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文扬2020-07-14来源：瞭望周刊

文扬：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春秋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文/文扬】

今年3月中旬，还在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的初期，中国提前实现了“拉平曲线”，而美国疫情初起，才刚刚采取应对措施，整体形势还远未明朗，但敏锐的观察分析人士已经感知到了重大的事情正在发生。美国前助理国务卿库尔特·坎贝尔和亚洲问题专家拉什·多希3月18日在《外交事务》上发文，认为这场疫情或成美国的“苏伊士时刻”。

他们认为，二战后的70年里，美国作为全球领导者的地位不仅建立在自身的财富和力量之上，还建立在同样重要的一种合法性之上，这种合法性是从三个要素中产生的，即美国的国内治理、提供全球公共物品以及召集和协调全球危机应对的能力和意愿。但是，新冠疫情“正在考验美国领导力的三大要素。到目前为止，华盛顿未能通过考验。由于华盛顿畏缩不前，中国正迅速而娴熟地成为应对疫情蔓延的全球领导者”。

他们认为，中国经历此次重大危机之后或能树立自己作为全球大国的全新地位。当病毒被击败时，中国经济复苏将在帮助重建破碎的全球经济中发挥关键作用。

该文发表之时，美国新冠肺炎累计确诊人数还不到1万，累计死亡人数刚刚增加到100，美国还有很大的机会向世界显示它在“国内治理”方面的高水平。

其时的美国也还没有宣布停止对世卫组织的资助甚至宣布要退出，也还有机会向世界显示它在“提供全球公共物品”方面的积极主动。

那时也还没发生在最需要开展国际合作共同抗疫的时候美国却反其道而行之、为了少数人的政治私利歇斯底里地“甩锅”中国的咄咄怪事，美国也还有机会向世界显示它在“召集和协调全球危机应对”方面的能力和意愿。

但三个月后的今天，世界正在目睹美国以200万累计确诊和11万累计死亡的惊人数字位列于疫情应对最差国家榜首，同时又发生了因“弗洛伊德之死”一案引发的全美各地大动乱，同时又在国际事务上一再挑起与中国、与欧盟、与伊朗等国的外交争端......这些加速进行的“去全球领导力”进程，恐怕早已不是“华盛顿未能通过考验”这么简单了。

“苏伊士时刻”指的就是大英帝国在全球事务中失去了既往的领导力、不得不让位于新的世界霸主美国的那个标志性时刻。1956年冬天，当一支英法联军重返苏伊士运河军事基地试图阻止纳赛尔的苏伊士运河国有化计划并维护其在这一战略枢纽地区的传统地位时，美国通过金融和舆论手段迫使英法无条件撤出了埃及，并顺势填补了这一地区的权力真空。

当时英国的处境正如时任财政大臣的哈罗德·麦克米伦所说的，“要么作为一个第二世界国家，要么向建立第三个大英帝国迈进。”而“苏伊士时刻”就是这样一个时刻，危机过后英国只剩下了第一个选择。

大英帝国衰落期的历史借鉴

回顾历史，大英帝国的鼎盛时期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那十年，1909年这个帝国的总面积达到了3302平方公里，占世界陆地面积的1/4，所统治的人口为4.4亿，也占当时世界人口的1/4。维多利亚时期流行的一句话是，女王管辖着“一个大陆、100座半岛、500个海角、1000个湖泊、2000条河流，以及1万座岛屿。”由于这个帝国建立在对海外殖民地的帝国主义统治之上，总人口的3/4是有色人种，预言家们想当然地认为，它将灭亡于有色人种发动的轰轰烈烈的反帝革命。

温斯顿·丘吉尔是这段历史的见证者，他曾在中学生时代就想象了大英帝国崩溃的可怕前景和自己在其中的使命，到1965年他去世之时，大英帝国最重要的地盘已经全部丧失殆尽。但是与人们想当然认为的那些原因有所不同，历史见证，大英帝国的瓦解主要不是由于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不是由于从爱尔兰的新芬党到印度的国大党这些“自由战士”反帝运动的胜利，而是其他强国的先后崛起。

先后崛起并共同埋葬了大英帝国的强国，包括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给予它重创并让它背上沉重战争债务的欧亚大陆敌国，也包括迅速崛起并大大挤占了它的海外殖民地获利空间的美国这个盟国，还包括冷战开始后在全球四处出击“谋求摧毁英帝国”的苏联这个前盟国。正是来自多个方面的共同夹击，导致大英帝国维持广袤殖民地的成本总额不可避免地高出了总的收益。

不可否认的一点是，在大英帝国瓦解过程中，美国实际上扮演了一个世界反帝国主义基地的角色。美国在1941年“珍珠港事件”之后的参战，一方面让丘吉尔在黑暗中看到了胜利的曙光，但另一方面又令他感受到大英帝国被美国的崛起“排挤到了悬崖的边缘”。美国当然不是为了挽救大英帝国而参战的，恰恰相反，正如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曾经用过的一个比喻，美国一心想“挖出大英帝国的眼珠”。

犹如一个使人窒息的热烈拥抱，一方面美国人通过《租借法案》给了英国人赢得战争所必需的金钱，另一方面却也将大英帝国驱赶到了“过去的强国”的屈辱地位上。

“过去的强国”只属于过去，它只能从过去的殖民地全部撤出。如果仅做短期的成本与收益计算，那么大英帝国的撤出政策就像战后工党政府“五巨头”之一休·道尔顿所说的“当你身处一个你不再需要的地方，加之你也没有力量镇压那些不需要你的人，那么你唯一能做的就是撤出。”但是，如果能够将撤出政策转换成一种长远的安排并从未来的机会中获利，这个精于经济计算的老牌帝国，也决不会放过任何机会。

今日回看当时，大英帝国从非洲和亚洲殖民地的撤出，远不是仓皇狼狈的溃退，而是遵循了这样几条确保帝国利益最大化的共同原则：首先是尽可能保全英国人的体面，保全英国人的道义优越感，因为他们自认为大英帝国的殖民政策上相对于法国人、葡萄牙人、比利时人要“仁慈”得多；于是，哪怕给当地留下巨大的混乱、将互不相容的种族、部落和宗教群体硬生生地合在一起，也要让英国以最小的摩擦完成撤出安排，避免卷入像法国在阿尔及利亚和印度支那等地那样的长期战争（例如在南亚次大陆制造的印巴分治和在中东制造出以色列这个新国家）。第二是尽可能地保留下一些战略基地，今后继续使用（例如在埃及的苏伊士运河基地和在锡兰的海军基地）。第三就是提前埋伏好幕后政治影响和商业利益，以便在未来继续控制这些国家或地区（例如在原英属非洲殖民地）。

在这几条共同原则指导下的撤出行动，总体上是成功的。随着冷战开始，两极世界格局形成，作为一个二等国家的英国却仍然还能保持一个世界大国的影响力，与大英帝国这一“成功”的衰落过程有很大关系。从实力的角度看，这个过程本质上也正是从“硬实力”向“软实力”过渡、从政治-军事实力向金融-舆论实力过渡的过程。

英联邦成员国数量在二战后的增加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个过程。在战后工党政府和保守党政府的共同努力下，本来只包括英国及其几个白人自治领的英联邦，在1949年接受了印度、巴基斯坦和锡兰（斯里兰卡），到1965年扩大到了21个国家，接下来的10年又有10个国家加入，最大时成了一个包括了54个独立主权国家或属地的国家联合体。

归纳一下，大英帝国衰落过程给今日世界留下的历史借鉴有三：第一、衰落的主因不是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而是其他西方强权的竞争包括美帝国的崛起；第二、衰落的过程不是仓皇的、崩溃的，而是体面的、有序的、预留了未来利益的；第三、衰落的结果不是实力的全面下降，而是实力的转换，过去的政治-军事实力转换成了金融-舆论实力，旧式帝国主义变身成了新式帝国主义。

美帝国的特殊之处

1956年的“苏伊士时刻”被认为是美帝国作为“未来的强国”接手全球事务、大英帝国以“过去的帝国”身份退居为二等国家的那个转折点。

但是，美帝国却不是另一个大英帝国，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还是作为大英帝国的对立面而崛起为新时代帝国的。

二战后期，表面上看美国和英国作为盟国并肩作战，但是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总统的内心却对大英帝国的帝国主义行径深恶痛绝，他将大英帝国的殖民地称为“地狱之洞”，并坚信“殖民体系就意味着战争”。他批评丘吉尔“你的血液里有400年的征服欲”，批评英国人“会将世界上任何地方的土地据为己有，哪怕只是一块石头或一颗沙粒。”1941年8月签订的《大西洋宪章》第三条“他们尊重所有民族选择他们愿意生活于其下的政府形式之权利；他们希望看到曾经被武力剥夺其主权及自治权的民族，重新获得主权与自治”，针对的就是签约者之一，因为这个主张实际上排除了战后继续保持帝国这种形式的可能性。而两年后美国的《民族独立宣言》草案表述得更为明显，一位英国官员因此而哀叹，“它的整个主旨就是期盼大英帝国最终分崩离析”。

这正是美帝国的理想主义的一面。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美国第一次大规模介入世界事务，时任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了极具理想主义色彩的“十四点纲要”，让老欧洲那一群习惯了利益妥协、列强博弈甚至秘密外交的旧式政治家们瞠目结舌，称他为“伟大的傻瓜”。

但这就是美帝国区别于大英帝国的最根本之处。正如亨利·基辛格所分析的，“美国的领袖总把自身的理想视为理所当然，很少认清这些价值对旁人而言是多么离经叛道。”“帝国无意在某个国际体系中运作，它期望把本身建立为一个国际体系。”

自美国崛起为世界帝国之后，它就长期处在这种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之间的矛盾关系中，并形成了单边主义的外交风格。正是因为相信自己的价值观放之四海而皆准，美国才常常会到地球的另一端定义自己的国家利益，而妥协和均衡很晚才被写入美国人的国际政治字典中。但是，基辛格认为，“这些观念显然既非全然成功，也非全然失败。二十世纪许多最佳的外交行动，可以追本溯源到威尔逊总统的理想主义：例如，马歇尔计划、勇敢承诺遏制共产主义、保卫西欧的自由，甚至命运曲折的国际联盟，以及日后取代国联的联合国等等都是。”

基辛格基本上是对的，在强调美帝国与旧式的西方帝国之间的区别并解释20世纪大部分时间里美帝国特殊的外交政策风格这一点上，无出其右。但是1997年出版的《大外交》一书中提供的这一分析框架，看起来无法应用到21世纪。从小布什推行的“先发制人”的“布什主义”，到奥巴马八年无所作为的“改变”，再到自2016年至今以“美国优先”为旗帜的“特朗普运动”，显然越来越不像是基辛格能够轻松且优雅地描述和说明的那个美国了，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双重性这个解释理论，完全过时了。

美帝国的特殊性，在20世纪的100年里是一种，在21世纪的这20年里又是一种。

特朗普的上台是对理想主义的扬弃和对现实主义的回归吗？肯定不是那么简单。到目前为止，基辛格似乎还不知道该如何理解这位特殊人物，他只是含糊其辞地说他有很大的机会成为一位“美国历史上最瞩目的总统”，因为“他的特质与理论上的美国总统非常不同”。

那么，应该如何理解这个进入21世纪之后变得越来越面目全非的美帝国呢？是否仍然还是那个离经叛道、一厢情愿的帝国，无非是更加离经叛道、一厢情愿了一些，需要世界对它再次重新认识、重新接受？抑或是另一个可能：它的离经叛道路线终于走入了绝境，开始以它特有的方式重蹈帝国衰落的覆辙？

为了看清楚这一点，不妨先回顾一下小布什时期的美国和英国这对盟友原本可能走出了另一条路线。这条路线曾被有的评论家称之为“一种新的帝国主义”，它以积极采取行动致力于建构“全球化的政治”、“建立世界新秩序”、打击国际上的“黑帮集团”和“流氓政权”、帮助发展中国家建立良好的治理体系为目标。正如其时的英国首相布莱尔在“9·11”恐怖袭击之后的某次演讲中所宣称的：不仅仅是惩治犯罪的正义，还有为世界各国人民……饥饿的、悲惨的、无依无靠的、无知的、从北非沙漠到加沙贫民窟，再到阿富汗的山区，生活在肮脏和匮乏中的人们……带来民主和自由的正义，这种正义同等宝贵：它们同样是我们的事业。

这些话今天听起来已经恍如隔世了。很显然，如果将今天的特朗普和约翰逊这一领导人组合与当年的小布什和布莱尔这一领导人组合作对照，那么前者代表的路线恰恰是对后者代表的那条路线的反动和逆行。

如果美帝国的确开始衰落？

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不仅让美国，也让整个西方世界，都失去了库尔特·坎贝尔和拉什·多希3月18日《外交事务》那篇文章中所说的从“国内治理、提供全球公共物品以及召集和协调全球危机应对的能力和意愿”中获得的全球领导者合法性。

截止到5月底，在全球140个有可靠统计数据的国家里面，以每百万人新冠肺炎的死亡率作指标，或按确诊患者的死亡率作指标，排行前20位里大部分都是西方国家。

尤其是美国。《世界是平的》一书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在5月上旬的一篇文章中写道：当我们亟需最正确的科学引导走出困境的时候，特朗普每天却谎话连篇，还将一切他不喜欢的消息斥为“假消息”……当我们需要全球合作共抗疫情的时候，特朗普却赶走了我们所有的盟友……当我们需要高度的社会互信以便统一行动居家隔离的时候，特朗普分裂人民的政治伎俩和左右逢源的两面手法破坏了我们为赢得这场抗疫之战而所需的“万众一心”……当可支付医保变得尤为重要的当下，特朗普却一心只想废弃奥巴马总统提出的《平价医疗法案》而不提供任何可替代方案……当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亟需本国的早期预警系统全力运作的时候，国土安全部和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的四个顶尖职位却充斥着临时代理官员，而新冠病毒却每天都在全世界蔓延……

美国《大西洋》月刊更是直言不讳，其5月份的一篇封面文章宣称，如今的美国人正生活在一个“失败国家”。而似乎是要进一步证实这一点，一场因黑人弗洛伊德之死而引发的动乱竟在疫情高峰期蔓延全美国。

汤因比曾有一个说法，“近代西方惊人成就的秘密，在于精神武器与世俗武器的巧妙合作。”此话的含义是，历史上此起彼伏出现的帝国，大多数都是依靠武力建立和维持的，只有近代以来的西方帝国，懂得使用“精神武器”行使全球霸权。这个观点对于理解今天的美国尤其合适，虽然美国的军事实力始终保持为世界第一，但作为最新一代的西方帝国，它的全球统治却主要依靠道义、理想、价值观、责任感和领导世界的意愿及能力等精神上的力量，这就是美帝国的特殊之处，而一旦失去这些，它也就与历史上那些穷兵黩武的野蛮帝国没什么不同了。

不幸的是，世界正在目睹美帝国精神力量的全面衰落、加速衰落，而这也就意味着美帝国本身的全面衰落和加速衰落。

这与1956年那个“苏伊士时刻”很不同，中国并未动用金融和舆论手段挤压美国，恰恰相反，这两大武器还都掌握在美国手里，但是2020年的美国却很明显地在加速滑入帝国衰落的轨迹。所以可以说，无论特朗普执政的历史意义到底是什么，现实是，他一手制造了美帝国的“苏伊士时刻”。

接下来，最有可能发生的，也许就是大英帝国衰落过程不同程度上的重演。而通过前面讲过的那几点历史借鉴，大致上可以做出如下预测：

第一、与大英帝国的衰落类似，美帝国的衰落和解体的根本原因也将是维持全球霸权的成本总额不可避免地高出其总的收益。而导致这个局面出现的主要因素，也仍然是其他强权国家的共同作用，既包括对手国家在各个领域的竞争，也包括盟友国家对获利空间的挤占。

第二、与大英帝国的衰落类似，美帝国的衰落也将尽可能保持为一个体面的、有序的、预留了未来利益的过程。如果考虑到这样一个过程很可能是帝国衰落和权力退出的各种方式中最为和平的一个方式，那么，这个过程就不仅仅是美国一方面的事情，而应该在当前多极化国际体系中由各主要强国共同完成。

第三、与大英帝国的衰落类似，美帝国衰落的结果，也很可能不是实力的全面下降，而是实力的某种转换。考虑到美国当前在金融、科技、媒体、学术、大众文化等多个主要领域仍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那么，传统实力向新型实力的再一次转换也完全可能。

当然，以上三点只是从大英帝国衰落过程的历史借鉴中得出的，只是一个参考，并不能完全照搬到当今世界的形势上。其实，导致当今世界与历史上的情况大不相同的因素，并不是美国，而是中国。

不同于历史上的西方帝国，中国是一个坚持和平发展道路的人民共和国。不同于历史上的国强必霸，中国打出了“新型大国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旗帜。

世界应该看到，这才是世界和平的根本保障。如果美帝国的加速衰落完全是自身的原因，那么，也只有中国才可能通过自身的和平发展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不懈努力，抵抗和消解美帝国衰落给世界带来的冲击。

参考文献：

1.【英】劳伦斯·詹姆斯著，张子悦、解永春译《大英帝国的崛起与衰落》-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8年

2.【英】尼尔·弗格森著，雨珂译《帝国》-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年

3.【美】亨利·基辛格著，顾淑馨、林添贵译《大外交》-海南：海南出版社，199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