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宏良 发布时间：2020-07-20来源：民族复兴网

——简评《赵高篡权和秦朝的灭亡》一文的历史预见性

谨以此文纪念毛泽东诞辰116周年

2009年12月26日

这篇《赵高篡权与秦朝的灭亡》刊载于1974年9月8日的《人民日报》，是多年来一直被妖魔化的文革后期两校大批判组的文章。两校大批判组隶属于江青等人领导，其历史观大致上代表江青等人的看法。今天阅读这篇文章，最让人震撼的就是其惊人的预见性。尽管文章写于1974年，内容又是分析秦朝覆亡的原因，可是读起来却感到其中每一个字都是在写当今中国，在写毛主席逝世后的中国30多年，甚至其中每一个具体事件每一个具体人物，都能够从最近30年的历史演变中找到原型。正是因为文章极其准确地预见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穷人政权覆亡的全部过程——准确得似乎不是在预见而是在回顾——才会让人读起来如此的惊心动魄，如此的感慨万千。之所以感慨万千，是因为我们看到了早在1974年以前，包括江青在内的文革派，就知道了主席逝世后会发生什么，包括自己会被判处死刑等每一个细节，都预先知道得清清楚楚。文中写得十分明白，秦始皇生前执行法家路线的所有人，后来全部被尽数处死，无一人幸免。可是，明知死到临头的江青却十分平静地端坐于寓所之中，既没有进行任何反击的准备，更没有提出投降求生的要求。

在此，我们十分真切地看到了理想主义者的内在悲剧：不是不能为之，而是不去为之。如同哲学家培根所言“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这既是中国历史上所有变革者悲剧的共同根源，更是当代中国左派摆脱困境最大的道德障碍，是中国左派与右派相比最大的选择劣势。左派受内在道德的约束，往往只坚持选择那些高尚手段，而对明知成功有效的那些卑鄙手段，往往是连想都不想地便弃之不用；而右派则没有任何道德约束，在政治斗争中完全是不择手段。由于左派总是有所顾忌，右派总是不择手段，所以吃亏的往往总是左派。大家从文章中可以看到，江青等对秦朝灭亡原因看得十分清楚：“秦朝之所以灭亡，其中一个原因，就是革命暴力运用得还不够，对反革命的儒杀得太少，有一些漏网了，有一些养起来了，镇压反革命不够彻底。”这的确是抓住了问题的要害。法国大革命之所以能够胜利，就在于充分运用了革命暴力，仅一天之中判决的死刑犯就超过一千四百人;英国大革命同样是杀得反革命哀鸿遍野，革命领袖克伦威尔甚至意犹未尽地说“如果不是英吉利海峡的阻挡，我会把欧洲大陆的反革命也杀得血流成河”。所以，法国左派胜利了，英国左派也胜利了，包括对反革命进行暴力镇压的所有国家，左派全都获得了胜利，成功建立了民主制度。唯独中国左派失败了，不仅没有镇压一个走资派，反倒遭到了走资派的全部镇压。连身为国母地位的江青都被判处了死刑，跟随造反的左派会被镇压多少，也就可想而知了，据说仅河南一个省份遭到镇压和处分的左派就约有上百万人。

多年来，对江青悲剧最市侩的解释，就是所谓江青不掌握军队。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人们只是习惯于随口说江青不掌握军队，却很少有人认真思考江青为什么不掌握军队?“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是毛主席的著名格言，江青作为并辔相随毛主席从战火中走出来的“马上皇后”，难道不懂得这个简单道理？如果说军队老帅看不起江青，拒绝接受江青领导，则更是无稽之谈。先不说当时江青的影响力远远超过华国锋，就是进行历史比较，江青在当时的地位与吕后相当，远远高于武则天和慈禧太后，更是远远高于20年代的蒋介石和30年代的希特勒。当时出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蒋介石不过是上海滩上一个流氓，并且是没有任何背景的一个流氓；希特勒则更是街头卖画的一个城市小瘪三，在绝大多数将军都是贵族出身的德国，地位和江青比起来简直是判若云泥。可是他们不仅控制住了那些军队“老帅”，甚至许多军队“老帅”最后还为希特勒效忠自杀。所以，不是江青控制不了军队，而是江青当时控制不了全部军队，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才是江青坐以待毙的真正根源。由于控制不了全部军队，而只能控制一部分军队，这就不可避免地会与控制另一部分军队的政敌之间发生内战，如同毛主席生前多次提到的那样“在腥风血雨中交班”。显然，如果文化大革命最后是以内战方式结束，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心血将全部付诸东流，文化大革命将真的会作为“浩劫”而载入史册，中华民族将再次陷入茫茫黑暗的无边轮回之中。这是无论作为毛泽东妻子的江青，还是作为文革主将的江青，以及作为中华民族子孙的江青，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历史结局。所以，毛主席逝世后的江青唯一能够选择的，就只能是听天由命地被动等待，等待那最坏结局的到来。只是在她看来，或许对手会像当初她对待邓小平那样对待她——罢免下放，过寻常百姓生活。这也是当时逮捕她的华国锋等人的共同想法，只是大家万万没有料到的是，对手居然以德报怨，坚持要判处她死刑。当华国锋发现上当受骗时，已无能为力，此时的华国锋自己都已经近乎于半个囚徒，连请假外出的权利都没有了，唯一能够做到的，就是年年去毛主席纪念堂进行忏悔，一直到死从未间断。

作为理想主义者悲剧的第二个方面，就是江青如同历史上所有悲剧英雄一样，十分注重政治节操，宁死也绝不低下高昂的头。如果她也能够像第二代领导人那样，及时给英明领袖华主席写信效忠，并且“情不自禁地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就算是不能晋升一级，至少也能够保住人身自由。当时华国锋就曾喜滋滋地对陈永贵说：“邓小平肯定会感激我一辈子，我给了他第二次政治生命”。其实，当时江青更有条件利用华国锋的私心，误导华国锋的政治判断，把华国锋引入政治陷阱。可是，理想主义者的政治操守限制了江青，使其明明知道生路在哪里，却十分平静地选择了失败和死亡。佛家那句“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旷世名言，在此得到了十分感人的生动体现。江青明明知道秦朝毁于赵高，所有变革派都死于赵高之手，却仍然未杀赵高；江青明明知道“沙丘政变”依靠的是宫廷卫队，却没有去收买宫廷卫队，江青是当时唯一握有汪东兴政治污点，因而也是最有条件收买汪东兴的人；江青明明可以抢先一步喊“华主席万岁”，甚至可以再多喊几个利欲熏心的人万岁，引导他们把枪口对准赵高，可是江青却没有去喊万岁，而是仍然坚持把华国锋称为同志。结果才让赵高有机会在华国锋面前一通“万岁，万岁，万万岁”的狂喊，把华国锋的野心和私欲刺激到了极点，不由自主地踏上了背信弃义的政变道路。上述所有这些，在《赵高篡权与秦朝的灭亡》这篇文章中，都预见得十分清楚，清楚到了每一个细节都清晰可见。可是，江青却什么都没有去做，甚至连捍卫生命和自由这种本能的防卫，都没有去做，而只是十分平静地等待着噩运的降临。当她看到张耀祠带领中南海警卫局士兵跨入房间时，甚至没有流露出一丝一毫的意外和惊慌，十分平静地把所有机密文件的钥匙密封于一个大纸袋中，工整有力地写上“华国锋同志亲启”，然后十分平静地离开了寓所。

18岁加入中国共产党、23岁奔赴延安，并辔相随毛主席38年的江青，就这样十分平静地离开了中国政治舞台，如同《赵高篡权和秦朝的灭亡》文章中所描述的那些法家变革人物一样，最后惨死于赵高手中。江青终于用牺牲生命和自由为代价，完整诠释了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内涵：要文斗，不要武斗——用文化大革命取代暴力大革命，作为未来社会历史转变的主要途径。成为20世纪继圣雄•甘地和马丁•路德金之后，世界历史上第三个又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宁可引颈就戮，亦绝不进行暴力反抗的政治家，只是与前面两位完全不同的是，江青并非是反对使用革命暴力，而是在没有制胜把握的情况下，不愿意让祖国和人民陷入尸骨盈野的惨烈内战。她是在用牺牲自己生命和自由的方法，来全力维护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性质和作用。如同耶稣把自己送上祭坛以改变人们的信仰方式一样，江青也同样把自己送上祭坛以改变人们的变革方式，昭示人们要突破贯穿中国数千年的暴力轮回，探索出一条不同于暴力革命的文化革命途径。这是江青认为自己无论是作为妻子还是作为学生，应该对毛主席最引以自豪的伟大创举的最好也是最后的奉献。只是不知道她有没有意识到，在她向历史和人民奉献出自己生命和自由的同时，历史也把她托上了至善至美的荣誉神殿。不仅将来历史会证明这一点，现在的人民已经开始在证明这一点，江青生前所有的政敌，几乎无一例外地全部走上了人民的对立面。他们当中的幸运者，将会被彻底扫进历史垃圾箱，迅速被人们所忘却；他们当中的不幸者，将会被永远钉在历史耻辱柱上，成为比秦桧、犹大更加臭名远扬的邪恶形象。

行高于众，众必毁之；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如同耶稣那样自觉走上受难十字架的江青，仿佛一面能够映射出灵魂的政治凹透镜，映射出了所有政治力量灵魂中最肮脏的角落。“特色派”从江青那里看到了自己道义合法性的无比丑陋；“民主派”从江青那里看到了自己程序合法性的极端虚伪；那些“正宗马列派”则从江青的十字架上闻到了自己昨日的血腥。所以，江青便成为了中国各种政治力量仇恨的对象。那些彼此之间你死我活的政治力量，在江青问题上却不约而同地完全一致，争先恐后地把各种污水泼向江青，甚至一边不共戴天地互相厮杀一边言辞一致地辱骂江青。这是因为，无论他们把自己装扮得多么高尚，只要一看到江青，总是能够看到自己灵魂深处的那些污点，所以便对江青产生了异乎寻常的无比仇恨。30多年来在中国上流社会的舆论中，江青早已粉身碎骨，剩下的唯一亲人，就是中国的劳苦大众。江青墓前如山的鲜花，前来祭奠者几乎都是满面沧桑的穷苦百姓。陵墓周围的便衣警察，常常连看都不用看一眼便厉声呵斥那些祭奠者，因为这些便衣警察知道，前来祭奠江青的人，肯定没有有权有势的官人和富人，肯定都是一些无权无势的穷人。江青和中国老百姓的这种密切关系，决定了只要劳苦大众翻不了身，江青就永远翻不了案，永远摆脱不了被妖魔化的地位。中国的官人、富人和文人，为了掩饰自己和人民之间的道德裂痕，绝不会放弃对江青的诅咒和妖魔化。只有一个人除外，就是逮捕江青的那个人——华国锋。后来华国锋在被逼得既死不了也活不成的可怜情况下，曾不由自主地说出了一句公道话“我们能够战胜江青，是因为江青不搞阴谋。”值此一句话，就完全洗净了华国锋的灵魂，让人看到了华国锋终归还是一个厚道人，为历史留下了一句公道话。

经常有朋友告诫我们，让我们不要提文革，不要提江青，认为提文革和江青，会使我们陷入孤立，包括左翼内部许多朋友更是经常提醒我们。毫无疑问，大家都是好心，更是出于为国为民的公心，同时还包含着朋友的关心，对此我们十分感激，并一直尊重这些意见，尽可能少提或者不提文革和江青。但是我们注意到，由美国等西方国家组成的，旨在肢解中国的“解体派”，和由国内买办汉奸组成的，旨在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沉船派”，已经把妖魔化文革作为诋毁中华民族的主要手段。就如同美国等西方国家妖魔化斯大林，是旨在诋毁俄罗斯国家一样。如果不是俄罗斯议会立法禁止妖魔化斯大林时代，以及俄罗斯青年自发地掀起了声势浩大的除奸运动，如同剪羊毛一样反复遭受美国金融洗劫的俄罗斯，恐怕早已变成了美国等北约国家控制的资源基地。虽然我们注意到了这个可怕现象，注意到了妖魔化文革的动力源，已经由国内转移到了国外，转移到了美国。去年以来妖魔化文革的浪潮，完全是由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投资支持的，但是为了尊重朋友们的忠告，我们只是呼吁文革已成为敌人宰杀中华民族的一把尖刀，仍然注意尽可能少去分析文革分析江青。直到看到两周前奥巴马在诺贝尔和平奖颁奖典礼上的演讲，我们才发现，事情的严重性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美国妖魔化文革并非仅仅是要把中国变成“中美国”的奴隶那么简单，并非仅仅是要把中国变成加工厂，变成资源基地，变成垃圾场，变成碳排放市场那么简单。美国正在通过妖魔化文革把中国人看成是当初的印第安人，他们当初妖魔化印第安人的目的，是为屠杀和灭绝8千万印第安人制造借口，他们今天妖魔化中国人的目的，同样是为下一步大规模屠杀中国人制造借口。这个借口与当初灭绝印第安人的借口完全相同：恐怖和野蛮。奥巴马在演讲中用现代社会无可挑剔的文明语言，十分明确地传递了这一罪恶信息。

12月10日也就是两周之前，美国总统奥巴马在领取诺贝尔和平奖的颁奖典礼演讲中，指出战后60多年世界的和平与安全，是依靠“美利坚合众国公民的鲜血和军力”实现的，认为“对于那些不遵守规则和法律的国家”，以及那些“残酷压榨本国人民的人”，有必要进行武装干预和采取战争手段，尔后指向中国，认为“鉴于文化大革命的种种恐怖，尼克松与毛泽东的会晤似乎不可饶恕——但是，这确实帮助中国走上了另外一条道路，千百万中国人摆脱了贫困并与开放社会建立了联系。”请注意奥巴马这里的用词是“不可饶恕”，而并非是说尼克松犯有错误，不可饶恕往往是指极其严重的罪行。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与毛泽东会晤，究竟犯下了什么在奥巴马看来是不可饶恕的罪行?翻看当年公布的《中美联合公报》就会发现，尼克松与毛泽东会晤干了三件事：一是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再是非法的“共匪政权”，美国解除了对中国的战争威胁；二是承认了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美国公开承诺不破坏中国的领土完整；三是在《公报》接受了中国关于“国家不分大小，应该一律平等，大国不应欺负小国，强国不应欺负弱国”的观点和立场。这三件事情概括起来，就是中美两国在和解基础上形成了平等的国家关系。显然在奥巴马看来，当时中美两国形成平等的国家关系，属于尼克松不可饶恕的严重罪行。所持理由就是一条——“鉴于文化大革命的种种恐怖”。这是历史上美国总统第三次使用类似语言针对一个民族：第一次是针对印第安人，结果是将8千万印第安人杀得只剩下80万；第二次是针对阿拉伯人，结果是至今仍然在全球范围内追杀阿拉伯抵抗力量；这第三次针对的就是中国人。虽然这第三次的结局或许不会像当初印第安人那么惨烈，但是其悲惨程度绝不会低于阿拉伯人。

或许人们会说，美国只是把文革中国列为恐怖时期，并没有包括现在的中国。其实，问题的可怕恰恰就在于此。奥巴马是政客而不是学者，奥巴马宣布对文革中国只应该进行战争而不应该进行和解，而且特别强调尼克松的和解政策是“不可饶恕”的严重罪行，并非是真要谴责当年的尼克松政策，而是在警告当今中国。在美国政客眼里，中国只有两种类型：文革中国和改革中国。其中，文革中国，代表着政治先进和经济独立的强大中国，是妨碍美国称霸世界的中国；而改革中国，则形成了美国建国以来第一个非殖民地经济寄生体——“中美国”。虽然美国历史上从未有过殖民地，但是，“中美国”这个殖民经济循环圈给美国带来的巨大利益，却超过了世界历史上任何一个宗主国从殖民地获取的利益。包括当初号称“日不落帝国”的大英帝国，都没有能够从世界各个殖民地中获取到如此惊人的利益。美国仅仅以债券股票名义“借用”的中国财富，就接近中国全国总产值的一半，2008年一年，美国从中国获取的廉价商品，按照当地零售价格计算，就超过8万亿人民币，而当年中国消费品零售总额也不过就10多万亿人民币。如果再加上国内美资企业天文数字的利润，美国从中国攫取财富之巨，至少已大大超过了1840年以来中国对外损失财富的总和。如此巨大的财富损失，致使中国在经济高速增长30多年之后，人民仍然买不起房看不起病，甚至伴随着经济的增长，人民生活压力越来越大。特别是通过“中美国”这个殖民经济循环圈，美国以透支中国子孙后代未来资源的方式，建立起了长达30年以上的透支性消费体系，不仅在榨尽了这一代中国人的血汗钱，甚至从根本上在摧毁着中国子孙后代生存的基础。美国通过“中美国”对中国毁灭性的掠夺行为，激起了越来越多中国人的不满和抗议，中国老百姓要求打破“中美国”殖民经济循环圈的呼声响彻云霄。

为了防止中国老百姓的呼声改变中国决策，美国近两年来不断以各种方式威胁中国，向中国频繁施加压力，警告中国不要试图摆脱“中美国”控制。早在2007年，美国财长鲍尔森就曾经威胁中国政府说：“今年中国的改革开放没有什么进展，如果中国停滞改革开放的步伐，将会对中美关系造成实质性伤害”，“如果中国停止改革开放，美国绝不会置之不理”。当时人们不太明白鲍尔森所谓“美国绝不会置之不理”的威胁含义，现在从奥巴马演讲中才找到了明确答案，就是对中国进行战争威胁，要像当初灭绝印第安人和现在追杀基地组织那样对待中国。奥巴马选择在此时用这种语言含蓄但是态度明确的战争口吻威胁中国，还有更深一层考虑，就是为接下来的所谓“低碳经济”排除阻力，特别是排除来自于中国社会的阻力。为了让十分有限的地球资源仅仅用于满足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生活的需要，如同使用“核不扩散条约”把绝大多数国家阻挡在核武器之外一样，目前发达国家正在使用“碳排放指标”，试图把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永远锁定在贫困状态。特别是从“京都会议”到“哥本哈根会议”，美国等发达国家承诺的数百亿美元义务，几乎全部来自于中国碳交易价格与国际价格之间的差额(中国对外销售价格是7.5欧元，国际价格达到了14欧元)，实际上是把发达国家应该承担的减排义务，全部转嫁到了中国头上。显然，当中国人民了解到真实情况时，肯定会形成更加强烈的抗议。为了防止中国政府顺应人民的要求，拒绝美国的“碳排放”枷锁，动摇美国未来奢华生活的基础。于是，便利用中国政府的软弱，进行战争威胁。当然，奥巴马在威胁中国的同时，也给中国留下了“另外一条道路”，就是继续留在“中美国”当中，不要设想返回到文革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上去。否则，美国就同样会返回到尼克松之前的对华政策上去，也就是要对中国实行包括核打击在内的全面打击。奥巴马认为尼克松对中国放弃使用战争手段，属于“不可饶恕的”罪行，实际上是在向包括中国在内的全世界宣布，如果中国敢于返回社会主义道路，就要坚决对中国进行包括核打击在内的军事打击，如果放弃这种打击，将属于“不可饶恕”的严重罪行。

中国如同被流氓强占的悲惨妇女一样，只因为最初顺应了流氓的要求，便被流氓看成了是自己的女人，如果再想脱离流氓，就会被流氓以“不忠”为借口进行致命打击。而威胁要把中国当作印第安人和基地组织严加处置的理由，就是中国要恢复“文化大革命的种种恐怖”。

可以说，按照目前逻辑发展下去，用不了很长时间，美国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就会像数年前以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借口入侵伊拉克，以防止出现万人坑大屠杀为借口入侵南联盟一样，同样会以防止“文化大革命的种种恐怖”为借口军事入侵或者武装干预中国。这就是为什么近期以来美国政客和国内汉奸再次掀起了妖魔化文革的深刻背景。本来，伴随在美国虚拟经济的高度发展，美国大众政治的因素相应也在发展，并且已领先于世界，有越来越多的美国学者逐渐意识到了只有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才是与虚拟经济和世界经济一体化时代相适应的新的世界政治文化。特别是作为美国对当今世界人文发展伟大贡献的“共同诉讼制度”，更是全盘吸收文化大革命大众政治因素的结果。认真分析当今美国的政治制度就会发现，构成美国政治制度中最优秀的那些成份，几乎都是文化大革命所倡导的政治理念。就算是只会背诵讲稿的黑人小丑奥巴马，智力还没有进化到能够理解现代政治文明的程度，但是作为生活在美国的总统，至少应该知道美国学界对现代政治文明的基本判断，不可能不知道文革属于大众政治文明，奥巴马对文革的妖魔化完全是由美国政客的立场决定的。从布什到奥巴马这两届政客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个十分奇特的反常现象，就是在对待毛泽东和文革的问题上，这两届美国总统与美国社会的判断之间，形成了完全相反的发展趋势，美国社会对毛泽东和文革的肯定评价越来越多，而这两个美国总统却越来越大肆咒骂毛泽东和文革，以至于发展到目前奥巴马借用文革来对中国进行战争威胁。是因为布什和奥巴马这两个美国总统特别糊涂吗？显然不是。是因为他们两个人品质特别恶劣吗?肯定也不是。这完全是由美国的国家利益决定的，是由美国财团的利益决定的，是由美国政客的利益决定的，是由美国国家恐怖主义的利益决定的。布什特别是奥巴马如此仇恨文革，恰恰说明他们真正懂得了文革，至少是懂得了文革对中华民族生死攸关的巨大作用，所以他们才一定要把文革与中华民族隔绝开来，为此不惜以战争相威胁。

当文革已成为美国国家恐怖主义宰杀中华民族的一把尖刀时，如果我们继续畏首畏尾地回避文革，则无疑是默默认罪、引颈就戮。毛主席生前曾反复告诫我们“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可是在强大的官僚舆论、买办舆论、汉奸舆论，以及西方舆论面前，许多善良的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却反其道而行之，变成了“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更加反对；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更加拥护。”唯恐落在敌人后面。在对待文革的问题上反映得最为明显。美国正是利用中国这个弱点，于近期完成了对文革性质的历史转换。一方面，美国总统大肆妖魔化中国文革；另一方面，美国《时代周刊》又把中国工人选为2009年的封面人物。如此一来，文革性质就完全改变了，仿佛文革不再是工人对官僚权贵造反的时代，而是官僚权贵欺压工人的时代。美国在妖魔化文革的同时，大树特树中国工人想象的高明之处，就在于此。羞辱中国政府倒在其次，关键是以此来改变文革的性质。与前任总统布什单纯打“学者牌”不同，奥巴马针对中国政府打的是“工人牌”，打的是“底层劳动者牌”，采用的完全是文革手法——把普通劳动者推上荣誉巅峰。而这，恰恰是当今中国政府难以抵挡的致命死穴，除了向奥巴马俯首称臣之外，没有任何其他选择。奥巴马则凭借打“工人牌”的高超剑法，时不时便出手把那些只会在电视镜头前呆板做秀的中国官僚，在道义上彻底置于死地。除了把中国工人选为《时代周刊》封面之外，这次奥巴马访问中国后，美国政府专门给随行的中国出租司机写来了感谢信，并且是每个司机单独一封，展示了美国政府对中国工人，对中国劳动者的高度尊重。这与美国政府对待中国政府和中国官员那种颐指气使的态度，形成了判若云泥的巨大反差。什么叫政治思想工作？这就是最出色的政治思想工作！本来，政治思想工作是中国克敌制胜的独门武器，现在却成为奥巴马克制中国的有效武器。不过，包括奥巴马在内的所有人都清楚，奥巴马之所以能够把“工人牌”打得十分自如，完全依赖于中国对文革的全盘否定。否则，与工人和劳动人民站在一起的，就绝不会是美国，而肯定是中国。可以说，对文革的全盘否定，就是对人民的全盘否定，就是对劳动者的全盘否定。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在民生民主等问题上中国政府做多少事情，都难以在人民面前理直气壮地挺起腰来。奥巴马正是看准了这一点，才用打“工人牌”的方法，在道义上把中国政府逼入了死角。

对照82年“改革宪法”和75年“文革宪法”的不同就会发现，“改革宪法”对“文革宪法”的否定，主要是否定了其中三条：一是否定和删除了“罢工自由”的条款;二是否定和删除了“四大自由”的条款;三是否定和删除了“要惩办一切卖国贼”的条款。其中，删除“罢工自由”的条款，剥夺了工人反抗资本家的权利，把中国变成了资本乐园；删除“四大自由”的条款，剥夺了民众反抗官员的权利，把中国变成了官权乐园；删除“惩办一切卖国贼”的条款，剥夺了爱国者反抗汉奸、反抗洋人的权利，把中国变成了汉奸和洋人的乐园。第二代领导人取消这三条的目的，是要讨好资本家、讨好地方官员、讨好美国等西方国家；把共产党执政的基础，由对内依靠工人阶级变成对内依靠资产阶级，由对外团结发展中国家变成对外依靠发达国家；想以此来换取和平与发展的安稳日子。可是结果却相反，内部依靠共产党发展起来的资产阶级，不仅不感谢共产党，还要向共产党夺权，要取代共产党；外部占有了中国绝大部分财富的西方发达国家，不仅不奖赏中国，甚至越来越急迫地要肢解中国。执政党内部的官僚更是各怀一把小算盘，抓紧时间大捞特捞，根本无人“常怀忧党之心、恪尽兴党之责”。整个中国如同《红楼梦》中所言，“外面的架子虽未甚倒，内瓤却也尽上来了”。而掏空中国共产党内瓤的最关键环节，就是否定文革，操纵奥巴马的美国资本集团深深懂得这一点，他们为了防止中国回头，便把文化大革命由中国官僚权贵定性的“历史浩劫”，进一步上升为“社会恐怖”，牢牢抓住否定文革这把能够置中国于死地的历史尖刀，把中国共产党的命运结束于文化大革命的历史祭坛之下，把拥有2千多年历史的统一中国，切割成为兵连祸结的几个或者十几个碎块。

可见，否定和妖魔化文革，已经成为美国宰杀中华民族的一把尖刀。只是这把尖刀不是美国人打造的，而是中国主动交给美国的。如同当初戈尔巴乔夫把肢解苏联的尖刀主动交给美国一样，美国也就乘势用这把尖刀十分轻松地肢解了苏联。后来普京发现了美国手中的尖刀是自己打造的，便通过立法禁止妖魔化前苏联，从美国那里收回了宰杀自己的历史尖刀，美国为首的北约组织对俄罗斯就再也无可奈何了。伴随着一个强大俄罗斯再次崛起于欧洲东方，美国等北约国家原本伸向俄罗斯的魔爪，便全都转向了中国，准备把他们在俄罗斯没有得到的东西，全都在中国补回来。美国和欧洲要把在俄罗斯没有得到的财富补回来，日本要把在俄罗斯没有收回的领土补回来，所以便磨刀霍霍地一起扑向了中国，而在扑向中国的道义旗帜上所写的醒目大字，就是奥巴马总统提出的那句统一口号：防止发生“文化大革命的种种恐怖”，与当初声称为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入侵伊拉克，完全相同。

如何对待文革，已成为关系中国共产党、关系中华民族生死安危的关键因素。

或许有人会说，党会亡，国会亡，中华民族绝不会亡。虽然这个判断不错，但是却忽略了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同时亡掉的还将会有亿万万中国老百姓的宝贵生命。

请看下面《人民日报》文章：

赵高篡权与秦朝的灭亡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

刊载于一九七四年九月八日《人民日报》

两千一百多年前，在我们伟大祖国的大地上，出现了一个生气勃勃的初步统一的封建国家，这就是秦始皇领导建立的秦王朝。它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进行了大刀阔斧的革新，有力地促进了社会的进步。然而，这样一个颇有新兴阶级革命朝气的王朝，在统一中国之后不久就灭亡了。

这样一个历史现象是怎样发生的?

历代的孔孟之徒，在这个问题上制造了大量的谎言。他们把秦王朝灭亡的原因，统统归罪于秦始皇，归罪于秦始皇的法家路线。

这全然是对历史的歪曲！

沙丘反革命政变和秦始皇法家路线的中断

“一种社会制度被另一种社会制度所代替，是一个复杂的长期的革命过程。”①在我国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秦王朝建立的过程中，一直存在着复辟反复辟的激烈斗争。

统一以后，这种斗争并没有结束。奴隶主阶级复辟势力采取种种手段，进行拚死的挣扎。他们有的在朝廷和宴会上公开跳出来鼓吹分封制，反对郡县制；有的“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大造反革命舆论，诋毁秦始皇的法家路线；有的更名改姓，潜伏下来，伺机变天；有的甚至赤膊上阵，进行卑鄙的暗杀活动。混在秦政权内部的没落奴隶主阶级的野心家、阴谋家赵高，就是复辟势力的主要代表人物。

赵高本是赵国旧贵族的后代。在当时的社会大变革中，他全家成了秦王朝的官奴婢；赵高本人也做了宦官，“进入秦宫，管事二十余年”，骗取了秦始皇的信任。

这个家伙怀着满肚子没落奴隶主阶级对新兴地主阶级专政的仇恨，采用韬晦之计潜伏在秦王朝内部，表面上装作拥护秦始皇，当上了秦始皇宠爱的小儿子胡亥的法律教师，“得幸于胡亥”，并且窃取了中车府令兼行符玺令事的职务，篡夺了秦朝中央的一部分权力。秦始皇出巡的时候，他竟成为身边随行的几个近臣之一。

公元前二一○年，秦始皇出巡东方，当年夏天，到了沙丘(今河北平乡、广宗一带)，突然死亡。赵高看见篡夺大权、改变秦始皇的法家路线的时机已到，立即跳出来发动了一场反革命政变。他利用掌握在自己手里的车马卫队和用来传达朝廷命令、征调军队的“符玺”大权，扣压了秦始皇临终给公子扶苏的信件，煽动和诱骗胡亥，威胁和拉拢李斯，伪造秦始皇的遗诏，逼死太子扶苏，禁闭并害死坚持秦始皇的法家路线的大臣蒙恬、蒙毅，立胡亥为秦二世。

赵高用反动的孔孟之道作为发动政变的思想武器。他引证儒家经典，说什么，历史上有的夺权政变，“孔子著之”，“不为不忠”，“不为不孝”;今天发动政变正合乎孔 丘之“智”。他对胡亥说，始皇临死前没有分封诸子，不搞政变你就会“无尺寸之地”。他对李斯说，秦的丞相功臣没有“封及二世”的，都是被杀身死，而发动政 变拥立“慈仁笃厚”、“尽礼敬士”的胡亥，就会“长有封侯，世世称孤”②。在秦始皇“焚书坑儒”的几年之后，赵高如此明目张胆地吹捧孔丘，鼓吹所谓“仁” 和“礼”，宣扬分封诸侯，这充分暴露了他复古倒退的反动儒家立场。在这个关键时刻，身居要职的丞相李斯，本来有可能搞掉赵高，粉碎复辟势力的政变阴谋，但却受剥削阶级自私自利的本质所制约，为了维护个人的名利地位，妥协动摇，铸成大错。李斯在帮助秦始皇统一中国和巩固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方面是有过重要贡献的，但也犯过严重错误。他在赵高发动反革命政变这个紧要关头，出于私心，向反革命势力退让、屈服，就是重大污点之一。

沙丘反革命政变后，秦二世胡亥完全成了赵高手中的一个傀儡皇帝。“事无大小辄决于高”。赵高独揽了大权，立即向秦始皇的法家路线展开全面的反扑。他推行了一条“收举余民，贱者贵之，贫者富之，远者近之”③的反动政治路线。这些所谓“余民”，所谓“贱者”、“贫者”和“远者”，决不是被压迫被剥削的广大劳动人民，而是那些被新兴地主阶级的革命和专政打翻在地的没落奴隶主贵族。这条路线，完全是孔老二、吕不韦“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克己复礼”的反动路线的继续。在组织路线上，赵高大搞“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他安插亲信，网罗死党，让他的女婿阎乐当上了首都咸阳令，他的弟弟赵成当上了郎中令。同时“更为法律”，篡改了以坚决镇压奴隶主反动势力为重要内容的秦法。在秦二世元年初，“大赦罪人”，把秦始皇执政的时候关押的罪犯放出监狱。另一方面，则向秦始皇的法家领导集团进行血腥的阶级报复。儒家搞复辟倒退，从来是杀人不眨眼的，极其残暴狠毒的。赵高煽动秦二世“灭大臣而远骨肉”，“尽除去先帝之故臣”④，杀害了蒙恬、蒙毅、去疾、冯劫等著名的文武大臣和秦始皇的二十多个公子、公主。牵连受害者不计其数。最后，连李斯也没有被赵高放过，终于“腰斩咸阳市”，并“夷三族”。对各郡县地方官，也大规模地进行了清洗和杀戮。到了秦二世三年(公元前二○七年)，终于又杀害了秦二世，并且公然提出恢复分封制。

赵高篡权以后，还大大加重了对广大劳动人民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弄得“黔首振恐”。在埋葬秦始皇的时候，恢复了奴隶制时代的“人殉”，“后宫非有子者”“皆令从死”；甚至还把许多修坟的工匠活活封死在墓中，“尽闭工匠臧者，无复出者”⑤。这种惨绝人寰的残暴行为，是历史的倒退。他们恢复了阿房宫的修建，并征调五万人为屯卫，“令教射狗马禽兽”。“赋敛愈重，戍徭无已”。结果，京师的粮食草秣都严重不足，又从全国各地征调大量粮草入都。秦始皇的时候，为了发展封建农业经济，对从事农业劳动的比较贫苦的农民(当时叫“闾左”)，规定的服劳役、兵役的时间是比较短的；赵高篡权后，就大规模地“发闾左之戍”，把日益沉重的徭役负担直接加在贫苦农民的头上。种种倒行逆施，都是想要使贫苦农民重新沦落为奴隶。他们还采用残暴的刑罚镇压人民群众的反抗，“刑者相半于道，而死人日成积于市”⑥。

这些情况说明，在沙丘反革命政变之后，秦始皇的法家路线已经中断，而被赵高代之以复辟的儒家路线。 赵高复辟集团虽然没有来得及在全国范围内改变封建的政治、经济制度，但它的倒行逆施，迅速激化了封建统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奴隶主复辟势力和广大劳动 人民的矛盾、没落奴隶主阶级和新兴地主阶级的矛盾。在赵高篡权后不到一年的时间，公元前二○九年夏天，爆发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大起义，很快就推翻了赵 高、胡亥的反动统治。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的激化是秦朝灭亡的根本原因；赵高篡权是秦朝灭亡的最重要的直接原因。

驳“法家亡秦”论

秦王朝迅速灭亡到底是不是“师申商之法，行韩非之说”⑦，推行了法家路线的结果?这是历史上儒法论争十分激烈的一个问题。历代的孔孟之徒常常利用这个题目攻击秦始皇及其法家路线。叛徒、卖国贼林彪也学着他们的腔调，写了“论秦”三条，对秦始皇的法家路线极尽诽谤诬蔑之能事。

孔孟之徒叫嚷说：秦朝的迅速灭亡，是由于秦始皇“穷兵黩武”，“内平六国”，“北却强胡”。林彪也攻击秦始皇“轻启战端”。

毛主席指出：“历史上的战争分为两类，一类是正义的，一类是非正义的。一切进步的战争都是正义的，一切阻碍进步的战争都是非正义的。”秦始皇所进行的战 争，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从公元前二三○年到公元前二二一年，在十年之内，以摧枯拉朽之势，消灭了关东六国的诸侯割据势力，统一了中国；一种是公元前二一五年，派大将蒙恬发兵三十万北击匈奴。这两种战争，前者结束了封建诸侯割据的局面，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后者反击了北方落后的匈奴奴隶主贵族的侵扰，保卫了人民的生命财产，保卫了中原广大地区先进的封建经济、文化。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两种战争都是正义的、进步的战争。消灭诸侯割据局面所用的“兵”，抗击匈奴奴隶主侵袭所用的“武”，都是完全必要的。“内平六国”，“北却强胡”，不但不是秦朝灭亡的原因，相反，正是它兴盛的两个重要条件。只有那些在社会制度上主张倒退，在侵略者面前主张投降的儒家无耻之徒，才会对此进行丧心病狂的攻击。

同时必须指出的是：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比起春秋、战国几百年的任何时候，战争都大大减少了。春秋时期的二百四十年间，仅在鲁史上有记载的，列国间的战争就有四百八十三次之多。到了战国时期，战争的规模更加扩大，次数频繁。其中很多是非正义的割据混战，给人民造成极大的痛苦。西汉的贾谊说：“诸侯力政，……兵革不休，士民罢〔pí 音皮〕敝。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既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虚心而仰上”⑧。这段话，从地主阶级的立场出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秦统一前后的实际情况，也是对儒家恶毒攻击的一个驳斥。

孔孟之徒的反动宣传说，秦王朝的迅速灭亡，是由于秦始皇“赋敛无度”。林彪也跟在他们屁股后面，攻击秦始皇“苛赋税”。这是儒家反秦的老调。西汉的反动儒家代表人物董仲舒，信口开河，胡说什么：秦时“力役三十倍于古”，“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⑨。此言一出，竟成了后代孔孟之徒攻击秦始皇所引据的经典。一提起秦始皇的赋税徭役，便开口“二十倍”、“三十倍”地念下去，好不吓死人也。

儒家鼓吹的那个“古”，果然是那么“轻徭薄赋”么?完全是无耻的伪造!

在奴隶制度下，哪有什么徭役、赋税制度可言！那时候，千百万奴隶戴着沉重的枷锁被束缚在“井田”上从事艰苦的劳动，甚至被活活杀害作为“人殉”和“人牺”，他们连自己的身体都属于奴隶主所有，和牲畜一样，没有做人的权利，只是被当作会说话的工具。他们千辛万苦生产出来的农产品、手工产品，全部属于奴隶主。封建制代替奴隶制，是历史上的一次大进步。秦国在商鞅变法以后，废井田，开阡陌，实行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奴隶的劳动力，吸引了关东六国的很多劳动人民跑到秦国去，这就说明在秦国的封建制度下人民生活比在有大量奴隶制残余的关东六国的人民生活好。秦王朝统一中国后下令“更名民曰黔首”，颁布“使黔首自实田”的法令，从法律上承认了由奴隶逐渐变为农民的人们的新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在秦始皇奖励发展封建农业经济的政策促进下，生产有所发展，人民生活有所改善。当然，秦朝是地主阶级专政的王朝，秦朝农民所受的封建剥削是残酷的；但比之奴隶制度下奴隶的生活已经有了改善。这个历史事实是谁也抹煞不了的。

人民的负担是重还是不重，还要看当时社会生产发展的水平。秦统一中国之后，秦始皇在位的十二年，不断巩固封建土地所有制，奖励发展农业和手工业，大兴水利工程，修驰道，通水路，统一币制，统一度量衡，统一文字，等等，这些都有利于生产的发展。秦朝人民负担虽然不轻，而在秦始皇在位期间地主阶级和农民之间的矛盾并未激化到大规模外部对抗，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当时的生产有了发展。

秦统一前的封建诸侯割据的战国时期，各诸侯国虽然基本上已经建立了封建制的生产关系，但是生产的发展仍然受到诸侯割据局面的严重阻碍，人民的实际负担在社会产品总额中所占的比例是很大的。加以那时候，小国除了要维持自己的军队、国家机关和满足统治阶级的穷奢极欲以外，还常常要向大国奉献十分苛重的贡赋，这些负担全部落在小国人民的头上。即使是象战国七雄那样的大国，也常常征发大部分青壮年农民出征打仗，从事生产劳动的人少了，人民负担就不能不加重。比起封建诸侯割据时期的这些情况来，秦朝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的人民负担，相对地说是减轻了的，又哪里有几十倍苛重的问题呢?在秦始皇执政时期，为了鼓励发展农业，规定贫苦农民(即“闾左”)每年只服劳役一个月，一生只做“正卒”一年，“戍边”一年。何况，秦统一后人民的负担中，有些是为了抵御匈奴奴隶主的侵扰。

面对匈奴奴隶主的侵扰，是抵抗还是不抵抗?这是一个原则问题。抵抗，人民当然要有较多一些的负担。可是，不抵抗，人民就势必要遭受更大的苦难。为抵抗匈奴奴隶主的侵袭而动员人力物力，这怎么能和诸侯割据混战时期的情况相提并论呢?

至于儒家说的什么秦始皇“残暴”，无非是指他消灭了六国诸侯，建立了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焚书坑儒。林彪也大骂“秦始皇焚书坑儒”，还别有用心地攻击秦始皇“不民主”。其实，消灭六国诸侯，焚书坑儒，都是革命行动，是实现中国的统一，巩固新兴的封建制度所必需的，是符合社会发展方向的。秦始皇作为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对农民当然也是实行暴力统治的；但儒家所说的秦始皇的“残暴”，显然并不是指这个方面，而是指他对奴隶主复辟势力的镇压。其实，在我国历史上，最残暴的是代表没落反动阶级的儒家。儒家满口“仁义道德”，所思所想、所作所为却十分毒辣凶狠。他们对革命人民和法家的镇压和屠杀，手段之残暴无所不用其极。这帮反动家伙对革命人民哪里有什么民主？在他们拚命要恢复的奴隶制度下，奴隶主对奴隶有什么民主？赵高这个儒，代表着没落奴隶主势力，他上台后，就疯狂屠杀了大批法家革新派。他对革命的劳动人民的镇压，就更加凶恶了。儒家杀人的血腥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复辟势力上台，革新者就会人头落地，广大劳动人民更要深受其害；对于复辟势力，只有实行专政，实行独裁，才能巩固新兴的社会制度，巩固国家的统一。秦朝之所以灭亡，其中一个原因，就是革命暴力运用得还不够，对反革命的儒杀得太少，有一些漏网了，有一些养起来了，镇压反革命不够彻底。这些反革命的儒、奴隶主复辟势力的存在，正是赵高篡权、妄图复辟的社会基础;也是后来乘农民起义之机大搞复辟活动的反动力量。

秦末农民大起义与法家路线的继续推行

马克思指出：“没有对抗就没有进步。这是文明直到今天所遵循的规律”⑩。秦朝是地主阶级大一统的封建王朝。从封建制度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存在着农民阶级和地主阶 级对抗性的矛盾。这是封建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基本矛盾的主要表现。秦朝灭亡的根本原因，应该从这种基本矛盾的发展和激化中去寻找。

秦始皇毕竟是一个封建帝王，在剥削、压迫劳动人民这一点上，他所代表的地主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没有本质上的区别。特别是他修造阿房宫、骊山墓，滥用了民力，妨碍了生产，激起劳动人民的反对。秦始皇在位的时候，就已经有一些小规模的农民反抗斗争。但是，“失在于政，不在于制”，当时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基本上还是相适应的，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关系也正在不断调整，大体上是相适应的，生产力有所发展。秦始皇坚持法家路线，打击矛头主要指向六国旧贵族，指向以儒家为代表的复辟势力。“焚书坑儒”，镇压奴隶主贵族复辟势力，是广大农民所拥护的。当时，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还没有激化到大规模外部对抗的程度。

钻进新兴地主阶级政权内部的奴隶主阶级的阴谋家、野心家赵高篡权以后，中断了秦始皇的法家路线，逐步推行复辟倒退的儒家路线。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社会性质虽然还没有根本的变化，统治阶级对劳动人民的压迫和剥削却大大加重了。这种奴隶主式的残酷压榨，使当时的社会基本矛盾激化起来，导致了陈胜、吴广农民大起义的爆发。“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历史并没有按照复辟势力的代表赵高的主观愿望向后倒退，而是恰恰相反，赵高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秦末农民大起义打击了赵高操纵的正在开历史倒车的反动政权，打击了封建统治阶级，同时也沉重地 打击了奴隶主复辟势力，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对历史的进步作出了贡献。这在客观上也为法家路线的继续推行扫清了障碍。

赵高把持的反动政权是当时继续推行法家路线的主要障碍，不推翻它，社会就不能继续前进。新兴地主阶级革新派对于赵高的反革命行径曾经进行了程度不同的斗争。在赵高篡权之际，蒙恬、蒙毅看出了赵高是“孽臣逆乱”，上书反抗。在赵高篡权之后，李斯逐渐认清了赵高的反革命狰狞面目，想要起来进行斗争，曾上书揭露赵高有“邪佚之志，危反之行”，建议秦二世铲除这个国家的祸害?。他们受时代、阶级和自己的思想的局限，只是把希望寄托在帝王身上，而不是充分运用自己掌握的军事、 政治力量进行斗争，不依靠当时整个新兴阶级的力量，更不知道也不可能依靠和发动人民群众。而且，大势已去，悔之晚矣！结果，不但无济于事，反而遭到复辟势力更狠毒的迫害和杀害。在赵高的反动统治下，“宗室振恐”，“群臣人人自危，欲畔(叛)者众”；但却没有一个人能提出有效的解决办法。反对奴隶主贵族复辟的历史任务，自然地落到了革命农民身上。农民革命的风暴一起来，赵高操纵的这个貌似强大的反动政权，就象纸糊的房子一样倒塌了。

“散处闾巷之间”的“六国公族”是推行法家路线的又一障碍。秦始皇当权的时候曾通过迁徙、收兵器、焚书坑儒等措施，对六国旧贵族进行了一定程度的防范和镇压。但是，地主阶级毕竟也是剥削阶级，它本身的阶级局限性，决定了它对旧贵族采取的这种自上而下的措施的局限性，不可能从思想上、政治上彻底清除这些复辟势力。在农民起义的过程中，这些以各种伪装潜伏在各地的反动家伙乘机纷纷跳了出来，也要“造反”，有的混进农民起义队伍，企图借农民军的力量实现自己的野心，“报父兄之怨而成割地有土之业”；有的拥兵自立，割地称王；有的妄图用儒家的反动理论影响起义军领袖，以改变农民斗争的方向。农民革命的英雄们饱尝了诸侯割据的苦难，坚决粉碎了复辟势力“立六国后”的阴谋。农民起义军的杰出领袖陈胜坚决拒绝了混进农民起义队伍的孔丘后代孔鲋要他“兴灭继绝”的反动说教，他说：“六国之后君，吾不能封也!”毅然决然地建立了农民革命政权。后来，由于六国旧贵族和混进农民起义队伍的反动儒生的破坏和起义队伍本身的某些弱点，陈胜、吴广起义最后是失败了。但是，在农民大起义期间，奴隶主复辟势力受到了农民军的沉重打击。原关东六国各地仍然保存着的奴隶制残余也被进一步扫除。儒家的反动政治路线遭到了惨重的失败。

在秦末农民战争之后，又经历了以项羽和刘邦为代表的儒法两条路线的大搏斗。这场大搏斗又以法家路线的胜利而结束。刘邦继承了秦始皇的法家路线，在女政治家吕雉和法家萧何、张良等协助下，为创建和巩固中央集权的西汉封建王朝进行了多次重大的斗争。刘邦、吕雉以后，文、景、武、昭、宣几个皇帝也都是坚持法家路线的。他们经过一百多年的反复斗争，基本上打垮了奴隶主残余势力的复辟活动，打败了不断侵扰的匈奴奴隶主军事政权，捍卫了新兴的封建制度和国家的统一。秦始皇开创的封建大一统局面，到汉武帝的时候基本上得到巩固。正是在秦皇、汉武这个时代，我国初步形成了强大的统一的国家，这是我国历史上的一大进步。

〔注〕

(1)斯大林：《和英国作家赫•乔•威尔斯的谈话》

(2，4，6)《史记•李斯列传》

(3，5，8)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

(7)班固：《汉书•董仲舒传》

(9)班固：《汉书•食货志上》

(10)马克思：《哲学的贫困》

(11)章太炎：《秦政记》

(12)司马迁：《史记•张耳陈余列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