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石剑锋

这些年，太平天国研究并非国内史学界的热点，而如何为太平天国定性，在国内史学界至今争议仍然很大——到底是农民起义、革命还是叛乱？但在美国的中国史研究学界，太平天国突然成了一个热点，过去半年，两个视角新颖的学术著作相继出版，巧合的是，两位作者都是中国史研究专家史景迁的学生。

耶鲁大学历史系教授史蒂芬·普拉特（Stephen R. Platt）的《太平天国之秋》继承了史景迁著作中故事性很强的特点，更重要的是，普拉特把太平天国研究放在全球化视野中观察，把太平天国和美国内战进行比较，并分析两者之间的关联。普拉特相信，太平天国对美国内战的结局是有影响的。这本书的叙事有两条线索，一条是外国人的介入，一条是湘军的崛起，到了战争的最后阶段，两条轴线会一起构成全部的战事经过。普拉特的重点是英国对太平天国的介入以及对战局的影响。该书的最后引用了日本近代政治家伊藤博文的一个采访，伊藤博文说，英国不应该插手中国的太平天国事件，因为这是中国自然的朝代更替过程中的一部分，得让它自己走完全程。伊藤博文说：“几乎毋庸置疑，太平叛乱发生时，满清已是山穷水尽，而戈登及其常胜军阻止它遭到推翻，进而阻挡了一个正常、有益的自然过程。自那以后满清的所作所为，无一不证明它不值得一救。而等到满清垮台，由于垮台是必然且不久后就会发生的，动荡将更加暴烈，而且会拖得更久。”

而在霍普金斯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梅尔清（Tobie Meyer-Fong）的《浩劫之后》中，正面的惨烈战争消失了，战争中的大人物退场了，在读者面前的是战乱中的普通人。梅尔清试图通过民间的战争记录、回忆、悼念来重构那场造成数千万人死亡的内战。梅尔清相信，对于战争的叙述，不只是来自战场，更多应该倾听卷入战争却没有出现在战场上的普通人。梅尔清对太平天国中人员伤亡情况的研究，开发了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一个新视角。

一、史蒂芬·普拉特：“对太平军的镇压弥补了英国在美的经济损失”

史蒂芬·普拉特的《太平天国之秋》英文版于去年底在美国出版，繁体字版日前在台湾出版，简体字版将于下半年由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

普拉特把太平天国放在19世纪的世界史中来研究。在《太平天国之秋》中，普拉特首先将这场战争定义为“内战”，而不是“叛乱”或“起义”，因为他意图撇开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干扰，纯以历史学家的视角来看待这段历史。该书一开始就说：“撰写此书的目的之一，是协助恢复中国在19世纪的世界中应有的位置。中国不是一个封闭体系。大清帝国通过贸易深深融入到世界经济中，有数千名外国人住在香港和上海。因此，中国这场内战与地球彼端的欧美有着千丝万缕的纠葛，受到外界即时的关注。”

作为一个美国人，普拉特认为，研究中国的太平天国史对研究美国史尤其是内战史也是有联系的，“美国人该认识太平天国，不只为了解中国历史，或因为有美国人牵涉其中，还因为这有助于阐明美国内战在地球另一端所产生的更大影响。中国与美国两场内战的同时进行，绝非两个孤立的事件。本书的基本论点之一，乃是1861年美国内战的爆发迫使英国放弃在中国的内战中保持中立，从而影响了中国内战的终结。”普拉特认为，中国与美国是当时英国两个最大的贸易市场，两个国家的内战，使英国面临同时失去这两大市场的风险。英国得想办法让它们恢复秩序。英国本可能介入美国以重启棉花贸易，但经过权衡，英国人发现介入中国相对更加容易，因此最终选择投入中国的内战。1864年，英国政治家帕默斯顿勋爵指出，英国参与镇压太平军，重启中国贸易是最重要的事情。英国由于对中国内战放弃中立，才得以对美国内战保持中立。

太平天国运动是一场内战

东方早报：你这本《太平天国之秋》与你的老师史景迁的视角完全不同。你是如何找到新的视角的？

普拉特：史景迁是我的老师，他的《追寻洪秀全的内心世界：太平天国》也是我最喜欢的一本书。《追寻洪秀全的内心世界》首先是一本关于洪秀全内心世界的书，而我试图避免站在战争的任何一方，无论是清王朝（尤其是曾国藩）还是太平天国领导人。同样的，史景迁的重点放在对太平天国宗教信仰方面，以及太平天国的起源及其兴起，我的重点则是放在战争的最后几年，以及太平天国对抗满人统治的非宗教因素。最后，也是由于这两本的创作相隔多年，我更多是从全球视角来看待太平天国运动，并不满足于叙述那个时候中国发生了什么，也想从外部去理解太平天国，以及这场运动对中国之外的世界的影响。

东方早报：你这本书的副标题认为太平天国是一场内战，但在中国，我们一般都称之为一场起义、革命或者叛乱。你怎么界定这里的“内战”？

普拉特：在历史学家眼里，大部分内战都是叛乱，在战争前，一方掌权，另一方起来对抗它试图把它驱逐出去甚至取代它。太平天国是一场针对清王朝的叛乱，但这场战争毫无疑问也是一场内战，因为这是中国内部两股政治力量的对抗，每一方都拥有大规模的军队，也都试图控制整个国家。

到底是农民起义，还是革命，还是内战，这些术语的选择反映的是历史学家个人判断，也就是站在其中一方判断谁对谁错。如果把这场运动称之为“太平叛乱”，毫无疑问是站在清王朝一边——在英语世界，我们沿用了英国人的说法，英国人当时是跟清王朝一起镇压太平军的。这个概念暗示，太平军是罪犯，他们应该为战争中全部的暴力负责。但另外一方面，如果称之为“起义”或“革命”，那就是站在了反叛者一方，认为太平军是对政府残酷统治的反叛。我个人更喜欢用“内战”这个概念，因为这是一个中性词，它能准确描述这场中国内部战争的规模和力量对比，并且不站在任何一方说话。

以此类推，在美国内战期间，南方是反叛的一方，直到今天他们还被这样描述。但是，战争本身被认为是“内战”，战争的结果是国家重新统一。过去，还有很多概念比如“南方诸州叛乱”或者“北方侵略者”，这些概念其实就取决于你同情哪一边，但是这些概念现在被认为是非常对抗性的。

东方早报：在中国，谈到太平天国历史的时候，其实都跟中国近现代历史和政治纠缠在一起，在你写这本书的时候，是否试图超越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纷争？

普拉特：太平天国跟20世纪中国政治纠缠在一起。孙中山推崇太平天国，他少年时代的朋友向他介绍了洪秀全。毛泽东是湖南人，当然崇拜曾国藩，但后来他却开始崇拜太平天国。蒋介石用曾国藩和胡林翼（注：晚清名臣，湘军重要将领）的思想去训练他的军官以对抗共产党人。在20世纪，太平天国成为中国革命的先驱，因此很难脱离政治论述去讨论太平天国这段历史，但我在书中尽力避免这一点。我对太平天国的讨论与中国共产党、国民党的立场无关。如果我们把历史和现实政治分开，我相信我们可以找到历史新的面向，而这也可能是非常有趣的地方。

“中、美内战有内在关联”

东方早报：进入1860年代，中国的太平天国还在持续，而在美国也发生了内战。你这本书最有意思的观点认为，中美同时进行的两场内战是有关联的，你是如何得出这个观点的？

普拉特：我认为，这场在中国的战争历史已经被处理过了，这场战争长期被认为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很少注意到它和同时期世界其他地方发生的事情之间的关联。从当时的英国人视角看，美国和中国的这两场战争是相似的内战，对英国人来说，这两场战争同等重要。中国和美国是英国这个贸易帝国当时最重要的两个贸易市场，同时失去这两个市场，对英国来说非常可怕。整个美国内战期间，英国政府始终保持中立政策。对于中国的这场战争，英国最初也保持中立，但在美国内战爆发后不久，英国决定介入中国内战。因为经过权衡，英国人发现介入中国相对更加容易。当时英国的报纸反对介入中国的战争。假设中国和英国是同族同文化，英国可能就不会介入到这场政治纷争中。1864年，英国政治家帕默斯顿勋爵指出，英国参与镇压太平军，重启中国贸易是最重要的事情，这将弥补英国在美国内战中的经济损失。英国在美国内战上袖手旁观，这深刻影响了美国的历史进程。换句话说，英国放弃对中国内战的中立立场，某种程度上保证了它对美国内战的中立。因此，美国内战是在没有被干涉的情况下，沿着其历史规律走完全程，而中国的这场内战则不同。

东方早报：《躁动的帝国》的作者文安立（Odd Arne Westad）认为，清朝时期的中国从来都是全球化的重要一部分，而你这本书似乎也建立在这个观点之上。

普拉特：当然如此。从某种层面讲，没有中国的参与就不可能有全球化。中国从来都是东方最重要的贸易帝国和最重要的文化力量。中国驱使着周边国家围绕着它开展贸易，同时它也为亚洲其他国家树立了文化标准。而全球化的故事，最重要的就是东西方的经济联结。

19世纪中国经济的重要性，这样的观点我不是第一次提出。英国与中国的茶叶和鸦片贸易远早于太平天国运动。但由于某些原因，在西方，有一种流行的幻想认为，在20世纪之前，中国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国家，这是在为中国对外部世界没有影响这种观点背书。

曾国藩意外与洋人“合作”

东方早报：在你的书中，你认为洋人对太平天国的介入对战争结束影响很大，而传统的观点认为，是曾国藩和他的湘军打败了太平天国。你个人如何平衡两者之间的关系？

普拉特：在战争中，英国人扮演着支持清政府的角色，这一判断不会推翻曾国藩是打败太平军的决定性因素。英国提供军事支持的地区是非常小的，使用洋枪的中国军队和外国军队人数也不多，但这已经足以影响到战争的任何一方。部分原因是英国人提供的武器技术比如汽船、来复枪、加农炮等在当时已经非常先进，一小部分被武装的军队也能有效抗击太平军大量武装力量。

其实直到1862年，太平军一直避免与英国人正面冲突，太平军甚至一直希望英国人成为他们的盟友，英国人的选择直接影响了战争进程。太平军的指挥官为了取悦英国人，甚至放弃了部分战场。这些英国人一直暗示，假如太平军对他们的贸易城市造成损害，太平军就会成为英国人的敌人。比如，在安庆战役中，太平军没有去攻打防守薄弱的武昌，因为英国人哈利·派克斯警告他们要离武昌远一点。安庆战役交战双方势均力敌，如果太平军当时不理会英国人，战局可能就不会是这样。

讽刺的是，英国人对曾国藩一方其实一无所知，当时曾国藩对英国人的唯利是图极端轻蔑。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曾国藩与英国人的“合作”纯属意外，他们在对抗太平军时其实各自为阵。

东方早报：你这本书最重要的人物是曾国藩和洪仁玕（洪秀全族弟），也就是交战双方各自的领导人，在你看来，这两个人物的差异在哪里？

普拉特：曾国藩非常鄙视外国人，认为他们是未开化之人。他也不希望外国人介入到对抗太平军的战争中，因为他认为外国人是为了利益而不是因为效忠于清王朝和皇帝。曾国藩预计到，如果清王朝允许洋人介入战争，万一洋人失败了，大清将成为笑柄；如果洋人赢了，他们必然会向中国人狮子大开口。放手让洋人介入，曾国藩认为这就意味着中国从此要门户洞开，受到侵蚀。

曾国藩肯定洋人的船坚炮利，但他认为道德和规训远比赢得战争重要。在战争的最后几年，曾国藩开始建造汽船，并派人去美国为兵工厂购买机器。他这些现代化的努力只是为了加强中国军队的势力以对抗西方，也确保中国可以不再仰赖洋人的帮助。

东方早报：在你的书中，你其实对洪仁玕本人是同情的，这个人的悲剧性在哪里？普拉特：洪仁玕的悲剧在于，英国最终认同曾国藩。但其实相对于曾国藩，洪仁玕对西方更加友好，更倾向于与西方合作。他有一些洋人朋友，对西方国家推崇备至，但与此同时，他又献身于自己的“国家”和子民。洪仁玕的一个基本立场是，不与洋人冲突，而要与西方合作，希望分享西方的技术成果和民主平等，扩大贸易，和西方人一起获利。但在最后，在他看来，洋人背叛了他，最终让他的梦想破灭。

二、梅尔清：洪秀全曾国藩退场书写平民百姓的太平天国史

霍普金斯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梅尔清是美国关于中国明清史研究领域内一位重要的后起之秀，她的第一本学术著作《清初扬州文化》曾在大陆出版，并得到学界好评，她关于太平天国的新书《浩劫之后：太平天国战争之遗产与19世纪之中国》（What Remains: Coming to Terms with Civil War in 19th Century China）于不久前才在美国出版。在这本书中，她通过对太平天国战争中人员伤亡情况的系统研究，开发了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一个新视角，对于清王朝进入衰落期的种种表现、暴力对地方社区的影响、精英行动主义的出现、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化等一系列重要问题作了新的阐释。在《浩劫之后》中，没有洪秀全和曾国藩，书里的主角是受到太平天国影响的地方平民和精英，她试图通过民间视角来看待那场席卷半个中国的漫长战争。

关于太平天国的民间记录很丰富

东方早报：《浩劫之后》没有正面去描写战争，反而是在民间材料中去梳理太平天国史。你是如何获得这些民间材料的？

梅尔清：这得要从我的第一本书《清初扬州文化》说起。2001年在快写完《清初扬州文化》时，我意识到自己还有一本1874年出版的扬州地方志（《扬州府志》）没有看，那本书在我家附近的美国国会图书馆能看到。我有点担心，如果将来有人知道我写这样一本关于扬州的书，居然没有翻阅这本地方志，那将是很丢人的事情。于是我决定去看看这本书。阅读后我发现，我在《清初扬州文化》一书中提到的那些17世纪的扬州古迹，在太平天国期间全部被毁，我意识到，我这本书的结论要做修改。在这本地方志里，我发现里面有大量关于“忠义”的内容，而这些忠义故事都跟太平天国有关。

我之前在课堂上教授太平天国史的时候，总会提到大量人员伤亡，我也会强调这场运动的宗教性，我对学生说，洪秀全自认为是耶稣的弟弟，美国学生当然会觉得可笑。课堂上很快讲完太平天国，然后我就开始讲同治中兴。但当我接触到这些材料后，我意识到，我得重新考虑太平天国了。看着地方志里记录的那么多伤亡，我想到很多问题：如果有那么多人死亡，尸体怎么处理？活着的人会有什么反应？社会受到怎样的影响？战争蔓延到的地方，居民怎么办？我想从抽象的政治问题回到具体。后来我继续查资料发现，当时有很多人，他们的日记、记录、地方志、写的故事、诗文等都跟太平天国有关，其实材料很丰富。

东方早报：在你这本《浩劫之后》里，用了很多人的诗文和纪念文章来描写太平天国，其中引用材料最多的是清代乡绅余治和张光烈的记录，他们俩对太平天国的记述太详细了。这两个人的故事是《浩劫之后》的主线，这两个人的材料是哪里得来的？

梅尔清：余治和张光烈的材料都是偶然发现的。研究清朝历史的人可能会知道余治。我在北京国家图书馆北海分馆看到一本《江南铁泪图》的书，意思是“铁人也会流泪”。那本书很特别，其实是一本“善书”（流传于中国民间以劝人为善为宗旨的书籍），作者是余治，讲的是太平天国的故事。我后来在美国国会图书馆也找到了余治的文集、他的年谱，和很多关于他的资料。我把这些资料翻译成英文时，发现余治一方面是传统中国文人思想，一方面又相信报应说。传统说法是，中国文人不太参与宗教，但我认为余治肯定是信仰宗教的，虽然是民间宗教。他说太平天国是很多人做坏事情的后果，宗教的意味非常浓。很多研究余治的人都说他是地地道道的中国文人和地方精英，但都没有意识到他的宗教角色。而太平天国是一种宗教，在清朝统治者看来是邪教。

民间视角叙述太平天国的很少

东方早报：在《浩劫之后》里，大人物不见了。可是在太平天国中，怎么能没有曾国藩、洪秀全呢？

梅尔清：看洪秀全去看史景迁的书，看曾国藩就去看普拉特的书吧。我觉得有他们两位写太平天国大人物，我就写别的吧。我对我的博士生导师说，我对太平天国感兴趣，我要写这样一本书。他的反应是，那么多人写太平天国，他们已经写完了，还是换个题目吧。他的意思是，近代中国史里，难道没有比太平天国更丰富的历史学吗？可是我觉得，还是会有新的。后来我也觉得很奇怪，写太平天国的学者怎么一般都不太注意民间史和日常生活史，相关参考的著作非常少。

东方早报：你和普拉特一样，都把太平天国看成一场内战，你的理由是什么？

梅尔清：我认为这就是一场内战。内战是比较客观的词汇，没有意识形态的味道。太平天国符合所有内战的定义，本来是一个国家，一个政权与原政权打仗。西方人研究太平天国一直很强调，太平天国是不是基督教，是不是革命。如果要回答这个问题，所有研究必然都从结论开始，很难想到新的问题。所以我要把这两个结论放下，找一个客观定义开始去做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很多历史事件都是从政治、大事件的角度看，我在书里稍微提到，如果从民间的角度来看，我们是否会有新的结论呢？

我跟普拉特很熟，我们都写了关于太平天国的书，但我们俩的研究很不同。普拉特以人物为主，写洪仁玕和曾国藩，写太平天国与全球化的关系。普拉特认为，英国决定支持清朝，跟美国内战爆发有关系，跟英国在中国和美国的市场有关。他找到历史性的根据，他扎到英国议会里讨论对太平天国和美国内战的反应，他发现了两者之间的关系。但我写的是小人物，写民间、地域性的太平天国。

美国内战史热影响太平天国研究

东方早报：在《浩劫之后》中，有很多内容是关于中国民间如何纪念太平天国期间死难者的，你怎么会想到从这个角度来思考民间对太平天国的反应？

梅尔清：这也是巧合，与“9·11”有关。“9·11”时，我在华盛顿，我丈夫的父亲在纽约，这两个城市恰恰是受“9·11”影响最大的地方。“9·11”之后，民间有很多纪念遇难者的活动，很简单很个人化。到了布什总统那里，这些人就变成国家英雄。你会看到，对同样一个死难者，政治纪念和民间纪念是两回事情。那个时候，我也正好在看扬州地方志，看到“忠义”的那部分，那里写到这些死难者的社会地位，他们是哪里人，怎么死的，怎么为清朝牺牲的。可是这些忠义之士，真的是为了保清吗？他们的死又如何影响了其他人？这也就是我书里写的内容。可以说，当我在看这些忠义故事的时候，正好处于“9·11”这个社会环境。

东方早报：你和普拉特都从内战的角度重新看待太平天国，这是否跟整个美国学界的研究方法有关？

梅尔清：这些年，美国的中国史研究很关注太平天国。2008年，我在主编《清史研究》时，收到三篇关于1860年代中国的论文，都涉及到太平天国。我就找普拉特写了个前言，以特刊的形式一起发表了这些文章。所以不只我们俩在写太平天国，很多美国学者都在关注太平天国，一方面是巧合，另一方面与学术环境有关。现在美国学术界，很多学者从内战角度看各种各样的历史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