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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可能沦为战时总统

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

在美国，成功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展开竞选时，难免同时承诺在国内慷慨解囊，并致力于提振美国人的士气。他们最终几乎总是将国家带向战争。

假如拜登在11月3日成功击败特朗普，他会成为这条规则的罕见例外吗？那不只视乎他和他的国家安全团队如何组织实施美国的外交政策，还视乎他们所处的世界有多么稳定。坏消息是，大流行病发生之后的和平局面，是历史上另一罕见之事。

首先，民主党人实施进步政策，随后走向战争，如此记录长达一个世纪以上，令人称奇。想想看伍德罗·威尔逊，他因发表过法西斯主义观点而在今天饱受进步主义者的非难，但在1912年，他是作为进步主义者获得总统候选人提名并当选的。

威尔逊在巴尔的摩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的接受提名演讲，是提振美国人士气的经典之作。他对与会代表说：“我们必须开口，这不是为拉选票，而是要安顿一个民族的思想和良知，这个民族深受这样一种信念的触动：他们的道德和政治发展已到达一个关键转折点。我们所面对的是一个正在觉醒的民族，她已无法容忍盲目追随的虚假做派……这个国家也不再更容易受到对真诚的正义这种高蹈论调的无私吁求的影响。”

威尔逊宣称: “这个国家内部已经处于战争状态，不必如此，不可理喻。”但眼下，“这个国家的各方力量正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特权和私人控制，他们正在追求相较于过往任何时代的成就都更为伟大的目标。他们正在扫除不公正，为的是再次维护人类生命的基本权利。”

在任期间，威尔逊也拿出了进步主义政策。他的“新自由”议程削减了保护性关税，引入了第一个联邦所得税，通过了《克莱顿反托拉斯法》（Clayton Antitrust Act），促成了联邦贸易委员会，当然还有联邦储备委员会的成立。他的再度当选，部分是因为誓言确保美国远离第一次世界大战，但在1917年4月就任后，他的行动走向了反面。

这一模式在接下来的一百年间不断重复。大萧条期间，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因承诺实施新政而得以登上权力巅峰。1932年，在芝加哥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罗斯福告诉他的民主党同僚: “眼下，在这里，我们要下定决心，沿着真正的进步之路，真正的正义之路，为所有公民谋求不论大小、多少的真正平等之路，再度踏上这个国家被中断的征途。”旨在通过增加联邦政府权力来减少贫困和不平等的大量立法随后及时出台。尽管反战情绪比威尔逊面临的还要强烈，罗斯福仍在1941年将美国带入第二次世界大战。

1948年7月，哈里·杜鲁门在费城发表的接受提名演讲延续了这一传统: “民主党是人民的党，共和党是特殊利益集团的党，过去一直是，将来也会一直是。……1932年，我们在攻击特权和贪婪的堡垒。我们在战斗，要从神殿驱走兑换银钱的人。1948年的今天，我们要捍卫民主和机会平等的堡垒，这堡垒是这片土地上普通人民的庇护所，不是受宠的阶级或少数权势人物的庇护所。”杜鲁门击败了托马斯·杜威（Thomas E. Dewey），这一著名胜选出人意料，之后，他于1949年初公布了国内“良政”计划（Fair Deal）。不到十八个月后，朝鲜入侵韩国，美国回到战争状态。

约翰·肯尼迪和林登·约翰逊在他们之间为修辞方面的提振（肯尼迪）和进步主义的立法（约翰逊）设定了新的标准。但到1968年，无论是民权立法还是“伟大社会”计划，都无法从越南战争的残骸中挽救约翰逊的总统生涯。

后来就任的几位民主党总统竭力避免林登·约翰逊的命运。但这个世界不会将吉米•卡特、比尔·克林顿和贝拉克·奥巴马置于和平环境下追求他们的国内议程。1979年2月伊朗革命之后发生的人质危机和十个月后的苏联入侵阿富汗，给了卡特的总统生涯以致命打击。克林顿花了数年时间，试图避免在索马里、卢旺达和波斯尼亚卷入外交纠纷，直至这些纠纷中的最后一次迫使他进行军事干预。奥巴马或许依旧认为，他不干预叙利亚内战的决定是他最好的决定之一，但有关使用化学武器的红线——最终成了一条粉红色的虚线——实际上是他担任总统期间最耻辱的一章。

拜登周四（8月20日——译注）晚间的演讲延续了民主党修辞高蹈的悠久传统，这完全可以追溯到托马斯·杰弗逊。拜登宣称: “假如你们将总统大任托付于我，我将启用我们当中最优秀的人，而不是最差劲的人。我将成为光明而非黑暗的盟友。我们，我们人民，是时候团结起来了。毫无疑问。团结起来，我们就能并且将战胜美国这个暗黑无边的季节。我们将选择希望而非恐惧，选择事实而非虚构，选择公平而非特权。”撰写这篇演讲稿的人一定做了充分准备。有时，我想知道，是不是有一种算法，基于先前所有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接受提名的演讲，整合出了这篇演讲稿。

自1912年以来，除了一次民主党人的演讲之外，其他所有这些演讲的共同特点都是，仅以极少篇幅阐述外交政策。例外是约翰·肯尼迪1960年在洛杉矶发表的有关“新边疆”（New Frontier）的演讲，其措辞大体而言是半冷战性质，着眼于在国家安全问题上胜过理查德·尼克松。拜登没有走到那一步。他接受提名的演讲中，只有不到3%的篇幅涉及外交政策，而且既庸常又简短。拜登承诺“与我们的盟友和朋友站在一起”，不再“讨好独裁者”（没有提到名字），不会对“美国士兵头上的俄罗斯赏金”或对干预美国选举的“外国力量”视若无睹。就是这样。唯一提到中国的地方，涉及美国必须减少对中国制造的医疗用品和防护设备的依赖。听拜登的演讲，你不会了解到，正如我在这里和其他地方反复指出的那样，美国已在第二次冷战中陷入困境。

无疑，大多数倾听拜登演讲的人和他一样，都心照不宣地希望，第二次冷战在他宣誓就任的那一刻会告一段落。正是拜登，在谋求获得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时给出了这样的观察：中国人“不是坏人”，“不是我们的竞争对手”。本月早些时候，他似乎还准备承诺取消美国对中国进口商品加征的关税。

我有坏消息。发动第二次冷战的不是唐纳德·特朗普（本处有删节——译注）。而且，正如我两周前指出的那样，他有关一个复兴的中国不仅在经济上挑战美国，而且在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上挑战美国的观点，得到了中国知识分子和许多普通中国人的广泛认同（尽管这很难确定）。同时也请注意，过去几年间，美国的反中情绪在民主党人内部和共和党人内部的壮大几乎一样多。

2021至2024年，一般认为是拜登担任总统的首个也可能是唯一任期，这期间世界维持和平局面的可能性有多大?拜登上周四（8月13日——译注）的演讲聚焦于新冠肺炎疫情对美国造成的不利影响，这并非不合情理。但对即将上任的拜登行政分支来讲，关键问题不是如何应对这场疫情，因为我怀疑，人们也无法肯定，这场疫情到明年1月基本上就会结束。关键问题不是像许多民主党人认为的那样，如何最恰当地花掉美国可能借到的所有资金，既然所有财政和货币约束都被抛在一边了。关键问题是，这场大流行病过后的世界整体而言将变得多么不稳定，以及中美关系将变得多么尤其有害。

历史并没有提供太多乐观的理由。如同1918至1919年间那样，战争时期过后往往就是瘟疫时期，但因果关系的方向也可能相反。古代世界的大瘟疫，如伯里克利时期雅典的天花（公元前429-426年），或重创罗马帝国的安东尼瘟疫和查士丁尼瘟疫，并没有带来和平时期。举个例子，自公元541年开始，在腺鼠疫横扫其帝国后不久，皇帝查士丁尼发动了一场成功的战役，从东哥特人手中重新夺回了意大利，并与萨珊王朝（波斯）恢复了战争。

十四世纪四十年代的黑死病是历史上最具灾难性的的大流行病之一，夺走了欧洲三分之一到五分之三人口的生命。但这场瘟疫并没有阻止英法百年战争的发生，这是历史上最旷日持久的冲突之一。百年战争始于1340年6月24日，当日，爱德华三世（Edward III）的海上远征军在斯鲁伊斯战役（Battle of Sluys）中摧毁法国舰队。六年后，尽管饱受瘟疫蹂躏，爱德华仍发动了一场跨越英吉利海峡的入侵，占领了卡昂（Caen），并向弗兰德斯（Flanders）进军，在克雷西（Crécy）重创菲利普六世的军队，继续前进后征服了加莱（Calais）。法国国王的盟友苏格兰的大卫二世（David II）随后入侵英格兰，熟料竟以失败告终。

1355年，爱德华三世的儿子“黑王子”（Black Prince）率领另一支军队进入法国，在普瓦捷（Poitiers）取得一场重大胜利。英国的第三次入侵进行得不那么顺利，带来了1360年的短暂和平，但战争在1369年重新开始，断断续续进行到1453年。

当时，没有人知道两国正在进行一场“百年战争”。历史学家直到1823年才创造出这一术语。但这就是历史。大多数人依旧没有意识到，第二次冷战已经开始。第一次冷战是一个历时四十年的事件。但谁会说，眼下的美中冲突不会是又一场百年战争呢？

灾难会接踵而来。大流行病造成了一连串的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这些问题反过来往往会触发跨界冲突。比如，新冠肺炎在整个发展中世界尤其是非洲对粮食生产的扰乱，不仅引发了饥饿，还造成人口的流离失所和政治摩擦。

就政治摩擦而言，不妨看看周围已经发生了什么。自新冠肺炎爆发以来，俄罗斯和土耳其实际上瓜分了利比亚，中国和印度士兵在两国边界地带发生了肉搏战，贝鲁特港口发生的爆炸导致黎巴嫩政府摇摇欲坠，白俄罗斯爆发了革命，马里发生了军事政变。和平近在咫尺吗？好吧，随着以色列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关系实现正常化（特朗普的女婿贾里德·库什纳理当因相关协议的达成而收获更多褒奖），中东是出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突破。但认为伊朗仅仅因为乔·拜登入主白宫就将暂停其在该地区邪恶活动的任何人，都不了解德黑兰政权。

美国与中国之间，处在危险境地的核心议题不是特朗普的关税，不是他企图让一家美国科技公司接管Tik Tok，不是香港，也不是新疆，甚至不是中国在多大程度上要为新冠肺炎大流行病承担罪责（本句有简化和改动——译注）。核心议题是台湾，且这一议题将在几周后爆发，届时，美国针对华为的新规定将生效，该规定切断了华为使用不论是利用美国技术还是软件生产的进口半导体的所有渠道。正如我的彭博观点栏目（Bloomberg Opinion）同事蒂姆·卡尔潘（Tim Culpan）上周所言，这确实是一个“核选项”，因为它“可能扼杀这家公司，从而招致北京的报复”。

有没有人想过，为什么是日本在1941年12月攻击珍珠港？正如哈佛大学的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最近提醒我们的那样，这是因为美国施加了日本无法容忍的经济制裁。是的，是这样的: 在民主党总统乔·拜登领导下，大多数人都希望与之建立联络。（格雷厄姆·艾利森，生于1940年，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著有《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译注）

上周的虚拟大会是仇恨共和党人，尤其是仇恨唐纳德·特朗普的绝佳机会。但尽管有很多缺点，特朗普仍维护了一个伟大的共和党传统——不发动对外战争。在过去一个世纪间，共和党鸽派规则的例外当然是小布什，在阿富汗和伊拉克，他让美国陷入两场战争。其他共和党总统——哈丁（Warren G. Harding）、柯立芝（Calvin Coolidge）、胡佛（Herbert Hoover）、艾森豪威尔、尼克松和里根——因为派出了数量很少的年轻美国人参战，远远少于他们的民主党对手，而值得关注。（虚拟大会，指2020年8月17至20日间，主要以在线方式举行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译注）

“Timeo Danaos et dona ferentes”，这是古罗马诗人维吉尔（Virgil）的一句诗，通常被译为“谨防怀揣礼物的希腊人”。听到民主党人发表提振人心的演讲，当中满是要在公共卫生、教育、医疗和基础设施等领域投入数十亿美元（对不起，应该是数万亿美元）的承诺时，我感同身受。

假如我能很容易想到一个人——当然是不经意间想到，并且这人拥有最良善的意图和最令人振奋的辞藻——要将第二次冷战变成第三次世界大战，那么这人就是自封为罗斯福继承人的乔·拜登了。

（作者生于英国，现任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彭博新闻社专栏作家，著有《帝国》、《文明》、《广场与高塔》。本文原题“Joe Biden Could End Up Being a Wartime President”，由彭博新闻之彭博观点栏目发布于2020年8月23日。译者听桥，有多分段，及极少量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