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血钻故事  作者：血钻故事编辑部

日媒报道称，近日卸任的安倍晋三透露，他2016年11月访问美国时，曾与当时尚未就任美国总统的特朗普谈及在中国军事崛起的背景下日美同盟的重要性。

他对特朗普说“中国近30年增加了约40倍军费。世界上没有以这样的速度增加（军费）的国家。”安倍还以中国的潜艇数量举例称，这些潜艇的“目标就是在西太平洋地区活动的美军第七舰队，希望美国能保持存在感”。“我说服了他要对抗中国。”

安倍的言论警示人们：必须对日本保持警惕。

欲看懂今天的日本，就必须了解日本的昨天，尤其是帝国时代的日本。

所谓帝国，就是通过对外战争，拥有殖民地或藩属国的扩张型国家。按此标准，从1868年倒幕成功算起，到1945年二战无条件投降，就是日本亢奋的帝国时代。

在这短短的77年时间里，日本从一个封建小国，崛起为可击败沙俄的资本主义强国，然后又迅速沦为废墟。

期间，日本主动发起了5场对外战争，大约每16年就要跟人干一架。它欺负贫弱的朝鲜、清朝，挑战势均力敌的俄国，甚至攻打比自己强大数十倍的美国。像个喝醉了的疯子。

一、伊藤博文之死

伊藤博文身中三枪，离死亡仅剩二十分钟。弥留之际，他问：“我中了三弹，是什么人干的？”

身边工作人员告知：“众人制服刺客时，听他用俄语高喊了三声‘高丽亚乌拉’（朝鲜万岁），应该是伪装成日侨的朝鲜民族主义者。”

伊藤失望地叹道：“杀我？马鹿（ばか，糊涂、笨蛋）。”

当听说随行秘书官森槐南也中枪后，他说出了人生最后半句话：“森也负伤了……”

1841年10月16日，伊藤出生于德川幕府末期长州藩，幼名利助。父亲林十藏，在伊藤武兵卫家做长工。武兵卫年老无子，收十藏为养子，利助随父入伊藤家。

伊藤幼年家贫，吃了不少苦。1857年，他有幸进入山口县“松下村塾”，受教于“维新精神领袖”吉田松阴，从此闻达天下。

1862年，受“尊王攘夷”思想的影响，伊藤悄悄潜入英国公使馆，往里头扔自制燃烧弹。

1863年，伊藤受长洲藩派遣，前往英国留学，第一次感受什么叫“井底之蛙”，从此下定决心，全面向西方学习。

1853年，美国“黑船”强行撬开日本国门时，日本社会的阶层结构是这样的：天皇→将军（德川幕府）→藩主→武士→平民。

其中，天皇只是摆设，实权掌握在幕府将军手里。整个日本，分裂成276个藩邦，他们各自独立，有时候还打架。

武士一般寄养在各大藩主、将军名下，当然武士分许多阶层，有些没有主人可寄养，称为浪人，武士拥有杀人不用负责的特权，但幕府末期，大多数中下层武士都过得不如意，有些不得不出卖武士身份，成为富人养子。比下层武士更低贱的，就是各类平民。

西方人来了之后，日本这套体制再也维系不下去，其中一些藩主和下层武士，开始密谋革命。他们想要推翻幕府统治，直接拥戴天皇，然后废除藩邦封建割据，建立大一统民族国家。因为只有大统一，才能修建全国范围内的铁路、使用同一种货币，并全面学习西方资本主义。

1868年，西南四藩（萨摩、长洲、土佐、肥前）联合军，与幕府军大战，史称“倒幕”战争，延续了260多年的德川幕府，被明治新政府取代。自此，日本开启了轰轰烈烈的明治维新。

学有所成的伊藤，进入维新政府工作，最重要的成就，是为日本制定了第一部宪法：《大日本帝国宪法》。

如果说“维新三杰”（木户孝允、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是“倒幕”功臣，那伊藤博文就是将日本推向现代化最重要的技术官僚。

在他被刺杀前，他已数度担任新政府首相、贵族院议长等要职，位极人臣。

在清日战争之前，朝鲜半岛与清朝是宗藩关系，战后“独立”，成为“大韩帝国”。日俄战争后，日韩签订《日韩保护条约》，大韩变成日本殖民地。

大韩被日本殖民后，半岛内国民如丧考妣，群情激愤，抗议风潮不断，自杀殉国者也不少。

伊藤任大韩“统监”三年，被人称为“伊藤太师”，也是促成《日韩保护条约》签署的罪魁祸首，朝鲜民族主义者恨不得扒其皮吃其肉。有一次在釜山考察，他下车问围观群众：“我就是统监伊藤博文，有要杀我的吗？”众人不语，偶有一人违心高喊：“没有！”

1909年10月，伊藤预备前往中国哈尔滨，与俄国人会晤商讨东清铁路修建和管理事宜。

远在海参崴的朝鲜人安重根，在报纸上读到这条消息。他聚集11人，断指为约，组成“断指同盟会”，以残指写下“大韩独立”四字，发誓诛杀伊藤博文。

10月26日，伊藤一行人抵达哈尔滨火车站。站台上，除了俄国仪仗队，还有不少旅居哈尔滨的日本侨民。

伴随着俄国军乐欢迎曲，戴着鸭舌帽、穿西装的安重根，突然冲出拥挤的人群，向伊藤连开三枪。为了防止击错目标，他向伊藤左右的日本人射出四发子弹……

因此举，安重成为韩国的民族英雄。在今天的哈尔滨火车站，还设有前韩国总统朴槿惠恳请设立的“安重根纪念馆”。

不过在伊藤遇刺后不久，1910年8月，日本逼着韩国签署《日韩合并条约》，日本彻底吞并大韩，直到1945年才复国。

二、最后的武士

1871年，伊藤以副史身份，前往欧洲游历访问。两年后，他回到国内，担任工部卿，一边修铁路，一边创办一系列国营企业。

与伊藤一起访欧的，有一个比他的资格还老的人，这就是“维新三杰”之一的大久保利通。

1873年，大久保利通回国后，成立内务省，并自任内务卿，工部卿伊藤和大藏卿大隈重信，是他两个得力下属，三人构成日本明治维新时代“殖产兴业”（国家主导的投资）的支柱。

但同是1873年，伊藤的另外一位前辈，“维新三杰”之一的西乡隆盛，却过得凄凄切切。原因是他提出的救国方式，被大久保利通无情否决。

西乡和大久保，都来自长洲藩，两人从小一起长大，曾经互相提携，同为改革派，也是倒幕战争中的亲密战友。但是，由于救国方法上的分歧，两人分道扬镳，终成死敌。

当时日本明治维新如火如荼，西乡参与的军改，也在进行之中。所谓军改，就是取消只能由武士参军的陋习，允许平民参军。

西乡原则上同意这项军改措施，但他觉得，应该兼顾中下层武士的利益。

理由是，这些旧武士，曾经参与倒幕战争，如今战争胜利了，却要面临军改失业的风险。过去的藩主、诸侯无惧改革，最起码不用担心饿肚子，但对本来就穷酸的下层武士而言，军改无异于将他们往死里逼，可谓卸磨杀驴、兔死狗烹。

西乡本就下层武士出身，加上性格豪迈、重义气，因此推出军改时，尽量照顾旧战友，比如他提出，由旧武士组成近卫军。

但近卫军数量毕竟有限，无法完全解决中下层武士的就业问题。他不忍看见昔日战友生计无着，因此提出：通过对外战争，解决底层武士就业问题。

西乡提出“征韩论”，甚至自荐任朝鲜大使，伺机制造事端，助日本出兵征讨。

西乡的提议，引起朝内震动。大久保不同意西乡的提议，认为对外战争不是不可以打，只是不能操之过急，必须先实施改革，否则缺乏现代装备和后勤保障的旧武士，不可能抵御可能干涉的大清和西方武力。

被昔日的发小反对，西乡感受到深深背叛，愤而辞职，带领亲信偏居鹿儿岛，创办“私学校”。

偏居一隅的西乡，一副不管世事的模样，但成千上万折服于他的下层武士，慕名而来。他们不断怂恿他立杆而起，“大将何时起事，我等必厉兵而从”。

没过多久，鹿儿岛发展成一个独立王国，不纳税，也拒服兵役，私设军火工厂，西乡创设的“私学校”扩展达130余处分校，几乎与军队无异，第一年便招收了3万学生。

西乡走后第二年，明治政府其实就采纳了他的提议：以对外战争解决国内矛盾，不过打的不是韩国，而是台湾。

日军3000人，大胜数倍于己的清军。胜利后，大久保亲自带队，向清廷索赔500万两白银。一番讨价还价，清政府赔了50万两白银，脸面丧尽。

在大久保和西乡争斗的过程中，一群“绿茶婊”政客借机崛起。这些人长袖善舞，利用二人矛盾，得渔翁之利。其中得利最大的，莫过于时任陆军大辅的山县有朋。

山县这人不是什么好鸟。他是来自长洲的武士，早年受尽门阀偏见之苦，跟伊藤一样，曾受教于吉田松阴。西乡走后，他一路飞黄腾达，晋升为陆军中将。

军改过程中，他赞同用平民替代旧武士，但不同于西乡，他做得更绝，不仅要求军人表面服从，还要在思想上“净化”，推出《军人“读法”七条》、《军人训诫》、《军人敕谕》等洗脑工具，要求军人视“为天皇而死”为最大幸福。

为了抛弃旧式武士，他颁布《废刀令》，强迫武士解除象征地位的武士刀，从精神上羞辱武士，引发了一连串武士叛乱。

旧武士几乎到了无处容身的地步，纷纷投奔西乡。所以没过几年，鹿儿岛的势力越发壮大起来。

明治政府意识到这是个巨大的隐患，欲除之而后快。

终于在1877年，双方战争打响。这场战争持续半年有余，打得异常激烈，史称“西南战争”。

西乡率领鹿儿岛旧式武士，拼死抵抗，杀敌无数。但这终究是一场以寡敌众，以旧抗新的战争。西乡领导的鹿儿岛军，最终以战败收场。

西乡本人战死沙场，地点就在鹿儿岛县内锦江湾畔的城山。

战死当天，西乡身中两弹，倒在路边不能动弹。他自知难逃一死，命令身边的表弟别府晋介，将自己的头颅砍下，以免死在敌人之手。别府仰天含泪，挥刀斩下其首级，由两仆人带走。

“最后的武士”以惨烈的方式完成了最后的绝唱。

梁启超感怀西乡之英雄胆色，曾作诗赞美：“行行一膜拜，热泪洒秋风。”

在明治政府眼里，西乡是名副其实的叛军，但在许多日本普通人眼里，他的真性情、加上如蜡笔小新一样的长相，却显得颇为可爱，因此大受欢迎。

不过明治政府，最终还是选择了像山县有朋这样足够冷静的技术官僚。这有点像当年的列宁甘愿选择平庸冷血的斯大林，而放弃天资纵横的托洛斯基。

这种选择，谈不上对或错，于政权的长治久安来说，冷酷的技术官僚似乎是更优的选择，但从长远的历史角度来看，无论山县有朋还是斯大林，都给他们领导的国家带去巨大的灾难。

西南战争结束前四个月，“维新三杰”之一木户孝允，死于疾病。西乡死后八个月，“维新三杰”中的另一位大神大久保利通，被崇拜西乡的旧武士刺杀。

至此，“三杰”皆陨落尘埃。

“维新三杰”最后身故的大久保，死于一个细雨飘零的早晨。据说他的身躯，倒在一辆旧式马车旁。他死后，人们从他的怀中搜出两封旧时信件。一封，是倒幕战争时西乡写给他的；另一封，是他在欧洲考察时寄西乡照片，西乡回信揶揄他形像不适合穿洋装。

志向分道扬镳，忠义无法两全。

这两封旧信，也成为大日本帝国最后一丝温情，此后这个帝国变得如巨蟒一般冰冷无情。

西南战争第二年，即1878年8月，参加过战争近卫炮兵队，因为不满俸禄减少，发起竹桥暴动。

为了防止类似事件再爆发，更为防止再出现西乡这样的个人英雄主义，冷血的山县有朋，给日本陆军带去一项影响极其深远的改革——设立参谋本部，由参谋本部部长独揽军权，直属天皇，政府和议会无权干涉。山县自任第一任参谋本部部长。

这项改革，表面是为了防止叛乱，防止政治人物干涉军队，但明治时期，文官与武官职权并未严格区分，许多军人兼任着政治要职。如此一来，这项改革的实质结果，是军队变成军政跨界要人的私人玩具，无人制约。

比如山县本人，任军中要职时，也兼任内务卿，后来又在1889年、1898年两次任首相，而且培养了诸多亲信，比如后来成为首相的桂太郎、寺内正毅、清浦奎吾、田中义一等人。

这些人个个都是横跨军政的高官。他们结成封闭的精英小圈子，把持着其他政客无权干涉的军权。

日本衍变成军国主义，以及后来诸多对外战争，山县这项改革“功不可没”。

日本对外战争，最新遭殃的是中国台湾，尔后就是朝鲜半岛。

三、刺杀金玉均

1894年3月28日，朝鲜政客金玉均，被人暗杀于上海一家日本旅馆。

1894年3月，金玉均由朝鲜朋友洪钟宇、日本朋友和田延次郎陪伴，从日本乘船抵达上海。

入驻酒店的第二天，洪钟宇突然闯入房间，朝金玉均开了两枪。中两弹后，金没有死亡，逃至走廊，结果背后再中一枪，享年43岁。

杀人之后，洪钟宇逃之夭夭。和田延次郎发现金玉均的尸体，他不知道如何处理，花钱买了一口棺材，联系好轮船，准备运回日本。

但就在轮船启航的前一晚，尸体被清政府强行扣了下来。随后，李鸿章派军舰“威远号”，将灵柩和凶手洪钟宇，一并送回了朝鲜。

近代以来，朝鲜半岛夹在中俄日三国间，成为一块是非之地。1863年，朝鲜国王哲宗驾崩，李熙继位，庙号高宗，高宗未成年，生父大院君作为摄政王执掌大权。

10年后，大院君辞去摄政，政权移交给年满21岁的李熙。政权交接时，外戚王妃闵氏趁机篡权。从此，朝鲜政权，大院君为一派，王妃闵氏为一派，围绕着懦弱的李熙，斗得你死我活，以至民不聊生、国政腐败。

一旁虎视眈眈的日本，吞咽口水，蓄势待发。

作为朝鲜的宗主国，清朝不愿意看见日本动手，因此劝告亲清的王妃闵氏向日本开放港口，主动向日本学习。

1876年朝日签订《江华条约》，闵氏招募日本军事顾问改造军队。但这触动了朝鲜旧军人利益，招致大院君主导的旧势力猛烈反击。

1882年，大院君煽动军队叛乱，挑起“壬午兵变”。乱兵烧毁日本公使馆，杀死七名日本军事顾问。

应闵妃要求，清政府迅速派兵镇压了兵变。为了平息日本怒火，朝鲜国王派遣全权特使，前往日本谢罪，清政府也把闹事的大院君押送至清国软禁起来。

朝鲜派遣去日本谢罪的全权特使，正是由金玉均为首的一行人。

金出身朝鲜没落贵族，通过科举进入朝鲜政坛，向往西方近代文明。借着这次谢罪机会，他与日本明治维新时期最重要的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相识。

金玉均被福泽谕吉忽悠得一愣一愣，回到朝鲜后，秘密组建了一个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党——开化党。1884年，开化党在日本支持下，劫持了朝鲜国王，企图推翻皇室政权，史称“甲申政变”。

政变几乎快要成功，一向亲清的闵妃，再次向驻守朝鲜的清政府特使袁世凯求救，这才迅速平息政变。金玉均代表的开化党，仅掌权三天，便一命呜呼，金本人化名岩田周作，遁入日本避难。

这场政变，除了引来清军，也招来日本公使馆警卫队。两国军人对峙，各有伤亡。为解决纠纷，两国分别派出李鸿章和伊藤博文，在天津签订《天津条约》，约定“今后朝鲜若有重大变乱事件，清日两国如果要派兵，须事先相互行文告知”。

逃至日本的金玉均，实际已没有利用价值。所以尽管金百般讨好日本人，但日本政府只给予最低限度的保护。

朝鲜这边，不断向日方施压，要求交出“叛徒”金玉均。金如丧家之犬，祖国回不去，日本也不要他。1886年6月，时任内务大臣的山县有朋再次下令：金必须在15天内滚出日本。

无处可逃的金，不得不流亡至一座日本偏远的小岛，一直熬到1890年才回到东京，期间，受尽屈辱，身体被恶劣的环境搞垮，多亏一些日本同情者援助，才得以苟活下来。

说到底，金玉均不过是被福泽谕吉忽悠的韭菜。

福泽出生于1834年，1860年，日本向美国递交《美日友好通商条约》的批准文本，他曾跟随美舰横渡太平洋，成为最早访问美国的日本人。1884年之前，他曾寄希望朝鲜和清国“自主开化”，最终能和日本同穿一条裤子，共同抵御西方列强。

但金玉均的失败表明，等着中朝“自主开化”的幻想，终究是幻想。因此金失败后的第二年，福泽就发表了著名的《脱亚论》，呼吁利用战争手段，强迫朝鲜和清朝全盘西化。

1894年，在日本找不到出路的金玉均，计划来中国碰碰运气。他与李鸿章儿子李经方，是多年好友，希望通过这层关系，能与李鸿章搭上线。两人约好在上海会面。

消息传出后，居住在大阪的朝鲜人李逸植，表示愿意为这趟旅行提供资金，还同意为金偿还巨额债务。李逸植给了金一张汇票，告知要兑换这张汇票，必须由朝鲜人洪钟宇一起陪同才行。

可金玉均怎么也想不到，拥有法国留学背景的洪钟宇，其实是专门派来杀他的朝鲜刺客。

这场行刺，完成得干净利落。金玉均的死亡，不涉及中日核心矛盾，因此本不至于引发外交事故。主要问题，出现在金玉均的尸体和刺客被清政府运到朝鲜之后。

金玉均灵柩运到朝鲜后，其尸体被朝鲜政府残忍肢解，脑袋和手脚被砍了下来，悬挂在木桩上，上面写着“大逆不道罪人玉均”，躯干则被抛弃在附近空地。其家人乃至全族，也被朝鲜政府抓捕并处决。

杀人凶手洪钟宇，没有被起诉，反而受到英雄般待遇。

朝鲜政府这等残忍野蛮的举动，激怒了日本民众。他们把矛头指向了清朝，认为清朝扮演帮凶角色，是更加可恨的野蛮政体。

抛弃了金玉均的福泽谕吉，也跳出来表演圣母，公开表示同情死者，还说清政府违反了《天津条约》，而且“芯已腐败为朽木”。

至此，一场教训“野蛮”之国的野蛮战争，有了充分的舆论支持，仅差临门一脚。

四、文明VS野蛮？

1894年，金氏死后，日本国内“征韩论”、“征清论”甚嚣尘上。当年4月，韩国宗教团体东学党人起义，日本终于找到了开战理由。

这个东学党人，是一融和儒释道的杂交宗教团体，反西方，反基督，吸纳了许多底层农民。1893年，该教教主崔济愚，被朝鲜政府抓捕，并迅速斩首。教徒们疯了，跑去汉城集会，在外国公使馆和领事馆墙壁上张贴驱逐洋人的标语，咒骂馆内外交官，其中也包括日本和清朝的公使馆。

李鸿章派“靖远”、“来远”二舰奔赴仁川，以宗主国身份维持秩序。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也派遣“若干”日军奔赴朝鲜，保护侨民。

1894年6月，东学党内乱平息，清日两国军队都没撤离。为此，两国吵了几个回合。7月23日，两军交火，甲午战争就此开锣。

日本国内民众普遍欢迎这场战争，视为“开化民族”对打“愚昧民族”。这种舆论，跟金玉均的死亡造成的舆论一脉相承。

既然日本不惜使用武力逼着朝鲜和中国走向“开化”、“文明”，那对当时清朝的现代化努力，日本是不是真的表示欢迎呢？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日本人向往现代文明不假，但绝不愿意看到清廷觉醒，反而对它的各种“进步”感到恐惧。

1881年，新疆阿古柏在俄国的挑唆下闹独立，清廷派出左宗棠，用武力成功剿灭叛乱，并与俄国签订《伊犁条约》，迅速恢复伊犁秩序。

这场战争，让许多日本人又惊又怕，感叹“中国变了”。

另外我们前面有提到，1882年，朝鲜爆发“壬午兵变”，1884年，金玉均发动“甲申政变”，也都是清朝快速平息。

清朝除了有出色的军事能力，还支持闵妃集团，向日本学习，实行开化制度。

同在1884年，法国人因为争夺越南港口使用权，被清军痛击。虽然在海战中清朝落败，但清军总体相当神勇，为和谈争取了有利条件。

种种迹象表明，清朝确实在慢慢“开化”，而且不惧使用武力，勇敢驱逐觊觎它藩属国和领土的列强。

中国人口、国土面积是日本十倍有余。这样一头睡着的巨龙，一旦觉醒，势必成为日本最大的威胁。

首先感受到这种潜在威胁的人，正是日本陆军灵魂人物山县有朋。1880年，他在上奏明治天皇的《近邻邦兵备略表》中表达了这一焦虑，里面提到清政府如何大力建造船厂、兵工厂和炮台。

言下之意，日本再不快一点现代化，再不扩充军备，可能会落于中国之后，那后果将不堪设想。

1888年12月，山县前往欧洲考察地方制度，得一高人指点，鼓励他尽快发动一场战争。

此高人，就是奥地利维也纳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洛伦茨·冯·施泰因。此人在法学、政治学和社会学方面，都有极深的造诣。伊藤调查欧洲各国宪法时，也曾拜访他。

当时俄国正计划于1891年开始铺设西伯利亚铁路，这条铁路将从俄罗斯腹地，一直延伸到海参崴。

山县询问施泰因，这条铁路会不会对日本国防造成威胁？施泰因答：“单纯这条铁路，不至于造成多大威胁，但如果俄国占领朝鲜半岛，那日本就会面临巨大的危险。”

那要怎么解除这一潜在的威胁呢？施泰因告知，必须赶在中国和俄国之前，率先控制朝鲜，不一定要完全占领或侵吞，但必须逼着朝鲜“中立”或“独立”。

施泰因的建议，山县深以为然。1889年12月，他回到国内后，接管内阁。从这时起，战争不可避免了。

清日战争，两国武器装备，不分伯仲，但日本赢在民心齐、后勤保障好、战术配合得当等制度优势。

战争的后果，是中日签订《马关条约》，清廷赔钱，割让台湾、辽东半岛，开放更多通商口岸，承认朝鲜完全独立自主。

其中，辽东半岛，由于俄德法三国干涉，日本人刚吃进嘴里，又吐了出来。但清廷必须为此赔偿“赎辽费”。

清廷支付给日本的赔款，高达2亿两白银，加上“赎辽费”，总计3.6亿两白银。这笔钱相当于当时日本年度预算3倍有余。

五、闵妃惨死

朝鲜被日本“解救”之后，宣布“独立”，日朝两国进入短暂的甜蜜期。

皇室之间互赠礼物，朝鲜国王赦免了政治犯朴泳孝的罪责，准许他回国。此人曾参与1884年金玉均发起的政变，失败后流亡日本。

日本承诺，要帮助朝鲜走向现代化。驻朝公使井上馨，向天皇提交了一份为朝鲜提供贷款、建设各类铁路、电报线路的宏大计划，建议从清朝赔款中拨出500-600万日元给朝鲜。

朝日看来手牵手、永结同心了，可就在此时，许多日本人却有点迷惑，日本这么做，到底求什么？把朝鲜建设好了，他们真会感恩戴德吗？

实现朝鲜“独立”，是日本漂亮的宣传口号，真正目的是希望朝鲜作为一块屏障，抵挡来自俄罗斯和清朝的威胁。但许多日本人却感觉，日本当局有点被自己的宣传口号给骗了。

最能体现这种迷惘心理的人，是井上馨的后任三浦楼梧。此人非常不愿意接受驻朝公使这一职务，迫于政府压力，不得不硬着头皮上任。

三浦上任后，向朝鲜国王递交国书时，直言不知道日本政府希望他干什么，还说没什么事就别叫他，他会在公使馆抄写佛经，将亲手抄写一部观音菩萨经给闵妃。

日本人的不安全感，由于俄国修建西伯利亚铁路而加剧了。

一向反日的闵妃，也在这个时候蠢蠢欲动。三国迫使日本还辽，让许多朝鲜人觉得，日本也不过如此，还是俄国人最强大。闵妃起心动念，希望与俄国交好，借此清除日本的影响力。她与俄国公使卡尔·维贝及其妻子交上了朋友，双方眉来眼去。

此时的闵妃，45岁，按照朝鲜王室规定，不能随便见皇帝之外的男人，很少人知道她长什么样，为数不多见过的，都说她是大美人，皮肤白皙，眼睛黑亮，看起来不过二十五六。

但她也是狠角色，1895年7月，她又干了一件挑衅日本的事：指控已经赦免的从日本流亡归来的朴泳孝谋反。

日本努力与朝鲜修好，但好不到一年，朝鲜王室的风向悄然而变。

跟三浦楼梧一同前往朝鲜任职的顾问冈本柳之助，与金玉均是好友，金被暗杀后，他曾奔赴上海收尸，只不过比清政府晚了一步。他是坚定的反朝鲜人士，察觉到朝鲜王室气氛变了之后，他与三浦楼梧密谋了一件大事：干掉反日亲俄的闵妃。

两人经过多日部署，想出一个绝妙方案：利用闵妃和大院君的矛盾，杀掉闵妃后，对外宣称，她是在大院君发动政变期间被杀害的。

10月8日凌晨，60多名三浦楼梧找来的日本浪人和穿着朝鲜制服的警察，闯入王室寝宫，疯狂搜捕闵妃。由于谁也没见过闵妃，只能四处胡乱搜找，抓住宫女后殴打、逼问、指认，若说不出闵妃下落，当场处死。

这一残忍的场面，刚好被一名叫士巴津的外国人看见。这人原是朝鲜皇帝找来护卫皇宫的，后来成为这次日本刺杀行动的目击证人。

在搜寻了多个房间后，一名日本浪人在一间厢房找到了镇定自若的闵妃。经过多名宫女指认，以及对王国和王世子的逼问，确认无误后，闵妃惨死于浪人利刃。

由于无法确定闵妃是否真正死亡，该浪人用被单包裹好尸体，移出宫殿，放于苑内。不久，其他日本人围拢过来，又将尸体搬运到附近皇家公园树林，浇上汽油，堆上柴火，点燃……

至今没法确定，具体是谁杀害了闵妃。三浦楼梧一开始企图隐瞒真相，但现场那名外国人后来出面作证，日本人赖不掉了。

东窗事发后，这群杀人犯被送上法庭，冈本柳之助被控谋杀闵妃，但其他人也吹嘘自己才是凶手。

他们不以为耻，个个绘声绘色描述当日情景。可以确定，闵妃死时，遭遇恶毒的侮辱，浪人偷了她身上的香袋和贵重物品，还有人扒了她的衣服，查看了她的私密部位……

此事曝光后，朝鲜全民激愤，视日本人为死敌。

日本在朝鲜辛苦建立起的好感，在这次行动中败得精光。从此，除非使用高成本的武力措施，日本别想再驯服朝鲜。

西方人也吓一跳，他们说，原来日本人一直在装文明人。

1896年1月14日，日本军事法庭，裁定日本人策划和实施了这次谋杀。但冈本柳之助和同伙，无罪。三浦也只在一个舒适的牢房休息了90天。

事实证明，这起谋杀案，是日本独特体制下的必然产物。它以效忠天皇之名发起，又在曝光后成功躲过法律的惩处。所谓宪政，不过是恐怖分子、军国主义者的玩物。

六、日俄之战

闵妃死后，发生不少大事，进一步影响了日本掌控朝鲜的信心。其中最大的一件，是中俄突然成了塑料花好哥们。

1896年，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礼，李鸿章出席，收到一笔不小的贿金。这一年6月，两国签订《中俄密约》，约定，当日本攻击中俄任何一方，两国一致对日，同时约定，从黑龙江、吉林至海参崴的东清铁路（中东铁路）的铺设权，交给俄国和法国的银行。

1898年，俄国担保援助清政府对日赔款，以换取旅顺和大连湾25年租借权，以及一条延伸至旅顺、大连的铁路铺设权，也就是南满铁路。

联想到施泰因当年的忠告，中俄勾搭，不啻为日本噩梦。

1900年，清朝发生义和团运动。俄国以保护满洲北部的利益为由，派兵占领黑龙江沿岸，同时派兵至北京。义和团内乱结束，俄军赖着不肯走。

清朝蒙了，塑料兄弟秒变无赖。但同样坐立不安的，是在中国有诸多利益诉求的英国、美国和日本。

日本最先坐不住，随后，俄国的死敌英国也坐不住了。1902年，日英结盟。

如此一来，两两结盟，互相对抗，这是日俄开战的前奏。不过俄国毕竟不同于清朝，实力强大得多，轻言战事，对日本并不明智。

1903年12月21日，时任首相桂太郎，代表议会，写信征询山县和伊藤两位元老的意见，其中写道：“在朝鲜问题上，我方要充分陈述修正的期望，如果俄国不同意，就贯彻最后的手段，战争。”

山县回复：“开战的论调，老夫不知道。”

此时的山县，更加关心朝鲜的安全，俄国的重点在满洲，所以山县觉得可以谈就继续谈，不必急着打。

直到开战前两个月，双方交涉始终没有断。日本希望俄国承认自己在韩国的优先权，作为交换，日本虽然无法认同俄国占领满洲，但可以承认满洲的铁路沿线为俄国的势力范围。

这就是著名的“满汉交换论”——两个强盗，拿着别人家钱财假客气。

当时俄国非常傲慢，不把日本放眼里。俄国的远东大臣别佐布拉佐夫认为，满洲要，韩国也要，“至于日本这样的小国，根本不值一提。”

针对日本提出的“满汉交换论”，俄国故意提出几个日本根本无法满足的条件：承认俄国在朝鲜海峡的航行自由 ；以北纬39度为界，北部韩国保持中立；日本需保证不将韩国领土用于军事战略活动。

这种态度，摆明了要打架。

1904年2月6日，日本断绝与俄国外交关系，这天早上，日本舰队拔锚起航，攻击停泊在旅顺口的俄国舰队。2月9日-10日，两国正式宣战。

战争持续了大约一年半。日本采用“陆海行动协调合作”战术，由乃木希典担任司令官的陆军，攻陷旅顺要塞，再偷袭旅顺港的俄国第一太平洋舰队。

俄国波罗的海舰队被编为第二太平洋舰队，正驶向远东。日本海军，必须阻止这支舰队，与停靠在旅顺港的俄国舰队会师。

为了攻陷旅顺，日本几乎不惜一切代价，结果造成15390人死亡、43914人受伤，另有3万人病倒，总司令乃木希典的两个儿子，也殉国了。（因为这场战争死人太多，1912年明治天皇死后，乃木希典跟着切腹自尽以殉葬）

但总算是赢了，旅顺港俄国第一太平洋舰队被日军成功偷袭，残余舰只龟缩至海参崴。

之后，日本海军大将东乡平八郎指挥联合舰队，对阵俄国海军中将罗杰斯特文斯指挥的第二太平洋舰队。这就是著名的“对马海战”。

结果，俄国38舰只，21艘被摧毁，被俘7艘，被中立国扣留6艘，回港3艘，将士阵亡4830人，被俘6106人，几乎全军覆没，而日方仅损失三艘鱼雷舰，死亡117人，伤583人。

整场战争算下来，日本赢，但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国内1000万男性劳动力，200万上前线，共死亡84000人，也有“20亿钱款和20万生灵”的说法。

战争结束后，由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主持，日俄签署《朴茨茅斯条约》，俄国承认日本对韩国的绝对主导权。

条约还规定，俄国在满洲的权益，有害中国主权和机会均等的一概废除，日本还获得租借旅顺、大连和部分中东铁路沿线的权力。

但与《马关条约》不同，《朴茨茅斯条约》没有赔款条目。为打这场战争，日本债台高筑，民众为此付出巨大牺牲，可俄国人一毛钱不赔，这让日本民众无法接受。

比较有意思的是，日本人把未能得到赔款的怨恨的矛头对准了美国，认为是居间主持签约的西奥多·罗斯福搞的鬼，把这说成是“白人的阴谋”。

七、走向癫狂

日俄战争打完后，英日同盟续约。日本进一步殖民大韩、占取中国权益，有了更多底气。

第一次世界大战，根据日英同盟条约，日本积极参战，瞄准对手德国。最终，日本以1250人伤亡的微弱代价，夺取了德国留下的赤道以北南洋诸岛和山东半岛。

那段时间，日本经济也在快速扩张，制造业增长了30倍，化学工业增长了96倍。日本工业产值首次超过农业，成为了新兴的工业国。

但一战前后的繁荣，仅持续了极短的时间，进入1920年代，日本的状况急转直下。

1923年，日本遭遇百年不遇的“关东大地震”，14万人死亡，东京都、神奈川县、千叶县、静冈县等地80%的房屋坍塌。地震引发海啸、火灾、瘟疫等多种此生灾害，半个日本犹如地狱。

一旁穷得吃不上饭的中国，不忍直视，官方号召群众捐钱捐物。

但日本并不感恩，余震未了，就杀死了716名在日中国劳工。他们全部死于剑刺、斧劈、刀砍和钩扎。

日本人一开始企图隐瞒，后承认“误杀”。据说是因为听说朝鲜人在地震期间趁乱放火、往井里投毒，他们要杀朝鲜人，结果在杀害了6000-10000名朝鲜人同时，“不小心”误杀716个中国人。

后有证据表明，日本人的“误杀”蓄谋已久。

这只是一战后日本神经错乱的事件之一。真正让日本陷入癫狂的，是在经济状况急转直下迅速刮起的右翼风潮。

1911年，26名参与刺杀天皇的无政府主义者被判死刑。

明治天皇由于未受丝毫伤害，甚至都不知道有这样一场刺杀，因此大发慈悲，赦免其中12人死刑，改无期徒刑。

这起暗杀未遂而大规模杀头事件，就是著名的“大逆事件”。事件曝光，震惊海内外，此后，无政府主义连带社会主义，成为日本的敏感词。也因为这起事件，日本设立了思想警察“特别高等科”（简称特高科）。

191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成功，日本进一步掀起反赤风潮。1925年，日苏建交时，日本又通过《治安维持法》，防范赤化。

《治安维持法》甫一实施，就成为特高科和右翼分子打击“异端”最有力的合法武器。

比如，1929年，众议院议员山本宣治，仅仅因为有反对《治安维持法》的想法，就被一名右翼分子用短刀割断颈部。

同一年，日本展开大规模搜捕，800多名日本左翼领袖，被一网打尽。他们被抓进监狱后，被逼着忏悔，发誓支持政府。

有了《治安维持法》，特高科实际沦为“合法的恶棍”，无论谁，一旦落入其手，棍打、滚烙铁和灌水等酷刑是常规操作。

到了1941年，由于战事紧张，《治安维持法》又变成钳制反战思想的工具，大量无辜的平民因此遭殃。

栃木县一位母亲，仅因为抱怨儿子被征兵，被逮捕。高知县一位农民，因为抱怨战争造成穷困，也被逮捕。

白色恐怖来袭，无政府主义者的刺杀活动销声匿迹了，但极端右翼的刺杀却愈发频繁和“义正言辞”。

1932年2月，前财务大臣井上准之助，在演说会场造暗杀；

紧接着3月，三井财团理事长团琢磨，倒在公司大门口。

警方调查发现，两人死于同一个暗杀计划，该计划预备杀死20名日本政要，包括元老重臣、现任首相、外务大臣、司法大臣等。

计划的制订者，是一个名叫井上日召的僧侣。此人曾在中国东北和华北流浪12年，对日本政治失望，愤而出家，变成一名极端右翼。

1929年全球经济危机来临，井上日召幻想通过暴力改造国家，组织“血盟团”，暗杀有害国家的政要。他大言不惭地宣称：“暗杀是忧国青年促使国家决心的唯一手段，是菩萨行为。”

右翼分子的凶残，来自他们狂热的幻想。但日本制定的法律，却将他们的幻想穿上了一件“理想”的外衣。

1931年，陆军将校秘密结社樱会，与右翼大川周明串通，谋划通过恐怖活动发动政变，史称“三月事件”；

接着同年10月，又发生“十月事件”，依然是由樱会和大川周明发动，旨在推翻政党内阁。

1932年5月，发生“五一五事件”，首相、政友会总裁犬养毅，被右翼分子杀害。

……

在合法外衣掩护下，日本人急速右化疯癫。现在日本人经常用“那些人”指黑道，但在当时，“那些人”专指极端右翼警察和陆军。

1931年，日本首相滨口雄幸的死，大概最能反映右翼在日本滋生的根源。

1930年，作为首相的滨口雄幸，同意与英、美、法、意共同签订条约，一起裁减军事开支。当时世界正处经济危机，裁减计划，对国家有利无害。

但右翼认为这是在毁日本前途。而且他们认为，首相滨口雄幸也没有权力实行裁军计划，这是严重违宪、“干犯统帅权”的行为。

右翼援引《大日本帝国宪法》第11条规定“天皇统帅陆海军”，也就是说，陆海军统帅权，只有天皇可干涉，首相以及内阁无权干涉。

但赞同裁军计划的人，同样援引宪法第12条规定“由天皇确定陆海军的编成与常备军员的定额”，认为裁减军队预算纯属“国务”或“政务”，首相和内阁，即使违背军部意见，只要得到天皇许可，并不违反宪法。

总之，双方觉得宪法支持。其实这是《大日本帝国宪法》本身矛盾造成的。

伊藤制定这部宪法，一方面想要现代宪政，一方面又想保留天皇至高无上的权威。这本就是不可调和的矛盾，硬要凑一块，只能一边推高天皇的道德权威，一边削弱他的实权。

前面我们说过，山县有朋曾为陆军设立参谋本部。参谋本部权力极大，除天皇外，具有绝对的军事自主权，不受议会、首相和内阁干涉。

如此一来，军队和议会相互独立，没有实力但道德权威极高的天皇，实际就成为军队和议会争抢的一块肉。

以前，维新派元老，往往既担任内阁，又兼任军中要职，宪法中的矛盾未暴露。但1930年代，老一辈维新元老相继凋零，军部与内阁间的矛盾，就慢慢浮出了水面。

军部中右翼分子得势后，两者的矛盾更是形如水火，于是催生大量谋杀、刺杀。

滨口雄幸本人比较有骨气，遇刺后他受了重伤，伤势没有痊愈，就早早上班了。他不想屈服，也不能屈服。

他知道，如果真由极端右翼军官或参谋本部得逞，日本的政党和议会政治就彻底歇菜了。

但天不遂人愿，当时日本社会的氛围，已经完全极端右翼化。滨口雄幸死于没有痊愈的枪伤，那些赞同伦敦条约的政客、学者，也相继遭遇刺杀、枪击。那名刺伤滨口的右翼分子，本被判了死刑，但两次减刑，于1940年11月获准假释，服刑不到10年。

后来参谋本部和右翼，屡屡以防止“干犯统帅权”为借口，大行军国主义。

1937年“七七事变”，首相近卫文麿和其他内阁，对战争进展和计划毫不知情。内阁会议上，拓务大臣向陆军大臣询问“军事行动何时结束”，陆军大臣不予理睬。海军大臣想要接话，被陆军大臣严辞怒斥：“那些事情可以在这种地方说吗？”

在这种氛围里，可以预料，新成长起来的文官大臣，也多半会变得激进、强硬、右翼化。比如1880年出生的日本外交官松冈洋右，就是其中典型代表。

八、满蒙生命线

松冈洋右自小在美国长大，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1921年，他加入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满铁），从主管升至副总裁，是一名“中国通”。

1930年，松冈洋右当选参议员，大肆鼓吹用武力解决“满蒙问题”。

松冈洋右是一人才，带日本加入轴心国的是他，愤而退出国联的也是他

此人提出，满蒙在国防和经济方面，都是日本的生命线。这一主张大受右翼欢迎，“满蒙生命线论”迅速风靡日本，成为一时流行语。

这个生命线论，其实要上溯到当年山县有朋向施泰因的请教。当时施泰因也教给山县“两条线”：主权线和利益线。

所谓主权线，就是国土范围内的主权状态；利益线，就是关乎本国存亡的外国状态。只有这两条线都安全了，日本才会安全。

具体来说，就是要让朝鲜“中立”，才能保证日本安全。后来日本实现了这一目标，不仅让朝鲜“中立”，还一口吞并了它。

但日俄战争和一战后，日本的胃口越撑越大，吞了朝鲜后，还是没有安全感。

松冈洋右提出的生命线论，实际是日本军国主义欲求不满的进一步表现，企图生吞掉满蒙地区（东北+部分内蒙古地区）。

俄国势力退出后，日本在满蒙投入了巨资。鼓动150万日本人来此定居，截止1926年，民间和政府的投资，也达到了14亿日元。

日本作为一个小小的岛国，其实根本吃不下这么一大块地。日本政府为了哄骗日本国民前往满蒙作屯民，编造了许多谎言，把那儿说成是一个“流着奶与蜜”的地方，但满蒙比日本的天气要寒冷得多，日本人根本不适应。

当时被哄骗过去的人，大多来自日本的穷乡僻壤，这些人在大萧条时期举步维艰，所以来中国试试运气。为了鼓动这些人来中国，日本政府还出台了一项连坐性质的奖惩措施，一个村如果没有派够人员前往满蒙，就别想拿到政府基础建设补贴资金。

但在右翼的眼里，即使吞不下，也要硬吞生吞。

松冈洋右鼓吹“满蒙生命线论”后几个月，关东军策划了“九一八事变”。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政府对东京帝国大学的学生做过一个意见调查，问为了满蒙地区而使用武力，是否正当？竟然有88%受过高等教育的东大学生回答了“是”。

从这可以看到，当时日本的右翼氛围，几乎到了全社会都欲火焚身的地步。

九、毁灭

日本人的胃口越来越大，1935年，日本陆军不要脸地推出“华北五省自治”计划，企图通过侵占华北，进一步控制整个中国和亚洲。

欲望永不餍足，眼睛也就越来越瞎。

从1937年全面侵华，三个月闪电征服整个中国的妄想，到1941年企图战胜比自己强大数十倍的美国，日本就像疯了一样，心智完全被欲望蒙蔽。

这么癫狂的事到底是如何发生的？

其实癫狂也要有民意基础的。日本制定《治安维持法》的1925年，也是日本真正实行普选的第一年，但直到1930年，占据46.8%的农业人口，依然无法在议会获得一席之地。

比如1930年，农民都期盼的加大农业投入的《小作法》，就没有在议会通过。

然而，1929年开始的大萧条，日本受害最大的就是农村。大多农家以养蚕为生，如果能获得低息贷款，便能熬过经济危机。可议会中的政党，都对农民的需求不闻不问。

就在此时，右翼化的日本军部反倒喊出口号：“拯救农山渔村的萧条。”

为什么军部会喊出这个口号？这是因为，日军最重要的兵源来自农村劳动力。军部在制定国防政策时，特别留意农村人的生活保障。

陆军1934年1月制定《紧急政治事变发生时的处理纲要》，用了很大篇幅，提出动用国库负担农村义务教育费用、肥料贩卖国营化、稳定农产品价格等等。

虽然一旦发生战事，这些承诺多半化为泡影，但在议会不关心农村利益时，表达出明确保护农村利益的陆军，肯定会成为农民的救世主。

右翼军部，因此得到占最多数的底层国民的支持。在这种情势下，整个社会陷入右翼癫狂，一点也不奇怪。

1937年7月，日军挑起“卢沟桥事件”，是真相信3个月可以结束战斗。可8月13日开始延续到11月9日才结束的淞沪会战，给了“速胜论”一记重拳。

曾参加过日俄战争的伊东政喜，作为日军第101师团的师团长，在10月10日的一则日记中写道：“中国人的顽强堪比日俄战争时旅顺的俄军，有些方面有过之而无不及，不论我方如何炮击，似乎都要坚守至全体阵亡为止。”

速胜论的希望破灭，日本找老蒋谈判。老蒋不妥协。汪精卫妥协了，建立汪伪政府。别人骂汪卖国贼，她老婆反驳：“蒋介石选择英美，我的丈夫汪兆铭选择日本，这有何不同呢？”

日本人疯狂的顶点，当属1941年发动珍珠港突袭。

其实日本人攻打珍珠港，国民政府最高兴。

珍珠港事件爆发当天，重庆国民政府官员，一个个高兴到上街庆祝，老百姓莫名其妙，还以为中国打了胜仗，后来传出一个谣言：重庆官员高兴，是因为美国人派500架飞机炸了东京。

国民政府官员之所以要庆祝，是因为这意味着美国人宣布参战，中国有了盟友，也意味着日本真疯了，离毁灭不远。

要知道，开战时，美国国民生产总值是日本12倍，美国钢产量是日本17倍，汽车保有量是日本160倍，石油更是高达日本的721倍。

实力悬殊如此之巨，日本人为什么还要打呢？美国断了日本石油供应，令其不得不打，但这是主要外部原因，核心原因还是日本人因欲望膨胀影响了智商。

当时日军参谋本部为说服天皇，制订了一份连他们自己都未必相信的作战计划。

在这份计划中，他们预测：战争第一年船只损耗量为80万-100万吨，第二年为60万-80万吨，第三年为70万吨。

但实际情况是：第一年日本损失了96万吨，与预测差不多，但第二年就冲到了169万吨，第三年为392万吨，与预测差了5倍有余。

日本人完全以静态数据，预测美国的自我修复能力。

1939年，美国一年生产2141架飞机。相较之下，日本产量是美国的2倍以上，每年制造4467架。日本人据此以为，只要狠狠打赢最初的战争，美国就会乖乖屈服。

但在美国全力投入战斗后，其战斗力不仅没摧毁，反而越战越勇，飞机更是越打越多。

1941年，日本生产的飞机数量若以100计，那么同时期的美国大约只有107，双方的差距很小。但是到了1945年7月，日本若为100，美国则达到了1509。

两国实力，根本不在一个量级。

战争一开始，日本人打得非常凶猛，曾一度令国民相信“日本不败论”。但1944年6月马里亚纳海战之后，美日战争实际已经决出胜负，但日本人不认输，非打到灰飞烟灭不可。

有一个叫吉田裕的教授，在一本叫《亚洲、太平洋战争》的书中做过统计，日本士兵将近90%死于二战最后一年。

日本士兵，喜欢往家里寄明信片，然而到了1944年，大部分明信片的寄送突然停止了。

被派遣到新几内亚的日本第十八军，10万人竟有9万人活活饿死。1945年春天打响的硫磺岛战役，日本守军遭全歼，阵亡23000人。

在他们的故乡，孩子们在家中疑惑：“奇怪了，父亲的信一直不来，隔壁村的谁家也是。”

日本政府不让国内知道士兵大规模死亡的信息，谁去调查或收听外国广播，会被治重罪。

终于，美国两颗原子弹把日本炸回了原始社会。

比日本人更惨更无辜的，是330万中国军人、800万平民伤亡，以及派往海外征战占总人口16%的朝鲜人。

鲜活的生命，化成一个个冰冷的数据。无数消逝的生命未能得到一块简陋的墓碑。我们今天依然在追问，这场人类历史上罕见的悲剧到底是如何发生的，疯癫的日本人真心忏悔了吗？

十、结尾

看日本帝国这段兴亡史，我经常回想过去中国40年一步步走向强盛的过程，两者形成了鲜明对比。

我们前面说过，早在西乡隆盛时代，稍微有点起色的日本，就已开始筹划通过对外战争解决国内矛盾，一直到1945年毁于二战，大日本帝国自始至终输出的就是血与火。

可今天的中国呢？同样在崛起，但绝对可以自豪地说，我们今天的成就，没有任何血污，也从未通过对外战争解决国内矛盾，干净得像一张白纸。

其实一个国家的崛起，牺牲是必然的，只是牺牲自己还是让别人替自己牺牲的区别。

为了今天的成就，过去40年，中国牺牲了无数的田园风光，制造了数不尽的“空心村”，以及成千上万无法跟父母团聚的留守儿童。

1.7亿人外出务工人员，常年漂泊在外；每年像潮汐一样的春运，总运量超过4亿人次；还有那些驻守边疆的士兵和建设者，往往一待就是十载、数十载。

然而，这背后都是一个个渴望团圆的普通人；他们有爱，有家庭，也有孩子和父母。但就是这些普通人的牺牲和贡献，组成了这个国家的富强和崛起。

过去老听中国和平崛起之类的话，但很多人不知道，这简简单单的几个字，背后深藏了多少只有我们自己才懂的苦与泪。

纵观过去各大强国崛起之路，从英国日不落帝国的殖民扩张，到美国的门罗主义，再到日本东亚共荣圈的野望，哪一个不是血迹斑斑？

老有人嘲笑中国人不懂现代文明，其实一个国家最大的文明，就是靠自己双手创造自身幸福，不当强盗，不抢别人碗里的东西。

由于西方强大的宣传能力，今天还有好多中国人对自己的国家不够自信。其实多了解点其他国家的兴衰史，就会发现，大可不必。

人类历史上，像中国这样持续40年高速增长、却不对外扩张的大国，世界历史上非常罕见，甚至绝无仅有。包括今天的印度，崛起之路，都是带刺的，稍有点颜色，就大肆开染坊。正因为如此，我更愿意相信，中国能行稳致远。

那些通过血与火的方式崛起的国家，以己度人，老觉得中国会越来越危险。

想想挺可笑的。

值得庆幸的是，今天中国早已不再是甲午战争时期的中国，也无惧这类恶意揣测。

兴亡谁人定，盛衰岂无凭？山高水远，冷暖自知，走自己的路，不挡他人活路，就不怕野鬼和豺狼。

来源：血钻故事，作者：血钻故事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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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倍自曝：特朗普还没上任时，我说服了他要对抗中国

2020年09月27日 来源：环球网

【环球时报综合报道】《日本经济新闻》26日报道称，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日前透露，他2016年11月访问美国时，曾与当时尚未就任美国总统的特朗普谈及在中国军事崛起的背景下日美同盟的重要性，特朗普执政后的表现表明，他的话有效果。

安倍接受《日本经济新闻》采访时称，特朗普在竞选美国总统时曾表示要从远东撤军、修正日美同盟，这让日本外交面临十分紧张的局面。但安倍在特朗普就任之前向后者阐述了中国给日美同盟带来的危机，这是直至他卸任前，日本都能与美国构建稳固关系的起点。

安倍表示，2016年11月17日，他与特朗普在特朗普大厦进行会谈的时间长达一个半小时，超出预定时间一倍。对于特朗普来说，安倍是他竞选总统成功之后会见的首位外国首脑。安倍对特朗普说：“你打败（政治精英）获胜。我也曾以在野党的身份进行挑战，完成政党交替。”特朗普回答：“这是我们的共同点。”

安倍认为，“特朗普与此前的美国总统类型截然不同。在他就任之前会见一下比较好”。如果当时无法就日美同盟以及经济贸易的重要性达成共识，日本恐怕就无法维持当时的外交局面。他透露，自己拿出中国和东亚形势的图表来说服特朗普。特朗普问道：“中国从何时，以什么样的速度增加军费？”安倍回答：“中国近30年增加了约40倍军费。世界上没有以这样的速度增加（军费）的国家。”特朗普对此感到十分吃惊。

安倍还以中国的潜艇数量举例称，这些潜艇的“目标就是在西太平洋地区活动的美军第七舰队”。安倍称，这不仅是日本（要面对）的问题，也是美国的问题，“希望能保持美国的存在感”。

此后，日美共同主张“自由开放的印太”构想，并获得澳大利亚等国支持。安倍表示，在与特朗普的首次见面中，“与他约打高尔夫也是目的之一”。安倍任内共与特朗普进行5次“高尔夫外交”，正式会谈则有14次。安倍称，特朗普常对他说“短期来看朝鲜是问题，中长期来看，中国是问题”，这说明自己首次与他会面时的表态奏效。

另据日本《读卖新闻》26日报道，安倍的胞弟、日本现任防卫大臣岸信夫接受该媒体采访时表示，将进一步强化日美同盟的重要性。希望两国在包括太空、网络、电磁波等新领域加强合作。（郭伟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