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法意编译  法意读书

作者：雅各布·赫尔伯格(Jacob Helberg)

译者：刘馨蔓

法意导言

斯坦福大学地缘政治与技术项目高级顾问，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雅各布·赫尔伯格2020年8月12日于《外交政策》发文称，中国安全威胁提供了重新思考美国经济的机会。文章认为，中美脱钩势在必行，只有缓急之分。全文罔顾事实，鼓吹中国威胁，尽显美式“双标”，将美国自身战略失误与发展瓶颈“甩锅”中国，认为美国为对抗中国急需采取措施扭转去工业化进程，重振国内工业，占据高科技领域产品技术高地，联合其他国家摆脱中国市场依赖。中美关系短期内难以回温，我国应放弃幻想，做好斗争准备。

本文有删节。

2011年，时任总统奥巴马出席硅谷的一场私人晚宴。席间，他转向左边那个人，史蒂夫·乔布斯，问到，苹果公司在美国而不是中国生产iPhone，需要什么条件？乔布斯明确表示“这些工作机会不会再回来了”。乔布斯的预言几乎成了全美政策制定者和企业领导人的信条。然而，中国最近对供应链和信息网络的武器化暴露了乔布斯认为不可避免的美国去工业化的严重危险。

目前问题已不在于美国制造业的就业机会能否恢复，而在于美国能否承受不恢复的代价。

这场新冷战中，工业化受限的美国就是一个易受胁迫、间谍活动和外国干涉威胁的被解除武装的国家。要保持美国领先地位，必须重建一个既安全又可靠的国家制造体系——尤其在关键的高科技领域。如美国要保护其供应链及信息网络免受中国攻击，就必须进行再工业化。目前问题已不在于美国制造业的就业机会能否恢复，而在于美国能否承受不恢复的代价。

美国的超级大国实力源于工厂车间。这个国家巨大的工业产能使其在二战中获胜，并使其在与苏联对抗中占有绝对优势。直到21世纪初，iMac（美国高科技优势的象征）仍在加州的埃尔克格罗夫生产。但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超700万个美国制造业工作岗位（超过了美国整个制造业劳动力的三分之一）已经消失。在21世纪的头十年，超过66000家生产型工厂关闭或转移海外。2000年以来，美国在全球印刷电路板生产中的份额下降了70%；中国如今占了全球产量的一半左右。高科技产业也不例外：截至2015年，中国工厂生产了全球28%的汽车，41%的船舶，超过60%的电视，以及令人震惊的90%的手机。事实上，苹果公司位于埃尔克格罗夫的工厂现在只是一个AppleCare呼叫中心。

美国在工业上对中国的过度依赖造成了两个深刻的国家安全威胁。第一个是关键物资的供应渠道问题。这种曾经被认为是牵强附会的风险，最近在英国芯片设计公司ARM似乎突然失去对其在华合资子公司的控制权时变得尤为明显。据《商业内幕》(Business Insider)报道，“据彭博社消息，ARM解雇了其中国区董事长吴雄昂，但吴拒绝承认这一决定，并继续监督ARM中国业务部门运营。ARM中国甚至不允许英国母公司人员进入其办公场所”。七年前，美国制造业联盟发布了一份易受供应链干扰的关键军事装备清单（译者注：见报告《重塑美国安全：美国国防工业基础的供应链漏洞和国家安全风险》），既有攻击性装备也有防御性装备。美国导弹依赖于中国的推进剂；美国的夜视镜则依赖中国金属。

据信，在疫情期间，中国政府还对国内半导体企业给予了优惠待遇，一边允许长江存储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继续运营，一边却要求三星(Samsung)等所有外国芯片制造商完全停止运营。这就是政治学家所称的“武器化的相互依存”（译者注：见美国乔治城大学教授亚伯拉罕·L.纽曼与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学系教授亨利·法瑞尔合著论文《武器化的相互依存性：全球经济网络如何塑造国家强制》）——利用对全球经济关键节点的控制，对竞争对手施加地缘政治影响。

美国工业依赖中国的第二大风险事关强大的两用商业技术产品的完整性: 信息平台、社交网络技术、面部识别系统、手机和计算机等民用产品也具有强大的军事或情报意义。这些产品正日益成为俄罗斯等美国对手的 "完美武器"，不断寻求不对称的方式来削弱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报告指出，“新兴数字技术……包括5G基础设施、社交媒体、区块链、数字监控、基因组学和生物技术——都被广泛认为处于这场新竞争的前沿。”中国对全球供应链关键节点的掌控，为其在核心硬件产品完整性方面提供了巨大的战略影响力。

在软件界，公众对中国制造技术系统的完整性担忧最近达到了沸点，美国政府呼吁总部位于北京的全球科技公司字节跳动与其美国子公司TikTok剥离。在某些情况下，包括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和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查克·舒默(Chuck Schumer)在内的高级政府官员甚至提出了完全暂停该应用的可能。

美国缓慢的去工业化进程对民主党或共和党均不是威胁，而是对美国的威胁。解决这一问题需要一个超越党派界限的解决方案。政府和私营部门之间必须进行广泛合作，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产品进行盘点——确定哪些高科技和重要产品必须在国内生产，哪些产品可以安全地从盟国和友好民主国家采购，哪些产品仍然可以从全球市场进口。执行这一战略并将其付诸实施需要时间和大量资源。以下是这项战略的几个重点要素。

在上世纪70年代建立战略石油储备之前，美国很容易受到OPEC国家的地缘政治讹诈。最终，加大国内替代能源的公共投资帮助美国走向能源独立。同样，美国必须根据其所需生产能力，界定和重建 "最低限度可行工业能力"，不仅要满足国家紧急情况，而且要进行长期竞争。考虑到高性能芯片对于人工智能、机器人、计算机、手机等几乎所有前沿领域取得进展来说都必不可少，努力重点可能聚焦半导体和微芯片生产领域。

重振美国国内生产力将取决于以低成本获得可靠、丰富的关键自然资源供应，建立一个庞大的熟练产业工人人才库，以及大量投资培育创新温床。

首先，如果美国不能确保以低成本方式获得工厂生产成品、制成品所需的自然资源和原材料，那么重开工厂目标在经济上是不可持续的。为与之竞争，美国及其盟友需要在宏观经济领域下一盘精明的棋，为基础设施和发展提供自己的资金。许多非洲国家已将经济未来与中国紧密交织在一起，因为他们几乎看不到其他选择。上个月，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提出成立一家国际数字基础设施公司，为这些国家购买和安装美国制造硬件提供财政激励和支持。通过提供其他援助和资金，真正赋予受援国政府权力，惠及当地人民，改变那些不愿与扩张主义独裁政权纠缠不清的国家经济方向。还可以作为一种强大工具，向美国及其盟国的制造商提供生产战略硬件所需关键原材料。

就像一家创业型科技公司挑战一家成熟企业一样，如果美国想要挑战中国在全球制造业中的主导地位，还需要为所谓的美国团队配备一支技术精湛、富有创新精神的劳动力队伍。这意味着要扭转目前暂停H-1B签证局面，再次笼络世界上最优秀、最聪明的人才。这还意味着要解决所谓贸易技能缺口，因为这一缺口导致机械和焊接等关键制造环节没有得到填补。在全美制造商协会2019年的一项调查中，近四分之三的制造业雇主表示，“无法吸引和留住高素质劳动力”是他们面临的最重大商业挑战。“我们不应该因为使用中国工人而受到批评，” 一位苹果公司高管在2012年对《纽约时报》表示，“美国已经不再培养我们需要的技术人才。”

华盛顿必须注意到这些现实，除了深化先进科学家和工程师队伍储备外，还必须为重要行业雇员提供低成本、专业化、以技能为基础的劳动力培训。官僚机构重组可以帮助政府将注意力和凝聚力集中在这个问题上：将教育部和劳工部合并为教育和劳动力部，建立一个单一实体，致力于为美国人提供整个职业生涯所需技能。虽然并非所有工作岗位都会回归，但将培训重点放在高科技制造业上，将为吸引新的、潜在的高薪工作岗位回到美国本土做好准备。

出于决策者的本能以及政治动机，他们可能会将再生产投资分散到全国各地许多城市，但一些美国最成功的全球经济活动中心在地理区位上是集中的：如华尔街、好莱坞、硅谷和汽车城。地理位置集中的区域中心将网络效应从平台经济的强大力量中释放出来，成为所在州及全国其他地区的增长引擎。

就像磁铁一样，这些区域中心吸引着世界各地人才，形成一个自我强化的循环，他们会自行迁往离行业中心更近的地方。专业知识的集聚增加了生态系统参与者之间的连接，使他们能比其他地方更快地整合其服务公司的机构知识，匹配问题和解决方案。政府和私营部门可以共同努力，建设可与中国深圳媲美的制造业中心。

一旦这一新底线确立, 美国和友好民主国家必须建立一个联合工业自由贸易区，维护美国工业基础，强化各民主国家之间自由贸易，形成一个新的民主阵营，既确保效率和竞争利益，又帮助美国跨国企业摆脱对中国市场的需求依赖。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提议将七国集团(G7)扩大为一个新的D10——即一个十国民主联盟，可以合作资助并创建替代依赖中国5G技术方案，这类提议已让集团基础显而易见。

长期以来，我们认为美国去工业化不可避免——今天，冠状病毒危机让美国人尝到了几十年忽视工业和年久失修导致的酸楚现实。美国的供应链和信息网络岌岌可危地依赖并暴露于一个一心想要摧毁自由民主制度的敌对外国政府入侵之下。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和技术高管应该考虑，在接二连三的警告面前，怠于迅速保障美国供应链和信息网络的接入及完整性，将是一个代价高昂的战略错误，也是对美国国家主权的打击。

翻译文章：

Jacob Helberg, In the New Cold War, Deindustrialization Means Disarmament,  foreignpolicy，August 12, 2020.

网络链接：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0/08/12/china-industry-manufacturing-cold-w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