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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本禹:文革中为什么要打倒杨尚昆

戚本禹 · 2017-03-10 · 来源:乌有之乡

文革中为什么要打倒杨尚昆

戚本禹

杨尚昆受审的主要原因,一个是在毛主席身边秘密安放窃听器的问题,一个是泄密的问题。

杨尚昆在主席的菊香书屋卧室和洗手间里安放窃听器,是通过机要室的吴振英(刘少奇的机要秘书)、康一民(总理的机要秘书)两个人来做的。叶子龙调离机要室后,机要室就由吴振英、康一民负责。1964年的夏天,在一天中午休息的时候,好多人都在中南海丙楼的前院乘凉。我听见康一民在跟人大声地说,“他妈的出了事就当缩头乌龟,这么大的事,让我来顶罪。明明是你们叫干的,现在你们没事,就我有事”。康一民是红小鬼出身,口无遮拦。回到秘书室后,我跟田家英说了这事。田家英给我说,你别去掺乎啊,这次他们机要室可要出大事了。但是具体什么事他没有跟我说。后来杨尚昆找康一民谈了一次话,康一民就不再讲了。

主席在1966年7月回北京之前,叫江青专门打了个电话给我,让我和谢富治亲自再去看一看,主席在中南海的住处是不是都清理干净了,还有没有窃听器?我马上打电话给谢富治。谢富治说,他马上派人用仪器去测试。过后,他来电话说检查完毕,没有窃听器了。我同谢富治说我们再去现场看看,我现在就坐车过去接了你一起去。于是我坐车出中南海的南门到公安部去把他接来,一起去了主席住的丰泽园。我一边看一边跟谢富治说,这可是不能出差错的呀,不然咱俩都要受处分啦。谢富治说,保证没有问题。他已经叫人用专门的仪器来反复检查了。我把和谢富治一起去查看的情况,给江青做了详细的汇报。但是,主席1966年7月回到北京以后还是没有去丰泽园住,而是先住钓鱼台。不久后又住到“游泳池”去了。1966年9月底,主席还到丰泽园里的颐年堂开过一次会,可是开完会他还是住回了“游泳池”。主席对丰泽园这个地方似乎产生了一种心理障碍。

后来在中央文革小组开会的时候,我们向江青问了这个窃听器的事。江青当场就叫汪东兴去她那里拿来了一个很大的信封,信封上是主席亲笔写的字:“江青留存”。里面除了小录音器,还放着几颗米粒状的窃听器,那东西很小,连谢富治都说从来没有看到过。还有藏着窃听器的肥皂盒。这很可能是杨尚昆通过中央调査部从海外进口来的,杨尚昆是中调部的领导人。在信封里还存放着当事人康一民等亲笔写的检査。

在1964年“窃听器事件”被查出来以后,毛主席就下令把杨尚昆调离中央办公厅。可到了1965年主席发现杨尚昆仍在中南海工作,他发了火,刘少奇、邓小平这才把杨尚昆调去广东省委当了书记处书记。

杨尚昆调去广东后,还是不断地在深夜打电话给田家英,田家英把中央和主席讨论的一些事情都告诉了杨尚昆。直到后来田家英感到事情越来越严重了,他害怕了。他跟杨尚昆说,咱们别再通话了,万一被人家听到怎么办。可杨尚昆还是继续打电话来,田家英也不能不接。这些情况都是田家英的秘书后来揭发的。在田家英死之前,他的秘书不肯过多揭发田家英。田家英死后,他向组织上说,他解放了,要把田家英的事情原原本本向组织上交代。按他的揭发,问题严重极了。他写的揭发材料,按理现在应该存在中央档案馆,不知被销毁否?当时中央决定审查田家英的时候,是把他作为杨尚昆案的附案来立案的。

在杨尚昆调离中央办公厅以后,由谁来接任中办主任的职位?当时刘少奇,邓小平主张由田家英接任。总理不同意由田家英接任,他倾向由龚子荣来担任。龚子荣当过国务院副秘书长,是一个在红军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干部,做过地下工作。他原来在北方局工作过,和刘少奇、彭真的关系很好,但毛主席没有同意。江青跟我说,在这个时刻,是她投了汪东兴关键的一票。江青说,主席身边有些人,像叶子龙他们,并不把她当回事的。这些人参加革命都很早。唯有汪东兴对江青始终是毕恭毕敬的。但是毛主席对汪东兴是有看法的。江青说,主席跟她说,汪这个人表面上唯唯诺诺,其实是很有城府,不是那么表里一致的。但江青觉得,汪还是个比较直爽的人,是能够掌握得住的人。后来毛主席就决定由汪东兴来担任中央办公厅主任。所以江青说,她的这一票是关键的一票。当然后来江青也为了她这关键的一票而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我接替田家英的工作时,汪东兴对我说,现在办公厅就咱俩了,我水平不高,能管好警卫局就可以了。秘书局、机要局都归你管吧。我知道他是担心我分了他的权,就对他说,汪主任,我在中央文革办公室已经分摊了你很多事情了。再说我还要忙着写文章,我连秘书室都管不过来。我怕他还不放心,就又跟他说,我这个人有个弱点,就是好名。我最想做的事情就是我写的文章能让主席看了满意。办公厅那么多事务,我实在没能力管,还是你来管。他看到我的态度很诚恳,也就表示接受了,没跟我再捉迷藏。

杨尚昆在主席住所安放窃听器的事件,在这次中央会议上揭露出来之后,大家都非常震惊和愤怒。总理没让杨尚昆出席会议,总理在会上宣布,杨尚昆已经被隔离起来了。因为他有一些问题属于党的重要机密,不便于在会上公开作交待。

1966 年 5 月 24 日中共中央下达了中发( 66 )277 号文件,公布了杨尚昆的问题。文件明确指出,“杨尚昆不顾中央多次关于禁止安装窃听器的决定,背着中央,私设窃听器,私录毛主席和常委同志的讲话,盗窃党的机密。”可是到了1980年邓小平上台之后,那时的中央又发了文件,说关于杨尚昆“私录毛主席谈话”,“全属不实之词”。杨尚昆本人和一些当事人等,或发表谈话,或撰写文章,把“窃听器事件”说成是正常录音工作,连叶子龙也写回忆录,他把1964年被发现的“窃听器事件”和50年代中央办公厅的正常会议录音混为一谈。而毛主席则被他说成是一会儿主张和同意录音,一会儿又坚决反对录音,前后矛盾,喜怒无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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