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民仲平  摆摊论江湖

民仲平最近看到一片官方媒体的文章，是讲原天津市代理书记黄兴国与骗子荆毅的事。

报道的大体意思就是，懂一点风水皮毛知识的普通百姓荆毅，利用了黄兴国迷信的弱点，让黄兴国相信自己有大背景，从而让黄兴国听命于自己，甚至让本是清官的黄兴国为了自己而心甘情愿的走向堕落的深渊。

民仲平看罢，颇感此文有些瞧不起黄代理书记了。

作为一个有着近二十年说省部级资历的封疆大吏，就能这么被一个天津下岗工人拉下水？把自己仕途进步的希望都寄托于这么一个人？

当然，这只是我的怀疑。我也不知道当时黄兴国是怎么想的。但是民仲平知道黄兴国是怎么一步步走到天津代理书记这个位置的。

他的仕途有两个快速进步期，一个是从公社书记到地委书记（13年），一个是从普通地委书记到省委常委、宁波（副省级计划单列市）市委书记（4年）。从这两段时期，我们或许可以看到他并不简单的那一面。

01

3月的北京春寒料峭。但大地回暖、百芳争艳、嫩枝吐绿的时节马上就要到来了。

这一年是1994年，这一年的陈良宇是48岁。陈良宇如同这北京的春天一样，充满着朝气，当然也有艳压百芳的傲气。

15个月前，在上海市第六次党代表大会上，党龄仅有10年，任上海市委副秘书长仅有2个月的陈良宇当选上海市委副书记。

新提拔的副部级干部，是必须要到中央党校学习的。所以陈良宇在1994年的春天来到了位于北京颐和园北邻的大有庄100号院，进行为其两个月的省部级进修班学习。

这时候的陈良宇，早已不是当年在上海市委老干部局时谦虚、朴素的陈局长了，而是一个生活考究、心高气傲的陈书记了。

外表高大儒雅的陈良宇，颇有上海滩“老克勒”的风采。

在党校学习的时间里，陈书记的酒局排的满满当当，毕竟当时有很多故交刚赴任北京不久，年轻的陈良宇肯定是要拜访到位的。另外，还有很多同学之间的酒局，这是那时候党校的风气。

现在的同学，都是以后可贵的政治资源。

4月的一个下午，陈良宇和几个同学从省部级学员楼走出，今天他们在党校南门不远的酒店有饭局。

但陈良宇现在的政治追求很高，这种饭局对他这种层次、这种背景的人来说意义不大，所以他并不怎么上心。

和陈良宇的状态不同，参加这个饭局一个厅局级领导干部进修班学员却对此充满期待。这个学员当年仅用了18年，便从科员级的公社团委书记，干到了正厅级的台州地委书记。

但此刻的他却开心不起来，当了四年的地委书记，他发现之前让他迅速进步的方式已不再适用，如果不另寻他途，政治生命不容乐观。

现在来看，这个年仅40岁的地委书记着实很有远见，事实证明，九十年代时的一大批青年政治人物，有不少都在仕途的中间阶段中出现了停滞期，直接导致他们在淘汰率极高的政治马拉松中掉了队。这大概就是所谓的“仕途中年陷阱”吧！

台州离着上海不算远，他很清楚现在的形势，所以当他看到在中央党校94年春季学期学员名单中有陈良宇的名字时，他决定抓住这个机会，结识陈良宇，以及陈的故交。

02

当陈良宇一行人走进传统四合院式样的饭店时，这个年轻学员早已在门口躬身迎接。

1米8大个头的陈良宇在一行人中很好辨认。学员快速躬身走了上去。陈良宇旁边一个同学，向陈良宇介绍到：

这是黄兴国，浙江最年轻的地委书记，36岁就当地委书记唠，了不得！

但作为海派官场的省部级领导的他，对这样的地厅级干部见多了，并不准备高看黄兴国一眼。

到了房间里，黄兴国端茶倒水，服务十分周到，他拿出了宁波人特有的交往之道。这很对陈良宇的胃口，毕竟陈虽是出生、成长在上海，但他的家庭却是一个传统的宁波家庭。

当晚的酒局也进行的十分顺遂，气氛融洽。黄兴国在酒局上表现的十分到位，既不张扬，又不沉闷，一切都那么恰到好处。

人们对任何事物的判断，总是很相信自己的第一印象。黄兴国留给陈良宇的第一印象是不错的。随后在一个多月的学习时间里，黄兴国又几次创造机会与陈良宇交流。

位居高位的大领导往往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对自己的识人辨人能力十分自信，仿佛一眼就能看清楚这个人。

陈良宇显然觉得这个年轻的地委书记是个可用之才，他开始将这个人引荐给他的故交，让黄进入圈子。

自此，黄兴国的仕途与陈良宇和他身后的团队绑定了在一起。他的仕途不仅成功的避开了“中年危机”陷阱，甚至还焕发了第二春，迅速的完成了从正厅级到副部级地方大员的飞跃。

一年后，他便重返党校，但这一次他成为了1995届中央党校一年制中青年干部培训班的学员。题外话，这个班次，目前已经走出了六个副国级领导，12个省委书记，黄兴国是12个省委书记里唯一一个戴着“代理”这个帽子的，而他的梦想是成为班级同学里第七个副国级。

中青班学成归来，黄兴国便出任省政府秘书长。执掌省府大院一年半后，他正式出任副部级，任浙江省副省长。副省长的座位还没热乎，黄兴国又高升省委常委、宁波市委书记。从台州一个浙江普通地级市的市委书记，到副部级的计划单列市一把手，黄兴国只用了两年多。

这就是：

在仕途上，方向比努力更重要。

事后有人谈到这段攀龙附凤的往事，认为是陈良宇在黄兴国的一举一动中看到了当年自己提着各种礼物到处求神拜佛的样子，产生了同理心，所以才愿与之结交。

民仲平倒是认为，黄兴国本人在当时绝对算得上是干事之人。不同于火箭蹿升、几月一跳的陈良宇，黄兴国是基层一步一脚印走上来的，而且在每一步都有可圈可点的政绩，可能这也让陈良宇多少有些欣赏吧。

具体的往事可能只有当事人才了解了。不知道今天身体已大不如前的陈良宇，还能否想起当时的想法。

进了圈子的黄兴国，自然在政治上与经济上与圈中人紧密的结合了在一起。

以前只是和老家象山籍工程承包商小打小闹的黄兴国，决定不再只是干那些楼宇建设、修桥补路的小本买卖，他要和圈子里的人做大生意。

也是来自象山的传奇商人郁国祥，也在此后与圈中人混在了一起，在上海滩进行大手笔操作，成了他在商界的招牌动作。他、陈良宇、黄兴国以及圈中人，关系错综复杂，是中国式政商关系的一个缩影。

此后的黄兴国一发不可收拾，与圈中同仁共同推进运作大项目、大资本。开玩笑的说，黄兴国也算是加强了沪浙两地的经济交流，甚至说是沪浙经济一体化工作。

有人或许疑问，为何在陈良宇出事后，黄兴国却安然无恙？这就好比是，猎人可以轻松的猎杀一只狼，但是很难消灭整个狼群。这也是为何无论是动物还是人类社会，群居生活总是显得更有安全感一些，拉山头、搞圈子，这是天性。

03

有人说黄兴国是某位宁波籍黄姓高官的侄子。其实这是一种牵强附会，也是一种典型的中国民间对官场的想象——看到某个进步很快的年轻官员，就认为一位另一位同姓高官与他是父子关系或者其他亲属关系。

黄兴国与这位黄姓高官顶多算是同乡本家，按照古老的族谱，或许可以因为某个远祖的关系而称得上是同族，但绝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亲属。

黄兴国来自于宁波象山县一个普通的不能在普通的农民家庭，后来他能在18岁时候从一个农村青年一跃转变为公社团委书记，其贫农的家庭出身倒是颇有助益。

七八十年代的黄兴国，也就是从一个普通农村青年到台州地委书记的这段路，可以说是一个真正的中国式的千里马遇伯乐的故事。

04

1948年秋天，解放战争的胜利已经在望，从军事斗争到接管全国各地的政府成为一大要事。

北方地区在抗战的时候已经建立了广泛的红色政权，且又是八路军的主要活动区域，所以接管工作很好进行。但是东南沿海却是传统的“国统区”，没什么红色力量。

1948年10月，中央要求华东局抽调第一批1.5万名干部，奔赴南方接管政权。

当年12月华东局决定从鲁中南、胶东等地抽调干部随解放军打过长江。这1.5万极为年轻的山东学生、干部，就是“南下干部”的源头，当时他们被称为“华东南下干部纵队”。日后，他们将成为东南沿海政坛的一股极为重要的力量。

在被分配到浙江的3000人中，有一个来自胶东黄县（今天烟台的龙口市）名叫宋琴堂的18岁少年，几经辗转，最后在50年末来到象山县任职。

当时的浙江政界，基本是三分天下，一是华东野战军的军人转到地方任职的官员，二是南下干部，三是浙东游击队等当地的小规模红色力量。

由于南下干部多是上过学、有知识的年轻人，而且和以山东胶东人为主体华东野战军22军有着同乡情谊，所以颇受重视。宋琴堂在38岁的时候便成为了象山县副县长。1973年2月，他又成了县委常委，其中有一个分管领域是青年工作。

此时，刚成为晓塘公社团委书记的黄兴国，第一次和这个山东干部打上了交道。

那时候的黄兴国，勤劳能干，谦虚谨慎，而且文笔和谋事干事能力极佳，而且，他能说一口“宁普”，这让他可以和宋琴堂这样的山东干部有更好的交流能力，毕竟当时山东干部开展工作的时候经常是靠翻译的。

05

1977年，是一个很多改变开始发生的年份。

象山县委书记因为文革时过于激进被调离，副书记宋申鲁升任书记，而宋琴堂接任了县委副书记。宋申鲁，像他的名字一样，也是一名山东南下干部，与宋琴堂交情颇佳。

也是在这一年，一位来自杭州的老公安，在文革后恢复工作，出任省委常委、宁波市委书记。而老公安来自于华东野战军26军，操着一口极为浓重的山东口音。

一年后，宋琴堂又晋升为象山县委书记。这时候，他对已经是公社书记的黄兴国有了更深的了解。

80年初，干部年轻化成为一时风潮，各地开始发掘、选拔符合新时期用人条件的年轻干部。

当时尚不满30岁的黄兴国虽然很年轻，但是却并不十分符合选拔条件，因为在年轻化后面，还有专业化、知识化的要求。只是中学毕业，而且并没什么特长和关键政绩的黄兴国，这时候可能只是想到趁着这波年轻化的浪潮，赚个红利，太高的政治目标恐怕还不敢想。

但是宋老书记很是看好这位本土后生，他向宁波市委举荐了黄兴国，并且不遗余力的说服市委领导。最终，在老公安亲自圈定的年轻后备干部名单中，有了黄兴国三个字。

1982年，黄兴国从公社书记位置调任县委宣传部长，一年后又出任县委副书记。

1985年，60多岁的老公安已经是浙江省委书记。当时还只有55岁的宋老书记却主动让贤，选择提前离开一线工作岗位去人大，而在走之前，他向组织推荐的人正是只有31岁的黄兴国。

这时候的黄兴国成为了宁波市最年轻的县区一把手，在整个浙江的县域一把手里年龄也是排在最前列的。而且宁波是浙江第二大城市，87年的时候被确立为计划单列市，宁波的县委书记要比其他普通地市的县委书记地位高。

后来，因为某起发生在春夏之交的事件，中央的人事政策发生了调整。这种变化对地方的影响，一是加强各级地方党委领导班子配备与建设，二是干部年轻化继续进行，总设计师亲自站台“领导班子还是要注意年轻化，要选马克思主义者。”

随后，黄兴国作为最年轻的县委书记之一，被调任台州地委副书记，因为年龄问题，暂列几个副书记中的最后一位。

仅仅过了一年，浙江省宣传部长退二线，宁波书记孙家贤接部长，台州书记前往宁波接孙家贤，黄兴国直接越过三个副书记、一个地区行署专员，直接成为台州地委书记。

所谓的天时地利人和，大概就是这样子吧。这位之江岸边的政治新星已经冉冉升起。大家如有兴趣，可以看看最近几年崛起的浙江籍官员，他们在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的官职，几乎没有黄兴国这般早成的，绝大部分人还处于县处级领导岗位。

这时候的黄兴国，虽然随着职务的攀升，心态发生了改变，利用权力为老乡亲友办点私事时有发生，但是总体上还是保持着较为勤政公明的形象。而且确实为地方的发展是尽心尽力的，那时候他还深信继续保持现有的状态，就一定能继续步步高升。

直到他当了四年地委书记，而仕途之路没有一丝进步的痕迹的时候，他的心态和思想才开始发生剧烈的转变。

他开始反思曾经的路，他开始寻找新的进步之途，然后就有了在中央党校那一幕。

06

白恩培、秦光荣当年也是被官媒描述成一个被政治掮客苏洪波戏耍的团团转的政治小白。

黄兴国并不是那么简单，相反，他是一个极为早成的官员。他的成长进步，既有着早年自己勤奋努力、谋事干事，也有着伯乐一般的贵人相助，还有着攀龙附凤、钻营圈子的心机，更有着时代浪潮送给个人的际遇。

一个能遇到如此之多有利条件，并且能将这些条件充分转化为个人政治进步助推力的人，可以说无一不是精明至极之人。

黄兴国作为落马官员，我们当然要以正义的视角去批判他，但这并不意味着要丑化他，把他描述成一个愚蠢至极的人。我想，这样也对当年考察、提拔他的人也是不公正的，从农民青年到正部级，这一路提拔的过程中，难道大家都没发现他是个蠢材嘛。

认真客观分析他的成长、转变、堕落的过程，或许我们才能在他身上得到更多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