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勤德 · 2020-08-01 · 来源：乌有之乡

核心观点导读：

我们认为美国霸权主义及我国的西化派是最反动的敌人，而当前的“妾式资本主义”者则是我们最危险的敌人。对于这一点，一大批年轻人也看明白了。例如90后的边正强同志写道：“要想终结这种不平等的中美关系就必须首先清理国内的官僚投降派，‘庆父不死，鲁难未已；汉奸不除，国无宁日’。只要这些官僚投降派存在一天，他们就不会停止出卖祖国、讨好美国的罪恶行径，中国就多一天危险!”

正是根据这些情况，我们说今年年底前很可能开始发生一场持续到2022年前后的总危机，从而带来一场大灾难。这时候，如果我们靠“毛式社会主义”救中国，使大灾难坏事变好事，就会抓住百年不遇的历史大机遇，凤凰涅盘；如果我们靠歪门邪道救中国，则会丧失百年不遇的历史大机遇，亡党亡国。

正反两方面的事实都告诉我们，应当坚信在当前包括中美冲突在内的国内外形势危急关头，只有毛泽东思想这面旗帜，才能指引我们挽狂澜于既倒。这也就是说，只有“毛式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张勤德：就中美关系向胡锡进等论者请教三个问题

张勤德(2020年8月1日星期六)

我们当前所面对的中美关系及相关问题，事关重大，自然会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对此应当怎么看、怎么办，无疑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为了明辨是非，现提出几个问题，请胡锡进等论者教正。

(一)“中美夫妻关系论”的流行是不是造成当前中美冲突的内因之一?

《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先生说：“中美关系变成今天这个样子真是所有国人没有想到的”;“中国是崛起的发展中国家，至今没有形成能对美国发起实质性挑战的力量，我们也没有这样的意愿”。钟声先生认为美国一些政客“竭力在中美之间挑起意识形态对立”，“凭借脱离现实的臆想和主观意识的对立去决策，既违逆时代大势，也为国际关系准则所不容。” (《人民日报》， 2020年7月4日第3 版)

能说“中美关系变成今天这个样子真是所有国人没有想到的”吗?不能。1965年毛主席在重上井冈山时就断言：“我们这样的条件搞资本主义，只能是别人的附庸。帝国主义在能源、资金许多方面都有优势，美国对西欧资本主义国家还既合作又排挤，怎么可能让落后的中国独立发展，后来居上?过去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今天走资本主义道路，我看还是走不通。要走，我们就要牺牲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就违背了共产党的宗旨和井冈山的追求。国内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都会激化，搞不好，还会被敌人所利用。”(《前奏：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第151页)同时，毛主席还强调要坚持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和反对搞霸权主义的方针。在人民群众中，看清这一点的也大有人在。刚改革分田单干时，老百姓就说是“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毛泽东热一浪高过一浪，同时反思改革的人越来越多，这是不是表明民心所向呢?由此可见，想到中美关系变成今天这个样子的人，是不少的，只是他们的话语权太少罢了。

现阶段中美关系的实质是什么呢？中美两国的矛盾确实存在着中华民族和帝国主义的矛盾。但民族矛盾归根到底是阶级矛盾，所以它包括中国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同美国资产阶级的矛盾、毛式社会主义制度同美国资本主义制度的矛盾、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同美国资产阶级的矛盾等等。我们决不能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同美国资产阶级的矛盾代替和掩盖前两个矛盾。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老百姓说得好，“苍蝇不叮无缝的鸡蛋”。我们现在所处于的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已发展到美国的国际垄断资产阶级利用全球化超越主权国家的局限，使美国成为称霸全球的金融垄断帝国主义国家即单边霸权主义的历史阶段。这一阶段中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通过经济虚拟化、投机化，进一步增强了寄生性、腐朽性、疯狂性。近年美国霸权主义对中国的扼杀，就是由这种霸权主义本性所决定的。对于中国来说，这是中美当前这场冲突的外因，必须首先肯定。但是，对内因我们也应当实事求是地承认。例如，改革开放以来一大帮论者把“韬光养晦论”当成“先当孙子后称霸”；把“中美夫妻关系论”当成“既当小妾又争权”；把“合作共赢论”当成“中美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和救美国就是救中国”；把“民族复兴论”当成“恢复当年强秦、大汉、盛唐那样称雄天下地位的冠军梦”；把“和平崛起论”当成“要像美国和平取代英国那样成为新一代霸主”等等，说穿了也就是实质上主张搞“附庸为主，争霸为辅”的“妾式资本主义”那一套。这些，是不是内因之一呢?

国防大学防务学院院长朱成虎少将强调：“过去我们常说，中美关系好也好不到哪儿去、坏也坏不到哪儿去，今天还是这样吗?过去常说经贸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现在这个压舱石还能压得住中美关系的大船吗?过去常说中美关系是斗而不破，现在还能不破吗?这一系列的原则要重新思考。但是，笔者坚定地认为，现如今中美两国关系的性质已经发生根本性改变，已经变成赤裸裸竞争与对抗的关系，这种关系只有‘输赢’没有‘共赢’，‘合作共赢’从根本上说已经没有空间与可能，指望中美关系重新走上‘合作共赢’的道路，注定要成为一场水中捞月的闹剧。”(《世界知识》，2020-3-24)

乌有之乡网站站长范景刚指出：“四十年来，中国走了变社会主义公有制为资产阶级私有制、由独立自主转向傍附美国西方进而全面深度融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发展道路。这条发展道路成就了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三十多年的黄金发展时期之后，以2007年美国发生金融危机开始，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越来越深地陷入危机，美帝国主义利用自己的霸主地位不择手段地向世界各国特别是中国转嫁危机，从而日益引发越来越激烈的国家间冲突。这条发展道路表面上给中国带来了经济繁荣和物质发展，坚持下去，似乎可以取得与美帝国主义平起平坐的地位，甚至梦想着终有一日将取代美帝成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新老大。”(《乌有之乡》，2020-3-9)

黄卫东教授在批驳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的言论时写道：“2013年1月8日中国科学院国家健康研究组对外发布的《国家健康报告》第1号中披露，美国从全球攫取的红利达73960.9亿美元，占全球总量的96.8%，是攫取红利最多的国家;中国损失的财富高达36634亿美元，占全球财富损失的47.9%，是全球财富损失最多的国家。报告指出，中国人均损失财富达2739.7美元，相当于中国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2倍；2011年中国损失的霸权红利，相当于中国军费开支的33倍、科技投入的44倍、教育投入的16倍和医疗卫生投入的37倍。若按劳动时间计算，中国劳动者有60%左右的工作时间是在无偿为国际垄断资本服务，创造‘剩余价值’”。(《红歌会网》，2020-6-14)

知名网友吴铭说，因为中国仍然在扩大开放、引进外资、出口创汇、取消华尔街金融寡头在中国经济中的一切限制，今天的中国，已经是美国的殖民地。人民币是美元的代用券，中国实际上已经是美元霸权的最大支撑。美国人发明的“中美国”概念，其实是非常准确的。这是中美关系的本质，万不可忽略这个本质。中国特色，不就是极力拥抱美元霸权，为美元资本无限输入扫清一切主权障碍、心甘情愿地充当殖民地吗?这条道路，已经导致了中国丧失金融主权、丧失市场主权、丧失经济主权。尤其是人民币发行权被华尔街金融寡头控制。中国经济上非常困难，甚至群众的基本医疗、教育、养老、住房都保障不了，大中型国有企业大部损失，公有制主体地位早已不再。这样的道路有什么前途呢?有什么值得赞扬的呢?怎么就认识不到危险呢? (《乌有之乡》，2020-6-9)

解放军中将王洪光认为，“美国美军对我七大杀招，招招致命。这七大杀招是：1.建立全方位三重包围圈;2.突出太平洋-东海主要战略进攻方向;3.加强第一岛链攻势布防;4.怂恿周边国家与我作对;5.力争太空压倒优势;6.网络进攻平战结合;7.保持军事技术高我一代。”(《今日头条》，2020-7-8)

郝贵生教授问道：“人民日报‘钟声’这篇文章置帝国主义的侵略、扩张、剥削、压迫的本性和客观事实于不顾，置当今国际尖锐激烈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的对抗形势于不顾，竭力掩盖抹杀这种客观对立，把这种对立单纯归结为只是美国少数政要主观挑动和煽动起来的，这还有一丝一毫的马克思主义味道吗?这些‘理论家’头脑中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难道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吗?”(《红歌会网》，2020-7-6 )

再说，特朗普等人把中国形容成“贸易恐怖主义者”、“全球经济侵略者”、“欺骗者”、“规则的破坏者”，认为搞“一带一路”、“亚投行”、在非洲吉布提驻军等等是和它争霸，恼羞成怒，痛恨至极，以既和对日本、欧盟的方式有所不同，又大大高于当年对苏联的巨大压力，几乎无所不用其极地把中国往死里整，就从反面说明了中美关系的实质和烈度。极力宣扬“中美夫妻关系论”那一套，无疑是中美关系变成今天这个样子的一种内因。胡先生等论者总是或明或暗地试图回避甚至掩盖这一点，是不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呢?

(二)持久战和“中期战”，哪一个的可能性大?

胡先生等相当多的论者都认为，“中国的内部活力、国家的韧性将决定我们的耐力。中美博弈不是一年两年、五年十年，而有可能是一个漫长的几十年。”

按照毛主席的说法，抗战八年是持久战，一二年是速决战，那末，三五年就是“中期战”。我们认为，当前中美这场混合战争，很可能是“中期战”。其根据主要是：

(1)今年11月美国要进行总统选举，特朗普争取连任的王牌一个是打压中国，一个是经济发展。这两点都决定他必须尽快在经济特别是金融上对中国采取更大的实际行动。它要么是通过对中国发动金融攻击引爆对手的经济危机，要么是通过经济战和政治讹诈、军事威胁甚至局部战争相配合的混合战争“杀猪宰羊割麦子”，以求创造政绩和捞取经济利益。也就是说，他们必定会在近几个月内极力造成这样一种有利于特朗普连任的态势。

(2)美国新冠疫情的持续恶化，会让它进一步甩锅中国，激化同中国的矛盾。最近因黑人弗洛伊德被杀事件引发的社会动荡，说明美国的社会分化已经非常严重，阶级矛盾也相当尖锐。这也将促使它制造中美的紧张关系以便转移视线。所以美国必定会在近期挑起不仅越来越多而且越来越大的事端，加害于中国。

(3)美国的退群、硬脱钩，全面围剿，不仅将使中国海外市场生产链条断裂，经济不确定性加大，而且通过采取威胁公布中国官员在海外资产等方式进行政治讹诈，是妄图在近几年引爆中国包括经济、政治、思想理论在内的总危机。这是要尽快把中国打残、打趴下，消除中国对其世界霸主地位的威胁。不达这一目的美国是绝不会罢休的。

(4)最近印度利用边境事件大肆煽动反华情绪，使全国出现了宁肯自损一千也要歼敌五百的复仇狂潮。印度总理莫迪今年7月3日“出人意料地访问了位于喜马拉雅北部山区的拉达克地区”；印度军方正在大手笔购置外国比较先进的武器，并邀请美国、日本、澳大利亚一起在印度洋举行海上军演，印太战略四国终于聚齐，针对中国的意图十分明显；反华舆论不断升级；经济战也愈来愈激烈。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印度的外部因素很复杂，有的国家利用中印边境紧张局势谋取自身军火利益，有的借机发泄对中国的不满和敌意，有的试图联合印度对抗中国，有的则企图把印度推到反华的第一线，牵制和围堵打压中国。因此，印度在近几年对中国发动报复性局部战争(当然它需要其他力量的配合)的可能性相当大。这就会使印度成为美国发动的对华代理人战争的带头羊。危险还在于，即使它只往成都等地射几颗中程导弹，也会使一些外企撤离和私有企业家跑路。

(5)美国批准了对日本出售价值230亿美元的105架F-35军机，使日本成为除美国以外拥有这种先进飞机最多的国家。日本防卫相河野太郎提出日本成为“第六只眼”(美英加澳新为五眼联盟)的提议，受到了欢迎。这都表明日本将成为美国发动的对华代理人战争的重要依靠力量。这会强烈激起日本争夺亚洲霸权的野心，增加它夺取钓鱼岛主权、染指台湾和参与对华战争的危险性。

(6)当前台湾岛内形势相当严峻，以蔡英文为首的独立分裂势力越来越强硬，他们在采取渐进、隐蔽、“去中国化”的方式公开进行分裂活动。美国签署“台北法案”，不断加大在台湾岛的军事动作，继续对台军售，美国军机进入台湾空域等等，最终逼迫中国以武力解放台湾省，从而借机组织几十国联军剿杀中国的可能性，是存在着的。

(7)南海、东海也存在着擦枪走火的高度风险。美国正在与菲律宾和越南讨论在苏比克湾、金兰湾建立海军基地的可能性。它还加强与越南的军事合作，共同在中国南海地区武装巡逻。欧盟也在积极拉拢越南等，趁火打劫。更严重的是，美国、澳大利亚、日本、印度等国，将于最近在南海举行军事演习，由于这当中印度急于复仇和其他国家希望它打头阵，因而擦枪走火的风险会进一步增加。

(8)香港工作的最大失误，是过份依靠上层权贵精英，忽视下层百姓，特别是年轻人，结果造成了极大的两极分化。这是社会动荡的深层原因，必然被帝国主义所利用。并且，美国不久就可能将香港从美元结算系统里赶走。严重的问题是，这容易导致美国顺势也把中国从美元结算系统里轰出去。这样就有可能由金融危机，引爆中国包括经济、政治和思想理论在内的社会总危机。

(9)美国在积极组建全世界反华联盟，全面孤立和围堵中国。美国纠集27个国家就涉港国安法表示不满和反对，就初步表明了这一点。由于这些国家大多是西方发达国家和北约组织成员国，以后它一定会鼓动和带领这些国家搞多种多样的反华勾当。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近日发表《共产党中国与自由世界》的主题演讲，鼓吹将灭亡中共、肢解中国作为西方国家的全球战略任务，并鼓动中国社会内部的亲美势力与之协同合力完成中国的“政治自由化、民主化”转变，消除掉共产党中国对自由世界的威胁。这是在鼓动和纠集全世界的所有反华力量一起孤立和围堵中国，无疑会给我国带来极大的风险。

正是根据这些情况，我们说今年年底前很可能开始发生一场持续到2022年前后的总危机，从而带来一场大灾难。这时候，如果我们靠“毛式社会主义”救中国，使大灾难坏事变好事，就会抓住百年不遇的历史大机遇，凤凰涅盘；如果我们靠歪门邪道救中国，则会丧失百年不遇的历史大机遇，亡党亡国。

(三) 只有“毛式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观点能不能站得住脚?

胡先生提出：“中国需要在较短的时间里将核弹头数量扩大到千枚的水平，包括至少要有100枚东风-41战略导弹”;“民间此时围观吃瓜为宜，政府有足够的力量回击美方此轮挑衅，无需民间力量提供增援。”他还特别强调，绝不能走僵化封闭的“老路”。《环球时报》最近的社评说：“如果不是在中共领导下走上最近几十年的发展道路，今天的中国还会一穷二白。”

对此，人民解放军原空军中校飞行员郭松民认为，“胡先生的论述中，其实隐含着一个带有很强唯武器论色彩的逻辑前提——只要有足够多的核弹，就一切OK! 热烈支持胡先生建议的人，其实都默认了这一前提。但这一前提却是错误的。核威慑绝不是一个简单的核弹头数量问题，而是包含了复杂的多种因素。一定数量的核弹头，仅仅是确保核威慑的必要条件，绝非充分条件。还是毛主席说的对：‘武器是战争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军力和经济力是要人去掌握的’”。“像苏联政府那样，造得了最好的武器，在大厦将倾的时刻，都没有人愿意挺身而出保卫它，那么这些武器又有什么用呢?正如毛主席预言的那样：‘卫星上天、红旗落地’。到头来只有在苏联灭亡后任其腐朽或拆毁，这不是对苏联军事国防政策的莫大讽刺吗?”(《乌有之乡》，2020-5-25)

著名律师赵小鲁说：“共产党的根基在哪里?共产党要长期执政，根基在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只要共产党根基既深既广，就会根深叶茂，何惧风吹浪打。特别在中美矛盾中，人心所向，决定了两个国家斗争的耐久性。得人心者得天下。治国如此，大国角力，也是如此。”“生产是以需求为根本的。只有社会主义，是为最广大人民群众的，这也就保证了生产力发展的最深厚源泉，在于人民需求。所以，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最大化和持久的解放生产力。”(《昆仑策研究院》，2019-1-31)

四川老工人刘金华说：“‘民间此时围观吃瓜为宜，政府有足够的力量回击美方此轮挑衅，无需民间力量提供增援’，这是一条什么抗美路线呢?这是抗日战争时期的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说到底，就是不抵抗路线，就是‘攘外必先安内’路线。美国不仅在动员全世界一切反华反共国家，而且在动员中国国内的所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民族败类，而胡锡进却要民众吃瓜围观，让政府去孤立抗战，无论主观愿望是什么，客观上是很好地配合了美国战略。”(《疫观全球》，2020-7-28)

对于美国人说的“不怕中国军队现代化，就怕中国军队毛泽东化”，我们的看法是，毛泽东思想能够战无不胜，归根到底在于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因此毛主席认为“最强大的武器是人民”(《毛泽东年谱》第5卷，211页)既然这里讲到了现代化问题，那末毛泽东化与毛主席领导全党全国人民创立的社会主义即“毛式社会主义”就有关系。这种社会主义，在蒋介石留下的破败不堪的烂摊子上，创造出了新中国前30年工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7%以上(这是后来的国家统计局也不得不承认的)，撑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经济奇迹;打赢抗美援朝、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抗美援越、珍宝岛之战和西沙收复战等所有对外战争的军事奇迹；快速研制出“两弹一星”、杂交水稻、大型喷气客机、汉字激光照排系统、人工合成结晶胰岛素、1977年中国第一台微型计算机DJS-050机研制成功等的科技奇迹；高校毕业生由1949年的2.1万人上升到1978年的40.2万人，1亿多人扫盲，培养出大批优秀工农兵大学生的教育奇迹；城市居民实现免费医疗，农村实行合作医疗，培养了遍布乡村的赤脚医生队伍，当时发烧感冒类打针吃药费用一般在一元人民币以下，国民平均寿命由35岁增加到65岁的卫生奇迹；城市建立包括医疗、教育、住房、工伤、抚恤等在内的劳动保险和公共服务制度，农村不仅建立了合作医疗制度，而且实行基础教育、五保户等，这样就做到了看病、上学、住房、养老、娱乐五大基本免费的保障以及妇女的地位在全世界最平等等社保奇迹；在八个样板戏的带动下产生一大批优秀文艺作品，确保人民大众特别是工农兵的形象占领舞台的文艺奇迹；犯罪率最低，黄赌毒最少，贫富差距最小，干部最廉洁，普通工农商学兵的代表在各级人大代表中占65%以上的政治奇迹；“小球带动大球”，与我国建交的国家从七十年代初的五十几个猛增至七十年代中期的一百一十几个，并且恢复了联合国合法席位的外交奇迹，等等。

在现阶段靠“毛式社会主义”救中国，就要按照毛主席关于“三个世界”的理论，建立最广泛的反对美国霸权主义的国际统一战线;抗强扶弱，遵照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的原理，坚决支持各国人民的反帝、反霸斗争；反对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将兄弟国家的关系建立在“独立自主、完全平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相互支持和相互援助的原则”基础之上，而不走对内进行阶级剥削对外进行资本输出、恃强凌弱、争当霸主的邪路。

由此可见，“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方针和附庸为主、争霸为辅方针，是有明确界限的。这包括：

(1)是从本质上把中美关系看作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生死斗争的关系，还是看作“合作共赢”的伙伴关系甚至“夫妻关系”。

(2)是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处理中美关系，还是出让经济主权进一步把中国变成新型殖民地。

(3)是坚持靠社会主义救中国、救世界这一马列毛主义基本原则，还是像戈尔巴乔夫那样，以坚持“全人类利益高于阶级利益”即包括帝国主义甚至霸权主义在内的人类共同利益，高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原则和利益为名，背弃基本原则，最终导致发生苏联党垮台、国解体的大悲剧。

(4)是遵循毛主席“三个世界”理论和国际主义原则，团结第三世界，联合第二世界，组成最广泛的国际反霸统一战线，还是通过维持附庸为主、争霸为辅的局面，逐步实现“走进历史舞台的中央引领世界”。

真正坚持“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方针，才能使中国既发挥大国的作用，又避免走上霸权主义的危亡之路;才能使美帝国主义像当年在毛泽东时代那样，变成一戳就破的纸老虎。

我们的国歌有一句歌词是“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有些同志说现在是到了更危险的时候，我觉得是有道理的。正如李樊网友所说，“我们非常担心，中国千万别步伊拉克2003年的后尘，除了新闻发言人敢于发表对美强硬讲话，其它各部门高官都被美国收买，在美国大兵入境的境况下，官方失去了实质性抵抗，最后不仅仅只是萨达姆家族的厄运，国内老百姓也惨遭流离失所之痛苦。前面媒体报道有关内容所牵涉的中国官员财产问题，不能不让国人担忧不少高官恐怕已与美国勾连一起。”所以，我们认为美国霸权主义及我国的西化派是最反动的敌人，而当前的“妾式资本主义”者则是我们最危险的敌人。

对于这一点，一大批年轻人也看明白了。例如90后的边正强同志写道：“要想终结这种不平等的中美关系就必须首先清理国内的官僚投降派，‘庆父不死，鲁难未已；汉奸不除，国无宁日’。只要这些官僚投降派存在一天，他们就不会停止出卖祖国、讨好美国的罪恶行径，中国就多一天危险。中美民族矛盾和中国国内阶级矛盾的发展已经把中国推向了历史的风口浪尖，现在是到了下决心清除内奸、疏远美国的时候了!”(《昆仑策研究院公众号》，2020-5-15)

现在，甚至连新加坡学者郑永年都对狭隘民族主义狂潮看不下去了。他说：“进入新世纪以来，民族主义开始转变为基于对国家崛起的自豪感之上，这种情绪在年轻一代中更为强烈。尽管这种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是自发的，但走过头了就造成一个不好的后果，只能说国家‘好’的一面，而不能说‘坏’的一面，只能显富，不能说穷。‘基尼系数’、‘收入差异’和‘社会分化’等经常成为敏感的概念。很多学者也迎合这股‘民意’，过度吹嘘国家的成就，而不谈甚至掩盖国家所存在的问题。”(《联合早报》，2020-6-28)这样下去，显然是不行的。

事实最有说服力。正反两方面的事实都告诉我们，应当坚信在当前包括中美冲突在内的国内外形势危急关头，只有毛泽东思想这面旗帜，才能指引我们挽狂澜于既倒。这也就是说，只有“毛式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胡锡进先生虽然官不太大，但他是“妾式资本主义”论者的传声筒之一，不可小看。由于这些论者坚决反对靠“毛式社会主义”救中国，由于他们掌握着大大小小的权力，由于他们善于利用人们的爱国主义情怀，一面煽动带有地主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倾向的争霸狂热以掩盖自己的附庸资本主义真面目，一面以否定和干扰爱国运动的罪名，对坚持“毛式社会主义”，反对“妾式资本主义”的革命派和人民群众进行镇压。特别是由于他们极力用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招牌掩盖自己，使公开将私有化、市场化、非毛化、自由化合法化的行为竟然具有惊人的欺骗性，直到今天还能骗取相当多人的拥护，因而他们比名声比较臭的西化派更危险。更何况由于修正主义者都是机会主义者，像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勃列日涅夫那样既搞右倾机会主义，有时又搞一点左倾机会主义，例如发动阿富汗战争，挑战美国的霸权等等，自然属于我们最危险的对手。无产阶级革命家魏巍指出：“如果说，过去一个叛徒叛变，可以使一些党员遭受杀害，甚至搞垮一个组织、一个地区，而现在一个这样的叛徒占据了领导地位，就会使整个党、整个国家完蛋。过去敌人以数百万大军达不到的目的，现在不费吹灰之力就达成了。人们看看，这是多么危险啊!”可见他认为这些人是最可恨的人。毛主席更痛恨像宋江投降朝廷去打方腊那样的人物。如今在泛左翼队伍里仍有一些自觉或不自觉做当代宋江的人，务必要引起我们的警觉。因此，我们当前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和胡锡进先生等论者争论出是非曲直，使多数人自觉提高认识。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本文粗略地回答了为什么说当前这场中美冲突会给我们带来大机遇；这场大危机为什么极可能在近三年内发生；根据什么说只有“毛式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等问题，不足之处不少，仅供各位同志参考。我的一家之言的错误之处，请胡锡进先生等论者不吝赐教，扣点帽子也不奇怪。因为我坚信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而且事实是胜于雄辩的。谁是谁非，可能不久便会得到实践证明，请大家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