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宏良 发布时间：2020-07-04  来源：民族复兴网

——兼评“虚高塌方”式中国版金融危机的到来和对策

2017年7月30日

自中国左翼运动兴起以来，左翼爱国力量的命运就和祖国息息相关，每一次左翼爱国力量遭到打压处于低潮时，都会成为国内外资本盛大的节日。目前大规模的资本套现和资本外流，就再次证明了这一点。

继去年以来李嘉诚套现700多亿之后，万达的王健林套现630多亿，地产界的潘石屹套现230多亿，乐视网的贾耀庭套现超过百亿……与此同时，股市的套现同样疯狂，继2014年减持2509亿元，2015年减持5477亿元，2016年减持3609亿元后，2017年上半年仅重要股东就减持3341亿元，几乎赶上了2016年全年的减持金额，日均套现18亿元。亿晶光电老板荀建华一个人上半年就套现15亿元……这还是在今年证监会三令五申、不断出台一系列限制套现的严格政策的情况下呈现出的套现大潮，倘若是在正常监管条件下，估计套现金额将以万亿来计。总之，不论是新经济代表的乐视，还是传统经济代表的万达，或者地产界的代表李嘉诚、潘石屹等，全都不顾一切地在进行资本套现和外流。

资本这种大规模套现和外流的疯狂现象，大概只有在1949年国民党撤退大陆前夕和宣布香港回归前夕曾经出现过。显然，这种疯狂现象引起了中央政府的警觉，于是在本月中旬召开了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商讨和制定相应对策。与以往金融工作会议不同的是，这次金融工作会议不是由政府总理主持，而是由中央总书记主持，会议采纳左翼多年的呼吁，成立了中央直接领导的金融安全机构，提出要加强党对金融组织的领导。在对外发布的金融工作会议通报中31次使用了“风险”这个概念，可见本次金融工作会议对金融风险的重视和警惕程度。

但是，在现有的法律、政策和思维等多种框架的约束下，中央政府对金融资本的约束和金融风险的规避，将很难达到目的。

其一，资本套现和转移是法律赋予资本的权利，只要坚持依法治国，中央政府对资本的套现和转移就无可奈何。这也是中国极右势力和资本集团千方百计捍卫“依法治国”这个口号的根本原因。中央政府现有的外汇管制措施，只能管住一般老百姓的外汇兑换，对大规模资本套现和转移根本不起作用。况且2016年西方袭击俄罗斯金融市场失败的经验表明，“诗法在诗外”，防范和战胜金融危机的措施并不在金融市场本身，而在金融市场之外。

其二，现代金融市场的各种衍生品金融杠杆，本身就是为了规避政府监管而产生的，政府对此完全是狗咬刺猬无从下口，莫说是我们还不熟悉这些东西，就是对此监管经验极为丰富的美英等国，也仍然是无可奈何。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整个世界更是意识到了这一点：现有的金融监管体系对金融衍生品市场根本就不管用。

金融大鳄索罗斯之所以单枪匹马能够打败一个国家和地区，如英国、日本、东南亚等，就是钻了政府无力监管这个空子。这里说的政府无力监管，并非是因为政府无能，而是法律和监管的滞后性，造成了当今政府根本就不知道如何监管专门为规避政府监管而产生的现代金融市场。所以才出现了可以允许安邦集团花140亿美元合近千亿人民币购买全球最大的喜达屋饭店，而不允许老百姓换汇几百几千美元购买境外一个小木屋的荒唐监管现象。

由于大资本不受监管而只受法律保护——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法律，都是为保护市场规则而设立的，而这些市场规则恰恰是由大资本制定的，所以大资本只受法律法规保护而不受法律法规监管——这就必然会给国家埋下巨大隐患，特别是对中国这样一个房市、股市、汇市和货币市值都严重虚高的国家来讲，灾难的威胁更加巨大。可以说，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文明深厚的大国来讲，可怕的不是偶发事件的“黑天鹅”，而是见怪不怪的“灰犀牛”，是那些大家都能看到或者一点就通但却就是不以为然的巨大危险。

中国资本的套现和外流，以及将会由此而形成的绝大多数穷人的彻底绝望和财富的突然塌方，就是这样一头大家见怪不怪的“灰犀牛”。目前中国资产市值已有上千万亿元，其中房地产市值400万亿，就是套现10%(稍有理智的人都知道房地产价格虚高绝不止10%)，就是100万亿。100万亿是个什么概念?2016年中国货币发行总量150万亿，国内生产总值74万亿，全国财政收入15万亿，全国居民家庭储蓄扣除家庭贷款(主要是房贷)26万亿，这就意味着只要套现10%，中国老百姓创造的全部产值和全部储蓄，就会被席卷而去，洗劫一空。

可见，把中国资产的市值推高一个不可思议的虚高程度，然后再通过资本套现和财富转移来制造经济塌方和民众绝望，以此来终结中国的民族复兴道路，才是国际垄断资本为中国准备的“灰犀牛”，而绝不是外汇市场上造成东南亚金融危机和美国金融危机的“黑天鹅”。所以，今天中国把防范系统风险的落脚点放在外汇管制方面，完全是一种误判，是以往金融危机模式在人们头脑中造成习惯性思维的结果。虽然东南亚金融危机和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是由金融市场上的偶发事件“黑天鹅”造成的，但是，历史绝不会简单地重复，东南亚金融危机，美国金融危机，包括俄罗斯金融洗劫，绝不会简单地在中国重复发生，而肯定会以不同的形式出现。目前可以初步断定的是，把财富市值推高到天文数字后再大规模套现，将是国际垄断资本集团为中国安排的悲剧陷阱。在这个问题上，如果中国不及时觉醒和转向，继续把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重点放在汇市上，将很有可能会死于“灰犀牛”的独角之下。

如果说推高市值是财富向富人手里积聚的第一过程，那么资本套现则是聚集起来的财富向海外转移的第二个过程，这两个过程将不可避免地把中国推向危机和动荡。我们暂且把这样一个两步走的危机模式称为是“虚高塌方模式”。可以说这个“虚高塌方模式”，是专门为中国设计的，用现在时髦的话来说就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危机模式。

首先，只有中国这样一个高度集权的大国体制，才有可能把财富迅速集中到少数人手中，无限量发行货币，无限制提高财富市值。并且这个财富向少数人手中集中，迅速提高财富市值的过程，也是一个两极分化，社会矛盾加剧的过程，必然会为今后矛盾爆发埋下导火索。

其次，中国是均贫富思想最强烈的国家——这个思想也是当代最先进的大众民主运动“占领华尔街运动”的主导思想——无论当初邓小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实现共同富裕”的承诺是真是假，但是老百姓却记住了这个承诺，盼望着能够实现共同富裕。所以，只要财富还在中国，锅里的肉没有捞干净，老百姓就还有共同富裕的指望。可是一旦财富套现和外流引起经济塌方，老百姓共同富裕的梦想就会完全破碎，就会因绝望而矛盾爆发。

可以断定，如果说在此之前的金融危机是通过制造恐慌而形成的话，那么中国将要面临的金融危机则不会是制造恐慌，而肯定是制造绝望，唯其如此，才更加可怕。道理很简单，只是一直被大家所忽视，就是中国财富的虚增市值越高，资本套现和流失的财富就越多，国家的财富损失就越大，老百姓自然就会越绝望。如同夫妻离婚共有一套房子200万存款，离家的一方给对方留下多少钱财，完全取决于房子的市值。如果房子市值100万，离家的一方会给对方留下一套房子和50万存款;如果房子市值200万，则200万存款全部带走，只给对方留下一套房子;如果房子市值300万，得房者还要欠离家者50万。可见房子市值越高，离家一方带走的钱财就越多，留下来的就越贫穷，这就是房价涨到天文数字后套现会使老百姓陷入绝望的原因。

那么是什么因素把中国资产市值推高到了天文数字的程度?答案很简单，就是中国天文数字的货币发行量。目前中国货币发行量已达到160万亿，160万亿是个什么概念?纵横比较一下大家就知道了。先从纵向比较来看，毛泽东从建国到逝世一辈子的货币发行量只有700多亿人民币，差不多相当于现在一天(工作日)的货币发行量，目前货币发行量是毛泽东时期的两千多倍，如此巨量的货币发行，必然会造成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市值虚高。再从横向比较来看，美国2011年GDP总量15.5万亿，货币发行量8.4万亿，占GDP比重54%，由于美元60%在海外流通，国内美元流通量只有3.4万亿，占GDP比重21%，只相当于中国货币发行量占GDP比重200%的十分之一，这就是美国越来越物美价廉而中国则物价越来越高的一个重要原因。

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资本对价格的控制，目前金融资本的高度发达，再加上完善的金融杠杆体系，已经完全控制了商品市场价格，商品市场价格已经不再由供求决定，而是由资本的盈利为目的所决定。所以中国左翼爱国力量才一直反对把价格交给市场来决定。把价格交给市场决定，等于是把消费者交给了资本任意宰割，势必会把价格抬到天上。只是这个问题不属于我们今天的讨论范围，以后将专文论述，读者也可以参阅以前我们对此的相关论述。

虽然巨量货币发行火箭般推高了资产市值，但是并没有给老百姓带来相应的财富增加。因为资产市值推高的过程，是一个财富由多数人向少数人手里集中的过程，结果只能是造成极少数人暴富，而不可能造成多数人共同富裕。对于一般老百姓而言，资产市值的推高不仅不会带来相应的财富增长，甚至还会带来实际财富的减少。房地产市值推高的结果就是典型。根据东方财富提供的数字，中国居民住房贷款已经占据了收入的68.3%，2/3的收入转手又还给了国家和企业。居民住房贷款已占到GDP的60%，约44万亿，扣除掉这44万亿贷款，居民存款还剩26万亿。虽然表面看上去现在居民70万亿存款，相当于1978年210亿存款的三千多倍，但是扣除掉上述44万亿的贷款(毛泽东时代居民没有贷款)，增长只有一千多倍，才相当于货币增长幅度的一半。货币发行量增长两千多倍，居民存款增长一千多倍，你说居民存款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

在此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即使是这增幅不到货币发行量一半的居民存款，也仍然集中在少数人手中。根据《招商银行2015年私人财富报告》提供的数字，目前中国55%的家庭几乎没有储蓄；35%的中产家庭占整个居民储蓄的25；10%的富人家庭占整个居民储蓄的75%！大家可以想一下，在财富市值增加数千倍，货币发行量增加数千倍，居民存款增加数千倍的情况下，一多半老百姓居然没有存款，还要拿出收入的2/3去偿还因通货膨胀、资产市值虚高而造成的欠款，一旦发生因资本套现和外流而造成的财富市值迅速缩水(欠款却不会相应缩水)的经济危机，原本就已经十分尖锐的贫富两级分化的矛盾能不爆发?社会能不陷入动荡?

或许有人会说，也确实有人在用这种理论误导决策层，就是美国等西方国家老百姓也没有存款，同样一贫如洗，但是并没有出现造反和动荡。这种说法与几十年来负面引进西方经验一样，完全是不顾事实、以偏概全的说法。实际情况是，正是因为美国一部分老百姓一贫如洗，靠举债度日，所以美国才通过制度设计把老百姓排除在市值变化的风险之外，无论华尔街老板怎么折腾，资产市值怎么变化，风险都不会落到老百姓头上，不会影响老百姓的基本生活。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被称为是百年来最大的经济危机，可是美国老百姓该吃的吃，该喝的喝，福利保障一分不少，超市里依然物美价廉，金融危机对老百姓最大的影响，就是每天喝着啤酒开着电视，看华尔街的老板跳楼自杀。道琼斯指数从14000点一个跟头扎到6000点，跌去一大半，可是破产自杀的只是投资机构和庄家，没听说有哪个老百姓因此而跳楼。这就是2008年大危机超过1929——1933年年大危机，却没有出现二三十年代西方社会大动荡的一个重要原因。

而中国则不同，每一次股灾的浪头都是打在老百姓头上，如果发生因市值虚高而造成的经济塌方，灾难肯定会打在老百姓头上，因为此时的富人早已经连人带财产转移到了西方。

既然危机正在一步一步到来，西方传统的防范措施又不管用，那么当今中国怎么办?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发动群众!除此之外，没有任何防范和制胜的方法。马克思曾经指出，矛盾的性质决定了解决矛盾的方法。既然金融危机是通过制造民众恐慌情绪实现的，正在打造的中国版金融危机也是企图通过群众的绝望情绪来实现，那么中国应对的方法也只有通过发动群众，提振民众对政府对未来的信心才能解决。

看到这里，肯定会有许多人已经脑袋摇得像个拨浪鼓一样地加以否定了。这主要是人们对发动群众已形成偏见，把发动群众固化为文革一种模式的结果，一提发动群众，就认为是贴大字报和开批斗会。其实，发动群众有多种方式多种模式，既有毛泽东的政治运动模式，也有拿破仑的军事组织模式，还有普京的经济保障模式，目前中国同样可以有集各种模式之所长的新型模式。

就拿普京来说，普京之所以能够战胜西方垄断资本的第二次金融袭击，避免了俄罗斯遭受第二次金融洗劫，所依靠的就是发动群众。只是普京发动群众的方式不同于毛泽东，不是通过大众政治和大众民主运动让老百姓起来造反，以此来约束和整治官僚，而是在经济上守住免费医疗、免费教育、免费住房、免费水电气等民生保障，将每年社会生产的70%的财富用于民生，剩下30%由国家(官僚集团)和企业(资本集团)来支配，这就保证了民众不仅是财富创造的主体，同时也是财富消费的主体。这种与毛泽东的大众政治殊途同归的大众经济，使俄罗斯民众对普京和政府产生了无条件信任，而这种无条件信任就是战胜金融危机的最根本法宝。

所以，在西方对俄罗斯发动第二次金融袭击，卢布一夜之间贬值47%的情况下，俄罗斯市场没有任何恐慌，老百姓该上班的上班，该上学的上学，面对西方记者关于货币贬值一半是否心痛害怕的间问，老百姓十分淡定地回答说，只要有普京在，相信贬值的货币很快就会再升起来。由于金融袭击成功的前提就是民众恐慌，面对俄罗斯老百姓的平静情绪，西方金融资本只能承认失败，悄然撤离了俄罗斯金融市场。当然，其间也与普京对西方金融垄断资本的警告有关，普京当时警告说，如果金融市场继续恶化下去，将采用非经济手段来解决。而普京这个用非经济手段解决经济问题，就是近年来我们对中央政府的建议是那种用政治手段来解决经济问题。

刚才我们说发动群众有各种各样的模式，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发动群众的模式，当今中国领导人同样可以有与国情和时代相适应的发动群众的特殊方式。就目前中国而言，发动群众的最适合模式，就是走党群一体化道路，通过支持左翼爱国力量，把广大群众团结在党中央周围，以避免和战胜将要到来的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除此之外，我们几乎看不到其他任何更好的选择。稍有历史知识的人都应该知道，中国是打响“颜色革命”第一枪的地方，可是“颜色革命”几乎推翻了所有进行市场化改革的国家，却唯一推不翻的就是中国，中国成为全世界能够战胜颜色革命的唯一国家。奥秘在哪里?就在于中国拥有一个强大的左翼爱国力量。

就拿以往几次阻击资本套现和财富外流的斗争来说，几乎都是左翼爱国力量率领群众发起的。2006年贱卖银行股造成的大规模资产流失，就是左翼爱国力量率领民众掀起了铺天盖地的网络抗议浪潮，最终推动国家调整了相应的外资政策。2008年至2010年美欧先后爆发百年来最大金融危机，这本来是中华民族崛起的绝佳时机，至少是解决台湾问题和周边问题的绝佳时机，可是有人却提出了“救美国就是救中国”、“帮欧洲就是帮自己”的主张，中国制定了中央政府投资4万亿，地方政府投资18万亿的拯救欧美计划，这个计划同样是遭到了中国左翼爱国力量率领民众的强烈抗议，由此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爱国主义运动。

中国左翼爱国力量之所以会成为极右势力和资本集团的政治克星，并非是中国左翼爱国力量有什么特殊的法宝，而是由当今中国天理和权力的特殊较量环境决定的。资本主义只讲权利，不讲天理，套现和外流是法律赋予资本的天然权利，只要讲法治，就不能侵犯这一权利，国家对资本就无可奈何。这就是当今世界任何国家都无法管住资本，都只能不讲天理的原因所在。但是人类社会是一个讲天理的社会，历代农民起义和农民革命，包括社会主义革命和现在的大众民主革命，其本质都是要追求天理。而当今社会这个天理，就是左翼爱国力量所表达的99%人民大众的利益和愿望。左翼爱国力量可以通过现代网络瞬间把群众发动起来，形成强大的网络舆论，迫使资本不得不顾及天理的压力。特别是中国资本有一个不同于西方资本的特点，西方资本不讲天理只是祸害其他国家，中国资本不讲天理则主要是祸害本国。所以一旦遇到左翼的揭露和批判，不但会遭到民众的反对，同时也会带来国家的干预，形成民众和国家的双重压力，从而陷入不可自拔的困境。这就是中国左翼爱国力量往往会成为资本集团克星的重要原因。

许多人总是把中国对颜色革命的免疫力，归之为是中国改革开放给老百姓带来经济实惠的结果，拒不承认中国左翼爱国力量的作用，甚至把左翼爱国力量看作是与“颜色革命”一样的异己力量和颠覆因素。可以说，如果没有八十年代末那场风云和中东地区的“阿拉伯之春”，这个说法或许能够成立，而上述两个事件，则彻底粉碎了这个说法。

八十年代末，是中国老百姓得到经济实惠最多的时期，那时老百姓既享有旧体制的免费住房、免费医疗、免费教育等福利保障，又享有新体制的奖金、工资外收入等物质刺激，并且是全民共享改革成果，没有形成悬殊的两极分化，无论从任何角度来说，都找不到社会陷入动荡的经济因素，可是动荡却恰恰发生在那个时期。中东地区则更是如此，中东的经济改革成果并不亚于中国，在民生方面更是远超过中国。“埃及大饼”50年不涨价，利比亚的免费教育，不仅从小学到大学不要一分钱，包括出国留学的费用国家都报销。但是这些给老百姓带来实惠的改革成就，并没有避免埃及民众把穆巴拉克总统被装进铁笼子审判，没有避免利比亚民众把卡扎菲乱枪打死在街头。由此可见，“颜色革命”与改革是否给老百姓带来实惠根本无关。

在此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把穆巴拉克装进笼子里审判的埃及穆兄会，把卡扎菲乱枪打死街头的利比亚伊斯兰革命组织，并非是美国等西方国家培植的“第五纵队”和极右势力“带路党”，而是长期坚持反美立场的民族主义力量，是坚定捍卫国家利益的左翼力量。他们发动“颜色革命”，颠覆政府，不是要实行“自由民主”的西方价值观，而是不满本国政府“全盘西化”的亲美政策。由于他们颠覆本国政府的行为符合美国搞乱中东的战略利益，因而得到了美国的军事支持，就像当年日本为肢解中国而全面支持推翻清王朝的“辛亥革命”一样，从而使中东地区这些典型的民族主义左翼力量，在客观上变成了“左派带路党”。

也正是因为美国十分清楚他们的民族主义左翼立场，所以在利用他们实现了“颜色革命”的战略目标之后，便兔死狗烹，几乎杀光了这些民族主义左翼力量。埃及一年之内进行了三次广场大屠杀，将穆兄会的骨干全部杀光，最后又把逮捕的穆兄会600多名中层干部和130多名高层干部全部判处死刑。利比亚伊斯兰革命组织，同样也是在替美国推翻了卡扎菲政权后，被美国重新宣布为是恐怖组织，遭到全球追杀。纵观人类古今革命，恐怕最为怒目苍天、含恨而亡、死不瞑目的，就是中东地区发动“颜色革命”的“左派带路党”了，中东“左派带路党”在21世纪初上演了一幕惨绝人寰的千古悲剧。

可见，无论从正反两个方面任何一个方面来看，美国等西方国家颠覆其它国家的“颜色革命”最终成败与否，最终都是取决于左翼力量的历史选择。中国左翼爱国力量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才做出了 “宁上风波亭，不做带路党”的悲壮选择，甘愿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中国人民的和平生活，为避免中国再次出现历史上反复出现的动荡和分裂，避免中国成为第二个血流成河的悲惨中东，而无怨无悔地走上自我牺牲道路。多少年来许许多多左翼爱国人士，都是前脚刚刚走出拘留所和监狱，后脚就又投入到捍卫共产党领导的伟大而悲壮的事业中去。

自毛主席逝世后40年如一日坚持纪念毛主席诞辰和忌日的河南省张正耀葛丽英夫妇，曾经因在广场公开纪念毛主席而被判刑入狱，身戴手铐脚镣的张正耀在法庭上豪迈而深情地说：“我是一个普通工人，今天我的名字能和毛主席连在一起，我感到无比自豪。我没有罪，我不后悔，将来出獄后我还是会年年纪念毛主席。”就在数月前，为支持习主席，捍卫共产党，扭转一些人的糊涂认识，他们自费印制了《习主席系列讲话摘录》的学习材料，准备寄给全国各地的左翼网友。当他得知省公安厅要去没收习总讲话时，不顾一切赶往印刷厂，不料路上突发心梗，这位身材高大、体格健壮的中原汉子，如同山墙倒塌般倒在了地上。在被抢救醒来后第一句话就问“习总讲话拿到了吗?”；几年前同样因纪念毛主席而被罗织罪名判刑的沈阳企业家王新年，面对两年冤狱，资产一空的悲惨结局，这位性如烈火的东北汉子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为了不给习总添乱，我暂不申冤”。转身又投入到了为复兴社会主义，创建公有经济的伟大事业中去。类似事例不胜枚举，全国各地比比皆是。他们为社会主义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增添了十分感人的历史一幕。

这就是为党和人民利益甘愿牺牲自我的中国左翼人士，这就是为民族大义不仅能够牺牲生命还能够牺牲荣誉的毛派共产党人!虽然每一个阶级都有甘愿为理想而牺牲的英雄，但是其它任何一个阶级的英雄充其量只是能够牺牲生命，唯有毛派共产党人才不仅能够牺牲生命，而且还能牺牲荣誉。这就是毛派共产党人同其他阶级的英雄根本不同的地方。无论中华民族将来遭遇如何，当今中国左翼爱国人士的悲壮行为，都会被载入史册写进教科书，成为后人景仰的对象，哪怕是不同阶级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后人，也都会景仰他们，就像不同阶级不同国家的人们，都在景仰俄国12月党人和他们的妻子一样。后来的人们可能会不赞成他们的政治立场，但是一定会景仰他们伟大的人格力量和道义形象。

在此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左翼爱国力量不同于其他国家左翼力量的伟大献身精神，经过大众民主运动锻炼的觉醒的中国人民，并非是历史自发形成的，而是毛主席生前布局结果。毛主席的整个后半生特别是晚年，都在思考和布局如何防止剥削阶级复辟，避免中华民族再次陷入动荡分裂的深渊。所以才甘冒党内空前孤立的危险，发动大众民主运动，锻造出了这样一个伟大的政治力量以及背后已经觉醒的伟大人民。可以说，今天毛主席留下的这样一个誓死捍卫共产党领导的左翼爱国力量，是中国共产党的幸运；毛主席通过大众民主运动锻炼出来的这个已经觉醒的伟大人民，是领导中华民族复兴的当今中国领导人的幸运。一个军队如果没有甘愿自我牺牲的战士，就不可能战胜任何敌人;一个国家如果没有甘愿自我牺牲的政治力量，就不可能实现崛起。当年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的自我牺牲精神，就不可能有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今天如果没有中国左翼爱国力量的自我牺牲精神，就不可能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相信历史将会证明这一点。

今天，我们说只有通过发动群众，才能避免危机，实现民族复兴，并非是说一定要像毛主席那样发动群众造官员和老板的反，也并非是一定要像普京那样把绝大部分财富分配给民众，但至少应该实行在法律和政策上“穷人富人一律平等”。比如我国法律规定，穷人经济适用房的增值部分，套现后差价归国家所有；而富人资本的增值部分，套现后差价则归个人所有。显然这是一种典型的在法律面前穷人和富人不平等的现象。特别是对中国来讲，富人资本获得国家政策和法律的支持，远远超过对穷人经济适用房的支持，所以套现后差价更应该归国家所有。所以，当今中国无论从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来讲，还是从人类文明的历史要求来讲，以及从防范金融和经济危机的要求来讲，都应该实行资本增值部分归国家和全体员工所有的政策。目前连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都在实行资本增值部分归全体员工所有的员工持股制度改革，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东方文明大国，更应该顺应历史和人民的要求，将资本增值部分归国家和人民所有。

可以说，当今社会也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不公平，就是全体员工共同创造的企业，国家耗费巨大资源扶持的企业，其增值部分完全归老板个人所有。在这个问题上，中国的不公平超过世界任何一个国家，因为中国政策和法律的主要任务，改革的主要目标，就是全力扶持企业的发展，如提供廉价土地和经济资源，对企业实行各种巨额补贴，严禁罢工和自发建立工会，实行暴力拆迁等等，正是因为国家的全力支持，中国的富豪增长速度才会世界第一，超过西方国家几百年的财富积累速度和规模。所以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富豪的资本增值部分，更加应该归国家所有，归全体人民所有。所以我们建议中国法律应该规定：资本套现的增值部分，大部分应该归国家所有;资本没有套现的增值部分，应该归全体员工所有，实行员工持股制度，或者是更加完善的股份合作制。这将会从根本上解决资本套现和外流的问题。

总之，大道至简，大道在正义，大道在人心。只要实行“法律面前贫富平等”的现代文明法则，并以此来改革和调整现有一系列法律和政策，我们就一定能够化解和战胜任何危机——无论是经济、政治还是其它内外危机——平稳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还是多年来我们一直坚持的那个观点，中华民族走到了崛起或毁灭的十字路口，距离崛起的目标只有几步，距离毁灭的目标也只有几步。道理很简单，最后登顶的阶段也是最危险的阶段。为保证中华民族选择好和走好这崛起或毁灭的最后几步，中国左翼爱国力量一定要拿出自我牺牲精神和担当精神来，以不愧为毛派共产党人这个伟大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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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7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