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

封面图片|《利刃出鞘》电影海报

王缉思：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导 读

3月27日，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文研院学术委员会委员王缉思教授，在北京大学主讲“当代世界的身份政治和‘文明冲突’”，阐述了在全球化加速的时代背景下，身份政治对传统的政治经济学观念和左派右派的划分提出的挑战，以及如何看待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所提出的“文明冲突论”。

【文/ 王缉思】

一、身份政治在美国

只有理解“身份政治”（或称“认同政治”，identity politics），才能真正把握当代世界政治的真谛。相同的身份，如阶级、国家、种族、民族、宗教等等，是把人们组织、凝聚在一起的重要力量。

什么是身份政治？从美国电影《利刃出鞘》讲起。

这部电影是引人入胜的侦探片，其实又是美国当代社会的政治寓言，对美国现行移民政策、人权问题、种族问题进行了辛辣而深入的讽刺。女主角、善良的女护士Marta是南美洲巴拉圭到美国的合法移民。她母亲和姐姐比她后到美国，不是合法移民。片中关于Malta到底是哪里人，有几种说法——哥伦比亚人、乌拉圭人、巴西人，可见美国上流社会对移民问题知识浅薄。影片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一个富豪家庭的白人至上主义。

Thrombey家族后代的财富，是从老爷子Harlan Thrombey手里借了100万美元起步的（暗喻特朗普）。这个家族后代为了遗产而争风吃醋，远不如移民女护士善良。豪宅三楼那个伪装的窗户，暗喻特朗普严苛的移民政策，让移民们没法光明正大地进入美国，只能从小路进来。但家族后代Ransom也爬过一次，隐喻当年是一群不属于美洲大陆的白人，渡过大洋进入美洲的，而且并没有得到原住民印第安人的同意。

男主角Ransom狡辩说，一个南美人凭什么霸占我们Thrombey（斯隆比）家族世代居住的祖宅，老爷子提醒他，这栋房子是上个世纪80年代从一个巴基斯坦人手里买下来的，暗示美国上流精英占有的这片土地，也不是自古以来就属于他们的。

Ransom在动刀扑向Marta之前狂妄地说：“我们虽然接纳你到家里，这里永远不是你的家。” 代表了很多美国白人心目中的排外性。他们忘记了自己的祖先也曾是移民，忘记了这个国家是由移民创业的，怪罪新移民抢走了他们的土地、财富、工作、文化。Marta一家来到美国，辛苦劳作，却没有平等享有资源的权利。

影片反映的是两种不同身份的人——Marta及其家人所代表的新移民、穷人和Thrombey家族所代表的白人（老移民）、富人之间的关系。今天美国身份政治最突出的一种类型，就是本土白人同新移民的冲突。《利刃出鞘》的编剧是美国不折不扣的左派。影片中富豪家族的人，除了老爷子以外， 都会是特朗普的狂热支持者：“让美国（白人）再次强大起来”，“美国（白人）第一”。亨廷顿著《我们是谁》，也就是“何谓美国人”，值得一读。

美国人的身份一直是多元的。特朗普是美国人（祖父德国人，母亲是苏格兰人）、纽约人、本土人（非移民）、白人、企业家（转成职业政客）、富豪、基督徒（存疑）、共和党人（以前不是）、保守派、老人。美国从瓦斯普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WASP）到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的转变，一右一左，从右至左，又从左至右。里根/老布什→克林顿→小布什→奥巴马→特朗普→？→？

身份政治在美国的兴起

20世纪美国和世界政治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经济问题引起和决定的。左翼政治以工人、工会、社会福利项目、再分配政策为核心，同情劳苦大众，“公平地分蛋糕”；右翼则主要关心缩小政府规模，发展私人产业，为资本家和企业主服务，刺激经济，“把蛋糕做大”。

今天，在美国和西方国家，政治的主题正在从经济或意识形态转为“身份”（identity）。左派对经济平等的关注减弱了，转而更多地关注如何促进各个“边缘群体”的利益，如少数族群、移民、难民、妇女、LGBT（女同性恋Lesbians男同性恋Gays、双性恋者Bisexuals、跨性别者Transgender）群体。

黑人生命平权运动（Black Lives Matter movement），起因于一系列警察杀害非洲裔美国人的事件。Me Too运动，是女星艾丽莎•米兰诺（Alyssa Milano）等人2017年针对老板侵犯多名女星丑闻发起的运动，她们呼吁所有曾遭受侵犯的女性挺身而出，说出Me Too惨痛经历，藉此唤起社会关注。

右翼则将其核心使命重新定义为国家和民族振兴（“让美国再次强大起来”）、弘扬传统文化和宗教（抵制多元文化主义）、本土身份（抵制移民和难民）、或明或暗的种族主义。两种不同的“政治正确”——多元化和民族主义在相互竞争，现在后者压倒了前者。

在美国，法律规定的平等并没带来经济或社会上的平等。对一系列群体的歧视依然存在，市场经济也造成了巨大的结果不平等。美国在总体上是富有的，但在过去30年间，收入不平等的现象极度加剧了。大部分人口收入增长停滞，社会中的一部分人经历了阶层的下滑。

贫困在新移民中最为明显。他们往往因为身份、语言和工作技能的原因，收入不稳定，只能勉强维持最基本的生活。根据美国2018年的人口普查，拉美族裔人口是美国最大的少数族群，10年内增长了43%，占美国总人口的16%，把黑人远远拉在了后面。在2010年《洛杉矶时报》统计的数据中，美国4360万贫困人口中基本上以黑人和拉美裔人士为主。

2018年，美国拥有4540万外国出生的居民，在全体居民中占了约七分之一。外国出生居民中有约一半来自拉丁美洲，不到三分之一来自亚洲，10%来自欧洲。欧洲移民比其他移民的平均年龄要大。美国亚裔总人口已达2140万，其中以华裔美国人(包括香港和台湾移民美国)最多，超过508万人。220万在中国出生的人现在居住在美国。

非洲裔美国人经过上个世纪60年代的黑人解放运动，大规模地从南方移民到纽约、芝加哥、底特律等大城市，在钢铁、汽车等大企业找到工作。当传统工业部门衰落以后，黑人失业增加，犯罪率上升、吸毒、单亲家庭、无家可归等社会问题随之而来，向上的社会流动越来越困难。

到本世纪初，这种社会衰败现象蔓延到白人的工人阶级。技术创新减少了劳动力需求。全球化大潮下，作为廉价劳动力的拉美移民大量涌入美国，而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廉价产品大批进入美国市场，被认为抢了美国人的饭碗。

毒品大量进入白人社区。2013年到2014年，美国白人男性的预期寿命下降，这在发达国家中是罕见的。在单亲家庭中长大的白人工人阶层的儿童的比例，从2000年的22%上升到2017年的36%。在这种情况下，还坚持优待非洲裔美国人的“矫正性行动”，坚持欢迎拉美移民的政策，越来越引起白人反感。反移民、反全球化的民粹主义甚嚣尘上。

特朗普上台，使白人民族主义从边缘走向了主流的位置。白人民族主义者抱怨说，多元文化主义谈论黑人权利、妇女权利、同性恋权利、其他宗教的权利，但要想提倡美国白人的权利，就会被戴上种族主义的标签。白人正遭受伤害，他们的处境和痛苦被社会中其他人忽视了，主流媒体和建制派形成的思想和政治结构应当被打破。意识形态光谱的两端——左翼和右翼，都在打“身份政治”这张牌。

美国政治的两极分化：共和党正成为白人政党，民主党正成为代表少数群体（非洲裔美国人、拉美裔、职业女性、LGBT社区-）的政党。如果这一进程继续下去，“身份”将完全取代经济和意识形态，成为美国政治的核心分歧。这种情况远离美国民主的初衷。民主党面临着一个重大选择：是继续打身份政治的牌，还是争取赢回一些白人工人阶级选民？白人蓝领从罗斯福新政到约翰逊的“伟大社会”计划以来一直是民主党的票仓，但2016年大选中却投奔了共和党。

美国面临着身份政治的巨大挑战。200多年来凝聚美利坚民族（American nation）的不是肤色（race）和族群，而是共同的价值观和社会不断前进、不断创新的“美国梦”。今天美国政治受到财富集中、贫富分化和全球化的强烈冲击，文化、宗教、人口多元化，开始走向分裂、极化、碎片化。要恢复凝聚力，是否需要寻找并确定最大的外部威胁？当代世界政治出现的类似趋势，下次课再加以探讨。

二、当代世界的身份政治及理性分析

当代欧洲身份政治的突出表现

欧洲不能达到政治上的统一，主要原因是欧洲大陆在宗教、民族、文化、经济等方面的多样性。

欧洲许多国家一直在自身统一和分离的进程中徘徊。冷战结束后，捷克斯洛伐克分裂为捷克和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已经分裂为6个主权独立国家，科索沃也在事实上脱离了塞尔维亚的政治领导，只不过它的独立没有得到国际社会的一致承认。

从德国的巴伐利亚，意大利的撒丁岛，法国的科西嘉岛，到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分裂的幽灵游荡欧洲”。

英国“脱欧”已是既成事实。有大约一半的英国人要求脱欧，到底是什么原因呢？首先，英国在历史上一直对欧洲缺少归属感，更多认同的身份是“大西洋国家”、“英语国家”、“英联邦国家”，同美国有尤其特殊的关系。苏格兰2014年公投“脱英”未成功，但英国脱欧后很可能重新努力。

欧洲穆斯林移民大量增加所带来的的身份政治，对今日欧洲产生了强烈的冲击。英国的穆斯林移民来自巴基斯坦、孟加拉国、阿富汗、印度等国家；荷兰的来自印尼；法国的来自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等。土耳其成为德国的重要劳动力供应国。冷战结束后，中东、北非、南亚一些国家动荡不已，加上交通与通讯日益便利，从伊斯兰国家流向欧洲的移民潮、难民潮势不可挡。

2010年欧洲的穆斯林人口约为4300万，约占欧洲人口的6%。到2050年，穆斯林人口预计将达到7100万，约占欧洲人口的10%。（网络上传说的“穆斯林将在2050年占欧洲人口多数”或者至少达到30%的预言，其实是不着边际的夸大）

穆斯林在欧洲各国和城市的分布并不均匀。在法国，穆斯林已经占了人口的7.5%到10%，而伦敦的穆斯林达到了这座城市人口的12％。到2050年，穆斯林很可能占法国人口的20%到25%，占到德国人口的20%。此外，东南欧的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阿尔巴尼亚、科索沃地区的人口，大部分信仰伊斯兰教。

随着穆斯林人口的增加，伊斯兰教在欧洲发展十分迅猛。再过二三十年，伊斯兰教将取代天主教成为法国第一大宗教。欧洲人对传统宗教的热情衰减，穆斯林新移民对伊斯兰教却十分虔诚。欧洲原住民的生育率低，老龄化严重，而穆斯林人口生育率高，年轻人居多，两者形成鲜明对比。

迅速增长的穆斯林社群与欧洲原住民在文化、生活习俗、经济收入等方面的巨大差异，使他们不仅难以融入欧洲主流社会，而且强烈地抵制欧洲现代文明。伊斯兰教追求以教法全面支配穆斯林共同体。不少欧洲的二代和三代穆斯林移民产生了对伊斯兰教共同体（乌玛）的认同，容易受到跨国的伊斯兰激进组织的影响。这种趋势，同以个体自由为核心、在宗教与世俗之间做出区分的现代欧洲文明，构成了尖锐冲突和巨大挑战。

几十年来在欧洲盛行的多元文化主义和人权政治，不仅难以抵御伊斯兰教，反而为它的扩张提供了便利条件。欧洲一体化的进程弱化了人们对民族国家的政治认同，而基督教的衰落导致许多欧洲人失去了宗教的精神力量。因此，欧洲缺乏有效应对伊斯兰教挑战的政治和精神资源。

在中东地区，族群、宗教、文化、文明认同的相关性最明显，最突出。举例：叙利亚境内的人口90%为阿拉伯人，其中绝大多数为逊尼派。叙利亚总人口的15%左右为属于什叶派穆斯林的阿拉维派(Alawite)。阿拉维派大多聚集在港口城市拉塔齐亚。阿萨德（巴沙尔）家族便来自这一派。但在正统逊尼派眼里，阿拉维派其教义与正统穆斯林相距甚远。但这一少数族群，在叙利亚1970年复兴党政变之后，占据了政府与军队的重要位置。

在叙利亚西南部戈兰高地与大马士革附近，集中了占总人口5%左右的德鲁兹派。德鲁兹派也属于一支少数穆斯林教派。8%左右的叙利亚人口是基督教化了的阿拉伯人，他们大多集中在大城市的城镇中心。叙利亚的基督教人口绝大多数支持现政府，并不希望看到世俗化程度非常高的现政府倒台。叙利亚还有约10%的非阿拉伯人口，其中主要有亚美尼亚人和库尔德人，另外还有土库曼人和犹太人等。

什叶派穆斯林——波斯民族——伊朗神权国家——叙利亚政权阿拉维派——黎巴嫩真主党——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逊尼派）

逊尼派穆斯林——阿拉伯民族——沙特等海湾君主国——叙利亚反对派（逊尼派为主）

“身份政治”（认同政治）的概念

“认同”是指人们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产生的一种感情和意识上的归属感。个人在一定的社会联系中确定自己的身份（identity），并自觉或不自觉地以对这种身份的要求来规范自己的政治行为。在许多欧美国家，身份政治成为不断分化的身份群体争取承认和获得权益的活动。政党及其领导人通过笼络身份群体而巩固并扩大选民基础。为了追求差异性和本群体的“尊严”，自由民主国家于是走上政治分散化、极化和分裂。

全球化时代，人们对本民族（族群）、本国、本地区、本宗教群体的认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而这几种认同又往往是相互交叉的。

先天身份：地域（香港、中东）、国家（中国、埃及）、民族（汉族、阿拉伯）、肤色/族群、血缘、性别、性取向、文化、宗教

后天身份：阶级、党派、职业、教育程度、意识形态/价值观、年龄

每个人都可能有多重政治身份（认同）。他可以同时是约旦王国公民、穆斯林、逊尼派教徒、巴勒斯坦人、阿拉伯人；可以是中国公民、中共党员、维吾尔族、新疆人、民工。作为公民的个人和群体，最深、最根本的认同是什么，“我是谁”、“我们是谁”，才是问题之所在。在中国，要求国家认同、民族认同、阶级认同、政党认同、意识形态认同、文化认同等等的一致性，但已经出现（特别是在青年一代中）认同的多重性和多样性。

有许多学者论述了中国、中华民族、中国人的“身份”问题。梁启超、费孝通、王庚武、许倬云、葛兆光、马戎等等。历史学家葛兆光认为：“理解中国这个民族国家，可以有三个向度，即历史、文化和政治。从历史角度说，‘中国’在空间上是一个边界移动的‘中国’；从文化认同上说，中国是一个边缘虽然有些模糊，但核心区域相当清晰和稳定的文化共同体；从政治体制上说，很多人笔下口中的‘中国’，常常指的是一个王朝或一个政府，而这个政治意义上的王朝和政府并不等于国家，更不是历史论述中的中国。”

社会学家马戎提出的问题是：“种族冲突与族群矛盾是长期困扰人类社会的一个核心议题。近年来中国的族群问题越来越受到全国民众和世界各国关注。其中，族群平等和中国政府的少数族群优惠政策逐渐成为讨论焦点之一。我们应当如何理解“民族/族群平等”这个普遍接受的普世性原则？应当如何分析政府以少数族群成员为对象的各种优惠政策的理论和法律依据？……”

当代西方已陷入身份政治的深渊，造成了自由民主制度的危机。身份政治作为对身份歧视和身份压迫的矫正和反抗，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成为少数身份群体反抗主流身份霸权的武器。但是，身份政治以其身份重叠、身份固化、身份冲突和身份隔离的特性，打着平等、公正、尊严的旗号，煽动民粹主义，掩盖阶级矛盾，深刻地分裂着社会，威胁着很多国家的政治稳定。

三、“文明冲突论”再评价

1993年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的政论《文明的冲突》（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和1996年的著作《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问世20多年来，引起的政治争论和学术讨论长盛不衰。这至少证明，“文明”问题是同当代世界政治密切相关的。

“精神文明”、“亚洲文明”、“工业文明”、“伊斯兰文明”、“文明礼仪”、“校园文明”等诸多词语里说的“文明”，意思大不相同。“文明”有两个基本含义，一是人类社会发展程度较高的形态、阶段或组织，同文化、教育、科学、道德、礼仪相联系；二是一个民族、国家、地域或具有共同精神信仰的群体的文化遗产、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的总和，也可以指其某一断层。

亨廷顿指的“文明”属于第二种含义。他说：文明是一个文化单位，是最高的文化群体，是范围最大的文化认同，文明之间的最大区别不是种族或民族，而是宗教。今日世界的主要文明是西方文明、儒教文明、日本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斯拉夫-东正教文明、拉丁美洲文明，还可能有非洲文明。

亨廷顿认为，冷战结束后，意识形态斗争和大国争霸不再是世界政治的中心议题。新的焦点是“西方同非西方（the West and the rest）的对立”。对西方的最大威胁来自于伊斯兰激进势力，而非任何大国。“伊斯兰同其他文明的断层地带到处流淌着鲜血。”。他断言儒教文明将同伊斯兰文明联手抵抗西方文明。

亨廷顿说，西方文明不具备普世性，不要以为西方文明能够改变或整合其他传统文明。9/11后，他反对在美国利益未受到直接损害时，干涉伊斯兰世界的内部事务，强行推行西方化或“民主化”。他明确主张文明间对话，相互宽容。“文化是相对的，道德是绝对的。在多文明的世界里，建设性的道路是弃绝普世主义，接受多样性和寻求共同性。”

亨廷顿是保守的民族主义者，反对宣扬全球化，不主张美国“张牙舞爪”，而主张“独善其身”。文明冲突论的核心是担心冲突发生在美国国内，美国在多元文化主义中“变质”，抛弃WASP（盎格鲁-撒克逊新教白人）文化。2004年著书《我们是谁》，对新移民带来的文化、宗教、种族的多元化忧心忡忡。在这个意义上，亨廷顿是论证“身份政治”的鼻祖。

对“文明冲突论”的批评和相关论战：反映了西方中心论、种族沙文主义和霸权思想。更激烈的流血冲突和政治对抗不是发生在文明之间，而是发生在文明内部（什叶派和逊尼派）。

儒家文明和伊斯兰文明不会联手对抗西方。相关论战涉及5个理论问题：

（1）文明因素的政治作用有多大？

（2）世界各文明正在走向冲突还是走向融合？

（3）在西方同非西方的斗争中谁将占上风？

（4）西方的主要挑战者是非西方中的哪个力量或力量组合？

（5）文明范式同国际政治研究中的其他范式是什么关系？

“文明冲突”论战的现实意义与理论意义

冷战后的世界政治证实了亨廷顿观点的深刻预见性和偏颇之处。今天的美国国内政治分歧和国际恐怖活动，都为他20多年前所预料。美国的民族国家认同何在，政治自信何在？多元文化主义与传统保守主义之争，是当今美国政治的主线。西方和非西方的区隔，确是当今世界的主要政治特征。

关于儒教文明同伊斯兰文明合作对抗西方的预测是错误的。但中国文明向何方发展，如何弥补精神信仰的缺失，纠正道德失范，如何同西方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相处，是“真问题”。国际政治不是简单的国家权力和利益的斗争。利益之争通过文化价值观“透镜”可以无限放大。21世纪的世界意识形态分野在哪里，值得思考。

亨廷顿开辟了研究世界政治的另一个视角。他不相信“理性选择”，因为宗教信仰、文化认同，都不是建立在理性之上，而是感性的，与生俱来的。他不认可文明融合的看法，指出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都是一神论，都认为自己掌握绝对真理，都在某一阶段不能宽容其他宗教。宗教改革和政教分离后，西方社会走向多元和宽容。今日之伊斯兰教却最不宽容，偏好暴力倾向。

伊斯兰国家最终能实现现代化吗？能接受西方民主政体吗？伊斯兰激进势力形成的深层原因是什么？缺乏政治载体的伊斯兰主义是否构成对西方的主要威胁？也许，斯拉夫-东正教的俄罗斯，或者充满文化优越感、日益崛起的中国，才是美国面临的主要威胁？这些都是文明冲突论战中提出而尚待解决的问题。

有中华文明（“儒教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阿拉伯文明、波斯文明等等，是否存在一个同西方文明相对的“东方文明”？“东西方文明”、“亚洲价值观”之说大可质疑。“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西方文明已经衰落，东方文明或中华文明将拯救世界”的观点很流行，但值得商榷。

亨廷顿的中心命题之一是：美国需要外部敌人来界定和维护自己的民族国家特性。“对于美国来说，理想的敌人该是意识形态上与自己为敌，种族和文化上与自己不同，军事上又强大到足以对美国的安全构成可信的威胁。”这一思维方式逻辑性强。在国际上普遍存在。比如孟子说：“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

出生于黎巴嫩的美国学者阿贾米在悼念亨廷顿的文章中感叹道：“我们今天的学术界没有人能同他比肩。他为之贡献终生的领域——政治学，已经基本上被一代新人巧取豪夺了。他们是相信‘理性选择’的人，靠模型、数字而工作，用瘠薄枯燥的行话来写作。”

亨廷顿的学者和政策谋士双重身份既有区别，又相互影响。他的著作横跨政治思想史、比较政治学和国际政治领域，带着厚重的沧桑感，凝聚着人文素养，也渗透着丰富的个人阅历，包括环球旅行的观感。他的学风属于那一代人，正统、保守，却包藏着尖锐甚或偏激的风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