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肖智勇  来源：微信号  草根凡语

很多读者在了解墨子，并深入探究墨学思想及其学术精神之后，会和我一样在心底发出一声慨然长叹。

当代著名文学家教育家季羡林先生曾这样深情地评价墨子：“墨子在人类的文明史上，代表了一个时代的高度。他在哲学、教育、科学、逻辑、军事及防御工程等许多领域，都有杰出的贡献，是一位伟大的平民圣人！”

国文化革命的主将、文学家、思想家的鲁迅，在其如矛的巨笔下，闪烁着这样一段激情奔放的文字：“墨子是中国的脊梁，是中国历史上传奇式的伟大英雄！”

近代著名改良思想家梁启超先生，“少而好墨”，自称“墨学狂”；自号“任公”，是取墨者任侠之义。在他眼中，墨子才是中国真正的圣人。在他那个时代就有对墨子“相见恨晚”的浩叹，他击案而高呼道：“中国今欲救之，厥唯墨子。假使中国今日有墨子，则中国可救！”

我曾站在《史记》面前，向着“史学之父”的太史公司马迁倾吐怨言：这难道不是公之过否？

《史记》为二十四史之首，中国人了解汉代以前的历史主要依赖于《史记》。由于太史公有扬儒抑墨的态度，他在对待儒墨两家上是有失偏颇的。在《史记》中，有《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传》、《孟子荀卿列传》等的大书特书，不只道出了儒家的“源”，还生动地描画出了儒家的“流”。单是孔子弟子中，有名有姓的就列出了六十人之多。然，太史公对墨家就大不相同了。《史记》中既没有墨子之传，也没有墨学弟子之传。更让人难以猜度的是，太史公将墨子放在《孟子荀卿列传》的未尾处，只用惜墨如金的二十四个字一笔带过。如今看来，墨子的小传是：“盖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为节用，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

据统计，在洋洋五十二万余言的巨著《史记》中，曾有九次提到墨子，但加起来的只言片语也只有五十余字。

然而，历史往往也是最为公正的。无论是华夏的炎黄子孙，还是世界崇尚墨学者都要感谢中国西晋时代一个叫鲁胜的人。正是这位叫鲁胜的饱学之士在当时撰写了《墨辩注》这本书，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为《墨经》作注，并第一次提出振兴墨学的第一人。他说：“其或兴微继绝者，亦有乐呼此也！”他甚至大声疾呼，希望有人能站出来高扬墨学大旗。鲁胜于墨学可谓功莫大焉，如果没有鲁胜，也许墨子的学说就不会流传下来。

一、出身草根，以墨为道

墨子，名翟，战国初期鲁国人。墨子是中国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科学家、军事家、社会活动家，墨家学派的创始人。

墨子出生于贫困的手工业者家庭（木匠）之中，因此，他自小练成了精巧的手工技艺，可与当时的巧匠公输班相比；他还擅长防御之道，据说他制作的守城器械比公输班还要高明。墨子自称“鄙人”，也就是当时最底层的布衣贱人，他自诩说“上无君上之事，下无耕农之难”，是一个同情“农与工肆之人”的“布衣之士”。

墨者、黑也。黑色与大自然中的黑夜、黑暗相关联；与墨构成的词多有贬意，人的气色晦暗，称“墨面”，刺字于脸面，称“墨刑”，玄色素服为“墨衣”等等。我们有理由产生一种怀疑，作为春秋战国之际显学领袖的墨子，真的姓“墨”吗？如果不姓墨，为什么人们又众口一词地称之为“墨子”呢？

其实，“墨”只是墨子的一个生命符号而已。因为“墨”代表人的一种肤色。墨子出生于“贱人”之家，常年暴晒于骄阳之下皮肤自然是黑亮的，他又率领着一大群面目黧黑的苦力劳动的弟子出现在世人视野中，人们便称其“墨子”，这样一来他自己也就用上这个专称了。

墨子自己曾说，人可以分为两大类，“有黑者有不黑者也”。“黑者”指的是劳动者，“不黑者”就是统治者。正如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史》中说道：“墨子所主张者为‘贱人之所为’，此其所以见称为墨道也”。墨子其实从思想到行为都站在“颜色黧墨”的老百姓一边，便“以墨为道，”倡行自己的思想与学说。有学者认为，以墨子为首的这个学派代表了手工业劳动者的利益和意向，虽然不够全面，却也有一定的道理。

墨子不仅宣扬自己的学说，还组织了以社会底层民众为基础的社会团体。《淮南子.秦族训》中说：“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刀，死不旋踵”。有学者认为，后世的武侠便是墨家的余脉，是有道理的。

一个民间的社会组织，不管宗旨如何，有何学术主张，经常无法回避一个现实问题，那就是怎样教育之？使之怎样造福于社会？墨家在这方面做得尤为出色。

二、兼爱天下，交利万民

兼爱天下，是墨家的伟大理想，也是墨子追求的崇高境界。

作为公认的“平民圣人”，墨子兼爱的重心当然是“农与工肆之人”，也就是天底下的劳苦大众，但也不排斥对其他人有所爱。墨子的兼爱比起孔子的仁爱来，心胸更坦荡，视野更开阔，它不分亲疏，不分贵贱，不分贫富，不分古今，兼而爱之。在其当时的“天下”，是指列国，这分明是一种超越国界的大爱精神，是面向整个华夏民族的挚爱之情。更为可贵的是，墨子的兼爱也包括爱自己在内，这是比他同时期的诸子更加务实和高贵的地方。试想，一个连自己都不爱的人，他可能真正懂得爱他人、爱社会、爱群体吗？正因为这一点，共和国的开国领袖毛泽东也盛赞墨子为“比孔子高明的圣人”！

面对天下大乱，谁都向往和平美好的治世生活，但有良好的愿望，还需有治乱之策。那么，乱从何而起呢？墨子以包容之心认为，“乱起不相爱”，人不爱人，国不爱国，这天下哪有不乱的道理？“乱”的根源是在于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缺乏相亲相爱，只有“兼爱”才能彻底改变这乱的世道。

林肯在1862年9月22日，发布了一项日后被称为“解放宣言”的法令，主要是废除美国的“蓄奴”运动，承认奴隶应获得自由，并享有美国法律规定的一切自由和权利。而在中国的公元前五世纪，墨子就慷慨激昂地向世人宣布：“获，人也，爱获，爱人也。臧，人也，爱臧，爱人也”。这段话中的“获”和“臧”，在古文字中分别指女性奴隶和男奴。墨子认为，无论“获”或“臧”他们都是“人”，都应受到尊重和关爱。这是中国古代的“奴隶解放”运动，却比林肯的《解放宣言》早了两千三百多年。

除了人与人应平等“兼爱”之外，国与国也不能例外，因为“天下无大小国，皆天之邑也”；“爱众世与爱寡世相若，兼爱之，有相若”。

民国时期的思想家唐才常认为，墨子的“兼爱”具有“大公”的思想，这种思想具有重塑人们灵魂的作用。于是他呼吁：“欲救今日士、农、工、商各怀私心之病，则必治之以墨学”。

就连“三民主义”的倡导者孙中山先生也盛赞道：“中国平等博爱的宗师，非墨子莫属”。

墨子还认为，利是相互的。“投我以桃，报之以李”，他反对在“利”的问题上的“单边主义”，“利人者必得利也”。但是，墨子跳出了小生产者的利益观，他倡导大公无私，让“交相利”成为了“兼相爱”的延伸和升华。

对墨子的这种思想，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之一的陈独秀先生也大为叹服。他说：“假若墨学不中绝，汉代以来的中国历史绝不会如此”！

墨子以自己为标杆，教化其带领的墨者群体不要做“唯利是图”的小人。他说：“仁之事者，必务求兴天下之利”，作人做事，要把他人、大家之利放在第一位。“手足口鼻耳，从事于义，必为圣人”。义是一种道理，更是一种行为，要调动自身一切机体去从事这种“义”，去体验这种“义”。所以，后世称墨子为“平民圣人”，一点也不为过。

三、节用为德，和平使者

荀子有言：“墨子敝于实而不知文”。是说墨学实用，但问题在于不懂得文饰。其实，墨学的可取之处，正在于它的实在和实用。

“强本节用”，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发展生产，厉行节约。这是墨子针对当时的社会弊病提出来的。春秋战国时期，战争频繁，不少国家都致力于攻战，“废民耕稼树艺”，导致“本”弱；“本”不强，而一些统治者仍然奢移无度，“上不厌其乐，下不堪其苦”，因此，“去无用之费，圣王之道，天下之大利也”。在墨子看来，只有走“强本节用”之路，才能救万民于水火之中。

墨子：“圣王为政，其民令、兴事、使民、用财，无不加用而为之。是故用财不费，民德不劳，其兴利多矣？”而夏桀、商纣虽“贵为天子，富有天下”，然而“灭亡于百里之君”。究其因，在于“淫佚”也。

就是在当今富国强民的中国，墨子的忠告仍如警钟长鸣，作为后世的我们应把“俭节则倡，淫佚则亡”这一思想在心中扎下根来，使其成为一种民族的力量！

作为草根出身的墨子，不仅身怀大爱，也时刻为天下民生着想，在忧国忧民的同时，他从“兼爱”这一人生主题出发，希望建立一个和平美满的世界，即“一天下之和”！

和平的前提，必须是止战！战争给人民和社会带来的罪恶“不可胜数”！战争不仅“害民生，害农本，害财经，害家国”，而且还是最大的“不义”。按照墨家法的精神，墨家从来不向那些不义之人让步，也从来不宽宥那些杀人的恶人！

孙中原先生在《墨学通论》中就呼吁说：“墨家积极防御的军事学说，在当代中国和世界具有更为特殊的现实意义，应该给予更多的关注”。

在和平与发展为主旋律的我们这个时代，“害人知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如果学会墨子的“守御”，将对国家的安全，世界的和平，是何等的重要啊！

四、检视墨学思想，弘扬墨学精神

墨子的法学思想对后世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墨子提倡的“天下之明法”，指的是“天志”；将之与《墨子.天志下》中的“子墨子置立天志以为法仪”一语相联系，不难发现，其实“天志”就是墨子假托天而设计的社会法则。这应该是中国古代的“自然法”思想。“天志”就相当于一部用来约束天子的“宪法”，他主张“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也就是说，天子是由民众选出的，要以“天志”为准则，要罚恶扬善，并且表明刑罚要除暴安民，维护百姓利益，而不是维护统治者的统治。这说明墨子是力主法治的，并主张要建立一个民主的法制社会。

在中国古代的诸子百家中，没有一个学派能像墨子那样重视科技，其科学技术和学说，无论是古代还是当代，都焕发着“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光辉”。其学说中有关科技的条目就有五十条之多，内容涉及数学、物理学、心理学、人体科学等多个领域。这些领域中的某些方面，应当说其当时的科技学说和科技水平是处于世界领先水平。有专家学者这样感叹：“当时中国领跑世界，墨家则是领跑群体中的先锋队和领头羊”。

事实上，在《墨经》中关于数学、特别是几何学的论述有十九条，其中含有丰富的数理思想和严密的逻辑推理；关于时空论的五条；关于力学和机械发明的记载有八条；关于几何光学中的阴影问题、小孔成像及球面镜成像问题的论述有八条；关于最原始的“物质不灭定律”等等。这些弥足珍贵的遗产和科学精神都值得后人去研究和开发。

时间和事实逐一证明，墨子不仅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还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国内外的学者认为墨子是发现牛顿惯性定律的先驱，因为他提出的“动”与“止”的观点，是物理学诞生和发展的标志；墨子得出的“杠杆定理”的时间要比阿基米德早两百年；他第一个进行了光学实验，并对几何光学进行了系统地研究，从而奠定了几何光学的基础；正如英国科学家李约瑟在其著述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说：“墨子关于光学的研究，比我们所知的希腊的为早，印度亦不能比拟”。

还是当代著名中国思想史研究专家杨向奎先生说得豪气干云：“一部《墨子》等于或超过整个古希腊”……

墨子，中国古代的大师级人物。“世之显学，儒、墨也”。墨家曾与儒学有并驾齐驱好几个世纪，左右着人们的精神风貌和时代潮流。只是秦汉以降，墨学才沉寂了下来。不少后世的专家学者为之发出浩叹，这是中国的一个历史性大失误，如果在历史进程中儒墨俱显，得失互补，那中国的历史又该是另一番灿烂、明丽的气象啊！

如何读墨子

来源：中华读书报  作者：常森

在我国历史长河中，《墨子》一书的命运和经历相当独特。比如，很多传世先秦典籍至少在唐以前就形成了具有高度稳定性的经典文本，可《墨子》的经典文本至今都没有形成。从秦汉至清中叶，历代统治者均不提倡《墨子》之学，士人也绝少理会，以至于两千多年间几无学者研究或批注该书。今天我们读《墨子》，最好是读孙诒让《墨子间诂》，而以今人吴毓江《墨子校注》作辅助。

《墨子》堪称古代百科全书，其内容涉及哲学、政治、逻辑、科技、军事等各个方面。据学者研究，今本《墨子》之前两篇，即《亲士》和《修身》，应为墨子自己所作，带有学于儒家又脱离儒家的痕迹；接下来五篇，即《所染》《法仪》《七患》《辞过》《三辩》，可视为墨子中年时期讲学的记录，乃墨子去世后其弟子根据记录增益而成，为墨子思想之纲要；第八篇到第三十九篇（中缺八篇），共十一个题目，即《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节葬》《天志》《明鬼》《非乐》《非命》《非儒》，各题往往分上、中、下，大多数篇章均以“子墨子言曰”开头，殆为墨子去世后墨家三派各据所记而整理的墨子讲学记录，是研究墨子和早期墨家最基本最可靠的材料；第四十篇到四十五篇，即《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大取》《小取》，应当是战国后期墨家之作品，非出于一人之手，也非出自一时；第四十六篇到五十篇，即《耕柱》《贵义》《公孟》《鲁问》《公输》，是墨子后学关于墨子及其主要弟子言行的记录，写成时间应当较早，为研究墨子生平事迹的可靠材料；第五十二篇到七十一篇（中缺九篇），即《备城门》等，当是墨子讲授防御战术和守城工具的著作，由禽滑釐及其弟子根据记录整理而成，写于墨子晚年及禽滑釐时代。（参阅孙以楷等《墨子全译》前言）

读《墨子》，首先要了解墨子言说之特点。

众所周知，墨子“非乐”。如果把墨子反对之乐看成艺术的代表，可以说在艺术方面，墨子表现了小生产者汲汲于功利的特点，他可能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知美却反对求美的学者。无疑，墨子之“非乐”不仅反对音乐活动本身，而且反对社会上层欣赏音乐时衣食住行诸方面的享乐，因为这些不符合兼爱百姓之道。可无论如何，他毕竟是出于功利的考量，摒弃了美好的艺术。《墨子》文章映射了墨家重功利的特点。在先秦诸子中，它们可能是最缺乏文采的，无《论语》之简约深远，无《孟子》之雄辩恣肆，无《荀子》之缜密精细，更无《庄子》之奇诡谬悠。先秦时候就有人说它“不辩”了：“今世之谈也，皆道辩说文辞之言，人主览其文而忘有用。墨子之说，传先王之道，论圣人之言，以宣告人。若辩其辞，则恐人怀其文忘其〔用〕，直以文害用也。……故其言多不辩。”（《韩非子·外储说左上》）实际上，向世人宣传自己的理念和学说乃先秦各家“为文学、出言谈”的一致取向，其用世之追求是一致的。故司马谈谓：“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论六家要旨》）在为文学出言谈时，各家往往采用特定手段，以期在听读对象那里得到更好的效果。墨子及其后学则跟其他诸子大异，他们刻意彰显为文学出言谈之“用”，而贬抑有可能带来干扰的“文”，遂使其文质朴有余而文采不足，成为史上一大憾事。然而换一个角度说，“连林人不觉，独树众乃奇”（陶渊明《饮酒》二十首“青松在东园”），《墨子》一书不仅因为特出之思，而且因为独到之文，强化了先秦诸子的多元性，何尝不是史上的幸事呢？

《墨子》文章有多种类型，具体的读法不能千篇一律。

读《非命》等篇，要留意其论证方法即“三表”（或曰“三法”）。《墨子·非命上》云：“……言必有三表。何谓三表？子墨子言曰：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于何本之？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于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于何用之？废（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非命下》说言有三法，内容大抵与上引三表相同。《非命中》提及言之三法，表述稍有差异。至于实践方面，《非命》上、中、下，《非乐上》，《明鬼下》等篇，都是运用三表法的典型作品，唯有时有所侧重，非平均用力罢了。我们应该高度重视墨家对立言方法极其可贵的探求、总结和实践。从文章写作尤其是论议文写作方面看，围绕某些基本原则来立言，意味着历史前进了一大步，对文章逻辑思维、主体结构及表述方式的成熟有重大意义。作为墨家学派的创始人，墨子在这一方面的贡献超出了开辟儒家的孔子与开辟道家的老子，甚至超出了孟子；在这一方面，就其所为文学所出言谈而言，墨子在荀子以前是罕有其匹的，就其为文学出言谈达到某种自觉而言，即便是荀子以后，墨子也罕有其比。

传世《墨子》五十三篇，“最宏深而最难读者，莫如《经》上下、《经说》上下、《大取》、《小取》之六篇”（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毕沅称此六篇“讹错独多，不可句读”（毕注《墨子》）。谭戒甫先生治此六篇，断续花了四五十年时间，也才“大概弄清楚”。他这样说：“此六篇书，素号难读。梁任公曾举出‘八难’，是确实的。我在四十多年前即开始研究此书，因学过电机工程，就在物理、数学、逻辑一些知识的基础上，得到初步门径。随后大感不足，又专习文字音韵有年，专习周秦诸子有年，专习经史要籍有年，专习佛学因明有年，还涉猎旁门杂术，远及于东西洋各种学艺著作又有年。在这断断续续几十年中间，像作战一样，总是紧紧包围着这六篇书，向它发动无数次的进攻；虽吃过很多败仗，只因艰苦奋斗下去，终于拔除了很多要塞和据点。”（《墨辩发微》序）《墨子》此六篇着实令人生畏。而自《备城门》以下十一篇，注重军事技术，讲论抗敌守备之法等等，岑仲勉先生认为其在军事学中，“应该与《孙子兵法》，同当作重要资料，两者不可偏废的”（《墨子城守各篇简注》自序）。然此十一篇亦称难治。章炳麟《孙诒让传》称：“《墨子》书多古字古言，《经》上、下尤难读，《备城门》以下诸篇，非审曲勿能治。”至少在清中叶以前，《墨子》可称绝学，其《墨辩》及《备城门》部分凡十七篇，约占传世《墨子》三分之一，则可谓绝学中的绝学。谭戒甫、章炳麟诸先生已经提示了研读这类篇章的一些重要方法，各位自可借鉴。

读《墨子》尤须关注它对当下的价值。

从某种意义上说，墨家学说原本是儒学的解构性力量（当然，它跟儒学的关联极为复杂）。儒家立于一尊之前孟子竭力排摈墨学，儒家立于一尊之后墨学不兴，这是一个重要原因。但这正显示了它在中华文化构成中不可替代的价值。当下弘扬以儒学为核心的传统，理应重视它对儒学的某种矫正作用。举例言之：第一，墨家勇于实行，对偏重于向内寻求和拓展的儒、道两家都是一种反拨。第二，儒家倾向于将思维限定在政教伦理范域。如荀子称：“礼之中焉能思索，谓之能虑；礼之中焉能勿易，谓之能固。能虑能固，加好者焉，斯圣人矣。”（《荀子·礼论》）又说：“……君子敬其在己者，而不慕其在天者；小人错其在己者，而慕其在天者。”（《荀子·天论》）墨家科学精神对这种偏向是有益的修正。尽管从具体层面上看，墨家之科学早已经被历史超越，但其科学精神却可以作为文化的一种重要根柢，永远不应被遗弃。梁启超尝感慨：“在吾国古籍中，欲求与今世所谓科学精神相悬契者，《墨经》而已，《墨经》而已矣。”（《墨经校释》自序）第三，墨学之兼爱说主张没有等差的爱，从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儒家张扬的君臣父子秩序，故被孟子归到“无父”“无君”之列（《孟子·滕文公下》）。而在当下，用墨子不讲究等差的兼爱思想，来修正孔子不脱离等差的仁爱观念，也许是值得考虑的重要理论和实践要求。

除此以外，墨子“非攻”也有极高的现代价值。这种价值不在于他反对攻打别国，而在于他采取反对立场的如下依据：“亏人自利”即不仁不义，“苟亏人愈多，其不仁兹甚”（《墨子·非攻上》）。墨家既不讳言利，又反对“亏人自利”，既不虚廓，又有价值担当，比较适合现代社会的需要。墨子还有利他观念。夏曾佑《中国社会之原》云：“老子为己者也，孔子人己并为，墨子为人者也，其宗旨愈改而愈优。”（《新民丛报》第三十五号）墨子利他观念当有助于矫正现代人对自我的过度沉迷，激发他们对世人的关爱。墨子有平等观念，这体现在礼教政治诸多方面。比如政制方面，他张扬“虽天亦不辨贫富贵贱、远迩亲疏，贤者举而尚之，不肖者抑而废之”（《墨子·尚贤中》）。司马谈评墨家礼制，尝云：“使天下法若此，则尊卑无别也。”（《论六家要旨》）而这显然符合现代社会的需要。

总而言之，《墨子》有待开掘的价值甚多。儒学之所以被西汉迄明清的漫长历史选择，主要因为它是维护、促使秩序正常运转的意识形式。而不被这段历史选择或重视的学说，比如墨学，也不见得没有价值，它只是因为蕴含着对体制的挑战，而受到压抑和摈斥而已。战国时期，儒墨并称显学，墨学必有不同寻常之处。它对民族生存之重要意义，近代以来，已为很多学者肯定。比如梁启超断言：“今举中国皆杨也，有儒其言而杨其行者，有杨其言而杨其行者，甚有墨其言而杨其行者，亦有不知儒不知杨不知墨而杨其行于无意识之间者。呜呼！杨学遂亡中国！杨学遂亡中国！今欲救之，厥惟墨学，惟无学别墨而学真墨……”（《子墨子学说》，《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七）

最后要提醒大家的是，读《墨子》要提防历史上那些板结固化的认知。以一种开放的心态面对经典，你会发现更多的真相。学界总是有人说，要把握墨家批评儒学的立场云云。其实，严守这一立场，会妨碍我们理解先秦墨家与儒家的真实关联。郭店楚墓竹书等出土文献，足以彰显将这段历史简单化的弊病。其实不惟读《墨子》，读其他经典，也应该保持这种开放的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