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永定：解决好内循环的八个要点问题

就不怕美国的脱钩和封锁

新京报贝壳财经讯（记者 侯润芳）在当前复杂形势下，高层提出“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那么，如何构建“国内大循环”？在新京报贝壳财经主办的夏季峰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余永定在谈到这一话题时表示，在他理解来看，内循环应该包括八个要点。“如果我们能够把这八个问题解决好，中国经济就实现‘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调整。若能如此，我们就不怕美国的脱钩、封锁和捣乱。”余永定说。

余永定表示，关于“内循环”的提法，他认为可能是根据形势的变化，对上世纪80年代初的“大进大出”的发展战略调整。以他理解来看，内循环应该包括以下几个要点：

第一，进一步降低GDP增长对外部需求的依赖。从全世界来看，在大国中，中国的对外依存度是最高的。以出口占GDP比重来衡量，2019年中国的对外依存度是17.4%，美国是12.2%(2018)，日本是14.7%(2019)。事实上，十几年前中国就已经开始朝着更加依赖国内市场的方向努力了，中国的对外依存度在2006年达到35.2%的峰值，以后基本上是逐年下降。由于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恶化，中国确实有必要进一步降低对国外市场的依赖度，提高对国内市场的依赖度。

第二，加速对国际贸易失衡的纠正。中国不仅是世界第一出口大国，而且多年来也是贸易顺差最大的国家。2018年中国的贸易顺差为3511亿美元，高居世界榜首。德国的贸易顺差位居第二，为2752亿美元，明显落后于中国。日本自2014年之后已经基本是贸易逆差国。净出口（贸易顺差）对GDP比不仅是衡量对外依存度的重要指标，而且是衡量一个国家贸易失衡的重要指标。长期保持贸易顺差不仅导致顺差国资源跨界配置的错配，而且极易引起贸易冲突。中国净出口对GDP比也有了很大下降。2007年中国净出口占GDP的比8.7%，2018年和2019年分别为0.77%和1.49%。2006年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率是14.3%，2008年以后，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率总体来说是负的。2018年是-7.4%，但2019年是11%。2019年的情况显示，尽管中国经济增长的对外依存度已经大大下降，但当国内经济不景气的时候，外需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依然是可观的。

第三，进一步调整中国的发展战略。过去我们实际上执行的发展战略是出口导向政策，同时也有进口替代成分，但是以出口导向为主的。也就是说，要尽可能地出口，利用我们的成本优势，出口换汇。今后我们应该继续重视贸易，继续重视出口，但由于贸易战和美国的封锁，未来在许多产品，特别是高科技产品和某些涉及国家安全的产品的生产上，我们可能不得不更多实行进口替代。“中国制造2025”其实就是这样一种意愿的反应。

第四，为了适应发展战略的变化，对引资政策、外贸政策、汇率政策都要进行相应调整。在引资政策上，坚持国民待遇的政策、坚持竞争中性。我们过去实行了不少出口鼓励政策，如出口退税。过去，在不违背WTO规则的情况下，实行出口鼓励政策是正确的。但凡事都有个度，例如，出口退税率如果超过了应有的度，出口鼓励政策就是错误的。另外，中国应该尽快实现汇率的清洁浮动，尽可能少地干预外汇市场。我们的许多对外经济政策，说到底，是通过恶化中国自己的贸易条件来扩大出口。这些做法不利于面对国内市场的企业，扭曲了资源配置。只有调整发展战略，并相应调整外资政策、外贸政策、汇率政策才能真正落实“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战略调整。

第五，要对中国海外资产的结构进行调整。中国是海外资产的净持有国，拥有大约2万亿美元的海外净资产。但是我们在国际收支平衡表上的投资收入，十几年来都是负的。这就相当于年年把钱存到银行，不但不能从银行收到利息，而且要向银行付利息。美国则正好相反，美国对全世界其他国家的净负债是9万亿美元，但是每年都收取利息。这样等于说，负债累累的美国反倒成了债权国。而中国作为净债权国，却要向美国这样的债务国付息。所以出现这种荒诞的情况是因为尽管中国拥有近2万亿美元的海外净资产，但中国负债（主要是FDI）的成本很高，资产（主要是以美国国债为主的外汇储备）的回报率却很低。除海外资产负债结构畸形之外，令人扼腕的是，尽管中国持续输出资本，中国的海外净资产却不见增长。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中国的海外净资产接近两万亿美元，但到2016年底中国的海外净资产却大约只为1.75万亿美元。此外，中国的海外资产主要是美元、以美元计价，其安全性完全取决于美国政府的财政、货币政策以及中美之间的政治关系。

中国的海外资产负债结构如果不能及时调整，随着人口的老龄化，中国的对外经济部门就有可能变成中国经济增长的沉重包袱而不是重要推动力。

第六，大大提高中国的自主创新能力。在过去四十多年中，中国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技术引进。但是，随着中国经济技术水平的提高和国际环境的变化，中国已经越来越难以通过引资或其他方式引入国外先进技术。为了加强自主创新能力，中国必须对整个教育和科研体系进行必要调整，培养出一大批具有创新能力的科学、技术人才。不仅如此，我们必须改变观念，不再迷信于外国企业的技术能力，而让中国企业能够有机会参与到各种高新技术重大项目的研发过程之中。更重要的是，中国必须建立鼓励创新的制度环境。

第七，调整我们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位置和参与度。一方面，我们还应继续积极参与国际产业链的分工。另一方面，考虑到形势的变化，我们需要对自己产业链中的位置和产业链本身进行调整，更多强调本地化、让更多的产业链环节和终端留在或靠近本国市场。除了更多强调产业链的本地化外，我们还要加强对产业链的控制力。美国想把中国踢出全球产业链，但我们有反制措施，使得美国知难而退，以保证我们 CHIPS  不会被踢出去。

我们制造业的成本上升了，很多企业转到东南亚去了，既然企业可以挪到东南亚国家，为什么不鼓励企业挪到成本较低的中国西北呢？交通不便？人才缺乏？政府应该采取措施，支持企业向内陆转移，向胡焕庸线的西北方转移，使中国制造业从沿海地区按照梯度往西北地区延伸，让中国的制造业在全国有更均衡的分布，让更多的产业环节留在中国。重庆能够做到的，其他地区也应该能够做到。

最后，我想强调的是，在构建内循环格局上，一定要深化市场改革，改善政府的治理能力，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上的决定作用，同时注意发挥体制优势，发挥政府必要的指导作用。

“如果我们能够把上述问题解决好，中国经济就会实现‘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调整。若能如此，我们就不怕美国的脱钩、封锁和捣乱。中国经济就可以在可持续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十年、二十年，直至我们逼近或者赶上美国，实现中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百年梦想。”余永定说。

文章来源：新京报2020年8月12日，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 侯润芳 编辑 陈莉 校对 刘军

余永定：像中国这样的国家 必须是一个制造业大国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

2020年8月12日，新京报贝壳财经讯（记者 侯润芳）在新京报贝壳财经主办的夏季峰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余永定表示，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必须是一个制造业大国。对此，余永定给出了四方面的解释。其中，从地缘政治来看，“在关键产业、高科技产业，美国是一定要打压中国的。虽然我们并不想‘脱钩’，但除了通过提高制造能力，增强我们在全球产业链中的自我保护能力，没有其他选择。”

具体来看，余永定首先指出，要不要把中国建成一个制造业大国同地缘政治有关。改革开放前，由于当时的国际环境，中国强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当然是要成为一个制造业大国，而且是门类齐全的制造业大国。

改革开放之后，由于国际环境的变化，我们强调融入世界经济、参与国际分工、参与全球产业链，而在很大程度上放弃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理念，淡化了建立制造业大国的政策。

中美贸易战爆发后，我们突然发现，中国经济在如此多方面还是受制于人。以大飞机制造为例。在构成大飞机制造的13个子系统中，几乎各系统我们都严重依赖欧美厂商，一旦美国对中国实行封锁，大飞机制造的前景就十分堪忧了。在芯片制造领域也是如此。我们发现，在关键产业、高科技产业，美国是一定要打压中国的。虽然我们并不想“脱钩”，但除了通过提高制造能力，增强我们在全球产业链中的自我保护能力，没有其他选择。

第二，在一段时间内，我们对制造业和服务业之间的关系的理解有些偏差。一些发达国家，如英国，金融业在GDP中的占比极高。印度的经济发展水平落后于中国，但其第三产业，特别是IT产业，在GDP中的占比远高于中国。其他国家服务业的发展成为中国学者的羡慕对象。传统上，中国第三产业占比过低。但在最近这一、二十年中，中国第三产业占比迅速提高。第三产业占比的提升，改善了资源，配置，应予以肯定。但是凡事都有个度，制造业和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要有合理的界限，服务业的发展不能以制造业的停滞为代价。我们一度对印度非常羡慕——印度有很多优秀的计算机人才，IT产业发展得非常快。但事实证明，没有强大的制造业支撑，服务业的发展只能造就泥足巨人的国家。（曹总所说的）美国制造业的衰落很有启发性，中国不能重蹈这些国家的覆辙。

第三，疫情暴发后，特别是疫情演变成全球性瘟疫后，我们再次认识到有一个完整的制造业体系是多么重要。如果不是粮食和能源安全有保障，工业制造能力强大，中国不可能率先走出疫情。没有完整制造业体系，中国很难在全球性的危机中屹立不倒，而且为全球经济的恢复做出自己的贡献。

第四，中国是世界人口第一大国，自然资源相对匮乏，一旦遇到某种严重冲击，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抗御冲击，而这种力量的基础只能是我们的制造能力。

文章来源：新京报2020年8月12日，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 侯润芳 编辑 陈莉 校对 刘军

看习近平这几次重要讲话，弄懂“大循环”“双循环”

2020-09-07来源：新华网

着眼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近期的一系列重要讲话中，习近平从不同角度作出了深刻阐释。新华社《学习进行时》原创品牌栏目“讲习所”今天推出文章，为您解读。

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的问题，国际社会和国内各方面都给予很高的关注。

“大循环”“双循环”有何内涵？党中央作出这样的战略抉择有何深意？近期的一系列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从不同角度作出了深刻阐释。

这是根据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作出的战略决策

5月23日，习近平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经济界委员并参加联组会。他深刻分析国内国际形势，指出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7月21日，在企业家座谈会上，习近平进一步阐释了提出构建这一新发展格局的主要考虑，并强调了“大循环”与“双循环”的内在逻辑关系。

8月20日在安徽主持召开扎实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座谈会、21日听取安徽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时，他又对加快形成新发展格局提出极具针对性的具体要求。

8月24日，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习近平从谋划“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高度对构建新发展格局和相关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系统阐述。

9月1日，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又从改革的角度提出要求，强调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强大动力。

此外，在习近平近期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中央政治局会议、党外人士座谈会等重要会议上，新发展格局也是极为重要的内容。

这一系列重要讲话，习近平深刻分析了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优势、短板、重点等，从创新、开放、改革等方面提出要求，还着重强调了一些需要特别注意和把握的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和指导性。

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根据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作出的战略决策，是事关全局的系统性深层次变革。我们要弄明白“大循环”“双循环”，习近平这几次重要讲话一定要深入理解、融会贯通。

必须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

经济社会是一个动态循环系统，各个环节环环相扣。整个循环系统畅通，经济发展就有利。反之，哪个环节阻滞，上下游都受影响。

一段时间以来，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变化，我国发展逆风逆水的外部环境日益增多，不稳定性不确定性较大。习近平在政协联组会上列举了一系列不利局面，如世界经济深度衰退、国际贸易和投资大幅萎缩、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国际交往受限、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一些国家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盛行、地缘政治风险上升等。

另一方面，我国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多方面优势和条件更加凸显，国内需求潜力巨大。习近平分析指出，我国经济潜力足、韧性强、回旋空间大、政策工具多的基本特点没有变。我国具有全球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工业体系、强大的生产能力、完善的配套能力，拥有1亿多市场主体和1.7亿多受过高等教育或拥有各类专业技能的人才，还有包括4亿多中等收入群体在内的14亿人口所形成的超大规模内需市场，正处于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快速发展阶段，投资需求潜力巨大。

国际大循环动能明显减弱，国内大循环活力日益强劲，这种此消彼长的态势是我们作出决策的重要依据。我们必须充分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通过繁荣国内经济、畅通国内大循环为我国经济发展增添动力，带动世界经济复苏。习近平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强调，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根据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提出来的，是重塑我国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抉择。

在世界动荡变革期，我们必须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唯有以辩证思维看待新发展阶段的新机遇新挑战，努力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如习近平所要求的那样，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勇于开顶风船，善于转危为机，才能推动我国经济乘风破浪、行稳致远。

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个战略方向

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意味着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生产、分配、流通、消费更多依托国内市场。这个循环要畅通起来，就必须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特别是供给体系和国内需求要更加适配。

这些要求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贯彻新发展理念一脉相承。事实上，也正是因为近年来我们不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才培育了立足国内市场的有利条件。

习近平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强调，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国经济已经在向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转变，经常项目顺差同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由2007年的9.9%降至现在的不到1%，国内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有7个年份超过100%。

面向未来，习近平强调，要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个战略方向。改革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关键，是推动国家发展的根本动力。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中央深改委第十五次会上，习近平都从改革角度提出要求，而且是力度更大、层次更深、范围更广的改革。

同时，习近平着重讲了创新的问题。他指出，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实现依靠创新驱动的内涵型增长。

对我国这么大体量的经济体来讲，如果动力问题解决不好，畅通大循环是难以做到的。增强发展动力核心在创新，抓住了创新，就抓住了牵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牛鼻子”。

每次谈到构建新发展格局，习近平几乎都要提到创新。

在政协联组会上，他强调，要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及其他各方面创新，加快推进数字经济、智能制造、生命健康、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形成更多新的增长点、增长极。

在企业家座谈会上，他强调，要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大力推动科技创新，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打造未来发展新优势。

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他强调，要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和完备产业体系，创造有利于新技术快速大规模应用和迭代升级的独特优势，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提升产业链水平，维护产业链安全。

……

我们更要大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尽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习近平指出，这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重大问题，也是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关键。

更好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

新发展格局强调“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但“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也至关重要。

在不同场合，习近平反复强调，厘清这个重要概念，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绝不是关起门来封闭运行。

习近平多次强调，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目的是通过发挥内需潜力，使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更好联通，更好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现更加强劲可持续的发展。

从世界大势看，经济全球化仍是历史潮流，各国分工合作、互利共赢是长期趋势。国际经济联通和交往仍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中国致力于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坚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强科技领域开放合作，习近平一再强调，“我们要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

从我国发展看，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力就是对外开放。对外开放是基本国策。习近平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谈了六方面重要问题，其中之一就是“以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他强调，我们要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形成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要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推动完善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治理体系。

习近平还指出，在推进对外开放中要注意两点：一是凡是愿意同我们合作的国家、地区和企业，包括美国的州、地方和企业，我们都要积极开展合作，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多元化的开放合作格局。二是越开放越要重视安全，越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着力增强自身竞争能力、开放监管能力、风险防控能力，炼就金刚不坏之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