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美国害怕TikTok

作者 Michael Schuman2020年08月03日 来源：字母榜

导读：TikTok已经成为由技术驱动而崛起的中国的新挑战的象征，这一挑战不仅面向美国，而且面向美国在技术领域的统治地位。TikTok是第一家真正突破美国和全球意识的中国公司，这是包括阿里巴巴、百度和腾讯在内的中国公司所意识到但尚未实现的。因此，TikTok不仅是中国崛起和渗透美国的象征，而且还处于中美之间新一战的前线。

近日，美国媒体《大西洋月刊》发表由《超级大国的中断：中国的世界历史和奇迹：亚洲寻求财富的史诗故事》作者 Michael Schuman撰写的文章《为什么美国害怕TikTok》。在疫情期间，Michael Schuman通过ZOOM采访了张一鸣。

文章指出，如果华盛顿采取严厉的禁令禁止TikTok，美国也会遭受痛苦。这就意味着，面对不断变化的技术，美国人无法在维护自己的价值观和保护自己的安全之间找到一条中间道路。这就是为什么新美洲的萨克斯（Sacks）最近称关闭TikTok是一个“可怕的主意”，即“借着国家安全的全面考虑来控制美国人在互联网上的活动”。

文章还指出，如果禁止TikTok，会使美国政府处于一种不可能的境地，即通过破坏美国的价值观来捍卫美国的价值观。这不是面对恐惧的最佳方法。

张一鸣与TikTok近期的遭遇体现了美国希望中国成为的样子。张一鸣是字节跳动的创始人兼CEO，后者拥有一个广受欢迎的社交媒体平台TikTok。他是一位连续创业者，创办过多个应用程序和搜索引擎。

张一鸣既不是模仿者，也不是成本削减者（对于中国企业家的刻板成见），而是创新者。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认为，它可以将中国转变为一个更像自己的社会——富裕，自由，有创造力和开放，在这个地方，像张一鸣这样的人，利用聪明才智和资本主义工具，就可以创业，改变世界。

从某种程度上说，张一鸣是美国成功的证据。TikTok是中国人创造的，但美国人已将其视为己有。Facebook用于分享婴儿照片，Twitter用于政治发言，Instagram用于炫耀受欢迎程度，但TikTok具有某种愚蠢的简单性，在这里，用户可以在客厅里跳舞，表演口齿不清的恶作剧、模仿动物的滑稽动作，并分享个人生活中的其他部分。

长期以来，美国一直以向所有人、所有地方都开放而感到自豪，这改善了美国人的生活与生计。用美国人的话来说，企业家的才智和天才总是受到欢迎甚至珍惜，无论他们出生于何处。

那么，你可能会认为张一鸣将被冠以这样一个化身——以华盛顿到华尔街，体现着中美两国的伙伴关系可以实现的最大成就。随着总统大选临近，唐纳德·特朗普和乔·拜登都应利用TikTok来吸引年轻选民，纽约银行家应该竞购在美国证券交易所上市字节跳动的股票。

几年前，所有可能的事情都发生了。但不是现在。在环城公路内外的大多数美国人不再将中国视为潜在的合作伙伴，而是战略敌人。特朗普在推特和新闻发布会上抨击北京，过去的政策被嘲笑为天真的自由主义幻想。张一鸣和TikTok并没有体现出中国的正确之处，而是体现了错误的所在。TikTok被美国政界视作中国威胁的一部分。

因此，财政部长史蒂文·姆努钦（Steven Mnuchin）表示，由于华盛顿方面对北京的日益增长的共识以及共和党内的鹰派的支持，美国财政部已准备在本周建议针对该应用程序采取行动。

密苏里州共和党参议员约什·霍利（Josh Hawley）告诉我，“ TikTok上的美国人需要担心，因为它是来自北京的检测装置。“

“这是人们电话中的特洛伊木马。”乍一看，这种警报听起来像是偏执狂。孩子们随着嘻哈音乐跳舞的视频怎么可能对任何事物构成可怕的威胁？但是在华盛顿，TikTok被认为存在国家安全风险，而且在最近几周里，华盛顿方面对TikTok的态度正在有所强化。

TikTok已经成为由技术驱动而崛起的中国的新挑战的象征，这一挑战不仅面向美国，而且面向美国在技术领域的统治地位。

如今的互联网在很大程度上（不论是好是坏）都是由Alphabet，Amazon和Facebook等美国公司经营的。TikTok是第一家真正突破美国和全球意识的中国公司，这是包括阿里巴巴、百度和腾讯在内的中国公司所意识到但尚未实现的。

因此，TikTok不仅是中国崛起和渗透美国的象征，而且还处于中美之间新一战的前线。

张一鸣坚称，字节跳动从未将有关美国人的信息移交给中国政府，而且也永远不会。张一鸣告诉我：“我们从未收到中国政府的这样的请求，而且我们认为不会有这样的请求。” “即使我们收到这样的要求，也无法实现” 。

他可能很真诚。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他移交了信息。但是在对中国日益不信任的情况下，张一鸣的承诺意义不大。

张一鸣将来可能会做的事情是假设和无法回答的难题。事实表明，如今中美之间的情况非常糟糕。这个针对青少年的愚蠢视频共享应用程序的走向，将预示着两国关系的走向，如果去往不安定的方向，或将陷入超级大国僵局，给世界和平与繁荣带来潜在的灾难性后果。

TikTok的命运还告诉我们，中国能否继续其历史性崛起并挑战美国的政治和经济主导地位：中国必须将自己的国家转变为技术强国，以实现经济成功和外交影响力的新高度。如果地缘政治的不利因素阻碍了张一鸣的雄心，它们也可能破坏中国的雄心。

但最重要的是，有关TikTok的争议为我们在这个关键时刻以及未来可能走向的社会打开了一扇窗户。在侵入性技术，大数据和日益严峻的外部威胁时代，我们如何处理这一应用程序正在检验我们的理想。

“我们正处于拐点，”新美国智库的中国和网络安全专家萨姆·萨克斯（Samm Sacks）告诉我。“保持开放性一直是我们最大的优势之一，但现在，规则是实时编写的。”

与大多数记者一样，我更喜欢亲自进行大型采访：你可以一窥某人的性格——他们的着装，肢体语言，其他人如何与他们互动。当我第一次开始讨论与张一鸣的会面时就是这个主意。但是随后，新冠疫情打断了面对面对话的希望。我最终在Zoom上与他交谈，这大大缩小了了解张一鸣个性的可能。

尽管如此，我还是得到了线索。我在电子邮件中称他为“张先生。”TikTok的传播负责人轻笑着对我说：“你是唯一叫他张先生的人。”非正式性似乎是他的标志之一。在我们的第一次采访开始时，张一鸣谈到了在疫情爆发期间如何在线管理字节跳动，他打趣道：“他们并没有很需要我，”在我进入中国的18年中，我有见过几次颇具领袖气质的中国企业家，张一鸣看起来不太有这种气质。

按照张一鸣的说法，他只是一个普通的男人，出生在中国东南福建省鲜为人知的龙岩市。他的父亲是当地一家科学协会的图书馆馆员，母亲是护士。在他的童年时期，他大部分时间都在阅读，从小说到音乐杂志，从父母那里得到的零花钱都养成了这种习惯。

在张一鸣出生前不久，中国进行了经济改革，福建是最早对世界开放的省份之一，因此也是改革的最早受益者之一。

到张一鸣初中的时候，他的父母已经有足够的钱来投资一台计算机（他的父亲希望在重新开放的上海交易所进行股票交易时能碰碰运气）。张一鸣学习了如何使用Windows 3.1和一些基本编程。“你可以自己做很多事情，你有创造事物的自由，”他说。“我认为这是计算机的魅力。”

尽管如此，他直到上大学才开始专注于技术。毕业一年后，他与一群商人一起开发了一个旅行搜索引擎，该引擎最终被Tripadvisor购买。然后，他进入了微软，但只在那里呆了六个月，就确信自己不适合大公司。在另一家初创公司短暂工作之后，他得到了位于费城附近的金融公司Susquehanna International Group（SIG）的支持，建立了一个房地产搜索引擎。

到2011年，张一鸣再次为新事物做好了准备。他开始沉迷于技术的未来，并在手机中找到了它。他回忆说：“手机的临界点非常接近。”张又说，在SIG的帮助下，他筹集了200万美元，包括自己的一小笔钱，并在2012年用这些资金成立了字节跳动，挖走了他的六名前雇员，将北京的公寓变成了一个临时办公室，他们将在那里发展移动应用。（今天，字节跳动吸引了许多知名投资者，包括软银，KKR，Hillhouse Capital Group和红杉。）

字节跳动首次推出的首批应用程序包括头条新闻聚合平台，字面意思是“今日头条”。它曾在中国红极一时，今天仍然很受欢迎。

2017年，字节跳动开发了TikTok。“我们将更多的注意力转移到了视频上，”张一鸣解释说。“然后，我们意识到普通用户很难制作视频，我们接着考虑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如何让技术更能帮助普通人表达自己的意见。”

最初，TikTok的受欢迎程度主要限于日本和菲律宾等亚洲市场。发行数月后，字节跳动以10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应用Musical.ly。Musical.ly在美国已经拥有相当大的用户群。字节跳动将Musical.ly及其用户群与TikTok结合在一起。

即使进入了美国市场，也没有人能预料到TikTok将成为一种狂潮。根据研究公司Sensor Tower的数据，仅在美国，该应用程序的下载量已达1.65亿次，在全球的下载量有20亿次，成为全球最受欢迎的应用程序之一。美国人和其他地方的用户录制并分享自己的同步口型，跳舞，讲笑话或其他各种滑稽、有创意、令人惊讶的（甚至可能令人尴尬）的视频。用户可以借用和重新混合彼此的音频是TikTok的主要特色，这也进一步降低了使用门槛。

“我们希望它成为一个窗口，”张说。“这是进入更大世界的窗口。我们希望该平台成为通向越来越大世界的窗口。”（在这一点上，我必须承认，直到我开始报道这个故事之前，我对TikTok以及它的工作方式都没有任何经验，也很少了解。我下载了TikTok，并浏览了无尽的短视频，很快发现，我无法向世界展示，我不会跳舞，而且制作一部优秀的视频显然需要时间和精力，但是我也看到z世代并不需要花费太多时间就能在TikTok上占主导地位，这令人生畏。）

美国人通常很喜欢这种创业故事。

2014年，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Jack Ma）在纽约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其电子商务巨头时，被当成皇室对待。房地产开发商万达集团（Wanda Group）的创始人王建林（Tang Jianlin）抢购了剧院连锁AMC和制片公司传奇娱乐（Legendary Entertainment），并在2016年为电影《聚光灯》（Spotlight）夺得了奥斯卡奖，该电影得到了他的另一个工作室的支持。

事实证明，那个时期美国与中国还处于和平合作中。然而特朗普和他的烈性子彻底改变了这个局面。

这对诸如字节跳动之类的走向全球化的中国公司造成了沉重打击。

张一鸣太聪明了，以至于在他启动TikTok时就预料到在中国境内外运行同一个应用程序的潜在陷阱。从成立之初，他就将TikTok视为一个国际平台。TikTok从未在中国经营过。（字节跳动在国内有一个与TikTok几乎相同的应用程序，抖音。）

TikTok和中国之间的这种分离是张一鸣缓解华盛顿对他和他的公司的担忧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美国政界人士的热情高涨，张一鸣尝试在该应用程序与北京之间保持尽可能远的距离。

TikTok的美国管理团队被调离了中国，进入了美国的办事处，该应用程序的美国总经理Vanessa Pappas坚持认为，执行团队几乎完全享有自治权，可以在他们认为合适的情况下经营美国业务。她说，尽管她与字节跳动讨论了总体战略和想法，但“所有日常决策都是我的独立决定。”自2019年加入公司以来，她继续说道：“人们经常问我去中国有多少次，事实上我只去过一次。”

张一鸣还招募了许多令人印象深刻的新员工，以增强信心。3月份，TikTok招募了联系紧密的华盛顿游说者迈克尔·贝克曼（Michael Beckerman）处理霍利（Hawley）之类的事情，并成立了由学者和其他专家组成的顾问委员会，以指导应用程序在内容方面做出决定。但最引人注目的是5月，迪士尼最高执行官凯文·梅耶尔（Kevin Mayer）被任命为TikTok的新任首席执行官和字节跳动的首席运营官。张说：“我们之所以聘请凯文，是因为我们在非中国市场的业务进展顺利，我们需要了解市场的人。” “我们是一家年轻的公司。我一直在考虑将一些经验丰富的高管带入管理层。”

在行业内，梅耶尔和其他公司的加入被认为是试图将可信赖的美国面孔摆在这家中国公司的前面。“我想不出他们还能做些什么，”纽约亨顿·安德鲁斯·库斯律师事务所网络安全业务负责人丽莎·索托（Lisa Sotto）告诉我。

但是显然，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平息华盛顿的鹰派运动。当我与霍利交谈时，他嘲笑张一鸣的改造尝试是“荒谬的”，并补充说：“它们是一家中国公司。”

看来，这很重要。

在某些方面，TikTok对华盛顿而言比其他任何一家中国公司都更头疼——甚至超过经常出现在政治十字准线上的华为。针对华为的国家安全案更为直接。该公司提供所谓的关键基础设施，即无线系统的基本要素。但华为制造的设备可以很容易地从友好国家的其他公司获得，比如瑞典的爱立信(Ericsson)，而且它的设备也可以像英国正在寻求的那样，简单地拆卸和更换。

TikTok提出了一个非常不同的难题。首先，该应用程序已经在数百万美国智能手机上使用。近期发生的两次黑客攻击加剧了华盛顿对中国数据安全的担忧：2017年发生在信用报告公司Equifax的一起；2015年发生在联邦政府人事管理办公室的一起。安全专家将这两种情况的责任归咎于北京。

美国政客认为，TikTok可能是一种方便的设备，用于搜集细节。不仅如此，TikTok还从事内容业务。它可以像收集信息一样方便地充当传播信息的渠道，因此可以成为宣传工具。

但这仅是理论上的事情。似乎没有任何无可争议的证据表明，TikTok已与中国共享了美国人的私人数据。该平台表示将其数据存储在美国和新加坡的美国人身上，因此超出了中国政府的控制范围。去年加利福尼亚州的法院指控TikTok提取了私人数据并将其运送到中国的服务器，尽管原告的证据尚不清楚。（TikTok不会就正在进行的法律案件发表评论。）

当我向霍利办公室询问其是否有任何针对字节跳动或TikTok的确凿证据时，其案件主要基于推测，参议员在发给我的评论中强调中国法律要求中国公司将数据移交给政府。从那里，他们得出的结论是，TikTok至少是潜在的威胁。

不过，目前还不清楚，作为中国公司的字节跳动是否有义务与北京共享美国数据。霍利的论点反映出一种普遍持有的信念，即中国法律赋予政府对中国公司所拥有数据的全部权利，但一些专家认为，问题并非如此简单，尤其是在中国以外的数据方面。在某些情况下，中国的科技公司也纷纷反对政府对数据的需求。

张一鸣过去也曾遇到过麻烦。一年前，当政府检查员将其内容称为“粗俗”时，他关闭了这个平台（皮皮虾）。

TikTok关于内容决策的审查更加严格。所有社交媒体公司在内容审核方面都面临挑战，批评者认为，内容是否应该出现在TikTok上不应该以取悦审查员为标准。当然，TikTok否认了这一点，并坚持认为决策是由美国团队做出的。

无论如何，不可避免的争论随之而来。在美国，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逝世后，TikTok因被控压制有关“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和反对警察暴行和种族主义抗议活动的视频而受到抨击。TikTok则表示这是暂时的技术故障。

美国国会正在努力阻止中国公司进入美国股市。张一鸣并不是唯一一个陷入这种新的控制网络的中国商业领袖。就连曾经备受拥护的马云(Jack Ma)也在2018年被拒之门外，当时当时CFIUS 拒绝允许金融科技公司蚂蚁金服（Ant Financial）收购达拉斯的支付服务MoneyGram。蚂蚁金服本月决定在上海和香港上市，而不是像阿里巴巴那样在纽约上市。

华盛顿正在以类似方式与TikTok打交道。霍利在三月份提出了一项法案，禁止政府雇员使用TikTok，并且还提出了立法，明确禁止TikTok这样的公司向中国发送数据并限制他们可以使用的信息类型，从而在中美之间架起了一个存储防火墙。

五角大楼要求军事人员从手机中删除该应用程序。如参议员Marco Rubio而言，在敦促下，CFIUS对字节跳动对Muscial.ly的收购进行了追溯调查，这可能迫使其撤资。霍利对我说：“最好的办法是让字节跳动出售TikTok，让它总部设在这里，由美国人拥有。”（编者注：CFIUS已经付诸实施）

其他国家则走得更远：印度（以前是TikTok最大的市场）在6月禁止了TikTok，澳大利亚的政界人士也在要求这样做。

美国企业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研究网络安全的学者克劳德•巴菲尔德(Claude Barfield)表示，TikTok的表现“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TikTok本身之外的问题”。

事实是，无论他在服务器上的位置，他招募了多少美国名人，还是他如何组织管理人员，张一鸣都不能单枪匹马地重建美国对中国的信任，这是他要面对的最终的真正问题。

坚定地反对崛起的中国可能是目前美国左翼和右翼唯一可以达成共识的事情。还有什么问题能让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查克·舒默(Chuck Schumer)和保守派煽动者、参议员汤姆·科顿(Tom Cotton)这对奇怪的夫妇聚到一起呢？——他们共同呼吁政府的情报专家调查TikTok带来的安全风险。

随着张一鸣被美国拒之门外，影响可能超出他的财富和公司。字节跳动在中国有大量的追随者，他可能会活得很好。真正的损害将会对中国的抱负和经济未来造成伤害。

TikTok是中国唯一的全球成功技术案例——完全基于独创性，能够赢得世界各地的人们的喜爱。悲惨的结局预示着政治正在把商业逼到墙角。如果无法成为全球技术的主导者，中国可能会陷入成本上升和人口老龄化的困境，无法将其经济发展到世界上最富有的行列。

但是，如果华盛顿采取严厉的禁令禁止TikTok，美国也会遭受痛苦。这就意味着，面对不断变化的技术，美国人无法在维护自己的价值观和保护自己的安全之间找到一条中间道路。这就是为什么新美洲的萨克斯（Sacks）最近称关闭TikTok是一个“可怕的主意”，即“借着国家安全的全面考虑来控制美国人在互联网上的活动”。

这就带来了一种丑陋的前景，即破坏了互联网的主要目的之一——将世界联系在一起，加强与其他社会的联系。如果我们开始禁止应用程序或限制访问，世界将以许多独立的互联网而告终，所面临的更有可能是分裂而不是联合。那不是很多人想要的互联网。尽管有令人恐惧的头条新闻和可怕的警告，在今年的前三个月，TikTok在全球的下载量是3亿次，仅在美国的下载量就有2000万次，远远超过了其他季度。

也许TikTok（就此而言，所有数据收集技术公司）确实对我们的隐私和安全构成了威胁。但我开始担心的是，我们将和对面一样。

当然，这与美国阻止TikTok的动机大相径庭，但却将我们带到了同一个结果——国家决定我们在互联网上可以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它使美国政府处于一种不可能的境地，即通过破坏我们的价值观来捍卫我们的价值观。这不是面对我们的恐惧的最佳方法。

本文翻译自《Why America Is Afraid of TikTok》，the Atlantic， Michael Schuman

Michael Schuman是《超级大国的中断：中国的世界历史和奇迹：亚洲寻求财富的史诗故事》的作者。

刘皓琰：当代帝国主义是如何进行数字殖民的？

刘皓琰2020-08-18来源：观察者网

刘皓琰|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博士后、助理研究员

【文/刘皓琰】

近年来，在西方左翼学界和中国政治经济学界，关于新帝国主义的讨论是一个热点，而对于殖民政策的再认识则是其中的重要内容。

殖民体系往往被认为是帝国主义的必要组成部分，但是在上世纪90年代后，由于民族解放运动的繁盛、国际舆论的影响、扩张成本的提升等因素，当代帝国主义很少再使用以军国主义为主要方式的殖民政策。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帝国主义放弃了对殖民地的掠夺，而是开始将掠夺的范围从现实领土转向隐蔽性更强的虚拟空间。

在世界范围内的数字化浪潮中，数字殖民逐渐成为了当代帝国主义推行殖民政策的主要方式。而中国企业字节跳动旗下的TikTok之所以被白宫封杀、施压，除了特朗普企图借此煽动反华情绪争取选票外，很大程度上也因为TikTok“逆流而上”，在美国社交领域攻城略地，甚至出现赶超社交传统巨头Facebook、Twitter之势，引发了美国政府的“小人之心”——担忧美国被中国“反殖民”。

一、数字殖民的核心方式

在数字化时代，数字空间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很多国家都曾将网络列为必须争夺的战略要地。在数字空间中，网络权力结构是影响国家竞争的一个关键因素。于是，为了推行网络霸权，当代帝国主义基于数字资源及技术领域的不平等，采取了一种全新的、更具隐蔽性的压迫与掠夺方式，即数字殖民。

数字殖民的核心不再是武力征服，而是将数字空间作为新型的殖民地形态，利用数字技术进行意识形态演变，制造出服务于资本需要的网络族群，从而在数字空间中形成带有倾向性的群体性力量。当然，制造族群的关键，便是控制和掠夺网络受众的注意力。

具体而言，有以下几种主要的方式。

（一）平台垄断

自20世纪70年代赫伯特·席勒、鲍依巴瑞等学者提出“媒介帝国主义”后，西方左翼学者一直在持续关注发达国家利用大众传媒操控信息流动的现象。媒介是公众接受信息的主渠道，因此主导了大众传媒便可以主导公众的注意力。

媒介的形式随着技术发展不断演化，从书籍、报刊到广播，再到今天的互联网平台，覆盖面积愈发广阔，资本的力量也逐渐向平台企业转移。当帝国主义实现了平台垄断，无论公众的注意力如何转换，只要开始接受信息，就难逃帝国主义的管控范围。

美国是进行平台垄断最为典型的国家。

美国是互联网的发源地，在互联网行业的发展上有着绝对的先动优势和技术优势。美国拥有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域名根服务器，管理着全世界网站的地址目录，这相当于控制了数字空间中的封疆大权[1]。同时，美国的各大数字巨头还掌握着Windows、iOS、安卓等世界领先的底层操作系统，这便使美国的平台企业在打入他国市场时存在着显著的优势。

21世纪的前20年，美国各领域的平台企业迅速席卷全球。根据视觉资本（Visualcapitalist）网站所做的2019全球百大网站流量调查，世界前十家访问量最高的公司，美国独占7家，一些巨头譬如谷歌公司甚至几乎在全球各国都具有顶级流量[2]。而无论在社交网络、搜索引擎、视频网站等哪个领域，除了中国的部分企业外，美国在行业内鲜有敌手，已经形成了明显的垄断局面。

再根据市根据互随（Hootsuite）和我们擅长社交（We Are Social）在2019年发布的报告，全球每日平均上网时间已高达近7个小时[3]，这说明全球用户的大量注意力都已集中在美国企业所打造出的平台之上。

而在平台上，信息流动的方式和内容都不是完全自由的。

一方面，平台决定着信息流动的方式。每个平台都拥有着自身的语言风格、功能定位和目标追求，或简约或全面，或文艺或奢华，它们就像一个个隐蔽的软性组织，使得长期处于该平台上的网民的交流方式、认知观念等很容易在潜移默化间被平台环境和价值目标所影响或同化。

另一方面，信息流动的内容也是可以被筛选的。数字资本家处在网络权力结构的顶端，在信息的生产与传播方面拥有着高于公众的权限，信息是否公开、信息如何解释、哪些信息要被频繁推荐都会受到平台的左右，这便为数字资本家蓄意地制造符合资本需要的各类网络族群创造了极大的便利。

（二）文化输出与信息煽动

文化输出和信息煽动一直是帝国主义获得公众注意力时间的重要手段，而数字技术和数字工具的发展使得这些手段真正实现了全天候、全球化的运用。这两种方式的共同之处在于都是意在制造可以吸引大众注意力的信息流，有所不同的是前者更加重视注意力时间的长期稳定占有，后者则青睐于短期内注意力时间的快节奏、高频率掠夺。

自后殖民时代开始，更加频繁的文化输出便与帝国主义的全球战略利益密不可分。早在冷战刚刚结束的1990年，老布什总统就强调要建立“世界新秩序”，在世界范围内推行美国和西方的价值观和思想体系[4]。在其后的三十年间，基于强大的软实力优势，官方力量、非政府组织和跨国公司等均成为了帝国主义国家文化渗透的渠道。

以文化产业为例，发达国家的大片、电视节目、游戏、流行音乐等总会以更加炫目的特效和引人入胜的情结吸引受众的注意力，并在其中隐含西方的行为导向和价值观念。瑞士竞争委员会曾在2000年做过一份电影市场的反托拉斯报告，瑞士人口在当时只有700万，但好莱坞大片却能吸引超过10万人的观看，受到的关注远超于其他影片[5]。由于受众缺乏可以与相关情结参照对比的经历和认识，再加上国家间经济差距造成的认知偏见，民众很容易就会认为应当向西方人那样行事、思考和生活[6]。

进入网络社会后，这种现象更是屡见不鲜。文化资本家与数字资本家相勾结，利用传媒的力量抢夺大众注意力，给予西方文化以更多的信息曝光、广告版面和正面解读，频繁地“造星”、“造势”，这便导致了世界范围内更大批量的粉丝团、效仿者的出现，以个人英雄主义、腐文化、二次元、偶像崇拜为代表的各类网络族群纷纷产生。

此外，在平台天然的组织力下，网络文化也逐渐走向成熟，西方国家的意志、理念会随着各类网络用语、网络符号的应用加速传播，由此也滋生了更加多元的族群形式。

信息煽动的方式所利用的则是信息的时效性。

由于富有时效性的新闻、报告、艺术成果等很容易获得网民的关注，因此大多数平台都运用了热搜机制等方法，持续地制造热点、噱头，并默许甚至鼓励旗下的自媒体进行各类“博眼球”的注意力竞争，意图长时间、高频次地占有网民的注意力时间。

在这些被制造出的热点中，很多往往毫无营养或是与网民生活毫不相关，但为了强化网民的参与感和共鸣，平台或自媒体常常采取雇佣公关公司或“水军”的方式，利用社交媒体对公众进行频繁地舆论煽动，或是“带节奏”、制造恐慌、制造焦虑，或是作态“科普”、说教。

但是，哪些该上“热搜”、什么是“流行”和“时尚”、什么是“权威”和“正义”等均可以受到数字资本家的影响甚至操纵。而由于每个网民都存在着不可避免的知识缺陷，对信息的真伪和科学性无法保持敏锐的分辨能力，因此其注意力很容易在平台和“水军”的煽动下被误导，基于某个网络事件或网络观念形成暂时性的群体性心理，从而滋生各类有着很短生命周期的、五花八门的网络族群。

正如《乌合之众》的作者、法国著名社会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所描述的那样：“群体失去了批判的能力，他们永远在轻信，永远处于无意识的领域”[7]。

（三）人工智能推荐

人工智能推荐是近年来新兴起的一种广告或推销模式，主要方法是运用算法对用户进行痕迹管理，分析判断用户的习惯、喜好和即时需求，进行信息和产品的定向推荐，从而获得用户的注意力。

人工智能推荐机制对平台的算法和算力水平有很高的要求，更关键的是要获取足够多的可以用来分析的数据和信息，而帝国主义国家常年来在信息领域的大规模投入则为这一机制的运营提供了雄厚的基础。

除了保持在通讯行业、电子行业、数据库建设等前沿信息领域的全球引领地位外，帝国主义国家还频繁地将触手伸向法外之地，持续地窥探隐私、盗取数据，形成约翰·福斯特所说的“监控式资本主义”[8]。

苹果、脸书等企业多次陷入“窃听门”、“隐私门”，美国政府的行为甚至更加恶劣，每天收集全球各地近50亿条移动电话记录，监听他国领导人手机，在2014年曝出“棱镜事件”，又在2020年被爆出瑞士加密公司事件，成为名副其实的“黑客帝国”。

这些行为使得帝国主义国家可以肆意地获取全球用户的私人动态和心理，为垄断大平台提供了更加精确化的推荐机制，而其他国家的小企业常常因为很难营造类似的体验而丧失用户关注。

与传统的宣传、广告、推销等注意力竞争的方式相比，人工智能推荐的模式显然是一次重大的推进。这些传统方法更多的是利用产品、环境等外部客观因素来诱导受众的注意力，而人工智能技术却可以大规模、自动化地改变受众的主观意识。

一方面，这种注意力掠夺的方式更具隐蔽性，完全自动化和带有自定义色彩的推荐，会让很多用户单纯地认为这是算法带来的便利，反而忽视注意力被固定和局限的事实。

另一反面，这一机制也提升了注意力掠夺的成功率和效果。人工智能推荐机制基于用户个性化的兴趣和需求，会根据不同用户筛选出更具针对性的推荐内容，所传递的文化和观念也可以因人而异。

因此，人工智能所推荐的信息和产品往往会获得用户更多的关注，其中蕴含的价值和理念也更容易得到认同，用户会认为找到了“组织”、“知音”。于是，在人工智能的加持下，帝国主义可以利用算法反复分析和寻找用户的接收弱点并进行思想渗透，使大量的用户在无形间加入以西方理念和价值观为主导的网络族群。

二、数字殖民的双重逻辑

大卫·哈维曾指出，资本主义逻辑和权力的领土逻辑主导着帝国主义运行的模式[9]，帝国主义的一切掠夺和殖民行径都至少被其中一种逻辑所驱使。

而在数字殖民体系中，由于殖民方式和对象的转变，两种基础逻辑开始转变为代表资本意志的经济逻辑和政治逻辑。通过对各类网络族群的制造，当代帝国主义实现了经济上加速积累和政治上意识形态渗透的双重目的。

（一）经济逻辑——资本积累的强化

罗莎·卢森堡曾在《资本积累论》中指出，殖民地的构建可以解决帝国主义资本积累过程中的三个关键性问题：不变资本积累、可变资本积累和剩余价值实现，也就是扩大再生产过程中所需要的资源、劳动力和市场[10]。而在数字殖民体系中，网络族群的存在也正是通过这三种要素推动了当代帝国主义资本积累的扩张和强化。

首先，网络族群的出现便利了帝国主义对信息资源的掠夺。

信息资源是数字经济时代最为重要的生产资料，而加入网络的网民越多、用户停留的关注时间越长，数字资本家可收集、利用的数字资源也就越丰富。

由于帝国主义制造了大量的网络族群，网络社会可以愈发真实地映射现实社会中的各类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人和物经过数字化中介的行动都可以在数字空间中以“虚体”[11]的方式呈现出来，因此用户会在平台上付出越来越多的注意力时间，很多社交活动、娱乐活动、工作等都是依托于平台进行，所产生的各类信息资源因而也在持续增长。

这就大大便利了帝国主义国家对信息资源的抢夺，通过垄断信息流动平台、信息监听等方式，将世界各个国家用户所生成的信息、数据据为己用，纳入国家的资本积累体系之中。

其次，网络族群的形成扩大了非雇佣工人群体的生产活动。

在数字平台上，平台的架构与运营是由企业完成的，但内容的生产大部分是由网民制作的。从平台经济的运作方式来看，特殊信息费、虚拟商品的售卖等都是平台企业重要的盈利来源，而这些信息商品的完成都或多或少地离不开网民的参与，网民在实际意义上成为了平台的非雇佣工人[12]。

当网民以族群的形式存在，这种无偿的数字劳动又进一步扩大了。网络族群会聚集在平台的某个版块下，以集中化的方式进行精神生产活动以维系族群文化，族群类似于一个软性的生产组织，促使网民不断地为平台生产内容。

而很多平台也会向用户开放大量的网络空间和便利的自定义信息加工能力，设立点赞、浏览量等激励机制鼓励族群中的网民通过评论区、弹幕和话题论坛进行思维碰撞，上传精神文化成果。而从实质上讲，这些都可以视为非雇佣工人间的协同创新过程，网络族群也由此为平台的增值提供了大量的免费劳动力。

最后，网络族群的存在滋生了严重的消费主义思潮。

随着数字平台的普及，消费主义思潮愈演愈烈。因为制造族群的过程也是一种“精神污染”的过程，各类族群都有着不同的文化主题，但相同之处在于都存在着对帝国主义所精心塑造的价值观的认同，这便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网民的精神导向与经济行为。

通过网络族群，帝国主义不断向世界解释着什么是“爆款”、什么是“情怀”，以此来诱发消费者的购买力。而在族群中集体观念的刺激下，用户也更容易产生消费冲动，但其个人往往难以察觉到自身消费观念的演化，并且认为一切都是基于自己的主动选择[13]，甚至将其视为“个性”、“先锋”的象征。

于是，品牌崇拜、粉丝经济、节日狂欢等各类严重的消费主义行为开始在世界范围内蔓延。美国、日本等帝国主义国家的大片、手机、鞋、手办等，一经推出就会在世界市场中得到热捧，且往往会以远远超出价值的价格被消费者疯狂抢购。

产业资本家和文化资本家也会利用这种群体性心理，制造“经典款”、“限量款”等各种噱头持续地刺激市场、加速周转，但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本土产品的消费能力却会因此遭到不断地压制。被制造出的各类网络族群使得整个网络空间和世界市场都具备了以往殖民地的经济功能，大量的财富流向帝国主义国家，为其进行剩余价值实现、转嫁危机提供了重要的路径。

（二）政治逻辑——意识形态入侵

著名的政治学家萨缪尔·亨廷顿曾说过，对一个传统社会来说，对其政治稳定构成主要威胁的并非外国军队的侵略，而是外国观念的侵入，印刷品和言论比军队和坦克推进得更快、更深入[14]。帝国主义以制造网络族群的方式形成了对他国的意识形态渗透，意在利用公众的力量实现政治操盘，这突出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网络族群的制造分化了阶级力量。

阶级力量是反抗帝国主义最强大和最根本的政治力量。阶级的形成源于生产资料占有的不平等，但阶级意识的形成却依赖于意识形态领域的高度一致性。

在网络社会中，数字劳工、普通网民与数字资本家间的矛盾是极其尖锐的，数字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无时无刻不在掠夺劳工利益、激化阶级矛盾。但帝国主义对网络族群的蓄意制造却使得很多数字劳工和网民并未形成应有的阶级意识，这是由于：

一、网络族群是用户最直接接触的集体，每个族群都被制造出符合西方理念却又各自不同的文化和价值观，很难自发地生成统一的阶级意识；

二、快节奏、多样化的族群制造很容易引发用户对自身的多元身份认同，对其最根本的阶级身份的认证反而更加模糊；

第三、网络族群原本就是以碎片化的方式存在，很难有类似于工会的力量将其组织起来。

于是，帝国主义以网络族群的形式掩盖了阶级的存在，分化了阶级意识，从而弱化了反对帝国主义的工人运动与政治斗争的力量。

其次，借助族群力量进行国际政治博弈，或是干涉他国内政。

在国家决策与国际博弈的过程中，舆论和公共权利都是重要的影响因素。伴随着互联网的繁荣，公众表达观点和行使权利的途径更加丰富，但也更加容易招致帝国主义的误导和利用。在进行国际博弈时，他国政府总会面对着固有的舆论劣势，因为帝国主义掌控着平台的所有权，也就拥有着更强的话语权。

数字资本家可以轻易地发动“新闻战”、“宣传战”[15]，对新闻和讯息蓄意加工，运用剪辑或主观性的词汇表达断章取义、避重就轻，有选择性地过滤反对声音，同时制造大量的“马甲”炮制假消息、抹黑他国领导人，从而干涉和引导国际舆论走向或是在他国制造公众对政府的不满情绪。而网络族群的存在又进一步放大了网民的盲目性，伪造的声音伴随着盲从现象越来越大，真实的民意却很难得到表达。

这就为他国政府的政治决策带来了极大的内部压力，严重时还会发生内政被干预和操纵的事件。典型的例子如被称为“推特革命”的2009年伊朗大选，美国制造了大量的水军在社交平台上发布虚假消息，并要求推特公司延迟系统升级计划，使得伊朗国内舆论陷入混乱，两派之间冲突不断，其政府公信力也受到严重损害。

最后，利用网络族群进行和平演变。

网络族群中的文化认同是帝国主义和平演变过程中的重要武器，它的目的不是以军事力量征服和控制领土，而是征服和控制人们的心灵，以此作为改变两国之间权力关系的手段[16]。

冷战结束后，美国等帝国主义国家一直试图复制对苏联的演变政策，不断利用“人权”、“自由”等口号美化西方价值观和国家形象[17]。伴随着这种意识形态的渗透，普世价值、新自由主义、宪政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开始在网络族群中蔓延，公众的理论自信缺失，对本国体制、政府执政能力和传统文化产生质疑，继而很容易遭到内部分解与演化。

此外，族群中公众的短期冲动也往往成为被利用的对象，帝国主义基于公众的信息不对称进行情绪煽动，制造大规模突发性群体事件，导致和平演变过程中时有穿插暴力行动。

这种“攻心之战”在帝国主义的侵略史上屡见不鲜，比如在2006年， 美国众议院通过了《全球在线自由法案》，并开始借助网络工具推行 “大中东民主计划”，为后来祸乱中东地区的“颜色革命”埋下了伏笔。再如2019年的香港事件，美国中情局和Facebook等平台企业利用网络空间持续地转移焦点、放大矛盾、打压爱国言论，为不法分子提供技术援助，最终引发了长达几个月的暴力冲突。

三、反数字殖民手段

前沿数字技术领域的领先地位是美国等帝国主义国家进行信息平台垄断、掠夺注意力的基础性依靠，如果不实现这一领域对帝国主义国家的赶超，就无法掌控数字时代的核心生产资料，也就难以从根本上动摇数字殖民体系的根基。

我国是世界上少数在数字技术上可以与帝国主义相抗衡的国家之一，在5G、区块链、电子商务等方面业已突破了帝国主义的技术封锁，生成了良好的业态。但是，在芯片、半导体、软件设计等关键领域，我国也存在着显著的短板，这就导致我国在进行信息化竞争时仍然存在着技术方面的显著劣势。

为了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必须回到技术领域，增强原始创新能力，通过对平台、数据库、智能算法等一系列核心要素的构建，打破帝国主义在网络社会中的垄断地位，抢占网络空间，从而促进信息的合理有序流动，解放公众注意力，迫使帝国主义丧失制造网络族群的基础性前提条件，粉碎其进行数字殖民的险恶企图。

参考资料：

[1]杨剑：《开拓数字边疆：美国网络帝国主义的形成》，载《国际观察》2012年第2期。

[2]参见《SimilarWeb：2019年全球百大流量网站排行榜》，载中文互联网数据资讯网http://www.199it.com/archives/923608.html

[3]参见于九野：《每人每天玩手机App平均3小时！全球花最多时间的国家不是中国！》，载网易网http://dy.163.com/v2/article/detail/E5TRVHKV0526CNO4.html

[4]苏格：《美国对华问题与台湾问题》，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584页。

[5]伯尔尼德·哈姆，拉塞尔·斯曼戴奇：《论文化帝国主义文化统治的政治经济学》，曹新宇、张樊英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157页。

[6]闫勇，吕泽华：《“数字帝国主义”背后的文化侵蚀》，载中国社会科学网http://www.cssn.cn/hqxx/bwych/201506/t20150624_2044578.shtml?COLLCC=3620490059&

[7]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胡海燕译，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9年版，第33页。

[8]约翰·福斯特，罗伯特·麦切斯尼：《监控式资本主义：垄断金融资本、军工复合体和数字时代》，载《国外社会科学》2015年第1期。

[9]大卫·哈维：《新帝国主义》，付克新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9-20页。

[10]罗莎·卢森堡：《资本积累论》，彭尘顺、吴纪先译，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275-286页。

[11]蓝江：《一般数据、虚体、数字资本———数字资本主义的三重逻辑》，载《哲学研究》2018年第3期。

[12]刘皓琰：《信息产品与平台经济中的非雇佣剥削》，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19年第3期。

[13]张小平：《当代文化帝国主义的新特征及批判》，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19年第9期。

[14]萨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刘为等译，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41页。

[15]爱德华·赫尔曼，诺姆·乔姆斯基：《制造共识——大众传媒的政治经济学》，邵红松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3页。

[16]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徐昕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98页。

[17]谢加书：《美国对华和平演变信息化趋势分析》，载《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1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