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法意读书

法意导言

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佩里·安德森近期集中关注国际体系的变化，从“国内”、“国际”与“跨国”三个层面,梳理了“霸权”/“领导权”一词含义的历史演变，并对历史上关于“霸权”/“领导权”的主要论述作出回应。基于其阐发的“霸权”/“领导权”原理,安德森否定了一些学者提出的美国通过“大国协调”机制来维护其新自由主义霸权的可能性，因为美国恰恰是形成这一机制的最大障碍。他进一步指出，无论是在美国还是欧洲，新自由主义秩序都正在经受民粹主义力量的冲击，但由于欧美的民粹主义力量对各社会集团缺少一种更为细致和具体的政治经济学与政治社会学分析，所以无法提供一种真正具有替代性的新政治秩序，这就凸显了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政治经济分析方法的重要性。这些洞见对于中国学者理解正在深刻演变的国际秩序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本文发表于《国外理论动态 》2019年第12期。作者为经略研究院研究员，感谢作者授权推送。

当代国际体系正处于深刻的演变过程之中。在全球各地都有许多人以焦虑的目光注视着国际舞台的风云变幻。三个问题成为讨论的焦点：美国霸权将迎来什么样的命运?一种大国之间的协调体系是否可能?在诸多国家发生的针对新自由主义的反抗是否具有创造新秩序的可能性?

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对这些问题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安德森长期从事历史社会学与思想史研究,其著作《绝对主义国家的谱系》一直以来被广泛承认为历史社会学领域的学术经典。近年,安德森将研究的重点转向了国际体系,出版了《新的旧世界》(The New Old World,2009)、《美国外交政策及其智囊》(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nd Its Thinkers,2014)、《原霸:霸权的逆变》(The H-Word: The Peripeteia of Hegemony,2017) 这三部重磅作品,并长期坚持在《伦敦书评》(London Review of Books)上撰写国际观察。2016年10月,他曾经访问北京大学,其演讲和相关访谈也集结为《大国协调及其反抗者》一书于2018年出版。在这些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国际秩序的总体判断：美国霸权正在衰落之中，然而在主要大国之间很难建立一种新的“大国协调”机制，以填补权力真空；新自由主义仍在全球范围内居于强势，针对新自由主义压迫的反抗力量总体上仍居于弱势地位，但欧洲目前是新自由主义世界体系的薄弱环节。

不过,安德森提供的远不仅是判断。所有这些看法都有着深入的历史研究和当代研究作为支撑。长期以来,他一直深入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的压迫性结构,并思考不同类型的反抗运动突破这一结构的薄弱环节的可能性。近年来,他的思考延续了其一贯的理论原理和风格,不仅在空间上覆盖更多的国家与传统,在原理上,也深化了安东尼·葛兰西(Antonio Gramsci)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于“霸权”的思考。为了更为立体地呈现安德森的思考,本文将从安德森对于“霸权”的原理性思考开始,进而探讨其对原理的运用。

一、“霸权”/“领导权”思想的源流

与欧美国际关系学界的主流学者相比,长期从事思想史研究的安德森对于学者们所使用的概念工具本身具有更加深刻的反思意识。在《原霸:霸权的逆变》一书中,安德森聚焦于“霸权”/“领导权”(hegemony)一词,探讨来自不同时代和不同政治共同体的作者如何出于不同的目的在使用该词。正如其指出的那样:“从一开始,在该概念的各种潜在含义之间便存在着张力。联盟中的领导地位是政治上的,还是军事上的?被领导的是臣民,还是盟友?其关系是自愿的,还是被迫的?‘霸权’随后披上的每一件外衣都笼罩着这样的模棱两可性,尽管其使用者常常——并非总是——试图将其消除。”基于对这些问题的探讨,安德森描绘出一个丰富多彩的理论光谱。对于今天在写作中使用到“hegemony”一词的各国学者而言,该书不仅提供了有史以来最全的关于“hegemony”的理论类型总结,更包含了安德森对于这些不同理论的回应。

安德森将“hegemony”的源头追溯到希罗多德在其《历史》中使用的“hēgemonia”这个抽象名词,后者用来指代为了某个共同军事目标而结成的城邦国家联盟的领导权。希罗多德将斯巴达视为反对波斯的联盟中的“hēgemonia”的承担者。因此,“hēgemonia”在诞生之时指称的是一种“邦际”或“国家间”(inter-state)的权力关系。这一词语与古希腊语中的“帝国”(arche)概念经常能够互换——安德森强调这一点,因为后续有许多理论家致力于对“霸权”与“帝国”进行语义上的区分。

“hēgemonia”这一词语在古希腊之后长期处于休眠状态,直至19世纪中叶才在德意志地区首度出现于非古籍的语境中。当时,醉心于古代希腊史的德意志历史学家们将普鲁士王国视为德意志联盟之中“hēgemonia”的承担者,期待普鲁士领导联盟完成德意志统一大业。这一用法与古希腊的用法大体上保持一致,都是在“国家间”这一层面展开。但在19、20世纪之交沙俄革命运动内部的辩论之中,俄国的革命思想者们用“gegemonia”来界定国家之内的政治关系,用其来指称俄国工人阶级在反对沙皇的斗争中对所有受压迫阶级所实施的领导权。由于软弱的俄国资产阶级无力领导完成反对沙皇绝对主义的革命,工人阶级承担起反对沙皇绝对主义的阶级联盟的领导地位,推动着一场从本质上属于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从古希腊到19世纪的德意志再到世纪之交的俄国,无论是在国家间还是国内层面,“霸权”或“领导权”都基于某种联盟关系,领导者通过共同的事业来凝聚联盟成员,并获取他们对于领导地位的同意。

但西欧不同于俄国,历史上并不是工人阶级领导各阶级推翻绝对主义统治,强大的资产阶级领导了反对绝对主义的革命,并在革命成功后对工人阶级和其他阶级实施统治。针对这样的历史语境,葛兰西的《狱中札记》极大地丰富了“霸权”/“领导权”的理论传统。与俄国革命者的用法类似,葛兰西的用法也侧重于国内政治关系,但所指的并不是工人阶级在一个共同事业中对其他同盟阶级的领导,而是任何社会阶级的稳定统治——这种统治结合了强制(coercion)和同意(consent或者persuasion),使得被统治者臣服于对自己不利的某种秩序。葛兰西使用这一术语来分析加富尔领导的皮埃蒙特温和党(Moderati per il Piemonte)在19世纪的意大利统一进程中所发挥的领导作用以及这一政治集团的后继者对意大利所实施的统治。与俄国的用法不同的是,葛兰西强调了“霸权”/“领导权”的“强制”的维度;但为了理解工人阶级革命的任务,他重点分析了资本集团如何对大众进行意识形态控制,使后者从形式上“自愿”地接受前者的统治。而这意味着,革命者必须在掌权之前就与这种意识形态控制作斗争,赢得大众的支持;在掌权之后,同样需要实施对于大众的“领导权”。

但安德森指出,葛兰西对于“霸权”的用法经常表现出不稳定。在讨论意大利国内的阶级关系时,葛兰西经常不经意地抹去了其强制的维度,而聚焦于其同意的维度。安德森在1976年发表的《安东尼·葛兰西的二律背反》(“The Antinomies of Antonio Gramsci”)一文中对这种不稳定性做过初步剖析,该文后来修订成书,在2017年出版。在葛兰西之后,德国法学家海因里希·特里佩尔(Heinrich Triepel)在1938年出版的《霸权:论领导型国家》(Die Hegemonie: Ein Buch von führenden Staaten)一书中也表现出了类似的不稳定迹象。在特里佩尔看来,霸权即“一种格外强大的影响力”;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介于“支配”(Herrschaft)与“影响”(Einfluss)之间的一种权力,它同时在国家间和国内政治关系中存在。特里佩尔写作此书,意在为“霸权”概念洗刷掉动用强制的嫌疑,从而为德国的扩张进行正当性论证。但在讨论德国历史的时候,特里佩尔又不得不承认霸权与支配之间的界限有时的确是模糊的,从而将强制引回到其霸权概念的用法之中。安德森指出,特里佩尔主要讨论的是国家之间的关系,而在这个层面,“强制”与“同意”的结合实现起来就要困难得多。而在真实的历史过程中,从普法战争到《凡尔赛和约》,欧洲各国不断使用一个以“强制”为核心的“霸权”概念来讨论德国所带来的威胁。在一战打败德国之后,协约国无意将业已带上强烈“强制”意涵的“霸权”用到自己头上,尽管有人论证,英美行使了一种主要基于“同意”而非“强制”的“霸权”。

接下来的讨论主题是二战之后“霸权”/“领导权”概念的发展。安德森探讨了路德维希·德约(Ludwig Dehio)与鲁道夫·施塔德尔曼(Rudolf Stadelmann)对于欧洲均势与霸权关系的辩论,两位理论家对于海上强权和陆上强权中何者可以被称为霸权有着不同的看法,但最终都呼吁美国与欧洲联手遏制苏联共产主义。汉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与雷蒙·阿隆(Raymond Aron)这两位重要的国际秩序理论家也站在美国一方,“霸权”一词在其文字中并不占据中心地位,其意义也可以根据具体目标而不断调整。

1973年左右,美国面临的衰落危险使得“霸权”在美国的政治与理论争论中再次成为关键词,而跨国(trans-national)这一层面在“霸权”的讨论中出现。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Keohane)和约瑟夫·奈(Joseph Nye)等新生代理论家倡导摆脱以国家为中心的范式,转而关注各种非政府组织及关系的互动,而这引起了其他理论家的批评。在美国理论界内部进行辩论的时候,葛兰西的思想遗产继续在全世界传播。但意大利共产党急功近利地利用葛兰西的思想来服务于不断变化的各种目标,极大地损耗了这笔思想遗产在意大利本土的活力。反而是英国的左翼知识分子运用葛兰西的理论对本国的社会及政治态势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分析,从而激发了葛兰西思想遗产的活力,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斯图尔特·霍尔(Stuart Hall)与汤姆·奈恩(Tom Nairn)是这些左翼知识分子中的杰出代表。

葛兰西也影响了来自阿根廷的厄尼斯特·拉克劳(Ernesto Laclau)与来自比利时的尚塔尔·墨菲(Chantal Mouffe)。两位作者抛弃了葛兰西关于无产阶级是“根本阶级”的观点,认为当下的目标不应是社会主义,而应该是“激进的民主”,社会主义不过是“激进民主”的一个方面。拉克劳的《论民粹主义理性》(On Populist Reason)设想的是这样的反抗:不同群体的民众通过一系列共同符号以及对某位领袖的共同情感凝聚起来,打出“人民”的旗号,与压迫他们的“精英”对峙。由于无产阶级不再被视为“根本阶级”,反抗者及其对立面的范围都具有了很大的偶然性,取决于政治动员的具体过程。拉克劳与墨菲对“激进民主”和“民粹主义”的推崇已经影响了当代世界的诸多民粹主义运动。比如说,打出“99% vs.1%” 旗号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就是符合两位作者设想的“激进民主”或“民粹主义”的运动。然而,安德森批评说,民粹主义运动最大的缺陷就在于,它无法,也不愿意讲清楚“人民”以及与之对立的“精英”的具体构成,它使用的核心概念必然是模糊的,因为如果一旦太确切地或现实地分析对立阵营的具体构成,就会暴露出“99% vs.1%” 这一夸张的百分比实际上是一种虚构。

印度底层研究(Subaltern Studies)创始人拉纳吉特·古哈(Ranajit Guha)则将葛兰西的理论与对印度的分析结合起来。《无霸权的支配》(Dominance without Hegemony)将“领导权”/“霸权”界定为“说服”份量超过“强制”份量的支配形式。古哈指出,在英国对印度的统治中,“强制”相对于“说服”具有压倒性的地位,因而是一种“无霸权的支配”;但反抗这种权力的民族主义运动同样也处于“霸权赤字”的状态——这反映出古哈对于国大党尖锐的批判态度。安德森积极评价古哈的分析,但同时也指出其低估了印度选举政治对于建构被统治者的“同意”的意义。乔瓦尼·阿瑞吉(Giovanni Arrighi)读过古哈的作品并加以引用。阿瑞吉将霸权的国家间维度和国内维度融合到单一框架之内。和葛兰西一样,阿瑞吉也认为霸权兼具强制和同意。但与同时代人不同的是,阿瑞吉认为霸权获取同意的关键不在于意识形态,而在于提供更高级的组织、生产和消费模式,为国际体系制定游戏规则,消除对该体系的共同威胁,给各国统治集团带来利益。换句话说,霸权需要提供“公共产品”,促使自己领导的这一国际体系释放出比上个国际体系更大的生产力水平,如此,霸权的理念和价值观才有可能获得普遍的支持与顺从。然而,安德森批判道,阿瑞吉将葛兰西的分析运用到国家间层面,没有看到在这个层面,强制始终是更突出的一面。阿瑞吉看到美国在国际上越来越频繁地诉诸武力,于是将这一现象视为美国霸权消退的信号,但纵观美国的霸权史,这其实不过是一种常规操作,并没有特别新奇之处。

而更晚近的加拿大人罗伯特·考克斯(Robert Cox)与来自英国的理查德·索尔(Richard Saull)继续从“跨国”的层面探讨了全球性霸权的构成,并探讨美国霸权的未来走向。但安德森批评说,“跨国”维度的霸权分析往往会导致另两个维度(国内与国家间)的轮廓显得含混不清,就仿佛是“跨国”维度将“国内”与“国家间”都包含在内,使得后两个层面的强制性权力特征变得模糊不清。安德森认为,汪晖的“去政治化的政治”论述同时涉及三个层面的联动,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上述学者的问题。但对汪晖在论述霸权的“跨国”维度的结构时重点突出消费领域,安德森持保留意见,认为更应该关注生产领域。

最后,安德森梳理了美国霸权的辩护者们对霸权的论述。一些美国理论家避免使用“霸权”一词,称美国为居于领导地位的国家;另外一些理论家认为,美国是“友善的”、为“国际社会”所需的霸权,并将“霸权”与“帝国主义”相区分;还有一些理论家从正面定义“帝国”,称美国为“帝国”,同时避免使用“霸权”一词。关于“霸权”的讨论也在欧洲一体化的语境下出现,核心的问题是德国是否可以被界定为欧盟中的霸权力量。这些讨论呈现出“霸权”概念如何从“联邦中基于共识的领导地位”滑向“居于其他势力之上的强制性支配地位”,最后归于“帝国的天然兄弟”,三种界定方式之间存在着强烈的连续性。安德森最后又回到了美国的理论家,引用了现实主义理论家对于美国过度扩张带来的灾难性后果的警示。

东亚的读者有可能对该书第九章中关于中日两国“霸”、“霸道”、“霸权”的思想的探讨表现出浓厚兴趣。安德森认为,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对“强制”与“说服”的区分比西方更早、更敏锐,也更系统。只不过由于古代中国的强大,“王”“霸”之分主要被用于中国内部的政治关系,要等到近代帝国主义入侵之后,才被系统地用于描述国家间的关系。相比之下,日本江户时期天后与幕府之间的二元结构使得日本儒家对于“王”“霸”之分的使用呈现出了比中国更为丰富的形态。明治维新之后,“王道”在日本的最终意识形态样式是跟日本的“亚洲主义”关联在一起的:以领导亚洲各国反抗白人帝国主义的名义,服务于日本在亚洲的扩张。

这一系列述评终结于若干概括性的结论:(1)在经典意义上,“霸权”/“领导权”永远暗示着比纯粹强制更多的某物;(2)“霸权”/“领导权”在“国家间”这一层面通常更强调“强制”而非“同意”;而在国内政治层面,有可能出现其“强制”与“说服”之间的某种平衡,而在跨国层面,“说服”的特征更为突出;(3)迄今为止,霸权在“跨国”层面所呈现的特征仍然是被探讨最少的,“跨国”层面与另外两个层面联系的方式仍存在诸多晦暗不明之处;(4)随着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推进,三个层面之间的联系越发紧密。

二、美国霸权与“大国协调”

安德森对“霸权”语义的溯源式研究与其对美国霸权的探讨相互支持。在《美国外交政策及其智囊》以及若干其他评论中,安德森探讨了美国霸权的兴起与演变过程,尤其探讨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在21世纪,美国霸权是否有可能转化为一种通过“大国协调”机制来实施的霸权?

冷战结束后,美国确立了单极霸权地位。1991年美国经济的衰退将民主党人克林顿送入白宫。克林顿以美国的单极霸权地位为依托,致力于推动全球自由贸易体系的建设,促成了《北美自由贸易协议》的签订,将关贸总协定发展为世界贸易组织(WTO)。安德森指出,这其实是一种新的霸权实践。在冷战“铁幕”落下后的20多年里,美国为了回应社会主义阵营的挑战,并不限制资本主义阵营中其他国家发展经济的方式;1970年代美国在冷战格局中处于守势,当经合组织内部其他国家的经济威胁到美国经济优势的时候,美国有可能会作出反击,但仍然不会要求对方采取美国制定的经济发展方式;但是,冷战之后,美国羽翼丰满,开始向全球输出美国的经济信条,推广新自由主义的贸易与投资规则。与此同时,克林顿政府继续推进北约东扩,将其推进到俄罗斯的家门口。而通过介入南联盟战争,美国霸权在两个方面推进了创新:一是促使联合国安理会将军事行动外包给北约;二是以“人权高于主权”的名义,将对南联盟的空袭宣布为“人道主义干涉”。1999年对伊拉克的空袭增添了“未经宣布的常规战争”这一霸权武器。小布什在克林顿之后当政八年。在9·11事件后,小布什宣称美国有权发动先发制人的战争,进而发动了阿富汗战争与伊拉克战争。小布什看起来比其前任更具有侵略性,但在大多数方面,他不过是在延续其前任的政策。

2009年,一位非洲裔民主党总统入主白宫,曾经引发许多人的幻想。但奥巴马并没有改变美利坚的帝国政策。战争仍然继续进行,只是在话语上作了一些调整,如将“反恐战争”重新命名为“海外紧急行动”,将对利比亚的导弹袭击包装为“有活力的军事行动”,并且加强了保密工作。奥巴马与小布什一样,都认为美国有权发动“先发制人”的战争。“阿拉伯之春” 在中东的爆发并没有削弱美帝国在该区域的地位,而只是削弱了一系列世俗共和国,加强了该地区那些与美国结盟的君主专制国家的力量。欧盟在“阿拉伯之春”中也表现出与奥巴马政府的合作态度。奥巴马在第二个任期比之前更重视贸易问题,白宫试图与欧盟签订自由贸易协定,打造一个“经济北约”;针对日本,奥巴马政府将不驯服的日本民主党的鸠山政府赶下台,并试图通过《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谈判,获得更大的对日经济优势。奥巴马政府宣布“回归亚洲”,试图用一系列美国盟友和军事设施包围中国,迫使中国对美国表示顺从。奥巴马进一步扩大了总统的权力,与小布什相比,更工于成本算计,会在军事与外交中尽可能争取值得信赖的盟国的参与,并尽可能减少美军的伤亡。

迄今为止,一切看起来尽在掌握之中。然而,美国大力推进的自由资本主义秩序已经开始背离其设计师的意图。全球性的放松管制给美国资本带来了巨额利润,但也给美国带来了许多消极后果，美国贸易赤字不断增长,为了弥补财政赤字需要的借贷不断增长,中国逐步崛起,成为美国最大的债权国。美国的理想当然是将自身的霸权地位与资本的普遍利益结合在一起,然而,资本的流动脱离了美国的控制,实际上有助于国际体系中的其他国家缩小与美国的力量差距,从而削弱美国的支配地位。美国在后冷战时期大张旗鼓宣传的普遍性理想已经成为美国“不可承担之重”。

在安德森看来,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帝国的理论家们已经减少了对“输出民主”的热情,致力于捍卫美国的帝国基业,尤其是消除中国与俄国等国家对美国的潜在挑战。一种可能的替代方案就是建构一个“大国协调”(concert of great powers)体系,将世界上的重要大国拉入一个俱乐部,共同承担维护新自由主义体系的责任,并保持美国在这个俱乐部中的霸权地位。这种可能性会变成现实吗 2016年10月安德森在北京大学的系列演讲中系统讨论了这种可能性,给出了否定的答案。

为了说明何谓“大国协调”,安德森从19世纪的大国协调机制开始说起。大国协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大国均势(balance of powers)。事实上,实现客观的均势经常需要一个国家对其他国家发动“先发制人”的战争,但协调则包含了避免战争的主观努力。1815年欧洲君主联盟打败拿破仑之后,为了保卫其成果,通过维也纳和会形成了五大君主国俄、普、奥、英、法所组成的“五霸共治”(Pentarchy)的国际体系。五霸各自的社会和政治结构不尽相同,地位也不平等,英俄处于欧洲的两端,分别扮演着海上霸权与陆上霸权的角色。“大国协调”之所以可能,首先得益于君主们对共同威胁的明确共识:他们担心再出现一次法国大革命或一个拿破仑,因此需要通过相互之间的协调,将各自国家的革命苗头消灭在萌芽状态,同时通过国家间协调来控制彼此的冲突规模,防止这种冲突给潜在的革命带来可乘之机。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奥、普、英、俄四霸与战败国法国和解,将其纳入“五霸共治”结构。

在克里米亚战争爆发之前,该协调体系成功地抑制了意大利南部、希腊、西班牙、比利时爆发的革命,以及影响整个欧洲的1848年革命。在镇压革命的同时,大国协调机制使得欧洲内部直到一战之前都没有发生大规模、长时段的战争,这一时期有时也被称为“百年和平”时期。然而,这一体系为何会走向崩溃呢?安德森指出两点:第一,地跨欧亚的奥斯曼帝国被协调体系排除在外,在奥斯曼帝国衰落后,欧洲列强纷纷进入这一地区以填补权力真空,形成激烈的争夺之势,这一边缘地带成为欧洲协调体系的缺口;第二,1871年普鲁士统一德国,此后,乘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东风,德国迅速崛起为欧洲第一大工业国,这就破坏了欧洲内部的均衡格局,英、法、俄逐步走到一起,以牵制德国,五霸分裂成两个对立的阵营。最终,一战的爆发使得维也纳体系的大国协调走向彻底失败。

那么，21世纪的大国协调有可能吗?从表面上看,这样的期待或许不无道理，如今的世界既有各大国之间的定期会议、有联合国以及形形色色的国际组织,在意识形态上,“人权”话语已经替代了19世纪的“文明标准”成为大国干涉他国内政的借口。美国、欧盟、俄罗斯、印度和中国五个政治体,是最有可能组成新的“五霸共治”的人选。但五霸有可能出于何种目的进行协调呢?安德森分析指出,目前具有全球性影响的议题有两个,一个是团结起来抵御经济失调,防范金融危机;另一个是生态环境灾难。这些都有可能为“大国协调”提供基础。如果说在维也纳体系中英、俄“共霸”,那么冷战后美国是名副其实的唯一霸主。基于所有这些条件, 新世纪的“大国协调”看起来就像是水到渠成了。

然而,安德森指出,美国却恰恰成为实现21世纪“五霸共治” 的最大障碍,原因如下。第一,美国不能像维也纳会议四强对待法国一样宽待冷战的失败者俄罗斯,相反,美国伙同它的盟友不断欺骗、羞辱和伤害俄罗斯,从而使得两国之间的矛盾积重难返。安德森在2016年发表的这一评论在接下来的三年里不断获得新的证据的支持:特朗普试图改善与俄国的关系、从而分化中俄两国的努力,却遭到了美国建制派势力发动的“通俄门”的吓阻,目前,我们看不到美俄关系发生实质性改变的迹象。第二,美国从未放弃过“演变”和颠覆中国政治社会体制的努力,而且中国始终非常清楚这一点,这就使得中美两国之间的协调变得非常困难。这一点在接下来的三年之中也继续得到新的证据的支持。在中美贸易谈判中,即便特朗普首要关心的并不是中国的政治结构,美方提出的一些过分的要求仍然具有改变中国政治社会体制的潜在可能性。既然美国与中、俄两国的协调都缺乏基础,新世纪全球性的“大国协调”就很难成为现实。我们可以看到,2019年6月,中俄两国结成了“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这可以说是对美国愈演愈烈的单边主义的一种反应。在短期之内,我们看不到建立一种全球性的“大国协调”机制的可能性。

不过,这对安德森来说并不是坏事。如果一种美国领导之下的“大国协调”机制真正成型,那也就意味着新自由主义秩序更加巩固,更加难以撼动。如果说19世纪王朝国家之间的协调压抑了工人运动与民族独立运动,21世纪大国协调难以形成,恰恰给反对新自由主义的力量提供了寻求替代秩序的机会。

三、反抗者的坐标和处境

在分析当代世界的支配结构之后,我们可以将视线转向针对这一支配结构的反抗势力。安德森密切追踪着对新自由主义形成冲击的欧美民粹主义运动与相应的政党。但从总体上看,他对这些民粹主义势力创造新的秩序的可能性并不抱乐观态度。

安德森在2016年10月访问北京和上海期间,系统地讨论了针对新自由主义的民粹主义反抗。他指出,当下的民粹主义反对的是新自由主义这一特定的资本主义类型,并不是从根本上反对资本主义。民粹主义在话语上建构出一个笼统的“人民”与建制派“精英”的对立,概念上具有极大的模糊性,无论左右都可以通过“人民”话语对中下层民众进行政治动员。在美国,右翼民粹主义有茶党和特朗普主义,左翼民粹主义有“占领华尔街”运动——它打出了“我们是99%”的旗帜,要对付1%既得利益者,后又有桑德斯(Bernie Sanders)的竞选攻势。在欧洲,右翼民粹势力有法国的国民阵线、德国的选择党(AfD)、英国的独立党、意大利的北方联盟党;左翼民粹势力有西班牙的“我们能”党(Podemos)、爱尔兰的新芬党、希腊的激进左翼联盟党,等等。左翼与右翼的主张还可能会出现某些混合,比如意大利的“五星运动”既有右翼的一面,也有左翼的一面,但安德森认为,其左的一面占主导地位。总体而言,在欧洲各国,右翼民粹运动的势头盖过左翼民粹势力。移民问题是刺激右翼民粹主义兴起的因素之一,但相比于经济问题,它仍旧是一个次要的问题。更普遍的担心是既有的经济全球化路径使得民众对于自己的生活失去控制,境况日益恶化。

安德森不主张对民粹主义运动持完全消极否定的态度,因为它可以对新自由主义起到一种冲击作用,从而为更有生命力的政治主张开路。然而,民粹主义的弱点是明显的。它用一个模糊的“人民”的概念将诉求不同的群体联合起来,但它甚至无法清晰地描绘出要打击的敌人的面目。民粹主义只谈“人民”,因为害怕谈“阶级”会导致分裂。上文介绍的安德森的著作《原霸:霸权的逆变》在评论拉克劳时,就已经批评后者放弃了对于具体的经济社会条件的细致分析和对不同社会集团和人群的考察,而只是强调主观的动员过程起到的作用。在2016年的访华讲演中,安德森进一步指出:民粹主义话语不是马克思主义话语,是不可能做出类似于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的社会分析的。

因为民粹主义的这种先天不足,它只是反抗的开始,但不能真正提供对于新自由主义的替代方案。安德森指出,新自由主义与民粹主义确实是在对峙,但二者的地位并不对等:新自由主义攻城略地,处于支配地位,而民粹主义只是一种从属性的针对它的反叛。在今天的全球体系中,力量对比仍然有利于新自由主义。比如说,欧盟与美国的大部分人都厌恶现状,但却又通过选举一次又一次接受和承认了现状,原因在于既有的经济秩序绑架了大多数人,人们恐惧如果政府采取非新自由主义的路线,经济就有可能崩盘,给多数人带来直接的损害。

在2016年底特朗普赢得美国大选之后,安德森迅速作出研判:这是右翼民粹主义的胜利,对于既有的新自由主义秩序有一定的冲击。特朗普在竞选时期批评北约、攻击欧盟、指责世贸组织、主张与俄罗斯修好、谴责美国在中东的战争、谴责中国“操纵货币”,等等,几乎是在美国掀起一场“外交革命”。然而,安德森指出,一旦特朗普上台,就会遭遇华盛顿建制派的驯化,回归到经营美帝国的老路上去。不出所料,特朗普上台后,迅速谴责俄罗斯、称颂北约,在叙利亚、阿富汗扔炸弹,威胁进攻朝鲜,回归了奥巴马与小布什的老路,只是“更加不按常理出牌,更加感情用事罢了”。安德森预测,特朗普与前任们最大的差异会出现在贸易政策方面,他试图迫使中国在贸易上作出让步,讨好美国国内关心失业议题甚于一切外交议题的大众选民。

特朗普的当选表明,美帝国的基础在本土正在弱化。美国的少数统治精英享受了美帝国的红利,然而大量中下层民众并没有获得好处,甚至不断为美帝国付出代价。由此造成的巨大社会不满将特朗普送入了白宫。不过,时至今日,美国全球霸主的地位仍旧无法被任何外部势力所撼动。这里仍旧有一座坚固的新自由主义堡垒,这座堡垒只有从内部才能被攻破。1970年代美国民众对于越战的抗议就是堡垒从内部攻破的事件。类似的条件正在形成之中。

而在美国的后院拉丁美洲,21世纪初掀起的左翼政治浪潮正在消退,新自由主义的势力是增强而不是减弱了。相比之下,在欧洲,新自由主义的支配结构要弱得多。在安德森眼中,欧盟曾经代表着比新自由主义更为进步的一种可能性,但是,今日的欧盟不断从社会民主与经济民主的主张退却,甚至在一些领域表现出了比美国更大的新自由主义倾向。欧盟已经不再是一项进步的事业。但由于欧盟在政治结构上的脆弱性,当民粹主义力量起来攻击这座堡垒的时候,它们有可能获得比在美国更大的成果。因此,安德森认为:“欧洲相对而言仍是新自由主义秩序最薄弱的环节。”然而,如果欧美的民粹主义力量要提供一种真正具有替代性的新政治秩序,就需要超越民粹主义在“人民”与“精英”之间的模糊二分,进行更为细致和具体的政治经济学与政治社会学分析。否则,我们可能会继续看到连绵不绝的政治运动,但看不到一种更为进步的秩序安排。

四、余论

在当代国际体系加速演变的背景之下,安德森对霸权与国际体系的论述可以给中国的思想者带来极大的启发性。他在研究霸权时,区分了“国内”、“国家间”与“跨国”三个层次,为研究当代世界的政治支配结构提供了一个全面的理论框架,而他对一系列“霸权”理论的评论,可以帮助国内学者更好地消化、吸收这些理论。比如说,阿瑞吉的理论近年来颇受国内重视,但安德森直言不讳地指出,阿瑞吉对于“国家间”这一层面的霸权的分析过度强调了这一层面的“同意”的因素,而实际上在这一层面,“强制”始终是占据主导地位的。这意味着,我们不能被种种关于“软实力”的话语所遮蔽,轻率地将美国越来越多的单边主义行为简单地视为美国霸权衰落的标志。在“国家间”这一层面,安德森更关注的是,美国施加的强制力量是否受到了真正的限制。

安德森对于“大国协调”的论述近三年来已经在国内产生了显著影响。这一论述反思了一种想当然的“从帝国到民族国家”的单线历史叙事,揭示出19世纪西方列强的民族国家建设与殖民帝国建设是一个同步推进的过程,殖民帝国之间的协调与斗争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命运。由此,它可以启发一系列新的研究议题,比如,“大国协调”如何塑造包括八国联军侵华、辛亥革命在内的一系列重大事件?中国近代文化—政治精英如何理解维也纳体系中的“大国协调”的走向,并对其作出回应?“大国协调”的破裂为中国的自我解放提供了何种机遇和条件?而从中国的近代命运与“大国协调”之间的关系出发,又有可能为反思卡尔·施米特等欧洲中心主义色彩浓厚的理论家的国际秩序论述提供有效的切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