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中海 程晓辰 · 2020-07-02 ·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

在资产阶级政府不断掀起“去共产主义化”和“反共产主义运动”的背景下，各国共产党却难以提出一个长期性、系统性和统一性的可行方案，表达不满和斗争的方式主要是通过集会游行、声援抗议等，无法对资产阶级政府产生实质性的震慑力。德国共产党公开指出：“反资本主义力量、社会主义以及共产主义力量的影响力还不够，他们没有制定出有效改变这种状况的策略。至少当前是这种状况。”

【内容提要】

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给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带来了重要的“机遇期”，经过十余年的发展，已呈现出一系列新变化、新亮点。当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正在走出低潮，并转向长周期的上升通道，但从整体上看仍没有出现热切期待中的高潮，仅是在局部出现亮点。这是因为各国共产党面对“内忧外患”的形势没有作出充分准备，难以有效利用“机遇期”带来期望的变革与发展。因此，各国共产党的任务是在革命形势到来之前作好长期准备，并通过制定灵活的战略策略，促进社会主义革命主客观条件的不断成熟，推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由低潮走向高潮，并在资本主义总危机临近时推动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关键词】 世界社会主义运动  金融危机  各国共产党

作者简介：贾中海(1963- )，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吉林长春  130012);程晓辰(1990- )，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吉林长春  130012)。

2008年的金融危机虽然给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历史机遇，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高潮并未如期而至，这值得我们对十年来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进行深入研究和反思，以期找到金融危机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未能进入高潮的原因，为各国共产党的变革与调整提供建设性意见，期待在下一次革命形势到来时能够推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走向高潮。

一、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迎来崭新机遇

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再一次显露了资本主义制度是经济危机爆发的根源，暴露了资产阶级反人民的本质，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即使能够自我修复和完善也无法改变其必然灭亡的历史命运。马克思指出：“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机之后才可能发生。但新的革命正如新的危机一样肯定会来临。”金融危机的爆发不仅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的复归，还促进了工人阶级的觉醒，重塑了共产党的形象，给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长期处于低潮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带来了复兴的希望与可能，这对于各国共产党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机遇。

首先，金融危机的爆发引发了资本主义的全面危机。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的系统性、结构性、制度性危机，这次危机不仅直接导致金融恐慌、全球经济衰退，也宣告了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的崩溃。这次金融危机还在其他领域衍生出一系列危机，如西式民主的价值困境、西方文明的认同困境、西方发展的制度困境等。具体表现为欧洲难民危机和全球几大独立公投运动(苏格兰独立公投、加泰罗尼亚独立公投、克里米亚全民公投等)引发的对西方“双重标准”“双重价值”的批判、“占领运动”(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西班牙“愤怒者”运动、法国“黄背心”运动等)爆发后对资本主义反人民本质的批判、“阿拉伯之春”运动爆发后对移植西式民主的批判、“中美贸易战”背景下对西方贸易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行为的批判等。金融危机发生后，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等领域爆发的全面危机再次表明了经济危机对于资本主义的影响是长期和全面的，资本主义国家将需要长期的努力来推动结构转变以摆脱危机，而这其中又酝酿着新的危机的到来。正如大卫·哈维教授所言：“危机并非单一事件：虽然他们有明显的触发因素，它们所代表的结构转变需要多年时间才能完成。”以美国为代表的主要发达国家经济发展迟缓，政府债务总额持续攀高，债务风险较大，发展前景不容乐观。这对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来说是一个难得的历史机遇，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在这一背景下有机会、有希望走出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的低潮期，国外左翼学者和各国共产党清楚认识到了这一点并积极付诸行动，期待高潮能够早日到来。

其次，金融危机的爆发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的复归。金融危机后，新自由主义的“幸福诺言”化为泡影，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周期性爆发危机的科学分析再次应验，西方世界掀起了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特别是《资本论》研究的热潮，《资本论》在西方一些国家的销量大增。在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之际，“2018年4月20日到2018年5月20日这一个月内，国外2431 家报纸及美联社、合众社、路透社、法新社等11 家重要通讯社共发表929 篇有关马克思诞辰200 周年的报道”，可见千年伟大思想家在西方的影响力之大和受关注程度之高。西方世界掀起的《资本论》“热”和马克思“热”从本质上看是出于对金融危机的恐慌，希望从马克思的理论中探寻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源，并找到从根本上解决金融危机的“良药秘方”和通向未来社会的“替代方案”。这预示着金融危机后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的复归，马克思主义依然是指引人类文明前进的思想灯塔，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西方世界长期宣传的马克思主义“无用论”被现实有力证伪。马克思主义的复归对各国共产党逐步把握意识形态领导权和推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

最后，金融危机的爆发重塑了各国共产党的信心。科学社会主义阐明了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的制度性危机，只有实现制度替代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经济危机周期性爆发的问题，而经济危机会促进工人阶级意识的觉醒，推动社会主义革命形势的高涨，加速资本主义走向崩溃的步伐。在金融危机后召开的第十、十一次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上，各国共产党一致认为金融危机预示着新自由主义的破产和资本主义的失败，社会主义将成为唯一选择。2008年通过的《圣保罗宣言》指出：“社会主义是替代方案，是一条人民实现真正和完全独立的道路，是一个能够确保实现工人权利的手段，是结束资本主义破坏性危机的唯一途径。” 2009年通过的《德里宣言》指出：“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摆脱资本主义危机的唯一途径是加强反对资产阶级统治的斗争。”金融危机的爆发让社会主义“衰亡论”、共产主义“虚无论”和意识形态“终结论”不攻自破，让处于低潮期的各国共产党重拾信心，并坚信解决经济危机的根本出路是完成对资本主义的制度替代，未来一定属于社会主义。

二、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现状和特点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在全球左派的积极努力下，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呈现出一系列新变化、新特征、新亮点。根据统计，目前世界上的100多个国家有130多个仍保持共产党名称或坚持马克思主义性质的政党。现有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党员总数为9700多万人。其他国家有120多个共产党组织，党员总数为850万人，人数过万的共产党有30多个。当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正在走出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的低谷，并转入长周期的上升通道，尽管从整体上看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仍处于低潮期，但在局部有亮点，这迫切需要各国共产党继续坚持革新、寻求突破、谋求跨越发展，推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不断向前发展。

第一，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全面引领世界社会主义发展新方向。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社会主义阵营解体，仅有中国、越南、老挝、古巴、朝鲜五国继续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获得了持续稳定健康的发展，不仅在经济总量上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发展速度、发展质量和发展水平上都展现出巨大优势。中国已经形成了独立自主的发展理念、发展机制、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已经开辟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制度和文化，“中国模式”“中国道路”“中国力量”“中国方案”深入人心，充分展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辉煌成就和巨大影响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提出为持续推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作出原创性贡献。越南自革新开放以来，经济发展成就显著，2018年，越南GDP已超过2445亿美元，是1986年(263.4亿美元)的近十倍。越南在经济上已经从一个最不发达国家变为一个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并朝着把越南建设成为现代工业国的目标迈进；在政治上则形成了“四驾马车”的集体领导体制，成为越南实现政治体制“超前民主化”的特色实践。老挝人民革命党坚持有原则的全面革新路线，并强调其当前任务是“巩固和完善人民民主制度”，为逐步迈向社会主义奠定基础。古巴2018年3月举行了菲德尔·卡斯特罗去世后的首次全民选举，迪亚斯·卡内尔成为新一届国家领导人。12月，古巴国会通过了新宪法草案。2019年2月24日，新宪法全民公投以87%的支持率获得通过。4月10日，新宪法开始生效，标志着古巴正式进入“后卡斯特罗时代”。新宪法明确坚持古巴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不动摇，明确提出实行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并指出：“古巴永远不会退回资本主义这个以对人类的剥削为基础的政治形态，只有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中，人类才能获得完全的尊严。”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2019年4月召开的劳动党七届四中全会上指出：“要依靠符合我国的条件和实际情况，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技术和资源的自立民族经济，高举自力更生的旗帜，更加蓬勃地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以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坚持守正创新，顶住了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带来的严重冲击，在金融危机后更是逆势而上，充分展现出社会主义的制度活力，对于推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起到引领方向、提振信心、拓宽进路的作用。但是，社会主义国家在整体力量上相较于资本主义国家仍处于劣势，除了中越两国发展形势较好外，老挝仍位于最不发达国家之列，朝鲜和古巴均遭受西方国家制裁而发展受阻，亟待找到解围之方、破局之法和振兴之路，从而在根本上改变目前“资强社弱”的力量格局。

第二，非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积极探索实现社会主义的新路径。金融危机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呈现积极发展的态势，在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共产党都有不俗的表现，亮点频现，显示出社会主义在21世纪依然具有强大的吸引力。首先，影响最大的是金融危机后通过议会选举上台执政的尼泊尔共产党(毛主义)和塞浦路斯劳动人民进步党(以下简称“塞劳进党”)。从2008年到2013年第二次制宪议会选举，尼泊尔一直由共产党执政并由其领导人担任总理。2017年，尼泊尔立法选举中，由尼共(联合马列)和尼共(毛中心)组建的左翼政党联盟赢得大选，执掌下届政府。2018年5月17日，尼共(联合马列)和尼共(毛中心)正式合并为尼泊尔共产党，使得尼泊尔的共产主义力量更加集中，政治地位也更稳固。塞劳进党也赢得2008年议会选举上台执政，与尼共(毛)成为金融危机后非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通过议会选举上台执政的“双子星”。其次，当前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有三大热点地区，即以南亚、南非和南美为代表的“三南”地区。南亚的“国际红色走廊”覆盖了超过2亿人口，面积超过10万平方公里，活跃着印度、尼泊尔和孟加拉国等国的多个共产党，其中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以下简称“印共(马)”)是目前全世界最大的非执政共产党，党员人数达到了100.05万人。南非共产党(以下简称“南非共”)与非国大、南非工会大会组建的“三方联盟”自1994年以来一直占据国民议会多数席位。2017年12月，南非共首次与非国大分道扬镳，以独立方式参加自由省梅次麻霍卢地区的递补选举，但未获成功。2019年南非大选中，“三方联盟”再次获胜。从2007年到2019年10余年间，南非共的影响力持续扩大，党员人数从51874人增加到311000人，增长了近6倍。在拉美地区，从20世纪末到金融危机爆发前，先后有12个国家的左翼或中左翼政党与政党联盟成功上台执政，掀起了一股“粉红浪潮”。但是，主要大国巴西、阿根廷、秘鲁等国的左翼政党在2015—2016年间先后选举失利下台。玻利维亚2019年10月大选后也由于反对派坚持认为选举存在舞弊行为，导致国内出现政治和社会动荡并迫使连续执政14年的埃沃·莫拉莱斯宣布辞职;乌拉圭2019年11月举行的大选中，中左翼执政联盟广泛阵线自2005年大选以来首次宣告失败;阿根廷正义党在2019年10月大选中重新上台执政。拉美地区目前有7个国家的左翼政党仍在执政，这代表拉美左翼的整体影响力依然存在。巴西共产党作为拉美地区最大的非执政共产党，有超过30万名党员，目前弗拉维奥·迪诺担任巴西共产党唯一的执政州马拉尼昂州州长。最后，是原苏东地区和一些老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积极革新，不断扩大自身影响力。原苏东地区的俄罗斯联邦共产党、捷克和摩拉维亚共产党(以下简称“捷摩共”)都是议会第二大党。2017年，捷克大选中，捷摩共获得15个议席，并于2018年宣布支持平民主义政党ANO2011运动党，在时隔近30年后首次进入内阁。作为老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的西班牙共产党(以下简称“西共”)在2017年12月召开的二十大(第二阶段)上重提“列宁主义”并对党的政治路线进行重大变革。西共还恢复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将党的权力逐步集中于党的中央委员会，进一步明确向“左”转，这反映西欧共产党变革的新方向。非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在金融危机以来的积极作为和可喜表现值得肯定，对于通过议会选举获得执政地位的尼共、塞劳进党以及之前的摩尔多瓦共产党人党在国内外更是引发高度关注，但我们必须要客观看待这一“成功”，“从总体上看，它还没有改变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也尚未找到超越俄国十月革命、中国所走的革命道路的新的成熟观点和成功办法”。因此，断言已经找到实现社会主义的“第三条道路”仍为时尚早，目前也仅有尼共仍保留执政地位，其他两党已沦为在野党。值得注意的是，部分共产党的突破和成功不能够解决国外非执政共产党整体上所面临的政治边缘化、组织碎片化、分歧公开化和结构老龄化等问题。因此，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只是在局部有亮点，在整体上仍未完全走出低潮，仍然需要各国共产党坚持革新，积极准备，奋力开拓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新局面。

三、金融危机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未进入高潮的原因

金融危机的爆发给正处于低潮中的各国共产党带来了难得的“机遇期”，但共产党自身仍处于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的恢复阶段，整体力量不够强大，且思想、理论、组织、宣传和战略准备都有不足，始终无法达成行之有效的行动方案，使得各国共产党面对“内忧外患”的形势难以有效利用“机遇期”，导致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无法在金融危机后完全走出低潮、迎来高潮。

其一，片面研判形势发展，不同程度存在“速胜论”与“必败论”的逻辑谬误。金融危机的爆发是加剧资本主义全面危机的“催化剂”，但并不能直接导致资本主义制度灭亡，而是在长周期内使得资本主义内部矛盾不断积聚并最终“内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经济危机与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关系已经作了大量阐述，马克思提出了“两个必然”和“两个决不会”的科学论断，列宁也指出：“革命是不能‘制造出来’的，革命是从客观上(即不以政党和阶级的意志为转移)已经成熟了的危机和历史转折中发展起来的。”金融危机可以促进革命形势的成熟，但同时在现代世界体系的中心与边缘结构仍未解构之前，处于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国际垄断资本的自我修复空间依然广阔，作为资本的政治代理人的资本主义国家仍有能力通过转嫁危机实现复苏，金融危机以来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各国共产党在金融危机后的思想认识上既显示出其理性态度，看到了资本主义不会自动崩溃、自动灭亡的一面。2008年召开的第十次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发布的《新闻公报》中指出：“当前危机宣告了新自由主义的彻底失败和崩溃，但这并不能代表资本主义已经终结。相反，在大多数发达国家，资产阶级正在运用其政治权力来进行一场挽救资本主义制度的‘救援行动’，这些政策旨在使工人阶级为资本主义内在矛盾付出代价。”同时，也看到了少部分共产党尚存在过于乐观的形势评估和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始终没有完全在思想认识上看到同资本主义进行斗争的长期性。希腊共产党(以下简称“希共”)认为，当前的时代仍是一个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时代，这是“因为资本主义已经衰退，因为资本主义已经被无法克服的矛盾所困扰，因为资本主义已经耗尽其历史极限”。希共同时认为：“资本主义已经进入其最高阶段即帝国主义阶段，这预示着允许建立一个新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的物质先决条件已经成熟”。现实的情况是，各国共产党仍然没有从思想上真正看到资本主义的调适性和多样性，没有看到“机遇期”本身的局限性和共产党自身的不足，因而也无法提出行之有效的行动方案。

其二，政治身份认同模糊，理论和政策主张缺乏调适性和吸引力。金融危机引发民众社会心理特征的急剧变化，在金融恐慌下，民众期待有政党提出能够彻底摆脱危机的替代方案。共产主义政党在传统意义上作为工人阶级的领导者和人民利益的代言人，有条件提出兼具特色性和彻底性的理论和政策主张，但囿于自身理论准备不足，不仅其理论和政策主张不能因“时”应“势”调整变化，还在与主流政党和同居左翼政治空间的新兴激进左翼政党的竞争中败下阵来，导致其难以获得选民的广泛支持。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右翼势力在欢呼其胜利的同时，左翼政党特别是共产党则陷入群体性迷失中，有的共产党宣布解散或直接蜕变为社会民主党，有的共产党坚持党的名称和社会主义奋斗目标，但削弱了意识形态色彩，在理论和政策主张上不同程度地向“右”转，出现了共产党“社会民主党化”的趋向，这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其革命性、阶级性和自身特色，失去了共产党特有的政治身份标识，使得金融危机爆发后共产党囿于理论匮乏和特色不足无法直接承担起领导工人阶级抗争资本主义的重任。以西共主导的“联合左翼”与“我们能”党在金融危机后形成的鲜明反差为例，“我们能”党打着“民主”的旗帜反紧缩、反建制、反欧盟，成功利用政府为解决危机实行的紧缩政策以及政府腐败丑闻所引发的民众的极端不满状态(集中体现在2011年爆发的“愤怒者”运动中)迅速崛起。对于“联合左翼”来说，所面临的机遇和条件应该是相同的，但“‘联合左翼’的负责人是顽固的保守主义者，不能接受其他的风格和观点，对一些激进主义组织不屑一顾”，而 “我们能”党却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强烈平民主义色彩的政策主张，如革新民主政体、完善福利制度、缩小贫富差距、促进性别平等等，这些主张迎合了年龄段在25—50岁之间选民的需要，因而能够在议会选举中获得较高的支持率。“联合左翼”总协调员阿尔贝托·加尔松也承认：“尽管‘联合左翼’清楚地预判了在西班牙发生的事情，但却没有足够的政治野心根据预判做出相应的决定。”可以说，偏向保守与温和的“联合左翼”在面对有利的形势时没有把握机遇迅速制定行之有效的应对策略是其陷入困境的关键所在，这种失败绝非个例，传统左翼政党日渐势“衰”，新兴激进左翼政党迅速崛起已经成为各国共产党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其三，内部纷争难以弥合，无法实现力量联合与协调统一行动。各国共产党所面临的最严重问题是组织力量的碎片化产生的严重“内耗”，这不仅表现在一个国家存在多个共产党，还表现在不同的左翼组织之间的分庭抗礼，更表现在追求联合的目的尚未达到的前提下部分共产党又出现新的分裂和重组，这使得原本力量并不占优势的社会主义力量面临更加不利的形势。目前世界上多个国家都存在一个以上的共产党，如印度现有印共(马)、印共(马列)、印共(毛)等;西班牙现有西共、人民共产党、工人共产党等。而在区域性左翼组织上，欧洲共产党工人党“倡议”(以下简称“倡议”)和欧洲左翼党的直接对立最为明显。希共领导的“倡议”组织是公开针对支持欧盟及其战略地位的欧洲左翼党而建立的，在加入“倡议”的条件中明确提到必须首先退出欧洲左翼党，“倡议”组织认为，“欧洲左翼党是支持资本的联盟，这一立场让他们变得更加反动和危险，他们放弃了我们坚持的世界观原则，放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此外，当今世界上还存在着社会党国际、革命政党和组织国际协调、马列主义政党和组织国际会议、全球绿党等左翼组织，这些组织各自为政，难以进行有建设性的国际联合和协调统一行动。更为重要的是，共产党的分裂和重组始终没有停止。2019年3月才正式成立的西班牙工人共产党是从人民共产党中分裂出来的，总书记阿斯特·加西亚在谈到其分裂原因时指出，人民共产党内部以原总书记卡梅隆·苏亚雷斯为首的一派希望加入“我们能”党，但“我们希望有一个在政治、思想和组织上完全独立的人民共产党，一个具有真正的能力，能够成为工人阶级先锋的人民共产党”。各国共产党在指导思想、理论和政策主张、组织形式以及实现社会主义的道路等方面的不同是导致理论分歧和组织分裂的根源，而社会主义力量的相互攻讦和无谓内耗正日益对亟待振兴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造成严峻挑战。

其四，政治宣传方式单一，掌控新媒体话语领导权的主体性缺失。金融危机后，资本主义制度面临着空前的信任危机，马克思主义重新受到关注，而左翼力量在一定程度上也实现了复兴。但是，“左翼的复兴并不标志着马克思、列宁或毛泽东思想的回归，它实际上是一种新型的平民主义，他们看起来真正想要实施的是20世纪的社会民主主义政策”。西方掀起的马克思“热”和《资本论》“热”实质上仅是将其作为阐释和化解金融危机的一种工具的功利需要，马克思主义没有成为信仰的本体，社会主义更没有被作为解决经济危机和资本主义弊端的唯一替代选择。随着反建制主义思潮、新保守主义思潮相继登台亮相，右翼保守主义力量借机重整旗鼓并使得全球政治力量呈现“左退右进”的趋向，马克思主义自身正面临着“失声”的尴尬境地。究其根本，一个重要原因是社会主义力量始终没有牢牢占领舆论宣传的主阵地，使得各种新兴思潮在短时间内实现了话语替代和技术控制。丹麦国内共产党承认，“我们斗争所面临的一个难题就是宣传，由媒体的宣传所带来的难题”。在政治宣传理念和方式上，利用新媒体进行舆论宣传、制造热点和“煽动”民众成为新兴激进左翼政党取胜的“法宝”，而传统左翼政党更像是“追跑者”和“效仿者”，在意识到这些手段形成的强大技术控制力后才开始接受和重视。“我们能”党和五星运动党的迅速发展是典型的利用网络平台迅速凝聚民意、扩大影响力的实例。“我们能”党充分利用社交平台、互联网媒介以及网络直播等方式，不断制造热点和爆炸性新闻，使自己的影响力迅速扩大。在2014年欧洲议会选举前，“我们能”党开通了网站在线注册，短短20天就有近10万注册量，到今天已达到近52万，在推特上的关注量则近142万。五星运动党在发展之初是意大利著名喜剧演员毕普·格里罗通过个人博客进行线上交流，并通过“会面”等社交网络平台独立组织会议和活动所形成的名为“毕普之友”的公民群体。五星运动党正式建立于2009年，真正使五星运动党大获成功的是名为“卢梭”的平台，该平台正式启动于2016年4月，它通过互联网实现直接民主，让公民成为政治的中心。公民不仅可以直接通过“卢梭”平台在线投票选举参与竞选的议员，还可以直接参与投票提出议案，迄今该平台提出的各项政策建议超过5000份，参与投票的人次数超过150万，并成功向议会提交20余项立法议案。“卢梭”平台负责人大卫·卡萨莱焦认为，该平台最大的优势在于大幅缩减选举经费，在2018年3月意大利大选中五星运动党获得了约1100万张选票，单张选票的花费约9美分，而传统政党单张选票的成本高达85美元，是五星运动党的近百倍。尽管各国共产党也拥有党刊党报并建立了官方网站和社交平台账户等，但这些平台缺乏交互功能，且内容杂乱，难以吸引选民关注，而这与其没有牢牢掌握舆论宣传工作的主动权、领导权和话语权不无关系。

其五，发展空间持续受压，缺乏应对资本主义力量压迫、干预和攻击的可行方案。金融危机的爆发并没有减弱来自资本主义力量的压迫、干预和攻击。一方面，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实行社会福利政策甚至通过控制工会，诱骗工人阶级支持资产阶级，并以此缓和阶级矛盾，弱化工人阶级的革命意识，使作为革命主体的工人阶级不能由自在的阶级转变为自为的阶级，使共产主义政党难以推动社会主义革命主观条件的成熟。土耳其共产党指出：“与资本主义世界所爆发的前两次大危机不同，当前的这场危机发生在一个反革命时代，这意味着工人阶级的斗争经验相对薄弱。这一因素会对危机期间阶级斗争的发展和阶级意识的觉醒产生一定的不良影响。这为资产阶级通过思想和政治手段操纵劳动群众留下了更大的空间。”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力量即使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也没有放松对共产主义力量的分化、攻击和瓦解。在危机爆发之初，资本主义力量疲于应对危机，给各国共产党的发展带来了短暂的“机遇期”，但随着资本主义力量的逐步恢复，又重新将矛头转向各国的共产主义力量。希共指出，反共主义攻势仍在不断加强，“一切与资本主义所有制和权力关系相冲突的思维方式、口号和立场都面临被各大党派攻击的情况”。在波兰，根据2016年4月生效的“去共产主义化”法律，禁止建筑、街道、桥梁或广场等使用象征共产主义的姓氏、组织名称、事件或日期进行命名，并分阶段拆除颂扬共产主义的建筑。在资产阶级政府不断掀起“去共产主义化”和“反共产主义运动”的背景下，各国共产党却难以提出一个长期性、系统性和统一性的可行方案，表达不满和斗争的方式主要是通过集会游行、声援抗议等，无法对资产阶级政府产生实质性的震慑力。德国共产党公开指出：“反资本主义力量、社会主义以及共产主义力量的影响力还不够，他们没有制定出有效改变这种状况的策略。至少当前是这种状况。”

四、各国共产党在当前的任务及其应对策略

金融危机的爆发确实为各国共产党带来了难得的“机遇期”，但这并不意味着“机遇期”一定能够带来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高潮期”。历史经验已经表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高潮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最终胜利都不是自然到来和偶然发生的，都需要一定的条件和长期的准备，这包括科学的理论指导、灵活的斗争策略、自为的工人阶级、广泛的力量联盟、统一的协调行动以及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导等。因此，各国共产党的任务是在革命高潮到来之前，制定正确的理论战略和斗争策略，促进社会主义革命主客观条件的成熟，并在资本主义总危机临近之时促进革命形势的成熟，“那时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革命的胜利也是毫无疑问的”。

第一，不断创新和发展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制定正确的战略策略。世界社会主义史是一部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斗争史和创新性实践史，没有科学的、创新的理论提供指导，社会主义革命将很难取得胜利。十月革命的胜利表明，“马克思主义为我们提供了解释世界的重要理论工具，列宁和十月革命证明了革命理论是如何为变革提供基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辉煌成就表明，“马克思主义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使中国这个古老的东方大国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发展奇迹”。各国共产党的实践探索表明，放弃了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也就意味着党的褪色变质，也就意味着从根本上放弃了社会主义的奋斗目标。但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不能一成不变地照搬照用马克思主义，而是要不断创新和发展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让马克思主义永葆生机活力。恩格斯指出：“只有通过适合各该国家和特定情况的道路……才能把群众发动起来。”因此，各国共产党要始终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并结合自身实际和考虑到“时代”和“形势”的变化，灵活制定正确的理论战略和斗争策略，避免因循守旧而脱离实际、脱离人民，最终失去人民群众的支持。

第二，确立新型政党关系原则，正确处理各国共产党的内部分歧。理论分歧是导致共产党组织分裂和党际关系紧张的根源，也是造成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内部不断分化、相互内耗的重要原因。在如何处理党际关系的问题上，习近平指出：“不同国家的政党应该增进互信、加强沟通、密切协作，探索在新型国际关系的基础上建立求同存异、相互尊重、互学互鉴的新型政党关系。”这对于当前各国共产党处理理论分歧具有重要启示意义。首先，当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不存在一个“中心党”“领导党”，更不存在所谓的“老子党”，各国共产党无论成立时间长短、组织力量大小都具有平等的地位，都应当在相互平等、彼此尊重的基础上开展交往。其次，各国共产党应当积极摒弃不同的社会主义道路之争，应当允许不同国家的共产党通过不同方式探索实现社会主义的成功模式，应当在不同国家共产党的不同实践中寻求有益借鉴，特别是对于成功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的经验借鉴。最后，各国共产党应当积极通过对话协商而非无谓争论、相互攻讦的方式处理存在的分歧，应当围绕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等平台建立经常性交流机制，推动各国共产党求同存异、凝聚共识、加强合作。总之，各国共产党之间应当以对话代替争论，以互鉴代替互讦，以团结代替内耗，促进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协调统一。

第三，制定多元的政治力量发展战略，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从根本上离不开各国不断壮大的共产主义力量，如果没有统一的左翼力量，要同联合的资产阶级作斗争将是极其困难的，“单靠一支先锋队还不能实现向共产主义的过渡”。各国共产党探索实现社会主义的前提是要不断发展和壮大各国的共产主义力量。一方面，各国共产党要苦练“内功”，通过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扩大党的影响力，厚植党的群众基础，使党员队伍不断壮大，走出当前组织力量持续衰减和党员结构老龄化的困境。另一方面，还要善借“外力”，不断加强与国内外其他左翼政党和组织(特别是共产党)的联合，增强各国左翼力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阿塞拜疆共产党指出，阿塞拜疆目前有两个登记的和三个未登记的共产党，这一局面不利于领导一个全面的党组织建设工作，更不利于领导阿塞拜疆的社会主义运动，因而呼吁“为了防止进一步分裂，有必要联合起来”。塞劳进党也指出：“在捍卫和扩大大众与工人权益、保卫和平与稳定的斗争中，如果我们不能成为先锋和领导力量，并团结所有反对新自由主义秩序的社会阶层和政治力量，那么我们作为共产主义运动所采取的任何行动都将无效。”因此，各国共产党要通过将反资本主义的左翼力量广泛联合起来应对联合的反革命资产阶级的攻击，要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为最终实现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奠定强有力的力量基础。

第四，牢牢把握工人阶级的领导权，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革命先锋作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离不开无产阶级及其先锋组织，只有革命的阶级，而没有先锋组织的领导，将会使各国的社会主义运动陷入无组织、无纪律、无核心、无方向的混乱状态，社会主义革命也难以成功。塞劳进党指出：“革命阶级仅发展‘革命行动’是不够的，他们的行动必须要有组织、有意识。革命先锋的作用并不是‘自上而下’的傲慢指挥，而是与整个工人阶级和更广泛的阶层协调起来。”在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面临着组织力量分化和阶级意识弱化的双重困境，无法自觉地成为革命的主体，这就需要各国共产党在经济危机爆发前，能够运用好马克思主义这一强大的思想武器，能够牢牢把握工人阶级的领导权和新媒体舆论宣传的话语权，能够不断促进工人阶级意识的觉醒以及社会主义革命主客观条件的成熟；而在危机爆发后，要积极利用资本主义危机带来的“机遇期”，团结和带领工人阶级及其他一切反资本主义力量，不断扩大各国社会主义运动的规模和影响，推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由低潮走向高潮，促进社会主义革命的早日胜利。

参考文献：

　　[1]《李慎明论金融危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

　　[2]吕薇洲等：《调整与变革：危机中的当代资本主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

　　[3]〔美〕山村耕造：《过剩：资本主义的系统性危机》，童晋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

　　[4]《21世纪是社会主义走向振兴的世纪——访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情报研究院党委书记姜辉研究员》，《马克思主义研究》2016年第6期。

　　[5]李景治：《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由高潮转入低潮的几点思考》，《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6年第1期。

　　文章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