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国政学人  国政学人

作品简介

【作者】迈克尔·布朗(Michael Brown)，国防部国防创新小组(Defense Innovation Unit)主任；

埃里克·丘宁(Eric Chewning)，前任国防部长办公室主任；

帕乌尼特·辛格(Pavneet Singh)，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John L. Thornton China Center)客座研究员。

【编译】虞敷扬（国政学人编译员，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 SAIS）

【校对】郭新靓

【审核】丁伟航

【排版】杨   洋

【来源】Brown, Michael. “Preparing the United States for the Superpower Marathon with China.” Brookings Institute, April 30th.2020. www.brookings.edu/research/preparing-the-united-states-for-the-superpower-marathon-with-china.Accessed June 6th, 2020.

为中美超级大国马拉松做准备

内容提要

今天，美国陷入了处理对华关系的困境。中国最早被认定为“红色对手”；在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中国被认为是对抗苏联的楔子；随着苏联解体、全球化浪潮兴起，中国被美国商界视为潜在的巨大市场。虽然如今中美的紧张关系与曾经的美苏对抗存在一些共性，但是重新采用“遏制战略”是低效的。当前与中国的竞争是前所未见的，这需要美国在政治词典和决策层中创造新的概念。作者认为，“我们正在和中国进行“超级大国马拉松”(Superpower Marathon)——一场将会持续数代人之久的经济和科技竞赛。如果我们想要夺取最后的胜利，我们应该与中国进行竞争，而不是一味的遏制中国。虽然这场竞争包含了地缘政治的许多维度，如军事、外交和意识形态，其核心是地缘经济(Geoeconomic)的竞争。本报告着眼于经济竞争的基础：科技与创新。因为它们在“确立军事优势”、“误导对手的国防工业生态”以及“获得商业繁荣”领域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文章导读

01

与冷战的相似之处

曾经的美苏争霸是全球性、多维度的。两个对立的超级大国在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市场和个人与国家的认知上提出了截然不同的愿景。冷战不仅是国家安全方面的攻防，而且还是一场关于政治经济和社会愿景的战争。

自2013年中国发起“一带一路”倡议始，中美之间关于政治影响力、投资和贸易的竞争便扩展到了全球范围。同时，中美之间在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上的分歧与对抗与冷战时的美苏争霸相同，而且美国和中国都认为历史站在他们一边。美国例外论和自1945年来的全球领导地位加深了美国社会的这种认知。中国将其崛起成为全球霸主看作是对其在世界上应有地位的恢复，因为在“百年屈辱”之前，中国在过去500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是世界领先大国。

尽管以上观点带有主观性，但是军事和经济方面的全球领导地位很可能完全由相对的技术优势和创新决定。如太空竞赛期间，新技术创造了新产业，并对经济带来了巨大的溢出效应。美国在冷战期间对基础科学领域的投资，使美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引领世界数十年，其中几项关键技术为：因特网、天基通信和定位、半导体、软件以及计算机计算处理。这些技术整合后，美国的军事优势领先世界其它国家整整一代，其中包括：全球卫星定位系统加持下的指挥控制能力、加密通讯和战场监视、夜视、隐身和精确制导弹药。在地缘经济领域获胜之后，西方也在军事领域赢得了胜利。中国的领导人认真学习了这段历史，并决心避免苏联不重视经济竞争的错误。

02

这不是新冷战

现在的中国和曾经的苏联有五大不同之处，因此，用“冷战”和“遏制战略”来比喻21世纪的中美竞争是不可取的。

中国的经济体量

巅峰时期的苏联经济体量从未超越过美国经济体量的57%，而在低谷期则只有美国经济体量的43%。70年代时，中国的经济体量是美国的十分之一，现在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根据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领先美国25%。一些预测人士认为，中国经济（以美元计算）将在未来10年内超过美国。美国自成为世界头号强国以来，从未遇见过经济体量大于自身的对手。即使在二战时，同盟国的经济体量总和比轴心国经济体量大两倍有余。

中国与世界经济的整合

苏联从不是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的成员，而贸易也不是苏联经济的主要构成部分。对比之下，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贸易国和出口国，中国的海外利益包括但不局限于，确保100多万在海外工作的中国公民的安全。每年有1.4亿中国人出国旅游、大约有4万家中国企业遍布全球、中国海外资产和投资大约为7万亿美元。”每年有超过30万中国学生在美国学习，这与冷战期间的苏联是截然不同的。新冠肺炎疫情则清晰的展现了“中国经济的波澜会对全球供应链产生巨大影响。”中国经济和世界的高度融合使“遏制战略”变得毫无意义。

另外，中国正通过积极推动“一带一路”倡议以提升自身经济影响力。中国对其它国家进行投资虽然对全球经济是利好，但是这也会使被投资国高度依赖中国。“数字丝绸之路”作为 “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撑，创建了专有技术基础设施，以支持经济发展和力量投射。中国通过地下光缆、遥感、通讯和其它卫星相关服务，在数字领域（从电子商务、人工智能到智慧城市）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吸纳进中国主导的体系。

中国在国际组织中的期望和影响力

国国家主席提出中国要“引领新时代全球治理体系改革”。通过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新发展银行并提升在现有国际组织内的影响力，在国际组织中促进产生符合自身利益的结果。例如，在世贸组织框架下对美国或其它发达经济体解决贸易争端，并在世界银行中积极推动中国的路线方针。由此可见，中国正以现存的国际经济组织，作为其治国方针和治理工具的延伸。此外，在“中国标准2035”计划指导下，中国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国际电信联盟(ITU)和国际电工委员会(IEC)的各项活动，推广中国电讯标准。中国积极参与国际组织的行为与苏联形成了强烈对比。

中国大力促进军民融合产业

中国政府认为，对科技进行投资可以对经济带来溢出效应。并且以人工智能和5G为代表的新数字技术，在商用和军用领域同时占据举足轻重的作用。美国国防部长马克·埃斯珀(Mark Esper)称：“人工智能将改变战争形态。我相信只要能掌握人工智能技术，就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主导未来战场。”中国政府还认为，新技术的发展将有效保障社会的和谐稳定和长治久安。

与冷战不同的是，西方盟友没有对华政策共识

无论在美国国内，还是美国的盟友之间都没有对中国在经济和安全领域的发展达成共识。虽然现在美国领导层承认，曾经的接触政策是失败的、更强硬的对华姿态是必要的。但是两党一同为中美超级大国马拉松做准备的态势能否像冷战时对苏联采取的“遏制战略”一样长期维持，情况不明。

另外，英国政府决定不禁止华为参与其5G网络建设，美国的其它盟友也对公开挑战中国非常谨慎。北约已经认识到中国崛起带来的安全挑战，但是西方社会笃信自由市场理论，因此在应对地缘经济安全的讨论上远逊于对地缘政治的讨论。使得美国在冷战时对抗苏联的战略并不适用于和中国的地缘经济竞争。

03

转型为中国经济发展注入动力

中国正在制定新的国内外政策，以使中国在竞争中赶超美国。而这些新政策都着眼于通过取得科技领域的领导地位，促成中国经济转型。“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应发展成为“创新型国家”并推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事实上，中国正在执行一项长达几十年的科技转化计划，以提高经济总量和附加值。

中国政府、学界和商界协同开展十六项“重大专项”，而这些专项在体量上都和“曼哈顿计划”类似，主要涉及量子通讯、5G、遗传转化、高分辨率地球观测以及载人空间飞行领域。中国为了提升军事能力，大力推动军民融合战略，确保这些创新成果可以转化为军用。

此外，在过去的30年，中国使用了许多“重商主义”的工具来确保它在贸易活动中的地位，包括：汇率操作、倾销、对中国企业有利的模糊法规、限制外企进入市场、建立合资企业获取外国企业知识产权，以及对中国企业提供国有财政、土地扶植。中国的工业政策着眼于对未来科技主导的经济活动进行投资。这与苏联采取工业政策截然不同，因为中国运用了市场激励措施。如果中国的“五年计划”和“中国制造2025”计划能够成功，那么世界的经济领导地位就将从美国转移到中国。中国已经拥有一些世界一流企业，如：华为、百度和阿里巴巴。中国的防务企业也位居全球前20之列。

04

为超级大国马拉松做准备

为了有效应对中国带来的国家安全威胁，我们必须为时间跨度达几代人的竞争设想一个新的范式，在这种竞争中，两个竞争大国远远强于其它地区大国。虽然超级大国马拉松这个概念暗示着两国竞争有着一条“终点线”，但是美国还是应竭尽所能提升自身竞争力，而不是考虑中国未来的出路。冷战时对抗双方有清晰的分界，但是我们应当做好和中国保持长期共存的状态。商业技术推动下的经济竞争，将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而地缘政治和军事竞争在这场马拉松中并不是独立的竞争领域，而是与经济实力息息相关。

05

美国政府准备好竞争了么

当美国政府团结一致，那它就是世界上最强大、最有影响力的实体。军事、经济和科学手段的结合确保了军事和经济领域的卓越地位。冷战期间，美国充分运用了所有的政策工具最终击败了苏联。美国政府在协调各部门和机构的政策重点的同时，强调了竞争并鼓舞了美国公众。历届政府在两党的支持下，打造了一个无与伦比的科学企业(Scientific Enterprise)：国家实验室和大学实现登月和其它技术突破，私营部门将其商业化，为国家和经济安全创造了一个创新的良性循环。

未来的战场空间将包括旨在抵消美国优势的非对称技术，如反卫星武器、小型无人机和简易爆炸装置，以及网络和空间领域的新竞争。很多技术都是军民两用的，因此国防部需要进行改革：对现有装备，如三位一体核打击平台进行现代化升级的同时，对人工智能、太空、网络和小型无人机等军民两用技术进行投资，改变部队构成。幸运的是，国会和国防部已经通过采购快速通道（第804条），针对那些“因带有缺陷而不能进入生产”原型试验装备。为回应中国军民融合战略，五角大楼已建立了国防创新小组(Defense Innovation Unit)，以加快商业技术在军事中的应用，并将拥有前端技术的公司加入军事供应商的范畴。但是这些目前这类创新活动只占国防部采购量的1%-2%，不足以让民间企业在设计产品是主动加入军用考量。

《2018年国防战略》指出，美国已重归大国竞争时代，但是各个政府部门并未整合出高效竞争计划。虽然商务部门以强势的姿态意图改变中国重商主义行为极具标志性，但是如果能跨部门形成合力，那么效果会有进一步提高。我们需要的是同时能促进美国出口双重用途技术，并能美国企业知识产权不受侵害的政策。另外，我们引领全球的科技基础已经不再无懈可击，多年来的预算缩减使很多联邦主导的项目经费不足。在一场考验速度和政策持续性的马拉松中，如今的联邦预算决策过程并不能满足要求。

06

学术界是否已做好竞争准备？

我们一流的大学体系促进了思想、实验和人才的发展，这使我们赢得了二战，并在1960年代的太空项目中发挥重要作用。随着柏林墙的倒塌，曾经在校园里涌动、激励学生和教授去应对复杂安全挑战的国家目标已经褪色。对美国学生来说，金融和法律的吸引力造成了STEM(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and Mathematics)学科吸引力的下降，而中国每年STEM学科的毕业生多达美国的6-8倍。大学项目资金紧张，因此必须寻找收入更高的外国生源——通常是中国人——来填补空缺。但是美国移民系统不允许这些学生在毕业后直接留在美国。换言之，外国人才由美国纳税人资助在美国接受高级STEM学课教育，但是我们最终还是失去了这项投资带来的潜在经济效益。出于类似地财政原因，大学也在探索外国的资助，而这些资金多半来自中国。

07

私营部门是否已做好竞争准备？

鉴于商业技术在竞争中的重要性，美国私营部门需要准备好与美国政府和盟友一同参与竞争，确保重夺我们让给中国的工业产能。但私营部门面临的更大挑战是，从以往着眼于短期利益的特性向长期能力发展转变。自1980年代的股东革命后，私营部门就极度注重短期收益。与之有鲜明对比的是，中国政府更看重科技发展带来的长期效益，为此可以忽视资金的使用效率。在军民两用技术领域取得领导地位不仅可以助力经济增长，而且还有助于提升军事实力。目前中国在5G、人工智能、量子和基因工程领域对美国发起了颠覆性的挑战，但是其结果还存在不确定性。中国通过国家层面的科技计划，对半导体、卫星等领域进行了巨额投资，旨在将科技主导权从西方世界转移至中国，这就是“中国制造2025”的最终目标。

近年来，激进投资者数量增长，他们更加关注短期股东收益，并依靠短线投资带来的收益进一步刺激市场流动性来回报投资者，华尔街则在日益增多的交易量中受益。这便限制了对制造业进行长期项目的空间。类似于股东支持实验室进行长期科研工作，并依靠革命性的新发明创造新产业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而美国制造业萎缩的另一大原因就是投资者对高回报的追求。因此生产企业为了降低成本，便向低劳务成本的地区转移。其结果是，不仅制造业向海外转移，而且相关的设计能力也随之转移。最终导致，国家创新能力衰退。美国制造业衰退的另两大因素为全球化进程和美国的税收政策。直到2017年，美国还对离岸生产经营活动有优惠政策。

企业为了提升回报率削减了硬件业务，只保留软件和服务公司业务。IBM是遵循这一趋势的典型，它将个人电脑业务出售给了联想。随着硬件业务的流失，整个供应链也随之变化。例如，美国不再大量生产印刷电路板或弹性电路，也不再在全球范围内包装或制造半导体晶片。美国不得不依赖位于中国的生产线，因此也产生了国家安全风险。国防部2018年的分析报告指出，美国的导弹和弹药中有许多中国生产的零部件，如果突然断供则会使国防部的导弹、卫星和航天发射任务陷入困境。而且在很多情况下，中国产的零件没有现成的替代品。从中国进口稀土也有类似的隐患。

最后，企业还会利用剩余现金甚至借贷来回购股票，以提升每股收益和整体财务回报。在追求资本效率的名义下，这一行为更加体现了投资的短期思维，无益于提高企业能力或进行长期的投资研发。

以上这些着眼于短期利益的趋势导致了“美国在许多领域曾经强盛的军工和商业能力被破坏。 由于政策集中于金融而不是实业，美国越来越不能生产或维持我们的经济、军事和我们盟友所依赖的重要系统。”为了应对一个像中国这样拥有长远目标和规划的竞争对手，我们不能只关心短期投资回报。另外，美国资本也不能只对软件项目进行投资，要加强对硬件发展的投资。

08

美国在科技竞争中是如何落后的？

虽然美国依旧在许多科技领域领先中国，但是整体的大环境正在改变。中国在高超音速飞行器、小型无人机、量子通讯、5G、人脸识别软件、电子商务和移动支付、电动汽车、清洁能源（风能和太阳能）、高速铁路以及基因工程数据库领域领先美国。美国在人工智能、基因工程、量子计算和量子传感器领域的技术优势也正在受到来自中国的挑战。其中以两项军民两用技术为代表：5G通讯和量子技术。

09

第五代无线通讯技术5G

无线通讯技术的先发者享有优势，因为其具备搭建基础架构和为下一代产品指定规格的能力。我们正处于实现第五代移动通讯技术的时期，5G将提升数据传输速度、降低延迟，这将对无人载具、物联网和人工智能驱动的医疗保险带来发展。美国可能在5G的实际应用中处于领先地位，但是华为在基站部署方面起步较早，声称已经交付了超过250000个5G基站。中国将会是最大的市场，到2025年，预计有4亿用户使用5G。在世界最先进通信基础设施市场中占据领先份额也会有许多军事优势，包括：拥有成本低、分布广的基础设施；与设备、服务供应商进行合作，开展监控或切断敌人服务信号；降低军用物联网的延迟、提升军力，如无人机蜂群的应用。

10

量子技术

新美国安全中心(Center for New American Security)近期一篇研究指出，“中国在量子领域的进步有可能改变军事和战略的平衡。” 尽管人们一直关注量子计算可以提供打破当前加密方法的能力，但在其它领域的应用也不容忽视。传统计算和量子计算的结合可以提供更高级的模拟、增强机器学习能力，并从嘈杂的、非结构化数据中突出有用的信息。具体的应用可能包括：促进材料科学进步，更好了解用于药物开发的新化学物质，以及推动下一代人工智能的发展。量子技术还可以应用于传感器，更好地探测近乎无声的潜艇，和不依赖GPS的精确导航。虽然与5G技术相比，量子技术还处于非常早期的发展阶段，但不难想象，这些技术会创造出新的行业和生态系统。而在这些行业和生态系统中，先发优势可能至关重要。

中国领导人高度重视量子技术发展，不仅在国家层面大力投资并推动吸引海外人才的“千人计划”，而且地方政府也参与其中，如安徽省通过设立发展基金，来打造全球最大的量子研究设施；山东省在济南设立了“量子谷”。民间资本，如阿里巴巴，也在相关科研领域投入巨资。解放军的一些战略家和军官预测量子技术将给未来战场带来巨变，其重要性甚至可与核武器相提并论。无论解放军的观点正确与否，美国也应加大量子技术研发的进度，以避免受到任何技术奇袭(technology surprises)。量子技术的研究给美国政府、商界和学界提供了很好的合作机会，来确保美国不会在该领域沦为二流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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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美国参与超级大国马拉松的建议

虽然我们的政府、私营部门或学术界还没有做好充分准备来参与竞争，但一些关键的工作已经开始了。美国的国家安全指导性文件，《国家安全战略》和《国防战略》都指出与中国开展大国竞争。国防部正在发展新的作战概念和计划，对新技术进行投资，在预算拨款中优先考虑高超音速飞行器、人工智能和量子技术，并积极改革采购流程，以更好地利用商业部门的创新。国会两党的支持为国防部史上最大的研发投资提供了资金、立法通过了对美国海外投资委员会进行现代化改革，对以投资为名的科技转让行为进行反制、创建了太空军旨在赢得太空领域的竞争。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记录了中国侵害知识产权的例证，并对中国发起了咄咄逼人的贸易行动。司法部将起诉中国商业窃密行为列为首要关注。国务院在全球范围内对抗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虽然这些行动是必要的，但是还远不止足以赶上这场已经开始的马拉松。我们接下来应在以下四个领域采取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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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联邦政府对基础研发的投资

美国必须重新致力于在科学和基础研究方面取得卓越成就。以人工智能、量子技术、基因工程、自主系统、网络空间和外层空间领域的新技术是赢得超级大国马拉松的关键。为了确保我们未来的经济繁荣，美国各界需要有一代人需要致力于对科学和技术进行探索。政府和学术界来应该推动由联邦政府资助的研发活动，以推动企业无法独自承担的长期研究。这类政府支持的研究具有溢出效应，可以创造出全新的产业和基础技术，让风险资本和创新公司得以发展。为了刺激企业参与研发，我们需要新的激励措施和税收政策来加强对长期研发的扶持，支持新兴的硬件企业和制造业复兴。增加联邦研发税收抵免，可能会刺激企业的研究预算增长，最终形成合力，提升整体科技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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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引、发展、留住STEM学科人才

在增加联邦财政支持的科研项目的同时，我们还需要更加关注STEM学科的教育情况。中国每年毕业的相关学科学生数倍于美国毕业生。我们应当对STEM学科的学生给予财政上的激励措施，如提供带有转正可能的政府部门实习岗位、部分助学贷款减免以及对雇佣更多工程师的企业进行税收减免。此外，我们还应鼓励更多海外人才，尤其是STEM学科领域人才，来美国学习，并给予他们绿卡和移民资格，让他们更好的为美国经济服务。同时，我们还应加强反间谍工作的投入，以防对手利用这项政策开展间谍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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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综合经济治国战略，并建立执行战略的制度能力

美国政府用来解决地缘政治问题的政治军事工具主要集中在国防部和国务院。另一方面，与地缘经济工具相关的权力分散于联邦政府和私营部门之中。国会通过对预算的控制，决定开支的优先级。财政部负责制定税收政策、运营海外投资委员会，以及执行经济和贸易制裁。美国商务部负责管理出口管制；国务院负责执行《国际武器交易条例》(International Traffic in Arms Regulations)并对对外援助决定施加影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主导贸易政策；美联储则负责推行货币政策。

整合这些部门的观点的第一步是为经济治国方略制定一个包括目标和衡量标准在内的整体政府战略。这一战略的核心是在与中国进行竞争的大背景下，通过资本、人才和创意在美国盟友之间的自由流动，建设一个充满活力的美国经济。在联邦一级，出自国家安全委员会(NSC)和国家经济委员会(NEC)及其下属机构的战略规划和协调最接近覆盖整个政府范围。然而，随着国家安全问题日渐扩大至经济、环境和技术问题，这些机构亦变得支离破碎，缺乏政策灵活性。它们很少以联动的方式进行互动，在应对即时情况时常常反应被动、不堪重负。

国家安全委员会是典型例子，它过分依赖于军事和外交手段治国。虽然国家经济委员会是一个非法定机构，且重要性往往低于国家安全委员会，但国家经济委员会的参与部门和机构,包括：财政部、贸易代表办公室、商务部、农业部、劳工部、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国家科学基金会、环境保护局等,而这些对于赢得一场基于金融、经济数据以及（国家）与金融、技术、学术和政界参与者之关系的地缘经济竞赛，无疑是至关重要的政策工具。与中国和俄罗斯以促进国家利益为目的，通过对经济资产施加国家控制的行为逐渐模糊化经济和国家安全之间的界限不同，美国在很大程度上把经济和金融的决策权推给了私营部门。各个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们逐渐意识到，他们的公司在与中国龙头企业等国家执行者的竞争中处在下风。

在我们面对中国的挑战时，美国曾享有的军事优势已被削弱，因此政策制定者的第一反应不应是盘点航母的数量、驱逐舰的位置、或者战区内特种部队的数量。相反，解决问题的一揽子方案应是将制裁、市场准入、出口管制一类的经济金融工具与前沿军事存在整合起来，并在合适的时机激活这些工具。总之，与中国的地缘经济竞争应该是决定整个政府战略的首要因素。有了这个基础，各政府机构就可以行动一致，而非我们今天所见的：常常在优先项上龃龉不和、各自为政的局面。要实现这种整体能力还需要解决美国政府目前在生物技术、量子信息科学、人工智能和自动化方面的人才短缺问题。了解技术是制定以加强美国经济和国家安全的为明确目的的政策备选愈发重要的先决条件。为更好地为这些政策备选提供信息，我们还需要对类似“中国制造2025”的产业政策以及如果这些计划成功实施，其对美国的产业、创造就业机会和经济增长将如何影响，进行可靠的经济学评估。

随着中美经济的逐渐脱钩，美国政府必须激励国际社会，团结其他国家和国际机构来实现我们对未来经济秩序的愿景。这是一项有可能给全球供应链、资本市场和贸易带来翻天覆地变化的巨大任务。但正因为全球投资界和企业界需要了解这一进行中的地缘经济竞争的新规则，明确阐述目标是必要的。在这之后，美国企业才能加入进这场竞争，并实现设定的目标。没有美国企业的帮助，美国政府对未来的愿景终究是梦幻泡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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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企业和资本市场的长期发展

将我们对企业和资本市场时间跨度的思考拉长，或许是所有建议中最困难的。这方面的改革必须得到拥有大部分股权的公司管理层和机构性投资者的共同认可。首先，投资的时间跨度和相应的基准指标必须从一个季度或一年延长至一个更长的时间框架，比如十年一期。除了十年计经济增加值(EVA)之外，新的指标衡量标准，如长期研发在开发新产品方面的效力，可能比每季度每股收益的变化更有助于判断长期现金流的情况。

其次，我们应鼓励产权所有者的长期参与，以及延长股票持有期。从政策角度来看，这项举措可以通过税收上的政策予以支持：税收优惠用来鼓励更长的持股周期，税收抑制用于减少鼓励成交量的动量交易。第三，我们应该阻止不能创造长期价值的金融市场发展(Financial Engineering)。

我们有理由相信，美国商界领袖会欢迎改变目前投资者对短期收益的痴迷以及对股东只关心回报的现状。正如摩根大通首席执行官,杰米·戴蒙(Jamie Dimon) 和伯克希尔·哈撒韦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t)在2018年《华尔街日报》一篇名为“短期主义正在损害经济”的专栏文章中所言，“每一代美国人都有责任留下一个比自己时代更加强大、更加繁荣的社会。这个国家最伟大的成就总是来自于长期投资。”

这四个优先事项结合在一起，使得创新和技术发展成为国家的当务之急。在科技竞争中胜出需要学界、商界和政府在长期研究、人力资本和基础设施投资，以及在招商引资政策等方面通力合作，以提升美国竞争力。我们不需要在公司中挑选赢家和输家，而是要确保我们的政策能够创造专注于长期技术优势的全球赢家。通过分析联邦预算，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我们国家目前的优先事项是转移支付、债务利息以及单户住房的可负担性。而这不是一个专注于超级大国马拉松式竞争的参赛者应有的投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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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未来竞争

超级大国马拉松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和敌人开战。前国防部长詹姆斯·马蒂斯(James Mattis)在谈到中国时说：“在所有科研合作的领域进行合作、在所有必须竞争的领域竞争，是中美博弈的主题。”我们必须与北京就国际标准、气候变化、核不扩散、全球公共卫生以及国际经济的稳定展开建设性合作。我们必须停止认为与中国的竞争是一场“文明的冲突”，并终将一战。我们担忧的是执政党而非人民。

“我们不应等待卫星时刻(Sputnik Moment)的出现，挑战已经开始。中国单方面利用我们的开放市场和投资、获取我们的市场和尖端科技，这意味着我们正在帮助中国获得科技主导权。在这场超级大国马拉松中，我们必须着眼于长远、团结协作。否则，我们将沦为二流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