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宁2020-09-04来源：观察者网

房宁|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

导读

疫情未消，洪水侵袭。自入汛以来，长江流域多地发生洪涝灾害；随着秋汛的来临，黄河流域也进入了洪水防御攻坚战……

若将时间轴拉长，放眼中国历史，会意识到中华民族已同水灾斗争数千年，但中华文明从未因水灾而中断过。

就治水一事，观察者网采访了曾考察过多项水利工程，并于2017年系统走读了京杭大运河的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房宁。本文根据采访整理而成，已经作者本人校订。

【文/房宁，采访/观察者网 李泠】

今年长江淮河流域发生了较大洪灾，这与全球气候变化有一定关系，但中国境内水旱灾频繁，某种意义上也可算是我们的“宿命”。

从古代到当下，我们中华民族一路走来，始终在努力地适应生存环境，而治水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事情。精卫填海、大禹治水等神话故事，都和治水有关；历史上，治水一直是中国社会生活，乃至国家治理中的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

自然条件

世界其他地方也有治水问题，但是这问题在中国尤其突出。之所以如此，和中华民族形成、成长的自然地理环境及气候条件有关。世界四大古代文明，只有我们中华文明延绵数千年至今不断，其中一个基础性原因，就是我们的自然地理环境、气候条件，我将此称为：“华夏空间”。

所谓“华夏空间”，中国东面、南面是浩瀚大洋，西面、北面是高原、荒漠，山海之间形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区域。自然屏障能够有效抵御外部因素的干扰——虽然历史上北方游牧民族常常袭扰中原地区，但在此过程中形成的中华民族保持了不断的血脉。

华夏空间内部主要有七个大河流域：北方有永定河、海河、黄河，南北方交界是淮河，再往南有长江、钱塘江及珠江等等。以长江、黄河为主的七个流域加上三个气候带，构成了华夏空间的水文气候条件。

这个华夏空间总体上可算得是平坦富饶，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华北大平原。北京有一处名胜“八大处”，在八大处朝东的山腰上有一块镌刻着乾隆皇帝诗句的石碑——“至此无山”碑。此言出自乾隆皇帝诗词：“西山至此更无山，故是以当结局处。南临平野千里余，北鲜林峦蔽太素。……”确实，从北京一直到长江中下游流域中间几乎是一马平川。

政治制度条件与制度功能

纵跨三个气候带，再加上几条大江大河中下游地形平坦，华夏空间内部非常适合农业生产，但也会经常发生水旱灾害。像我们这一代人，经历过1998年大洪水，这是新中国历史上最严重洪灾之一，今年长江中上游又发生了大洪水。但是，因为中国地跨三个气候带，所以全国各个流域同时发生灾难的可能性不大，长江、黄河流域同时发生洪灾的概率也很小。

这样的地理环境，总体是有利于农业发展和人类生存的，但需要一个重要的社会条件，即国家要在三大流域之间调剂余缺，周济四方。为此，中国从古代开始逐渐建立了一条能够在“华夏空间”中实现南北互济、沟通国家的治理体系和调节机制，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从而把国家这样一个行政共同体变成了一个经济共同体、社会共同体乃至文化共同体。正是在行政、经济、社会、文化这四个共同体的意义上才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中国。

讲到中国，人们总爱说：大一统。可是为什么自古以来就是“大一统”呢？是什么构建了“大一统”？当然不仅仅是暴力，更重要的是建构起了共同的社会生活。

统一国家的物质基础和基础工程

历史上华夏空间的形成，除了自然条件和政治条件，还有工程条件，也就是所谓的水利。

今天我们一讲水利，人们可能就会联想到修水库，其实更重要的水利工程是开凿运河。中国是人类历史上最早开凿运河的国家。迄今为止，世界上开凿时间最早、最长且还能发挥功能的一条运河，就是中国的京杭大运河。

京杭大运河的开凿可追溯至2500年前。春秋时期，吴国夫差为了争霸，开凿邗沟。今天京杭大运河扬州到淮安一段，大致就是当年邗沟线路，邗沟沟通了长江、淮河两大流域。

此后历朝历代不断修建，战国时期秦国修了直河，也就是如今京杭大运河最北段，北京到天津的北运河的一个段落。

到了隋代，京杭大运河以洛阳为中心，往东北方向经山东临清连通北京，名为永济渠；另一条往东南延伸到扬州，名为通济渠。

及至元朝，因北方进一步发展起来，元朝定都北京，所以就把京杭大运河改直，变成大致的南北走向，现今的京杭大运河就是以元代的京杭大运河为基础的。

再到明清，京杭大运河的作用更为重要，那时漕运制度渐趋完善。举个例子，康熙皇帝每逢初夏都会询问长三角松江府的官员下雨了没，如果没有下雨，那他就要准备赈灾，调节南北了。

明清时期，每年都要从南方运送大量稻米、竹、木、丝绸和其他工艺品到北方。而北方除了运送煤炭，也要运大量棉花到南方织布，织完再运回。当时运河上的漕船最大能运35吨，河面上可谓千帆过尽，一时繁荣。

必须有这么一个南北互济、沟通中国的运输系统，才能保证在经常发生水旱灾害的自然地理空间里维持国计民生，保证统一的社会生活。京杭大运河算是古代华夏空间当中最重要的一项基础工程，即是国家大一统的基础工程。

2017年，我们从北京出发，沿着京杭大运河一直徒步走到杭州拱宸桥，行程1600公里，期间系统考察了大运河。我们深深地体会到京杭大运河是中华民族“母亲河”。面对频繁的自然灾害，华夏民族之所以能延续至今，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有所谓的制度优势，即能够实现国家范围内的统筹兼顾。

曾有国际组织统计，世界上大概有十一亿人无宗教信仰。一些人认为，中国人的宗教信仰比较淡薄。我认为这也许与华夏空间及大一统有着密切关系。

宗教在一定意义上是人类关于灾难的集体记忆。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诞生在中东地区相对恶劣的自然环境及频繁的战争与冲突的时代。相对于其他文明，中华文明虽也历经坎坷磨难，其中不乏灾难，但得益于华夏空间的庇护以及大一统的政治调节，历时数千年绵延不绝。这意味着，中国可以依赖较为稳定的自然环境和有效的治理体系来维系民族的生存与发展。

与其说中国人无宗教信仰或宗教信仰薄弱，倒不如说比起信仰上帝，中国人更信仰“大一统”，只要华夏空间里风调雨顺，再加上有好的领导，有好的治理体系，就能实现国泰民安。

中国现代化的基础工程

新中国自建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推行工业化、现代化，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中国能用仅占全球7%的耕地养活世界近1/5的人口。在现代化进程中，中国又有了新维系国家的基础工程，它们是：南水北调、西电东送、西气东输等三大工程，以及像血管和神经网络一样遍布全国的高铁、高速公路和国家电网系统。

中国有四大资源位居世界第一，分别是水能、煤炭、人力以及市场资源。而华夏空间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东西以腾冲-瑷珲连线为界，资源错配。中国自然资源——即60%以上的煤炭资源和80%以上的水能资源——主要分布在瑷珲-腾冲线以西，而人力和市场资源主要位于瑷珲-腾冲线以东。

就发电来看，中国的水电前景无限。现在我们的电站主要集中长江干流以及重要支流雅砻江和大渡河上，保证瑷珲-腾冲线以东，特别是珠三角、长三角地域的用电需要。长江三峡以及大渡河、雅砻江上的水电站群发挥巨大的作用。今年长江中上游发生大洪水，但长江主干流和三峡大坝安然度汛。大渡河、雅砻江上的梯级电站发挥了重大作用。

以大渡河论，今年大渡河流域发生了百年一遇的大洪水，对长江干流以及三峡大坝形成了巨大压力，但在统一调度下，大渡河流域10多做大中型水电站联调联动，“秒杀”百年一遇大洪水，使之迅即降为20年一遇。今年的抗洪的实况表明，长江上游支流的水电群的建成已经使长江洪灾得到了历史性的解决，长江将从此安澜。

长江不仅安澜，而且长江之水造福中华民族。现在中国主要工业带长三角、珠三角的电力供应主要依赖长江中上游的水力发电。三峡电站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水电站，装机总容量高达2240万千瓦。长江支流大渡河、雅砻江上梯级开发电站多达40多座，目前已经建成发电的水电站已达20多座，其总发电量远远超过三峡，已有三峡发电量的两到三倍，将来两江梯级电站全部建成将有4至5个三峡的发电量，将为中华大地提动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动能。

谈完水电以及西电东送，再谈南水北调。南水北调分东、中、西三线，目前中线、东线已完工运行，西线工程仍在规划中。

我从小在北京海淀长大，小时候海淀水很多。人民大学西门外面是万泉庄，往北是巴沟，那里到处都是稻田、河塘。而那时北京人口不到500万，城市规模不大。我上中学时，坐在学校西教室楼的临窗的课堂，转脸看去就能看到颐和园的佛香阁。如今北京人口突破2500万，水的消耗量极大。海淀一带鲜见河塘，早已成了水泥森林。

南水北调是必须的。现在汉江流域的丹江口水库每年向河南、河北、天津及北京输水近100亿立方米，2014年以来南水进京已达50多亿立方。现在北京人饮用水的70%是千里而来的汉江之水。

南水北调、西电东送、西气东输及高铁、高速公路、国家电网，这六大工程都是改革开放后建立起来的，和历史上以大运河为代表的水利工程一样，把整个现代化中国连为一体，是我们伟大时代的伟大工程。

文化共同体

中国不仅是一个行政共同体，也是经济共同体、社会共同体，而在共同的经济社会生活中，它又形成了文化共同体。

在历史上，在经济上起到了南北互济，沟通中国作用的京杭大运河，不仅把中国连接成了一个经济共同体和社会共同体，也把中国连接成为了一个文化共同体。三千里运河走下来，我们的感叹是：五千年的中国故事一半都发生在这条河上。京杭大运河是孕育中华文化的腹地。

多的不说了，就举个中国古典四大文学名著的例子吧。中国四大古典文学名著都和运河有关。

像《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其出生和去世地都在大运河的北段起点，也就是北京的张家湾。而他祖上任江宁织造监督，运河上曹家的买卖很多，单是张家湾，就有他家的码头、当铺、仓库等，产业庞大。

《水浒传》故事发生的背景地就是大运河旁的水泊梁山。《水浒传》作者施耐庵在运河旁生活了很长时间。《三国演义》是作者罗贯中从小在杭州、苏州一带长大，在杭州完成了《三国演义》的写作。罗贯中也是施耐庵的学生。《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是运河之都淮安人，他一生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运河边度过的。

今天，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正在形成新的经济、社会文化共同体。人们常说“高铁改变中国”，的确是这样，现在高铁、高速公路改变了人们的空间和时间的概念，朝发夕至、朝发午至、夕发朝至大大增强了社会的流动、人际交往。古代京杭大运河曾起到了这样的作用，当年从北京到杭州走陆路一般需要两个月，但如何乘船走京杭大运河不足一月便可到达，而且还可以大大省去陆路的颠簸，旅行费用也低得多。

现在的交通运输系统快速、便捷、发达，深刻改变了中国的人际交往和关系。更不用说，建立在新技术基础之上的通讯手段的革命带来的自媒体革命。

新时代的新工程、新技术正在塑造新的国家、新的民族和新兴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