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桂松  来源：云阿云•舆论斗争

编者按：深水区了，还在“摸着石头过河”，不淹死才怪！中国教育界，学术界，文化界的丑闻不是一两天了，也不是一两起了，而是普遍化的现状，是40年来私有化式改革，买办式开放的结果，是长期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结果，是“白猫黑猫抓到老鼠的就是好猫”的拜金主义结果，是“中美夫妻”“中美国”长期殖民和自我殖民的结果，是所谓“总设计师”“顶层设计”的结果。

一个人人自我，人人自危，人人自私，人人互防的社会，一个看美帝国主义脸色的政府，一个在文化上跪着的精英集团和大中小学教育，在根子上就已经烂透了。想想80年代“马放南山，刀枪入库”，部队经商，共200余个大型科技项目下马，让金钱腐蚀人心，腐蚀军队，让美国放心，“韬光养晦”，毫无作为，挖社会主义的墙角，自掘共产党的坟墓，妖魔化文革，妖魔化毛主席，妖魔化英烈，虚无历史，删改法律，剥脱民权。

将毛主席时代的“75宪法”删改成邓大人时代的“82宪法”：一是直接否定和删除了“罢工自由”的条款；二是否定和删除了“四大自由”的条款；三是否定和删除了“要惩办一切卖国贼”的条款。其中，删除“罢工自由”的条款，剥夺了工人反抗资本家的权利，把中国变成了资本乐园；删除“四大自由”的条款，剥夺了民众反抗官员的权利，把中国变成了官权乐园；删除“惩办一切卖国贼”的条款，剥夺了爱国者反抗汉奸、反抗洋人的权利，把中国变成了汉奸和洋人的乐园。

赵高谋逆的结果是大秦帝国二世而亡，秦桧谋逆的结果是大宋的倒塌，汪精卫叛党投日的结果，是几百万伪军为日本殖民服务，邓大人叛党夺权的结果，就是庙堂妖魔鬼怪，洋奴哲学，爬行主义盛行，丑态百出，丑态毕露，闻所未闻。

跪着的大学

原创 八分斋  八分斋

浙江大学对强奸犯学生留校察看，理由是少数民族学生和来自少数民族贫困地区。舆论哗然，网友觉得浙江大学的跪姿过于下贱，浙江大学也回应正在开会研究。

看起来是个个例，实际上是个惯犯。目前为止累计曝光举报这个学生的受害者，有超过20位。浙江大学的保护式留校察看，实际上是以这些受害的女大学生受屈辱、伤害为前提。“大学之道，在明明德！”浙江大学对这一事件的处理显然与盛名不符。

同样，哈尔滨工业大学公布开除两名作弊的大四学生，网友拿来和浙江大学对比，认为哈工大治学严谨名不虚传。这样天差地别的现象，形成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近些年大学的丑闻开始高发？我们的高等教育出了什么问题？

大学的阶层

网友说，我们的大学把大学生至少分成四个等级。一等人是留学生，二等人是少数民族学生，三等人是权贵生，四等人是普通大学生。山东大学搞陪读活动，去年被网友批得鼻青眼肿，但这个问题在教育部，在政策，在评估体系，不在学校自身。

大学是搞教育的地方，不是搞阶级和特权的场所。教育产业化和盲目的国际化，导致大学里藏污纳垢激增。教育资源成了寻租工具，学海无涯钱做舟，书山有路利为径。浙大这个学生，财大气粗被包装成贫困学生，还能被如此照顾，就是教育资源不平衡分配、不公平匹配的原因。

中国就应该只有中华民族，应该学习日本只有大和民族，美国只有美利坚民族，其它都是各裔。少数民族政策早就应该调整。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不应该因为民族差异而人为制造差异优劣，凭空增加社会管理成本，制造族群天然割裂。

大学的学术

学术唯西方论。为啥？标准在别人手上。我们的大学，所有的研究成果，按照西方的评价体系进行评级认定。因此，花那么多科研投入，最终是为别人做嫁衣裳。关键是还被诟病，从不落好。

最大的问题，是中国的大学学好不在行，学坏很容易。学术霸权、学术垄断盛行，把西方教育里导师就是学术皇帝的一套搞得十分娴熟。所以最近这些年，我们总看到有硕士、博士因为导师的学术欺压而自杀以示反抗的案例。

尤其是社科、人文、法律、经济、管理等学科，裙带普遍，帮派林立，搞得像学术黑社会。本来专业是为了业精于专，结果搞成了唯我独尊。导师们成了富翁，学生成了廉价劳动力，你要是不按潜规则来就没任何出路。

这样的学术氛围，羞辱了踏踏实实搞研究的教授，亵渎了兢兢业业做建设的导师。你什么时候见张伯礼们搞这种事情？你什么时候见潜艇之父们玩这些把戏？教授不是戏子，教育不是经商。

大学的立场

浙江大学的处置方式，就代表着大学的立场，有些大学的膝盖太软。最近网上在反思，为什么清华北大培养的学生，流失出去合计过30万，仅仅硅谷就有2万以上？很简单：教育部的政策出了问题。

伪公知们常给大家洗脑，忽悠大家说美国的庚子赔款还给中国来建大学。看看美国佬的穷凶极恶，他们有那么好的修养么？没有！人家就是要从根源上改造你的教育、控制你的大学，尤其是最高等的学府。

可以说，这个套路很成功，尤其在1979年以后，伴随着富布莱特等计划的执行，高等教育里顶尖学府的人才，基本被掏空。出国赴美成了大多学子梦寐以求的事情，水涨船高，自然的就以为出国就高国内一等。

加上师资全面被通过学术评价体系控制，我们很不理解的看到一个残酷的现实：国家每年投入1000亿以上，却是给美国培养源源不断的后备人才。搞定国人的脑子用教育部，搞定国人的肚子用农业部，细思何其悲哀？

综上，简单的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大学不仅仅是浙江大学区别对待学生这么简单，整体上痼疾很大。大家再看看大学校园里有多少吃饭砸锅的教授，就明白这一问题已从校园传染到了整个社会。

师道堕落，则学道不存。看看陈春秀的大学梦何等艰难，再看看浙江大学少数民族学生的大学何其容易，这样的高等教育现状不会让公众信服，教育部自弹自唱的搞法也不会被社会认可。普通老百姓家的孩子，以前还有独木桥挤，结果特殊群体直接有教育的公路大桥，咋竞争？

当然，浙江大学研究完后，大概率会因为牌子的考虑重新调整对强奸犯学生的处罚，可这并不能消除公众心里的疑惑。因为这不是浙江大学一校之弊端，而是高等教育普遍之现象。国家要不从教育部整饬起，政策不能够反思和解决上述各类问题，则社会贻害会越来越严重，教育癌症也会越来越恶化。

富布莱特的学术病毒体系

原创 八分斋  八分斋

季子越被开除学籍，中国科学院大学被网友盛赞。网友们赞誉的是大学的态度，因为太多大学过于乌烟瘴气，不少案例仍然暧昧未决。我们要关心的，非但是季子越事件，还要反思我们的大学究竟怎么了？

季子越代表着一部分人的价值观，这个价值观的养成首先来自所在学校、老师，其次则来自个人出国后的选择。翻翻网络，这样的人并不稀有，反而很普遍，只是季子越比较憨傻，旗帜鲜明的搞事情，大多数则比较阴损，躲在幕后点鬼火。

和季子越一样，还有钟宜霖、许可馨。前者被处罚了仍然疯狂攻击国内网友，在海外挂出举报她网友的所有信息，煽动各类力量进行围攻，可见对于处罚并没有什么感觉，死心塌地的坚持背叛。后者则更是蹊跷，钟宜霖停更一个月，中国文联官员子女，目前没看到任何处罚；许可馨进入了纪委的视线，但查了两个月也没啥音讯。

我们要聚焦的，并不是这些个体，而是这些个体产生的原因。我们的大学，什么时候成了培养这类个体的土壤，象牙塔怎么会变成獠牙地？原因很简单：被浸透和改造了。

特朗普最近宣布，取消一项美国政府和中国教育部合作的项目：富布莱特。很多网友并不知道这个项目，但肯定知道遍布中国网络的各类公知，集中于人文、社科、法律、管理领域。没错，这个项目，正是负责培育这四大领域老师的结构性计划。

1946年，美国参议员富布莱特设计了这一项目。1979年起，借助改革开放，这一计划长驱直入，用了真正40年，对中国大学、研究机构里涵盖上述四类老师进行改造，进而推动定向的学生培育梯队。这一计划是中国高校里很多人美国梦的筑造者。

效果很好，居功至伟。特朗普宣布取消这一计划后，网友们反应很积极，觉得川建国同志又干了一件喜大普奔的事情。我们籍此要反思些什么？这一计划制造了多少高校的价值观问题？延伸到现实社会有多大的破坏性影响？

不用太复杂，看看方方现象，看看梁艳萍事件中湖北大学的态度，看看王小妮事件中海南大学的暧昧，看看贸易战到华为、香港、疫情期间各类伪公知的肆无忌惮……你就能明白这一计划的效果和威力。

这个计划的推动，无外乎选好大学老师里的对象，以学术交流、访问学者、课题研究等方式，输出美国主导的价值体系，推动西方文明论，否定中国文化性。文科类一网打尽，所以满网络的嘴匠治国、历史发明家、键政局，你不要觉得意外和惊讶。

也因为有这些计划的支持，王小妮也罢，梁艳萍也罢，之前各种叱咤网络的伪公知也罢，都可以明火执仗。合作的大学，秉承的也是一个价值观，看起来有教育主管部门，但主管部门也是这些计划的参与者。说不好听就是沆瀣一气狼狈为奸。

大家既然是利益共同体加命运共同体，当然对于网友的监督不以为然甚至不屑一顾，海南大学更是直接羞辱性挑衅。文教系统从根上烂起，所以一些大学觉得不是自己一块土壤长怪胎，大家都这样，你奈我何？

象牙塔成了藏污纳垢之所，宵小之辈霸占讲台输出思想，俨然成了富布莱特计划的天下。师道尊严不存，唯利是图成风！因此我们看到了高校的各种奇葩丑闻，导师睡学生，教授做生意，盘根错节的裙带，丑态百出的寻租。

可以说，教育产业化是富布莱特类项目最大的功绩之一。教育从根上开始变质，就是从产业化开始。这是从基础上解构我们的社会根基，是把私有化的一套移植到教育领域，最终从意识上让大家承认这一现实：穷者恒穷，富者恒富。

当然，也不是只有富布莱特项目，针对中国大学的各类计划很多，各类基金会为名的以学术来浸透、以科研来改造、以培训来嫁接花样繁多。之前说过，改造作家、意见领袖、记者、律师等，是美国各类基金和计划一直在推动的事情，效果大家看得见。

从信息研究的角度，我把这个叫学术式颜革，控制一个国家的价值观，最直接的方式就是控制它的教育。台湾和香港是眼前的例子，整个教育体系完全被染色，老师成了发动机，学校成了根据地，学生成了冲锋者。对于我们，这是个尤其要警觉的问题。

因此，季子越事件的意义，在于我们能够更广泛的看到中国大学的系统性问题。富布莱特项目，则能够让我们更清晰的看到中国教育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博弈越来越白热化，美国各类项目、基金培植的代言人们，要逐年逐项的排查，拆除教育领域的信息地雷。

文化是民族之魂，文教是国家之根。这个领域，凡是对手培养的都得清理，一个受感染的高校，一批受孵化的老师，只会培养出更多被毒害的学生。要让季子越们不被批量生产，就必须先遏制对手批量制造伪公知老师、歪屁股大学。治标需治本，否则反贻害。

王诚老师的信息污染

原创 八分斋  八分斋

新东方讲师，知名教育博主王诚，从2012年到2018年，在课堂上一直借讲课搞去历史的把戏，被网友揭穿了。王诚的胡说八道不是偶然，也不是个例，而是必然，也是现象。

王诚一直强调的观点之一：抗美援朝是侵略战争。这是挑战《英烈法》，也是挑战公序良俗。网友的抨击加上官方的表态，王诚被新东方迅速切割。我关心的，并不是王诚的个例，而是这一现象的同比和类比。

王诚这个论调，在过去的网络和现在闭环的群组里，是伪公知话术的基础观点之一。关于朝鲜，国内的伪公知普遍配合美国的各类操弄，制造国内民众对朝鲜的矛盾，扩大国内网友对朝鲜的误解。这个议题设置的历史原因，是导致王诚信息事件被如此关注的根源。

网上有几个被如此对待的国家，一个是朝鲜，一个是俄罗斯，一个是伊朗。凡是和中国关系密切，则必然被伪公知各种拆解，步调和美国的地域政治博弈路径完全一致。梳理一下过往的信息，可以很清晰的看到塑造的焦点：朝鲜是流氓；俄罗斯是骗子；伊朗是无赖。

对于朝鲜形象的塑造，可以从过去这些年朝鲜一系列被妖魔化看出端倪。尤其是在这一代领导人上台后，更是各种谣言、攻击甚嚣尘上。基于这一定调，议题设置的中国网络空间话术，必须从否定中朝血脉相连的关系上下手。

于是，各种否定抗美援朝的历史虚无设计，在网上遍地开花。根源上，要树立美国主导的侵略者的正义性，反之要塑造中朝联手反击的不正当性，完全是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篡改历史。但是，这样践踏事实的信息，在我们的互联网上大行其道。

主张和传播这些信息的人里面，王诚几乎不值一提，文教文宣领域里的教授、专家、学者、作家、记者、商界领袖多如牛毛。这个态势也并没有被彻底遏制和扭转，虽然王诚被监督和付出代价，但比王诚影响力大无数倍的另一批人仍然大摇大摆。

复旦大学的冯玮，网友持续抨击了多年，看起来账号因违规被限制了，但职务和职业没有受任何影响；厦门大学的易中天，网友揭批了多年，什么都没受影响，反而成为各政府和学术平台的座上宾；历史老师袁腾飞，胡说八道了多年，网上没了路径，线下胡说八道的书籍照卖。

放眼过往和现在的网络，多少大学里持有这类论调的教授，仍然大行其道。近一点的例子，王小妮这类，即便是触及底线，海南大学照样可以查而不果。梁艳萍虽然被调查处理了，但是收入和地位一点不受影响。方方如此大放厥词里应外合，到现在怡然自得照样两手叉腰。

这样的现状，并不让公众觉得庆幸。王诚只是一个缩影，在这一大群体里可以说微不足道。霸占讲台输出思想的人类灵魂工程师，专司污染祖国花朵的心灵，并且从幼教到高校无孔不入。为啥？这些人培养的只能是和这些人一个意识形态的人，不然入不了圈。

什么圈？他们自封的主流。这批人，在美国各种流氓行径的同时，大喊中国应该跟着美国玩，应该多交美国这样的朋友，应该融入世界主流。啥世界主流？西方殖民强盗们的阵营。这批人主张一切西化，自我矮化的同时，又觉得自己是精英是主流。

因此，你会看到王诚这类人，把西方名言挂在嘴上是精英范，若提及东方智慧则是下九流。文必西哲，言必西学，即便是商业广告，也是拿外国人做元素就是有格调。长的是中国人的脸，流的是美国人的血。

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很简单：谁会否认自己学的东西有问题呢？也即，王诚们的观念和意识，都是围绕已有的人设来完成，大多是学术式行尸走肉，压根就没有独立人格和品格，更没有独立学术思想和理论建设。

这些人，当然会按照既定的人设来说话，否定抗美援朝就能肯定美国侵略，所以王诚们就坚定不移的开始贯彻和执行这个设定。其它问题上，执行方法一模一样！所以大家常提知识越多越反动，对这些人不适用，他们并没有什么知识，只有立场。

带这种立场的人，不要说网上的王诚们，你身边也大把。都是觉得中国要听美国的话，要按西方主流社会的调，骨子里认为中国矮人一等，同时又觉得自己高国人一等，就是因为自己替美国和西方站台自封为精英。

当然，这些人是显性的站台，赤裸裸的张目，有些人则是暗戳戳的配合，阴忽忽的支持。比如，美国放风要对所有中国共产党员和子女取消签证，驱逐出境，罚没资产，暗戳戳阴忽忽的人就急眼了！为啥？因为他们的身体在中国，屁股在美国，遑论党外？

正因如此，我们在看到王诚自食其果的前提下，也要看到幕后的问题和论调的本质。和其它力量相比，王诚只是个信息软柿子，冯玮方方王小妮们才是信息硬脏弹。大环境不变，则小角色被打会丧失意义。正本清源，要从拆除信息硬脏弹开始。

副总理刘鹤听取汇报，“中科院博士集体离职”为何惊动中央？

潇湘  精算博士

作者 | 精算博士

来源 | 精算博士

事情彻底闹大了。

今天，中科院网站刊发这么一则消息：

“为落实中央领导同志重要批示精神，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听取中科院有关情况汇报，并要求国务院办公厅、科技部、中科院等单位成立专项工作组，近日赴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就其下属研究所职工离职事件展开深入调研。”

中央迅速介入，副总理亲自听取汇报，“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90位博士集体出走事件”，在霸都一夜引爆，全民热议，直到惊动千里之外的帝都。

这是刘鹤副总理第一次听取中科院汇报，因为这个机构，实在太特殊。

树大招风，在中国的科研江湖上，中科院本身就是一颗巨无霸似的参天大树。

在中央号召过紧日子的背景下，中科院今年还是拿到了超过905亿元的预算资金，这笔巨款，足以建造26个鸟巢！相比之下，今年清华大学310.72亿元的预算经费，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

某种程度上，也可见国家对科技研发的重视。

中科院经费肥沃，跟它的行政级别是分不开的。

中科院属于正部级事业单位，跟教育部、财政部、民政部这些部门是平起平坐的。中科院办得好不好，是需要向国务院负责的。

当然了，出了“事故”，也要向国务院交代。

李克强总理眼下的头等大事，肯定是应对洪涝灾害和疫情经济重建，国务院副总理刘鹤来听取汇报，顺理成章。

这个事，肯定是需要有人出来受过的。

有人说因为研究院新任领导刘建国假公济私，在多个重要岗位安插自己的学生；有人说是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核能安全技术研究所所长吴宜灿，去年年底当选了院士，手头不差钱、不差项目，要把90位博士都挖走，目标是公司上市；也有人说是待遇太差，人心浮动。

究竟是什么原因，相信调查后会水落石出。

但可以肯定，肯定跟内部管理不善有关，也大概率跟主事者专横跋扈有关。在高等院校和大公司呆过的人，一眼就看出，90人集体离职，不可能事发突然，而是积怨已久。

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读书人，一般没有集体造反的“胆”，除非是上面群魔乱舞，有人肆意妄为，局势才搞得不可收拾。

谁是罪魁祸首？谁在欺负人才？谁让国务院下属的科研单位发生如此巨大的人员动荡？这次中央震怒，看来有人要有麻烦了。

培养一个尖端人才成本是极高的。

更何况，这个核能安全技术研究所，进行的研究具有基础性、前瞻性、战略性的性质，加强高端科技的基础性研究，中央现在提到了国家战略层面。

没有人才，搞什么研究？基础性研究人才，是一个民族攀登科技巅峰的发动机。

从事基础研究，本来就需要甘坐板凳十年冷，某种程度上，他们是被飙升的高房价甩在身后的一群知识精英，如果一个国家对他们的苦境视而不见，谈何爱惜人才，谈何科技强国？

若自己培养不出顶尖科技人才，拿什么来应对“科技脱钩”后的严峻挑战？

2013年7月17日，最高领导人专程到中国科学院考察工作指出，“党中央对我国科技界寄予厚望。中国科学院要牢记责任，率先实现科学技术跨越发展，率先建成国家创新人才高地，率先建成国家高水平科技智库，率先建设国际一流科研机构。”

国家砸了最多钱的科研机构，竟然闹出了最多博士集体出走的特大事故。

眼下的丑闻以及背后暴露的弊病，是中科院不能承受之重，也是“科技强国”战略必须要铲除的障碍。

这，正是副总理刘鹤罕见要听取汇报的深意。

“假神童”：赢者世界的真相

文化纵横  修远基金会 作者：高勇

高勇 |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研究所

【导读】

近年来，十龄童屡发核心期刊、14岁少年被麻省理工录取、小学生研究癌症获大奖、16岁少女一天作诗2000首等报道层出不穷，但在舆论追问之下，这些“弯道超车”的操作又被曝出猫腻而最终“翻车”。人们不禁感慨：“假神童”为什么越来越多？不难发现，这背后往往都有“神通”家长的爱之深、助之切，更进一步分析，则可以看出当今社会精英代际传递的显著趋势。

本文作者指出，精英与非精英的分化日益明显，就精英内部而言，不同精英的发迹路径不再泾渭分明，政治的、技术的、经济的各类精英之间的流动加大了，甚至产生了所谓的“总体性精英”——身兼政治资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于一体。同时，“不拉空现象”越发突出，即每次出现新一轮机会，最后的结果总是产生一批总体精英，且各种精英之间的相互转化也更加频繁，内部的代际传递也更加集中。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非精英人群进入精英层的门槛日渐提升。原本被视为阶层流动的主要途径的教育，也不再是创造平等机会的制衡器，而变成了不同地位群体之间竞争的竞技场。作者认为，在此背景下，中国人的地位层级认同出现了典型的“向下偏移”（或者说“阶层下落”)，不同阶层的生存境遇相差悬殊，阶层意识的断裂和碰撞时常发生，是时候加快建立必要的平衡与消解机制了。

本文原发表于《文化纵横》，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供诸君思考。

▍精英与非精英的分殊：不同的生活机会

改革前的中国社会中，“红”与“专”之间的精英分殊是明显的。体制内存在两条截然不同的职业发展路径，一条是通向管理岗位，一条是通向专业技术人员。

两条路径不仅并行不悖，而且还相互补充。通向管理岗位的职业发展路径上不仅仅需要文凭，而且需要党员身份，在这里存在着一系列政治筛选和吸纳机制；通向专业技术人员的职业发展路径上只需要文凭，党员身份并不重要。

二元路径的形成，一方面是出于组织的偏好，另外还受到当时人才短缺的限制。在人才短缺的情况下，对于专业技术人员的政治筛选机制不得不放松，对于管理岗位的教育筛选机制不得不放松。

这一图景在改革后发生了改变：精英日益多样化，除了“红”、“专”之外，经济精英的崛起增加了新的精英产生路径；与此同时，不同精英路径之间不再如此泾渭分明，无论从代内流动还是代际流动上，政治精英、技术精英、经济精英之间的流动加大了，甚至产生了所谓的“总体性精英”。

在所谓的“总体性精英”身上兼具政治资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于一体，甚至上述几种资本形态在他们身上根本无法厘清，而是浑然一体，一概囊括。

从代内流动的角度来看，存在所谓“不拉空现象”，即：

社会生活中出现的每一次机会，得到的总是同样的这一批“总体精英”；

从代际流动的角度来看，各种精英之间的代际转化更加频繁。

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政治资本、文化资本、经济资本三者存在可转化性（这是在各个国家都普遍存在的现象）；另一方面则是中国特有的转型背景下的制度安排（如双轨制）为各类精英的转化提供了特殊渠道。

改革为非精英层进入精英层提供了大量机会，但是伴随着改革逻辑的深化演变，精英与非精英之间的流动樊篱正在悄然加固，进入精英层的门槛日渐提升。在此特别值得注意的，以往进入精英层的重要流动渠道——教育，正在成为阶层再生产的重要工具。

教育作为一种制度设置，对于阶层流动而言具有两种彼此抵牾的功能：一是为社会的优势位置“筛选”出相应人选；二是为不同的社会成员提供相应合适、公正平等的发展机会。我们称前一种功能是“作为竞争场的教育”，后一种功能是“作为制衡器的教育”。

然而，多数社会学的经验研究都认为，近数十年来受教育机会分配的不平等程度在加大，尤其是在上世纪90年代后半期之后迅速扩大。在这种情况下，教育的功能可能更多地不是赋予各个社会成员更多平等机会的制衡器，而是不同地位群体之间竞争的竞技场，非精英层借此渠道进入精英层的可能性减少了。

▍工人内部的分殊：不同的社会关系体验

如果说精英与非精英的意识分殊，是因为他们具有不同的生活机会；那么另一些阶层意识分殊，则是因为他们虽然具有大致相同的生活机会，但却具有不同的社会关系体验。

在这一方面，中国工人阶层的意识分化具有典型性。英国学者洛克伍德等指出，工人阶层的精神气质并不完全由在生产关系中的位置所决定，也受到生产过程的具体情境、社区生活、交往网络乃至社会潮流的影响。

借用洛克伍德对工人的“传统无产阶级”、“顺从的保守主义者”、“私人化的工具主义者”的分类，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工人阶级在市场化进程中形成的不同形象：

传统的国企工人在大工厂的产业社区里居住，他们有高度的工作自豪感，社交网络、休闲生活与工作关系高度重叠，师徒关系和工友关系带有情感色彩，推崇彼此之间的互助和团结。

乡镇企业工人则往往在共同体内部的企业中工作，劳动关系中夹杂有熟人或半熟人世界中的人情关系，生活范围中充斥着明确的地位系统和声望等级，因此他们往往顺从既定的秩序，认同共同体中既定的权威。

在以家庭流动为特征的农民工身上，生活重心既不是大工厂的产业社区，也不是充满了人情关系的共同体，而是自己的小家庭，其利益关系与行动模式的基点也往往在此。

而在“富士康”的工厂宿舍劳动体制管理之下的青年工人中，社会关系以最彻底的方式被抽离出来。

不同的社会关系体验，造就了不同的“社会观”视野：

传统的国企工人作为一个阶层的主人翁意识、社会力量感，使得他们的“权力”感知甚为强烈，他们看社会也往往从权力出发。

乡镇企业的工人则更重视共同体社会内部关系中的“地位声望”，这可能是他们最重要的精神基点。

而流入城市的农民工，看社会的窗口可能是“收入与机会”。社会学的经验研究中，对于不同工人的经济、社会境遇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是对于他们的精神视野的研究仍然较少，然而此类研究甚为重要。在工人阶层的承担者发生剧变的当下，传统的国企工人充满自豪感、社区生活与生产生活密不可分的形象已经日益褪色；对于大量“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证实着个体化趋势在这个群体中的日益显现，但是新型的农民工的形象仍然未能完全明晰。工人阶层内部的意识分殊，可能会对于中国社会和政治图景产生重要的影响。

上述分殊是与中国特殊的制度情境密不可分的。农民工背后的城乡二元体制，新生代农民工遇到的教育与就业市场分割，中国NGO和公民社会因素的逐渐萌芽，都使得中国工人阶级的精神气质与社会观是无法用刻板的类型化描述去框架的。

我们不仅要关注社会怎么看工人阶级的，也要看工人阶级同时在怎么看待社会整体的。他的社会观的出发基点和视野是什么样的，什么在影响着这种社会观的基点和视野的变化。例如，我们已经观察到，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关系场景从乡土社会转入到了城市社会。在他们的社会观中，一方面是城市中建构的“人人只要努力皆可成功”的文化目标，另一方面却是对于城市本地人和农民工相互边界的自我建构。前者构成了他的抱负框架，后者却在不断限定着他的途径选择。他们处理上述两者矛盾冲突的方式又往往是个体性的，这又与其个体性意识的萌生有着密切关系。上述关系往往成为我们理解他们行为的关键所在。

中国前30年间，阶层意识的主调可谓是分殊，但是不同阶层毕竟共处同一社会当中。作为命运共同体当中的一员，他们的阶层意识当中亦有共通之处。只是这种共通之处，若没有积极有效的制度建设时，往往呈现出负面结果，即下文所谓主观地位感的“向下偏移”。面对分殊的阶层意识，社会整合的需求挑战要求我们以“公平权”的平等与阶层间的不平等相制约，在分殊的阶层意识基础上打造出共同文化和共同意识。

▍负面的共通：主观地位感的“向下偏移”

中国公众的地位层级认同不仅横向与其他国家比较有“向下偏移”的特点，而且纵向来看也呈现出不断“向下偏移”的态势。卢汉龙在1991年的上海调查中，自我认同属于“下层”的比例在10%以下；而刘欣在1996年的调查中，这一比例上升到12%~14%之间；2002年“当代中国人民内部矛盾研究”的调查数据中，这一比例约为14.6%；2003年CGSS调查和2006年“社会和谐稳定问题全国抽样调查”中，这一比例进一步上升到了28.3%和24.5%。冯仕政通过对于“中国综合调查数据”的分析，发现地位层级认同自认为属于“下层”或“中下层”的比例不仅出奇的高，而且这一比例逐年攀升，从2003年到2006年间增加了至少10个百分点以上。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地位层级认同的“向下偏移”不只局限于某个收入层级当中，甚至也不只局限于某个阶层当中，而是普遍性的。虽然上级阶层下降的幅度相对较小，但是其地位认同也出现了一定的下降。

人们传统上普遍使用“相对剥夺论”来解释地位层级认同的下降，但是地位层级认同下降的“普遍性”使得上述解释失效。我们认为，这与中国转型期变迁社会的独特性有关，应当用“整体影响论”替代传统的“相对剥夺论”观点。“地位层级认同”会受到社会思潮和社会精神的影响。个人的地位层级认同不仅受到自己客观地位要素的影响，而且取决于社会思潮和社会心态的整体性影响，取决于社会整体的运行方式和机制。虽然个体的生活经历和生活事件各不相同，但是对这些生活经历和生活事件的阐释却往往基于一套共享观念之上，这些共享观念往往又与社会运行方式和机制紧密相连。这种整体性影响不依赖于个体拥有的客观地位要素而发生作用，无论是哪个社会群体都会受到这种影响。同样的收入分布结构，如果对于收入形成机制的体验和阐释是不同的，社会思潮与社会心态就会不同，由此影响到个体的地位层级认同也会改变。在一般情况下，人们对于地位层级认同具有一种较稳定的选择倾向（如更倾向于选择中层），不会轻易改变。但是，当一个社会的运行方式和机制正在发生改变，民众对于社会思潮和心态的感知也在改变时，地位层级认同就会发生相应的变动，整体性的社会事实就会深刻地影响到个体的主观评判。

▍正面的共通：公民权的成长前景

公民权的平等，应当也可以与社会阶级体系的不平等相容，这是T·H·马歇尔在《公民权与社会阶级》中提出的核心思想：尽管在商品和服务上不可能达到平等，但是每个人都可以“成为绅士”；都可以“学会重视教育与休闲”，都可以作为社会的完全成员“有分享社会遗产的权利”，有“作为一个文明人按照社会中通行标准而生活的权利”。马歇尔认定，这种公民权的平等不仅在经济上是可能的，而且存在着切实的社会动力。以英国历史为例，在这种社会动力作用下，公民权相继从公民的、政治的、社会三个层面从上层阶级中扩展到下层阶级中，其结果不仅仅是缩小了两极差距，更重要的是大大扩展了不同阶级的“共同文化和共同经验领域”，从而起到了稳固社会的作用。

有学者在面对1990年代中期以来的社会结构演变时，忧心忡忡地提出了“断裂”的隐喻。断裂的可能，正来自面对市场竞争必然带来的阶级体系分化、不平等加剧时，在社会制度设置方面不仅缺少必要的平衡与消解机制，甚至可能还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不同阶级在意识上的断裂与其生存境遇上的悬殊同样令人触目。乡村不仅仅是在经济上处于劣势，而且在精神上也开始荒芜和边缘化，原本的活力日渐萎缩。农民工不仅仅生活处境堪忧，其在权利层面、文化层面上也得不到尊重。然而，城市生活的高度密集，现代传媒的方便快捷，又使得种种断裂的阶层意识不可能“隔绝”，而是天天都在碰撞。

例如：农民工每天看的电视，和自身完全不相干，甚至不处于同一个时代。这样的断裂情境之下，我们何来马歇尔看重的不同阶层之间的“共同文化和共同经验领域”？因此，“断裂”问题固然有其经济结构及至社会结构根源，但是公民权的现实缺失使得各阶层缺失共同生活经验，缺失共享观念，也未尝不是一个方面的原因。马歇尔认定公民身份在不同阶层间的扩展在英国是有“切实的社会动力”的，虽然他没有明确这种社会动力何在，但应该是与英国的个人权利传统有关的。不同国家公民身份的扩展自有不同的路径，自有不同的社会动力。在当下中国，这种切实的社会动力何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