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有感于《郑永年：贫困国情与改革再出发》，有感于李克强总理的“地摊经济论”与“6亿人口月收入也就1000元左右”，感到无比愤怒，悲伤，震惊与屈辱。“私有化改革与买办式开放”的汉奸卖国党们，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骗子们，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们，你们给我听着：你们的死期为期不远！血债必须血偿！！！人民万岁！！！毛主席万岁！！！英雄的人民万岁！！！

郑永年：贫困国情与改革再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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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贫困地区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567元，月均收入大概为966元，低于“月收入1000元”。

中国总理李克强在5月28日举行的“两会”记者会上说：“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我们人均年可支配收入是3万元（人民币，下同，约5900新元），但是有6亿中低收入及以下人群，他们平均每个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左右，1000元在一个中等城市可能租房都困难，现在又碰到疫情。疫情过后，民生为要。”

这一数据引起各界的热烈讨论，因为它简单明了地揭示了中国这个已经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人均国民所得达到1万美元经济体的另一面。

李克强总理这里所说的可支配收入，指的是扣掉个人所得税、私人转移支付和各种社会保险费之后的收入，并且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即包括劳动人口、老人、儿童等无收入人口在内的所有家庭人口。李克强总理的数据既有统计的支撑，也有抽样调查数据的支撑。

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所公布的数字，2019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30733元。同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42359元，月均大概是3500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16021元，月均大概是1300元。因此，农村居民的月均收入状况，本身就已经接近“月入1000元”。贫困地区农民的收入更低。2019年贫困地区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567元，月均收入大概为966元，低于“月收入1000元”。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课题组，在2019年分层线性随机抽取了7万个代表性样本所作调查显示，中国有39.1%的人口月收入低于1000元，换算成人口数为5.47亿人；而月收入在1000—1090元的人口为5250万人，月收入1090元以下的总人口为6亿人，占全国人口比重为42.85%。这与李克强所说月收入约1000元以下的人口规模达到6亿人吻合。

北师大的调查报告也显示，在这6亿人中，有546万人收入为零，有2.2亿人月收入在500元以下，有4.2亿人月收入低于800元，有5.5亿人月收入低于1000元，有6亿人月收入低于1090元。若以1090—2000元作为中低收入者的标准，则该群体人口达到3.64亿。也就是说，中国月收入低于2000元的人数达到9.64亿。

调查发现，这6亿人中，来自农村的比率高达75.6%，分布在中部和西部的比重为36.2%和34.8%；平均受教育年限为9.05年，处于刚刚完成义务教育的阶段，其中小学及以下的比重为43.7%，文盲的比率占9.6%；非劳动力占比最高为37.1%，自我雇佣者占比达到很高的18.0%，而工资就业者占比仅为37.4%，明显低于其他收入群体。

概括地说，这6亿人的典型特征是，绝大部分都在农村，主要分布在中西部地区，家庭人口规模庞大，老人和小孩的人口负担重，是小学和文盲教育程度的比例相当高，大部分是自雇就业、家庭就业或失业，或干脆退出了劳动力市场。

调查发现，这6亿人中，来自农村的比率高达75.6%。

无论是统计数据还是北师大的抽样调查，结果其实都是人们可以观察到的现象，也和人们的常识相一致。近来“地摊经济”发达起来，就说明了一个很大的问题。疫情对社会底层的打击，仅仅是地摊经济复苏的其中一个原因。地摊经济并非人们所嘲讽的那样，也不是人们天生爱好摆地摊，而是为实际生活所迫。

中国中产阶层仍薄弱

改革开放以来，尽管中国促成了8亿多人口脱离贫困，为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但人们必须意识到，这里所说的贫困仅仅是绝对意义上的贫困。脱离了绝对贫困状态并不是说没有贫困了，很多人不仅仍然长期处于相对贫困状态，而且会返回绝对贫困状态。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政府把精准扶贫置于头等政策议程。

中国的这一国情实际上不难观察到。不用和发达的欧美国家作比较，仅仅和东亚经济体比较一下，就很容易看出来。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韩国、新加坡、中国的香港和台湾），在经济起飞之后的20多年时间里，不仅实现了高速经济增长，而且造就了一个庞大的中产阶层，使得中产阶层达到60%至70%。中国则不同，尽管也实现了高速增长，但在改革开放40多年之后，中产阶层还是不到30%。

为什么这么多人会对这一基本国情感到吃惊呢？至少有如下几个原因。

在社会层面，现在的中国是典型的商业社会，优胜劣汰，赚贫爱富。尽管衡量一个国家是否伟大，要看这个国家有多少人脱离了贫穷，而不是看这个国家培养了多少富人，但社会的关切点仍然在富人。

在知识层面，学者多为资本经济学家或资本社会科学家，为财富说话。尽管经济学家为财富说话是普世现象，但从来没有像中国的经济学家那样围绕财富转。前总理温家宝曾经抱怨中国没有穷人经济学家。然而，这是基本事实，为穷人说话无利可图。同时，尽管中国有8亿人口脱离贫困，但没有经济学家或社会科学家能够把此现象说清楚。

在政治层面，最近这些年的民族主义，和改革开放之后的民族主义具有了不同的性质。中国因为落后而改革开放，通过向发达国家学习而追求富强。进入新世纪以来，民族主义开始转变为基于对国家崛起的自豪感之上，这种情绪在年轻一代中更为强烈。尽管这种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是自发的，但走过头了就造成一个不好的后果，只能说国家“好”的一面，而不能说“坏”的一面，只能显富，不能说穷。“基尼系数”“收入差异”和“社会分化”等经常成为敏感的概念。很多学者也迎合这股“民意”，过度吹嘘国家的成就，而不谈甚至掩盖国家所存在的问题。

实际上，显富摆富也造成国际社会对中国的错误认知。因为民族主义随着财富的增长而高涨，西方强硬派便把此作为“中国威胁论”的依据。

脱离了绝对贫困状态并不是说没有贫困了，很多人不仅仍然长期处于相对贫困状态，而且会返回绝对贫困状态。

中国这一国情的长期存在，可以从中国经济增长方式来理解。和东亚经济体比较，中国的经济增长有几个显著的特点。

第一，不公平增长。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增长显现出公平增长，这些经济体所取得的公平性，是世界经济史上少有的。这也是这些社会中产阶层比较庞大的原因。不同经济体通过不同的方法培养了中产阶层，例如日本的终身雇佣制和收入倍增计划、中国台湾和香港发达的中小型企业、新加坡的公共住房政策等。这些经济体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后，才开始出现比较严峻的收入差异现象。

中国则不然。早期农村改革和城市改革，呈现公平增长。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经济增速，但收入差异越来越大。这是世界普遍现象，中国也不例外。这一波全球化创造了巨量的财富，但财富的大部分落到了少数人手中。在西方，中产社会演变成富豪社会。中国尽管没有产生西方那样的富豪社会，但情况也异常严峻。

第二，无论是中产阶层的地位，还是脱离贫困的人口，社会制度的基础都不足。在任何社会，社会制度基础建立在医疗（公共卫生）、教育和公共住房等社会公共品的供给上。中国在这些社会公共品领域，不仅没有足够的制度建设，反而遭到破坏。1990年代末开始医疗领域的产业化和商业化；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开始教育产业化；世界金融危机后，开始房地产产业化。结果，形成了人们所说的新“三座大山”。如果中产的标准主要体现在经济上，保障中产地位的便是这些社会公共品。再者，如果没有这些社会公共品，穷人脱贫永远没有制度保障。

第三，技术创造动能足，但实际能力不足。科学和技术创新基本上是一个中产阶层现象，因为一方面，在满足了基本生活所需后，人们才有精力去充实创新；另一方面，创新具有风险，中产阶层以上的群体才能负担创新的风险。中国的“创新”基本上还停留在管理经营模式，或者技术应用方面的创新，原创技术创新少之又少。

中国须追求公平增长

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可说是一部悲壮的脱离贫困、追求富强的历史。其实，这也是近代以来的历史主题。中国最终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因为人们相信较之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能更有效地达成多数人的富裕。有鉴于改革开放之前“贫穷社会主义”的局面，邓小平提出了“致富光荣”“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走集体致富的道路”。邓小平已经确立日后中国改革开放的两个主题——发展和公平。

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不可避免地会造成贫富分化。在新千禧年的头十年，中国经济因为此前的市场化导向的改革，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等因素而实现了高速增长，但社会的分化及后果也不断显现出来。中国政府开始转向社会建设。中共十六大就提出了“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观”的理念。尽管经济增长是硬道理，但人们必须问“什么样的增长”。不是所有形式的增长都有利于社会，中国要追求的是公平的增长。

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政府把社会公平的问题提到了最高议事日程上。在过去很多年里，政府动员和投入大量人财物力，大力推进精准扶贫，促成每年1000万人口脱离贫困。

中国的领导层对中国的国情是高度清醒的，历届领导人都坚持两个基本判断，即在内部，中国会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外部，中国会长期属于“发展中国家”。

在世界范围内，今天社会底层所面临的严峻局势，怎么也不会高估。疫情对社会各个阶层都造成了冲击，但受冲击最大的还是社会底层。美国种族问题引发的全国暴力，尽管表面上是种族问题，但本质上是阶层或阶级的问题。黑人如果不能改变其阶层或阶级上的位置，种族问题还是会不断爆发。

中国必须引以为戒。正如前面所讨论的，中国社会的底层依然庞大，社会依然脆弱，经不起危机折腾；而本来就不很大的中产阶层，又缺失足够的制度基础。

中共十九大前后通过制度改革，巩固了执政党的领导地位，现在再次转向改革开放。中共中央、国务院5月11日颁发了《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此前4月19日已经颁发《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这些都是深化市场化改革的信号，是继十八届三中全会制定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之后的纲领性改革文件。

在法律层面，全国人大刚刚通过了人们期待已久的《民法典》，这是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建设法治国家之后最重要的法律成果。在开放方面，继早先的一系列开放政策之后，“两会”期间通过了《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并且开始了《海南自由贸易港法》立法相关工作。这些比开放政策又进了一大步，即要用法律的形式来保障开放政策，使得国家的开放性不以政治意志为转移。

在当代，无论是西方的经验还是亚洲经济体的经验都表明，在社会的中产阶层没有达到60%至70%之前，社会稳定就没有坚实的经济基础，即古人所说的“有恒产者有恒心”。不过，即使在达到60%至70%之后，改革仍然不能止步。美国（和西方）今天所面临的民粹主义崛起，就是中产阶层不断缩小的问题。

外部的强大也取决于一个强大的内部中产阶层。所有发达国家的强大，在于其中产阶层的庞大，因为中产阶层是消费社会的代名词。

如果邓小平还活着，他肯定会谦虚地说，中国还没有解决好“发展”和“公平”这两个主要问题，即既没有解决好做大蛋糕的问题，也没有解决好分配蛋糕的问题。

现在，改革已经再出发，但离一个富裕公平社会的路途依然遥远。基于贫穷人口依然占多数这一国情，人们只能诉诸行动，而没有任何骄傲懈怠的空间。 

本文作者：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郑永年。

文章原载于《联合早报》2020年6月9日，经作者授权发布。

摘录：《郭传志：“改革开放”下中国经济的嬗变》

“私有化改革与买办式开放”的汉奸卖国党们，中外的经济学家的骗子们，都是阶级斗争的能手。他们从来不讲帝国主义的侵略性，从来不讲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总体)的软弱性，从来不讲私有制是人类社会各种罪恶的根源，从来不讲官僚买办阶级怎样成为帝国主义的代理人，从来不讲一个国家行业标杆企业的丧失实际上意味着国家经济主权的丧失，从来不讲经济主权的丧失实质上意味着中国人民的重新跪下。

他们极力鼓吹市场化、全球化，把无原则市场化当作金科玉律;把背叛式“招商引资”当作真理来奉行，学术上的反动与买办化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他们故意把西方庸俗的经济学搞得繁杂、深奥，难以理解;把简单的经济学原理搞得神秘玄乎;把一眼就能看得明白的金融道理搞得颠三倒四，还故意用GDP理论欺上瞒下，直至蒙骗全国人民，误导党中央和全国人大。当国家领导人从GDP理论的迷梦中惊醒，中国的产业和市场已经大部被“外资”占领，经济主权丧失殆尽，给中国人民带来了难以挽回的巨大的损失。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造富运动，无论从人数上，还从财富总量，均令西方瞠目，完成了资本主义国家一两百年的历程。它的背景是30多年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这又分为三大波次：

第一波是1980年代，当时暴发户主要是“倒爷”，靠特权批出内部低价商品，转手到市场高价卖出，小到肥皂，中到电视，大到钢铁汽车。其巅峰是1989年牟其中从俄罗斯倒来一架图154飞机。那时资产上亿的就是大富豪了。

第二波是1990年代，主要靠四种模式:1，民营制造业，比如广东顺德的美的、科龙、格兰仕等，始创是乡镇企业，后转为私企了；2，海南房地产泡沫使著名的“私奔帝”投资家王功权们淘得第一桶金; 3，股市坐庄暴富。1990年A股开启后，坐庄操纵盛行，大批亿万富豪涌现，以德隆系的唐氏兄弟最著名，在21世纪初股市低迷中，大多数被打回原形，唐氏兄弟也破产入狱；4，走私发财的，厦门远华赖昌星做到极致，规模上百亿，将大批高官拖下水，最后逃到加拿大也难躲牢狱之灾。那时，10亿元资产者算是大佬了。有极少数近百亿级的，都是昙花一现，被大浪拍在了岸上。

第三波造富巨浪是2000年至今。中国百亿级的富豪比比皆是，甚至千亿级的不乏其人，最令全球瞠目。而这些人的爆发，来自于三个历史性的机遇。

一、“世界工厂”。国际资本与中国廉价劳动力结合，西方市场向中国打开，很多民营制造业老板抓住这个机遇，由此身价十倍增长，成为亿万富豪。

二、房地产市场化和矿产私有化。地方政府和房地产商创造了一种敛财模式，把原本属于全民的土地，以招拍挂制度将价格推到了中国普通居民承受力的极限，这个超级泡沫背后的财富再分配造就了一个人类空前的富豪集群。如今中国亿万富豪中近一半是房产商，身价最高的如王健林如今已经超过1000亿元。

三、人民币升值引发国际热钱投机中国，助推了2007年的超级A股大泡沫顶峰、2011年创业板造富顶峰、2013年楼市顶峰……为造富神话推波助澜。

世事阴阳转化，所谓福兮祸伏，疯狂造富的另一面是涸泽而渔，危机潜伏。世界工厂以中国有限的资源为全球生产，透支国民青春健康，造成雾霾污水的环境灾难。同时冲击各国就业引发反击，如今已内外交困;巨大楼市泡沫吞噬国人财富积累，更透支未来一二十年预期收入，国人已经再也抬不动这顶高高在上的权贵既得利益的轿子;以前美元贬值热钱涌入曾对中国造富锦上添花，而今美元复兴热钱外流，难免对中国落井下石。

随着“世界工厂、楼市和人民币升值”三大泡沫幻灭，中国再也支撑不起五大高消耗的平衡:昂贵政府、世界工厂、送礼外交、高成本金融，以及国人追求的美国式高消耗生活方式。中国势必要向下寻找低物质消耗的平衡，这个过程将是痛苦的，它的表现方式是经济金融危机。本人早在2010年10月就已经预警这种趋势在所难免。

中国的多数富人仍沉醉在财富神话中，贪婪而傲慢，很少人意识到未来危机的严峻性，他们虽在中国国内是逞威的狼，然而现正面临全球虎豹的围猎。即便有所警觉，也大多数缺乏应对突围的能力。

未来3年内80%的中国富人将返贫，首当其冲的是矿产、房地产和钢铁等重污染领域。本质而言，是他们精神太过贫乏，物质太过嚣张，当社会游戏规则改变时，他们缺乏足够智慧改变自己，因而守不住财富积累。一如当年的牟其中和唐万新们。

这其实已经不是预警，很多矿产商已经崩溃，如海南7000万嫁女的邢利斌已锒铛入狱;上海钢贸商圈数万富人已经破产;太阳能商们也已穷途末路……然而，这才是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