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小英 张伟等  文化纵横

林小英；张伟、刘春梅、侯蜀卿、王纪尧

【导 读】

近日，江苏一家长录视频痛斥班级家长群异化，直呼“我就退出家长群怎么了”，获得海量转发和点赞，人们纷纷呼吁解决这一难题，并将“教育减负”问题再次推上风口浪尖。

中国教育减负的初衷本是减轻学生负担，但最后减负却变成了增负、转负。本文从家长微信群的家、校沟通形式入手，呈现了捧、怼、散、静四种家长群生态。张伟、刘春梅、侯蜀卿、王纪尧等研究者指出，老师主体性过度彰显，家长主体性弱化甚至缺失，以至于出现了家长们一面陷入“盖楼”谢师的无条件赞同，另一面家长内部陷入拼能力、拼资源的交互怪圈。

为什么会这样？林小英副教授指出，因为我们的教育改革举措——新课改，绩效工资改革，特色学校建设，家校合作等——实际上与改革初衷相悖。当前践行素质教育的方式与减负的方针背道而驰，突出表现在“家校分界线”与“学玩分界线”划分不合理，结果导致学校、教师、家长、学生都失去了必要的自由空间，背负上了本不属于自己的额外负担。要解决上述问题，必须从源头上进行统筹设计。

本文第一部分节选自《家长微信群中网络交互行为分析与教育应对》(《教育传媒研究》2020年第2期)，第二、三部分节选自林小英副教授在文化纵横沙龙上所作的《自由时间和空间的分配：中小学“减负”政策和实践的分析》演讲稿，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诸位参考。

▍家长微信群的四种生态

自2002年开始，家、校合作的理念从开始被关注。微信的出现为家、校及时沟通提供了新的方式，已成为个人微观叙事和表达的重要方式。笔者于2016年9月进入某地“高2016级11班”“XX中学2018级6班”“五年级四班”“三年级二班”“初2017级2班”“终极一班”“幼幼班”“苗苗班”等微信群进行线上参与式观察，发现教育者与家长作为主要教育主体在微信群的网络行为构成了四种不同的文化参与和叙事表达。

（一）“捧”

在微信群中，只要老师发布通知或消息，就会跟风地进行形式化的应景回应。

情景1 “一致性的跟风”: 一位幼儿园老师在群里发了一张幼儿的树叶拼图手工图片，家长们随即进行了应景式的回复。“老师们辛苦了，小朋友们真棒，加油！”“孩子们做的真棒，谢谢老师的辛苦付出。”“孩子特别期待今天的手工课，昨晚兴奋得睡不着，谢谢老师们的辛苦付出。”

截取此段群信息，可以发现：家长们的回应内容高度化的雷同，大多属于修修改改的、照搬照抄的系列回复。又如在某一班级家长微信群建立之初，班主任老师在群里发布了一条消息：“这三年需要大家的信任与支持，共同营造良好的氛围，劲往一处使。”家长跟着回复：“老师辛苦！”“谢谢老师，大家一起努力！”“辛苦老师，大家一起努力!”“老师费心了，一起加油!”“最辛苦的还是老师，您一个人教育这么多的孩子，您辛苦啦!”

从上述家长信息内容发布情况不难看出，“老师辛苦了”“谢谢老师”等内容频繁出现，造成大量的“无营养”回复、“盖楼”谢师。

情景2“同质性的回应”：“各位家长：今天的家庭作业是抄写第五课课后生字、生词3遍并造句，烦请督促孩子完成。”“家长们：已经进入期末复习了，知识点任务较多!请逐项检查孩子的作业!”“期末考试要来了，前天刚发的练习卷孩子每天写一张，写完父母批改一下，将分数打好，有不清楚的可以微信交流”。“现在仅有几位学生家长发了学生作业图片，不发的我可不可以认为没有写?@所有人。”“@XXX妈妈，请按我的要求督促孩子完成作业，将作业私发给我。”“收到”“好的”“老师辛苦了”“老师您费心了”等词语是家长们高词频的回复。在群中，家长们对于学校老师发布的任务和要求，大多时候会一致性、无条件地认领和执行。

随着微信群成为家、校之间的日常纽带，群成员的集体心理氛围也由此形成。为了维持与教育者的良好关系，群里的多数家长大都会表示积极的支持，会使得成员的异质性和个性被削弱，同质性、趋同性凸显，教育者与家长之间的对话更多呈现了一种“捧”式的赞同。

而这类无条件的赞同仅仅是为了迎合，没有反映出对具体行为的实际判断和实质诉求，因此也就失去了意义，沦为一种形式上的应景式点赞和应付认同，未能形成主体间性的教育意义对话。

（二）“怼”

作为公共空间的微信群也存在一些非理性的言行，使得家长微信群的公共空间衰落、公共性减弱，其应有的公共空间教育价值与意义被严重削弱。

情景3“他者性的否定”：一学生家长在群里对数学老师布置的周末作业提出异议：“XXX老师，你以试卷的方式布置周末作业，少则1张试卷，多则几张，请问这么大的作业量对孩子的学习到底有什么帮助？既然是周末，家长也有家长的安排，周末我们也给孩子报了培训班，旨在培养孩子的兴趣和爱好。”此时，该群英语老师发言：“说到教育，是你懂还是我们懂？你懂你倒是自己在家教啊！你觉得不合理你可以不做啊！看不惯你退群啊！”班主任发言：“XX家长，请不要胡乱发言，你扰乱了本群的纪律和规定，不希望有下次！”

情景4“对抗性的冲突”：一班主任老师在群里发布：“各位家长，班级有部分孩子总是不完成作业，屡次教育就是不听，这让老师我很无能为力，请家长多监管和督促。”群中XX家长及时回应：“又没写完？烦请王老师多督促！”“不该是家长多督促吗？家庭作业是家长的责任。”“我们在外打工，不在本地，希望老师多帮助一下，感谢了！”“我们不负责学校之外的”“啥子叫学校之外的就不负责？老师！”

在家长微信群的交互情景中，学校教育者主体性过度彰显，家长主体性弱化缺失。很多负面信息会被放大，形成群成员之间的误解、冲突，带来严重的内部耗散，从而直接降低家、校合作的效能，甚至是起到相反的作用。

（三）“散”

微信群作为一种社交性媒体手段，其平民化和普及化使得参与者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我陈述和表达的机会，使得话题广而杂、零而散，导致信息碎片化。

情景5“自我性的自由”：家长们会就自己所关心的孩子在学校生活方面的事情，不断、反复地向老师咨询和询问，例如作业布置、物品丢失与错拿、费用咨询与收缴、放假时间、学习情况、生活照顾、座位安排、活动布置、日常人际交往、入队入团等。同时，家长也会将微信群作为一个聊天群，发布无关紧要的信息。如每天在群里发“签到”图片，以凸显自己的“到场率”；转发搞笑视频、出行自拍图片；转发集赞链接，进行广告、拉票推送；发布孩子的成绩、证书等。有时，一些学生也会发布各种无关的图片、表情包等。

这种散聊使得群信息散乱庞杂，不利于教育者和家长接收重要信息、获得及时回应。由于个别信息的误导，还易产生歧义和混乱。群成员在驳杂的信息之间“漂移”成为一种常态，“浏览”成为一种本能。

（四）“静”

情景6“集体性的沉默”：大部分家长微信群是由学校教育者发起建立的，在建群之初，家长们往往热情高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参与者的新鲜感与热情渐渐消退，群里的信息发布和讨论由最初的每天几百条到几十条再到后来的接近零条。老师只是在需要家长协同时，发布通知信息，其他成员偶尔发布一条信息，但回应者寥寥无几，甚至鲜有成员回应。群成员都处于静悄悄的“潜水”状态、处于一种“集体沉默”状态。

情景7“差异性的身份”：微信群具有较强的交互性，但也凸显出教育者与家长之间不平等的关系，群内成员的地位往往与其文化资本、经济资本和权力资本相关。在群里活跃的发言者通常是家委会的成员，该类成员大多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丰富的社会阅历和较好的职业声望，而普通群成员往往处于弱化无声状态。

对于家长而言，加入群便意味着“在场”，其职业、收入、年龄等要素，通过成员身份得到象征和展示。微信群里的对话，并非简单的文字输入，而是一个真实的成员在网络空间的呈现。其文字背后，代表了个体的价值、品位、身份和文化。在交流过程中，地位高者往往得到更多的回应，往往成为群话题的主要发起者，因为“你的权势越大，就越能把自己的信息传递给他人”。

一些处于从属地位的成员，他们难以主动制造议题，既便是偶尔发表见解，也难以引起群里的围观和共鸣。因此，他们成为一种“寒暄式”社交的参与者，只能进行应景式的点赞。普通参与者会因种种原因而隐藏真实的自我，对于许多敏感话题，往往谨慎地选择用表情符号进行“应付”交流，使得群交流处于一问一答的低层次水平，缺乏深度对话与合作。

▍教育减负为什么知易行难？

在过去的近20年时间里，减负的口号虽然喊得很响，大家却尴尬地感觉到，教育给人们造成的负担不仅没有变轻，反而是越减负担越重了。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尬局，是因为我们的教育改革举措——新课改，绩效工资改革，特色学校建设，家校合作等——存在着与教育改革初衷相悖的地方。

（1）在新课改方面：我们推行参与式教学和探究式学习等新理念，但是学生相对较短的在校时间，除了要应对不变的考试的硬性要求外，更不足以完成这些新理念赋予的任务。结果这些任务就全都被推给了家长。家长自然感到负担沉重，不胜其烦。

（2）在绩效工资改革方面：我们将用于企业考核的关键绩效指标考核制度引入到了教育中，对教师的工作业绩进行量化考核，这其实是不合理的。因为，教育往往是最难用量化的标准去衡量的。教师对学生的关心和教导，以及学生在这个过程中所获得的成长，往往是细碎的是难以被数字所测算记录的。

（3）在特色学校建设方面：为了响应不能千校一面的号召，很多学校纷纷想方设法打自己的特色牌，有主打乒乓球特色的，有主打武术特色的等等，花样繁多，不一而足。但这些特色往往并不与升学考试挂钩，仅仅是与学校的面子挂钩，而学生却又不得不学。于是这些特色，便让学生在无形中又多背负上了一层负担。

（4）在家校合作方面：原来是觉得家长和学校之间隔得太远，但现在的问题是家长和老师之间又走的太近了，这使得老师和家长的自由时间都受到了侵犯。无论是家长，还是老师，都必须时时关注家校互动的微信群，以免错过重要信息。弦绷得如此之紧，负担自然也就如影随形，无处不在了。

用教育部长陈宝生的话来说，减负所要减掉的就是超出教学大纲的违反教学规律和学生身心发展规律的学业负担。减负这件事说起来容易，但在实际操作层面上却是没那么简单的。

教育工作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工作。在教学的过程中，赋予学生一定的主动性空间是必要的。但因盲目的强调学生的主动性，而剥夺了教师在教学工作中的必要主导权，却是一种矫枉过正的行为。

例如，在选科这件事上，其实通过调查可知，大多数学生都不知道自己该如何做出选择。但是，我们新高考的方案又强调教师要尊重学生的选择权。这就出现了一个尴尬的局面：即学生因为不知道如何选择，而无法真正有效地行使自己的选择权；而教师虽然明白如何选择，但却碍于规定，而无法对学生进行有效干预。面对这种两难的境遇，家长不得不求助于校外的辅导机构，帮助学生进行选科。于是，各式各样的帮学生进行学业规划，生涯规划的校外机构便应运而生了。

一说到校外辅导机构，就不得不提到当前教育领域中出现的一种“校内主业校外学”的怪现象。具体来说就是，为了适应素质教育的要求，学校会安排给学生很多不在考纲之列的副业，这就压缩了学生进行主业学习的时间。其结果就是，学生虽然忙的不亦乐乎，但在学习成绩上却是赤字连连。为了提高成绩，家长们便不得不安排学生们上辅导班补课。于是，本该在校内完成的主业学习，便成为了校外辅导班的职责。

在这个过程中，学校和老师往往会因为学生成绩不够理想，而遭受到家长的抨击。家长则因为要帮助学生完成学校布置的副业任务，以及支付学生上辅导班的费用，而背负上更大的经济压力。学生则是平时被副业任务占去了大量的时间，然后还要抽时间去上主课的辅导班，结果弄得心劳日拙，几无闲暇。

由此，我们会发现，在这种悖论式的教育场景中，一方面，学校和老师费力不讨好，还落着埋怨；另一方面，家长和学生又背上新的负担。其结果就是没有任何一方过得舒坦。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教育活动中各责任主体的利益定位是不一致的，甚至彼此间还存在着不可调和的零和性矛盾。

例如，在校外培训机构看来，自己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校内教育失败的基础上的；在家长看来，自己家孩子的成功，则是建立在别人家孩子失败的基础上的；在学校看来，优质的生源就那么多，别的学校教学成绩不理想时，自己才有机会把优质的生源抢过来。这样，当大家都认为自己的成功是建立在别人的失败的基础上的，只有政府希望大家好才是真的好时，不管制定政策的出发点是多么的好，政策的内容是多么的完善，其实际所起到的效果也必然会大打折扣。

而且，目前的教育减负措施无论思路再怎么新颖，理念再怎么前卫，都无法回避一个事实，那就是目前学生还是要通过考试来升学，而且升学考试的标准也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只要升学考试这块天花板还在，那么凡是与这块天花板相冲突相抵触的减负措施，最终都不免会走向落空的结局。

▍提升教育品质必须先确定家校界线和学玩界线

减负本是素质教育的组成部分，但当前践行素质教育的方式与减负的方针却是背道而驰的。这种背道而驰集中体现在两方面，即“家校分界线”与“学玩分界线”划分的不合理，结果导致学校、教师、家长、学生都失去了必要的自由空间，背负上了本不属于自己的额外负担，以致于让“减负”变成了“增负”、“转负”。

我们先说家校分界线方面的问题。现在放学时间已经成了判断学校是否落实减负措施的关键指标，目前小学一般都是3点半放学，学生在校时间确实比以往缩短了不少。但是，缩短在校时间并不能够达到减负的目的，反而还会给学生和家长制造新的麻烦，增添新的负担。

这是因为，按照升学考试的要求，学生要学的知识量是没多大变化的，并且消化掉这些知识就必须要有足够充裕的时间。而现在学生的在校时间本就不长，再加上前文提到的副业课程又占去了学生相当多的时间，结果导致学生学习必考学科的时间捉襟见肘。于是老师为了能够在很有限的时间里，把原来需要更多时间才能讲清楚的知识讲完，就不得不赶时间，抢进度。结果，学生囫囵吞枣式的听老师讲完课后，除了少数悟性好的学生外，大部分学生就像吃半生不熟的“夹生饭”一样感到半懂不懂。

这样一来，学生回到家后，其在学校里没有充分消化吸收的知识便成了转嫁到家长身上的负担。由于学生在学校里学的半懂不懂，不得要领，而家长大多又不是专业教育人士，对专业科学的教育方法往往也不甚了了。于是，一方面学生对自己的功课了解的不够，另一方面家长又对教育了解的不够，而这两个“了解的不够”碰撞到一起，必然会导致“不写作业，母慈子孝，一写作业，鸡飞狗跳”的困局。

那么面对这样的困局，家长们又该怎么办呢？出路只有一个，那就是求助校外辅导机构。而且，不仅家长需要校外辅导机构教孩子做功课，很多学校对校外辅导机构也有需求。

例如，在北京很多家长没时间在3点半后陪伴孩子，这就需要学校在3点半后继续照管孩子。为了适应这一需求，政府便出台了一个“课后330”政策，要求学校在3点半放学后对留校学生的活动也有所安排。但按照规定，3点半后属于课外时间，学校不能安排教师给学生讲课。于是，有些学校便将3点半后的时间外包给了校外辅导机构，让他们来组织留校学生开展活动。

这样，校外辅导机构便成为了应需而生的市场主体，同时也成为了当下教育链条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虽然政府三令五申，要求对校外辅导机构予以严格管控，但校外辅导机构生意火爆的最关键驱动力是家长和学校有这方面的需求，只要这种需求仍然强势存在，政府靠行政命令对校外辅导机构进行强制规范的努力，就必然不会有实质性的收效。

因此，政府与其用行政手段去直接规治校外辅导机构，倒不如去督促学校把校内的时间合理利用好。如果学校能够本着“把好钢放在刀刃上”的原则，把学生有限的在校时间都集中用在必考学科的教学上，不搞或者尽量少搞那些花里胡哨的副业，使学生在校期间就能够充分的消化吸收所学的必考知识。那么，学生的功课自然也就不再是令家长头大的问题了，校外辅导机构自然也就不会再获得野蛮生长的机会了。

升学考试对于教育很重要，但并非是教育的全部。学生升学考试的成绩要靠对在校时间的充分利用来保障，而整个教育品质的提升则要靠规范性学习时间和闲暇活动时间的合理分配来保障。这里的规范性学习时间是指，学生在学校里完成对规定的必考学科的学习所付出的时间；而闲暇活动时间是指，学生在完成必考学科的学习任务后，纯粹用来玩，用来享受生活的时间。简而言之，规定性学习时间与闲暇活动时间的分配，就是一个划分学玩分界线的问题。

仅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我国教育中的学玩分界线划分是存在着很大问题的。其最集中的体现就是，非要把学生在闲暇活动时间自由追求自己兴趣爱好的行为，纳入进正规化的课程体系设置之中，并且还要设定考核的指标，组织相关的竞赛。其结果就是，把学生的兴趣爱好硬生生地变成了学生的额外负担。

其实，每个人的兴趣爱好就是每个人的灵性，这种灵性只有在自由舒展的过程中，才能内化为一个人的核心竞争力。因此，在学生成长的过程中，一定要留出一定的时间，这个时间就是完全用来进行无目的性的自由活动。在这个时间里，学生可以尽情的玩，尽情的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这样才能确保学生教育经历的完整，才能确保学生人格发育的完善。

教育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参与教育活动的各个主体彼此间是同气连枝的关系，任何一方的体验和感受都会对其他方造成影响。因此，通过确定家校分界线和学玩分界线的最佳边界的方式，来使学校、教师、家长、学生都能够获得必要的自主空间，从而使这四方都能够各得其所，各安其位，互不伤害，互不排斥。才能让减负举措真正行之有效，才能让素质教育真正落地生根。