助理研究员 曹以稚/编译

知远战略与防务研究所

【知远导读】本文摘译自詹姆士顿基金会中国摘要（China Brief）发布于2020年5月15日的文章：Chinese Private Security Contractors: New Trends and Future Prospects。作者为詹姆士敦基金会（Jamestown Foundation）研究员Sergey Sukhankin博士。文章认为，伴随着中国对海外安保需求的不断增长，中国私人安保行业将会逐步发展并发挥其关键作用。但在此之前，中国私人安保行业亟待解决自身一应弱点并创立一套匹配自身需求的发展模式来提高行业的职业化与专业能力，并使之可与西方国家从业者相竞争。本文的目的旨在提出作者本人对中国私人安保行业发展的一些见解。

除了在吉布提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PLAN）保障基地外，中华人民共和国（PRC）还提出了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准备在印度洋和非洲建立未来“战略重点”海军基地，并追求在这一目标上取得不同程度的成功。建立这些基地背后的主要考量之一是为在海外的中国工人和企业提供安全保障。截至2016年底，超过30000家中国企业在境外投资（总投资1.2万亿美元），近100万中国公民在海外工作。这些工人中的许多人要么沿着一带一路倡议（BRI）的路线就职，或者即将就职，而这些路线穿越了世界上一些最不稳定，最危险的地区（例如巴基斯坦、阿富汗）。中国通过促进包括上海中亚合作组织发挥更大积极作用在内的多种手段来改善“一带一路”倡议相关国家的地区安全。除此之外，中国还自2006年起发起了“北京香山论坛”，该论坛被推广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安全组成部分”，并被视为旨在加强与“一带一路”倡议相关国家的军事技术合作的合作框架。但是，传统的安全保证手段与中国不断增长的海外存在新现实和新需求不能很好地相对应。在这种不断发展的环境中，其他工具（包括不断发展的中国私人安保行业）正在发挥关键作用。

转型中的中国私人安保行业

中国私人安保公司（private security companies，PSCs）的发展与在海外的中国公民伤亡事件有关。中国的私人安保公司在1990年代首次出现，在2004年之后其角色变得愈发重要起来。2004年，塔利班在阿富汗杀死了11名中国建筑工人。在东帝汶、乍得、黎巴嫩、所罗门群岛、汤加、泰国、海地以及后来的利比亚和埃及发生了一系列类似事件之后，中国保护海外侨胞的必要性变得更加凸显及紧迫。一系列涉及中国公民的安全事件导致了中国私人安保行业的迅速崛起。2009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通过并发布了《保安服务管理条例》。这一举措是中国为建立私人保安业的监管框架而进行的首次尝试，并在事实上使得中国私人安保公司合法化。该法规承认了私人安保公司的两种主要类型：一是保安服务公司，另一个类型则是从事武装守护押运服务的保安服务公司。该法规为在中国境内运营的私人安保公司提供了基本的法律框架，但并没有过多涉及海外活动的章程。

截止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正式宣布时，中国已累计注册了4000个雇用人员超过430万的实体公司。这一年也标志着Erik Prince通过在香港注册成立的先丰服务集团（FSG）开始涉足中国的私人安保行业。公司成立后不久，Erik Prince明确表示，先丰服务集团将致力于为从事“一带一路”倡议沿途项目的中国企业和政府人员提供后勤援助和安全培训。2014-2016年期间，在伊拉克和南苏丹发生的一系列突发事件以及中国的撤侨行动令两家中国私人安保公司进入了人们的视野：伟之杰安保公司和北京德威保安服务有限公司。大规模的行动导致中国国家领导人于2016年发表声明，表示必须为在危险地区开展业务的中国公司提供所有必要的保护。到2016年，中国在国外工作的私人安保公司总数上升至20个并在海外部署了3200名专业安全人员。但是，与西方同行相比，中国私人安保公司所占的国际市场份额仍然很小。

2019年的新发展

2019年标志着中国私人安保公司行业内的几项重要变革，其中专业化程度不断提高的趋势尤其值得注意。2019年初，先丰服务集团在其官网宣布将在新疆地区建立一个培训基地，并承诺会投资60万美元来建立一个年培训量达8000人次的中心。而几天之后，先丰服务集团将这一报道从该公司的网站上删除。在被问及有关此事详情时，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拒绝对此事进行置评。当年，有关私人安保公司发展前景的问题也逐渐进入了中国国内讨论议题中。中信资本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懿宸在2019年3月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做了对中国私人安保行业的评论发言，包括了以下几个要点：

1、中国需要大幅度增加其海外使馆安全和关键基础设施项目的预算支出，包括为中国私人安全力量提供更多资金来使其能力提升至与西方同行同等的水平；

2、应加强政府部门与私人安保公司之间的协调能力；

3、应该建立一个专注于海外安全项目的国家基金；

4、依托中国自行研发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中国的私人安保公司将无需再依靠西方技术也可在海外市场获取大量的安全信息。

中国的私人安保公司及其客户

在研究有关中国私人安保公司的中国问题学者中，对于中国私人安保行业的观点（无论是其专业水平还是与国家的联系程度）都各不相同。亚历山德罗·阿杜诺（Alessandro Arduino）认为，中国的私人安保公司既不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延伸，也不是隶属于中国共产党的武装部门（armed wing），在其看来中国的私人安保公司仅仅是不发达的民营企业。莫斯科高级经济学院（HSE）亚洲研究学院院长阿列克谢·马斯洛夫（Alexey Maslov）认为，中国的私人安保公司不是很有效也不是很专业，而且没有任何具体的证据表明这些公司在某种程度上与中国国家有关。而另一位来自俄罗斯的不具名消息人士认为，中国的私人安保公司几乎不能算作是市场参与者，其创始人通常是曾经有过军队或武警服役经历的人，公司通常由国家机构所控制，其客户群通常都是大型的国有企业。德国的墨卡托中国研究所（Mercator Institute for China Studies）得出了类似的结论，认为中国的私人安保公司透过公安部（MPS）的监管完全处于中国国家的控制之下。报告的作者个人认为，根据现有的参考资料、中国著名人物的言论以及中国的政治传统来看，中国的私人安保公司不太可能会独立于国家运作。

中国私人安保公司的弱点与挑战

尽管中国企业对海外安全的需求正在快速增长且整个行业的发展趋势向好，但中国的私人安保公司仍面临着诸多挑战，其中以下三个问题尤为突出。

首先是缺乏法律框架。尽管中国的私人安保公司在中国境内具有清晰明确的法律地位，但其缺乏针对在国际上运营的明确指南。这一问题还反映在1996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枪支管理法》上，该法律只允许解放军、警察和民兵拥有武器。此外，根据中国的刑事法规，即使在国外拥有武器，即使是根据外国法律持枪合法，也可能因非法持有枪支等面临最高7年的监禁。正如在伊拉克某油田工作的一名保安所指出的那样，在国外工作的中国私人安保公司无法有效保护自己和客户，只能向当地警察报告潜在威胁。因此，在国外进行活动的许多中国企业更偏向于雇用来自西方国家的私人安保力量。

第二，私人安保力量在培训和资格方面存在缺陷。正如曾在特种部队服役过的老兵田步超（音译）所说“就培训和专业知识而言，中国私人安保公司的水平远远落后于西方同行，后者拥有涵盖后勤保障、武器、高科技甚至医疗的后方支持，而中国80%的安全人员仅仅只接受过基础教育，遑论安保方面的专业知识和能力。”他还指出，中国派往海外的安保人员大多缺乏外语能力，也不愿学习必需的新技能。另一个严重的问题是普遍的行业低薪。上述问题极大影响了私人安保公司安保职位的风评以及人们参与该行业的期望度。

第三个问题颇为复杂，有关于中国在国外的私人安保活动以及携带致命武器的正确权利带来的复杂状况，这很可能加重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的负面看法。具体而言，2010年在赞比亚和2012年在南苏丹发生的涉及中国私人安保公司的事件就曾经引起轩然大波。此外，中国试图部署本国的私人安保力量来保护中巴经济走廊（CPEC）沿线经济利益的构想，由于巴基斯坦政府不希望该地区存在外国安全公司而无法实施。

结论：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尽管未来中国的私人安保行业面临着挑战，但中国仍将采取进一步措施来支持该行业，其中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中国企业在全球范围内业务的不断增长保证了这一行业的刚需。鉴于中国的形象和野心，驻扎海外的中国企业不能永久性地依赖外国私人安保公司，本土私人安保力量亟待出现代替前者。其次，截止到2018年，中国拥有大约5700万的退伍军人，私人安保公司可能会成为其中一些退伍军人再就业的渠道。

中国人正在分析他们的国外经验并评估市场上不同的可参考模型。西方模式的前提是完全合法化；使用武力作为极端手段；提高对国内和国际审查的透明度和开放性以及独立于国家的运作状态。但是，此模型假定的高透明度和私有制等元素可能不太会受到中国政府的欢迎。相比之下，俄罗斯模式是建立在对国家几乎完全依赖的基础上的。包括非法身份；近乎于零的行为责任以及国家和这些实体的赞助商可以享有的合理的可否认性。但是，这种模式会给国际宣传带来负面的风险，且要求从业人员有丰富的战斗经验。在这一点上，中国私人安保从业人员无法与俄罗斯私人安保从业人员对比。

中国模式很有可能与上述的两种模式都不相同。合法的实体可能仍将受到国家的严格控制，这将使中国政府能够利用私人安保公司在战略重要地区促进北京的地缘政治和经济利益。随着中国的经济影响力继续向海外扩展，中国私人保安业的春天很可能会随之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