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工力量2020-07-13来源：观察者网

导读

今年全国两会，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联想集团董事长兼CEO杨元庆提交一份建议，其中包括将个人电脑作为战略必需品，出台相应的促进消费以及财政补贴政策。

这一建议引起舆论哗然，网友纷纷吐槽联想电脑不符合战略必需品，不应拿国家补贴。因为联想集团的两任主导者——柳传志和杨元庆，没有为国产电脑做出应有贡献。

那么，在国产电脑六十多年的发展进程中，到底是谁有着卓越功勋？哪些电脑相关软硬件设备，有着突出成就？且来看看，中国计算机事业先驱的十个“革命”故事。

【文/科工力量专栏作者 陈辰】

2001年底，北京市科委副主任俞慈声，干了一件轰动国内IT圈的大事：在北京市政府采购中，全部采购红旗Linux操作系统、方舟1号芯片等国产软件，把微软整个踢出局。

事出有因，除信息安全问题外，微软还在协商中强硬表态：必须网上激活Windows XP；要捆绑购买Office；不能降价。这让俞慈声实在无法接受。另外，北京市科委也想扶植国内软件。

东方平地一声“惊雷”。微软第三号人物克瑞格·蒙迪迅速赶到北京四处游说，试图缓解局面；原美国国务卿基辛格也写信给北京市长刘淇，为微软辩护，同时施压处置俞慈声。

当时，正值北京冬天最大的一次雪，十余位院士联名上书朱镕基总理，为俞慈声说情。其中，中国计算机事业奠基人、两院院士张效祥中将第一个签字，倪光南院士也签了名。

据说朱总理看到十多位院士的联名，一时动容。遥想十五年前，美国“星球大战”计划掀起全球军事科技竞赛时，也仅仅只有4位院士联名上书启动863计划。

但接着，微软撤掉中国区总裁高群耀，宣布唐骏“临危受命”；然后基辛格访华，与国家领导人握手。在中美《上海公报》签订30周年之际，他们的斡旋点不在北京市政府，而在更上一层。

最终，第二年6月，时任微软CEO史蒂夫·鲍尔默来到中国，在唐骏的游说下，他与国家计委签下62亿元的合作大单。唐骏一时风头无俩，媒体宣称他“再造微软中国”。

而第一个吃螃蟹的北京市政府，并不好受，Linux使用问题接踵而至。于是俞慈声又分别启动“扬帆计划”、“起航计划”，来改善软件的适配、移植和Office不兼容等问题。

在这场博弈中，尽管微软在三年后“翻盘”，但俞慈声代表首都政府的“挂帅”，以及两项补救措施，构成了对微软中国影响深远的有力一击，也鼓励了国产操作系统和软件的发展。

实际上，新中国成立以来，除了这起“北京市政府采购事件”，在国内计算机事业开辟和发展的道路上，还有很多激情抗争、艰苦卓绝和呕心沥血的故事。

01．周恩来总理与中国计算机事业奠基

冷战初期，在西方国家政治、军事、科技重重封锁下，新中国“一五计划”，以及苏联援建的156个项目，打下了重工业基础。但是，科学技术还没有获得足够重视和发展。

于是，1956年1月，周恩来总理结合“三钱（钱学森、钱伟长、钱三强）”等中科院和苏联专家意见，开始主持编制《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并推动“向科学进军”成为全国行动口号。

然而，两个月后，周总理接见受邀来华的16位苏联专家时发现，名单中有6人是从事新技术领域研究的，包括微电子、计算机、自动化和通信等。这引起了他的思考。

在让了解情况的两位部长作了一份报告后，周总理得知，美国、苏联等国已将电子计算机，当做打造国际竞争力的重要装备，而且在大力开发和应用这项技术。

当时，除了美国、苏联和英国已经试爆原子弹外，美国更将电子计算机运用在弹道飞行、飞机设计、电报密码和经济分析等多个军民领域。而中国的计算机事业还是一片空白。

强烈的紧迫感来袭，周总理下定决心大力追赶。他指出“十二年规划”仍偏重传统产业的问题，同时选定计算机、电子学、半导体、自动化四项，作为科学规划的“紧急措施”。

封面图片|1956年，周恩来在中南海和著名教授马大猷（右一）、梁思成（右二）、孟昭英（右三）讨论科学规划。

不过在内容修订过程中，电子计算机项目一度因前景不明，引发争议。当听到有人说中国还做不了这项技术时，周总理斩钉截铁的回复：集中全国力量，难道还做不出来吗？

自此，中国计算机事业宣告启动。但四项“紧急措施”的内容最初并没有公开，直到1999年中科院“两弹一星”工程相关资料陆续公布时，沉淀50多年的“秘密”才逐渐被人们知晓。

02．张效祥与104计算机

根据四项“紧急措施”的要求，1957年2月，中科院计算所派出了20人赴苏进修队，张效祥任队长，主要学习苏联M-20计算机的技术资料以及制造技术，时间是一年。

当年底，中国科学代表团到访莫斯科，洽谈研制第一台国产大型计算机。期间，中方认为要让中国有能研制计算机的环境，于是拒绝了在苏联生产的提议，坚持在中国制造。

苏联最终同意，且允许进修队延长学习半年。1958年8月，进修队一返回北京，就立即投入了国产104计算机的研制。项目以苏联BESM-2计算机为蓝本，由张效祥主持整体工作，苏联方面也派出专家辅助。

然而，接下来的两大难题是：104机在国内加工、调试的工作量估算是7万个工时，比在苏联要多3万工时；原苏联的磁鼓、磁带机和光电机等外围设备图纸，存在较多错误。

既要改动、重新设计，又要赶上时间进度，张效祥和许多同事，吃喝睡都在工作房里，每天三班倒。他经常晚上一点多睡觉，第二天早上5点半就起床上岗，然后就一直都没停下休息。

在张效祥主持下，项目在计算所等10多个单位协同下进行。历经约一年艰苦攻坚，104机宣告研制成功，并作为建国十周年献礼。这台计算机平均每秒运算1万次，接近当时英国、日本计算机的先进指标。

通过104计算机的研制，中国具备了自主开发计算机的初步条件和配套队伍。后来，许多重大科学课题纷纷上机运算，国内第一颗原子弹的相关科学计算，就是由104机实现的。

由于意义非常重大，104机项目获得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张效祥后来也被称为“中国计算机事业的拓荒人”。而五十多年过去，他依然记得，那七八十位国内科研人员的名字。

03．超算与软件破局

好景不长，就在中国刚刚开始在计算机研制等方面取得进展时，受“长波电台”、“联合舰队”以及思想论战等影响，中苏两国的关系急转直下，甚至迅速恶化。

1960年，赫鲁晓夫下令从中国撤走全部苏联设备和专家。许多国家都认为，中国的计算机事业发展将戛然而止。但是，由夏培肃自行设计、历时两年研制的107计算机，迅速打消了这些疑虑和蔑视。

107机是中国第一台自主研制的通用电子数字计算机，之后应用于多项科学计算任务。虽然比美国第一台冯·诺依曼结构的通用计算机晚9年，但它的诞生标志中国计算机事业走向独立发展。

夏培肃年少时就立志工业救国。当她目睹日军侵华惨况后，便决心报考工科院校。后来她在重庆国立中央大学、交通大学研究院、英国爱丁堡大学攻读“本硕博”期间，所学专业都涉电机系。

1951年回国后，夏培肃在清华大学电机系电讯网络研究室任职。第二年，中科院数学所所长华罗庚选中她和闵乃大、王传英三人，组建了中国第一个电子计算机科研小组。

不过，三人小组中只有夏培肃选择了坚持，并奉献了整整一生，成为“中国计算机之母”。另外两人中，王传英于1955年改行去苏联学习原子能，闵乃大在1958年移民到德国定居。

坚持不懈背后有难以名状的心酸。夏培肃的丈夫从事核物理研究，两人平时工作都很忙。第一个儿子，在她研制107机期间，出意外夭折；第二个儿子，也因为他们难以顾及，身体状况一直不好。

但夏培肃苦心钻研的107机创造了历史，更重要的贡献是，她协助设立和一手创办的计算机科学院系、课程和教材等，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学生，奠定了中国计算机科学的基础和未来。

后来，她的一位学生胡伟武，成为龙芯系列CPU的首席设计师。2002年，他为了纪念导师夏培肃从事计算机事业50周年，将中国首枚通用处理器“龙芯1号”，命名为“夏50”。

04．“中国巨型计算机之父”慈云桂教授

七八十年代，全球计算机发展迭代至超级计算机。虽然IBM的超算销售给中国，但附加苛刻条件：计算机必须放置在独立的“玻璃房”中，只准国外的工程师操作使用，“中国人不得入内”。

为了摆脱如此受制于人的局面，国防科工委主任张爱萍上将，向中央请示研制巨型计算机。1978年，邓小平在批示中指出：中国要搞四个现代化，不能没有巨型机。

接着，已年届60岁的国防科大计算所所长慈云桂，再挑重任。他说，豁出老命也要搞出巨型机，还立下了军令状：每秒一亿次一次不少，六年时间一天不拖，预算经费一分不超。

但这谈何容易？慈云桂之前为“远望号”测量船研制的151机，每秒运算速度只有100万次。而在“巴统”对中国高技术禁运下，运算速度想要一下突然提高100倍，难度可想而知。

然而，人心齐，泰山移。慈云桂把近200人的团队，分成十多个小组逐个攻关。有的小组自然问题频出，花几个月才做出方案。但由于只能算“凑合”，慈云桂狠下心一口否决，然后带领团队研制更先进的方案。

另外，参与研制的李思昆教授曾回忆：那时加班费一晚上两毛钱，我让大家登记领钱，结果没一个人愿意来领。大家心里想省下每一分钱。这样的凝心聚力，想必加速了超算研制。

1983年12月22日，中国第一台超算提前一年宣告研制成功，被张爱萍命名为“银河1号”。它的诞生使得中国继美国和日本之后，成为世界上第三个可以自主研制超算的国家。

其实，从电子管计算机到晶体管计算机，再从集成电路计算机到超算，中国计算机的每一次升级换代，慈云桂都是主要推手之一。后来，他被称为“中国巨型计算机之父”。

05．求伯君与WPS1.0

在国防科大发布“银河1号”时，求伯君兴奋之余，也在倒腾着另一件事。几天后，“一个学生成功开发国防科大图书馆管理系统”的消息，被刊登在《长沙日报》上，他霎时成了“网红”。

1984年毕业后，求伯君在无趣的河北徐水县石油仪器厂基层工作，积累了一定的编程经验。两年后的春天，厂里来了五个深圳的大学实习生，他暗恋上了其中一个，但始终未能表白。

在决定追去深圳前，求伯君曾在北京、河北短暂逗留。期间，为解决一位老乡计算机打印的难题，他花9天时间重写了程序。后来经朋友引荐，北京四通花2000元买下了那套程序版权。

当求伯君在北京火车站准备离开时，四通公司来人，竭力挽留他加入团队，并承诺“明年成立深圳四通，一定调你过去”。于是，求伯君选择暂时留在北京，后来结识了香港金山的老板张旋龙。

1987年，四通公司因“惜才”反悔，求伯君严正交涉后才辗转至深圳四通，但负责的只是经营部业务。张旋龙深知求伯君的能力和志趣，于是抛出绣球，“来金山，我让你专心搞软件”。

加入香港金山时，求伯君的目标十分明确，取代WordStar。自1988年5月起，他把自己关在深圳蔡屋围酒店房间里，只要醒着就不停地写代码，直到困得看不清屏幕了，才会眯眼歇一会。

结果，仅仅过去两个月，求伯君就因急性肝炎发作被送进了医院。第二次复发时，医生强制要求住院一个月，他就把电脑搬到病房里继续写。但出院没多久后，又复发住院一次。

功夫不有心人。1989年9月，WPS1.0正式发布，填补了中国计算机中文字处理的空白。没有发布会和广告，WPS仅仅凭着口碑就迅速火了起来，在国内市场占有率一度高达90%，成为一个时代标志。

06．自主电脑芯片浮沉

九十年代，江泽民、李鹏等中央领导都曾指示“砸铁卖铁”也要把半导体产业搞上去，以纠正“造不如买”的错误路线影响。但在“908”、“909”两项工程成效不大后，“18号”文件紧随其后落地。

国内的政策补助以及开始活跃的经济和科技发展，吸引了一批海外半导体人才回国，其中便包括李德磊。1999年，李德磊将他在国内的公司百拓立克进行“清洗”，同时摇身一变为中芯微，获得500万补助。

这时被联想扫地出门的倪光南，依然鼓着劲要做自主芯片。他拒绝了一些慕名而来的企业，但在李德磊找上门来时眼前一亮：这支队伍基本具备，研制自主嵌入式CPU的技术能力。

倪光南利用个人信誉背书，为中芯微四处奔找资金，以其晚辈刘强为首的研发团队，也没日没夜的埋头苦干。四海归仁，众擎易举。2001年4月，中国第一片自主设计的嵌入式芯片，“方舟1号”横空出世。

通过中国工程院的鉴定后，“方舟1号”获得国家几大部委的支持，被推上了技术神坛。紧接着，为了推广内嵌方舟芯片的NC（网络计算机），俞慈声首先“出手”，国内许多政企客户跟进。

借着如日中天的气势，李德磊将中芯微改名为“方舟科技”，将原法人代表胡铭曾再送走。对于倪光南极力建议成立市场部，李德磊认为他：有官瘾，非要做主管市场的副总裁。

接下来的变化或许出人意料。把控互联网服务器端的微软和英特尔，根本不支持NC内嵌的Linux工具软件。因此，NC在互联网环境下，一些正常使用也受到局限，早期入手的用户叫苦不堪。

另外，李德磊眼里一直只容得下政府订单，多次将倪光南请来的客户踢走，导致失去了市场信任。而涉嫌挪用经费建楼、叫停CPU不履行863计划义务等等，将方舟科技一步步拉向深渊。

最终，倪光南再次出局，向介入调查的科技部“负荆请罪”后，转至CNET中国任副总裁。而自觉深受李德磊欺骗的刘强，带着一批研发人员离开，与好友重新创立了芯片公司君正。

07胡伟武与“龙芯1号”

在“方舟1号”诞生前，曾有一些主流声音认为：中国只能先从芯片封装和测试入手，做“外围”。然而，时任中科院计算所所长李国杰疾呼，“十五”期间应该花大力气研制通用CPU，错过这五年，以后就没机会了。

2001年3月，中科院计算所研究员胡伟武主动请缨，组建一支通用CPU研制队伍。一个月后，在李国杰等人支持下，龙芯课题组正式成立。胡伟武立下军令状：一两年之内做不出来，提头来见。

在龙芯项目正式启动后，课题组获得1000万元研发经费，有一间50-60平米的实验室，成员最初只有10来人。条件不够，刻苦来凑。于是胡伟武一头扎在实验室，一边当猎头，盯着中科大、中科院的校友。

如果作一个对比，英特尔当时宣布将投入12亿美元研发手机芯片，这几乎是龙芯的一千倍。在经费有限，没人教没处学的情况下，胡伟武一个星期不回家，几天不怎么睡觉，也是常有的事。

值得注意，年届66岁的黄令仪也受李国杰邀请，为龙芯做物理设计。但她陷入害怕半途而废，以及对计算所深厚情感之间的挣扎。犹豫一阵后，黄令仪最终带着五位微电子所的同事，走进了龙芯实验室。

为了以防万一，课题组与黄令仪商量后，决定做两款芯片。其中，黄令仪负责的1B为确保型，以打通全部流程为目标，要求不太严苛。另外，胡伟武主持的1C是力争型，时序、面积等标准要求较高。

然而，1C在流片时扫描链没有接出来，胡伟武迅速作出决策：人工修改。过程中，研发人员一个个疲劳得面色苍白、眼睛充满血丝，但在嘴唇还有一点红色的情况下，依然抖擞精神“战斗”。

研发芯片是一场长征，而长征需要信仰。胡伟武是毛泽东铁杆“粉丝”，自称“毛毛虫”。他的上装经常别着主席像章，会议室里放着主席塑像。他说，要坚持毛泽东思想搞研发，“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等。

胡伟武的思想、行动和魅力感染着很多团队成员。这使得几十名年轻骨干怀着共同使命，激情燃烧。2002年8月，中国第一枚通用CPU“龙芯1号”成功发布，终结了计算机产业多年“无芯”的尴尬历史，开启新纪元。

08．中科红旗与国产操作系统发展

在海湾战争和北约入侵科索沃时，美国的电子信息战瘫痪了伊拉克、南联盟几乎所有网络通讯系统。虽然没有证据说明微软等公司可能提供某些后门，但这种情形还是让中国政府为之一震。

当时的信产部、科技部多次召开紧急会议讨论：一旦与美国闹掰，国家信息安全将面临怎样的威胁？中科院软件所副所长孙玉芳也上书国务院，一再强调“中国不能没有自己的操作系统”。

2000年，在孙玉芳牵头组织下，中科院软件所和上海联创，合资成立了中科红旗公司，推出红旗Linux操作系统。同时，他还创办了红旗中文2000，推出Red Office办公软件。

从布局的两大产品来看，中科红旗对标微软的目的十分明显。而仅仅成立一年时间，它不仅挖走了微软和甲骨文的技术骨干，还在2001年北京市政府采购中，一举击败微软拿下操作系统订单，一战成名。

紧接着，中科红旗“趁热打铁”，在全国设立100多家培训中心，培养出1000多名红旗认证的linux工程师。另外，中科红旗还与PC硬件厂商，达成超过100万套供货协议，一度成为全球第三大Linux操作系统厂商。

然而，就在孙玉芳多维出击、风生水起时，红旗Linux的一些软件问题依然没有太大改善。其中一个“要命的问题”是：基于Linux的国产办公软件，包括Red Office、永中、WPS，与微软文档格式无法兼容。

此外，微软放纵盗版软件盛行，进一步导致红旗Linux系统鲜有问津，在C端市场举步维艰。雪上加霜的是，董事会要求孙玉芳在三年之内要有回报，但中科红旗背景特殊，融资、上市均有限制。

2001至2003年，中科红旗均未实现盈利。噩运接踵而至，孙玉芳在重压下积劳成疾，于2005年突发脑溢血去世。随后，公司连续曝出各股东意见不一、管理不善、资金链断裂等一系列问题。

中科红旗自此一蹶不振。2014年，大连五甲万京接盘中科红旗，价格是3862万元。这家公司的董事长孙凯歌说：红旗是中国计算机操作系统的旗帜，不能倒。如果旗帜被人推倒了，失去的将是对整个产业的信心。

09．孔金珠与银河麒麟OS

随着信息技术危机意识不断加强，中国也致力于军用操作系统研制。2001年，国防科大接到863计划重大专项任务：开发国产操作系统。当时只是助理研究员的孔金珠，“死皮赖脸”跟上级申请，加入了项目组。

面对全球“群雄争老二”的局势，专家组最初难以定夺开发操作系统的路线。经过大半年讨论，他们决定采用“四合一”技术，把Mach、FreeBSD、Linux和Windows的优势，互相整合在一起。

然而，一个系统内核平均就有400万-500万行代码。为了把不同的技术架构做成一个系统，孔金珠和同事们拼了命，足足经历四年“折腾”，才最终完成研发。由于系统“四不像”，专家组取名“银河麒麟”。

不过，整合多个系统的弊端迅速显现，适配新软件和硬件的过程艰巨到难以想象，一些专家甚至有力也无处使。另外，FreeBSD日渐没落，Mach微内核架构也被主流市场放弃，几乎没有社区帮助开发代码。

这时孔金珠已成为银河麒麟研发工程师，但十分忧虑“麒麟”的未来。2006年后，银河麒麟历经技术动荡低谷，一些科研人员选择离开。但孔金珠最初的热情并没有消退，依然选择坚守阵地。

三年后，国家“核高基”重大专项启动。麒麟系统项目获得工信部支持，得以继续迭代。在孔金珠等人的强力要求下，研发团队选择定调初锋芒的Linux内核，并基于Linux内核迅速开发出了全新的银河麒麟。

重要的是，孔金珠团队在新银河麒麟系统中，加入了多种独立开发的组件，实施了自主可控的深度优化，主流软件只要稍微适配，就能以更快速的跑在系统上。用孔金珠的话说，“这就像上了高铁”。

此前，中国政府已在尝试大量进口系统的替代工作，但“四不像”的麒麟无法承担这一重任。而在基于Linux的银河麒麟发布之后，各个党政军重要机关，才真正开启了操作系统国产替代的大潮。

10．操作系统国产替代

世纪之交，政府扶持国产操作系统时，也鼓励民营企业开发拓展。1999年7月，信产部组织“Linux未来发展”研讨会，决定加大力度推动Linux在中国的普及与应用。随后，高峰期国内出现三四十家Linux开发公司。

当时刚大学毕业的刘闻欢（Deepin）和冷罡华（Hiweed），也想做出属于国人自己的Linux系统。但刘闻欢认为开发环境还不成熟，而且自身资源有限。于是他跑到北京参与了创建绿盟科技，同时开始等待时机。

然而，冷罡华迅速沉醉其中，把市场上Linux发行版几乎全摸索、套用了个遍。2004年，他利用工作之余，开发出中国第一个基于Debian的本地化版——Hiweed Linux，但在迭代五个版本后突然“消停”。

机会属于有准备的人。2008年，已经“不差钱”的刘闻欢归来。他联合冷罡华重新启动了Hiweed Linux项目，并把项目名称改为Linux Deepin。紧接着，他们在国内发布了深度（Deepin）操作系统第一个版本。

最初，深度系统有三个明显特征，定位社区化公益项目；团队成员基本都是兼职；研发资金一直靠刘闻欢自掏腰包。由于团队只有投入没有产出，以至于税务机关一度怀疑他们涉嫌洗钱，而上门检查。

为了将软件做大做强，2011年，深度科技公司正式成立。这时王勇被刘闻欢“忽悠”到武汉，成为公司副总经历及CTO。王勇是深度第一个“全职开发者”，虽然没上过大学，但凭着喜爱和一腔热血自学成才。

后来，年轻的深度队伍付出很多。比如王勇，曾写代码累到要靠输液，才能第二天继续上班；长期睡在公司，妻子抱着孩子到楼下才能逼他回家。还有成员，每完成一项代码就会大吼一声，来释放压力下的喜悦。

随着系统日益精进，深度也逐步实现商业化。2014年10月，公司获得绿盟科技和360公司的8000万元投资。另外，“棱镜门”事件后，受益于国家政策推动，深度竟然进入中央政府采购名录，而其余3家都是国资背景。

2019年，深度系统的用户已遍布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Linux全球开源操作系统榜上排行前十，是排名最高的中国操作系统。更重要的是，深度已成国产统一操作系统UOS的核心，而且是UOS迭代升级的有力后盾。

结语：中国计算机事业必将更强更好！

当前，国产统一操作系统UOS正在或已完成适配龙芯、飞腾、兆芯、海光、鲲鹏芯片，以及金山WPS、永中Office、360等软硬件。另外，中标麒麟也已与银河麒麟完成合并，将投入百亿打造国产操作系统新旗舰。

显然，在国际形势已骤然变化下，UOS与麒麟将酝酿一场国产计算机的新变局。但是，近二十年来的“北京市政府采购事件”，“Win10入围政府采购事件”以及“华为事件”等等，也一直在提醒国人避免重蹈覆辙。

中国最近几年也发生过一些“积极”事件。比如沈昌祥、倪光南等26名院士曾联名上书，将存在较多安全隐患的Win8系统，挡在政府采购大门之外；天河、曙光和神威系列自主超算，在美国打压下越挫越强，并实现登顶。

这可以用老一辈革命家的话说：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或许，这句话也是计算机先驱们给后辈的最大启示。回溯历史，中外科技以及背后的政治博弈，一直并将长期存在，中国计算机人要做好持续攻坚、反复较量的准备。

鲁迅曾说：凡事都不容易有改革，先行者和闯将者，大抵是谁也怕得做。正是先驱们的勇敢与担当，从铜山铁壁中撕开了中国计算机事业发展的“口子”。而继往开来，有充分理由相信，中国计算机事业必将更强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