者和四大行的出资人不能对其IPO过于寄予厚望”。以此敲打已经提出上市时间表的几大国有商业银行。

但是，在巨大的利益诱惑面前，这样的警示举动显得十分微弱，甚至有些迂腐可笑。

时间推至2004年，改革已经把中国根置于“经济至上、金钱至上”的语境里，对金融行业管理层而言，能争取到海外上市或与外国资本进行“战略合作”，既符合“产权明晰化、经营国际化”的改革主流价值诉求，又可以借机获得股权、期权和其他“合作、上市鸿利”，那么，何乐而不为呢？

在这一点上，深发展给予整个金融行业的“示范作用”不可小觑，据深发展年报资料显示，2004年，深发展所有高管的年薪加起来是688万元，但是一年后，虽然深发展的核心资本充足率和资本充足率依然双双不达标，但所有高管的年薪总和却一下飙升了3倍，达到2131.4万元。

一根杠杆，撬翻了整个金融行业。由此，诸多让人难以置信的荒唐举措，开始在国内金融界引竞相“引进战略合作伙伴”、或快速着手“走进公众资本”的过程中发生。

在深发展与新桥正式签约3个月后，中国银行完成股改，成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央汇金代表国家持有100%股权。

2005年8月，苏格兰皇家银行在本土透露，将以31亿美元购入中行10%的股权，并承诺至少投资三年。这一消息被市场吸收后，苏格兰皇家银行股价应声上涨了2.18%。

2005年10月，中国银行新闻发言人王兆文通过新闻发布会证实，中国银行已先后与苏格兰皇家银行集团、新加坡淡马锡控股(私人)有限公司、瑞士银行集团和亚洲开发银行等四家战略投资者签订了战略合作与投资协议，四家机构共投资67.75亿美元，合计占中国银行21.85%的股份，后经稀释，这一份额下降到16.85%。其中，苏格兰皇家银行持有186.4亿股，占9.18 %。在中国银行股价达到最高峰时，其市值超过1300亿人民币，按当时的汇率约合140亿美元，即使全球金融危机爆发、股市全面下挫后，按2008年11月底的股价计算，其市值也超过84亿美元，是当时购入价的2.7倍。

同时，中国银行引入的战略合作伙伴，有的果然明显是在借上市之机分羹、投机，2007年11月，身为第二大外资股东、以15亿美元获得中国银行93.2亿股的淡马锡，以每股4.09港元至4.12港元的价格出售了手中约1/9的股票，套现了5.73亿美元资金，如果按淡马锡此次成交的中间价计算，淡马锡手中执有的中国银行股票总值超过49亿美元，是其当初投资数额的3倍多，而淡马锡这一套现行为，随即导致了中国银行股票下跌。

2005年的下半年，广东另一家地方银行，广东发展银行也开始对外抛出绣球，在全球范围内引入战略投资者。由于广发行规模比深发展更为庞大，当时已拥有约3500亿人民币资产，在全国共有27家直属机构、502家营业网点，与世界８３个国家和地区９１７家银行具有代理行关系，有1200万零售客户，900万持卡人，1.6万家中小企业客户和12,474名员工，连续多年位居全球银行５００强之列，且正筹划香港上市事宜。所以，此消息一经传出，立即在全球范围引来了众多银行和大财团参与竞标。

其中，美国花旗银行志在独得“广发行85%以上的股份”，这一异想天开的目标在遭到阻扰后，花旗银行改变策略，一面发动美国前财政部长罗伯特·鲁宾亲自前往中国，游说政府官员考虑花旗的收购，一面与中国人寿、中粮集团、中信信托、国家电网、中国节能投资公司、中国普天集团等企业组成联合竞标团，参与对广发行的角逐。

2006年10月，花旗银行终于如愿以偿，由它主导的竞标团共出资242.67亿元，最终得到了广发行约85.6％的股份，其中，花旗银行大约出资60亿人民币，拿到了36%的股份，获得了对广发行的相对控股权。　　

而仅仅半年前的　2006年3月14日　，温家宝总理在两会后的例行记者招待会上，还曾公开强调，“商业银行改革要……坚持国家的绝对控股地位，保持对经济命脉的控制权,……外资战略投资者入股中资银行，总比例不得超过25%仍是不得突破的高压线”。

但是，花旗入驻广发行，不但取得了相对控股权，而且持有的股份高达36%，远远超过25%这一“高压线”。而更让人大跌眼镜的是，虽然花旗当初使尽浑身解数，仅以约9亿美元，就拿下了广发行36%的股份，但在控制广发行后不到一年，花旗竟多次公开威胁广东省政府“必须拿出600亿现金充抵银行的坏账”。

在国内金融界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建设银行，在上市过程也上演了一幕幕或许注定要写入历史的荒诞交易。2005年，在建设银行进行价值50至100亿美元海外上市之前，即以“改良建行股权结构，有利于建行今后发展”之名，分别在2005年6月17日和2005年7月1日，与美洲银行和淡马锡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　　

根据建行与美洲银行达成战略合作协议，美洲银行分阶段，共斥资30亿美元，购入建行9%的股份。同时美洲银行还保留一项特殊期权：未来数年内可增持建设银行股份至19.9%。虽然建行行长对转让的具体价码闭口不言，但有记者根据建行2004年的年报推算出，建行按此协议转让给美洲银行的价格“约为每股1.426元”（一说0.94元）。而淡马锡则投资约14亿美元，购入了建行5.1%股权，此外淡马锡还承诺，在建行IPO时，将购入不少于10亿美元的建行股权。

当年10月，建行在香港上市，其股票发行价为每股2.35港元，所以，无论几个月前美洲银行和淡马锡是以每股0.94元还是1.426元购入，都溢价颇厚，而更让国内股民至今依然在议论的是，建行在国内发行A股时，发行价却高达6.45元，是外资当初购入价的数倍之多，是香港发行价的2.74倍，而国内的申购资金超过2万亿……

有关建行的故事尚未结束，2008年5月28日，一位化名老钟的网友在网上发了一篇文章，称“建设银行在　5月27日晚　发的一个公告足以震惊世界”——　　

5月27日，建设银行的一纸公告震惊了世界，该公告称：中国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下称中央汇金公司，中国最大的金融投资公司，归国务院直接领导）将于6月5日前将60亿股中国建设银行H股(00939.HK)以2.42港币/股的超低价卖给美国银行公司（下称美国银行），截止到今天，建设银行的H股收盘价是6.94港币/股，折价率高达65.13%！即美国银行从中央汇金公司手中买走的建设银行的60亿H股，只相当于市场价的34.87%，仅此一笔买卖，中央汇金公司白白让利271.2亿港元于美国银行！并且，该公告还宣布，美国银行还可以在未来以不超过2.78港币/股的低价，继续从中央汇金公司购买195.8亿股建设银行的股份。如果按建设银行现时H股市价算，美国银行将在这一系列的买卖过程中累计套得1085亿港元的无风险收益！”

知名爱国学者张宏良则在同一天，对这笔“美国银行今天当天就获利超过250亿人民币，超过了此次汶川大地震全国捐款总额”的交易发出这样的长叹——“历史名将左宗棠曾仰天悲叹；一个李鸿章，抵得上十路法国大军。现在则是几只美国鹦鹉，就能影响中国70万亿金融资产的去向”。

曾长期位居“全球市值最高银行”之席的中国工商银行，其上市及筹备过程发生的荒诞事件，一点也不亚于建行。

2005年四月，在国家向工商银行注资150亿美元后，以助工商银行重组上市。2006年1月，高盛公司、美国运通公司和德国安联保险公司“决定”向正在筹备上市的中国工商银行投资，在得到银监会首肯后，仅用了3个月时间就以38亿美元的总价，认购了工商银行8.45%的股份，每股价格仅为1.16元，正在严控金融资产的俄罗斯境内的《商业会商日报》，随即对这桩不可思议的交易进行了报道，认为“高盛等公司正在大发中国财”，并称，高盛公司“仅从投资中国工商银行上市首次公开发行一项，就可猛赚57亿美元”。

工商银行如期上市后，其市值曾一度飙升到2313亿美元，而这对三家外资公司而言则意味着，不到一年时间，它们就从这笔交易中净赚了约157.44亿美元；即使在金融危机爆发后的2008年9月，工商银行的市值市值缩水至约1680亿美元，8.45%的股权份额也价值141.96亿美元。三家所赚数额也在百亿美元以上。　　

虽然工商行慷慨把股票以战略合作名义低价出售给外国企业，但对国内的投资者，却又不可理喻地摆出了另一张面孔——其对国内的发行价每股为3.12元，是对外资发行价的2.69倍。

金融行业引进“战略合作伙伴”，并使战略合作伙伴短期内获得巨额收益的名单还很长很长——　　

2003年，花旗集团投资近６亿元人民币，取得浦东发展银行５％的股份，并许诺在获得批准后，将继续增持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每股约2.96元，并且协议规定日后花旗集团有权收购19.9％的股份．浦发行股价一度曾超过57元，花旗账面净赚100亿元。

2004年，淡马锡控股旗下的亚洲金融公司以1.1（约８亿人民币）亿美元的价格收购民生银行2.36亿股股份，占民生银行总股份的4.55%，每股仅约3.72元。民生银行股价一度超过23元，加上两年送配，亚洲金融公司所持股票市值超过50亿元，账面利润约40亿。

同年，汇丰银行以“香港上海汇丰银行”名义，投资144.61亿元人民币买入交通银行19.9％股权，共91.15亿股，每股为1.86元。

2005年，德意志银行和萨尔"奥彭海姆银行联合组成的财团将出资26亿元人民币，购入华夏银行约5.872亿股份，占华夏银行总股数的14％。每股价格4.5元。　　

同年，荷兰国际集团下属ING银行购买其19.9%的股权，总投资达到17.8亿元，折合每股1.78元，成为北京银行第一大股东。同时，国际金融公司购入北京银行5%的股份。按照上市首日盘中价格25元计算，两家外资公司获利近300亿。　　

2006年，西班牙毕尔巴鄂维茨卡亚对外银行（BBVA）以5.01亿欧元认购中信集团持有的中信银行5%股权，每股价格2.77，且之后有权增持至9.9%.。同一年，香港恒生银行、新加坡新政泰达和国际金融公司共出资27亿，以每股2.7元的价格购入兴业银行10亿股，兴业银行于2007年上市，国内发行价格每股15.98，是外资购买价的5.92倍，吸引的网上网下申购资金高达一万一千亿。当年股价达到62元，三家外资公司净赚约600亿，在遭遇金融危机重创后，2008年11月底该股股价约为14元，三家外资公司净赚约113亿。该银行上市募集资金共159.95亿，就是按目前最低行情看，也等于绝大部分募资都送给了三家外资公司。

此外，渤海银行被渣打银行以1.23亿美元购入19.9%的股份。西安银行被国际金融公司和加拿大丰业银行参股5%，并且规定在未来四年内以期权投资的方式认购西安银行总股份的24.9%，济南市银行被澳洲联邦银行购入11%的股权，并规定对方有权在2008年5月将所持股份增至20%。杭州市银行被澳洲联邦银行斥资6.25亿元获取19.9%的股权

…… ……

伴随着金融业竞相引进战略合作者和上市，果然是业内薪酬大增。

2007年初，有媒体在对2006年薪酬进行总结时，对金融业用了这样一个词，“拔得头筹”。并特别强调，“值得一提的是，在金融行业薪酬相对其他行业高位运行的情况下，银行业相比证券、保险来说，又处于一个独领风骚的位置”、“金融保险企业的加入，（令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排行榜重新洗牌”。

2005年年薪即达605万、被业界戏称为“天价洋管家”的深发展董事长法兰克·纽曼，2006年年薪飙升到995万元，涨幅高达64.46％，招商银行行长马蔚华年薪达到446.18万，民生银行王世年薪为174.47万，工商银行行长杨凯生年薪125万，成为“国际企业”、“上市公司”的平安保险公司一鸣惊人，同属平安的马明哲以年薪1338万元、梁家驹以年薪1710万、理查·杰克森以年薪1228万元、张子欣以年薪1115万元，一举囊括2006年上市公司高管个人薪酬前四强。

当年，平安保险高管年薪总额高达7464.85万元，中国银行紧随其后，达3211.33万元。薪酬最高的前十位上市公司，金融保险行业板块占了七席之多，深圳发展银行、平安保险、中国银行、民生银行、招商银行、工商银行均位列其中。　

2007年，金融高管继续涨水的年薪更成为各路新闻竞相关注的焦点。　　

这一年，银行业年薪千万的有三人，深发展法兰克·纽曼年薪再跃至2285万，民生银行董事长董文标年薪1748.62万，民生银行行长王浵世年薪1004.61万。　　

年薪百万更多达百余人，其中，工商银行12人，中国银行12人，交通银行10人，华夏银行9人，人浦发银行10人，深发展7人，招商银行14人，民生银行10，人北京银行10人，兴业银行6人，中信银行13人，建设银行15人，南京银行2人，宁波银行9人，上市银行高管年薪超500万元的，也从2006年的1位增长到16位。

上市银行高管总薪酬自然也让人目瞪口呆：民生银行8994.58万，招商银行5319万，中信银行4680万，深发展4667万，中国银行3704.7万，北京银行2538.52万，工商银行2259.7万，浦发银行2133万，交通银行2046.58万，华夏银行1754.52万，兴业银行1593.33万，宁波银行1394.09万，建设银行1237.6万，南京银行805.01万。

至此，在损失了中国上万亿核心资产后，银行高管们的薪酬终于领先中国其他人民一大步，达到甚至超过了“欧美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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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改革大格局，从2005年以来一直争论未断，并曾在2005年底和2008年7月掀起过两次高潮，伴随着金融危机的加剧和蔓延，学术界和社会公众对近年来金融界全行业几乎竞相“以超低价格引进外国合作者，争取海外上市”的行为更为关注，源于“金融创新和市场自由”的全球经济危机，使得整个世界的经济发展理论都面临重新解释，而无疑，基于这一理论假设而被当事者和主管部门认为具有合理性的中国金融业改革举措，更需要得到重新认识。

2005年，大批国外财团一窝蜂进入中国金融界“掘金”，而中国金融界的表现也是“正中下怀”，甚至还透过中央汇金投资公司向一些购买中国银行股份的战略合作者如美洲银行、英格兰皇家银行提供“如果未来数年内银行的财务健康状况恶化，（投资者）可获得足额赔偿”之类的保证。

对这一动向，国内正式出现了两种明显不同的声音：一方面，银监会在继续“为外资的顺利进入铺垫平台”，银监会一位高级官员当时向媒体透露，监管部门正在考虑提高外资股东在中资银行中的持股比例上限。而一些金融专家则通过媒体表达了这样的担忧，“在目前外资入股中国银行业热潮中，应防止中国银行业被贱卖”。

当时，国家对外资持股的政策是“单一外资股东在中资银行持股比例不得超过20%，同一家中资银行的外资持股比例总和不得超过25%”。

而正在与广发行展开谈判的美国花旗银行，入股愿望却是占“85%”的份额，经过让步后，份额依然超过30%，同时，花旗对另一家正在谈判的浦东银行，明确表示的持股愿望也超过了“50%”，而另一个业界巨头——汇丰，也曾多次公开表示，如果时机成熟，将会增持对交行（已持有19.9％）的持股比例。这些外资大佬信心百倍地急于想更深入地“参与甚至控制中国金融建设”的“热情”，让“一直在努力为外资进入铺垫平台”的银监会也感到了棘手，于是，银监会很快成立了一个特别工作小组，对现行外资持股中资银行上限政策进行“重新评估”。银监会国际部主任韩明智随后对媒体：（评估后），外资持股比例上限有望得到逐步提高。

但有金融专家对“建行约用15%左右的股权换来了40亿美元，中行则将用10%的股权换来30亿美元左右的资金”这类行为感到不解和担忧，因为“从被入股银行在中国经济生活中实际控制力和市场影响力来看，几十亿美元的价格就出售这么大比例股份实在太便宜了”。他还以工行为例作了进一步说明，他说，工商银行在国内拥有2.2万个网点，控制着中国银行业近20%的资产。外国投资者入股该行后，实际也获得了一个与工行共享影响力。在积极性财政政策和金融创新中分享到中国金融市场潜在的爆炸式增长。

中国国际经济关系学会常务理事谭雅玲研究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则提出了另一个常识性问题——引进外资，包括邀请外国大银行设计我国银行改革的模式，意味着把国有商业银行的全部信息告诉了国外投资者，核心竞争力和核心的弱点都毫无保留地表露在他们面前，其中的国家经济利益和金融安全似乎更值得深思。　　

建行在香港上市前后，新华社高级记者丛亚平、德邦证券总裁余云辉、上海银行同业金融部总经理骆德明、《董事会》杂志执行主编袁剑、安邦集团首席分析师陈功等纷纷撰文，指出“金融股权出售浪潮值得警惕”，“中国正在‘贱卖’自己的银行业”，质问“谁将掌控中国的金融”？由此引爆了一场至今仍方兴未艾、时有波澜的有关“国有银行被贱卖”的争论。

2005年末那场缺乏公众和网络参与、基本在媒体上进行的激烈争论，先后将建设银行董事长、央行行长、中国银行董事长、交行董事长、银监会主席、副主席、“知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胡祖六以及叶檀、于慧丰等知名财经评论人牵扯进来，人民网、中金网专门为这场争论做了专题，期间甚至惊动了国家审计局，而伴随着这一争论的背景是，2005年前三个季度，多达74名银行高管案发落马……　　

战火由余云辉、骆德明联合在《董事长》杂志刊发的《银行“贱卖”争论甚嚣尘上 谁将掌控中国的金融》一文最终点燃，在这一长达7000余字的文章中，余、骆二人矛头直指银监局，尖锐指出，“（一个国家的）金融犹如一个国家的经济国防”，构成“现代经济的核心”，但是，“监管当局（却）将金融企业引入外资(或曰战略投资者)、境外上市当作改善金融企业治理结构、提高金融企业经营管理水平的惟一法宝，其代价巨大、其后果严重”，不但“不能从根本上改造中国的银行”，还直接导致“国内金融企业在境外像甩卖温州鞋子一样竞相甩卖金融股权……给中国金融的金融安全带来严重的隐患”。

监管高层力推金融企业大举引入外资的一个原因是：引入外资可以完善我国金融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并提高金融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以便减少银行的不良资产。其实，银行不良资产的形成跟各地不均衡的改革和不平衡的开放甚至过度开放有关，也跟忽冷忽热的政府投资冲动有关，跟资本市场人为滞后有关，并非银行治理结构一个因素发挥作用。即使为了改善治理结构，引进外资也未必具有想象中的效果。

这可从国内某银行引入外资后的公司治理运行结果可以看出。自1999年以来，该行先后引进汇丰银行等外资，外资股份比例达到18%。因外资的引入而设立董事会，后来又设立了监事会。在此，实际运行还是按照原来的模式运行，行长级领导还是由组织部门任命和管理，董事会没有选择经营班子的实际权力，监事会也只是安排干部的一个机构，难以发挥监督作用。

再从经营管理来看，汇丰银行等入股这家银行之后，签订了一系列的技术援助协议。但是，所谓的技术援助，只是搞些有关银行业务的入门培训和扫盲教育而已，从未将其核心管理技术传授给该银行，即使像成本分摊方法这些并非核心的技术，问他们也不肯说。

建立一个完善的法人法理结构，需要有一个过程，需要金融机构管理制度的创新，绝对不是外资参股之后就能够形成的。……其实，在中国，还是存在一些没有通过引进外资、没有海外上市却运作得十分成功的金融企业，比如招商银行和中国银联。

这篇文章一经刊出，立即在业内激起了巨大波澜，相关当事人或通过记者采访，或直接撰文回应。

2005年11月3日，在由《欧洲货币》杂志、中行、汇丰和穆迪联合在北京主办的“2005中国论坛”上，中国人民银行长周小川连讲了两个“很妙很高深”的“故事”，用以暗示外界对银行改革的质疑，是出于“忘旧”。

他的第一个故事是，“2002年下半年的时候，国际上所有知名的报刊杂志认为中国的银行体系是‘定时炸弹’，在今后的几年中炸弹可能爆炸，产生金融危机，严重阻碍中国经济发展”。

他的第二个故事，则围绕“亚洲金融风暴”展开——“五年前，亚洲金融风暴后，中国开始改进银行业标准，这一改变很快暴露了许多问题，不良资产上升，银行业面临困境……此后的WTO谈判，（因为）很少有国家或大型金融机构对进入中国银行业究竟占多大比例提出要求。以至于在我国的入世承诺书中，都没有对外资金融机构参股中资银行的比例作出约定……”。

对行长两个“行若流云的故事”心领神会之后，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苏宁开始在论坛上为银行引进海外投资者这一行为公开辩解，认为“在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过程中，引进海外战略投资者不会威胁我国金融安全。改革过程支付一定成本（也）是必然的，但最终会获得更大的收益”。

11月12日，在“全国地方金融第九次论坛”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思危针对近期的银行被贱卖一说，给出了一个比较系统的看法，他表示，“认为‘战略投资者低价贱买，待银行上市后获得厚利’这一说法。有失偏颇……引进战略投资者是在银行上市之前，因此不应该按上市之后的价格来衡量。而且从现在引进战略投资者的银行情况来看，整体上净资产是有所增值的……引进战略投资者特别是有品牌效应的投资者之后，银行上市的效益还会有所提高”。

他也不同意外资进入会给国家金融安全带来隐患的观点，“国家金融安全是一个宏观的概念，主要是指国家战略、国家整个经济运行，银行对国家金融安全的影响是微观对宏观的作用，不要把一个银行的金融风险看成是国家的金融安全问题……银行的金融安全取决于银行金融风险的程度，从这一点上，我们应该看到，国外的战略投资者和我们目标是一致的”。也正是从这个角度，他觉得“引进外资”刚好是加强了对我国银行金融风险的防范，而不是带来了金融安全隐患，故而，对“（引进海外合作者）会影响国家金融安全这样的提法”，他认为“可能不妥“。　　

11月21日，建行董事长郭树清通过《国际金融报》，首次正面回应媒体对建行的五大质疑，郭树清认为，“美洲银行入股的市净率是1.15倍，淡马锡的价格更高一些，为1.19倍”，所以“贱卖一说并不存立”，“（建行）现在的股权结构情况是，海外机构和个人持股占25.75%，国有控股占74%以上，即使以后美国银行行使期权再买10%左右，国有控股仍将在60%以上，占绝对优势……（海外）上市（是搞好国有银行）的一种必要条件……战略投资者会改善公司治理，会带来技术支持，会与我们一起来共同面对未来的市场风险，这些都是无形资产性质的收益，是建行的新契机、新起点”。

11月28日，《金融时报》刊出了中国银行董事长肖钢回应国有银行上市“贱卖论”的专访文章，肖钢认为，“与战略合作伙伴的定价，有一定区别，也考虑到了无形资产的价值”，“不改革……才是真正威胁国家金融安全和经济安全的最大隐患”，“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后，国家仍然对国有商业银行保持了绝对控股”。

一天后，也就是11月29日，《中国经营报》刊登出了交行董事长蒋超良接受《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的专访文章，蒋超良在该专访中表示，“国有商业银行引资、上市国有资产流失”的说法“不合实际”。恰恰相反，“交行上市和股价上扬后，持股比例最高的国有股东受益最大，实现了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交行与汇丰不是‘零和游戏’”，“交行走向国际资本市场，一方面建立了可持续融资的资本补充机制，另一方面则可以借助国际资本市场严格的监管和投资者的监督，促进经营管理水平的提高和核心竞争力的提升”。

同一天，《财经》杂志也刊出了“央行行长周小川再驳国有银行‘贱卖论’”的专访文章，周小川在采访中表示，“（之所以出现这样的价差，在于）中国资产处置市场深度仍不够，并且定价能力弱，因此在批发与零售(投资者)中产生的价差应被视为本次财务重组的成本……中央汇金公司在2003年底向建行注资225亿美元是一项投资行为，目的是取得回报，而非仅仅填补建行账面上的窟窿……这项投资已有良好回报，因此国家并没有为此付出代价”。

12月4日　，《经济观察报》以两个版的篇幅，刊登了一篇在国内屡遭非议的高盛集团董事总经理胡祖六为中国银行业引进国际战略伙伴进行全面辩护的文章：《国有银行改革需要引进国际战略投资吗》。文章通过列举一系列数据和案例，认为“国际战略投资者为中国的银行带来了明显的短期利益，和中长期的潜在‘增值’效应，所以战略投资者通过较低的进入价格以分享部分未来‘溢价’，是合情合理的‘公平买卖’，并无所谓国有资产‘贱卖’问题”。

一天后，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银监会主席刘明康在谈了银监会对国有银行战略投资人的5个严格标准和要求后，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境外战略投资者投机获利机会很少，（这些标准保证了）战略合作者必须和中国国有银行做到长期合作，（才能）互利共赢。所以，我们认为并不存在国有银行被贱卖的情况”。在这个新闻发布会上，刘明康还公布了“银监会‘特别工作小组’对现行外资持股上限政策进行‘重新评估’后结出的一个果”——“25%并非外资股东入股中资银行的比例上限……25%的规定只针对非上市银行，上市银行不受此限制”。　　

12月8日，在2005年首届全面小康论坛上， “知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力挺“金融界引进国际战略合作和境外上市”举措，并声称“要看看鼓噪国有银行贱卖的是些什么人”。

12月12日　，在《财经》主办的“财经年会”上，与会的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和交通银行高管高调回应“国有银行贱卖论”，强调要“相信市场”，同时也相信“自己对价值的判断”。

反驳队伍的规格之高，炮火之密集，所显示的巨大话语权和游刃有余的资源支配能力，堪称前所未有。甚至，战火一度还燃到了当时被社会各界喻为“政府良心”、时任国家审计署审计长的李金华头上。

12月2日，乘李金华前去参加北京大学“政府管理论坛”之机，有记者“揪住了”刚刚做完题为“加强审计监督，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服务”演讲的李金华审计长，在这篇演讲中，李金华重点提到了“金融审计”，并称“1998年至今，在各级审计机关发现的15000多起案件中，很多都发生在金融领域；近几年包括今年审计署发现的1000多起案子，有一半以上来自国有银行”，它被与会者认为是一个回应社会呼吁的一个信号性反馈。而李金华也似乎确实有意对银行是否贱卖一事进行深入追查，他向“揪住”他的记者明确表示，“审计署非常关注（银行被贱卖的传言）一事，但究竟是否贱卖，要通过下一步的审计才能得出结论”。

虽然反驳队伍规格很高，也不乏夹杂着吴敬琏之流的危言恫吓，但对中国银行被贱卖的质疑声一直没有断绝，一个名叫“叶晶莹”的评论人敏锐地察觉到，有关金融是否贱卖，是“一场复杂的利益之争”；在胡祖六在《经济观察报》洋洋洒洒发表了两个整版的文章后，《证券时报》的何力益迅速撰写了一篇题为《严格把关引进真正战略投资者》的文章中，对其观点进行了一一驳斥；知名评论人叶檀也不甘落后，将矛头对准了这个近年来在国内资本界、学术界到处乱窜的“博士”，认为其的言论“不可避免地（会）沾上利益色彩，是外资投行获利‘计谋’的一部分”，而且，“这一论调（还）有迹可循……2001年胡祖六唱衰中国股市，（就）被认为是国外投行到内地股市渔利的舆论攻势”；《北京晨报》则有意把“银监会主席驳贱卖论”和“74名银行高管落马”两条新闻放在一起，给读者以一个突兀、怪异的对比遐想；知名财经评论人余丰慧在吴敬琏要看看“鼓噪国有银行贱卖的是些什么人”的第二天，即在《国际金融报》上发出了一篇名为“‘国有银行贱卖论’并非空穴来风”的评论，大有与吴敬琏公开叫板对阵之意。

该文引用安邦集团研究总部首席分析师陈功此前撰写的文章称，“我们正在‘出卖’整个银行业。外资总共花了多少钱？可以说非常之少！100亿美元就换来了国内三大国有商业银行10－15%的股权，这简直会成为世界银行界的历史性笑话！最令人不能接受的是，我们还在求着把股权卖给别人”。并针锋相对指出，“国有银行是否被贱卖，不能由力推国有银行股改的当事者和身在国有银行其中、具体进行股改操作的管理者说了算，而应该由权威中立机构说了算”。

因鼓吹“MBO”挨了网友一顿乱棍的周其仁和深潜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巴曙松，也按耐不住，乘乱冲入阵中，一个叫着要“看戏”，一个则猛和稀泥，称对银行引入海外战略合作者之举，需要“超越具体的利益模式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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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郎咸平的出现，导致MBO成为一场影响巨大的公共事件一样，因为一个人的出现，有关金融改革的争论，才最终突破媒体这堵高墙，在2008年变成了一个备受普通公众关注的社会话题。这个人，就是在国内已广为人知的爱国学者、中央民族大学金融所所长张宏良教授。

2006年底我在深圳调研期间，因为一篇解读16大的文章——《伟大的转折》，第一次注意到了“张宏良”这个名字，这篇上万字的雄文虽然个别数据不准确，一些观点也有待商榷。但胜在气势雄伟，激情四射，其笔端所流露出来的浓郁的爱国忧民意识，以及矛头直指社会焦点问题的战士姿态，尤为近年来国内学术界罕有，让人一见难忘。

我很惊讶，怎么以前没听说过国内学术界有这样一号人物？

后来见了面，才知其中确实有段原委。

原来，多年前，张宏良教授也算得上是改革派学者中的一员，也经常与主流经济学家们一起到全国各地开座谈会、研讨会，接一些省上市里的课题。但是，一场偶然发生的、差点要了他的命的车祸，让他突然顿悟了——他被抢救过来，躺在病床上修养的时候，突然想到了一个问题：假如这次他真走了，他究竟给这个世界留下了什么？他现在干的这些，除了得到了钱，对这个国家和社会有什么意义？　　

一场车祸，一个追问，一次长省，让中国学术界从此多了一个手持长矛、激情四射、雄辩滔滔的爱国学者。

写完在国内引起广泛关注的“鲁能事件”后，张宏良讲授开始密切关注金融证券领域发生的大事，连续写了《盛世危言，大祸临头前的媒体狂欢》、《互换——刺杀中国金融的封喉一剑》、《证券监管与经济安全》等在网上被广泛传播的博客文章，而其中一篇长达万言的《控股中国银行——劫难第一单》，更因为用详尽的事实、宏大的视野、通俗易懂的手法阐述了金融改革的荒诞逻辑及其可能导致的严重社会后果，在社会产生了广泛轰动，并被在国内舆论界具有较大影响力的《瞭望》杂志编辑刊发。

金融界不得不站出来“消除影响”，出戈反击，由此继2005年底第一场争论后，再将有关“金融改革”的话题推向又一个高峰，只是，这一次不同以往的是，它终于成为了一个得以在网上广泛流传、备受社会各界关注的公共性话题。

我曾仔细分析过2005年那场争论的大部分文本，也曾对那场争论为什么没有挣脱媒体，向大众舆论也就是网络延伸开来感到困惑，因为那场争论，无论反驳者的份量、数量、激烈程度，还是所争论话题对中国经济乃至大众生活的重要性，均属“重量级”，即使从娱乐角度，整个过程也颇具有观赏性，可是，作为一个事实却是，那场争论自始至终确实只在媒体上展开。并没有在当时已经经历过“MBO洗礼”的网络舆论中扩散开来。

看了张宏良教授成功将“金融改革”争论引爆为一个公共话题的博文——《控股中国银行——劫难第一单》后，我才突然醒悟这其中的缘由。

2005年那场争论，争论双方对问题的表述“专业性”、“技术性”味道相对较浓，并没有将金融改革可能给中国经济和大众生活究竟会带来哪些影响展开来谈。且偏重“技术”、“专业”的分析，必然会因强调理性而排斥感性表达，这对一般读者而言缺乏感染力。产生它与自己关系不大的错觉。

但张宏良教授文章的风格却大大的不一样，虽然他已是金融专业领域的一个博导，但他的文章，与国人广泛关注的郎咸平的文章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无论演讲，还是写作，都旁征博引、情感勃发、激情四射、直观、生动，善于用富有感情色彩和生活化的语言，将一些带有专业理论性质的事件及其已经和将会产生的社会后果的重大性、严峻性深入浅出地展示出来，让一般的非专业人士一读就明白了——晕，原来高墙深院里搞的这套金融改革，竟与自己的利益息息相关！竟会对自己的生活产生如此严重甚至具有颠覆意义的影响！遂也情不自禁地拍案而起……于是，反响愈来愈大，渐成一股使金融界坐卧不安的社会洪流，，以致不得不再起身回应。

在征得张宏良教授本人同意后，我将这篇在金融改革争论中不可多见、高屋建瓴、也可能将构成中国金融改革一个历史节点的雄文全文转载如下：　　

中华民族旷古未有的财富浩劫

控股中国银行——劫难第一单

张宏良

在《拉萨暴乱：超越1840年的最大买单》一文中我曾指出，台湾322公投、拉萨暴乱、抵制北京奥运会等一系列手段，目的是控制中国金融，让中国为西方正在发生的信用危机买单。现在，第一单已经下来了：中国银监会刚刚发布的《银行控股股东监管办法（征求意见稿）》中，取消了对外资控股中国银行的比例限制（此前规定，外资单独控股中国银行不能超过20%，联合控股中国银行不能超过25%），中国将成为有史以来国有银行任凭外资控股的唯一国家，成为世界一体化过程中国民丧失经济和金融控制权的第一个国家。该决定将成为中国现代史上具有重大历史分期意义的里程碑式文件，中国将可能由此开始丧失经济和金融主导权的悲惨历史。西方国家终于可能在满足中国人奥运梦想之前，率先满足控股中国银行，进而控制中国经济的历史性梦想。面对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的血色碑文，我不禁泪如雨下，中国输了！1840年以来一代接一代人的流血牺牲、一代又一代人的艰苦奋斗，终究还是没有跳出西方列强的魔掌，当初夹着尾巴逃跑了的帝国主义，现在夹着皮包又回来了，并且比当初逃跑前回来的更加风光，成为了可以控股中国金融和中国经济的总老板。

从2006年9月美国国会通过决议，要求中国银行对美国企业完全开放，到现在中国银监会发文取消限制，期间仅仅只有6个月时间，有关管理部门贯彻落实美国决议的效率之高，恐怕超过了世界上任何一个独立主权国家。那次会议，美国国会义工通过了关于两个国家的决议，一个是伊拉克分治决议，一个是要求中国开放金融市场决议，目前，关于伊拉克决议的落实还没个影子，关于中国的决议就变成了现实。两个决议取得的不同结果，证明了美国21世纪外交政策的转变是卓有成效的：用“美国鹦鹉”代替巡航导弹，更加有利于实现美国的国家利益。此前美国国务卿赖斯就曾声明，21世纪美国对外政策的重点，要从以军事打击和情报渗透为主，转向以培养对方国家的学术、政治精英（即美国鹦鹉）为主，以此来实现美国的国家利益。打开中国金融市场，就是21世纪美国鹦鹉外交最富成就的卓越胜利。

去年9月5日美国国会通过决议，为当年12月份在北京举行的中美第三次战略经济对话定下目标，就是要求中国取消对外资在银行、保险及证券公司的持股限制。目的十分明确，就是要通过控股中国银行来弥补次贷危机的损失。这一点从当时美国银行（原美洲银行）首席财务官普莱斯的讲话中反映的十分清楚，他告诉人们，2005年6月美国银行投入中国建设银行30亿美元，短短2年后的今天，美国银行在中国建设银行的直接和潜在获利已达到320亿美元，足以抵消该行在次贷危机中损失的近40亿美元。普莱斯的讲话人让所有美国人都激动不已，仅仅参股中国银行2年就有高达10余倍的惊人回报，如果直接控股中国银行，回报该是何等辉煌，恐怕将会达到百倍千倍！又一个新大陆展现在面前，面对这有史以来的最大金矿，盎格鲁·撒克逊人激动得浑身发抖，国会迅速以404票赞成、4票反对的罕见结果通过了要求中国完全开放金融市场的决议。

决议通过的当天，美国前商务部长唐纳德·埃文斯便率领庞大的华尔街游说团飞抵上海，在上海摸清北京底细并做好周密安排后，9月9日奔赴北京。飞机一落地，庞大的华尔街游说团便如同水银泻地般四散开来，按照各自专长和人脉关系，分别赴向商务部、银监会等国务院相关部委，赴向中国人民银行、工商银行、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等国有金融机构高层，以及部分最高咨询机构、研究机构和重点高校，游说中国彻底打开金融国门。华尔街游说团的游说，如同一张无形大网，将各种反对声音一网打尽，接受了华尔街游说团旨意的大大小小的美国鹦鹉，掀起了比《新大陆交响乐》更加激越的开放中国金融市场大合唱，其中最刺耳的尖啸恰恰来自于金融界的几个重量级人物，他们声称“世界一体化了，中国早晚都要取消金融管制，不如尽早取消”。这就如同在说“人早晚都要死，不如尽早弄死”一样地荒唐，可就是如此荒唐的论调却成为中国金融开放的主旋律。

当12月美国财长鲍尔森率领美国代表团再次飞抵北京，准备举行第三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时，中国学术界金融界发出响彻云霄的开放主旋律告诉他，不用再谈了，美国的一切要求都能满足。只是他做梦都没有想到的意外惊喜是，美国本来通过埃文斯提出的要求是，把外资对中国银行的控股比例由25%提高到49%，结果却是中国干脆决定取消全部限制，成为金融领域完全不设防的国家。

天朝上邦的宽容大度激发了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乐观性格，美国人一扫前两次战略对话的冰冷面孔，第三次中美战略对话自始至终都洋溢着欢乐的笑容。对话结束后，为防止国内揭露美国鹦鹉的民族主义呼声改变金融完全开放的决策，美国调动核潜艇、航空母舰支持台独搞322公投，同时策划藏独势力发动暴乱，东西两把匕首插向中国心脏，再内外夹击，煽动世界舆论抵制奥运会，用奥运会警告中国，必须尽快宣告放弃金融控制权。虽然最终322公投未过半数，藏独暴乱被迅速制止，抵制奥运会的运动也遭到海外华人反对，但是这连环三剑的夺命杀气，终于迫使中国金融管理部门立刻发文向世界宣告了中国金融全面开放的决定，灾难就这样降临了。

首先，银行由外资控股，意味着中国将彻底丧失国家经济主权，变成完全的殖民经济。如果把现代国家看作是一个大股份公司，银行就是公司董事会，控股股东就是董事长，是国家经济的真正主宰和社会政治的最终决策者、管理者。其他所有人，无论处于什么位置，拥有什么身份，实际上都处于仆从地位。国家国家，谁在经济上当家，国就属于谁家，谁就真正拥有国家。我国全部银行资产约50万亿人民币，按照巴塞尔协议8%的资本充足率规定，占有这50万亿银行资产需要4万亿资本，按照我国银行资本充足率不过5%计算，实际上只需要2.5万亿资本，根据中国银监会关于持股比例达到25%即属于控股的规定，控股2.5万亿资本只需要6千多亿人民币，相当于9百多亿美元，就可以控股整个中国银行资产，进而控制整个中国经济。而目前美国银行（原美洲银行）、花旗银行等银行中任何一家的自有资本都超过9百亿美元，从逻辑上来说，它们任何一家都有能力控制整个中国银行业，进而控制整个中国经济。

控股银行实际上就是控制了整个国家经济，绝非危言耸听。在当今世界经济一体化、虚拟化的现代金融条件下，银行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银行，而成为横跨银行、证券、保险三大领域，以衍生品的创设和交易为主业，触角伸向所有产业，网点遍布世界各地的现代金融巨无霸，无论它们的名称是叫银行，叫证券公司，还是叫其它什么，其名称所代表的传统业务都降低到微不足道的程度，其新的主要业务，就是通过各种金融创新，不断整合各种经济资源，从对社会财富的重新定价和再分配中获取收益。也就是说，我们社会中所有公司和个人的财富都集中到银行，这些财富最终代表多少价值以及这些财富流向哪里，完全由银行决定，即便是全部财富都流向美国，政府也无能为力，不仅无能为力，甚至事先还可能不知道。这就是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在财富分配上的根本区别，虚拟经济中的财富形式虚拟化了，财富流动不再和实物相联系，这种看不见摸不着的虚拟财富形式，会将一个国家财富洗劫一空而事先不被察觉，从而使金融战取代传统战争，成为国家之间掠夺财富的主要手段。并且这种掠夺的最大特点，就是不会引起被掠夺国家国民的强烈反抗，往往是几个人喝着咖啡一商量，一个国家的财富就转移到了另外一个国家。如果说实体经济条件下的财富掠夺如同入室抢劫，所得有限却会引起家人殊死反抗，那么虚拟经济条件下的财富掠夺就如同背后卖掉整个住房，洗劫一空却不觉心疼。当初八国联军几十年从中国抢劫了13亿银元，引起了中国人民的殊死反抗，而2007年通过银行股贱卖，外资一年就从中国掠走上万亿元，国人却没有任何反映，原因就是虚拟财富的流动大家都感觉不到，如果这上万亿财富如同当年日本鬼子那样直接拉走实物，抗日义勇军肯定会再次波及全国。

可见，世界一体化和经济虚拟化过程中的金融战争，实际上是新一轮殖民主义——经济殖民主义浪潮的兴起，对发展中国家银行的控股，属于一种新的殖民地形式。历史上的殖民地有两种形式：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用军事和行政手段直接控制的是殖民地，如当初的印度；用各种不平等条约控制的是半殖民地，如当初的中国。上述两种形式都是公开的殖民地，会引起当地人民的强烈反抗和斗争。目前，随着虚拟经济的发展，出现了第三种隐蔽型的殖民地形式，就是通过控股对方的银行掌握其全部社会财富，把对方国家全部国民都变成财富的名义占有者。这些财富流向哪里价值几何，都有各种各样的金融指数来决定，而这些金融指数的涨跌变化，完全由这些控股银行和当地政府官员决定。所在国的全部企业和老百姓只剩下一个义务，就是拼命挣钱，然后通过银行、股票、债券、房产等把钱交给控股银行，控股银行再把这些钱同样以各种投资的方式送回本国，形成本国财富，提高本国老百姓生活水平。由此形成的所在国企业和老百姓的财富损失，只是表现为金融指数下跌，正常投资损失而已。这就是为什么美国爆发信用危机，而经济快速增长的中国股市却暴跌45%的原因。美国吃饭，中国买单；对岸房屋着火，结果却是我们家被烧焦，这就是虚拟经济条件下新的经济殖民地特点。就目前中国人来讲，悲剧还不仅仅是为美国买单，更大的悲剧在于美国高消费和中国低收入之间的严重失衡，美国人点菜很多，中国人票子有限，被迫只好掏光腰包后再预支子孙后代的资源，结果是中国人子孙尚未出世，就已经欠下了巨额债务，这个债务就是未来巨大的环保投入。

其次，现代银行的信息中心和资讯中心地位，将使国家丧失政治主权和安全保障。现代银行不仅垄断了社会所有经济资源，同时还垄断着社会各类信息资源——社会政治，军事，安全、教育、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单位和个人的全部资讯，大到国家军队调动，小到期货交易建仓，都会因为资金流动而处在银行监控之下。特别是随着现代信用体系的发展，社会所有成员的资料越来越集中到银行，银行正在成为整个社会的档案馆和资料库。银行被外国控制，也就是把所有社会成员都置于了外国机构的掌控之中，所有社会活动都在外国机构的监视之下，甚至连最后按动核按钮的费用都要经过外资机构，还有什么国家安全可言？这等于是把整个国家置于了完全不设防的裸露状态，与被捆绑在屠宰架上待宰的生猪完全一样。别的暂且不说，单就控制中国各级腐败官员来讲，其可怕后果就不堪设想，收受贿赂的腐败款项大多都要经过银行，成为外资敲诈控制腐败官员的把柄，进而形成腐败逐波扩大的恶性循环：外资控制的腐败官员越多，廉价获得的中国资产就越多；廉价获得的中国资产越多，又会控制更多的腐败官员；最终把中国各级腐败官员变成西方国家控制并为西方国家服务的“海外公务员”，如同八年抗战时期的伪满官员一样。目前中国金融国门被彻底打开，很难说与此前已经被外资控股的许多大型国有银行无关，而有的国有银行之所以在上市前匆匆以超低价卖给外资，不可思议地主动放弃上市后的巨大差价收益，就是为了掩盖内幕重重的严重腐败，随着国有银行变成外资银行，所有腐败行为都关在了中国人的视野之外。可见，对于现代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来讲，拱手让出国家金融控制权，甚至比拱手让出国防更加危险；拱手让出国防，强盗或许还会给顺民留下点儿财产；而拱手让出金融，则会被控股方剥夺的干干净净。

世界上对此最为清醒的国家，就是金融市场最为发达的美国，所以美国也是世界上金融壁垒最为强大的国家。早在金融证券业刚刚开始成为庞大的新兴产业的九十年代初期，美国就通过专门立法，对外资银行进入美国设置了强大的金融壁垒，形成第一道金融防火墙。主要包括：禁止外国银行在境内吸收美国居民存款，禁止外国银行加入美国联邦存款保险系统；不支持外国银行收购、兼并或控股美国银行等。通过该项法案，美国拒绝外资银行进入美国市场，即便个别被认为安全的银行获准进入，也不允许插手银行核心业务，更不允许从当地取得资金供应。通过这种种法律限制，美国成功地把外资银行排斥在银行业的主流业务之外，完全剥夺了外资银行与本国银行开展平等竞争的条件，最终使外资银行要么就是根本进不去，要么就是即便进去也活不下去，从而保证了美国金融霸主地位的巩固和发展。

中美之间完全相反的金融开放政策就是典型例证：美国自1991年通过专门法案，到　2007年11月8日　招商银行获准在美国纽约设立分行，整整用了16年，这16年中，中资银行无一家能够进入美国市场；而与此同时，有20多个国家近80家外资银行在我国30多个城市建立了数百家分行和法人机构，参股控股中国银行的外资金融机构30多家，同时还有约150家外资证券、基金等金融机构进入中国金融市场，在上述所有这些金融机构中，有三分之一是美国银行和金融机构。未来的历史学家将无法解释这一奇特的现象：美国是世界上金融最强大的国家，美国股市的市值就超过全世界股市总和，所有的金融规则都由美国制定，所有的金融创新都来自美国，可美国金融市场却是壁垒森严，外人免进；而中国是金融市场最脆弱的国家，却是国门大开、放弃控制。如果说美国如同金融市场上强大的虎狼，那么目前中国只能算作软弱的猪羊，现在连强大的虎狼都小心设防、洞门禁闭，而软弱的猪羊则栅栏大开、全不设防，甚至允许虎狼前来放牧。倘若中美关系按照这个逻辑就此演变下去，中国百姓前途危矣！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立法阻挡外资银行这第一道金融防火墙之外，美国另外还有两道金融防火墙，就是爱国的金融监管集团和共同诉讼制度。即便有一天美国取消了对外资银行进入的限制，由爱国的金融监管集团构成的第二道行政防火墙，仍然让外资银行难以在美国获得平等竞争的条件。美国管理集团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极其敏锐的政治嗅觉，使得任何金融机构都很难在美国兴风作浪，中投公司投资美国黑石基金便是绝好例证，中投公司拿出30亿美元，购买了美国黑石基金“三无股票”（无投票权，无知情权，四年内无退出权），这类投资完全是白送，可就是这种白送行为，也引起了美国管理集团的高度警觉，盎格鲁·撒克逊人市场交换的直线思维方式，使他们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中国人为什么要白送30亿美元，于是便有了国会议员咨询，美国证监会调查等一系列事件，最终被美国舆论暴出，我们国人才知道又有数百亿人民币泡汤了。如果是简单泡汤中国人还好受些，最让中国人吐血的是，美国黑石基金拿着我们的钱跑到中国来又买走了我们一个大型国有企业的股份。中国对外开放到这个份上，恐怕连李鸿章地下有知都会哭笑不得。

美国用民主自由人权等武器打掉了别人的爱国主义和理想主义，可是美国自己的爱国主义和理想主义大火却越烧越旺，美国总统布什把中国文革时期的“天天读”原封不动地搬到了白宫，率领白宫一班人每天下午学习圣经，斗私批修到激动处，经常是泪流满面。中美在爱国主义理想主义方面的此消彼长，让人想起了《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中的孙富和李甲，商人孙富想占有书生李甲的爱人杜十娘，便在李甲面前把拥有杜十娘妖魔化为滔天大罪，结果是李甲主动把爱人杜十娘让给了孙富，杜十娘悲愤之极，跳江自杀。美国成功地扮演了20世纪末的孙富，诱导中国放弃了爱国主义和理想主义，中国则不幸成为了穷秀才李甲，在丢掉爱人丢掉天良的同时，也丢掉了足可养育子孙三代的万贯家财。美国高度的爱国主义和理想主义精神，使外资很难通过贿赂美国官员来廉价收购美国资产。即便是你能够突破爱国主义和理想主义的行政防火墙，美国的共同诉讼制度还会形成第三道也是最牢固的防火墙。共同诉讼制度最关键的作用，就是能够把全体美国民众都调动起来，有效制止权力和资本的胡作非为。这套制度的精髓完全来自于中国的文革，所以我不妨把它称之为大众政治制度。可以说，如果纯粹站在本国国民角度来评价，历史上最能有效保护本国利益的政府，就是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政府和现在的美国政府。美国从中国吸收的大众政治制度，决定了你即便能够突破美国的司法壁垒，也能够突破美国的行政壁垒，还能够突破美国的资本壁垒，最终也无法突破美国的大众壁垒。反映美国大众利益诉求的共同诉讼制度，足以消灭任何敢在美国兴风作浪的资本势力。

虽然许多国家没有像美国那样用三道防火墙将外资银行拒于国门之外，但是都以不同形式设置了大众监管制度，并且形成了世界监管的大趋势：监管监管者。就是说，大众监管的目标不是金融市场，而是监管者本身，监管整个金融管理集团。如同上述那样，现代国家财富的分配、流向和多少，完全取决于极少数监管者的决定，他们一个决定，就可以将成千上万亿财富或者灰飞烟灭，或者转移国外，把本国人民一年甚至数年创造的财富全部变成他国的国民收入。特别是在期货期权等衍生品市场上，所有能够影响股价和金融指数的决策者和信息发布者，无论是个人还是公司，都可以合理合法地在瞬间把巨额国民财富装入自己腰包，并且这种财富掠夺的计算方法不再是传统的上百万计，而是动辄数十亿上百亿乃至上千亿。与收受贿赂获取财富的漫长过程和巨大风险不同，用这种方式获得上百亿财富十分安全快捷，特别是在海外市场对赌中国指数，由于人和交易都在海外，完全没有任何风险，形成老子在国内砸盘，亲属在海外数钱的局面，股市越是巨幅暴跌，金钱就越是瀑布般倾泻而下，滚滚流入个人腰包。这就是中国金融管理集团拼命要搞股权分置改革，拼命要创立衍生品市场的原因。在一个“政策市”、“消息市”的市场上搞衍生品交易，等于是直接从老百姓账户上划钱。股权分置改革不过2年，中国股市就出现了身价数百亿的个人股东，北京一个出租汽车司机的女儿，持有一家公司股票的市值去年曾超过560亿人民币。

正是现代金融惊人的财富掠夺功能，使所有市场经济国家的监管制度都发生了根本改变：不再是监管市场，而是监管人，监管决策者和监管者，监管所有能够影响股价指数的人。这种监管制度的基本特点，就是国民有权把能够影响股价和金融指数的人随时送上法庭，无论你是公司高管，金融官员，还是国家总统。韩国总统李明博在去年已经当选总统后，因涉及“ＢＢＫ股价操纵案”，也要接受司法调查。台湾陈水扁身为总统，女婿涉嫌股票内线交易立刻就被送上法庭。可以说，除中国之外，全世界任何一个建立了股票和衍生品市场的国家，任何一个取消了金融管制的国家，国民都有权把能够影响股价和金融指数的人送上法庭。这是保护国民财富的最低要求，是公平正义的最后底线。没有了这条底线，金融市场就只能是对国民财富的公开抢劫；允许外资进入，等于是允许外资对本国国民抢劫；允许外资控股，等于是把全体国民的财富拱手交给了外资支配。

与其他市场经济国家相比，中国具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中国的银行并不是纯粹的市场型公司，同时还具有国家机关的管理职能，并且由于以往银行代表国家利益，所以我们整个国家管理制度都是建立在保护银行的前提基础上，在对储户的关系上，赋予了银行经济、政治和司法的全面垄断地位，甚至具有立法权。银行可以规定储户取款，钱少了不管，钱多了问罪；银行可以根据自己需要，随时对门前道路实行部分“宵禁”，甚至银行直接与国家管理功能融为一体，根据自己的利益需求，以国家名义宣布实行负利率。在目前这种银行兼具国家管理功能的条件下由外资控股，等于是把整个国家机器变成了外资银行的私人保安（外资银行大都是私人银行）。

在此，也许有人不禁会产生一个疑问，为什么中国金融集团要把控股权交给外国人？如果说中国是一个大酒楼，控股银行就如同是收银员，为什么要把酒楼收银员的肥差让给外国人？答案很简单，就是为了使改革不可逆转。这些年发了大财的人一直在喊改革不可逆转，但是改革能不能逆转是由历史规律决定的，不是人们主观意志能够阻挡的，这些人想要做到的，就是即便在改革发生逆转的情况下，也能保住自己在改革中获取的巨大利益。要实现这一点，最佳的选择就是由西方国家控制中国金融。只要金融控制在外国手中，无论改革会不会逆转，无论中国是再出一个毛泽东，还是出一个普京，或者随便出一个什么拿破仑、罗斯福等等，都不会使自己已经获得的财富发生逆转。投靠洋人最安全，是1840年以来中国富人的基本经验。许多人总是不理解，为什么同样是国家的精英集团，西方国家的精英集团都是强烈爱国的民族主义者，唯独中国的精英集团是彻头彻尾的卖国主义者？这是由中国精英集团与西方国家精英集团不同的发展道路决定的：西方国家的精英集团是依靠对外抢劫发展起来的，民族是对外抢劫的组织，国家是对外抢劫的工具，所以十分强烈地爱国家爱民族，面对来自外部的斗争，国家越强大，他们越安全；中国精英集团是依靠对内抢劫发展起来的，面对来自国内民众的反抗和斗争，只有投靠洋人才安全。西方国家精英集团从来不妖魔革命、批判极左，就是因为他们充满政治自信，不担心历史会发生逆转；中国精英集团之所以天天妖魔革命、批判极左，是因为缺乏政治自信，担心改革发生逆转。这种担心的结果最终必然会转化为投靠洋人的渴望，中国历史上汉族精英集团屡次引领外敌入侵国家的根本原因，就在这里。可以说，中华民族历史上所有民族矛盾，都是内部阶级矛盾演变的结果，没有内部阶级矛盾演变成的汉奸势力，任何外部势力都不敢觊觎和侵略中华民族。

中国精英集团担心改革发生逆转的忧虑有多大，从汇丰银行透露的资料中就可以看出，仅2007年一年，汇丰银行控股的瑞士分行就从中国大陆获得私人存款227亿瑞士法郎，相当于近1600亿人民币。大家可以想像一下，全世界类似汇丰银行瑞士分行这样的银行有多少？这些银行从中国大陆一年又能转移走多少资金？如此惊人的巨额财富长江大河般流向西方，既摧毁了中国老百姓走向富裕的物质基础，又断绝了精英集团自己的历史后路，使中国陷入了财富失血的历史怪圈：向海外转移的财富越多，就越是充满历史恐惧；越是充满历史恐惧，就越是疯狂地向海外转移更多财富；从而形成一江财富向西流的罕见场景。这种财富转移使中国和西方国家之间，形成了越来越不对称的利益竞争，即西方国家用中国人的钱贿赂中国官员，收买中国买办，培养美国鹦鹉，训练分裂势力，制造新型富豪，撕裂中国社会。

中国平安老总原来只是一个领导干部的小车司机，公司由国有金融机构变成外资金融机构以后，老总原地未动便成为年薪超过6千万元的新型富豪（还不包括天文数字的股份），这类不断被制造出来的新型富豪，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撕裂作用，在向中国所有官员、企业家和学者宣告：只有把你管辖的一切变成西方财产，你个人的经济价值才能得到最大实现。无论任何人，不管官位有多高，高墙有多深，只要在这条路上迈出第一步，就注定了永远再难回头，只能一直走到心灵地狱的最后尽头。中国的爱国主义就是这样瓦解的，中国的道德体系就是这样崩溃的，中国的金融也是这样陷落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在为自己打造天堂的同时，却在把中国人打入地狱，把中国穷人打入贫困的地狱，把中国富人打入心灵的地狱。我再次想起了上海滩上“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那块牌子，毛泽东率领中国人民砸碎了的那块牌子，现在又被中国遍地的西方走狗重新树立起来，树立在了每一个西方白种人的心里，无论中国人走到哪里，都能从西方白种人眼里，十分清楚地看到那块牌子。

窗外夜空划过一道细弱的流星，冰凉的泪水低落在键盘上，我不敢想象失去金融控制权的中国会是什么样——

美国，正在把中国逼上凤凰涅槃的巨变前夜！　　

18

张宏良　教授的《控股中国银行——劫难第一单》见博后，由于视野广阔，事实确凿，数据详尽，极富逻辑，所展示出来的现实触目惊心，所推演出来的未来骇人听闻，可谓有“石破天惊”之效，让闻者无不失色。一时引起万人关注，在其博客里扼腕而叹者络绎不绝。据称，此间，有人觉得此文事关重大，不可小觑，还将这篇文章择要编辑，以内参方式送往了主管高层。

金融界闻讯后，开始精心组织力量反驳，先有2008年6月中旬，建行董秘陈彩虹以“公开合资前与外资博弈秘闻”方式，细说“外商增持真相”，后有7月上旬，中国银行业协会和中国社科院金融所通过联合举办“银行业改革开放热点问题学术论坛”，组织强大专家阵容，广邀国内媒体，试图再次形成强大声势，力挺金融改革举措，以正视听。

陈彩虹在接受华夏时报采访时所透露的真相是，“建行（曾）试图（在国内）引进发起人股东，向国家电网、宝钢、长江电力、中海油、中国人寿等发出过参股要约。后来，中海油、中国人寿出于各种各样的理由，退出了……入股建行，美国银行也承担了相当大的风险。美国银行入股的消息一宣布，（它的）股价也应声而落，它能冒险并最终获利良多，根植于其对中国经济的判断，对中国银行业素质的判断……美银赚了，但我们的国有股东赚了更多，按照去年年底的算法，美银每赚1元，我们赢利8元。若无美银的帮助，双赢局面不会出现，（因为），如果当时没有美银介入，H股能否上市成功，不敢想象”。

建行“公开真相”后，张宏良在其博客上，对建行这一声称“不得不透露的真相”进行了一一反驳，并在文章结尾“也透露了一个真相”——此次答记者问的董秘陈彩虹，“曾于2003年12月至2007年7任建行首尔分行总经理。在此期间，他违反规定，向多家韩国企业发放贷款，迄今已造成1900万美元的损失，超过建行全部海外机构一年盈利总额的半数以上。当有关审计机构前往审计时，他又违反规定，隐瞒不报。在此之后，陈彩虹不但没被追究，还在2007年8月被任命为建行董秘，位居高管之列”。

2008年7月6日　举行的“银行业改革开放热点问题学术论坛”，更是声势浩大，不但来了一干理论界的重量级人物，还由人民网进行了全程直播。直播从上午8点58分正式开始，直到下午4点16分结束，全程有效发言逾5万字。

当天晚上，一位学者将人民网上的直播文字转发到了我的邮箱，从头到尾看完后，我也出离愤怒了！忍不住拍案而起！

因为，2008年的世界形势，已大大不同于2005年，如果2005年关于“金融开放”的说辞，还可以被最大宽容地理解为对“发展路径主张不同”、低价交易“是为改革所支付的一种成本”的话，那么，2007年底就已经初现端倪的次贷危机，已经证实了在“全球化背景下”，基于“金融创新和市场自由”的新古典经济理念，让此前一些学者所担忧的发展隐患变成了铁的事实。在市场自由的环境下支持金融创新，已使金融成为了吞噬实物经济发展成果的最佳场所，并由此扭曲一个经济体，乃至世界市场的财富走向和经济基本面。正如　张宏良　教授的博文所言，自由经济环境下的金融行业，已经成为整个经济的纽带和核心，决定了市场中几乎所有财富的最终走向。

在中国如火如荼进行金融改革的2006年，已有明显的迹象显示，全球经济的龙头——美国国内的经济，包括货币供应已极不正常，在格林斯潘连续第12次加息后,我在“天涯社区”国际板块看到一个网友转发的、6月16日　英国《金融时报》几个记者发出的一个联合报道：“布什本周访问欧洲前夕，哈里斯(Harris)与《金融时报》合作，在对5000名有代表性的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及西班牙人进行了采样调查后，公布了结果：36%的被调查者将美国看成是全球稳定的最大威胁”。曾忍不住跟贴感慨人们现在还只看到了它浅层的、人人可见的军事威胁，却极少关注它的货币体系对全球经济的威胁。

在我看来，格林斯潘的连续加息，加息加到利息超过经济增长这种不正常的、理论上“不干活比干活拿得更稳妥也更多”的程度，只能意味着，美国经济基本面或货币供应出现了非常大的问题。而美国的这种不正常，一旦突破了本国资本的承受能力，也必然会通过现存的金融体系（美元货币和金融市场）向全球扩散风险和危机。成为“一个更大的、全球无法回避的新威胁”。

在2006年有关世界经济发展和走向的语境里，这还是一个无法与社会形成对话和交流的观点——它与主流社会接受和传播的关于经济发展的理论和逻辑预设严重冲突。当然，也与彼时正如火如荼进行着的“金融开放”举措冲突。

但是，2008年，一切不一样了，危机爆发了，而且正在扩散，更严重的是还没人能判断出它的终点究竟是在哪里，基于危机，美国已公开了将“严控外商对本国企业的投资比例”这一政策，并开始着手修改有关审查外商投资本国产业方面的法律，世界其他主要国家——欧盟、加拿大、澳大利亚，随后也出现了类似的动向或呼声，在这种局势下，任何一个有责任感的行业领导，或学术研究人员，都应该正视这种变化，并对此作出判断，并以此为依据思考本国产业政策、对策。　　

但是，这次诡异的研讨会的大多数参与者，却根本无视这种变化，依然在力挺金融业“继续扩大开放”，尤其是论坛主持人李扬和银行业协会副主席杨再平，从头到尾都透着一股让人看不明白、不正常的亢奋。这种态度，等于他们不但在“热烈支持”既成事实的银行业大规模引进海外战略伙伴之举，也在支持银监会已于　6月25日　刚刚结束征求意见的《银行控股股东监管办法（征求意见稿）》，而在这一新的行业文件中，有一条突破性规定备受关注和非议，就是规定“海外资本可以控股中国的银行”。

在已经可以清楚看到的危机面前，依然如此狂热地为既有可能给整个民族带来深重灾难的“扩大金融开放”叫好，我实在无法理解杨再平、李扬们语出何意。因为，即使是一个在国内巧取豪夺的既得利益者，也可能在这种事关整个民族前途的大是大非问题面前嘎然而止，起而维护民族利益，中外历史都不乏这样的例子。比如，抗日期间，对共产党恨之入骨的蒋介石，也最终同意了“停止内战，一直对外”的提议。可是，这些身居要职，对金融改革进程举足轻重的“学者”，面对火烧得越来越旺的金融危机，依然在使出吃奶的劲把整个民族推向深不可测的金融陷阱。

看来，刀，又必须再一次出手了！

在出手前，我详细查阅了一遍一百多年前清朝战败后和列强签订的、至今依然被所有中国人认为是“一个民族的屈辱”的一系列条约：《南京条约》、《厦门条约》、《北京条约》、《马关条约》、《天津条约》、《中俄密约》等等，再次确认了一个事实——这些条约，都只是割地赔款，开埠贸易，都还没涉及到允许外国势力参与可以影响甚至控制本国经济的金融行业。

于是，第二天，我提笔写了一篇题为“谁给了他们做俯卧撑的勇气”的文章，放到了我的博客和天涯社区。

谁给了他们做俯卧撑的勇气（有删节）

俞飞龙

虽然自2005年以来，国内学术界关于金融改革继续扩大开放的说辞充满问责，但金融界开放的步伐并没有停顿，自深圳发展银行、广东发展银行、华夏银行等国内银行以不同方式大规模引进“战略合作伙伴”后。5月27日，建设银行突然刊出这样一则公告：汇金公司将于　6月5日前　将60亿股中国建设银行H股(00939.HK)以2.42港币/股的超低价卖给美国银行公司（下称美国银行），其时，建设银行H股收盘价为6.94港币/股，折价率超过65%！即美国银行从中金公司购买的建设银行60亿(yi)H股，不到市场价的35%，仅此一笔买卖，汇金公司就给美国银行让利270多亿港元！此外，该公告还称，美国银行还可以在未来以不超过2.78港币/股的价格，继续从汇金公司购买195.8亿股建设银行的股份。如果按建设银行现时H股市价算，美国银行可以从此项交易中累计获得超过1000亿港元的收益。

由于这笔庞大的获利几乎没有任何风险，也看不出中国到底能从中得到什么“战略利益”，所以刚公开就引致国内舆论一片哗然，业内人士纷纷表示“看不懂”。有良知的学者或撰文、或开研讨会，谴责这一罕见的“卖国行当”，以及即将正式实施的可能让“外国机构有机会参股中国银行超过25%”的政策（注：即《银行控股股东监管办法（征求意见稿）》）。同时，这些学者还以美国 “投资审查委员会”近期成立特别小组、“严格审查外国资本参与本国产业经营”为据，呼吁中国应该放弃“扩大开放”这一提法，实行理性的“对等开放”应对国际时局、以保障本民族的根本利益，指出此前中国金融界诸多以“引进战略合作伙伴”为名进行的资产交易，实际是在“贱卖本国战略资源”，属于“卖国交易”。沸沸扬扬中，一份由中央民族大学　张宏良　教授整理的“银行资产流失清单”被广为流传，更是激起了众怒。（名单略）

鉴于民间舆论尤其是网络舆论一直在对金融改革的做法和提法穷追猛打，7月6日　，由社科院金融所牵头，一干在金融界举足轻重的人物粉墨登场，通过人民网全程直播了一个据说是意在“引导舆论，以正视听”的“银行改革开放热点问题研讨会”。

参与者有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所长李杨、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王国刚、中国银行业协会专职副会长杨再平、全国人大常委辜胜阻、清华大学经　管学院　教授宋逢明、国际工商学院教授许小年、建设银行研究部总经理郭世坤、中国银行副行长朱民、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工商银行城市金融研究所所长詹向阳、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张燕生、中央财经大学校长助理史建平、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杰、中国金融出版社总编魏革军、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汤敏等学者、官员和一批媒体人士。

在舆论的风头浪尖，针对国内一片质疑，就“引进战略合作伙伴”事宜搞个新闻发布会来做些解释说明工作，本来完全有必要也值得尊重，但偏偏这个自称要对此举“给出解释和说明”的会并非什么“新闻发布会”，而是一个“学术研讨会”，这就让这个会看上实在有些诡异——这到底是一个研讨会还是一个说明会？从会议人员构成和整个发言看，这个被精心运作和包装的会议，堪称“拉虎皮做大旗”的典范：明明是一个“学术研讨”却叫嚣着要“以正视听”，明明是一个“民间类别的会”却一再强调自己的“权威角色”，明明有多人当场质疑却依然大言不惭地把“引进海外战略投资者和海外上市是（银行业）成功的一个契机”当作本次会议一致性取得的结论，明明如美国一样的自由经济体，都已在目前的局势下成立了投资审查委员会专门小组严格限制外国投资，以保证本经济安全，他们却依然向公众端出“引进来是为了走出去”这一道原因与结果并无多大实质关系的菜，如此狂妄、荒唐、鲁莽！李杨意欲何为？王国刚意欲何为？杨再平意欲何为？身为全国人大常委的辜胜阻意欲何为？尤其是辜胜阻先生，到底是代表自己还是代表所在的工作单位来参会的？如果是代表自己工作单位来参会的，那么辜胜阻先生发言表达的意见是经过哪一级会议讨论通过的？在主题如此重大、矛盾如此交错的公开研讨会上，身为人大常委这样敏感的身份，这是个不该被遮遮掩掩而应首先得以明确的问题。

为什么银行业必须引进战略合作伙伴？按照研讨会上杨再平的说法，是因为“中国银行业已悄然成为中国经济埋下的定时炸弹，很不稳定、很不安全”，他用97年《新闻周刊》的一个报道来证明这个的观点——据97年《新闻周刊》报道称：当时中国银行的“坏帐是20%” ，按照当时的资本金，“中国的银行业，中国的四大国有银行应该已经死了三次，就是已经破产三次了。此外，一本早被海内外学者广泛斥为具有反华性质的书——《中国即将崩溃》里面阐述的“中国银行是中国即将崩溃的因素”，也是他主张的“银行业需要引进战略合作伙伴”的一大依据。　　

杨再平在这里的逻辑很简单也很明白：中国银行业已经是一个定时炸弹了，只有请来外国人才能排除这个定时炸弹，或者，按照经济学术语是：寻找国外战略合作伙伴是最优选择。

那么我们不妨来对这一说法进行进一步分解——在杨再平们眼里，外国战略合作伙伴起到的是什么作用？主要起到两方面作用：一是带来行业管理的经验，二是带来资金。

不可否认，中国的银行业确实急需引进成套的管理经验，进行脱胎换骨的结构治理，甚至也急需新的资本进入分摊风险，但是，行业管理经验是否一定需要通过参股的方式才能获得？在中国开始金融改革的时候，中国是否是一个资金短缺的国家？这两个答案都是否定的。任何行业的管理经验，都能够、也必须通过学习和引进人才来获取，而并不需要额外支付“参股”、尤其是“低价参股”这个怎么看怎么莫名其妙的代价。就像一些学者所说，其实不用看外国的银行，中国自己的银行中就有这样榜样，比如招商银行。它并没有通过已低价寻求战略合作伙伴的方式，来获得所谓的行业管理经验，但却经营得很好，而且已经成功在美国开设了分行。

此外，自2002年以来，中国经济明显出现流动性过剩，我记得2004年现任建行行长郭树清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还专门提到过这个流动性过剩，说“大约有2.6万亿人民币”。而且，国内认购建行股票的时候，这个流动性过剩也得到了很好的显示，当时，认购建行股票的资金超过2万亿。这种情况下，将国内的这个流动性过剩导入银行业，不但可以一定程度抑制流动性过剩在国内经济领域兴风作浪，而且也能使国内剩余资本获得良好的投资渠道和收益——既解决了银行业的资金短缺，也能“肥水不流外人田”，还能良化我们的经济基本面。而从国外引资，则不但让国内资本损失了这一优质投资渠道，而且将进一步加剧国内货币市场的流动性过剩。

对大众而言，杨再平们在“研讨过程”一再提及的理由中，最具有威慑力的武器是“金融引进外国战略合作者的改革”是在“党中央、国务院的直接领导下，中国银行业的背水一战”。

这句话的重点是前半句，言外之意，谁敢反对就是在反对党中央、国务院，这个谎就撒得实在太大了——我怎么记得以胡锦涛总书记为领导的政治局近几个月来一再强调的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我怎么觉得这个主张才真正符合了中华民族眼下的和长远的利益？这个主张才是洞察了世界最新变化（如美国新近成立“投资审查委员会特别小组”的举动）、真正在与时俱进，甚至还在含蓄否定大规模“引进国外战略合作伙伴”这一举措呢？而且，难道金融界最近几年是在月球办公？没看见近年来各地政府都在频频提倡“自主创新”？自主创新，而不是让外国人来领导我们创新，也该成为我国金融改革的一大原则！

杨再平们（主要是清华大学的　宋逢明　教授）对金融行业引进外国战略合作者的收益核算方式也很让人意外，在这个环节，银行被视作为了一个独立的、和其他一般商业机构性质无差别的纯经营实体，杨再平们热衷的是计算这一举措所带来的某一时刻银行资产数量的增减，而一个银行，尤其是全国性大银行的网络价值、认知度价值等无形资产，银行业与一个经济体的关系，银行业在一个经济体所存在的战略意义、战略价值和宏观调控功能，则统统消失了，根本没在他们的这一比较中以量化的方式出现，这种眼界和认识角度也意味着，杨再平们其实并不了解金融的本质，所以并不适合从事金融研究和管理工作，甚至也不适合从事重大产业研究——按照他们的这个价值判断框架，他们甚至不可能理解为什么不久前在争夺美国第九大石油公司优尼科的时候，中海油每股出价67美元﹐却争不过每股出价63美元的美国公司雪佛龙——从单纯的货币收益计算，优尼科此举可少赚了10多亿美元！

杨再平们的价值观可能更合乎会计学的统计方式，而缺失战略价值和战略制衡观念，但是，在一个经济体中，金融业更大程度在扮演的，正是后一种角色，这个角色让金融业在某些时刻、某些环境里，必须作出牺牲自身利益换取整个经济体良性发展的决策。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尤其需要这样的功能来实现某些宏观调控。

所幸，这个研讨会也并非一边倒，在杨再平发完言后，中国银行副行长朱民就用近年来国内银行翔实的盈利数据，以及通过阐述银行之于一个经济体安全的关系，不动声色地反击了杨再平慷慨激昂的胡说。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部务委员会副主席焦瑾璞、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张燕生也通过阐述韩国、俄罗斯的金融改革得失，强调了金融安全的重要性，以及金融隐患具有长期潜伏，突然爆发的特征——这种特征使金融业收益的计算方式不完全适合以传统的会计学统计数据来获取结论。

简单而言，中国金融业需要继续改革，以符合经济建设的需要，但这个改革路径不应被仅仅定向为一定要“引进国外战略合作者”，而应满足国家经济安全需求，符合“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自主创新”原则。中国绝对不能容忍在没有被谁击败的情况下，接受比一个战败国更为屈辱的金融开放政策取向！！！如果金融界依然有人一意孤行地觉得“银行业已是一个定时炸弹，必须让外国人进来排雷才安全”，那么，这些人是否可以慎重考虑一下下台让贤？

一个叫苏文洋的学者，随后也在《北京晚报》上撰文，感叹一些研讨会学者在“研讨过程”透露出来的某些非常人能解的价值取向，张宏良教授处理完山东老家的事，赶回北京后，更针对这个研讨会撰写了一篇长达两万多字的文章。愤怒地指出在这个研讨会上，一些你学者的言辞已经超越道德底线，“所谓‘杀人可恕，情理难容’，‘士可杀而不可辱’，讲的就是生命和尊严的道理。你可以剥夺他人的生命，却不可以侮辱他人的尊严……即便是恶贯满盈的德国纳粹、意大利法西斯和日本军国主义，也没有突破这个道德底线，不仅对本国人民没有，甚至对侵占国家的人民也没有，日本只是否认南京大屠杀，而没有歌颂南京大屠杀，更没有组织专家学者讨伐南京大屠杀的受害者，这就是底线，这就是连法西斯野兽都没有突破的底线。可是在今天，中国金融买办雇佣的所谓专家学者却突破了这个底线，居然众口一词地讨伐起了贱卖银行股最大的受害者——中国老百姓，大骂中国老百姓是没有理性的情绪发泄”。

并进一步认为，“美国鹦鹉已经控制了国内一些重大决策的信息源……30年来中国改革开放几乎所有重大决策失误，都与这种‘决策信息定向化’有很大关系……目前的决策信息定向化（更）发展到登峰造极的程度……并给中国导致了惊人的财富损失”。

张宏良教授觉得，这些学者之所以敢于放胆狂言，在于当下中国的司法制度，对“话语责任”缺乏制约，“中国人民应该认真思考一个问题：在决策信息化的时代，通过精心编造决策信息把一个国家推向毁灭，究竟属于刑事犯罪还是属于言论自由？为什么编造损害某个人、某个单位利益的有害信息属于犯罪，而编造损害国家损害人民甚至把整个民族推向毁灭的有害信息就属于言论自由？是谁设计的又是为什么设计的这套司法制度？为什么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勾结外部势力损害国家利益都属于犯罪，唯独在中国属于言论自由？形成这套世界独一无二法律体系的主要因素是什么，这究竟是‘窃钩者诛，窃国者侯’的权贵司法制度的历史延续，还是中国精英集团人为设计的结果？”。　　

19

在整个金融扩大开放过程中，银监会的态度最为值得咀嚼和深思。　　

银监会，是“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的简称，从“　2003年4月28日　”起根据授权，统一监督管理银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信托投资公司以及其它存款类金融机构，维护银行业的合法、稳健运行。主要职能是“负责制定有关银行业金融机构监管的规章制度和办法；审批银行业金融机构及分支机构的设立、变更、终止及其业务范围……负责国有重点银行业金融机构监事会的日常管理工作；承办国务院交办的其它事项”。

曾于1984年至1987年在中国银行伦敦分行任职，并于此期间从英国伦敦城市大学获得工商管理硕士学位的刘明康。在银监会成立后，就任主席一职，从此成为中国银行业中，与央行行长影响力并驾齐驱的重要人物。

正如2004年《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在回顾新桥入主深发展一事时所说，“银监会一直在努力为外资的进入铺垫平台”，这种“意图”和“努力”，一直持续至今。　　

2005年，在外商不满足此前“单一外资股东在中资银行持股比例不得超过20%，同一家中资银行的外资持股比例总和不得超过25%”的行规时，银监会迅速成立了一个专门的工作小组，“重新评估”现行外资持股中资银行上限政策，

12月5日，刘明康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公布了“重新评估”后结出的一个“果”——“25%并非外资股东入股中资银行的比例上限……25%的规定只针对非上市银行，上市银行不受此限制”。

2006年1月，银监会发出当年的第2号令，规定新建股份制银行必须有外资参股。导致2006年金融资产大量流向外资怀抱，一年之后，由于非议众多，“第2号令”才被取消，但已经造成了史无前例的金融股权外流。但是，美国人不干了——松开的口子怎么能随便就填上呢？于是，美国国会随后专门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中国银行对美开放。

2008年3月27日，银监会在官方网站发布征求《银行控股股东监管办法（征求意见稿）》意见的公告，向社会各界公开征求意见。该意见稿第二章第十条规定，凡符合“公司治理良好，内部控制健全有效；具有先进的金融行业管理经验和技术手段；最近3年内未发生重大案件和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财务稳健，资信良好，最近3个会计年度连续盈利；用于取得控制权的资金为自有资金且来源真实合法”等10个条件的境外金融机构，可以取得境内中资银行的控制权。

2008年4月12日　，在博鳌亚洲论坛“金融改革与创新：风险与机遇”分论坛上，银监会主席刘明康表示，金融自由化是我国银行业改革开放的最终目标，这一方向不会因为目前国际金融市场的波动而发生调整。“没有什么会改变我们改革开放的道路”。而他从美国次贷危机吸取的教训之一，则是认识到诸如“银监会”这样的监管和监控部门“非常重要”。但是，监管机构必须要“站在市场的身边”，随时做好准备。一旦市场主体不愿意或者无能力来解决问题的话，监管机构必须采取措施，来保护存款人和投资者的利益。

这段看起来前后矛盾的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刘明康所谓的“金融自由”，还不仅仅是西方自由资本条件下的金融自由，而是有庄家托盘的“金融自由”。西方的金融自由，风险由资本和市场自我承担，这是“金融自由”取得“入市资格”的一个理论假设，就是认为市场自己有足够的能力完成自我实现自我调节，并最终形成最优的机制选择和成本供应，简单说，最优的博弈结果。这就是美国在次贷危机发生后，会围绕“救市”还是“不救市”爆发举世瞩目的争论，并在最终决定“救市”后引起了巨大的舆论反响的原因，因为，正如后来一些国际评论所说，美国此举，意味着它在意识形态上，一定程度地接受了它此前一直在努力排斥甚至一直在努力妖魔化的“社会主义”理念。2008年12月5日，来自印度《经济时报》的一则消息也证实了美国社会的这一变化，该报在当天报道中援引韦氏词典主编索科夫斯基的话称，从今年9月美国华尔街危机恶化以来，对“socialism”（社会主义）这个词汇的搜索就开始上升，目前成为韦氏在线词典查阅人次排第三的单词，排在第一位的则是“bailout”（原意“救助”，在经济学术语上译为“救市”），而在此之前，“socialism”在美国是个让人忌讳的字眼。

这确实不是一件小事，熟悉有关资本主义经典著作的人可能都熟悉，“资本主义”的价值合法性和道德合理性就是建立在“资本自由”和“市场自由”的基础之上，认为给予市场和资本以“自由权利”、并以此为基础形成相应的社会机制是最合理、也最合乎人性的一种社会形式。但是，在自由带来的危机面前，“救市”举动实际就意味着，“自由的资本”和“自由的市场”，并不具有它取得自身合法性的“自我完善和自我救赎”能力，而可能给整个社会带来灾难。

而那些试图揭开这个逻辑悖论并找到彻底解决危机办法的人，则不得不与一个人迎面相遇，这个人，就是洞悉了资本权利和秘密的马克思。

所以，西方舆论对美国悍然决定“救市”后“一片惊呼”，背后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救市就意味着否定了资本和市场取得“自由”的前提假设，而如果要保持这种否定的逻辑一致性，就得在未来政府的政策中限制“市场”和“资本”的自由——这种举措，最终可能让所在社会具有越来越多的社会主义色彩。

刘明康看起来前后矛盾的说法，是用很简单，也确实“矛盾”的方法来解决这一对社会价值而言带有本质选择的问题。

他的这段话“翻译”出来是这样：给予市场以最充分的开放度，让资本实现自由博弈，而自由博弈的资本在出现了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的时候怎么办？没事，这时就该政府出手相救了。并把它理解为是“社会的职责，监管机构的职责”。　　

在这个推断里，从逻辑上而言，不但政府沦为了维护资本利用市场对整个社会进行财富掠夺的保障性工具。而且社会也有扮演好“资本逐利场所”的“责任”。

反倒是来自资本主义世界的学者，对“金融自由”有了足够的警觉，也感觉到了这个市场模型中存在着让人困窘的逻辑矛盾。

在同一个会上，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教授马斯金的发言，对刘明康的观点而言有着绝对的讽刺意味，在某种意义上，他们二人的发言简直具有针锋相对的味道，这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在发言中，并不讳言“金融自由”的假设与“政府救市”之间，存在着机制上的尴尬甚至道德上的矛盾，他认为，如果银行知道政府可以出手兜底的话，他们就可能在改善业绩方面没有积极性，这与它取得自由的假设形成悖论，此外，政府兜底的举措，还牵扯到所谓“道德问题”这样的传统理论。以及软预算因素所预设的一些问题。这就意味着，政府在下保证时，需要注意很多方面的问题，比如机制上的设计问题。

“他们就可能在改善业绩方面没有积极性”，这个温文尔雅的说法背后实际包含了所有经营角度的“负面可能”，比如决策随意、滥用人力、开支无度、为谋求私利而进行关联交易、非法交易等等，而“极度自由”的规则设计，则为上述行为提供了安全的机制保障。

参与这一会议报道的所有记者，都没有对这个细节进行深入解读，实际上，这二人的发言，完全有着时代层面的象征意味——来自资本主义国家的顶尖学者，开始谨慎怀疑资本主义的市场机制和所内含的道德悖论，而来自社会主义社会的官员，却在以势不可挡的决心坚持“自由的资本主义市场价值”。

刘明康的这段发言，也让我明白了为什么银监会自成立以来，会坚定不移地与资本、乃至国外资本站在一起的立场——这与他所信奉的价值有逻辑上的一致性。

为了便于大家更好地理解刘明康那番话中所依据的价值，让我们还是先来看看另一段话，这段话来自秘鲁学者赫尔南多·德·索托《资本的秘密》一书，在中国学术界有着相当高的引用率，实际上，它也精确概括了中国主流经济学家对经济和社会发展所持的观点——

繁荣的要领，在于洞悉资本的秘密，建立使资产转化为资本的所有权机制。这不仅仅是一个为资产颁发所有权凭证和记录、绘制资产情况的系统。它首先是一个法治框架，一个思维工具。

把这段学术味道很浓的话“翻译”成日常用语就是：一个社会想要繁荣，实现物质的极大丰富，就需要资本更多地参与到社会生活中，而为了便于资本参与，就得在社会建立资本进入机制，并通过一系列制度，规则，规章，法律保障资本的权利和活动空间，最好让社会的一切资源都可以畅通流向资本，变成资本的另外一种存在形式，并在社会中塑造出与之相适应的价值观、人生观。

我估计大部分中国人现在已经对这段话的精要达到了耳熟能详的程度，因为它就是最近几十年来主流经济学家所致力推销的“市场经济”所依托的价值，也是主流经济学家否定国企具有经济学层面的意义、认为政府有责任全面退出经济领域的理由。有证据显示，这种推销已经在中国取得了难以想象的成功——据　2006年8月20日　《参考消息》报道：英国广播公司和美国马里兰大学就“自由市场经济”对20个国家进行了民意调查，结果，中国有74%的人认为“市场经济是最好的体制”，超过美国（71%）排名第一。由此，调查主办方得出了“中国已成为资本主义最大的支持者”这一结论。

这也是银监会一直以来态度强硬地否定外界对金融改革的指控的原因。在刘明康　4月12日　在博鳌论坛侃侃而谈的同一天，他的副手之一的银监会副主席蒋定之在青岛举办的“第四届中国金融改革高层论坛”上，对近年屡遭非议的“金融改革”作出了这样的一贯性评价，“整个银行业改革发展历程，虽然遇到了很多困难，但是取得的成绩是巨大的、历史性的”。并从“管理理念、整体实力、国际化程度、运行机制”等四个方面论证了他的这一结论。

四个理由中，“整体实力得到提升”是银监会最能拿得出手、也常在不同场合津津乐道的理由，其他三个方面的功劳，也从这个理由中得到了坚实的支撑。

在这个环节，我们确实遇到了一个非常严峻的价值判断取舍问题：

如果认同“繁荣的要领，在于洞悉资本的秘密，建立使资产转化为资本的所有权机制”这样的价值观，那么银监会这些年的举措，除了“股权的外销价格”这一条尚可争议外，其余确实并无大错。从纯粹资本的角度来衡量金融改革的结果，银监会此举确实增强了银行的实力、提高了银行的抗风险能力。

而如果对“繁荣的要领，在于洞悉资本的秘密，建立使资产转化为资本的所有权机制”这套说辞抱以怀疑，问题就更不简单了——既然如此，我们该如何评价90年代后，以此为价值依据所进行的一系列改革？　　

20

难道银监会真的被误解了？

当然不是。事实上，刘明康和蒋定之有关金融改革的说辞，由于“所据之理与最近20多年来主流经济学家有关社会发展的观念一致，由此产生的结果却又让让一般人感到了不可思议和难以接受”，实际意味着：从正常的逻辑和科学发展角度判断，整个社会已经、正在和将要承受的“改革损失”，远比金融引进战略伙伴所带来的结果严重得多。

从财务角度而言，改制后的国内银行，在除了高管收益短期内发生了根本变化，没有任何证据显示其企业结构、管理水平和人才素质也发生了根本变化的情况下，统计数据所显示出来的银行实力和抗风险能力的明显增强，不过是“引进战略合作”和“上市”两个因素所带来的一个自然结果。

合作者购买股份，增加了购买企业的自有资金，它的一个自然结果就体现为提高了银行的“核心资本率和资本充足率”。

此外，“上市“则意味着所在企业通过金融市场成功销售了自己的“战略价值”和“盈利预期”，从而将自自己的净资产放大了N倍，这也增强企业的实力，并迅速拉高自己的盈利能力。

曾在国内闹得沸沸扬扬、遭到国内左、中、右一致讨伐的可口可乐收购汇源一案，更将一干银行以略高于净资产的价格引进国际战略合作伙伴属于“贱卖国家战略资源”行为暴露无遗。

2008年9月3日，可口可乐宣布计划以24亿美元现金收购中国汇源果汁集团有限公司（01886.HK）66%股权，可口可乐公司建议收购要约为每股12.20港元，并等价收购汇源已发行的可换股债券及期权。而在　2008年8月29日，汇源在香港交易所的收盘价为4.14港元，溢价近3倍。一个企业的“股价”，本来就包含了该企业被资本市场认可的“盈利预期”，远高于一个企业的净资产，所以，如果将这一价格再与净资产进行比较，汇源的溢价更为惊人。

为什么一个纵横全球的老牌企业，会出如此高的价格收购汇源？

道理很简单，也几乎是一个常识，一个企业的价值，尤其是一个在行业中具有战略意义的企业价值，在正常情况下，它的真实的市场价格至少应该包含如下几个要素：净资产＋资产规模＋品牌价值＋网络价值＋行业价值＋管理团队＋盈利能力。“股价”虽然已经包含了一个企业被资本市场认可的盈利预期，但往往也并不能将这个企业的真实价值体现充分，这就是可口可乐愿意出如此高的价格购买汇源的原因。

而且，就是这么一桩中国企业身价得以倍增、买卖双方都很“满意”的交易，在金融危机引发的对民族利益的关注的氛围下，几乎遭致了中国人的一致反对，至今仍没获得允许。

从汇源收购事件反观金融行业所进行的大规模的“战略合作”交易，则让人陡生不解——无论从哪个角度，我们都很难想象属于一个国家的战略核心产业的股权交易，价码是如此的低。

建行的交易价格，仅为净资产的1.2倍左右，而按正常的商业标准衡量，建行仅品牌价值就可能超过其净资产，更遑论其在国内金融领域的战略地位，庞大的网络价值和数十年积淀的客户价值、人力资源价值了。

与汇源比较，广发行的交易则显得更不可思议——长期名列全球银行业500强的广发行，卖出的价竟然远不如区区一个民营饮料企业——花旗只用了约9亿美元，就拿下了广发行36%的股份，并取得了相对控股权，出任广发行董事长一职。按照这个交易价格，66%的股权市值约16.5亿美元，比可口可乐给汇源开出的24亿美元少了7.5亿美元。

而金融之于一个民族的重要性，战略性，远非完全市场化了的低端产业——饮料业所能比拟。

与国内金融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中国积极进行金融开放的时候，属于典型“自由经济”的美国，却在加强外资对本国产业投资的控制。如同张宏良教授所说，美国的投资制度，形成了对外商有如铜墙铁壁的三道“防火墙”，即便如此，美国依然在担忧其的“经济安全”，并于2008年11月中旬正式对外公布了新的“外商投资修订案”，虽然美国财政部长鲍尔森针对这一举措表示，修正案是在“重申美国长期以来对投资所抱持的开放态度”，但事实上，该修订案对“纯属投资目的外国人收购一家美国公司的股份超过百分之十”有更严格的审查，也就是说，在美国市场，即使外商进行低于百分之十的股权投资，在法律程序上也有对“投资目的”进行“安检”这道关口。

此外，美国还在2000年设立了一个专门的机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来严格审查美国市场来自中国方面的投资，自成立以来，该委员会一年一度的国会报告显示出，它“对中国的发展充满戒备、敌视、甚至恶意”。这种戒备和敌意，导致2002年香港和记黄埔图谋收购美国环球电讯股份、2005年中海油图谋收购美国石油公司优尼科、2008年华为公司收购美国网络技术公司3Com时，都不得不因为被该委员会认为威胁了美国国家安全而最终放弃。

也就是说，事实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近年来致力推销的所谓“市场经济”，其“自由度”即使和欧美现行市场制度比较，也有很大的跨越——市场已经自由到了“拒绝承认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的合法性，否定国企的价值和政府发展甚至调控经济的功能”这种程度，所以这个理论其实不是西方古典自由主义或新古典主义，而是在全球化背景下，由西方发达国家依据本国大财团利益提出、自己并未实施而要求第三世界执行、并已在世界范围衍生出亚洲金融风暴、南美危机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

毕业于北大的刘振，是国内较早从事新自由主义研究的学者之一，作为国内某著名理论刊物的执行主编，他曾主持翻译、编辑出版了国内第一本系统分析新自由主义学理矛盾，介绍新自由主义给世界第三世界国家带来发展陷阱和经济灾难、甚至民族灾难的书：《全球化与新自由主义》，出于一种理性的警觉，他担忧深陷新自由主义发展逻辑和价值中的中国，将会在未来某一天为此支付昂贵的代价，这在第三世界已有很多先例，如墨西哥、阿根廷、玻利维亚、巴西、东南亚以及解体后的东欧。

据称，几年前，美国知名经济学家大卫·科兹在中国讲学期间，曾非常有意与有关主管高层交流自己对中国经济政策配置中出现的新自由主义苗头的担忧，但遭到冷遇，负责接待他的一个部委负责人很简单地告诉他，“中国没有新自由主义”，这一事件，被一些学者理解为是“其后一些改革派学者在针对社会对新自由主义的指责时，敢于理直气壮地反问‘什么是新自由主义’”的背后原因。

2007年国内流行的一本外来畅销书：《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更从一个一系列不寻常的国际并购事件亲历者的角度，把新自由主义背后的大资本谋略进行了淋漓尽致的展示，这本据称“出版第一星期就荣登了美国最大书店畅销书排行榜首位，刚刚出版的头五个星期就再版了五次，广受读者欢迎的程度在美国出版史上是前所未有”的畅销书，讲的是一个表面是“经济学家、银行家、国际金融顾问”的成功商人的故事，这个“成功商人”的真实身份，是扰乱、掠夺、摧毁他国经济的“经济杀手”。

在序言里，作者约翰·帕金斯写道，“这是一个属于你和我的共同的世界的故事，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帝国的故事，全世界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都受到影响，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关心并努力改变它的进程，才能避免它以危害全人类的悲剧告终”。

这本书引起很多中国人的兴趣的地方，也许不在于美国是否真的存在着一个惊天阴谋，而是，经济杀手所使用的那一套游说目标国的价值观，对国人而言实在是太熟悉了，在中国转型过程，几乎都打上了“国际规则、国际惯例、外资进入将对我们快速提升技术融入国际市场带来帮助”等诸如此类的烙印。

《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在中国和美国的待遇也颇引人深思，该书在美国出版后，虽然“出版第一星期就荣登了美国最大书店畅销书排行榜首位，刚刚出版的头五个星期就再版了五次”，但却遭到了由大资本控制的媒体的一致冷遇，该书中译本序言称，“（美国）主流媒体一反喜欢跟踪炒作热门话题以扩大影响的常规，对这样一本受到空前欢迎的畅销书保持了耐人寻味的沉默”。而中国的一些所谓主流经济学家，则干脆斥这本在网上引起了长期热议的畅销书为“臆想之作”、“拙劣的阴谋论的排泄物”。

《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在中国引起强烈共鸣的原因在于，中国一些改革举措与“经济杀手所希望达到的目的具有惊人的一致性”，这在金融行业的改革和具体业务中表现得尤为突出，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比如，中国金融投资机构在给美国黑石公司投完巨资后，又允许该公司参与对国内行业排行榜上的企业的收购……　　

无论以引进战略伙伴为主旨的金融改革是出于何种初衷，它之于已因改革而产生了巨大裂痕和诸多社会问题的中国，都还产生了这样一个客观结果：让中国按照“全球化”的逻辑和价值要求，更广泛地陷入各种国际资本的渗透和控制中，从而将解决中国问题的局势复杂化，甚至，如同一些爱国学者所担忧的那样——最终达到“用经济手段肢解中国”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