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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如果毛主席得知大地上又出现了一片跪拜景象，他一定会感到深深的悲愤，他一定会大声地呵斥：站直了，别跪下!

作者：耿来意

我们的国歌里第一句歌词就是“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每当国歌奏响的时候，我们的情感都会无比的庄重，我们的血液都会激烈地奔涌，我们的心情都会随着歌声激荡。

我们的共和国是那些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拼杀出来的！是无数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洒尽了热血、牺牲了生命换来的！

在共和国的土地上不应该出现滋生奴隶的土壤！

毛主席曾经跟自己的卫士李银桥谈到共和国的未来，他不无忧虑地说：

“中国人讲‘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英国人说‘爵位不传三代’，到我们第三代、第四代人身上，情形又会是个什么样子啊？我不想哪一天，在中国的大地上再出现人剥削人的现象，再出现资本家、企业主、雇工、妓女和吸食鸦片烟，如果那样，许多烈士的血就白流了。”

毛主席的担忧不是没有道理的，很多事情都被他不幸言中了。

前些日子，一群工人跪拜领导的视频流传开来，据说，这些工人是为了感谢领导给了他们一份工作，而情不自禁地跪下来感谢的。我们的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国家政体，有没有搞错？工人阶级才是领导啊，缘何如此主仆错置？

其实又何止这样的“跪谢”呢？想一想，有因为完不成业绩指标而“自愿”爬行的、“自愿”互扇耳光的，也有把无休无止地加班当成“福报”的，也有“五加二、白加黑”的，N年目睹之怪现状，可谓层出不穷。

这是一种奴隶文化的回潮！

京剧《法门寺》里有一个人物贾桂，他是明代宦官刘瑾手下的太监，在刘瑾面前，他奴颜婢膝，别人让他坐，他说站惯了。毛主席经常拿这个人物来告诫人们一定不要被奴性束缚了。他曾在1958年成都会议上要求大家提高风格，讲真心话，振作精神，他也批评一些同志“现在有精神不振的现象，是奴隶状态的表现，像京剧《法门寺》里的贾桂一样，站惯了不敢坐。”

毛主席对奴隶状态一直都是深恶痛绝的，他的革命，即是解放，把奴隶状态的国家和人民解放出来，培育新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1917年9月，毛主席与朋友蔡和森、张昆弟等在一起夜谈，他说：“现在国民性惰，虚伪相崇，奴隶性成，思想狭隘，安得国人有大哲学革命家，大伦理革命家，如俄之托尔斯泰其人，以洗涤国民之旧思想，开发其新思想。”

1919年7月21日，毛主席在《湘江评论》临时增刊上发表《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他说：“我们住在这繁复的社会，诡诈的世界，没有批评的精神，就容易会做他人的奴隶。某君谓中国人大半是奴隶，这话殊觉不错。中国什么‘师严而后道尊’，‘师说’，‘道统’，‘宗派’，都是害了‘独断态度’的大病。都是思想界的强权，不可不竭力打破。像我们反对孔子，有很多别的理由。单就这独霸中国，使我们思想界不能自由，郁郁做二千年偶像的奴隶，也是不能不反对的。”

1919年8月4日，毛主席在《湘江评论》上发表《民众的大联合（三）》，他说：“原来中华民族，几万万人，从几千年来，都是干着奴隶的生活，只有一个非奴隶的是‘皇帝’。（或曰皇帝也是‘天’的奴隶）。皇帝当家的时候，是不准我们练习能力的。政治，学术，社会，等等，都是不准我们有思想，有组织，有练习的。于今却不同了，种种方面都要解放了。思想的解放，政治的解放，经济的解放，男女的解放，教育的解放，都要从九重冤狱，求见青天。我们中华民族原有伟大的能力！压迫愈深，反动愈大，蓄之既久、其发必速。我敢说一怪话，他日中华民族的改革，将较任何民族为彻底。中华民族的社会，将较任何民族为光明。中华民族的大联合，将较任何地域任何民族而先告成功。诸君！诸君！我们总要努力！我们总要拚命的向前！我们黄金的世界，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前面！”

1927年，毛主席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对农民运动大声叫好，他说：“你若是一个确定了革命观点的人，而且是跑到乡村里去看过一遍的，你必定觉到一种从来未有的痛快。无数万成群的奴隶——农民，在那里打翻他们的吃人的仇敌。农民的举动，完全是对的，他们的举动好得很！‘好得很’是农民及其他革命派的理论。一切革命同志须知：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现在有了这个变动，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一切革命同志都要拥护这个变动，否则他就站到反革命立场上去了。”

1938年5月，毛主席在《论持久战》中分析了日本毁灭中国的政策以及中国抗战的因素，他说：“中国降了，任何人都要做亡国奴。敌人的这一掠夺的即灭亡中国的政策，分为物质的和精神的两方面，都是普遍地施之于中国人的；不但是对下层民众，而且是对上层成分，——当然对后者稍为客气些，但也只有程度之别，并无原则之分。大体上，敌人是将东三省的老办法移植于内地。在物质上，掠夺普通人民的衣食，使广大人民啼饥号寒；掠夺生产工具，使中国民族工业归于毁灭和奴役化。在精神上，摧残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在太阳旗下，每个中国人只能当顺民，做牛马，不许有一丝一毫的中国气。敌人的这一野蛮政策，还要施之于更深的内地。”他指出：“谁要妥协就是站在汉奸方面，人人得而诛之。一切不愿当汉奸的人，就不能不团结起来坚持抗战到底，妥协就实际上难于成功。”

1939年12月，毛主席在编写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科学分析了中国社会的历史和帝国主义侵略阶段的性质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任务，他说：

“中国历代的农民，就在这种封建的经济剥削和封建的政治压迫之下，过着贫穷困苦的奴隶式的生活。农民被束缚于封建制度之下，没有人身的自由。地主对农民有随意打骂甚至处死之权，农民是没有任何政治权利的。地主阶级这样残酷的剥削和压迫所造成的农民的极端的穷苦和落后，就是中国社会几千年在经济上和社会生活上停滞不前的基本原因。”

“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在一方面促使中国封建社会解体，促使中国发生了资本主义因素，把一个封建社会变成了一个半封建的社会；但是在另一方面，它们又残酷地统治了中国，把一个独立的中国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中国。”

在书中，毛主席认为中国革命包含两重任务，即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这两重革命任务的领导，都必须担负在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双肩之上。他说：

“这样的任务是非常光荣的，但同时也是非常艰巨的。没有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这样的任务是不能完成的。因此，积极地建设这样一个共产党，乃是每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

1940年1月，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中国目前有两种反动文化：一是帝国主义文化，“这是反映帝国主义在政治上经济上统治或半统治中国的东西。这一部分文化，除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直接办理的文化机关之外，还有一些无耻的中国人也在提倡。一切包含奴化思想的文化，都属于这一类”，还有一种半封建文化，“这是反映半封建政治和半封建经济的东西，凡属主张尊孔读经、提倡旧礼教旧思想、反对新文化新思想的人们，都是这类文化的代表”，他说：

“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是非常亲热的两兄弟，它们结成文化上的反动同盟，反对中国的新文化。这类反动文化是替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服务的，是应该被打倒的东西。不把这种东西打倒，什么新文化都是建立不起来的。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它们之间的斗争是生死斗争。”

毛主席认为反映新政治和新经济的新文化，即民族的、大众的、科学的文化，是中国的革命力量，是彻底破坏旧文化的力量。他说：“中国社会的新旧斗争，就是人民大众（各革命阶级）的新势力和帝国主义及封建阶级的旧势力之间的斗争。这种新旧斗争，即是革命和反革命的斗争 。”毛主席说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这种生力军“声势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简直是所向无敌的，其动员之广大，超过中国任何历史时代”，他高度称赞鲁迅先生是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他说：

“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毛主席充满激情地向着未来呼唤：

“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相结合，这就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这就是名副其实的中华民国，这就是我们要造成的新中国。

 

新中国站在每个人民的面前，我们应该迎接它。

新中国航船的桅顶已经冒出地平线了，我们应该拍掌欢迎它。举起你的双手吧，新中国是我们的。”

1942年2月1日，毛主席在《整顿党的作风》中要求反对主观主义，宣传唯物主义和辩证法，他说：

“共产党员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都要经过自己头脑的周密思考，想一想它是否合乎实际，是否真有道理，绝对不应盲从，绝对不应提倡奴隶主义。”

1945年4月，毛主席在中国第七次全国代表上指出：

“一切奴化的、封建主义的和法西斯主义的文化和教育，应当采取适当的坚决的步骤，加以扫除。”

“权利是争来的，不是送来的，这世界上有一个‘争’字，我们的同志不要忘记了。有人说我们党的哲学叫‘斗争哲学’，榆林有一个总司令叫邓宝珊 的就是这样说的。我说你讲对了。自从有了奴隶主、封建主、资本家，他们就向被压迫的人民进行斗争，‘斗争哲学’是他们先发明的。被压迫人民的‘斗争哲学’出来得比较晚，那是斗争了几千年， 才有了马克思主义。放弃斗争，只要团结，或者不注重斗争，马马虎虎地斗一下，但是斗得不恰当、不起劲，这是小资产阶级软弱性的表现。”

“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是摧残个性的， 使中国人民不能发展他们的聪明才智，他们的身体也不能发展， 精神也不能发展，都受到了摧残。我曾经讲过：鲁迅的骨头很硬，半殖民地的国家有像鲁迅这样硬的骨头是很可贵的。半殖民地的国家是穷得很的，人民生活痛苦，饱受压迫，于是有那么一些人就变成了洋人的奴隶， 即买办。上海有所谓‘外国火腿’，就是外国人踢了一脚，算作给一个‘火腿’。到过上海的人，还看见过有的公园有‘华人与狗不准入内’的牌子。民族战争就反对这些东西，外国民族压迫中国民族是不行的，我们要独立。外国野蛮的法西斯压迫中国人民，不讲道理是不行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全国人民要求独立！中国如果没有独立就没有个性，民族解放就是解放个性，政治上要这样做，经济上要这样做，文化上也要这样做。广大群众没有清楚的、觉醒的、民主的、独立的意识，是不会被尊敬的。”

1949年6月30日，毛主席在纪念中国共产党二十八周年而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在驱逐日本帝国主义之后，进行了三年的人民解放战争，又粉碎了美帝国主义奴役中国的美梦，他说：

“就是这样，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齐破了产。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让位给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给人民共和国。这样就造成了一种可能性：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

1949年8月18日，毛主席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颂扬了闻一多、朱自清等人的英雄气概，他说：

“美国有很多钱，可惜只愿意送给极端腐败的蒋介石反动派。现在和将来据说很愿意送些给它在中国的第五纵队，但是不愿意送给一般的书生气十足的不识抬举的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当然更加不愿意送给共产党。送是可以的，要有条件。什么条件呢？就是跟我走。美国人在北平，在天津，在上海，都洒了些救济粉，看一看什么人愿意弯腰拾起来。太公钓鱼，愿者上钩。嗟来之食，吃下去肚子要痛的。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许多曾经是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的人们，在美国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面前站起来了。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唐朝的韩愈写过《伯夷颂》，颂的是一个对自己国家的人民不负责任、开小差逃跑、又反对武王领导的当时的人民解放战争、颇有些‘民主个人主义’思想的伯夷，那是颂错了。我们应当写闻一多颂，写朱自清颂，他们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

毛主席写这样一篇文章是非常有寓意的，他用生动的笔触无比形象地描写了中国人民在扫荡那些侵略者和压迫者的时刻情景，“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南京的美国殖民政府如鸟兽散。司徒雷登大使老爷却坐着不动，睁起眼睛看着，希望开设新店，捞一把。司徒雷登看见了什么呢？除了看见解放军一队一队地走过，工人、农民、学生一群一群地起来之外，他还看见了一种现象，就是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们也大群地和工农兵学生等人一道喊口号，讲革命。总之是没有人去理他，使得他‘茕茕孑立，形影相弔’，没有什么事做了，只好挟起皮包走路。”司徒雷登走路了，意味着中国人民掀翻了被压迫、被剥削的宴席，从此翻身做了主人。

毛主席在短短的一段时间里，多次用了“站起来了”表达对人民获得解放的喜悦。

1949年9月21日，他在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会议上说：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我们的革命已经获得全世界广大人民的同情和欢呼，我们的朋友遍于全世界。”

1949年9月30日，毛主席在为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起草的会议宣言中说：

“一百多年以来，中国人民的先进分子，其中杰出者有如领导辛亥革命的伟大革命家孙中山先生，为了推翻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政府的压迫，领导广大的人民，进行了不断的斗争，百折不挠，再接再厉，到现在，终于达到了目的。当着我们举行会议的时候，中国人民已经战胜了自己的敌人，改变了中国的面貌，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中国人现在是站立起来了，我们民族的前途是无限光明的。”

站起来的中国人民焕发出了无穷的潜能和创造力，毛主席对此也是以极大的热情进行讴歌和赞扬。1958年4 月 15 日，他在阅读中共河南省封丘县委介绍该县应举农业社的报告《一个苦战二年改变了面貌的合作社》后，为人民群众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地改造落后面貌的精神所感动，写下了《介绍一个合作社》一文，他说：“中国劳动人民还有过去那一副奴隶相么?没有了，他们做了主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上面的劳动人民，现在真正开始统治这块地方了。”

一方面，中国人民整体上获得了解放；另一方面，奴隶思想不可能一扫而光，从此便大功告成，销声匿迹了，它还会死灰复燃，在新的条件和土壤下，它甚至会卷土重来，发生变异，以新的变种和新的面目出现，一不留神，可能又要春风吹又生了。

毛主席一直在观察，一直在思考，一直在留心着蛛丝马迹，他要用批判的武器，用革命的武器，每时每刻准备着向奴隶思想进行坚决的斗争。

当大家都在颂扬武训、为武训树碑立传的时候，他敏锐地发现了其中的根本问题，他说：

“像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向着人民群众歌颂这种丑恶的行为，甚至打出“为人民服务”的革命旗号来歌颂，甚至用革命的农民斗争的失败作为反衬来歌颂，这难道是我们所能够容忍的吗?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就是把反动宣传认为正当的宣传。”

当革命党人滋生骄傲自满、麻痹大意、或者顾了业务而忘记政治的时候，他告诫人们：

“从来的革命，除了奴隶制代替原始公社制那一次是以剥削制度代替非剥削制度以外，其余的都是以一种剥削制度代替另一种剥削制度为其结果的，他们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去作彻底镇压反革命的事情。只有我们，只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大众的革命，是以最后消灭任何剥削制度和任何阶级为目标的革命，被消灭的阶级无论如何是要经由它们的反革命政党、集团或某些个人出来反抗的，而人民大众则必须团结起来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将这些反抗势力镇压下去。”

当有人认为“如果没有苏联的援助，中国的建设是不可能的”时候，他批判说:

“当奴隶当惯了，总有点奴隶气，好像《法门寺》戏里的贾桂二样，叫他坐，他说站惯了。列宁反抗了第二国际，才取得了俄国革命的胜利，我们抵抗了第三国际的错误，才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

当有人总是看低自己，看不起自己，挺不起腰杆，认为自己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的时候，他鼓励人们说：

“有些人做奴隶做久了，感觉事事不如人，在外国人面前伸不直腰，像《 法门寺》 里的贾桂一样，人家让他坐，他说站惯了，不想坐。在这方面要鼓点劲，要把民族自信心提高起来， 把抗美援朝中提倡的‘藐视美帝国主义’的精神发展起来。”

当有人总是盲从于压力，照条，生搬硬套，不敢讲话的时候，他说：

“菩萨比人大好多倍，是为了吓人。戏台上的英雄豪杰一出来，与众不同。斯大林就是那样的人。中国人当奴隶当惯了，似乎还要继续当下去。中国艺术家画我和斯大林在一起的像， 我总比斯大林矮一些，这就是盲目屈服于苏联的压力。马列主义主张对任何人都是平等的，应该平等待人。”

“我们的同志现在有精神不振的现象，是奴隶状态的表现，像京剧《法门寺》里的贾桂一样，站惯了不敢坐。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要尊重，但不要迷信，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创造出来的，不能抄书照搬。一有迷信就把我们脑子镇压住了，不敢跳出圈子想问题。不要怕教授，进城以来相当地怕教授，看人家一大堆学问，自己好像什么都不行，不要自惭形秽。自古以来，创新思想、新学派、新教派的人，都是学问不足的青年人。”

1958年6月17日，毛主席向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扩大会议印发一段批语：

“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 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

1958年7月12日，毛主席在同黑非洲青年代表团的谈话时说：

“我们也当过帝国主义的奴隶，当长久了，精神就受影响。现在我国有些人中还有这种精神影响，所以我们在全国人民中广泛宣传破除迷信。过去中国人中有恐美病，要去掉它的影响。你们有没有人有恐法病？想必会有的，法国一直在宣传那些东西，总会有人跟着它走。我们要在人民中慢慢改掉这种思想。”

当很多人沉浸在阶级消灭论的迷梦中的时候，毛主席却在不厌其烦地反复提醒着“复辟”这个沉重的话题，在探索着继续革命的深刻道理。

他从《战国策》中的“触龙说赵太后”这篇文章，看到了封建制内部财产和权力不断进行的再分配，他说：

“‘君子之泽，五世而斩'。我们不是代表剥削阶级，而是代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但如果我们不注意严格要求我们的子女，他们也会变质，可能搞资产阶级复辟，无产阶级的财产和权力就会被资产阶级夺回去。”

他从对孔子的研究中得出了“孔子代表奴隶主、贵族”利益的论断，他晚年指示：“要批孔”。

他读了郭沫若的《十批判书》，读了几遍，他说:

“郭老不仅是尊孔，而且还反法，尊孔反法。国民党也是一样啊!林彪也是啊!我赞成郭老的历史分期，奴隶制以春秋战国之间为界。但是不能大骂秦始皇。”

他写了《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一诗：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毛主席借批判孔子，批判的是孔子倒退到周文王奴隶时代的思想，批判的是倒退，是复辟，他要借批孔，铲除奴隶思想产生的土壤。

毛主席逝世前的一年里，阐述了许多革命的道理，也是他留给人们的反抗奴役和剥削、追求自由和平等的思想和方法，他曾说：

“一百年后还要不要革命?一千年后要不要革命?总还是要革命的。总是一部分人觉得受压，小官、学生、工、农、兵，不喜欢大人物压他们，所以他们要革命呢。一万年以后矛盾就看不见了?怎么看不见呢，是看得见的。”

毛主席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领导人民得解放的一生，是教导人民不要做奴隶的一生，是帮助人民站立起来的一生。

“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毛主席为中国人民的膝下种上了黄金，不向任何的强权和恶势力跪下我们的双膝。

如果毛主席得知大地上又出现了一片跪拜景象，他一定会感到深深的悲愤，他一定会大声地呵斥：

站直了，别跪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